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石在狱中

2009-09-03 12:1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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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   台湾龙绍瑞先生不久前在和我的通信中谈到了吴石烈士的一些情况。日前,他又寄来他亲自采访吴石的狱友刘建修的访谈。我认为,在台湾当局的相关历史资料公开披露之前,这是关于吴石烈士在狱中情况的唯一的也是第一手的珍贵材料。
   有关吴石烈士的情况,我已写了不少(见本人博客《于则成地图》),不少读者都非常关注,此文也被收到新出版的《读库》丛书里面,迄今时或有读者给我发表读后感怀。有一点情况是我在文中曲笔写出的,即:吴石烈士1950年被捕就义,1974年方才在子女的追问下被追认“革命烈士”,区别于同案牺牲的陈宝仓将军,当年就被大陆宣布为革命烈士并公祭;其间的推衍,关键在当年台湾方面发表在香港的一则报道,语中言及吴石被捕后似有失节言行。这是恐怕是吴石推迟追认烈士的关键。我在那篇文章中根据近年来对岸披露的材料,对吴石的清名做了坚决的维护。
   刘建修先生的文章使我们读到了吴石在狱中最后的生命细节,其中我所关注的是他在牺牲前还在狱中被用刑,而且在牢房里安插了卧底的特务。这些情况只能说明吴石在牺牲前尽力保守了他所知道秘密,并为此献出了生命。

   史为镜鉴,血为薪传。所有为我们今天的生活付出了代价的前辈,我们都不能忘记他!
     
我所知道的吴石烈士
 
                                                ---在保密局看守所

   (刘建修口述,龙绍瑞执笔)
   
  
(一)

   近来,“吴石事件”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我曾与吴先生相处一段时间。以下是我对这个事情的回忆。
 
   将近六十年前,那天是1950年3月10日,我因“邮电案”被逮捕。三个特务把我押送到“南所”,这是保密局的一个看守所。“南所”是在台北市的“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围墙里面。“警总”大门在博爱路,但因为“南所”的位置靠近后门,所以这单位的人,是从延平南路的后门出入。南所是钢筋水泥的二层楼房,在一个院子里。从前日据时代,它是犯错的日本军官“关禁闭”的所在。
 
   我那天在泉州街的家里被抓,特务立刻拿黑布把我眼睛蒙住。一直进了南所之后,脸上的布才被拿掉,所以我不知道这是哪里。后来才晓得,南所围墙的外面是电信局,就是我平时上班的地方。
 
   特务把我带进南所时,大约是早上七、八点钟。他们对我搜身检查;我身上的一些东西,例如腰带,都被没收了。这些事情做完后,特务把我交给一个“看守”;那人叫我跟着他走。这栋建筑物的内部,中间是一条走道,两旁有一个个房间。我的牢房在楼下左边,是第三或第四间。
 
   牢房的面积很小。我看到里面已经关了两个人犯;年纪大的那人,就是吴石,约50岁,只是当时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我那年才23岁,所以觉得他已经相当老了。吴石有些胖,身材不高,脸形是圆的;他头发很短,像个光头。那一天吴石把腿盘起来,坐在地板上看书,身旁也放了几本书,迭在一起。我心里想:“这么好,还有书可以看。”后来我听到吴石说话的口音,就晓得他是福州人,因为福州口音很好认。我的电信局同事中,有几个是从福州来的。
 
   房里另外的一个人,大约40岁,个子高大;以后我由各方面去判断,他可能是山东人。那天我走进房间时,吴石转头看看我,没有说话。山东人向我打招呼,问:“你住哪里?”我简单地回答他:“台北。”“在哪里服务?”“电信局。”“什么事情把你抓来?”“不知道。”那人说:“既来之,则安之。没有事,没有事,放心啦。”
 
   山东人问了我这些问题,但没有介绍他自己。我不敢多说话。后来我认为这人的身份是假的,其实是卧底的特务。那天的屋里相当热,他只穿了汗衫、内裤;以后的日子,他也都是这样穿。我不记得当天吴石穿的是什么衣服。
 
   
(二)
    牢房的三面墙壁是水泥,一面是木头的门;看起来,整个空间像是日本式的。地面铺了木板,天花板也是木头材料。那个天花板的中央,安装了一个小电灯。房间面积大概只有3个tatami。tatami就是日本的迭席,大小等于一个单人床,但稍微窄一点;当时的台湾,常以tatami来计算室内的面积。
 
   在房间里,后面墙壁的上方,有一个很小的窗子。门旁边的墙上开了小洞,“看守”可以从那小洞监视人犯。在门的下部,也有一个洞;每天我们吃的饭菜,就从这洞口送进来。平时,“看守”一直在走道上走来走去。
 
