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的焦虑

2011-10-17 08: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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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十年不过是那场乌托邦演练的浓缩和极端,自1949年以后近三十年中,国人始终是焦虑的。运动一场接一场伺候着,发财致富不断遭受批判,思想和言论每每成为罪过,演至文革,不被抄家就算幸运,家无冤魂要烧高香。对比之下,七、八十年之交是罕见的小阳春:批斗会几成历史,消沉十年的青年重返高校,梦想发财的农民大模大样地进城,一时间空气似乎都更新鲜。谁能料想,三十余年过后,GDP翻了几番,焦虑却重新笼罩国人,且那网罗如此细密。变化是社会多元了,当年的焦虑多与阶级斗争的压力结缘,今日的焦虑来源不一,容笔者细说。
   时下国人的第一大焦虑是科举。它席卷了3岁到18岁乃至20余岁(因为复读)的幼儿、少年、青年,从年龄段看,约占人口五分之一。但加入竞争且忧心不已的哪里限于当事人,加上家长和近亲,超过一半的国人被卷入。今日中国教育的本质是什么?不是传授知识和增长才干,是军备竞赛。当后一目标变得理所当然,逆之者亡的时候,它残酷决绝地打压着前一目标。谁不知道孩子天性好玩,而撕碎其天性的正是亲爹亲娘。谁不知道孩子成长期应该伴随父母,而庞大的农村高中生几乎统统在县城寄宿。明白人都知道过分的重复将毁伤创造力,而我们大多数的孩子因过度复习而最终厌学。一切都是因为军备竞赛,都是为了一张文凭。日益升级的竞赛已经不限于高考的一刻及备考的一年,而是一步步向前后两端延伸。向后走,复读的比重越来越大,且日益席卷各种档次的学生,有为上一本的,也有为上北大清华的,乃至对任何一名考生不参加复读将越来越难以达到自己的期望。听说某名校一年级的新生中已经出现30多岁的“范进”。向前推,更有无限的空间。中考的惨烈不待言,小升初已成大战,幼儿园普遍学习识字、算数、外语,老师不教家长都不干。这竞争要吞噬孩子的一切课余时间,要动用家长的全部智谋和钱财。为了能上好的小学和初中,校区房的售租金高涨;因为录取分数线不一致,地县的官僚统统将子女办成大城市的户口,公平就不谈了,这里只想说,就是有办法的人也是极其焦虑的,办个直辖市户口容易吗。本来天才少年可以轻松面对,但无数“盘外招”打压着他们的盘内得分。多种加分政策,地区录取分不等,转户籍和搬家策略,有钱人优质的家庭教师,凡此种种都使得天才少年也要如履薄冰,拼尽全力,遑论大多数孩子。并且家庭和社会合谋造就了一种苛刻的、力所难及的“成功观”。顶尖的孩子考不上北清就是失败,优秀的孩子考进北工大要叹气。且这种逻辑从小升初一以贯之。从而导致多数学生十余年来一直笼罩在挫折和焦虑之中。这网罗是谁,是如何编织的,殊难解说。此前就没有竞争吗,国外就没有竞争吗,但哪有如此不得喘息的竞争,况这些年高考录取率不断提升,竞争却有增无减。我以为原因众多,两点至关重要。其一是独子政策。独子导致众多父母有输不起的心理,且独子让他们过剩的注意力无法分散到小二、小三,一定要让这个独苗圆自己的梦,也就当然地造成了“父母皆祸害”。教育成为国民焦虑的渊薮,实为古今中外所罕见,概因独子政策乃人类历史之仅存。其二,中小学水准原本就差距过大,这些年越演越烈,此乃社会不公,强强(好学校与都市人、与权势者)结合的产物。解此难题有两策。其一,早日结束独子政策。其二,下大决心,以系统工程的方式造就中小学校的同等水准:硬件彻底摆平,教师三年一轮转。
