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当讲理

2017-03-02 10:15:02
分类:未分类

法学当讲理

周永坤

“理”对于中国人(何止是中国人)太重要了。“蛮不讲理”是对一个人最差的评价,“你怎么不讲理?”则是对交往对象的极端鄙視、反感与无奈的指责。在外域许多地方,“讲理不讲理”甚至作为区别人兽的标准,例如,西哲常说“人是理性的动物”——讲理的动物。汉语中与“理”相关联的词汇都是很崇高的:天理、道理、条理、学理、事理、哲理、法理等等。对国人来说,与法律相对应的其实就是一个字:理,人际关系的理,包括实在法和超越它的“至高法”,或可称“天法”,犹如域外世界的自然法,正义法。中国第一个大法官皋陶的职位就叫“理”,中国古代的最高法院叫大理院、大理寺,到现在,法院审判案件的过程还叫“审理案件”,中国法的精神或原则就叫“法理”。既然法律就是理,那么,法学就是讲理的学问,法律人尤其是法学老师当讲理,法学家呢?当是讲理的行家。但是事实却令人沮丧,中国的法学家、甚至是泰斗式的法学家却并不讲理(当然不是全部)。不信,请看一位大陆法学泰斗与台湾教授的对话。恰好在20年前,大陆法学家组团访问台湾,一位法学泰斗在那里做了一个题为“社会主义宪法是人类宪法的最高阶段和最后阶段”的学术报告,在讨论环节,台湾教授与大陆泰斗有如下对话:

:宪法在历史上产生的价值是要解决国家公共权力的分工制衡问题,目的是使得公共权力廉洁和高效,请问大陆宪法理论是怎样看待和解决这些问题的?

:中国大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和公有制两个基本原则,这两个基本原则保障了我们的公共权力和人民利益高度协调统一,这就会自然而然地解决公共权力的廉洁高效问题。

:一些地方发生的高官腐败案,怎么能说你们公共权力廉洁的问题会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呢?您怎么解释这些事件呢?

:个别地方的腐败案,说明这个地方领导受到封建资本主义的影响,尤其是受国民党腐败统治的影响!

此语一出,举座哗然!有台湾教授当时就说:国民党跑到台湾都四十多年了,在我们这边的统治都快要结束了,没想到他们还能够影响大陆的地方领导人!

一位在座的台湾教授对在场的另一位大陆教授说:你们大陆的法学(家)怎么这样不讲理呢?[1]

“不讲理”对于法学无疑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指控,不讲理就是愚昧、无知,就是蛮横、霸道,对于普通人,不讲理就是痞,对于法学或法学家呢?我不想说,那太伤人。

这个台湾教授对大陆法学或法学家“不讲理”的指控是否有道理呢?严格说来,是以偏概全的,即使这位“泰斗”不讲理,也不能推而广之说大陆法学家都不讲理,大陆法学不讲理。不过,既然“泰斗”不讲理,还理直气壮地跑到“外面”去“不讲理”,而且他讲的是大陆的“通理”,“大陆的法学不讲理”这一判断就很难驳倒了。而且,求诸史实,它的根:苏联法学本来就是不讲理的,大陆法学“古今”所讲的东西:阶级专政、反帝反修、反人权、反法治、反宪政、反普适价值、党委定案、政治断案,哪一个合“理”?当然,话得说回来,改革开放以来,这种状况有了不少好转。可是,好转归好转,不讲理的传统仍然存在,起码“不讲理”的名声没有改变。[2]

法学当讲什么理?愚以为起码有三个理:

其一,科学之理。科学之理即讲事实,实事求是。法学不能把有说成无,不能把大小成小,不能把贪说成廉,不能把穷说成富,不能把乱说成稳,不能把爱说成恨,不能把独裁说成民主等等,反之亦然。无视事实的法学是“不讲理”的,这个相信大家都会承认。像上面那位“泰斗”所谓“个别地方的腐败案”,不承认大面积的、体制性的腐败,就是罔顾事实,不讲理;把大陆腐败归于“封建资本主义影响”也是不顾事实,不讲理。

