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旧文为何引发当今争议?

2015-10-15 17:4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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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天昊

 

一石激起千层浪。

上月,本人拙作《别让李嘉诚跑了》引起海内外巨大争议。各种解读,各种情绪,夹杂其中,深感必要回应各方疑问。

 

1,文从何来?

   5年前,本人即预见香港之瑕, 2010年于金融时报中文网FT中文网)撰文,题为《香港模式的瓶颈》2015年重新修订,开头以长实上海卖出地产的新闻为引,以对香港富豪的建议为尾,就成为引起巨大争议的今作。

 

2,文章说什么?

   仅看标题,此文似是谈商业故事,看完全文,当知关注的是香港社会的挑战与未来改革。

若只看标题,就借题发挥,各抒胸臆。惜。

文章核心部分,深度分析香港贫富分化、阶层固化等困局的根源;反思治理失误,以及经济豪门化对国家的戕害;呼吁转变治理思路,深化国家改革

 

本文不针对任何个人,人和事均为注释义理。

鲲鹏展翅,心忧青天,胸中丘壑,深藏白云之间。岂是浅薄虚浮的蓬间雀所能洞见?

 

3,惊世之文,时势所造。

   本文意外风行,非罗天昊所能,而是时势与人心的大势所致

 

十几年来,无论大陆还是香港,均出现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财富的创造机制,出现了畸形。部分人财富的获取,并非来自劳动与才智,而是来自腐败、垄断和特权,同时,阶层固化,经济豪门化,大众声音被漠视,种种不公,引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

直面中国最尖锐的矛盾,直面转型时代最大的痛点,矛盾交汇处,宛如两江汇流,激起时代的最强音。

 

4,要改革不要文革。

   历史问题客观存在,解决办法,不是向后搞文革,而是向前搞改革。

细看全文,应知作者呼吁更彻底的改革。给富豪的三大建议有争议,但也是在尊重法治的基础之上,并无提倡暴力手段,而是理性平和地倡导。

 

5,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市场经济?

   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其实即是对于民众呼声的回应。

 

摧毁地产霸权 振兴实体经济

地产独大,国之凶兆。

在各种中国富豪榜中,前十大半都是地产商。十年来房价飙升,无论大陆还是香港,苦高房价久矣。新三座大山给民众带来深沉的痛苦。房地产榨干了民众的财富,甚至洗劫了一家几代人的财产。导致消费乏力,实体经济萎靡,压抑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

国家提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地产等畸形产业,吸干了国家的新鲜血液,形成了对于创新与创业的严重阻力。

摧毁地产霸权,方可为中国经济松绑。重振实体经济,应对内外挑战。

 

贫富分化是死路,共富是责任更是出路

中国的基尼系数已接近动荡线, 贫富分化是中等收入陷阱之因。阶层分裂是国家动荡之因。中国绝不能成为又穷又乱的“溃败国家”。

无论西方还是中国,结盟豪门,漠视数量更庞大的平民,皆非明智的选择。

当下全民焦虑,如坐火山口,不知何时爆发。穷人已无可失去,既得利益层率先让步,整个社会才可以解套。这是基于现实的最佳策略选择,绝非民粹。

共富是国家的庄严承诺。但共富绝非“均富”,完全可以通过市场手段实现而非搞暴力。通过改革不合理的分配机制,财富产生机制,稍减资本暴利,稍加劳动所得,让财富惠及更多的人。

       

权贵资本主义非正途,中国需要阳光财富

民众尊重合法致富,袁隆平堪为楷模,不满的焦点在“不公”。

用权力寻租,用市场套现。中国绝不能走权贵资本主义之路。

建立公平的市场经济体系,让财富远离权力,才能实现整个社会的软着陆。腐败让人痛恨,何尝不让人痛心?商人得利时虽可心,卑躬于权力时又何曾甘心?

