“余则成”地图“(之四)

2009-05-11 08:5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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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上所述,吴石是一个抱负远大,智识精湛,以国家民族大义为己任的职业军人。内战的爆发以及国民党四十年代后期的倒行逆施是其思想和行为转变的缘由。1947年他自愿结识中共并为其工作。因其时年五十岁以上,且为国民政府奉献半生,他的营垒转换及其情报生涯并未受到如“余则成”那样的丝毫怀疑。
   

   福州三月 吴石献档
   
“余则成”在军统系统被监视知终,但吴石却没有受到怀疑

   
   如上所述,吴石是一个抱负远大,智识精湛,以国家民族大义为己任的职业军人。内战的爆发以及国民党四十年代后期的倒行逆施是其思想和行为转变的缘由。1947年他自愿结识中共并为其工作。因其时年五十岁以上,且为国民政府奉献半生,他的营垒转换及其情报生涯并未受到如“余则成”那样的丝毫怀疑。
   
“余则成”地图“(之四)

 
   (图九:吴石在福州居住的温泉路官邸旧址正是今天在温泉支路的福建省温泉宾馆)
   1949年4月,吴石在广州短暂停留即赴福州莅职,临行前将一包重要情报留给何遂,何遂让何世庸与何嘉送出。这组情报包括:国民党在江南地区的兵力部署图,国民党在江南地区军队的编制、人数及装备情况以及国民党总兵力统计和总后勤方面的统计资料等,都是铅印的。何世庸借口送其妻回娘家分娩,与何嘉等夹带着这组相当数量的情报安全到达香港。
   5月初吴石返回福州,6月参加了蒋介石召开的有汤恩伯、朱绍良、李以劻等出席的福州军事会议。蒋介石很想固守福州,以屏蔽台湾。吴石违反蒋的意愿,极力阻止修建福州半永久性城防工事,使大批市民免遭劳役和战俘之苦。他通过谢筱廼送出许多重要情报。
   刘琳、陈日增写作《吴石,我党打入敌人内部最高情报官》(载《福建史志》2001)一文采访了谢筱廼。文中说“谢筱廼到榕第二天,吴石借故回老家螺洲探望老母,谢筱廼也依约到了吴家。他向吴石转达了周恩来的问候,吴石深为感动。接着他们又商谈了今后传递情报的方式。此后,谢筱廼不断从吴石那里得到各种重要情报,交给丁日初,丁日初的父亲丁超伍是国民党元老,时任福建省参议长,与董必武、王若飞是好友,共产党员丁日初受党指派来榕利用利用父亲身份掩护谢筱廼,电台就安在丁超伍河西路二号宅院的附近。每到半夜,红色电台准时把吴石搞来的情报传送给党中央。有一天吴石把一份情报交给谢筱廼,问他,我送的情报毛泽东、周恩来先生是否直接收看? 谢筱廼只能笑而不答。几天后,谢筱廼收到一份电报,是毛主席直接询问吴石先生,请他再合适一个国民党军队的番号和所在地。谢筱廼把电报交给吴石,吴石才知道自己的清白是直接送给中共中央毛主席和周恩来的。
   谢筱廼曾深情地回忆:“吴石将军为人忠厚,亲切热诚而且学识渊博。对我这当年只有二十来岁的年青人十分体贴,每星期我都到温泉路吴家一次,有时还在那儿吃饭。吴夫人也很和气,办完事,吴将军每次都亲自送我到巷口,还一再关照,万一出事要及时设法通知,好营救。在周密安排下,福州没打什么仗就解放了。吴石将军于福州解放前夕飞台湾。我们曾相约在台湾相会,后因我另有任务,未能履约。” 不仅如此,吴石还极富远见地冒险将一批原定直运台湾的绝密军事档案留给了新的人民政权。这批档案原由国防部史政局保存,共500多箱。他将其中核心部分为新中国保留下俩,这个贡献是常人难以企及的。
   此前,解放军挥师逼近南京时,国民党国防部尚保存有500箱重要军事机要档案资料,国防部长白崇禧、参谋总长陈诚主张直运台湾,而吴石则以福州“进则返京容易,退则转台便捷”为理由,建议暂移福州。国民党当局采纳了他的意见。吴石之所以要将这批机要档案转移到福州,原来他得悉将出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他打算一旦时机成熟就在福州起义,将这批军事机要档案献给中国人民解放军。 5月,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又电促速将档案运台。吴石则以“军运紧,调船难”为借口,仅以百余箱参考资料、军事图书权充绝密档案,列为第一批,派人先运台湾。紧接着的一天,吴石又下达“死命令”,当晚将档案全部转移到位于仓前山的福建省研究院书库匿藏,并向研究院院长黄觉民(黄是吴的挚友、民主人士)作好交代。8月14日,吴石接蒋介石急电令共即日赴台。15日上午,他密召亲信参谋王强到公馆,作了简要而严肃的面示:“我奉命明天即飞台北,这里的事情就交给你了,你要尽到军人天职,“人在档案在”。下一步怎么办,想必你自己懂得。为万无一失,可征求黄院长和刘通先生(原国民党立法院立法委员)意见而行。”次日凌晨吴即携眷飞台。两天后福州解放。王强即在黄、刘两位前辈认可下,将298箱保存无损的国民党军事绝密档案呈献给了解放军。