其二,逻辑之理。一个理论、一通讲话、一篇文章、一本书不讲逻辑,就是十足的不讲理。遵守逻辑,首先当然是指要遵守逻辑规则,不能犯种种“推不出”错误。例如,不能循环论证,不可转换命题,不可自相矛盾、不能缺失前提、不可概念混乱等等。讲逻辑之理也要求不能搞“人身攻击”——不针对理论进行辩论,而是否定持论者的人格、追究持论者的“险恶用心”。因为即使你证明了对方是杀人犯,也没有驳倒他的理论,你不能因为司马迁是“腐刑犯”,就否定《史记》。逻辑之理还包括承认逻辑的普遍性、绝对性,逻辑没有国别,逻辑不分阶级,逻辑不分人种,逻辑不分古今,逻辑不认权威,逻辑不讲特色。什么一分为二、什么辩证,都是不讲理的鬼话。

其三,是非之理。古人云:是非之心人皆有之,颠倒是非就是不讲理。讲理的法学不能把黑说成白,不能把对说成错,不能把好说成坏,不能把恶说成善,不能把合法说成非法、不能把残暴说成仁慈,反之亦然。是非之理是个价值判断问题,具有主观性,但是不能持绝对相对主义态度,不能把是非交给魔鬼。价值判断有其客观性,这个客观性就是非个人性和一定程度的确定性。这个客观性是建立在普适性基础上的,因此要尊重文明人类的价值共识,不能自说自话、自我独断,将自我的价值认识绝对化。比如,你不能说人权是个坏东西,为了巩固统治说人没有价值,为了崇高目标说人不需要有尊严等等。是非之理还要注意,法学的价值判断与伦理学的价值判断不同,它的立足点是规范,是高度形式化的,特别是在司法裁判时的价值判断,必须坚持法律至上的原则,这个法律包括法律的精神——人权。

上述三个方面的理——事实、逻辑、是非——是法学之所以成为法学的必要条件,缺少其中任何一点的学问,都不配称法学。这决定了法学比通常所说的“科学”有更高的要求,科学只需要讲前面两个理:事实之理和逻辑之理,科学遵循发现的规律,它遵从因果关系逻辑。但是法学不同,法学要讲三个理,尤其是要讲是非,在事实、逻辑的基础上讲是非。正因为如此,法学是比科学还要崇高的学问——规范学。

然则中国的法学讲理吗?从整体上来说(不是讲单个的法学家)正在从不讲理到逐渐的讲理。上面提到的“泰斗”代表了一个时代——一个不讲理的时代。那个时代是苏化时代,斯大林主义的时代,那时的法学有一个专门名词——维辛斯基法学。那个法学罔顾起码的历史事实、不讲逻辑、颠倒黑白,把人权、法治、宪政、自由、平等、宽容等等通通归之资产阶级——邪恶的代名词。改革开放以来的法学逐渐开始讲理,但是进展并不顺利。比如前述“泰斗”,在改革开放已经将近20年的时候还在大言不惭、明目张胆的不讲理。如果要问,现在还有法学家不讲理么?我不敢说。但是我可以举几个例子来请教大家,这样的法学是不是讲理:特色法学,维稳法学,反普适性价值法学,政治宪法学,公有制优先的民法学,能动主义的司法学,软法学……

中国法学还不怎么讲理,制度原因当然是主要的,一个制度应当鼓励、保障学者的研究自由。但是也不能全怪制度,学人(包括我在内)也有自己的责任,套用一句时髦的话就是:精致的利己主义。我盼望法学的独立,盼望形成献身于法学的学术共同体,使中国法学能够理直气壮地讲理,使学者能够通过讲理而获取利益,使不讲理者无利可图,起码使不讲理者无法成为“泰斗”。






[1]参阅孙宪忠:《法学家如何讲真话》,《北京日报》200976日。

[2]前几年在一个学术会议上,同桌就餐的台大一位法理学女教授问在下:您是什么专业的?答曰:法理学。这位女教授不屑一顾地反问:大陆可以研究法理学么?这一问着实使我难堪,她显然不认我这个“同行。不过,细想起来倒也服气:一个在“鸟笼里跳舞的学科,能叫法理学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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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简介
周永坤简介:
    苏州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法理学,兼及宪法学、行政法学。     主要著作:《法理学——全球视野》(法律出版社已出三版)、《规范权力——权力的法理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论自由的法律》(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宪政与权力》(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公民权利》(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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