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社会是怎样转型的？

　　日本社会是怎样转型的？  
 
 　　——听官文娜教授的报告有感
 　　 
 　　 
 　　许锡良
 　　 
 　　“儒学与现代社会治理”学术研讨会特意邀请了香港大学的学者、日本京都大学历史学博士官文娜教授参与。她参与这次主要不是探讨儒学，而是提供一个日本社会成功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案例。
 　　尽管官文娜教授被安排在第二个发言，但是，主持人秋风先生在时间还没有到的情况下就屡次打断她，有意不让她讲下去。这次会议我有全程录音，每个人的发言我可以准确到以秒计算。官教授按照会议规定应该有二十分钟的发言时间，其实还有五分钟的样子，就被据说是新儒家代表性人物之一的秋风先生粗暴地一再打断,似乎一点也不儒雅。也许是因为官文娜教授提供的日本社会向现代文明社会转型案例没有儒家文化的声音，相反，日本向现代社会转型在某个程度上说就是改变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日本传统的过程。这与儒家学者口口声声将日本社会的转型看成是儒家文化的功劳完全相矛盾。然而作为日本京都大学日本历史学博士的官教授以无可辩驳的史料证明了，事实就是如此。
 　　 
 　　日本经历了两次根本性的转变。一次是明治维新时期，另一次是日本二战战败时期。而日本之所以会发生侵略成性的军国主义，正是日本的神道教的影响，而日本本土宗教——神道教，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受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文化的影响的结果。日本武士的尚武精神，再加上“皇国皇民，忠君爱国”，就演变成了日本的军国主义（有意思的是日本二战时期占领山东曲阜长达八年之久，对三孔没损害一草一木，从一个方面似乎也证明了中国的儒家文化与日本的军国主义之间的渊源关系。）。日本彻底清除军国主义是二战之后，由美国替日本制定宪法，并且帮助日本由上至下地移风易俗，改变那些传统社会中带来的种种恶俗。建立在以基本的公德为基础的社会行为规范。包括起码的礼节、卫生习惯以及对他人的尊重等等。传统的日本社会当时也是恶习多多，包括将公司与政府的办公用品私自拿回家用，在街上随地撒尿、吐痰、扔垃圾等等。
 　　这些起码的社会公共规则，在日本通过强制执行慢慢地化民成俗，成就了全新的现代日本。这个过程刚好是摆脱儒家文化中的陈规陋习的影响的过程。儒家文化喜欢动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道德追求要达到“存天理，灭人欲”的境界，但是，唯独忽略了我们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最起码的那些文明风俗。为了成王成圣，无止境地追求道德高标，唱高调，树典型，到了不择手段做假的地步，但是，最基本的公德，比如礼仪、卫生、俭约、自信、勇气、诚信、公共秩序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礼貌与尊重缺长期出现空缺。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的思想家福泽谕吉倡导当时的日本社会向英国学习，学习英国人的绅士风度，并且不惜走极端，提出“脱亚入欧”。并且将日本生活的那些底线道德细化为明确的规定。号召国民做一个有责任感的现代公民。将社会公德分成积极的公德，即主动做什么的公德与不能够做什么的公德。现代日本人的公民道德水准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准。去过日本的人都有一个印象：清静、干净，秩序井然，人与人之间彬有礼。给人感觉这里就是文明。她举了两个例子说明这种公德是多么深入民心。有一次她一个日本人家里做客，用餐的时候，主人家读高中的女儿主动为官教授倒酒，为礼貌计，她也回倒了一次，结果主人的女儿就大叫起来：不可以啊。您忘记了日本没有满二十岁的年轻人不可以喝酒的。官教授感叹道：“这只是一次家庭晚餐，在自己的家里，即使喝上一小杯，别人也不知道，而且也不犯什么大事。但是，日本人遵守社会规章制度的自觉性由此可见一斑。