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安克在中国支教的意义

2010年02月13日 14:12:31

  卢安克在中国支教的意义
   
   
                            许锡良
   
   
   好几年前我就听说来自德国汉堡的小伙子卢安克在广西贫穷落后山村自愿支教十几年的感人事迹。但是,直接具体而详细了解这个事情,还是看了央视2009年12月27日播放的,由记者柴静面对面采访的卢安克节目之后。
   
   从电视画面上看到的卢安克这个德国小伙子,确实是很可爱的,普通话说得虽然不是很熟练,但是,表达却是很简洁清晰的。记者柴静的采访确实是很有水平的,很自然流畅,丝毫没有造作的成分,而且所问的问题,都涉及到卢安克对中国人及中国教育的理解,这是一个很成功的很精彩的采访节目。
   卢安克的支教其意义并不同于一般。中国人习惯于将这样的事情看成雷锋精神或者现代的白求恩。因为,他在中国志愿支教十几年时间,从来没有从中国拿走一分钱费用,每年的生活费用是自己退休了的父母从德国寄来的5000千元人民币,即使是这样一点钱,他也感觉远远超过了他的生活所需,当柴静小心地问他,一个人的生活费用是多少钱的时候,他说每个月只花一百元或者多一点。如此说来,父母每年寄来的5000千元人民币,确实是多了,他不但不拿钱,而且还通过自己的翻译劳动所得,全部捐出。当地人也是把他说成是现代的白求恩的。节目中那个普通话说得十分费劲的广西山村村民就是这样说的:他自己犁田、种菜,真正是白求恩,又没有要钱,又没有其他消费,不吃肉,只是吃红薯叶。这样的生活,甚至比雷锋精神还要艰苦朴素,还要大公无私,因为雷锋做好事,每个月的津贴费还是要拿的。有肉吃还是会吃的。但是卢安克却什么都不要,只要在中国最边远贫穷落后的农村山区奉献自己的生命,而且到目前为止,服务的时间远远超过了雷锋做好事的时间。无论哪方面显然都远远超过了雷锋,按照中国传统革命精神的说法,只好把这种超越雷锋精神的精神叫“国际主义精神”,但是,甚至连白求恩都不能够比的。
   显然,卢安克作为德国受过高等教育,在德国汉堡大学美术学院毕业的高材生,骨子里是一个典型的德国清教徒。如果联想起德国马克斯.韦伯笔下的新教伦理精神,其实就不难理解,作为一个清教徒的卢安克后面特别浓厚的宗教情怀。卢安克是一个与上帝走得很近的人,他爱的是人类,关怀的是人类的苦难,是中国山区的愚昧落后与苦难,促成了他一生的神圣使命,这些都是不能够按照一般的人情世故来理解的。
   但是,如果将卢安克仅仅是作为一个白求恩式的清教徒来理解,那也过于简单。卢安克在中国边远落后山区支教,这个行动本身是简单的、纯粹的,但是,从卢安克为中国的农村教育志愿付出自己最宝贵的青春来看,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却能够从中看到许多。至少让我看到了中国人与中国教育所存在的差异。
   卢安克与中国结缘是1990年来中国作了三个月的旅游,1992年到南京的东南大学留学,了解了中国广大农村教育的落后面貌,就决定了自己一生的使命。然后又看了张艺谋的电影《一个都不能少》,更加促进了他到中国最落后的农村去作教育志愿者的决心。
   去中国落后的山村支教,开始是不被当地人与当地政府所信任的,因为,在中国人看来,如果没有其他的非名也非利的目的,这个人肯定是别有用心的。因此,他一度被当地人怀疑为特务间谍,是潜伏下来做特务工作的。也有说他是准备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把孩子弄出来卖掉的,否则的话真的是无法理解这种行为。光干活,不要钱,也不要名,更不要权,甚至也不恋爱,只与孩子们一起玩耍淘气,而且还其乐融融,乐此不疲,这在中国人看来,除非是神仙下凡。但是,这一切又是这样真真切地发生在自己身边。
   由卢安克在中国的遭遇可见,中国人实际上是在以自己的方式理解着外面的人与事。卢安克被怀疑为特务,与被怀疑为想把山区的孩子弄到外面去卖掉,其实都是以已小人之心,度他人之腹。这种事情其实也发生在中国的义和团时代,鲁迅先生就曾经描述过,中国人常常怀疑外国的教会会把孩子弄了去,把眼珠挖出来,然后用一瓦罐腌制起来,孩子的眼珠子常常多得如齐沿那样高。鲁迅先生解释说,这就是中国农村人用自己的心态去理解他人。中国人,大致是不知道洋人其实是不腌制那些酸菜的,怎么也不会想到用这样的办法来处理被挖出来的孩子的眼珠子。想不到一百多年过去,中国人及中国的面貌仍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改变。
