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贡体制再认识

2018-01-18 15: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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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王朝对藩属国“册封赏赐”,藩属国向中央王朝“称臣纳贡”。这种制度被称为朝贡制度。我们中国人对朝贡制度很熟悉。这得算是最有“中国特色”的制度之一了。

朝贡制度起源于周朝。周天子和诸侯国之间的关系是朝贡制度的起源。这套制度时断时续,历经演变,到明清两朝发展得最为完善和成熟。我们这里所说的朝贡制度,指的就是明清两朝的朝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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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使臣记录的进贡景象

说到朝贡制度,一般有两种认识。

第一种认为朝贡制度就是一套虚礼,是天朝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不惜当冤大头。外国来朝贡,虽然有贡品,但天朝给他们的赏赐往往更多,因此给中国政府的财政造成很大压力。一言以蔽之,天朝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另一种是著名学者费正清的观点,可称之为功能主义观点。费正清认为,朝贡制度实际上是一种贸易工具。表面上朝贡制度是政治性的,其实大家都是为了做买卖。外国使臣带来的贡品,从中国带走的赏赐,再加上他们顺便进行的买卖,实际上就是当时的国际贸易。

第一种说法很难解释朝贡制度为什么持续了那么长时间。很难想象中国政府顶着巨大的财政压力,仅仅是为了虚礼就把一套制度坚持那么长时间。要知道,国家的登基大典、总统宣誓仪式,学校毕业典礼、公司开业仪式,民间的婚丧嫁娶等等,绝不仅仅是虚礼,而是有着丰富的社会作用和意义。

费正清的观点揭示了朝贡制度的一个重要作用,但会让人们忽略朝贡制度本身的作用和意义。固然,朝贡制度能够同时发挥国际贸易的作用,但这套制度的本意并不在此。

朝贡制度首先是一种国家间的外交制度,或者说,朝贡制度是一种国际关系体系,是国与国之间外交关系的根本原则和基础。

1648年,欧洲残酷的“三十年战争”结束以后,参战各方签订了一系列条约。这一系列条约构成了所谓“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了以国家平等、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为基本原则的国际关系体系。今天的国际关系,仍然以这个基本原则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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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合约》签订

朝贡体系是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同为国际关系体系。比较这两种国际关系体系,最大的区别在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国家间互相平等为基础,而朝贡体制则以国家不平等为基础和前提。在朝贡体制内,中央王朝的地位是最高的,藩属国的地位低于中央王朝。他们之间,并不平等。

今天的人们认为,国家之间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这是天经地义。朝贡体系却以国家不平等为基础,看来果然落后,应该被淘汰。但如果我们深入了解历史,就会发现,问题不是那么简单。

国际关系,或者是国家外交的主要目标,就是维持和平。外交家的工作就是奔走在各国之间,纵横捭阖,想尽各种办法,阻止战争。如果战争仍然发生了,那就是外交努力失败了。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后的几百年,欧洲的大小战争就没停过。1300-1850年,英法进行了至少46次战争。瑞典这个现在著名的中立国,在此期间也参与了32场战争。中世纪以来的欧洲民族国家史,基本就是一部战争史。理想中的平等国家之间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在现实中变成了互相推翻主权,激烈争夺领土。

反观朝贡体系下的东亚,从明朝1368年建立开始,到1841年朝贡制度解体,之间将近500年的时间,东亚各国之间,只发生过两场战争。1407年,中国出兵讨伐越南;1592年,日本丰臣秀吉进攻朝鲜。除此以外,在中国、朝鲜、越南、日本这些东亚国家之间,维持了长期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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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国王李倧

有人会说,中国和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战争也不少啊。但要知道,一,那些游牧民族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他们不像朝鲜日本越南那样有健全的国家机器和成熟的政府。中国和游牧民族之间的武力冲突,并不能算作国家间的战争。二、中国和游牧民族的武力冲突往往规模很小,一般死伤人数都不过千。这种边境冲突和正规战争,区别很大。

可见,如果以维持和平为标准衡量,就会发现,朝贡体系要优越、有效得多。

人们之所以主张国家之间地位平等,主要是担心如果国际关系不平等,大国会欺负小国。但我们在朝贡体系的现实中看到,中国不但不欺负藩属国,反而会提供安全保护。只要藩属国承认中国的宗主国地位,接受册封,中国甚至都不会干涉他们的内政,更没有兴趣去抢夺他们的领土,占领他们的国家。