   
“余则成”地图“(之四)

 
   (图十:吴石将军与夫人王碧奎幼子吴建成1949年仲秋摄于台北)
   
   台湾七月  吴石情报
   因为《潜伏》续集没有看到,我们不知道“余则成”去了台湾以后的情报贡献,但是吴石去了台湾却为中共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情报

   
   从1949年8月16日赴台,到1950年3月被捕6月就义,吴石将军在台湾的潜伏生涯一共只有七个月的时间,这是吴将军生命中最后的七个月,也是最壮怀激烈的七个月。
   吴石赴台前,中共地下组织给他的代号为“密使1号”。吴石抵台后,就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1949年10月和11月,解放军攻打金门和舟山群岛先后失利。这两仗给解放军即将发起的渡海作战敲响了警钟。为尽快取回吴石掌握的重要军事情报,华东局领导决定派长期在上海、香港从事情报工作的女党员朱谌之赴台。朱谌之的女儿、女婿定居在台北,她可以依托这层社会关系从事秘密工作。朱谌之的任务有两条:一,构筑一条“密使一号”至中央的交通线;二、加强中共台湾省委书记蔡孝乾与华东局的联系。共产党的秘密工作有一个原则,就是尽量保持单线联系。现在让朱谌之一个人负责两条联络线,知道得太多,很不安全。但中央实在派不出另外的合适人选,只好冒险操作。
   1949年11月27日,朱谌之经由香港抵达台湾,在“密使一号”的书房里与他会面。“密使一号”迅速打开保险柜,从里面取出一只铁盒,郑重地交到朱谌之手里。盒子里的微缩胶卷全是绝密军事情报,包括:《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大、小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置图》,台湾海峡、海岸的海流、潮汐、航道资料,台湾岛各战略登陆点的地理资料分析,海军基地及舰只部署、分布情况,空军机场并机群种类、飞机架数,海、陆、空部队的番号、代号和各部队的官兵人数、火器配备,国民党军在海南岛等岛屿的设防情况,国民党军密码编程;包括准备在解放军渡海作战时发动战场起义的国民党军将领名单及所率部队番号、驻地;包括大陆残留国军番号、兵力、位置及准备坚持游击战的计划安排,大陆潜伏特务网情报等等。这批情报迅速通过香港传递到华东局情报局。
   1949年8月,何遂及女儿何嘉也在台北,他们原本是准备留在台湾工作的。何遂的二子何世平已经在台湾台南、高雄等地盐务机构工作三年多了,母亲与他们一家人同住。张执一这年春天还到台湾检查并安排过他的工作。但此时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上海解放后何康任职军管会农林处处长,外电包括港澳媒体的报道中出现了何康的名字。这消息传得很快,何世平的同事已经公开散布:“何家弟兄都是共产党。”这就使何家人失去了在台湾继续工作的基础,组织上急令他们撤出。吴石关心朋友的安危胜于自己,他一再催促何遂赶紧离开虎口。经过商量,何遂的家人于8月末9月初由基隆乘船到广州,然后转往香港。随后,由吴石买好从台北直飞香港的机票,并亲自送何遂到机场,看他走进了飞机。紧接着,吴石也悄然来到香港,经何嘉联系,并陪同他到港岛牛奶公司与余秉熹见面,他们单独作了长谈。事后,何嘉陪吴石渡海过九龙,吴石笑着对何嘉说:“小妹,我该给你买双鞋了,为我的事情,你的鞋都跑坏了。” 10月初,吴石再次来到香港。何嘉再去找余秉熹。余说:“万景光已来香港,这个事情今后由万景光负责。”(万时为中共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驻港的领导人)第二天,万景光就到九龙塘沙福道李朗如(香港陈李济的老板,解放后曾任广州市副市长)家来看望了何遂,随即由何家兄妹陪同万景光去见吴石。谈完话,告辞出来,万景光又命何嘉回去送送吴石。当天下午,吴石飞回台北,何嘉送他到启德机场,目送他离去。
   吴石回台后,曾三次派人送情报到香港,其中两次是由他的亲信聂曦送来,一次是托何家亲戚送来,都由他亲自封好,写明由何遂亲启。
   吴石先后经由朱枫、何遂等带给中共的情报为中共及时了解对手的情况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吴韶成在2009年回忆其父亲时曾谈到,吴石向接受情报的人问,毛主席、周恩来看到他送出的情报没有?后来他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并十分高兴。亦有文献说到,吴石送出的国民党拟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等绝密资料,迅速传递到中共中央华东局情报部和总参作战部直至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看到这批情报,在关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边上用红蓝铅笔标上不同的记号,并询问情报的来源。当毛泽东得知这批情报是吴石和朱枫送过来的后,嘱咐说“一定要给他们记上一功”,然后挥笔写下了《赞“密使1号”》的五言绝句:“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未完待续)
   “余则成”地图(之三)
   http://blog.caijing.com.cn/expert_article-137-984.shtml

   “余则成”地图(之二)
   http://blog.caijing.com.cn/expert_article-137-969.shtml
   “余则成”地图(之一)
   http://blog.caijing.com.cn/expert_article-137-95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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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浪简介:
财讯传媒(seec)集团常务副总裁。上世纪80年代起先后在《中国青年报》、《三联生活周刊》、《中国青年》杂志、《财经时报》、《财经》杂志任高级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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