   从卢安克在中国山区农村的支教遭遇来看到的仍然是中国乡村无边无际的苦难、愚昧、落后,孩子们的天空仍然是灰暗的。他们并没有与人同处于一片蓝天。许多孩子自出生起就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几岁的孩子还没有喊过一声爸妈,因为,他们不是作为留守儿童由爷爷奶奶带大,就是干脆几岁的姐弟俩相依为命,饿了自己找吃的,病了自己走几里的山路去医院,他们就是那样作为一个人的生命处于自生自灭状态。卢安克越是看到这样的情形,越是感觉自己一生的命运与这些孩子密切联系在一起。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把自己的生命都交给他们了。他非常认命,非常满足这里给予他的清贫生活,当柴静问他,难道不喜欢物质生活的时候,卢安克回答说,不是不喜欢物质,而是他有更大的乐趣,比能够表达的更大的乐趣。他更喜欢自由,喜欢实现自己的愿望。他说,如果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家,那么家人就是他的后代;如果一个人为了学生,那么学生就是他的后代;如果一个人为了人类的发展,那么,人类就是他的后代。卢安克说自己做了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即使现在死去,也没有什么遗憾。他的表述没有一点豪言壮语,一切都是那样自然而平淡,真实,没有半点作秀的样子。
   这些在一个有着悠久“愚公移山”传统的中国文化中长大的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但是,这就是真诚的宗教信仰的力量。什么是虔诚的信仰?虔诚的信仰就是这样的一样东西,那就是即使是全世界的人都不理解你的时候,你也能够充满自信、充满活力地以人的尊严活下去,或者选择以人的尊严的方式去死。一个人把自己交给上帝后,他再没有其他可怕的东西,也没有吃不了的苦。
   这一点从卢安克的家庭文化氛围就可以看出来的。他家只有他的父亲有过正当职业,以一个中学教师的身份退休,母亲是家庭主妇,有两个双胞胎的哥哥,都是国际绿色和平组织的志愿者,一个妹妹也在非洲做教育志愿者。父母对他们的选择都是宽容与支持的。当卢安克表示想回到年老的父母身边的时候,父母来信却说,那里的学生更需要你。这与孔子在《论语》中所说的“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是多么不同啊。更与孟子所倡导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多么格格不入。但是,这就是新教伦理精神。
   卢安克不仅仅是给了中国山区一个全新的生活观念与价值观人生观,而且其实是给了整个中国人一个全新的生活参照系。天下的乐趣,并不全然只是中国人心目中的升官、发财、妻妾成群、子孙满堂,然后福、禄、寿三星高照式的生活,人世间的乐趣,其实还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自由、做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情,看着人间的苦难在自己微小的力量下得到了轻微的减缓,看着孩子的生命个性与自由得到了保护与发展,而这种乐趣正是卢安克动力所在。
   作为教育志愿者,卢安克并不是一个专业出身的教师,严格说来,他大学学的是工业美术设计专业,但是,他的教育理念与方法,不要说在中国落后的农村是无与伦比地先进,就是在中国最发达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地方,拿出来绝对也是先进的。这只能够说,卢安克是在按照他自己从小所受过的教育方式与方法,及受教育的理念,教育着中国落后农村的山区孩子。他的教育是要保护孩子的天性,让孩子回归大自然,在自然中学习,他没有教材,也不主张考试,一切都是在现实生活中去学,去教,他说你告诉孩子的东西,孩子是不会记得的,一定要通过孩子切身参与的活动才会真正留下来。没有孩子的切身体验的东西,过于抽象,孩子听不懂,听不进,更不会成为孩子自己的思想与心灵。这是多好的方法啊,但是,在中国的应试教育环境中,这些方法是没有市场的。他教孩子学鲜活的英语,但是,由于这些鲜活的英语在考试中无法过关,他教的学生在这样死板的考试中,只有六个学生及格,平均只有20分,家长意见很大,孩子伤心得哭了,他也伤心地被迫离开了那所学校,那个地方,卢安克说“我发现我在学校无法实现我的梦想,我都满足不了学校要求的‘标准’角色”,可以说,这绝不是卢安克的错,是我们在用一种非人道的伪教育去考评一种真正先进的人性化的教育,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中国教育改革之路是多么地艰巨。柴静在采访中举了一个卢安克学生写的英文句子:Run like the kite(像风筝一样跑),I can fly a bike(我能像自行车一样飞),这些英语是学生自由表达的,是富有想像力的与生命活力的,却是极不符合中国的考试标准答案的。自然,卢安克的教学,在中国目前的教育体制与教育观念下是永远无法取得成功的。
   在面对中国错误的教育观念时,他说,我们应该要教给孩子不是任务本身,而是完成任务所需要的才能和力量。需要培养的是学生的良好的感觉基础。但是,当他面对那些从来没有上过学的十四岁到十八岁的壮族孩子的时候,他感觉孩子受教育的良好机会已经错过了。因为他们只能够完成任务,而不是自发地去创造,因为他们的感觉基础已经很难培养了。中国的教育观念与教育方法都是很成问题的,可惜的是这样贫穷落后的教育与成问题的教育观念与教育方法,在贫困的山区仍然是一种奢侈品,因为这里仍然有大量的从来没有进过学校门的穷苦孩子,他们与现代文明无缘,他们是新的文盲。
   
