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表达伦理何以如此匮乏

　　最近的微博似乎陷入一场竞脱底裤的狂热之中：先是方舟子及众多知识分子质疑韩寒作品由人代笔。但质疑韩寒的某积极分子，也被人挖出有抄袭他人之嫌疑。孔庆东针对香港人发出不当言论，知识分子群起攻击孔庆东。然而，某知识分子揭露孔氏隐私的文章也令人大跌眼镜。而真正令人瞠目结舌的则是香港某些居民以蝗虫比喻在港生育的大陆孕妇。
 　　凡此种种没有底线而丑恶的言辞，及其背后蠢蠢欲动的相互不尊重，不宽容，甚至仇恨，清晰地呈现当代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国民德性之匮乏，具体而言是公共表达伦理之匮乏。这个被很多引以为自豪的信息时代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很多人根本缺乏与他人交接的基本德行，就通过道听途说而形成满肚子的意见。并且，因为有一种真理在握的自信而急于表达。他们以最为粗野的语言，对着各种各样的事务，匆匆忙忙地宣告自以为是的真理。
 　　这些表达者从来不顾忌自己的表达是否会伤害别人，因为他们根本缺乏人之为人的底线道德自觉：仁。中国价值的核心和基础是孔子所揭明、孟子所深化的仁。仁义礼智信五常德或者智仁勇三达德，都以仁为中心、为基础。《中庸》说，“仁者，人也”。汉儒郑玄注曰：“人也，读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问之言”，也即，视对方为人，与自己相同的人。孔孟所言之仁的基本含义就是，人们相互以人相对待。仁让人相互尊重，也避免相互伤害，也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为避免相互伤害，人们会确立一些在特定人际关系中相互对待的伦理规范，这就是“义”。由义而形成一整套合宜的行为模式，此即礼。它涵盖三个方面，如曾子所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三者同时注意，才有温良恭谦让可言。
 　　而圣贤之所以特别注意言语表达之遣词、语气，实在是因为，言辞是人际交往的最重要工具。曾子所说之“出辞气”，既包括私生活领域各种场合的言语表达，也包括公共表达之礼仪。在这两个领域，各方辞气得当与否，对于共同体能否维持其秩序，具有十分关键的意义。孔庆东事件及微博最近半个月的狂热已经清楚地表明，粗野的语言根本无助于辨析任何问题，在粗野言辞所构筑的话语场中，也根本不可能达成什么共识。相反，哪怕双方都在表达真理，这样的语言只会扩大分歧，制造怨恨、仇恨，撕裂本来存在的共同体。最终，公共空间所剩下的惟有一地鸡毛。
 　　当然，言为心声，言辞的粗鄙显示的是心灵的蛮荒。而近来种种事件表明，这种心灵的蛮荒是普遍的，诸多无名粉丝固然如此，最让人震惊的是，诸多具有大大小小地公共影响力的知识分子言辞之粗野、心灵之蛮荒，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与粉丝相互激励，他们彼此之间也相互激发，而共同向下堕落。正是辞气之不当，让诸多公共知识分子的神话破灭。
 　　这不是什么国民性问题，而是二十世纪中期以来中国文化断裂、教育失败、教化空虚的必然结果。虽然人皆有恻隐之心、是非之心、辞让之心、羞恶之心“四端”，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自觉地将其扩充而为仁、义、礼、智四德，这需要教化，需要风俗之约束，需要君子之表率。然而，二十世纪持续而全盘的反传统之文化、社会与政治运动，摧毁了既有教化体系，也摧毁了君子群体，中国社会不再有养成人们温良恭谦让的风俗。尤其是知识分子，作为反传统的急先锋，丝毫不再能够发挥德行上的表率作用，反而热衷于贩卖反道德的奇谈怪论。这样的知识分子在微博上有如此表现，并不让人意外。
 　　因此，光是对着公共空间呼吁言辞之德行是没有用的。中国社会需要文化的自觉，需要重温孔孟等圣贤的教诲，思考如何以仁义礼智信教化国民做个好人，做个好公民。而掌握着巨大话语权的知识分子尤当深刻地反省，在这个大转型时代，自己怎样做，对于公序良俗之形成和维护，才可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新京报，201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