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坤推荐:“1958年司法部党组成员反革命案”始末

2011-09-06 11:5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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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坤推荐:“1958年司法部党组成员反革命案”始末
 
   [俗语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前事者”,经验也,“师”者,学习对象也。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这个物种特强的学习能力,人这个物种之所以能够称霸这个星球,其因也在于此。学习的途径大致有两条,一是向他人学习,二是从自己的经验中学习——这就是反思、自我批判的过程。后者对人特别重要,它可以避免重蹈覆辙,从而不断提高。如果老是不断重复老错误,则这个物种不会有今天——在事关生存的问题上机会并不总是有的,“后悔药”没得吃,人不可能死了再来过一次。当然,也不会有明天。
   对于中国法治建设来说,自然也应当从自身的经验中学习,但是遗憾的是,我们对自己的经验非常健忘。1949年以后,我们走的是一条极端人治的道路,其结果是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一点已经为人所知;其实更为重要、却没有人认识到的是,它使人成为“刍狗”,甚至连权力顶端的那些人也不能幸免。正因为如此,才有1999年对宪法第五条的修正,提供法治。但是现在,许多人“好了疮疤忘了痛”,又在怀念那个把人不当人的年代了。更何况,“疮疤”还没有好呢!眼下我们许多所谓的司法改革,只是向“前改革时代”回归,即向人治社会“前进”。因此,对“前改革时代”人治社会的形成过程的研究所具有的异常重要意义自不待言。其实,1954年宪法还是有一些法治观念的,此后的运动逐渐背离了54宪法确定的方向,人治一步步加剧,而在这一过程中,1958年的“司法部党组成员反革命案”起到了极其恶劣的导向作用,形成了可怕的“寒蝉效应”。这一用千万人的血换来的经验,是国人的宝贵财富,万万不可忘记。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年制造此冤案的人,在文革中首先被整肃。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他们是“咎由自取”——正是他们自己破坏了保障他们权利的法律制度。我们现在许多人在欢呼民意审判、能动司法等反法治的所谓改革,我担心“司法部党组成员反革命案”制造者——彭真、罗瑞卿等人——在文革中的命运正等着他们,历史没有旁观者。此文发表于《炎黄春秋》2011年第8期。感谢尊敬的崔敏教授允许我推介大作。]
 
 
   “1958年司法部党组被打成反党集团”的原委
 
   崔 敏*
 
   这是半个世纪以前影响巨大的一起冤案:国务院下属一个部——司法部——的党组,全体成员6人另加正司级干部3人共9人,被一举打成“反党集团”。这是建国以后第一次把一个部的党组打成“反党集团”,它不仅在党内斗争中开创了恶劣的先例,而且对刚刚起步的法制建设产生了巨大冲击,其影响至为深远。
   遗感的是,这起特大冤案,后来鲜有人再提及,渐渐地被淡忘了,人们更不知道司法部党组是代人受过——当时真正要清算的是董必武的法律思想。有鉴于此,有必要回顾一下此事的起因、经过,并对背后的权谋做较深入的探析,以求总结经验教训,避免此类惨剧再次发生。
 
   一、事情的缘起
 
   事情发生在“大跃进”发起的1958年,而它的缘起则在变幻莫测的1957年。1957年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标志性年份。这一年,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接连发生了三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毛泽东于2月7日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正式宣告“革命时期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今后面对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要采取民主的方法去解决。接着,在3月12日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强调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放手让大家讲话,使人们敢于批评。这两个报告一传达,许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感到欢欣鼓舞,以为看到了政治制度民主化的曙光。
 
   第二件大事,中共中央于4月27日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随后,从5月8日至6月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连续召开了13次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开始,与会人员比较拘谨,后经一再启发,各种意见就都放出来了,这是毛泽东没有料想到的。
 
   第三件大事,“整风”开始不久,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发生重大变化,猛然间来了一个急转弯。于是,运筹帷屋,施展“阳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6月初发动了一场急风暴雨的“反右派”斗争,在全国500余万知识分子中,打出了55万多名“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遂使政治空气骤然收紧,造成了万马齐喑的局面。
 
   反右派运动中,政法战线是重灾区,大批法学家和司法实务工作者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当时,法学领域被当作“右派观点”批判的,主要是“司法独立”、“无罪推定”、“有利被告”和“自由心证”四大论点。尤其是“司法独立”受到空前激烈的批判,甚至连宪法规定的“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也被说成是“以法抗党”,完全颠倒了是非。
 
