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文过饰非的机巧

2014-03-12 16:4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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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讳”是中国古代社会中颇为流行的一种语言文化现象。大致说,避讳包括公讳私讳。公讳,亦称庙讳,指避本朝皇帝及皇帝父祖之讳,如秦始皇名“政”,《史记索隐》在《秦汉之际月表》端月下注称:因避始皇讳,改正月为端月。私讳,又名家讳,指避父祖之讳。因避讳打乱了文字的常规,损害了文献,迷惑了后人,因而遗祸无穷,但正因为独特的避讳方式,使得史家可以凭此印证历史文献之真伪。针对避讳现象,历史学家、语言学家作出了大量论述,不劳笔者赘述。倒是与避讳异曲同工的另一种语言现象较少为人论及,即语言中的文过饰非。文过饰非现象在每个群体、每个民族中并非少见。但是如此工计于此、刻意于此,以致最终在社会语言中留下了大量的遮掩过失的成词和积习,丧失了其初有的坦白率真,怕是要首推汉民族和汉语。

明朝末期曾任兵部尚书的洪承畴兵败降清,效命异族。死后家人为之立传,回肠九转,仍不知如何为其充当贰臣的不光彩经历辩解。一位刀笔高手闻知后声称,如洪家肯一字付百两银子,他可解难。成交后,其人抖出了这样两句话:

杀吾君者是吾仇,

杀吾仇者是吾君。

就是说,李自成杀了我的君主崇祯皇帝,所以是我的仇敌;清军杀了我的仇敌李自成,所以是我的君主。这种抛开时间地点,利用三角关系和否定之否定即为肯定的逻辑玩弄的文字游戏,真令人叹为观止。

无独有偶,近代军阀陈炯明几次与革命领袖孙中山结盟,又几次乘人之危,反目倒戈。孙中山逝世后举国悲哀。陈自知不好撰写挽联,却又身为社会名流不好不送挽联。或许又是他人代为捉刀,陈呈上了这样的挽联:

唯英雄能杀人活人,功首罪魁自有千秋青史在;

与故交乃一战再战,公情私谊全凭一寸赤心知。

无论世人见此怎样评价陈炯明的,却不能不赞叹这副对子撰写者的机巧,竟然可在这样狭小的险地为陈氏文过饰非。

当今中年以上的人们不会忘记上世纪60 年代初期劳逸结合 的宣传。实际上,那个时期是因人祸天灾,大家都吃不上饭、吃不饱饭,无法维持正常的劳作,要提倡的岂是一般意义上的劳逸结合?而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什么时候可以不讲劳逸结合呢?即使备下了足够的草料,马就可以不停地跑下去(除了吃食所用时间)吗?即使备下了足够的牛奶、面包,人就可以永劳不逸了吗?明明吃不上饭,为了避免这一刺激性说法,从而冲淡人祸之罪责,偏偏美其名曰劳逸结合。其文过饰非之用心、机巧,实与前辈如出一辙。

其实还在劳逸结合提出之前,一些官员已经在挖空心思,寻找委婉的说辞了。当时粮食部副部长陈国栋在《周恩来与粮食》一文中回忆:

1959 年庐山会议期间,主席问过当年的粮食产量会有多少。由于当时浮夸风、高指标、高征购盛行,说低了不行,于是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主席,改用另一种方式去讲。我说粮食产量大概有五千亿斤左右,“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全国按四千亿斤安排,留一千亿斤余地。……这个意见,事先向李先念同志报告过,向总理报告过。对这个意见,毛主席没有批评我,还作了指示,批到会议上讨论。

明明是穷得叮当响的日子,只能说富日子当穷日子过,真难为了副部长的这番苦心,好在汉语文饰法无所不能。

                          (摘自郑也夫著《语镜子》,中信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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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也夫简介:
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中国开放以后最早研究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社会学家。学术著作主要有《西方社会学史》、《代价论》、《信任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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