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在低潮的时候布未来的局

2015-01-27 17: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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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中国享受了全球化带来的经济高速增长,今天虽然遇到了经济高位下行的新常态,但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逆转,中国难得的、把经济搞起来的战略机遇期没有消失,因为“两个海平面还没有拉平”。冬天是投资的好时候,更应该调整心态,为未来布局。

这是周其仁老师在2014(第二届)弘毅论坛(2014年10月)上的核心观点。


演讲实录:


在这个转折的关头,为了研究宏观趋势,大家会看各种各样的数据、各种各样的指标,也会进行实地考察。但在中国,有时候经济的风向会受观念的影响。所以在2014年这个关口,我想从一些观念开始讨论未来的方向。


在历史上,我们有过一些教训,甚至有一些极左的概念,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割资本主义尾巴”,把改善人民生活、增加国力的做法,统统看做是资本主义,统统割掉,最后的结果是国民经济到了非常困难的边缘。于是才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纠正了极左的想法,解放思想,带来的结果中国经济很快就起来了,到今天经济总量已经是世界第二大,也有国际组织用PPP的方法说我们已经是全球第一大。


最近的情况很有意思,中国经济面临下行,我的看法是下行的来势还是蛮猛的,因为不是从2%变成1%,是从金融危机之前2007年14%以上的高增长回落到了7-8%之间,今年可能是7.5,或者是7.5不到。所以叫做高位下行。


应对高位下行已经有了很多讨论,其中有一条就是要鼓励这个国家继续奋斗、继续投资、继续扩大消费,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改革政府自身,要降低经济运行的制度成本,减少审批,鼓励高储蓄转为更有效的投资。这在十八大以来一系列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政策中,已经看到了清楚的方向。


但就在这个时候,发达国家有另外一个思想潮流,我不敢说已经变成了主流,但影响挺大,就是认为两级分化严重了,全球范围内资本所得和劳动所得的差距已经不成比例,因此要约束资本,要限制资本的收益,征收高额的全球资本税。


这对中国有什么影响?我们继续鼓励投资,鼓励社会资本进入更广阔的领域,进一步改革政府的服务,是不是要坚持?还是受发达国家的思潮影响,考虑社会矛盾、考虑社会收入分配的差距,考虑某种程度的社会紧张,改变基本的发展方向?


这些问题我相信大家关心,我也关心。这方面代表性的著作就是《21世纪的资本》,中文翻译为《21世纪资本论》,主要是对于资本、剩余价值,对于怎么解决资本发展带来的问题的关注。听说,在发达国家这本书的作者就像明星,相当一部分人对这个分析非常感兴趣,甚至形成了思潮。


这是一本学术著作,通过大量数据指出,要征收高额的全球资本累计税,基本的理论支柱是,美国前10%的人群占有收入的比重,从一次大战以前高达社会总收入的50%,在二次大战变成35%,从50年代到70年代,西方社会以美国为代表,出现了中产阶级的兴起,但80年代、90年代,特别是1990年以后这个比例又上去了,最富有的10%的人占有的社会总收入的比重又到了50%。所以这是发达国家收入分配恶化的根据。


第二个根据是财富的分配,1910年之前,欧洲主要发达国家,私人的财富,就是所有的资本、债券、土地、房屋所带来的财产,曾经是年度国民收入的6-7倍,一年生产100块的国民收入,私人财富有600-700块。这个比例也是在一次大战到二次大战期间开始下降,但90年以后又开始上升,现在没有回到6-7倍,但5-6倍是有的,德国也有4倍。


怎么定义资本、怎么定义财富的分配,涉及到专业的技术层面的东西,但是我认为以上描述的基本图像是存在的。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在全球化以后情况不那么好了。2010年我和赵总(弘毅投资总裁赵令欢)参加达沃斯会议,见了很多发达国家的代表,当时欧洲一些国家失业率高达25%,年轻人失业率高达40%。因此,《21世纪的资本》中所描述的情况存在,但对这一现象的分析要做讨论。


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对《21世纪的资本》这本书的评论是:可以有把握地说,《21世纪的资本》将成为本年底或者是十年中最重要的一本经济学著作,本书真正的新颖之处在于,它摧毁了保守派最为珍视的一些错误信条,保守派坚持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靠才能就能成功的时代,富人的巨额财富都是赚来的,也都是应得的。但实际上,富人的大部分收入并非来源于他们的工作,而是来自他们已拥有的财产。我们正在倒退回“承袭制资本主义”的年代。


我们的确会看到这样的现象:占领华尔街举着牌子的人,很多不是来自最底层,他们说只有1%的人才取得了财富。到底怎么看这些现象,对中国这个新兴市场会有什么影响?