1592年日本进攻朝鲜以前,中国作为宗主国,负责保护朝鲜的安全。因为有中国的保护,朝鲜根本无需花钱建立国防。当时,朝鲜全国军队的兵力总数甚至不到1000人,完全是象征性的。

今天的世界已经没有朝贡体制了,但实际上,在表面的威斯特伐利亚国家平等体系中,一些地区却在事实上存在着朝贡体制的变体——某地区有个独大的国家,其他小国承认它的地位,它负责保护地区安全,照顾小国利益。

这些地区包括:美国通过北约领导的西欧、美国领导的南北美洲、澳大利亚领导的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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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约峰会

西欧历史上战乱不断,但二战后大家都接受美国的领导和保护,就此实现长期和平。法德这样的世仇,都就此消散。中美洲、南美洲国家19世纪多次发生战争,但美国势力扩张到全美洲以后,战争就少多了,美洲国家也建立起了内部协调和谈判机制。澳洲最为典型,由于澳大利亚一国独大,澳洲可能是发生内部战争可能性最小的地区。

也就是说,凡是国家间实际上不平等,存在领导国家的地区,往往都比较和平。相反,在那些标准的“威斯特伐利亚型”地区,比如非洲、中东、原苏联东欧部分等等,各国实力差不多,彼此平等,谁也不服谁,反倒很容易矛盾激化,大打出手。

从联合国的架构也可以看出来。联合国大会是一国一票。在这个大会中,美国和马尔代夫的地位是平等的,都是一票。结果就是联合国大会成为一个清谈机构,没有决策和行动能力。

但世界上的事情毕竟还要有人去做决定啊。怎么办呢?就只好再建立安理会。安理会是有决策和行动能力的,可以发动对某国的制裁和打击,但安理会就不是一国一票了,而是五大国说了算。国家平等原则事实上被搁置了。

这就引出问题了,国家关系的不平等到底有没有危害?对于那些小国家来说,到底是表面上的平等地位重要,还是承认大国的领导地位,然后得到足够的安全保护和利益收获重要?另一方面,对于大国来说,是否应该主动承担起维护和平、照顾小国利益的责任和义务?

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朝贡体制就是腐朽没落,但真实的历史事实表明,作为一种国际关系体系,朝贡体制的表现很不错。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在表面的国家平等原则之下,实际上是鼓励各国扩张势力,竭力取得压倒邻国的优势。这往往会激化国家间的竞争关系,最终导致战争甚至世界大战。

朝贡体制,表面上虽然是国家的不平等,但实际上是根据国家实力大小,相应地分配权利和责任。事实表明,这种国际体系更稳定、更和谐。

到底是谁死要面子活受罪?

在很多人印象中,明清两朝都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海上对外贸易肯定很不景气。大家只能聊胜于无地通过朝贡活动变相做点买卖。

可真实的历史是,明清时期的海外贸易很兴盛。现在的东南亚的大量华人,很多就是明清时期移居过去的——这规模可不比英国人移民北美小。也就是说,即使有海禁,但民间通过海上的贸易和各种往来,从来就没有被真正断绝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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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世纪广州对外贸易的景象

大家以往对中国海外贸易的印象,很多来自近代史上西方人的记载。近代以来,西方人来到中国以后,往往抱怨中国对外封闭,不和他们做买卖。这种抱怨也对也不对。

中国人确实对和西方人打交道限制颇多,但同时,中国和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的贸易正在红红火火地进行。清朝时,中国每年都会建造1000多艘远洋船。中国船事实上统治了东亚海域。国际贸易并不是西方人带来的新鲜东西。在西方人到来以前,东亚海域就存在一个充满活力的贸易体系。

荷兰人最初来到东南亚做生意时,处处都遭遇中国商人的竞争,并且,通常情况下,中国人会胜出,因为中国商人更了解当地人的需求。由于长期经营,中国人有一个强大得多的商业网络作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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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东西洋航海图》,约绘于17世纪初
现藏英国牛津博德利安图书馆中国文献馆

日本历史上的“锁国”也是类似情况。日本的锁国只是针对西方人的锁。对东亚的中国、朝鲜、东南亚,日本一直都有活跃的贸易。仅1654年一年,苏州的一个大商家就向日本出口了价值40万两白银的商品。1728年,一艘日本商船从越南带回了两头大象作为礼物先给幕府将军。

当时中国的对外贸易,包括朝贡贸易、官方贸易、商业贸易、走私贸易四部分。朝贡贸易固然重要,但从份额来讲,比重其实很低。相比那些未被记录的私人贸易,朝贡贸易差不多就是冰山一角。有人研究计算过,整个清朝时期朝贡和官方贸易额,只占到贸易总额的3%左右。