   “反右派”斗争于1957年下半年渐近尾声。但是,对于政法战线来说,决不意味着事情的了结,而是又一轮冲击波的前奏。《人民日报》于1957年10月9日和10月14日连续发表两篇社论,提出“政法战线的斗争是阶级斗争最尖锐最集中的部分”,指责政法工作中有“忽视专政倾向和忽视党的领导”,进而断言:“如果说党在政法战线的领导作用和核心作用就是‘党政不分’、‘党法不分’,那么无产阶级专政正需要这种‘不分’。”这两篇社论,预示着即将在政法战线发起一波更为猛烈的冲击。
 
   为了发起新一轮冲击,事先经过了精心的策划和准备。其中,有一个情况值得回味:1958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决定派董必武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赴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分别参加三国的党代会,返回途中还顺访苏联,一去就是两个多月,直到8月7日才返回北京。正是在董必武出访期间,中共中央于1958年6月10日发出《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小组的通知》,并指定了各小组的负责人。政法小组组长为彭真,副组长罗瑞卿,董必武只是成员之一。随即,中央政法小组指令最高人民法院会同司法部召开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按照成都会议[①] 和党的八大二次会议[②]的精神,“检查、总结八年来的工作”。
 
   这便是第四届全国司法会议召开的背景。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司法部党组被打成“反党集团”。
 
   二、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概况
 
   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于1958年6月23日开幕,8月20日结束,陆陆续续开了将近两个月。出席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高级法院和司法厅(局)的负责同志,部分军事法院院长,部分中级和基层法院的院长、审判员、书记员,司法院校的负责同志和部分律师等,共440人。
 
   (一)会议的开法与经过
 
   据最高法院党组在会后向中央呈送的报告称:“这是全国司法干部的一次大规模的整风会议。会议按照成都会议和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精神,用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大字报的方法(共贴出大字报一万二千张),检查了八年来主要是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公布以来的司法工作,其中着重检查了这一时期最高人法院和司法部的工作;揭发和批判了司法部党组近二三年来所犯的一系列违反党的领导、方针政策的错误。会议通过检查、批判,更加透彻地解决了人民法院的性质和任务、党对法院工作的领导、审判工作的群众路线等根本性的问题。在会议结束时,彭真同志和罗瑞卿同志分别就会议中讨论的几个根本性问题,作了重要报告,成为这次会议的基本总结。”
 
   (二)会议集中批判的几个问题
 
   会议指责“在司法战线上曾犯过违反党的方针的严重的原则性的错误,主要是右倾的错误。”这种指责完全不符合事实。事实是:由于1957年突如其来开展了一场“反右派”斗争,党的指导思想进一步“左”倾,导致盲目地多捕重判。从1957年下半年起,全国的捕人数、判刑数大量上升,到1958年达到高峰,全国法院共受理刑事案件183万件,是1955年的3倍。各地人民法院普遍发生了不该判而判、盲目重判、轻罪重判的严重左倾失误。在会议批判了司法工作“右倾”以后,更促使“左”的失误愈演愈烈。
 
   认为:“发生严重右倾错误的原因,主要是程度不同地沾染了资产阶级法律观点。”并列举了三个问题说明资产阶级法律观点的表现和影响。
 
   第一,指责“忽视了法院的专政职能,篡政了人民法院的性质和任务。”其实,这是一顶莫须有的罪名,批判更是强词夺理。会议强调人民法院要“为阶级斗争,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片面夸大镇压功能,否定保护人民民主,是极“左”思潮的一种表现。
 
   第二,会议按照反右派斗争的基调,批判主张“审判独立”就是“反对党的领导”,是“资产阶级旧法观点借尸还魂”。进而提出:“人民法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成为党的一个驯服工具”,特别强调了“不仅要坚决服从党中央的领导,而且要坚决服从地方各级党委的领导;不仅要服从党的方针政策的领导,而且要服从党对审判具体案件以及其他一切方面的批示和监督。”
 
   这样的提法,就把党的“八大”提出的“逐步地系统地制定完备的法制”,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撇在了一边。事实表明,所谓“反对党的领导”和“以法抗党”的责难根本站不住脚。
 
   第三,会议强调要“坚持群众路线”,指责人民法院“过多地强调了法律程序的作用,助长了审判工作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形式主义倾向”,批评一些法院干部“死抠法律条文”,“对法有了迷信,使法成了自己的一个‘紧箍咒'。”这样的批判显然是横不讲理。它倡导法律虚无主义,结果是助长了有法不依的现象进一步泛滥,致使刚刚起步的法制建设陷于停顿。
 
   回过头来看,在上述三个问题上,当时所批判的观点和主张,其实都没有错。后来的事实证明,强加给司法机关的那几顶恶名完全是混淆视听,颠倒了是非。那次会议的总的倾向和基调都是错误的,致使政法工作中极“左”的一套进一步强化。后来又提出“一长代三长,一员顶三员,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到了1960年11月,又决定“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合署办公。对外,三机关名称不变,保留三块牌子,三个大门出入;对内,由公安部党组统率,两院各出一人参加公安部党组,以加强工作联系。”这就完全取消了三机关的互相制约,使司法工作整个儿乱了套,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三、司法部党组被打成“反党集团”
 