我认为,有两种逻辑可以解释。发达国家橄榄型的社会结构的确发生了变化,中间部分变小了,两头变大了。这个现象有,但怎么分析这个现象,我们恐怕要冷静,因为我们有过多年的经验教训。这里面有各种逻辑:一种是资本对劳动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显著上升,是因为资本的不当利得增加了,所以要限制资本的利得,于是要征收全球资本税,这是一种分析,是这本著作主要的建议倾向。


还有一种是,发达国家中资本对劳动的收入增加,是因为发达国家劳动之间的竞争激烈了,劳动之间竞争激烈的程度,超过了资本之间的竞争的激烈程度。这也是一种经济分析,主要来自于CLA的经济学,他说,从来没有卖家和买家相互竞争的,市场竞争从来是卖家和卖家的竞争,以及买家和买家的竞争。也就是说,看起来好像工人和资本家在斗,实际上是工人之间的竞争激烈程度高,于是就不涨工资了。这是一个经济分析。


比如说,为什么美国10%最富有的人收入比例提高了,是因为最高收入的阶层,他们可以自己给自己开工资。在座的朋友也很想自己给自己开工资,也想把工资开的很高,为什么开不成呢?一种思路是:因为学经济当上教授的太多了,我能干的活他们也能干,这是买家和买家竞争、卖家和卖家竞争的逻辑。那为什么发达国家的竞争程度在全球化以后上升了?这是我们理解这个时代非常重大的一个问题,我在2010年达沃斯年会上形成的看法是,无论是理解发达国家还是理解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能关起门来看数字。


我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比喻,就好像是两个海平面,水位差得很大,由于邓小平的开放,打通了两个海平面之间的连通管道。多少年间,中国农民很穷、工程师很穷、管理者也很穷,一打开门,发现同样在这个地球上,有收入很高的农民,收入很高的工人,收入很高的管理者。在封闭的经济环境下,两个海平面不来往,你过你的富日子,他过他的穷日子,所谓的国际投资主要是发达国家之间的投资。这个局面在80年代以后在全球范围打破了,领头羊是中国,带头人是邓小平。我们开放了。


我们也没有想到,一开放,多少年的贫穷会转化为中国的竞争力,因为穷就是收入低,收入低就是薪水低,薪水低就是成本低。不开放的话是白低一回,长期承受贫穷,靠自己的积累慢慢改善。而一开放,同样的劳动力、同样的产品,在全球市场上被评价。这个竞争就是全球范围的竞争。在全球范围内,资本、技术从发达国家向低海平面流动,这个流动有道理,所有的资源包括技术有一个边界生产力,资本流到了资本稀缺的地方,边界生产力就显著的提高。


但同时发生了另外一个流动,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想法、商业模式,一旦和中国价格很低的要素结合到一起,产品在全球市场上就很有竞争力。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两个海平面发生的对流,也是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主要秘密。


2006年我写过一本小书《经济大时代》,这个全球大时代很多国家的人都卷进去了,英国领导工业革命的时候也就是百万计的人口,美国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人口变成千万量级,日本、东亚起飞,人口规模是亿,中国80年开放、印度90年开放、前苏联90年垮台,卷进去的人口好几十亿。这是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的经济大时代,知识、技术、人才、产品、服务,在十亿量级人口规模的市场上流动、重组。这是我2006年有过的一个观察。


这个变化总的来说是正面的,但当中也有挑战。首先,发达国家的资本可以全球化,我2006年访问底特律,去了福特公司,福特的工人没有什么错,原本这些工人们可以买房买车,但中国、印度一到市场上拼杀,麻烦就开始了。原来投资在底特律的资本投到了中国、印度,用的是中国的工人,中国工人由于多年的贫困,薪水非常低。我记得很清楚,我去参观福特公司的时候,讲解员是一个70岁的老工人,高中毕业就在福特就业,一辈子很有成就感,拿这么高的工资,过让人羡慕的生活,对福特充满了自豪感。我问他,你的孩子还在福特工作吗?他就叹了一口气说,孩子不在福特工作了,去亚洲教英文了。这一下子就对我形成的世界图像有了很大冲击。