我们呼唤阳光财富。呼唤法治,国家强调保护产权,提倡简政放权,随着商业环境的完善,中国将有更多富豪,更多人脱贫,吸引更多投资。

无论大陆还是香港,所有的财富,必须经受新时代的考验。与时俱进,是最明智的选择。

李嘉诚先生近期又北上办学,与本人对富豪阶层所提的三大建议,其实不谋而合。李先生设立的长江商学院,正是本人曾就职的地方,本人也一直对此心怀感谢。富豪阶层与时俱进,是社会的进步,亦是其人生的升华与涅槃。

 

6,权贵门客价值观混乱

 

转型期,既未达到盛世,也非乱世,从混沌到有序,尤其需坚守正确的价值观。
    口中喊市场经济。却为资本权贵站台;口中喊民主,却不能民主对待他人,以文革方式给人扣“文革”的帽子。甚至个别人对本人造谣中伤;口中喊平等,却自命精英,自认“精神贵族”,经济上依附既得利益阶层,漠视民众,与平民阶层割裂。却要求大众支持其社会诉求与野心,部分人的人格分裂,表现出强烈的投机性。

我在接受媒体访谈时,强调智库要谋民,要与民为友,就是有感于部分人不能与平民为友,不为平民阶层讲话的现状。

 

源起五年前旧作,为此特贴出原作全文。诸君可对照。

香港模式的瓶颈(2010FT中文网)

链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5881

 

原文如下:

 

20101206

香港模式的瓶颈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罗天昊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近期发布的施政报告承认,香港社会的贫富分化更加严重,大约有18%的港人处于贫困线以下。

香港社会结构的失衡,虽然发作于回归之后,病根却早在80年代即已种下。在英治时代,虽然港英政府亦喜欢借助华商领袖的势力,来维系社会平衡,但是,总体而言,香港还算是一个健康均衡的社会,从香港的流行文化,即可知香港是一个市民化,平民化和多元化的社会。在经济领域,香港虽然是全球知名的自由港,贸易发达,但是,实业亦非常发达,其精工制造,一度全球闻名。

 

但是,到了80年代,《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之后,香港社会即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央政府的未来设想是实现“港人治港”,但是,这个“港人治港”的潜台词,很多香港人当时不太明白。

 

事实上,大陆精英治国的理念,亦被移植到香港。成为北京重点倚重对象的不是香港的升斗小民,而是香港的华商领袖。实际意义上,这形成了一种对于香港上层人士的“收买”政策。香港和澳门回归之后,第一任特首,都出自此类豪族。甚至是有黑社会背景的向氏势力,只要他们在政治方面不成为反对势力,亦成为被容忍的对象,可以继续在香港地下秩序中称王称霸。

 

在此情况下,香港腾飞过程中崛起的一些新商人,意外地获得了固化其社会经济地位的机会。三十年来,香港的头面人物不断受到各种“关照”。香港逐步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豪族,这些大族因为与大陆的关系,在拓展商业势力方面,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方便,他们不仅到大陆投资受到照顾,同时,在某些与权力联系紧密的领域,亦获得了特殊的放行。

 

地产行业的畸形发展就是表现之一。作为与权力关系最为亲近的行业,香港地产行业的繁荣,发蒙于60年代,但是,在6080年代之中,并没有产生特别庞大的地产企业,诸多地产大亨的最终修成正果,普遍在80年代以后。

 

李嘉诚虽然在1958年即进军地产,但是一直以实业为主,直到他收购和黄之后,才开始大规模扩张,而李嘉诚在1978年受到邓小平接见之后,在香港可谓通行无阻。政治地位的提高,亦使其商业扩张顺风顺水,特别是在地产领域,此后,李嘉诚的财富大部来自地产行业。

 

在大陆,很多基础设施建设,亦有李嘉诚的身影,如深圳的盐田港,大陆方面即交给了李嘉诚。“一哥”李嘉诚如此,“二哥”李兆基和“三哥”郑裕彤,也是如此,李拿下世界专栏会旧址项目,郑兴建“香港国际会议展览中心”,无政府人脉,是绝对办不到的。从老大到老二老三,都是早年打基础,80年代爆发为巨头级华商,那就绝非偶然了。

 

香港与新加坡同为港口城市,但是,80年代之后的香港和新加坡,却渐行渐远。

 

香港和新加坡,都以制造业和贸易起家,后来发展服务业,不同的是,到今天,新加坡与香港的支柱产业,却完全不一样。目前,新加坡的支柱产业,是贸易、制造业、航运业与旅游业。而香港的支柱产业,是零售业、旅游业、地产业、银行及金融服务业。特别是对于地产行业的依赖,达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

 