   第四届全国司法会议的主要“成果”之一,是将司法部党组打成了“反党集团”。据称:“这个反党集团的彻底揭露是司法战线上整风反右派斗争的一个重大胜利。”
 
   指控这个“反党集团”的主要罪状有四条:一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二是“违抗党中央的司法建设方针”;三是“反对地方党委对司法机关的领导”;四是“包庇右派分子”。但从会上罗列的一系列“错误事实”来看,实际上都没有错。作为主管司法行政工作的司法部,对有关刑事政策和诉讼程序中的问题进行调研,提出建议,发现某些偏差后提出纠正意见,这正是尽职尽责的表现。即使某些意见与上级的指示不一致,也应该允许提出。如果一味地盲从,掩盖问题,那才是失职和误国害民。由此给扣上“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违抗党中央的司法建设方针”等帽子,完全颠倒了是非。当时认定司法部“反党集团”的四条罪状都不能成立,历史证明这是一起无中生有的冤案,致使当事人蒙受了20多年的屈辱。好在中共中央已于1978年12月宣布对这起冤案予以平反,为有关同志恢复了名誉
 
 
   此案似乎已经了断。然而,事情却不是这么简单。
 
   现在要研究的问题是: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的矛头究竟指向何方。当初只是要整垮司法部党组,还是另有所图?这是需要下一番功夫加以考证的。
 
   四、斗争的矛头究竟指向谁
 
   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在批转有关会议的六个文件的批语中,直称:“政法战线上几年来是存在着两条路线的争论的。”这就把某些思想认识和具体做法上的分歧,上升到了“路线斗争”的高度。
   历史经验表明,凡是提出和推行一条路线,决非几个小人物能够办到。要说以司法部两位副部长为首领的“反党集团”[③] 居然提出和推行了一条与“正确路线”相对抗的“错误路线”,似乎说不通,他们也根本没有这样的能量。换句话说,提出“两条路线争论”的背后,必有所指。那么,它的矛头究竟指向那里?这是后人研究中国当代法制史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
 
   2006年1月出版的《董必武传》捅破了这层窗户纸,该传记第95章专门叙述了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其中有这样一个推断:
 
   “这次会议的批判未点董必武的名字,但是,会议批判的基本观点,大都引用董必武所讲过的话。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一直是党和国家政法方面的主要领导人。既然是所谓‘政法战线上几年来存在两条路线的争论’,矛头所指,不言自明。”[④]
 
   这一推断能否成立?我们不妨来看事实: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又是一向受人尊敬的党和国家领导之一。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先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法委员会主任,1954宪法颁布后,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被选举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他以对国家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运用政治家的智慧和法学家的眼光,对我国的法制建设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和认真的探索,提出了很多具有远见卓识的真知灼见,例如:
 
   ——“党和政府是两种不同的组织系统,党不能对政府下命令。……决不能驾乎政府之上来直接指挥,命令政府。”[⑤]“党是国家的领导核心。但是,我们党从来是把党组织和国家机关严格划分清楚的”,他还批评某些地方党委存在“党政不分的现象”。[⑥]
 
   ——“法制不完备的状态,在新建的国家内是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些时候的。……但是,法制不完备的现象如果再让它继续存在,甚至拖得过久,无论如何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⑦]
 
   ——“革命的群众运动是不完全依靠法律的,这可能带来一种副产物,助长人们轻视一切法制的心理,这也就增加了党和国家克服这种心理的困难。”[⑧]
   ——“说到文明,法制要算一项,国家没有法制,就不能成为一个国家。……目前我们法律工作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法律不完备,一个是有法不遵守。这两者哪一种现象较严重呢?应当说有法不守的现象比较严重。”[⑨]
 
   在董老分管政法工作的八年中,他几乎是逢会必讲,诸如此类的论述多得不可胜数。半个世纪以后回头来看,他讲得多么清楚、何等深刻!董老为倡导法制文明沤心沥血,为建立和完善法制竭尽全力。他语重心长地向党内同志和司法干部反复讲解建立和完善法制的必要性,1956年在“八大”的发言中更明确提出“依法办事是进一步加强法制的中心环节”,可谓高瞻远瞩。据薄一波同志回忆:“八大展示的探索成果,在经济领域以外的,要算董必武同志关于法制建设的观点最为重要。他明确提出了党政职能分开的原则,认为加强民主与法制的建设,可以使党和政府的活动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在群众运动一个接一个的年代,他对法制建设的认识达到这样高的境界,是很可贵的。”[⑩]
   可惜,当时的高层领导对董必武同志的上述论断并不尝识。某些左派政治家依然按照“以党治国”的惯性思维,习惯于运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开展阶级斗争,美其名曰“加强党的领导,坚持群众路线,为中心工作服务”,遂把董老的这些马克思主义的法律思想当作异端。乘着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余威,决心在政法战线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展开“两条路线的争论”。矛头显然是针对8年来一直倡导依法办事的董必武同志。但是,由于董老是党的创始人之一,又是新中国的开国元勋,在国内外影响很大。如果选择这样一个目标开火,实在是太显眼也太敏感了。出于策略的考虑,便采取了“杀鸡儆猴”的战术。选择突破口也颇费心思,虚虚实实,务必要掩人耳目。权衡利弊,拿司法部党组开刀是一种高明的选择。这样,司法部党组便成了替董老受过的牺牲品。
 
