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甘跳镣铐舞的王蒙——与赵一凡先生商榷  

2014-03-06 18:2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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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按语:我和一凡兄是老朋友,但失去联系很久了。按照我的习惯,与相识者做笔墨争论,一定在问世前发给他。那年批评孔庆东就是费神打听到他的邮箱,先发给他。我是重视这个礼数的。所以,这里要向一凡兄致歉。我不知道他的电话、邮箱,但肯定可以打听到。刻意不先发给他,是担心文章传出去,不胫而走,很可能导致发表不成。无论如何,向一凡兄致歉了。

   

   读赵一凡文“王蒙的‘中段’”(《读书》20141期),对文中一些观点实难苟同,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赵一凡说:“在我看来,老王特殊性有三:一、他在巴金去世后,已成为中国文学的最大存在,即声望最高,作品最多,经历最曲折。二、老王与诺奖无缘,窃以为与其红色履历有关:生为少共作家、文化部长,他与中共血肉相连,关系密切到登堂入室,名列中枢。我预测老王领奖之日,不仅打破陈规,也是中国终被西方承认的标记。……三、澳门大学汪应果教授称:王蒙创作主题,即‘反省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其反思强势来自其‘革命主体身份,所以他最有资格,也最具深度。’此说中肯。”容笔者逐条分析。

其一,如果赵君说,他认为巴金和王蒙是中国当代最优秀的作家,我不会反驳,这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但他说的是“声望最高”,声望乃众人造就,非一人所能托举。我不觉得巴金“声望最高”,被一些人称道的《真话集》,当年第一时间读到便惊讶其肤浅,良心不等于作家的水准、作品的质量。我相信看好王蒙的非赵君一人,但不看好王的人也不计其数。说这样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声望最高”,不知根据为何。

其二,赵君说,这位红色履历的作家获得诺奖是中国终被西方承认的标记。这是什么逻辑呢?西方是一个单纯的整体吗?诺奖能代表西方吗?一个作家能代表国家吗?再往深说,承认红色才是承认中国吗?红色恐怕只是中国一段历史的特征,之前不是,之后大概也不会是,因为我们分明看到中国红的色度已不复当初。王蒙说过,他喜欢杂色,我估计他也喜欢中国从红色向杂色的渐变。若中国的真实变迁如是,怎么能说承认红色才是承认中国呢?

其三,赵君所赞同的汪应果教授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反思,乃至深度的反思,都不需要某种资格。如果说,不亲身加入某个社会实践就不具备反思这项实践的资格,那么就只有资本家和工人,恐怕首先是资本家,才有反思资本主义的资格;有这样资格的可以是恩格斯,却绝不是马克思。反省一桩事物,内部的人有其优势,外部的人也有其优势,身临其境的一代有其优势,后一代人也有其优势,文学家有其优势,哲学家、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也各有各的优势,乃至反省一国的历史无法排斥外国人,说不上谁最有资格。深度当与资格同理。反思的资格与深度都不可能被某种角色垄断。窃以为,成就反思深度的是胆识:即勇气和智慧,而两者是关联的。从履历论证一个人的反思深度是站不住脚的,那么具体到王蒙这个人,其反思是否最具深度呢?笔者大不以为然。

刚巧,赵文发表前不久,王蒙接受《南方周末》(20131212)记者的采访,其中的一段自白可以帮助我们判断王蒙在文革十年的中后期的心态与写作动机:“我看到了《艳阳天》、《创业史》,我不糊涂,也想改变我自己的命运。写这个小说前,我细心研究琢磨了当时大红大紫的浩然、柳青,分析了他们的小说的框架、结构、手法,后来写的《这边风景》。小说的故事框架尽量做到符合当时的政治的命题,或者称之为命题作文。”

反思是个体的思想活动,思想与言说未必一致,在环境的压力下一个人的思想有可能比他的言说丰富和深刻许多,但无奈他人只能从某人的表达判断他的反思内容和程度。另一方面,我很同意胡平当年的一个说法:控制了人们的表达就是控制了人们的思想。表达的怯懦,久而久之,多半会蚕食一个人思想上的勇气。行动上的随波逐流常常影响到一个人思想上的随波逐流。

王蒙的自白说明了他那时的写作是“跟风”。我不怀疑他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会有自己的反思。但是一个将主要精力投入到“跟风”、努力步浩然后尘的人,怎么可能会全身心地执著于自己对当下的反省呢?执著的反思者纵容稀少毕竟存在,比如赵树理和顾准。赵与王同为作家,顾与王同为少共出身,与他们的反思相比,王蒙难望项背,遑论深度。他说写作《这边风景》是“命题作文”,这是含蓄地为自己开脱。谁为你命题?恐怕江青、张春桥都忘记了边地的小王,恐怕新疆宣传部的干部是不敢启用这位摘帽右派的。一句话,那完全是自愿上阵。那个时空下粉饰错误路线者甚多,后人可以理解,但“命题作文”和“自愿上阵”是当事者自己不该混淆的。汪曾祺写《沙家浜》、冯友兰、周一良写梁效文章是命题作文,王蒙的《这边风景》是自愿上阵。

王蒙自白中令我如鲠在喉的一句话是“我不糊涂,也想改变我自己的命运。”你尽可以说后半句,但不该说前半句。难道舍弃了个人命运,往小了说忠于自己的理念,往大了说为了民族的命运的那些人,赵树理、顾准、遇罗克、张志新,都是“糊涂”。我在2003年批判《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收入拙作《被动吸烟者说》)中说大众贪生怕死是正当的,同文中我论述了英雄的存在价值。我们可以走自己的犬儒道路,但作为一个智者至少该保有分裂人格,知行不一,行犬儒路的同时敬重英雄,不敢美其名曰“我不糊涂”。

《这边风景》完稿后中国发生的剧变,令王蒙收起了稿子。如果这稿子早些时日发表,王蒙日后必难翻身。收起这篇稿子后,他迅速变形,开始其另一种写作。我不怀疑后一种写作更多地符合其内心认识,但另一方面我看到了他的基本人生态度,作识时务者,作与时代合拍的人,至少是不唱反调的人。这真的没什么。我只想说,这样品格的人绝难成为深度反思的人,不可能是民族的思想家、顶级文学家。

我没有看过《这边风景》,这影响不到以上言论,因为上述全然不涉及这本书。我觉得出版这本书是好事,有多维的价值,帮我们认识王蒙和他所代表的那类人,且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那个时空的面貌。以王蒙的才能,同样带着镣铐跳舞,可能跳出其他镣铐者跳不出的舞姿。但若说一个一辈子自甘跳镣铐舞的人能跳出世界波,那就是嘲笑真正伟大的舞者了。

                                       载于《南方周末》201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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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中国开放以后最早研究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社会学家。学术著作主要有《西方社会学史》、《代价论》、《信任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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