在朝贡活动中,中国确实在经济上是吃亏的,但国家间开展贸易的前提是建立外交关系,而朝贡体制正是外交关系的核心和基石。所以,朝贡体制虽然比重很小,但对整体贸易的作用至关重要。朝贡活动中的亏损会通过其他贸易几倍几十倍的得到补偿。维持朝贡制度,对中国来说,仅仅在经济上,也是利远远大于弊的

尤其是中国南方地区,贸易依存度比北方要高得多。南方地区沿海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也依赖关税和贸易。18世纪30-90年代,贸易关税贡献了福建省六分之一和广东省近四分之三的地方税收。

对于朝贡体系中的其他国家,同样是利大于弊。朝贡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不靠武力维持。朝鲜、越南等国对中国天朝,是真心的倾慕和向往。他们需要从中国输入各种文化和物资,甚至还需要输入合法性——能否得到天朝册封,是他们的统治者能否被国内其他人承认的重要因素。

虽然乐于看到周边国家效仿儒家文化,但中国并不刻意对外输出文化,所以,朝鲜、日本、越南等国虽然都深受儒家文化影响,但中国从来不对他们提出任何“理论纯洁性”的要求。

结果就是,这些国家的儒家文化都带有深刻的本土因素。来自中国的儒家文化和他们的本土文化结合在一起。他们不是简单地输入外来文化。这种情况反而增加了历史上东亚国家之间的和谐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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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贵族,虽同属儒家文化圈,但服饰和中国差别明显

通过外交和贸易这两个主要方式,以朝贡体制为核心,东亚地区很早就建立起独立于西方、自成一体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国是这个体系毫无疑问的核心和主导国家——官方和民间层面都是如此。

由于朝贡体制的核心作用,东亚国家的贸易,除了走私贸易以外,都和政府有密切联系。政府向海外贸易商人发放贸易执照,同时,贸易也需要国际间协定的保障,比如每年许可的贸易量和通航量等等。政府在国际贸易活动中发挥主导和控制作用,在东亚地区可以说是源远流长的传统。

从这个角度上重新审视英国马嘎尔尼使团的遭遇,可能会另有一番感想。在英国人看来,中国人要求他们向皇帝跪拜叩头,是践踏中英两国的平等关系,绝对不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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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嘎尔尼使团访华

但在中国人看来,正常的国际关系本来就建立在国与国不平等的关系之上。英国要想加入中国主导的朝贡国际秩序,就得先接受不平等的地位,否则,整个朝贡国际体系就面临动摇甚至解体。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当整个国际关系体系被动摇之后,国际贸易也就无从谈起了。

中国人的问题在于信息不灵通,对英国已经非常强大一无所知,但中国坚持要求维持既有的国际秩序,先明确地位,再谈具体问题的做法,并非特别荒谬。毕竟,今天的外交场合中,外交官为了维持平等的地位,在一些“虚礼”上针锋相对毫不退让,也是常有的事。

更加引人深思的是,东亚各国在近代史上都多多少少遭受过外来侵略。但在各国恢复了独立地位以后,东亚再次出现了一个高度发达、活跃兴旺的贸易圈。所谓东亚经济奇迹,其实只发生在原中国朝贡体制圈的范围内。那么,在东亚这种历史和现实的传承中,是否存在什么尚待人们深入认识的规律呢?比如,国家到底在社会发展中应该是什么角色和地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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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万国来朝图

说到朝贡体制,我们中国人会格外兴奋——那是我们当领导国家的“好日子”。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的人,恐怕就会比较郁闷。在国家平等观念的对照下,他们当然会认为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可是,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成长和国家影响力的不断增强,朝贡体制已经通过各种变体正在重返东亚。

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远远没有达到“历史的终点”。在它未来的发展演变中,各种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人类经验,都值得研究和借鉴。

当然,现在指望着全面恢复朝贡体制,多半也是空想。对当代人来说,了解朝贡体制的真实历史,不在于立刻动手改变国际秩序,而在于拓展我们的思路,打破固有的思维限制,寻求古人的经验教训和未来发展的结合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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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子暘简介:
铅笔经济研究社理事。系七十年代人,网名水星。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虽是政治学专业,但一直爱好研究经济学,信奉并乐于向人鼓吹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著有《市场的力量》,曾策划出版《弗里德曼回忆录》《经济学通识》《古典自由主义》等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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