   大学毕业生中的多数人后走入白领阶层,儿白领是社会中间阶层的主流。我曾在“白领文化之功能”一文中说:“中产阶级文化要比这一阶级本身发挥着更重要的职能。在多数传统社会中,中产阶级文化就是该社会的主流文化。具体到中国古代社会,礼教最模范的实践者就是中产阶级。上层因其洞悉权力之来源或深深地陷入唾手可得的物欲享受之中,因而每每越出主流文化与道德之轨;下层因其往往受到严酷的生存压力的驱使,也每每不受这些条框的束缚。这样,虽然上层统治者总在宣扬一种礼教,但其体现者却是中产阶级。以至最终它似乎就成了中产阶级文化。它的特征就是遵法,守礼,体面,文明,这实际上是任何一个社会要获得安定都不可缺少的。中产阶级的文化,虽不能使上层与下层像他们一样遵守,但这种文化的魅力与中产阶级的社会声望和殷实家境合而为一,对底层人构成一种吸引,使得他们中的优秀分子全面效仿中产阶级,努力爬上去进入这一阶级”(载于拙作《被动吸烟者说》)。爬进中产阶级仍然是多数底层优秀少年的愿望。但是细检今日中国中间阶层的现状,我们发现他们的日子并不是过的有滋有味,而是单调无聊。这是很大的问题,因为他们理当为多数社会成员提供生活的样本。无聊名副其实的是富贵病,不仅古拉格群岛和夹边沟,而且整个前现代社会中,无聊都只属于极少数人,因为多少人陷入生之挣扎,为温饱而奔波。无聊通常是温饱解决后的产物。叔本华说:“假如人可以轻易地获得满足,即消除他的可欲之物,那么随着他欲求的对象的消失,可怕的空虚和无聊就乘虚而入。……由此看来,人生像钟摆一样逡巡于痛苦和无聊之间。”萧伯纳说:“人生有两种悲剧:一种是没有得到你心里想要的东西。另一种是得到了。”古代社会中无聊是贵族的专利,现代社会中无聊开始盛行,继贵族之后大面积遭遇无聊的是中产阶级。但是中国古代的贵族和现代西方的中产阶层都造就了应对物质丰裕及其衍生的无聊的办法,相比之下中国当代的白领们更深地陷入到无聊之中。原因还是当代中国教育的罪过。中国的教育极端功利,它不去帮助其成员找到兴趣,却剥夺了他们找到各自兴趣的起码的时间和空间。乃至多数人毕业后,成为没有任何兴趣的人。在兴趣的维度上,今天受过较多教育的人甚至不如受过较少教育的人。于是构成一个相当严峻的局面,一个中国历史上最苍白的小康阶层出现了。他们完全没有个性和兴趣。于是只会跟从时尚,别人装修我也装修,别人这样装修我也这样装修,别人买这东西我也买,别人要孩子学琴我也跟进。旧时的贵族会生活,因为旧时的贵族教育主要是指导生活而不是生产,贵族是不事生产的,那种教育的目的正在于教会他们艺术化地生活,不沿物欲之途走向堕落。现代教育的重心原本就是教人们生产而非生活,中国当代教育干脆就是打压兴趣和个性。它不是要为你提供一块敲门砖,而是要将你本人烧成敲门砖,兴趣岂不是这生冷砖头上的奢侈的花纹,完全无助于敲门。深深地投入到兴趣活动中是对日常琐事和烦恼的最好屏蔽,是医治不良情绪的良药,是提高生活品质的最佳途径。有什么兴趣不要紧,重要的是找到兴趣,并且是一种可持续的兴趣。但是从事一种有深度的游戏的兴趣和能力是需要开发和积累的,不是与生俱来和呼之即出的。热爱围棋、提琴、京剧、文学、历史、文物收藏,都需要长时间的熏陶。并且是在当事人可以自由接触多种游戏后的自主选择。便宜没好货。浅薄的游戏对高智力的人是不可持续的,一个数理能力很高的人不会天天热衷于下跳棋。不能融入某项精妙的游戏,便只能出门进卖场,回家看电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当社会中多数人有了自己的长久兴趣,他们的情绪才是良好的。中产阶级的大多数成员都是寡趣的,岂止反常,他们将给社会提供一个乏味无聊的样本:温饱之后唯有物欲。无聊似乎是焦虑的反面,但它们恰成一枚硬币,无聊的人遇到麻烦必然焦虑,因为它们内心贫乏,没有支持系统,没有缓冲地带。此等不良的心态将表现和释放到哪里,不是笔者这里要讨论的。这里仅论述兴趣是要害,在一个无神论的国度里,个体的定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来自他的超越功利的爱好和情趣。
