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新•年•期•许

2017-02-17 13:4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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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新            

——2017110在天则研究所“新许”论坛上的发言

 

讨论当下中国,不可能或者说不可以不谈论政治。但是我觉得也不能只谈政治,还有别的需要谈的东西。大家谈政治谈得很多了,我来补缺。如果时间允许我谈两个期许,时间不允许谈一个。

第一,教育。

2010年的时候,出于对中国教育的革命义愤,我不顾自己知识储备的不足,在暑假恶补了三个月,开了一门课“批判的教育社会学”,教学相长三年,20139月,我的《吾国教育病理》问世了。书中含蓄批评了温家宝。大约同期温家宝出版了《谈教育》。以后这两本书在亚马逊排行榜的教育事业类中,曾经相互占据第一。又过一段时间他的书就掉下去不见了。我的书相当长时间内还是排行榜第一,直到现在,三年过去了,我的书还在十名以内。我的核心观点是教育问题要解决的话,就必须分流。世界上分流最好的是德国,德国从洪堡时代就执行教育分流。人家下手非常狠,从十岁开始分流。他们认为十岁看得清楚了,没有潜力的孩子,就去读主体中学,以后做一个好的技工。有潜力的人读文法中学,其中大部分人日后读大学,这样不捆绑那些没有潜力的人。我觉得分流符合人性,因为不是所有人都爱读书,不是所有人都有潜力读书。写了这本书以后,开过若干次讨论会,有一次讨论会是我自己命的题:“假如我是教育部长,我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但是大家不太会玩这个游戏,说的不到位,但是题目是对的。如果我是教育部长,要做什么还是很费思量的。因为大家行动的惯性,因为环境的氛围,因为囚徒困境,因为权势阶层的利益链,不管你出台什么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一定会走偏、会泡汤,你真的找不到着力点。我觉得分流在中国几乎是分不成的,德国的分流甘心情愿,我们的分流不甘心请愿,读职高的人还想考大学,这不荒诞吗。但还是要知其不可而为之,因为不分流绝对是没有出路的。如果我作教育部长,唯一能够想到的着力点不在高等教育,也不在高中教育,在职业教育。

几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去重庆合川区,帮助一个商人办的三本高校讲课,我很钦佩他的办学方针。他说我这个学校不是北大清华,也不是一本、二本。往学生脑子里塞很多知识不太可能,要让他们玩得高兴。让他们吃好喝好,玩好。学校里搞话剧团,合唱团,篮球队,拳击队,武术队,热热闹闹的,让他们在这里健康成长,提高他们的情商,让他们变得阳光,到社会上找到工作,事实上他们很多人找到了合适的工作。他希望我过去当院长,我说这不太可能,因为我讲的东西你的学生可能很难接受,但是我仍然很受他办学风格的感动,觉得他做得很好。

我就想德国经验在中国走得成走不成,我觉得重点应该考虑的是搞不成原因是什么分流,因为我承认分流对于中国教育来说,难乎其难;但是如果不分流,中国教育绝对没有希望。那么分流难题在什么地方?

    其一,教育是镶嵌在社会结构当中的,若社会很不像样子,教育不可能光荣孤立。我们打造的社会结构是什么样?是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而德国是枣弧型结构,上面人很少,下面人很少,中等阶级是大部分。中国有一句话:教育改变命运。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待这句话。说得挺好,你是这么觉得的吗?挺好的一句话,但实际上这个话是前现代社会的好话,通过教育社会有了垂直流动的可能。现代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就看德国社会,人家中等阶级是大部分,一个德国公民,不管受的是高等教育还是职业教育,大多都将进入中等收入的社会,手艺人都可以很顺顺当当进入中等社会。我还有什么命运需要改变?想做亿万富翁,除了能力,那要是需要超好的勇气。要做顶级科学家,除了很好的智力以外,更要依靠卓越的想象力,你不是这种怪物就做不成。想做政治家,我们更不必谈了,概率微乎其微。底层人基本不属于德国本土人,都是移民,所以人家不需要靠教育改变命运。为什么要选择进入高等教育,日后做相应的职业呢?大多数是兴趣使然,看到德国教育这番情景,我觉得就跟共产主义差不多了。什么叫共产主义?马克思说就是摆脱异化,德国人的摆脱得非常像样子。我们社会打造的是金字塔型社会,我们还怎么把后生吸引到职业学校。他说:读了职业学校我连户口都解决不了,你不要忽悠我了。