   从会议的文件来看,明确批评“一些法院干部‘死抠法律条文’,‘对法有了迷信’,使法成了自己的一个‘紧箍咒'”;“把法神秘化、偶象化,成了束缚自己对敌斗争手脚的绳索,有时还想强加于人,束缚兄弟部门的手脚。”这就点明了批判的重点并不在司法部,而是针对“法院干部”,对照董必武反复强调“依法办事”,明确提出“依法办事是加强法制的中心环节”等论断,这一批判的矛头所指,不是呼之欲出了吗?
 
   还有一个细节耐人寻味:中央政法小组1958年11月29日向中央报送的《关于司法部反党集团问题的报告》中,有这样一句话:郑绍文和陈养山“都有思想萎顿、政治衰退和在党内看风色、搞投机的共同点。”所谓“看风色、搞投机”,显然是指靠拢比他们职务更高的领导同志。这句话暗含的蕴意,不就点得更明白了吗?
 
   第四届全国司法会议这场一边倒的“辩论”,十分老到,各项安排天衣无逢。尽管这次会议清算了董必武的法律思想,但无论在会上或者会下,都没有任何人公开点名对董老进行批判,充分展示了政治家们的智慧和权谋。
 
   五、尾 声
 
   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结束不久,董必武在1958年10月就向中央递交了一份辞呈,内称:“请求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不再推荐我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候选人,并请求中央考虑我的能力和体力,不安排我担负国家机关的任何职务。”[11] 但中央没有批准他的辞呈,又安排他出任国家副主席,名义上又升了一级。董老则颇为“识相”,自此对法制建设不再发表意见。
 
   现在,人们公认董必武是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奠基人,他为创立和健全人民共和国的法制竭尽了全力,并留下了许多宏篇巨著。但是,这样一位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和真正懂法、倡导法制文明的伟大法学家,可谓一代人杰,却从此退出了中国的政法领域,这真是一段令人不堪回首的心酸历史。
 
   当年猛批法治,毫不留情地把司法部党组打成“反党集团”的那些政治家,何曾料到自己也有大难临头之时?时光流过八年之后,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前,彭真、罗瑞卿最先被兴师问罪,被打成“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首领,沦为人治下的又一批祭品(好在他们总算挺了过来,“文革”结束后终获平反)。政治斗争如此残酷无情和各种权谋悴不及防,让人不寒而栗!
   司法部“反党集团”的冤案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旧事重提又勾起心酸的回忆,内中的隐情尤其让人不堪回首。要使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看来还得要靠健全法制,否则难保重蹈覆辙。
   

   *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律系资深教授。
   [①] 1958年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四川成都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6次讲话,严厉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事件”,提出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并提出“有两种个人崇拜”,“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成都会议提出了一系列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吹响了“大跃进”的号角。[②]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于 1958年5月5日~23日在北京召开,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正式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的分析,认定国内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毛泽东在会上作了4次讲话,要求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打掉自卑感,不要怕教授,甚至也不要怕马克思。会议还通过了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目标,提出“苦干三年,基本改变面貌”等口号。它标志“大跃进”的重大决策已最后确定。[③] 当时,司法部副部长郑绍文是党组书记,另一副部长陈养山为党组副书记,二人均被定为“反党集团”的“首领”。[④]《董必武传(1986-1975),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968页。[⑤]《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⑥]《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482~483页。[⑦]《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481~482页。[⑧]《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485~486页。[⑨]《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520~521页。[⑩]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96页。
   [11]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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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简介
周永坤简介:
    苏州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法理学,兼及宪法学、行政法学。     主要著作:《法理学——全球视野》(法律出版社已出三版)、《规范权力——权力的法理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论自由的法律》(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宪政与权力》(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公民权利》(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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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网网友:  感谢崔敏老师、周永坤老师!我父亲是当年司法部反党集团成员,并被发配边地20余年。父亲党性极强,从未向子女透露半点实情。现他已去世,是你们让我了解了这些鲜为人知的情况。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