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回忆

2017-05-14 09:4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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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回忆

 母亲的回忆

父母结婚时的照片


今天是母亲节。勾起了我对母亲的回忆。母亲的一生是苦难的一生,她几乎没有享受过一天好日子。我是怀着感恩和愧疚之情来回忆母亲的。

我母亲梁桂芬1921年生人。但我们这些孩子不知道母亲的生日,我们从来没有给她过生日。母亲娘家是扶余的殷实人家,我小时得到姥姥家的很多帮助。母亲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式女人。年轻时我父亲参军几年都不回家一次,我母亲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过活,很是辛苦。母亲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家庭妇女,也曾经出去工作一段时间,第一次是1958年大跃进各单位都大办工厂,我母亲也参加了工作,但是在县商业局幼儿园做保育员工作,1959年左右回到家里,第二次是1970年我父亲去世后,商业局为了照顾我们家生活,给我母亲在商业系统的企业里找一个临时工干,母亲先是在屠宰场搬猪白条肉(重体力活),后来实在干不动了,就安排在副食商店扫地。期间刚好赶上中央有一个关于长期临时工转为正式工的文件,母亲符合转为正式工的条件,但商业局的领导欺负母亲老实,用种种理由把已经转为正式工的母亲拿下,母亲为此生了一场大病,差一点死去。由于母亲在精神和身体上长期受到摧残,已经垮掉,1978年得了乳腺癌。

1978年底传来母亲患乳腺癌的消息,检查可能已经转移到淋巴腺。当时马上要做手术。当时我这里条件很差,住在34楼的一间14平米的房间里,在北京联系肿瘤医院也要排队。我同长春的二叔商量,能否先在长春做完手术(二叔的一个儿媳妇在医院工作),然后再到北京来做后续治疗。二叔答应了。于是母亲于19791月到长春做了手术,住在二叔家。手术后要做放疗,但当时长春老停电无法做。我四月份借开会的机会回到长春,把母亲带到北京。肿瘤医院根本挂不上号,通过生物系一位郭老师联系了北京肿瘤研究所(在西什库大街),挂了一个门诊号,一位医生看了一下母亲的病例,也看了长春医院的继续治疗意见(主张放疗),问动手术多长时间了,母亲说三个月,医生说三个月才开始放疗已经晚了,要转移已经转移了。为什么不及时做放疗?母亲说长春没电做不了。医生叹了一口气说,那我们做一个疗程的放疗看看吧。医生用红笔划出了放疗位置,说每周来三次吧。于是我每周都陪母亲去三次医院放疗,那时交通很不方便,要转几次车,从北大到医院每天都需要一个多小时。做了一个疗程(大约三个月)后,医生说先观察一段时间再说吧。回家好好养着吧。

母亲看病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看大病小病都是自费。那时我和爱人工资很低,我56元,她54元。除了吃饭,根本没有钱看病,放疗的价格很高。还好当时系里有储金互助会(教员每月放一部分钱在里面,哪位老师有急需可以借给他,下月发工资再扣回),我多次向储金会借钱。欠储金会的钱母亲去世很久才还完。放疗是需要补充营养的,但那时,买肉、蛋、奶都是要票的,每人一斤肉、一斤蛋,每户只能订一份奶。母亲化疗需要补充营养,肉蛋奶基本都给母亲吃了。年幼的女儿看着奶奶吃着鸡蛋,喝着牛奶,自己却吃不着,可怜巴巴的,我心里也不好受。有时我就到副食店去,在那里等着职工剔骨,剔下来的排骨和肘子等是不要肉票可以买的,但一般都供应单位和熟人。我会央求副食店职工我母亲病了,得了癌症,需要营养,能不能卖给我一小块排骨或肘子?有时我会遭到白眼,说已经卖出去了,没有了。有时也有的职工看我可怜,从给单位准备额篮子里拿出一个肘子卖给我。为了给母亲补充营养,我低三下四,忍受了不少屈辱。

放疗开始一个阶段,母亲病情没有大的变化,心情还可以,自己在床上摆扑克玩。过了一段时间病情开始恶化。主要表现是手术伤口不愈合,出现尿崩症(我后来估计是糖尿病,但未做过这方面的检查)。10月份后开始出现剧烈咳嗽,吐痰。10月份的一天我带她去校医院检查痰,检查结果出来后,医生把我单独叫出来对我说,在你母亲的痰中发现了癌细胞,癌变已经转移到肺部了。我听了以后简直是五雷轰顶,怎么会这样呢?检查结果没有给母亲看,只是对她说是肺结核复发了,吃些药会好的。母亲病情恶化的速度很快,晚上折腾呻吟,她无法睡觉,我们也无法睡。我们就14平米的房子,我和爱人、孩子睡一张大床,母亲水一张小床。互相干扰得很厉害。送到医院联系不到床位,而且意义不大。我同爱人商量,把母亲送回老家去。我试探着对母亲说,妈我送你回家养吧。家里还有姐姐和妹妹们可以照顾你。没想到妈妈爽快答应了,也许她已经意识到病很难治好了,不想再给我添更多麻烦。