中国、印度的工人开始和他们竞争了,从低往高走,感觉很好,从在乡下种地、去乡镇企业打工,然后去沿海打工,从产品在国内销售到全球舞台上销售,中国这些年总的来说是向上的。事情的另外一面是,发达国家的低技能工人首先感觉到了压力,因为他们最容易被替代,最容易受到新兴市场劳动者的压力。更大的麻烦是中国、印度这些低海平面国家的人,不但数量多,而且在开放的环境下会学习,有一条学习的曲线,原来不会做的慢慢会做了,原来做不好的慢慢做好了。发达国家的反映我理解是有点滞后的。因为早年中国替代的是东亚四小龙,对发达国家的人来说无所谓,无非是选择买香港产的还是珠江三角洲产的。但随着学习曲线的往上升,竞争就扩大到了发达国家。这就改变了全球竞争的格局。


我一直记得中国开放时代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为了欢迎外资,邓小平、李先念批准盖了白天鹅宾馆,所有设备都是进口的,厨师也是从香港请的,当时一个厨师的工资加上补贴,相当于120多个中国工人的总和。卖家和卖家争、买家和买家争的逻辑就在这里面起了作用。


为什么中国的贸易从原来的不足轻重,很快变成顺差、连年上升?1999年签WTO,五年预备期,进入了新世纪后,中国的出口顺差就变成了全球经济分析谁也不能回避的问题。最高的时候,进出口相当于我们国内GDP总量的百分之六七十。顺差的部分相当于中国GDP11.7%,日本起来的时候没有过这个数,日本是创造了外向驱动的模式。国内穷、往发达市场走,这个模式是日本创造的,但日本顺差最高的时候不超过国内GDP5%,中国创造了11.7%。美国的资本、技术和和新兴国家的劳动力结合起来,大量的生产在美国境外完成,产品运到美国国内去消费,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特点,没有人预想过。


中国人开始开放的时候,最多是说引进技术、引进资本加快我们的发展。没有人想到过,中国多年封闭,由于开放、由于学习曲线会改变全球制造业的版图,但这是完全经济规律符合的。卖家和卖家争,中国的劳动者在中国境内争,两个海平面一打通,有了以亿为单位的劳动者,开始不会做,慢慢会做了,产品质量提高了、替代了。从国内的角度看,我们还不够满意,希望今后升得更快,但从世界舞台看,这个力量已经很厉害了。中国已经不是单纯的劳动密集型的制造地了,中国的汽车、机床、船开始出口了,开始造大飞机了。日本都没有生产过商业飞机,中国开始造了,在珠海航展上开始接定单了。


我们积极地上升,从发达国家,好比说底特律工人的角度看,你生产的东西比他有竞争力、价格比他低,这个市场你拿走了,他生产什么、要多快才可以追得上这个潮流?


当然,中国不单是劳动力价格低这么一把刀,改革开放前劳动力更便宜,那时候为什么没有中国制造?原来我们的要素价格很低,但体制组织成本很贵,苏联模式,少数人忙得要命,和多数人没有关系。改革开放把中国的制度成本、组织成本显著往下降,出口额的创造很多不是国企创造的,是改革的国企加上民企。


第三条就是我强调的学习曲线。经济学家越来越看重的是人力资本,劳动者的技能、知识、才干、干劲、企图心,这是经济发展中最厉害的东西。


中国是把这些东西组合在一起,形成了我们的成本优势。这个成本优势一发挥,比法国、美国这些发达国家,也包括给香港带来了很大的挑战。资本所得为什么上升了?资本全球布局可以和提高生产力的要素结合在一起,假定100块的资本、100个劳动者,原来是这个格局,现在冲进来300个劳动者,还是100块的资本,资本之间的竞争的激烈程度,就低于劳动者之间竞争的程度了。


这个局面就是这么形成的。如果要进行道德谴责,这一笔仗要算到冷战头上,算到封闭的头上。如果没有东西方的阵营,没有相互不来往,要素的流动会有规律的,最后的价格是会取齐的,利率平均,工资平均化。问题是国家之间有很高的壁垒。现在冷战都过去了,我们只能是从这个现实出发。


如果是仅仅关注发达国家,难以理解为什么资本所得这么高、劳动所得这么低。全球的收入状况在改善,发达国家人均所得占全球平均水平,90年代以后开始下降。亚非拉、中国、印度这些国家的人均所得在提高。作者也承认中国起来对改善全球的人均所得的分配结构有贡献,但他说这个难以持续。