同为海港城市,新加坡土地资源更为紧张,人口密度更大,但是新加坡却没有房产危机,新加坡建立了很多廉租房,地产行业的富豪,远没有香港多。但是,香港迟迟无法建立这种住房制度。香港的地产行业异常发达,富豪云集。而香港90年代以后资产过十亿美元的大富豪,几乎90%以上都涉足地产行业。

 

在市场经济完善的国家和地区,来自地产行业的富豪非常少,而这个方面,香港却颇似大陆,表现了政治权力对于香港的经济结构的同化。

 

对于富商阶层的畸形扶持,使香港的社会结构失去了平衡,贫富分化日益严重,中产阶层日益弱小。而在一个中产阶级弱小的社会中,生产与消费都是畸形的。

 

在产出领域,有什么行业比做地产更赚钱?在消费领域,有什么比奢侈品更让人着迷?

 

如此,则实业逐步被人遗忘。做塑料的李嘉诚去做地产了,甚至连做珠宝的郑裕彤,亦放着金碗不要,也去做地产。回归后的10年来,香港制造业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已从1997年的8.3%减至目前的不到4%,服务业的比重,接近90%,而实际上,如果从80年代算起,香港制造业的下降幅度更猛。香港制造业的衰亡,不仅是其向珠三角转移的结果,亦是畸形的社会结构导致的恶果。

 

同为小经济体,香港与新加坡,乃至日本的财富分布结构,亦大为不同。2010年的香港十大富豪中,从第一名的李嘉诚的190亿美元到第十名冯国经的29亿美元,其财富总值,达800亿美元之巨,仅此10人,即集中了相当于香港GDP40%的财富,集中程度非常吓人。而经济总量为香港50%强的新加坡,则并没有产生特别大的富豪,亦无此集中财富。日本更是如此,甚至日本的富豪密度,都不及中国大陆。

 

以日本为例,一度财阀和门阀制度流行的日本,50年代在美国的帮助下,进行了社会改革,以天皇走下神坛为标志,日本以立法的形式,限制豪强大族,同时,对于财阀进行了限制,一些大财阀被迫拆分。扫除社会和经济领域的垄断势力之后,日本正式进入大众时代,迸发出强大的创造力。任何人,只有有足够的才智和努力,都可以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

 

在同时起步的国家和地区队列中,香港貌似原地踏步向右转了十余年,当人们期待它起步走的时候,结果,它却最后变成向后转了。

 

中英谈判到回归前的十余年,香港的富豪阶层也许并非主观上希望成为豪族,但是,“港人治港”的政策,客观上造就了豪族,而在回归之后,这种势力则更是有增无减,甚至,成为豪族,已经开始成为很多香港上层社会人士主动的追求。

 

2003年,时任政协副主席霍英东率领82人的“商界知名人士访京团”来到中南海。在这82人中,富豪有40人,其余42人是家眷,比富豪还多,而在这42人中,很多是这些富豪的公子。如李嘉诚就带他的两个儿子李泽钜和李泽楷,李兆基带着长子李家杰,曾宪梓带着小儿子曾智明。

 

荣及己身还不够,还希望把自己的声望与社会地位传给家族继承人,不仅实现财富的世袭,更实现社会地位的世袭,而这种变相世袭,恰恰阻隔了大众在财富和社会地位方面的上升渠道,造成了香港社会的不平衡。

 

正是这种社会领域的失衡,导致香港经济结构出现不平衡。而这种不平衡,不仅造成今日香港经济低迷,更造成了香港社会生活和精神文化的整体退化。表现得最明显的,就是香港电影产业,自从九七之后,香港的电影就乏善可陈了,变得严格的管制,使很多电影失去了风韵,而香港社会的崩溃,使香港电影失去了根基与活力,那种草根性的情怀,大众性的娱乐,兼容并包的气度,是建立在平民文化和多元文化的根基之上的,失去了这两点,也就是去了活力之源。

 

在未来,香港经济要走出困局,其根本道路,亦在于再造大众社会,重塑平民精神,而非仅仅是经济领域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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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简介
罗天昊简介:
早年曾游历东方诸岛,现居京都,某国际机构高级研究员,长江商学院前高级研究员。 主要研究国家、城邦及企业竞争战略;新的商业思想与商业模式。 致力于政经、社会事务。洞察时世,明达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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