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制乐天与抵制“日货”有何不同?

2017-04-01 10:11:30
分类:未分类

这次抵制韩国乐天,我却没怎么“反抵制”,甚至都没发太多言。因为我认为,问题的框架有所不同。


乐天

过去“抵制日货”闹得凶的时候,我曾经写过好几篇文章,从经济学的角度,竭力解释“抵制某某”的愚蠢和无效,并因此和许多人展开激烈的辩论和对骂。记得最热闹的时候,曾经遭到两千多人在评论中的大骂——对,两千多,我仔细数了。所以,后来再有人在网上骂我,我根本不当回事。

 

不过,这次抵制韩国乐天,我却没怎么“反抵制”,甚至都没发太多言。因为我认为,问题的框架有所不同。

 

讨论问题是有框架的。这种框架也可以说是某种现实感,也就是人们对问题所处情境的一种认知。比如,某人在社交场合夸张地用吸烟动作开个玩笑,另一个人赶紧去严肃甚至严厉地和他辩论吸烟的危害。在场的其他人会感到颇为尴尬。尴尬的原因就在于,后者虽然观点正确,但他搞错了情境。

 

抵制日货的时候,中日之间其实并无严重的国际问题,只是有一些关于历史观点的分歧,还有一些表面上的意气之争。这时候,抵制日货是莫名其妙的。因为不知道要解决什么问题,不知道要达到什么目标。如果说目标是想要削弱日本经济什么的,经济学知识就会告诉人们,这个目的达不到。真正受害的只是中国国内的经营者。

 

但这次抵制乐天,有所不同。

 

首先,在中国韩国之间,目前确实存在棘手的政治问题。萨德的部署,详细分析起来挺复杂,但简单来说就是,中国国家的安全利益确实因此受到了影响。当然,有人会说,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没有更好地处理邻国问题。就算这种说法是对的,但仍然无法改变中韩之间存在棘手问题这个事实。

 

重要的是,在讨论国际关系时,一方面要尽量秉持正派、讲道理、互利的原则,但另一方面,国家的自私自利也必不可少。要么,自己的国家吃亏;要么,别的国家吃亏。如果一定要让我在这两个之间二选一,那就让别的国家去吃亏郁闷吧。就算理亏一些,就算不那么光明正大,也就这么着吧。当然,凡事皆有限度。我也绝不主张我国任意欺凌、压迫弱小国家。

 

因此,虽然我对韩国的处境颇为同情,对夹在两个政府之间的乐天更是倍加同情,但我也认为,中国政府面对这个实实在在的利益问题,严肃地表态并采取某些行动,很有必要。注意:这里所说的采取行动,包括在某些方面的“不行动”,比如不严厉压制民间的情绪。并且,不管中国政府做或者不做,都会被视为一种表态。真正意义上的“什么都不做”并不存在。

 

这是问题框架变化的第一个方面。

 

变化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即使只是相比几年以前,中国国民的政治成熟度已经增加了不少。民间非理性的暴烈行为虽然还有,但肯定不多,更不是主流。政府对民间行为保持着足够的控制力。而且,中韩两国关系的基础并没有真正动摇。事实上,我甚至感觉到,双方之间存在某种默契。韩国必须部署萨德,中国也必须强烈表达不满,并给韩国制造一些损失。但这样也就差不多了。事态不会像多米诺骨牌那样失控。

 

在这些不同以往的现实条件下,我认为对抵制乐天不必太过紧张。我因此也没有多大兴趣去“反抵制”。在这里像当年抵制日货时那样继续分析“抵制”的种种利弊得失,我觉得甚至有些故作矫情。用民粹主义去形容目前的事态,言重了,且现实感有点不足。

 

总之,没什么大不了的。看看热闹得了——其实,如果不是密切关注微博,可看的热闹,也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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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简介
李子暘简介:
铅笔经济研究社理事。系七十年代人,网名水星。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虽是政治学专业,但一直爱好研究经济学,信奉并乐于向人鼓吹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著有《市场的力量》,曾策划出版《弗里德曼回忆录》《经济学通识》《古典自由主义》等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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