我相信一个原因,因为作者除了93到95年有过三年在波士顿任教,一直是在法国,这个时代光在发达国家呆着是有问题的。你要理解全球化,怎么也要到中国看看。有多少劳动力,过去一年几十块的收入,一开放这个力量就放出来。


从道德上我们怎么衡量这个局面呢?全球来看,收入分配没有恶化,分配格局是优化改善了,全球人均所得的差距在收窄。当然在这个总的画面当中,各个板块的感受是不同的。发达国家的劳动者首当其冲受到冲击,因为中国、印度的劳动者冲了进来。但发达国家的资本收益率上升,因为它可以全球配置。


新兴市场低收入人口的收入大幅度提高。有幸作为中国经济学家,我们赶上了、看见了。我是下过乡的,看过中国农民的生活,我们曾经是他们中的一员,辛苦一年收入才多少?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和教授说中国农民的收入,他觉得不可思议。一开放,收入大幅度提高,提高最快的是有技能的、受过训练的、懂外语的。


新兴市场的资本收益也大幅度提高。因为投下的项目在全球可以配置,这个收益过去难以相信,所以全球的收入分配格局在全球化以后是改善的,收益最大的是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越开放得益越大。


当然有一些板块是损害的,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劳动力。1995年底我回到了中国的时候,一个跨国公司在北京首代的日子好极了,这个趋势在发生变化,过几年是香港、台湾人士,再过几年出国留学的海归成了主流,现在没有出国留学的也可以当首代。这是全球发生的变化。你能叫它停下来吗?你可以对中国的农民工说,因为法国工人受到了冲击,你就回农村去、不要收入提高这么快?我看,只能是往前走,最后的出路是,全球的生产率要提到一个新的、接近的水平上,那才是同一平台的竞争,现在确实差得很大。

不能把中国新兴市场刚刚开始有一定收入的人口,退回到原来的结构里去,我们要知道,以十亿为规模的劳动力也是人类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富起来以后,市场就厚了,苹果手机有多少是中国人在买。新兴市场有了购买力,发达国家领先的技术、领先的投资,实际上得到了好处。


所以我的看法是,对全球格局要有一个冷静的分析。这个趋势是回不去了,发生的矛盾我们要面对,发达经济体要加快技术进步、升级,这么优秀的工人,这么优秀的科学技术,积累的人力资本,要有新的东西开发出来。


所以,我现在看到了发达国家有技术创新的消息,美国的新能源、制造业革命,是非常开心的。中国现在有一些制造业企业都去美国开厂了,在我看来都觉得难以思议。企业说,我们在美国支付得了成本,把运费省下来付工人工资,而且能源的价格有竞争力,美国也搞招商引资,电价比国内还便宜。所以,不要说这一条路是黑洞,进一步发挥生产力、发挥人力资本,还是有出口的。


第二,新兴市场国家的生产率要更快提高,提高才有更高的工资,才能不对发达国家的工人形成这么大的冲击。以前是80-100倍的收入差,现在是8-10倍,还要加快提。当然有人说,加快提工资,工业受不了。生产力跟不上来就受不了,生产力如果跟得上来,工资高、收入高,市场就厚。否则我们生产的东西卖给谁呢?


我认为这是出路,全球化的趋势是退不回去的,你可以批评、可以抱怨、可以很生气,但这个趋势是确定的。


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中国也有挑战。外汇太多是一个负担,放到哪里去呢?我们有钱,但不等于有投资能力,所以很长时间里主要是买美国国债,国内也有很多批评,为什么总是买美国国债。不然买什么呢?买黑石吗?买希腊国债吗?一个国家和一个家庭是一样的,没有钱很难受,有了钱不会投资更难受。


这种难受会转化到国内的,一块美元进来,你要汇率稳定,就要付8块的人民币,而我们不能在一个时期让人民币兑美元升得太快,出口受不了,沿海受不了,几千万农民工受不了,要维持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稳定,基础货币就大量投放,这个量超过了市场上的资本供应量,商品供应量,要素供应量,服务供应量,资产价格就会出问题。一不小心消费品价格增长的速度很高,一个房价问题把政府忙了多少年,现在刚刚房价下去了,反而更紧张了。