记得19791222日,那天奇冷无比(那天刚好是三九)。我从学校煤厂借了两套棉大衣,从学校租了一辆上海牌轿车(母亲已经很难行走),跟车站说好,直接开到站台上,我扶母亲上了火车,给她安排了下铺睡下。第二天早晨到长春,下车等了一段时间,搭乘长春到前郭的火车,下午到达前郭旗。姐姐到车站接我们。姐姐找了一辆解放牌大卡车。我们把母亲安排在司机楼里,我和姐姐站在后面的车厢里。顶着凛冽的北风从松花江面上跑过到达扶余。到家门口我们本想让母亲在家里呆一会儿,我们再去安排医院。母亲不肯下车,说你们直接把我送到医院去吧。于是我们把母亲拉到扶余中医院,帮助母亲办了住院手续。

我回到了家里。到家一看屋里乱七八糟。母亲到北京后,房子由16岁的弟弟一个人住。平时不做饭,就是晚上烧一个连着炕的炉子,那时直接烧石油原油,烧起来还算暖和,一旦停火整个屋都凉了。那天弟弟上学去了没在家,我试图休息一下。找被子盖一下,一看所有的被子都是破破烂烂,棉絮露在外,好不容易找到一床比较好的被子,但仍冻得无法入睡。刚好屋里墙上有一个温度计,我一看零下14度!我的弟弟在这样的房子里过冬,不会冻出病来吗?我真替他难过。又想到,一个堂堂北大教员竟然在零下14度的房子里休息,心中涌起一股悲凉之感。姐姐说我受不了这个冻,把我接到她家里去住了。

我在家里呆了10多天,中间几乎每天都到医院去看母亲。那时她精神还好,虽然瘦了些,但体态还没有多大改变。为了进一步确诊,我把母亲的痰液送到县医院(当地最好的医院,父亲去世的地方)检查,检查结果是肺癌晚期,说已经无法治疗了。我不知道母亲还能坚持多少时间,我回来时学校还没放假(我只请了10天假),还有事情没有处理完,于是我同姐姐商量我先回去,妈妈如病危我随时回来。姐姐说你放心走吧,我们会照顾好妈妈的。临走那天我最后一次去医院看望妈妈。妈妈含着泪对我说,“凤岐啊,你回校好好工作吧,别超假。我这里有你姐姐妹妹照顾呢!”她探口气说,“哎!我最不放心就是你的弟弟了,它还小啊!”我安慰她说,你是肺结核,会好的。我们姐妹会照顾好小弟弟的(弟弟比我小19岁,当年才16岁,回过头来看,我们姐弟妹几乎一辈子都在照顾我的小弟弟啊!)。我站在床前,凝视着妈妈消瘦灰色的面容,眼泪几乎夺眶而出,于是我说,妈妈我走了,您多保重吧!我快速转身走出门外,在楼道里我忍不住放声大哭。我可能是见母亲最后一面了!

198038日接到家里电报,告知母亲已经病逝。接到电报后,我抱头痛哭。母亲啊!你的命怎么这么苦啊!年轻时父亲参军在外,一个人支撑家庭,父亲复员后,又有了几个妹弟,在那样艰苦的岁月里,把我们几个姊妹抚养成人,眼看我们长大成人,可以孝敬你,报答您的恩情,但您却匆匆离我们而去。这是我终生的遗憾。

下午,我带女儿到五四操场放风筝。突然一阵风吹来,风筝线断了,风筝向天边飞去。母亲的离去,就像断了线的风筝随风而去。看着风筝向远处飞去,我暗中祈祷母亲,您奔向天堂吧,忘却人间的痛苦和烦恼。在天堂里享受清静和和安宁吧!

现在回想起我的父母我是百感交加。感恩之情和愧疚之情同在。父母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财产,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善良的心,虽然自己生活艰苦,但不忘接济比我们更困难的人。他们教育我们这些孩子要老老实实做人,扎扎实实做事,要讲诚实、讲信用,要诚恳待人。我们的生活一直很苦,揭不开锅的事常有,但父母从来没有失去生活的信心,尤其是我母亲比较乐观,在做饭时常听到她哼着小曲。他们都认为困难是暂时的,只要坚持,困难总会被克服的。父亲曾是解放军战士,对党、对新中国感情很深,他常教育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成人,报效国家。父母的教育对我的健康成长起了很大的潜移默化的作用。我现在具有的与人为善的品质和认真做事的作风,与小时父母对我的教诲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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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简介
曹凤岐简介: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主任;并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投资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市金融学会副会长等职。从1992年起享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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