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犹未了，止又难止

　　在我曾经接受的教育中，有一点现在看来是应该重新认识的。那一年的夏天，大家争论是否应该妥协，争论来争论去，最终还是主张妥协的人显得有些“理屈词穷”，而主张坚持到底的人则表现出一种道德上的自豪感。这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很久以来我们一直就是这样被教育的，这使得我们接受史可法比较容易，接受钱谦益就比较难。我们仿佛已经习惯了在两军对抗中取其一端，楚河汉界，非此即彼，完全取消了中间地带存在的可能性。因为这关系到一个人的立场是否坚定，旗帜是否鲜明，感情是否纯粹，气节是否清高，总之，一个人可能获得的政治评判和道德评判，往往就包含在一次表态、一次站队之中。所以，在这种场合，理性的、平和的、中庸的态度不是被更加激动人心的口号和行为所淹没，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就是被误读、误解或歪曲为软弱、妥协、丧失原则，甚至背叛。广场政治最终总是走向无序和非理性，根子就在这里。众目睽睽之下，谁也不肯示弱，结果只能是口号越喊越响，调门越扯越高，在被煽动起来的民众情绪的裹挟下，一步步走向极端，走向深渊，历史中这样的教训或悲剧实在是太多了。
 　　其实，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并不缺少“适可而止”这样的理性精神，像儒家思想中的“中庸”和道家思想中的“无为”与“不争”，都体现着一种至高无上的政治智慧和道德境界。然而，可惜的是，当这种精神最初传达给我的时候，正是它们被沾污得面目全非的时候。那时我还小，大约十四五岁的样子，恰逢“文革”，刘少奇被指为“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睡在毛主席身边的赫鲁晓夫”，因而受到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据说他有“黑八论”，其中之一就是阶级调和，中庸之道。那时，我并不明白其中的深意，却记住了这几个字，知道是不好的东西，是消极的、市侩的处世哲学，不希望别人用这几个字评价自己。一个人的价值观常常就是这样被建立起来的。当时流行的主流价值是斗争哲学，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八亿人口，不斗行吗？”于是有了“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豪迈。那时还不懂得“过犹不及”，倒总是被告知“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穷寇勿追”也是不能被接受的，因为，“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楚霸王项羽，还有那个宋襄公，都被认为是妇人之仁，是很愚蠢的，自然也是不足以仿效的。
 　　弥漫在社会风气中的这种好斗之风，对于我辈的熏陶和浸染是潜移默化的，说是嫉恶如仇也好，说是爱憎分明也罢，总之是宁可让人说你不懂得政策和策略，也不能让人怀疑你的立场和感情出了问题。所以，大家只能“宁左勿右”，只能上纲上线，只能走极端，不能适可而止，不能中庸之道，尤其是在公开表态的时候，更不能有丝毫的游移。这里倒用上了那句话，“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当年村里游斗地主，我们这些孩子跟在后面看热闹，一个人被打倒在地，生命垂危，有人刚表示一点同情，马上被拉出来陪斗。打翻在地，是要踏上千万只脚的，你却同情他，看他可怜，屁股坐到哪边取了？记得那年红卫兵就“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副对联在中山公园组织辩论，横批开始还是“基本如此”，后来改了，变成了“绝对如此”。上台发言的人必须先报出身，出身“红五类”，自然很风光，出身“黑五类”，那可就惨了，轻者被轰下台，重者当时就被揪着头发斗一顿。也有人喊“要文斗，不要武斗”，但声音太微弱了，完全被“不革命就滚你妈的蛋”的口号声淹没了。那时，“费厄泼赖”这四个字也像瘟疫一样，人们避之唯恐不及，谁敢“费厄”或“泼赖”一下呢？林语堂主张“费厄泼赖”，鲁迅就写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回应他，林语堂是什么人？买办资产阶级反动文人；鲁迅是什么人？文化革命的旗手，何去何从，也就可想而知了。
 　　不过，鲁迅说到“费厄泼赖”，并不认为一定不能实行，而是说“应该缓行”。缓到什么时候，他没有说，现在应该可以了吧？阶级斗争是早就不讲了，但你死我活却并未成为历史，现实社会的冲突和对抗，仍然广泛而深刻地存在着，而且，看上去几乎不可调和。这个时候提出“费厄泼赖”，提出“适可而止”，提出“中庸之道”，我担心我们的国家、社会和民众是否做好了准备，是否能够接纳这样的想法。我们看清朝末年所发生的革命与立宪的辩论，革命所以凯歌高奏，立宪所以落荒而逃，其中又何尝没有这样的逻辑在！与革命的诉求相比，立宪总显得有些“没心没肺”，完全不顾及被压迫者的感受。但革命实行起来，于破坏很容易，于建设却比较难。过去总说“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结果常常是一片废墟，一片焦土，破字虽然当了头，立字却找不到立足之地。就像民国，革命倒是成功了，共和也实现了，但宪政却被大大地打了折扣，民众的实际地位和生存状况也并未得到改观。我忽然想到梁启超，他是主张立宪的，先是君主立宪，君主既倒，又转而追求民主立宪，他写《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在国体上纠缠，而忽略了最根本的政体。但是，理性的声音总是很难被人们接受和认同，尤其是在晚清那样一个历史环境中。所以，梁启超的主张，既不能见容于革命党，也不被慈禧一党所接纳，甚至不能释疑于自己的老师，造成师生间的隔阂。后世对于梁启超，也只是简单地把他归入保皇党和维新派，很少有人给予他客观、公正的评价。很显然，梁启超在现实中的尴尬以及在历史中的寂寞，都说明了持论中和，不偏不倚，反而会陷入一种孤独感，没有人把你视为同类。这是梁启超的悲剧，也是我们这个民族和民众的悲剧。从他的遭遇中我们大约可以体会到，尽管适可而止是一种很好的东西，但真正为大众所接受，至少在目前还是有难度的。事实上，这么多年，我们从未在这方面进行过认真的反思，对那些似是而非的东西，也从未做过系统的甄别、讨论和清理，我们的价值选择，有很多时候仍然摆脱不了极端和偏执的倾向，这其实是很危险的，遇到合适的机会，是有可能酿成灾祸的。虽然我们总是回避这个问题，但它迟早都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绕不过去的一道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