其二,我们的职业学校办的也不怎么样。人家的学生是扎扎实实学一门手艺。一个礼拜的课程,三天在现场实习,两天在学校里学知识。实践能力和书本知识水乳交融。我们这里怎么实习,经常是三年学习,最后一个学期实习,还不对口,荒诞。所以到这儿来,没有学到真实的本领。在德国职业教育是就业的直通车,比大学毕业生还顺利。

我做了教育部长后打算怎么办?孩子们在职业学校里面,好吃好喝好玩,我希望办成这样。其实我们换个角度看,学好一门手艺需要几年时间?需要三年,甚至像高知那样更长的时间吗?我觉得不需要那么长时间,如果学习瓦工木工,一个心灵手巧的孩子两三年足够了,甚至有的孩子一年就可以上岗。但是我们能不能让他们一年就上岗呢?大行,为什么?因为他们将沦为马克思著作里所说的童工,这不合适,心智还没有成熟怎么就开始打工了呢。所以在学校待着其实不需要每个人都学太多的知识,社会上不需要每个人拥有这么多知识。他们在那儿成长,他们等着自己心智成熟了,到社会上打工,为自己挣钱。现在在学校里养着,高高兴兴的比什么都强。应该是这样,应该像合川这个学校一样,有种种游戏好做,让他们没有抑郁症,让他们发育健康,这不是很好吗。

人类进化靠的是什么,靠的不是政治家,靠的是顶级科学家。顶级科学家在人口中万分之一都没有,当然万分之一下面还有一个科学家的小金字塔。但是多数人不做科学家。你学那么多,从小上普高,上大学,你学那么多东西干嘛,这个手机你会用就完了,会上网就可以了,不需要你开发手机,所以不需要你学那么多东西,需要你健康成长,社会要帮助你,度过一个愉快的青少年时代。这就非常好了。   

所以我觉得只有把职业学校办得让学生们玩得高兴,读三本二本大学的同龄人看着嫉妒,我让我爸我妈逼到大学里,我也想到职业学校去玩,让这里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才能分流好。中国教育,第一不捆绑不爱读书的人和潜力上不善于读书的人。第二,不要因为高考极端激烈的竞争,让那些日后当科学家的人压力太大,丧失了创造力和想象力。只有这样的教育道路才对头。

 

    第二,路权

1994年的时候,两个学者率先反对私人轿车,一个是何祚庥院士,一个是敝人。何先生反对的理由非常简单,就是能源和污染的问题。我反对的理由比他广谱,他的理由我都同意,除此以外我主张体积革命。我们既然选择了城市的人口密集的生活,如果每个人选择挺大的交通工具就要堵死。选择城市生活,就必须选择小型的交通工具,或者合乘,这是我的主张。有记者问我,这么多年了,你的交通梦是什么,我的交通梦就是每个人都是哪吒三太子,脚踩风火轮呼呼地跑。2001年的时候,我听说一个信,我很少出国,但那时正好在美国,立即买了一本Time杂志,这期杂志登了一个叫卡门的人发明了一个踏板车。我是中国第一个写文章介绍这个工具的人,我说这是人类城市交通的希望。今天电动平衡车已经在中国出现了,我觉得非常好,但是现在不准他们上路。我觉得未来中国的交通一定是多元化的,如果你允许这种工具上路,如果有越来越多的孩子踏着它上路的话,一定会产生生产和消费上的规模效应。这个规模效应产生以后,十年后这种工具的技术水准将不得了,我们的交通问题马上为之改观。当然这里面还要注入一些时尚因素,有人觉得开奔驰才牛逼,但是不要紧,时尚是造出来的。哪吒三太子的风火轮完全可以造出时尚,滑板现在不是已经很时尚了吗?

还有一个事情。很多地方政府禁止电动自行车上路。但是你知道现在中国电动自行车有多少辆吗?两亿辆,你却告诉人家没有路权。那我问你轿车的路权哪儿来的?与电动自行车相比,排污的问题轿车不好,占路的面积问题轿车不好。轿车族声称:我为什么有路权,先来后到,我是先来的。但是传统的自行车比你先来的,你现在把自行车族打压的没有地方了,道理何在。关键问题是路权,我觉得有两亿人用的交通工具应该有它的路权。我觉得平衡车、踏板车也应该有它的路权,当然这件事情是非常费斟酌的事情,要统筹。当路权得到妥协后,伟大的科技将彻底改变轿车一家独霸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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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也夫简介:
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中国开放以后最早研究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社会学家。学术著作主要有《西方社会学史》、《代价论》、《信任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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