所以,不要以为我们是顺的一侧就什么都好,顺有顺的麻烦,全是新的局面。在我们没有预料的全球大时代,各有各的问题要对付。我们怎么会转为高位下行的呢?第一条,高度依赖出口,就是受世界市场的影响,金融危机就是冲击,容不得中国人说话。华尔街很牛,中国所有的金融机构都必恭必敬地去华尔街学习,后来老师出问题了,仿佛挺开心的,但华尔街一出问题,美国的消费出了问题,出口突然变成了20个点的下降。这就是全球化带来的另外一面,这是有挑战的。


所幸美国托住了,没有出现大的问题。但市场出问题政府出手,政府出问题,谁来救?就要靠勒紧财政收支。所以全球的总需求不足,新兴市场的增长速度下来,发达国家更下来了,对我们的冲力大一点。


我的看法是,高位下行难对付。所有企业的厂长、经理、CEO,包括地方领导人还是想念过去的好日子,希望有一个快速的动作回去,还是14%、15%地增加。但这就像滑雪一样,惯性非常大。所以说要适应新常态,不要指望可以快速拉回去了。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多年过热。因为货币在往市场里蹦,多年调控中行政手段用得非常多,现在政府抓的是减少审批,各位注意了吗,其实没有什么审批是计划时代留下的。每年调控地价房价,所有的投资品价格都冲了下来,控不住怎么办?就是行政手段、发文件,一个部委不行,6个部委联合行动。这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相当大。国家调控是为了防止翻车,一而旦有了审批权,在微观上很顽强,很难打掉。经济上行的时候不怕,经济一下行,会发现我们的经济体里面有很多的小刹车,很多摩擦系数。


第三个,真实利率迅速转正,物价指数很高。物价很高的时候借钱等于是拿资产,谁就可以借钱来形成资本,所以信贷的愿望非常强。我们国家改了30年。现在还是间接融资主导的金融体系,等经济往下行的时候,这个力量很大。物价下来,名义利率变成正的,高额负债,谁不负债谁吃亏,等到一变脸,高负债就把经济的起伏放大了。股权没有这个问题,好的时候多分钱,不好的时候一起熬着。借贷不一样,好的时候借,以为这一点利息很好,等到市场一翻脸,发现我怎么借了这么多钱?跑路、跳楼都是这么来的。


还有一条,我们是在穷的时候开始创业、办企业的,这些年富裕了,创业的动力多多少少有了折扣。最近政府加快刺激消费,创造条件让消费这一驾马车跑得更欢。但是我们投资的实际利率,购房的实际利率,就是一把刀,里外里都是它,好的时候一波动,债券为主的金融结构会放大波动,物价下来了,我说叫水落石出。14%、15%一下子变成了7%到8%。三块大石头就顶上来了。


第一个是成本,在经济好的时候买的地、买的房、雇的人,经济一下行,卖的东西价格下去了,买的东西价格没有下去。所以要有减税措施托一把,因为经济下行,所有的东西都会下来的,问题是不均衡,有的快有的慢。这是成本的石头,那就要消化成本。现在企业不练这个本事是过不去的。


第二个债务的石头,真实利率一转正,就把很多企业、很多地方政府顶在那里。


第三个是产能。经济好的时候不觉得,市场一翻脸才发现,怎么搞了这么多产能?钢铁九亿吨的产量,水泥、建材,都影响着几十个行业。我最近去了南方一个亚洲最大的床上用品交易市场,一年成交量一个亿,现在感到了压力,因为床上用品很大程度是和房地产联结在一起的。


我们虽然是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但受益里也会有挑战。为什么叫“新常态”?我们首先要认识大格局,不是某一种力量或者偶然因素形成的这个局面,中国高速增长就是受益于全球化,金融危机是全球化的一次挫折,一定会让中国经济发生变化。这个影响不是短期可以调过来的,我们一定要有心态的调整。


水落石出,你可以放水没过石头,但石头还是存在的。有石头没有关系,得消化他。短期看,货币怎么样更平稳,这些细节不在这里做讨论。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的金融结构有问题。到今天我们改了30年,还是间接融资为主导、银行主导,好是很好,但是经济的波动会加大。股权为主的经济体不一样,好的时候多分,不好的时候一起抗;债权不同,会放大经济的波动。而这涉及到资本市场,涉及到公司治理,涉及到产权结构,涉及到整个国家的法治对私人财产的保护,非一日之功。


我们享受了全球化带来的上升,是不是新常态大家就趴下了?我们要在低潮的时候布未来的局。冬天是投资的好时候,五年以后一定见分晓。今天不努力,不把心态调过来是不行的。现在就两件事:包扎伤员、掩埋尸体是一块工作,更重要的是要看未来。