而中国酒后驾车现象禁而不止，明知故犯，让多少无辜丧身车轮之下。这次日本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核电站危机，主动请缨去修核电站的许多人都是年已经过七十的老人，他们对社会说，要将生的机会让给年轻人，二百多个老人要将那些年轻人替换出来，而这个过程日本政府从来没有发出过一次号召。有公德底线的日本，其实也不缺乏崇高的私人道德。如果要以儒家的孝道论，来一个“以孝治天下”，那么，日本那么多年轻人由老人替换出来，岂不是要被咒骂为天下大逆不道，沦为天下至为不孝？在儒家传统经典故事中，只允许“郭巨埋儿”，把生的机会由三岁孩子，让给八十岁的老人，而不是相反。日本人的这个举动将会令多少中国人，特别是儒家学者们无法理解？确实不得而知。
 　　离开日本回香港大学任教前夕，官教授向京都大学的一个老教授道别时说到中国政府正在大规模地推广儒学以及在世界各地大量筹建孔子学院时，他非常惊讶并且激动地说，弄不得啊。这一套东西已经过时了啊。他为中国的顽固不化而深感惋惜。
 　　这次会议，官文娜教授的论文没有来得及印出，正式发言时又被多次打断，最后终于无法将她论文中精彩的部分让与会者分享，尽管如此官教授还是得到了大部分与会者热烈的掌声。后来，在大部分与会学者的强烈要求下，官教授的论文得以补充印发，与会者人手一份。有幸的是，在这几天的会议中，每次会议结束，我都与官教授坐在一桌用餐，然后我们边吃边聊，从中学习到了许多。
 　　官教授说，当一个社会面临转型的时候，其实就是要充满自信地去面对自己的不足，那些妨碍我们文明与进步的陈规陋习，就必须有人站出来批评指正，然后我们才可能寻找到更有利于社会和谐与民生幸福的东西。一个充满自信的民族，应该对面临着的转型与变革充满信心，主动地变革，学习世界上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然后形成自己的文明成果，而不应该过分虚弱，神经过敏，害怕听到不同的声音，害怕国民学习外来的好东西。
 　　官教授说，一个社会的转型时期，可以对社会起到影响作用的力量无非是这么几种，一是宗教，但是宗教不可以强迫，基于信仰的东西既不可强迫人家信，也不可强迫人家不信，因此，完全依靠宗教的力量来改造社会常常是行不通的。因为信仰是个人的私人自由，不能够成为公共规范。第二是基于理学的道德高标，也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这种道德高标难以让每个人都做到。而中国从前学雷锋精神正是这种道德高标的结果，以及中国的二十四孝故事都是这种理学的极端例子。其后果我们也看到了。因此，日本人最后将之弃之而不用了。第三是法律。法律有强迫性，而且是人人必须遵守的。可是法律的强迫性也决定了法律不可能方方面面都照顾到我们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任何再严密的法律，也不可能照顾到生活的每一个细节。立法只能够取一个社会的大端，细枝末节却时时起作用的那些东西，只能够是一个社会公德与风俗习惯。
 　　如果用这三个标准来看，中国社会之所以会出现纷至沓来的、层出不穷的乱象，在三种改变社会的力量方面，真正的宗教几乎是缺位的。中国人什么都信，其实骨子什么都不信。要是真信的东西，其实还真是儒家文化中的“升官发财”。道德高标，其实现在在日益开放的社会也没有市场。官方树立的典型，在社会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弱。而法律更是一塌糊涂。儒家文化中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不管你怎样解释，在中国现实中的版本只能够是，法律刑罚因人而异。法律被权势人物随意解释，随意修改，随意使用着，根本没有统一的标准。社会腐败现象常常由上至下，上梁不正，下梁歪。这是中国社会问题难解的最重要的原因。纵观日本社会两次转型，都是社会上层精英带头主动变革的结果。而中国的改革强调从底层改起，改到最后，越改越乱，不但没有改出一个好样子，而且演变成暴力革命。革命之后的中国社会常常更为糟糕。也许这就是日本给中国社会最好的启示。日本就是中国最好的镜子，日本的发展变化，其实照出了中国的一切社会问题以及行走路径。
 　　 
 　　2011年5月16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