   卢安克就像一面镜子,不仅把中国的山区的穷苦落后愚昧无知照得清清楚楚,而且也使中国的所谓成功人士与社会精英们相形见绌。当然,我不是说,中国人也要像卢安克那样,过那种生活,每一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卢安克过那种生活是他自己的选择,是他自己的志向所在。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学他的样子。但是,我相信,一个幸福的人可以不生活在别人的眼中。而按照自己的理想与愿望来生活,无论你做什么,都要活出自己的自由与愿望,按照自己的意志去活,而这正是卢安克的精神所在。相比而言,就这一点来说,采访卢安克的柴静是十分有感触的。作为中国人,柴静在采访中说,自己在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就得了高度近视,但是为了怕别人说她,她一次检查眼睛的时候,把检测表上的符号背诵下来了,因此,她的眼睛被检查正常,因为她从小就怕被人说她是与大家不一样的,那种被说成不一样的感觉,是无法为自己的同学所理解,也无法为自己所接受的。现在看来,中国人确实是生活在每个人都必须追求一种价值观,每一个人从小都被要求必须以惊人相似方式生存。否则就是离经叛道的,就是犯上作乱的。在中国我们经常自责的是:我为什么与大家不同?却很少追问一句:我为什么要与大家一样?卢安克的生活方式正是给了这个问题一个活生生的答案。在中国目前这样的社会价值取向与统一要求中,怎么可能培养出有个性的人来呢?又怎么可能做到立人立国?这也许是卢安克在中国支教给予中国人最大的启示吧。
   
   2010年2月12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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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锡良简介: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教师、信孚研究院研究员。研究领域十分广泛,内容丰富,思想深刻,能够打通思想理论与教育现实之间的通道,从细小入微处见大精神,有着细致入微的文化、教育与社会的洞察力。2000年以来,许锡良不断地在国内许多著名教育报刊杂志上发表大量教育思想与教育改革方面的文章,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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