我的基本判断是,中国难得的、把经济搞起来的战略机遇期没有消失,两个海平面还没有拉平,工人工资还差了十倍,我们还有很大的机会。


第一,中国在全球的定位,很多人说中国的开放不行了,依赖度太高,所以要收缩、以内需为主。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外需还有很大潜力。金融危机后,全球总需求的格局发生了变化,把七个最大的新兴国家放在一起,和七个发达国家放在一起,经济总量看是相当了,中国无论是贸易还是投资,在过去二三十年习惯冲着发达国家去——有现成的购买力、现成的基础设施、现成的服务,生意做得非常顺。但现在正在长大的全球新兴市场的板块里,我们所谓的过剩产能有多少出去了,贸易做够了吗?投资做够了吗?


这些国家,纯粹的贸易不行,一定要对外投资来带。80年代欧洲资本是怎么进中国的?欧洲无论是由于资本的力量还是政府的远见,借钱给中国,低息贷款,你要的话马上就签给你,但这个钱不是自由外汇,是买德国的设备的。今天的中国是不是可以倒过来做?四万亿只会买美国国债吗?能不能往别的方向试一下?所以中国提出海上陆地两条丝绸之路、组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我去阿拉善看过,中亚潜在的市场不能小看,有大量的贸易互补性,但是中国的货要运过去的话,他们的铁路是宽轨,我们是窄轨,堵住了。中国为什么不能去投资?为什么不能做卖方信贷?


我们制造业强、商人弱,就要去开放市场。我总是和北大的学生,将来五到十年最厉害的是什么人?小语种的人才,我去俄罗斯的市场看,没有多少中国货,这个市场还有很大的潜力。但是打法要变了,不是现成的拿过来就发货。我认为出口还会很好,但更重要的是,要有新兴市场的打法,中国现在的比较优势不同了,积累了一些资本,也积累了一些技术。我们现在可以去国外推销我们的高铁了,过去谁能相信呢?这就是学习曲线。


中国也面临着低海平面的竞争压力,你开放,但有的是人工、土地比你便宜的国家。中国的产业开始往外走。制造业和游牧业一样是走来走去的。我们到今天,农业收入10%,农村户籍人口65%,其中17%是常年在城市工作,这是中国国内很大的一个问题,也是一个很大的潜在市场,怎么释放这个力量?城市化。这方面遇到的问题、挑战以及解决问题后带来的机会是惊人的。


弘毅很早就注重服务业,这是战略型的,当一部分制造业走了,一部分制造业升级了,剩下的就是服务业了,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个问题,一部分人口会甩到经济过程之外,这是下一步很大的问题,但也是很大的潜力。


第三个问题,很多的人说中国的土地贵了、人工贵了、税也高了,没有竞争优势了。这是错的,工资的上涨永远是和生产率在一起的。中国的产品有什么问题呢?很多我们都会做,质量升得很快,但还是差一点。商品质量滞后于收入水平,滞后于消费市场的要求,你看我们的消费者,你去淘宝看,进口商品卖得好,为什么,品质好!同样的东西我们会造,很便宜,但品质呢?中国正面临一场制造业的品质革命。质量差的东西过剩,质量好的东西方兴未艾。



最后一条,中国高速增长,社会矛盾也很尖锐,收入分配问题也很大。不是不公平,主要是不公正。很多经济学家不大注意这个东西。真实的世界,让老百姓不高兴的不是不平等,而是不公正。权利歪了、官场的行为乱了、贪污腐败严重、利用公权力……这些问题不解决,经济总量到全球第一大也是不行的,持久不了。人心是一杆秤。要通过深入的改革,通过法治,把权力放到笼子里。公正的问题要解决。


所以,全球化把我们带到了一个谁也没有料想到的新时代。我的看法是,全球化带来的是正面的效果,尤其是对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当然也有挑战,发达国家有发达国家的麻烦,我们有我们的麻烦。怎么在一个全球化的框架中取其利、去其弊,增加未来的机会,我就讲到这里,接下来要听赵令欢先生说怎么在中国投资(赵总演讲内容详见赵总:新常态下的非常机会),谢谢各位!


(文章来源:弘毅投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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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简介
周其仁简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 研究范围主要包括:产权与合约、经济史、经济制度变迁理论、企业与市场组织、垄断、管制与管制改革等等。自 1996年以来,相继开设了有关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发展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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