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则成”地图(之六)

2009-05-13 08: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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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吴石被捕后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坚守气节并曾机智地于敌人周旋的线索有若干证据。首先,吴石被捕时曾试图自杀!其次,当时外电报道,吴石临刑前从容吟诗。一个只想着“决心下的太晚,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的高级将领,在赴台前唱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在被捕时决意自尽;在就义时吟诵着“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尽写了一段人生大义的绝唱!
 
   蔡孝乾叛变与吴石被捕
   国民党破获中共地下党是从台湾省工委的出版物《光明报》开始的。该报1948年秋开始秘密发行,至翌年8月被破获止,共出了21期。国民党最初在基隆中学发现该报,又发现台大商科毕业后在某公司任职的王明德曾将该报一份寄交他的女友,因此,将王秘密逮捕。王供出他的组织关系,隶属于省工委以下的成功中学支部。于是国民党特务对这一组织的破获,就如散珠有串,先后破获了成功中学支部、台大法学院支部、基隆中学支部、基隆市工委支部等组织。国民党特务在破获基隆市工委支部时,始得知《光明报》原属中共台湾省工委,而省工委的最高负责人为蔡孝乾。1949年11月,省工委委员陈泽民在高雄被捕。国民党保密局破获基隆市工委支部时,得知台北市前大同中学女教员季云与“老郑”(蔡孝乾的化名)有组织上的关系,并发现季的丈夫杨春霖(张志忠的化名)嫌疑重大,在1949年除夕将杨春霖逮捕。杨供出受“老郑”直接指挥,还供出自己的真实姓名和历史。国民党这才发现他们抓了个中共台湾省工委的大头目。
   由于张志忠的叛变,导致了台湾党组织其他人被捕。1950年1月19日蔡孝乾落入台湾特务手中。负责审讯的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局长叶翔之考虑他地位较高,没有用刑,进行劝诱,一周后蔡答应与叶合作。当时蔡处有一张十元新台币,上有两个地下工作者的电话,一个姓计,一个名朱湛之,蔡同意打电话联系,以便诱捕。叶当然十分高兴,但考虑蔡可能会借机逃脱,故对蔡直说:“你的资格这样高,我们自然不会为难你,但希望你能合作,不要逃跑,跑不掉的。逃跑再抓回来,那就不由我们了”。蔡当然一口答应,但随后果然寻机逃脱了。他逃脱后,一些中共的干部得以转移。
   蔡逃脱后,国民党在张志忠身上穷追线索,陆续捕获简吉(二二八领导人之一)等地下党要人,并于简吉身上发现了蔡的线索,遂在蔡逃脱三个月后,在嘉义竹崎将蔡重新捕获。这次,国民党用了重刑,蔡招供投敌,使台共的高级干部大部分被国民党肃清,台湾左翼分子和左翼机关纷纷遭逮捕或破获,洪幼樵也在从基隆开往港澳的轮船上被捕。由于蔡的叛变,导致与中共有关的1800余人被捕,此即台湾现代史上的“扑杀红色时代”。
   国民党在捕获蔡后,又于出境申请表中,发现蔡的妻妹马雯鹃(化名为刘桂麟)正在申请出境,经查保证书上所注关系人为东南长官公署交际科长聂曦代领。传询聂后,始明白此事系当时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太太所办。从吴石太太的供述中,又破获中共地下工作者朱湛之。由此在国民党军中任高级军官的吴石、聂曦等地下党员纷纷被捕,这即是轰动一时的“吴石间谍案”。
   “共党组织叛乱案编录”,这是前保密局局长谷少文于90年代初向社会公布的,内容记录每一个案子的缘由、经过和检讨,十分详实,成为每一位研究台湾政治史的人必读的资料。
   这份文件将“蔡孝乾案”列为档案文号“44901-444048”,其中“对本案之综合检讨”即直指:“……共匪各级组织基础与忠实程度,均不够坚强,一经破获追捕,即全面动摇,终至瓦解。……台共与共匪中央,缺乏直接联系,与匪华东局联系,亦时断时续,迄‘台省工委会’颇获时止,其电台尚未建立,即可概见。……匪党在二、二八事件中,所领导之台中谢雪红部,及嘉义之张志忠部,因无法联络配合,又互存依赖心理,各自为战致遭全部覆没。而军事干部缺乏,部队未经政治教育,工农群众毫无斗争经验,均属失败之主要因素。”
   蔡孝乾第一次脱逃后,毛人凤责备负责办案的谷少文。谷少文在回忆说:
