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流行的投资得加“引号”

2014-12-31 18:1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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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在“新华网思客会•新经济跨界谈”上发表的主旨演讲。

今天的主题是“新经济”,我们听到很多新常态、新经济、新技术、新的商务模式……这些都非常重要,那么也要容我问个问题,旧的东西都不要了吗?我的观点是:旧的东西恐怕有的还得要,它和新的东西不是对立的。

一个有效的法门

我要说的这个旧的东西也不是太旧,就是中国改革经验当中反复出现的一个有效的法门,无论经济增长是高速、低速还是遇到周期,或是什么困难,都应该坚持用改革推进国家经济体制的转型。这件事情并不因为出现了新机会其重要性就降低了,如果把这件事情抓住了,会让中国抓住更多新的机会,这是我想说的中心观点。这个观点也是我从经济现象当中研究经济、观察经济、思考经济过程当中产生的。

2007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11.4%,今年以来可能是7%左右,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很多行业、企业、地方日子过得非常艰难,这是一个现实,所以就会有一个怎么样把这个困难的局面加以改变的问题。

这一轮经济,包括最新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基调还是一个“稳”,要稳住增长,这个稳不住很多其他事情也提不上议事日程。稳住经济怎么稳?很形象的说法就是“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哪匹马跑得慢,我们就加加鞭子让它跑得快一点。

但是仔细研究,要让哪匹马对经济增长做贡献恐怕都离不开进一步推进改革。比如消费,现在的好消息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提高,特别是出现了很多新的消费形态,但是再深入进去,你就发现增加消费首先要收入,而收入的改革就涉及到一串财税制改革问题。所以,如果没有改革、不重弹老调子地讲拿改革促转型,大概很难释放生产力。

“淘宝”为什么要下乡

今年淘宝融资以后要做三件事,其中一件事就是把网上的模式推到农村去。本来,很多县长们认为是要帮农民卖山货和绿色食品,结果实际上不是这样,农民用淘宝主要是买东西。这说明农村的购买力没有释放,过去购物不方便。

那么农民消费的钱哪里来的?不是种地的收入,而是来自工资收入,是外地打工的收入。外地打工收入怎么被限制消费了呢?是被“城中村”限制了。城中村是“城市的尾巴、农村的头儿”。城中村密度很高,我访问过的城中村有9万人住在一平方公里上,那个经济活动的流量是非常旺盛的。还有,一个拾荒者的收入,可能比我的工资高,但是没法花,为什么?所有城中村都是临时性的,时刻可能拆,所以有很多钱他要汇到老家,他自己的消费也就逛逛街买件衬衫,买不了家用电器,因为那个房子随时可能被拆,这些流量加到一起不得了。

所以那次我和马云讲“淘宝村”要重视城中村的“淘宝村”。大量集聚的人口、活跃的人口,有收入的人口在这里,但是怎么样让城中村的人可以在里面好好住下去呢?这个问题可不容易解决,社会学家在城中村的调查我看到过了,夫妻关系都是临时的,老婆都是临时的,他怎么买固定电器呢?好大的一个问题是,谁决定哪些城中村要拆,哪些不要拆呢?有程序吗?“城中村”这个词在我看来是起错了,世世代代是农民的村子,是城市扩大把人家围上了。好的法治应该让农民有权保护自己。这个问题没有深层的改革去推,消费潜力就发挥不出来。

现在流行的“投资”,得打个引号

讲到投资,这是另外一匹“大马”,投资驱动。我们经常是经济过热的时候批评投资,经济下行的时候又求助于投资,关于投资的问题不同意见非常多。

其实,现在流行的“投资”得打个引号,那能叫“投资”吗?!这些年流行的“投资”是这三个东西:第一是发改委立项,第二是向农村征地,第三把这块地押到银行套一笔钱,政府是没有资本金的。

说政府主导投资,可以啊,你给我资本金啊。为什么投资一定要资本金呢?投资有不确定性,今天钱放进去是不是明天越来越多?那不一定,这从制度上看就造成隐患,你要投错了谁负这个责任?

现在政府投资不讲资本金,也蔓延到政府主导的国有企事业、国营单位。政府手里有大量的储蓄,也在进行大把的投资,但就是不把政府的储蓄转成政府的资本金。资本金怎么来的?是过去投得好才有资本金,投对了才建立更大的自由资本。把这个砝码去掉,我们对投资就没有约束了。所以我的看法就是不单单是政府投还是民间投的问题,无论是政府投还是民间投都有一个“约束机制要对”的问题。民间投的有自有资本,风险大的话自有资本高一些,把握大了自有资本可以低一些。

跟许多县委书记说加大投资,他想的就是立项、拿地、套钱,这个投资比拿别人钱消费还要严重,他是拿别人钱投资,投错了别人负责。

咱们政府这么高的储蓄,每年总数多少万亿,可在新技术方面投了什么?阿里巴巴前些年我们投了吗?现在人家上市了,县长们指望阿里巴巴给淘宝村投资。我们对新的有前景的东西,连自己的储蓄都不投,不要反省吗?

我们说我们投资太多,但其实没有投到对的地方去。关键是机制体制上面出现问题。我们把花钱就叫投资,挖地就叫投资,这个概念完全误掉了。投资,是牺牲今天的消费增加明天的消费,一个企业不对国家和未来非常有信心,怎么能投资呢?所以地方债务的问题不是债务量有多大,而是那个债务形成的资产的回报怎么样。从体制机制看就是谁对这个回报负责任。

政府规划很重要,但规划错了谁负责任?我现在强烈主张在每一份规划上刻上名字,世世代代可以记住。

无论哪匹马,要让它对我们的稳增长做贡献,对持续的增长做贡献,离不开一个老经验,这就是拿改革来促进我们这个体制的转型,这个事情不下决心做,原来那条路它走不远的,它的代价会越来越大,最后没有办法说服人家沿着那样一条路还可以继续走下去。


只有改,认真地改、全面地改,用改革来推转型,我们才可以把这个时代很多新的技术、新的经济体,新的商业模式的这些好处更大限度地释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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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简介
周其仁简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 研究范围主要包括:产权与合约、经济史、经济制度变迁理论、企业与市场组织、垄断、管制与管制改革等等。自 1996年以来,相继开设了有关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发展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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