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膨胀的主因:是开发,不是开放 

2017-11-26 16:4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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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语:这篇文章是2010年或2011年,北京日报理论部主任李乔要理论部的编辑向我约稿,稿子传过去就没有下文了。我也没再过问。过了六七年了。今天翻看仍有时效。不是文章高明,是社会没有一丝一毫的进步。)

交通堵塞,上班路程太远,水资源日益匮乏——多种征兆显示北京人口过多。如何应对呢?首先要搞清原因,有病最怕误诊。

逻辑上看,原因不外两个。其一是开放导致的,解决的方案是关闭。其二是开发导致的,解决的方案是放弃开发。

先说开放。北京和全国的城市一样,属于半开放。即,一方面,无本城户籍的人可以在该本城打工。另一方面,无正式户口为这些打工者在该城市设置了生活上的障碍。也就是说,一方面限制从来没有完全消除,另一方面我们也没有打算、且没有可能禁止无本城户籍的人在本城打工。就是说,很难想象对半开放再加限制。

接着说开发。北京扮演了太多的中心角色。它是政治中心,这是不能动摇的,除非迁都。它是文化中心,这种角色似乎还在膨胀,外地多家出版社和电视台在北京设部门,甚至其重心已经搬到北京。它是教育中心,是中国高校最多的城市,年产大批量的毕业生。它是旅游中心,这是其丰厚的历史资源所导致的,想不做也不行。它是金融中心,西城区的GDP能占全国GDP的几个百分点,全靠金融街。在相当长的时间中它还想做工业中心的,只是因为水的严重制约,才无奈下马。工业不行,它又多方寻找新的经济生长点,比如茶叶中心终于做成。有了这么多中心和用人单位,又有这么多高校和毕业生,他们谋职时自然首选北京。他们有了工作,便开始了生活——衣食住行、生儿育女,于是又拉动了服务业和下层劳动者的就业。因此可以说,底层人涌入北京,是北京开发出的多个中心拉动的庞大服务业导致的;没有了工作机会,即使你开放了户籍,底层人也不敢来。反之,白领扩编的后面,必然是服务业的跟进,不然白领们的生活谁来打理? 

如上所述,北京人口膨胀不是对外来人口限制不力所致,而是其扮演多个中心的野心使然。这野心不是来自中央,也不是来自北京市的最高决策者,而是来自各区的领导。各区领导为了增加本区的GDP,必定要挖空心思寻找项目,即所谓开发。能建金融中心最好,最不济也要搞个茶叶中心。便是天子的动力,也不会强过诸侯动力的联合。市内诸侯们的举措辐辏起来,导致北京的开发全面铺开,“大饼”越摊越大,人口越来越多。

种种危机透视出北京当有所限制。但需要限制的不是开放,而是开发。促成开发的不是底层弱者,而是政治经济上的强人。对症下药才能变杯水车薪为釜底抽薪。哪个中心要消减和限制?因为危机过于严重,能限制哪个就限制哪个。工业是肯定不能搞的,首钢不是搬迁了吗?商业中心也是肯定不能作的,何不交给天津。金融街楼宇摩天还能搬迁吗?断水之时迁都都会提到日程,未雨绸缪银行不该先行吗?高校即使暂不外迁,抑制扩招总是可以的。

在京开发的动力也不限于北京人。外省文化产业挪到北京,驻京办事处的天文数字,都是明证。但我以为,抑制自身的开发,乃重中之重。一方面内外二者在开发力量上不可同日而语,另一方面硬性的限制只能使外来者由地上转入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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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也夫简介:
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中国开放以后最早研究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社会学家。学术著作主要有《西方社会学史》、《代价论》、《信任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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