   “在我,却不把蔡孝乾这件事看得太严重,我甚至相反地认为:跑了倒好。”
   “我分析了蔡孝乾脱逃后三项对我们有利的因素。首先,蔡孝乾很早便到大陆,并曾参与长征,在延安生活多年,直到中日战争结束后第二年才回到台湾;因此,他虽生于台湾,但在台湾除了党的关系之外,社会关系并不深厚,这一次脱逃,他一定会选比较可靠的党的关系藏匿。其次,因为不到半年,基隆工委会、高雄工委会相继被瓦解,最后甚至连自己都莫名其妙地被一个年轻小伙子逮住,逃亡时,他的内心必定没有安全感,时时担心被出卖,所以他不会在一个地方藏匿太久。就像在沙滩上,每走一步,必将留下足迹。第三,火车、公路局汽车蔡孝乾都不敢搭乘,因此,他的逃亡藏身地点只限于台北附近。至于航空跟海运的管制更加严格,短时间内,他绝不可能潜逃出境。”
   据繁体字版的维基百科,有龚德柏著《蒋介石黑狱亲历记》指出,蔡孝乾为“台共四大金刚”最无用最无志之人。“他在南所(监狱)时,即曾大呼与其有染的姨妹马文娟,后来主持人谷正文即将马文娟送进蔡房中以供寻旧欢,在使马投降之后经马操纵,蔡孝乾也就投降。”
   1950年6月1日,蔡孝乾在国民党的安排下在《中央日报》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并在“中央电台”做出广播,对仍在台湾活动的地下党人造成严重的打击。他说:“我是蔡孝干,也就是蔡干,在中共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也是中共极少数的台湾高级干部之一。今日中共许多党的老干部,不是我熟悉的朋友,就是我当年共患难生死的同伴...我曾经是苏区时代的中央执行委员,参加过两万五千公里长征,也曾是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内务部长。后来调任第十八集团军总政治部的敌工部长,抗日战争结束后,我是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书记,党在台湾的实际负责人。……四年以来,我们在台湾,工作不能说不努力,对党也没有叛离,中共中央对我们的支持也是热切而有利的。虽然台湾的工作环境十恶劣。
   同时,蔡孝干又以台湾人的身份向本省人做另一广播:“最后,我要向台湾同胞,尤其是向尚未自首的中共党员们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组织严峻的集团,对党员的控制,是一贯使用严格的纪律,我在中共党内二十五年,期间不知受了多少痛苦和折磨,也不知受了多少压迫和欺凌,但是我是没有任何办法反抗的……”
   还在陈泽民被捕后,蔡孝乾意识到形势严峻。他从大陆来的交通员朱谌之的神秘行踪中隐约感觉到另有一个秘密情报系统的存在,就找朱谌之商议,说部分同志身份暴露,需尽快撤回大陆,但国民党对出岛控制极严,没有国民党高官的帮助,很难成行,问朱谌之有没有什么办法。面对紧急情况,朱谌之向蔡孝乾汇报,透露了“密使一号”的真实身份——国民党“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吴石。本来,秘密情报网是周恩来安设在国民党内的一颗重磅炸弹,非经周恩来本人,任何人不得动用。现在,蔡孝乾擅自越权,启用这支力量来撤离干部。
   还在蔡孝乾第二次被捕前,毛人凤又找谷少文谈话。毛说,蔡孝乾落网时,公事包里的记事本上有许多名单,其中有一名“吴次长”。根据他的研判,此人便是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吴石。吴石出身保定军官学校,与陈诚算是前后期同学,另外,他与参谋总长周至柔的关系也不错。当日午夜,谷少文即抵台北新生南路对吴石宅进行搜查。
   读历史,细节不可不察:今天的大多数文献中都说蔡孝乾被捕叛变后供出了吴石,致使吴石被捕。但在时间上,蔡第一次被捕是在1月29号,旋即脱逃,而后在4月再次被捕。而吴石被批捕是在3月1日,即在蔡孝乾叛变之前。因此,如果谷少文的记述成立的话,可以说蔡孝乾的第一次被捕使得吴石被暴露,因而被捕。但没有直接证据说明吴石是被蔡“供出”的。
   要说中共历史上的大叛徒,蔡孝乾应当算作重要的一个了。蔡后任国民党中央国防部保密局设计委员会委员,及国防部情报局匪情研究室少将副主任兼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副局长。他的《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1970年被译成多国文字, 1968年以来他以江西苏区回忆及红军长征回忆为主题写了24篇文章,并著有《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台湾》等。1982年死于台北,终年74岁。
 