   每天有一次“放风”,但时间很短,才十分钟。放风有时是在上午,有时在下午。如果“看守”把门打开,喊一声“放风”,我们就走出去。院子里只有草坪,没有树。我们在院子活动时,一个看守站在旁边监视。各牢房人犯的放风时间,似乎是错开的,因为我没有见过其它房间的人。
 
   放风之后,吴石和山东人可以去洗澡。我因为什么用品都没有,所以被关在“南所”大约一个月期间,我都没洗澡、洗脸和刷牙。
 
   “南所”的建筑已经有些旧了,但环境还好。牢房里没有桌椅。靠近门的地方,放了一个马桶。每天晚上,我睡在门旁边,吴石睡中间,那山东人在最里面。
 
   被关在南所的人犯,一天吃两顿饭。上午吃稀饭,每个人大约有十颗花生米;好像偶尔能吃到豆浆和馒头。下午送进来的饭菜也很差:小盆子里放了白饭,每人可以分到两碗。所谓的“菜”,几乎每天都是冬瓜汤,是装在铝盆里,大家一起吃;一个人大约能吃三块冬瓜。有时候,厨房会用空心菜代替冬瓜。
 
   吃饭时,我们三人围着坐下,饭菜放在中央。从第一天起,我就发现吴石可能不是一般的老百姓。因为每次都会送来一个小盆子,装着别的食物,是专门给他吃的。盆子里有肉、鱼,比一般人犯的伙食,要好很多。  那个山东人似乎同吴石有些熟悉,因为他会吃吴石的菜,也主动向吴石说话、“献殷勤”,例如他问吴石:“还要不要再装饭?”。那人对我就不说这些。
 
   三、四天后,吴石招呼我吃他的菜。后来我跟吴石比较熟了,有时会吃他盆子里的东西。  吴石整天都很安静,几乎是从来不讲话。在他脸上,我看不出什么表情。他也没有明显忧愁的样子,可以说是相当镇定。吴石能够这样,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我对自己的命运就感到害怕,也担心家人和同志的情况。
 
   在白天,吴石通常是一半时间在看书,其余时候就躺着。他要看书时,就坐在窗外光线照得到的地方。吴石一直在读同样的书。有一次他两手把书拿得比较高,我看到封面印着“中国文学史”几个字。他在牢里,好像还有一枝笔。不过我现在始终想不起来,他究竟有没有戴眼镜。
 
   吴石把另外几本书放在地板上,都是相当厚的、硬壳的精装本,而且是旧书。我对这些书籍有点好奇,但不敢去动它们。有一次我歪着头,看一下书的侧面。记得其中有两本是《中国史纲》、《世界史纲》。  因为房间太小,又不通风,有时吴石就只穿着汗衫。我自己什么东西也没有,只有身上穿的那一套,没有替换的衣服。吴石的衣物比较多,有枕头、毯子(或被子)和内衣、外衣。他换下的衣裤,会交给“看守”送出去,也有人给他送来干净的衣服。
 
   我进来约两三天以后,听到那山东人说,他是上校,在国防部某单位工作,因为金钱方面出了问题,所以从半年前,就被关在这里;不过他的问题已查清楚,没有事了,大概一星期后就可以回去。那人还说,如果我和吴石有事要向家人交待,他可以帮忙传话。
 
   我始终没问山东人姓什么。当时我心里恐惧,也知道有“窃听器”这类东西,所以任何话都不敢讲,只是用耳朵听。有时“看守”会把山东人叫出去;这种情形发生好几次。
 
   大约过了几天,山东人和吴石互相在“咬耳朵”---小声地说话;看那样子,他们是怕我听到。接下来的几天,他们都这样讲话。
 
   山东人又向我们说一些“已经调查完毕,很快就会被放回去”之类的话。果然,两三天后“看守”喊那人的名字。他收拾几件衣服,弄成一个小包袱,就走了。
   
   又经过两天左右,吴石在晚上被叫出去。我想,大概是要审问他吧。整个夜里,只有我一人在房间睡觉;直到天亮,吴石还没回来。他的书堆在地板上;我过去看看。那本《中国文学史》封面,有毛笔写的“吴石”两字。字很端正。我这时才知道他的名字,心里在想:“这个名字不错嘛,很简单,好写又好记。”
 
   下午,门突然被打开,两个特务很粗暴地把吴石丢进来。那门又立刻关上。我去查看他的情况。吴石被凌虐得很厉害,躺在地板上不动,也不讲话。当时他没有穿长裤,身上到处是伤,皮肤是红的、紫的,腿也肿得很大。
 