   官员和商人与上述白领们有很大的不同。无聊不是他们情绪的主要特征。官员和商人同多数白领不同。多数白领的工作缺乏自主性和复杂性,官员和商人的工作具备这些。有观察者说,从事谍报工作的人很少进赌场,因为其工作本身已经极具风险和挑战,没必要找多余的刺激。当然,你可以告诉我某个官员嗜赌。我只想说,工作性质使然,空虚无聊不是,焦虑才是他们的主要心理特征。他们免于无聊是因为工作有风险,他们深陷焦虑则是因为风险太大。官与商虽置身不同的场域,在当下的中国,在风险及其造就的心态上两者是相似的。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犯了法。我们很难判定当事人非法牟利主要源于内因还是外因。而腐败演至今日,一定是因为主动腐败的人越来越多,乃至今天成为难于悖逆、席卷众官众商的氛围:想不这么做要么是自绝于同类,要么是自残自尽。比如说,同业的商人都偷税漏税,或在食品中都以添加剂降低成本,你不这么做,意味着你将增加自己产品的成本,长此以往必将破产。再比如,一个商人向几位官员送上几块名表,不想要的那个人能够做出特立独行的举动吗,那不是和其他几位撇清吗?不错,一个有理念的人或许能找到应对之策。问题在于,他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与其同僚一同公款吃喝,公款旅游——这些远比受贿轻微,如果这些他都不介入他还能置身官场,一同工作吗?而如果他年复一年地一同吃喝,他还有心中佛祖,还能守身如玉吗?而偷税和受贿,不管第一次难还是易,开闸之后肯定是顺流而下。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心理活动,他知道他违法了,且知道他有东窗事发的可能。即使是一个谨慎的犯法者,他还是知道有出事的可能。为什么?因为有不可预料的因素。比如,按照官场反腐的潜规则,这点受贿出不了事,但那是常规,政治倾轧常常要借助经济问题打击对立面,他小单位的政治形势有逆转和不测的可能。再比如,一个同人因为极其偶然的事情被审查,他情急之中咬出了你。特别是,官与商周围确实不时有人出事。于是必然地,他们开始了内心的焦虑。很多商人将配偶和子女送到国外,自己孑然一身留守国内。何以如此?他们知道自己在走钢丝,也知道没有其他选择,只好送走妻儿。我不想说别的,我相信多数越线者眼下出不了事,我只想说,自身的犯法与惩处的阴影,现状的不可悖逆与未来的不可预测,构成巨大的反差,令他们屡屡有前途难卜之焦虑。
   在有些人看来,上述算不上什么事实,事实应该是看得见的东西。我以为它是社会事实中的重要款项。在有些人看来,这些是软性的。软硬是物理现象,用于社会层面其实都是比喻。可以说它们是软性的,但是这大面积的心态构成了社会的某种风貌,自觉不自觉地构成了当事者的某种行为倾向。而社会风貌和行为倾向还是小事吗?最低限度地看,其实也是最高限的东西,这焦虑或无聊,让我们社会中大面积的人活得扭曲,紧张,不快活,不惬意。并且这不惬意的心态,居然自下而上,从最无助的孩童,最奢华的商人,到最牛逼的官员,统统席卷。我们不得不说,我们在制度上要重新安排,不管何等艰巨,不为别的,为大家免于焦虑和空虚。
   在于《睿信》2011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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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也夫简介:
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中国开放以后最早研究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社会学家。学术著作主要有《西方社会学史》、《代价论》、《信任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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