   撇清谷少文泼的污水
   
“余则成”地图(之六)

   (图13 吴石被捕时的住所在台北新生南路的地图位置(红圈内)双红圈内为吴石牺牲的地点马场町)
   
   关于吴石被捕过程的详情,谷少文的回忆中说的很详细。不过其中一些鼓弄玄虚的文字,有意无意地在往吴石将军身上泼洒污水。我想通过史料的比对,必须为吴烈士作出澄清。
   谷少文回忆在不无得意地叙述了搜查无石将军住所并逮捕后说:
   “我记得在讯问室里所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是高级将领,我认为你会被枪毙。’
   ‘我知道。’吴石垮著脸说,他的目光一直注视著乒乓球桌一处脱漆的角落。
   ‘那么,接下来就是看你自己怎么善后了。’我告诉他,能否减轻刑责,逃过一死,必须靠他自己。
   ‘靠我?我能有什么办法?’他说这话时,精神已完全崩溃。
   ‘这件事总裁还不知道,不如你写一分自白书。或许能以自首的方式减轻处分。’
   吴石抬起原已伏在桌上的头,慨叹一声说:‘唉!算了,就这样吧!’于是,他写了一分自白书,为了让上面看出‘自首’的诚意,他主动供出了许多线索。从字里行间我很明显看出他在求生的压力下所表现出来的真诚,那种态度,使人忍不住也想帮一点忙。因此,我建议他在自白书的最后最好这样署名:犯员吴石写于新生南路自寓。
   依照他的自白书,我们在一日之内又抓来了十多个人。其中,他曾提到他的主要任务是搜集国军的作战情报,然后将它交给他的领导人(即蔡孝乾),而他的作战情报,大都由科长黄德美那里取得,因此,黄德美这三个字特别引起我的兴趣。”
   谷少文此说显然意在表示吴石被捕后也曾动摇失节。
   后来呢?——谷少文的文章中又说:
   “吴石写完自白书的第三天中午,用过餐后,我到讯问室走了一趟(后来抓来的人,都交由庄西和张西林问取笔录),我看到十来个人面向墙壁,或坐、或蹲、或立等待侦讯。其中,有一名穿著整齐军服,别著上校领章的中年男子,双手贴著墙面站在那里哀叹。
   ‘你叫什么名字,是不是因为吴石的案子来的?’我拍拍他的肩膀问。
   ‘我叫黄德美,就是因为吴次长(他仍习惯这样称呼)的关系被抓的。’
   ‘你就是黄德美?来,到我的办公室。’我将他领到办公室,问他,为什么要把资料交给吴石?
   黄德美听我这一问,突然歇斯底里起来,他说:‘我早知道会有今天,我就知道,所以,我也留了一手。噢,对了,你问我为什么要把资料交给他是不是?那有什么办法,他是上司,他下条子给我……’说著,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纸条:‘哪,就是为了这条子,还好我把它留在身边。’”
   谷少文说:“那确实是吴石的字迹。”——原来如此!这里倒真像是一个“余则成”式的故事。
   关于吴石被捕后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坚守气节并曾机智地于敌人周旋的线索有若干证据。
   首先,吴石被捕时曾试图自杀!
   谷少文说到,在搜查吴石寓所时:“吴石考虑了很久,一直没有答覆,吸完一根烟,他索性在客厅里踱起步来。他技巧地将步子滑向客厅左边角落一张小桌子旁边,藉著背影的掩饰,悄悄地从桌上拿起一件小东西。然后,他说:‘我先上个厕所。’由于他取物的小动作稍嫌笨拙,引起我的组员李汉一怀疑。因此,李汉一便尾随他前往厕所,并趁著吴石即将吞服安眠药自杀之际,将他制伏。经由这一段小小的插曲,我原奉忐忑不安的心情终於底定下来。‘吴石确实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心里窃自欢喜。”
   第二,吴石将军牺牲后,当时的香港《星岛日报》头版消息的标题是:“轰动台湾间谍案四要角同被处死”,加框副题是:“吴石临刑前从容吟诗”。1981年,经安排终于赴美国探望母亲的吴石子女带回了父亲在狱中秘密书写于画册背面的绝笔书。这是吴石留下的最后的笔墨。他概述了生平抱负,表达了对妻子的歉意和深深的眷恋,亦表示不忘故人对自己的恩惠。想到自己的两儿两女,他写道:“余素不事资产,生活亦俭朴,手边有钱,均以购书与援助戚友……所望儿辈体会余一生清廉,应知自立,为善人,谨守吾家清廉节俭家风,则吾意足矣。”末尾,留下一首绝笔诗。这就是吴石就义时从容吟诵的那首诗:

   天意茫茫未可窥,悠悠世事更难知;
   平生殚力唯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
   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
   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

   关于吴石思想气节的“外证”还有——1949年6月,吴仲禧在福州见到去台之前的吴石。吴仲禧建议他,如果不去台湾,就此留下,转赴解放区。吴石则坚决表示,自己的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还有机会,个人风险算不了什么。
   何康回忆:“1949年4月下旬,吴石和我父亲、妹妹何嘉(中共上海局地下党员,时为复旦大学社会系二年级学生),同机从上海飞往广州。临行前夜,我与爱人缪希霞(中共上海局地下党员,瑞明企业公司财务主任)等在霞飞路“卡弗卡斯”咖啡馆为吴石饯别。那个店有一个不大的舞池,留声机不停地播放‘何日君再来’之类的歌舞曲。吴石告诉我们,他接到了催他赴榕莅职的电报,他到广州短暂停留(国民党政府已迁至广州)后,即赶赴福州。当时解放大军已首先从安徽胜利渡江,我们会心地交换了对局势的看法。他知道我将留待上海解放,今后我们很难再直接联系,不胜依惜。吴石是豪爽侠义之人,平时讷于言,当晚却心情激越。他兴奋地跳舞,还用福州乡音吟唱出那首古老的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此情此景,至今历历在目。”
   一个只想着“决心下的太晚,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的高级将领,在赴台前唱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在被捕时决意自尽;在就义时吟诵着“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尽写了一段人生大义的绝唱!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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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浪简介:
财讯传媒(seec)集团常务副总裁。上世纪80年代起先后在《中国青年报》、《三联生活周刊》、《中国青年》杂志、《财经时报》、《财经》杂志任高级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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