   吴石一直是躺在那里,我也没讲话。大约过了一、两小时,他慢慢坐起来,靠着墙壁,仍然没有开口。之后,饭送来了。吴石指着他的那盆菜,很虚弱地对我说:“吃吧,吃吧。”可是他自己并没有吃东西。  我因为胃口很差,没有吃他的食物。我问吴石的情形,他说:“我被用刑了。”我又问:“什么事啊?”他说:“没什么事。”
 
   在那以后,“看守”每天会叫吴石出去擦药。不管是白天、晚上,他都躺着不动,也不看书。我问他:“有没有我可以帮忙的?”吴石说:“不用,不用。”他只吃少量的东西,喝一些稀饭和汤。
 
   三、五天后,吴石好一点了,有时坐起来看书,读的还是那本《中国文学史》。我问他:“你是什么事情?”现在我不记得他是怎么回答。我看吴石不像坏人,很同情他。我是个社会主义者;在那时的前几年,台湾发生“228事件”,所以自己痛恨蒋家政权。我猜想,吴石应该也是反对国民党的。我想知道他的情况,但又不敢多问。
 
   他也跟我交谈,问我“是哪里人,在哪里工作”等等。我对他说了,他点点头。吴石又问:“你是不是蔡孝干的案子?”我说不知道。我现在觉得,吴石判断得不错,但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蔡孝干是谁。 我们有时候会说说话,不过现在我已忘记内容。吴石和我互相比较熟悉了。我心里怀疑那山东人有问题,吴石可能中了圈套。虽然我这样想,但这事情太严重,不适合跟吴石谈这些。
 
   过了一、两个星期,有一晚上,吴石又被叫出去,也是第二天下午才抬进来。
 
   这次吴石更加痛苦。他睡了一天一夜,没有动,眼睛闭着,一直发出呻吟的声音。我有向他表示关心,现在不记得他是什么反应。我不敢吵他,而且自己害怕,知道这也是我将来的遭遇。 每次饭菜被送进来时,我都会劝吴石:“还是要吃一点。不吃不行。”他勉强爬起来,吃一点点,喝一些汤。我看到这个样子,心里实在很难过。  又过一阵子,吴石的身体有些恢复。一天,“看守”把门打开,喊我的名字,说:“出来”。这次轮到我了。
 
   审问我时,那些特务分成三组,每组两个人,轮流进行。大约二到四小时,就换班一次。在那房子里,很强的灯光照在我脸上。用刑是非常可怕的。那些特务没有人性,不是人,简直是禽兽、魔鬼。 我被抬回牢房时,也是不能动,只能躺着,连续几天都是这样。吴石自己虽然也很虚弱,但会对我说些鼓励的话,例如:“忍耐一点,忍耐一点。”送饭进来的时候,他会说:“吃饭啰,吃饭啰。”又过来问我:“可不可以起来?”并且叫我吃他那一盆食物。我没吃他的菜,实在是吃不下。我对吴石是感谢的,因为从他的眼神、口气,可以看得出来,他是关心我的。
 
   
(三)
  几天之后,我又被叫出去。他们把我移到保密局的“临时看守所”,从此我没有再看到吴石了。我和吴石在“南所”的相处时间,大约一个多月。
   临时看守所在台北“中山堂”旁边警察局的左后方,当时挂了一个招牌,写着“XX合作社”。后来,我又被送到延平北路的另一个看守所,那里被叫作“北所”。关了一段时间,我再被送到青岛东路的“保安司令部军法处看守所”。
   在军法处时,有一天我听难友说:“吴石被枪毙了”。我这时才知道他原来是国防部次长、中将,是这么大的官。我当时很惊讶、难过,也更加确定那个同房的山东人是特务。我心想:吴石那几天同山东人咬耳朵说话,可能对他自己不利。
   我对吴石印象不错,因为他对人客气,有学问,也不随便讲话。现在我听说,大陆有人提议在福州建立“吴石纪念馆”。吴石先生牺牲60年了,他是为我们祖国而死的。我希望中国人不要忘记这些烈士和那段历史。
 
   注:1. 采访时间:2009年8月。
 
   2. 刘建修已审阅过本文。
 
   3. 刘建修,男性,1928年生,台湾新竹人。在国民党戒严时期,曾因“邮电案”、“三省堂案” 两度入狱。出狱后,一直在台湾从事爱国、民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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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浪简介:
财讯传媒(seec)集团常务副总裁。上世纪80年代起先后在《中国青年报》、《三联生活周刊》、《中国青年》杂志、《财经时报》、《财经》杂志任高级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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