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形式中追求正义

2017-03-20 09:5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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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形式中追求正义

——《法理学——全球视野》第四版序


司法的最高目标是追求正义,这个正义是作为公平、公道的正义,是个案中的正义,这样的正义唯有在形式中才有可能达致。让我们来看一个“法呆子”判决。

2010年8月,美国马萨诸塞州一男子在地铁上偷拍、偷录穿短裙的女性,手机摄像头直接对准女性两腿之间。2014年3月5日,马州最高法院法官巴茨福德(Margot Botsford)判被告无罪。理由是马州的偷窥法只针对“全裸”和“半裸”影片或照片,而身着短裙不属于裸体范畴。判决说,女性当然享有不被偷拍裙底的隐私权,然而“目前这部法律没有触及这个问题”。[1]这是一个形式主义的判决:尽管事实上被告已经侵犯了隐私权,但是因法律没有涉及,法官拒绝作出有罪判决。形式主义可以分为两种:一是“拘泥于事实的外在特征或履行某种具有固定意涵的象征行为”的形式主义,二是罗马法确立的、建立在法律规则逻辑推理之上的形式理性。作为现代司法原则的形式主义,是后者而非前者,它不是机械的、罔顾法律精神的形式主义,而是一种以法律规范、正当程序为导向的司法方法与原则,其核心内容是强调法律规范的权威,强调法官遵守法律的义务。具体来说包括六个层面的内容:

(1)奉法律为排它性的最高权威。即法律推理中排斥任何个人与机构的权威,只认规则的权威;在规则体系中,尊崇法律的权威,其他的规则体系与法律冲突无效;在法律体系中,强调宪法的至上性,与宪法冲突的法律无效。

(2)司法目标的规则导向。形式主义司法排除规则以外的任何工具主义、功利主义、现实主义考量,排斥道德与政策性考量,原则上排斥结果的考量,更排斥任何基于法官自身利益、利益群体利益的机会主义考量。

(3)法律解释的规则化。法律解释应当遵守文字解释规则、黄金规则和纠错规则,而其中文字解释又具有优先性。

(4)遵守正当程序。它不仅要求程序必须是正当的,而且将正当程序视为司法必须遵守的规则,而不仅仅是工具。

(5)遵守逻辑规则。法律判决的形成与论证,必须在逻辑形式中展开,逻辑规则对于法律人来说就是“法律”。

(6)价值评价(衡量)应当遵守法律精神并规则化。司法离不开价值衡量,当法律规定缺失或法律规定不一致或法律规定违反法律精神时,尤其需要价值评价。诚如拉伦兹所言:“法学及司法裁判的特色正在于:它们‘几乎完全是在处理评价的事’。”[2]但是,与司法实质主义的价值评价不同,司法形式主义下的价值评价要求价值衡量建立的基础不是伦理原则,不是功利主义,不是社会效果,而是现行法秩序,同时评价必须遵守一定的规则。法官应当避免把自己当作立法者,防止将自己的价值偏好作为评价标准。

司法为什么必须遵守形式主义原则呢?择其要者有:

(1)司法形式主义是司法的生命。如果立法的根本属性是设制立规,行政的属性是依据规范和现实作出决断,它们都离不开实质性判断;那么,司法的属性则是依据法律正当地处理个案,这一过程是解释法律并在法律与个案事实、判决间建立逻辑联系的过程,这必须是一系列推理过程,而推理在形式逻辑中才有可能。不仅如此,司法因形式主义而获得正当性——离开形式主义从而远离法律的司法就不是司法,它要么是立法、行政行为,要么是法官任性,不具有正当性;司法因形式主义获得权威——司法的权威来自法律而不是任何实体,而抛弃形式就是抛弃了法律。

(2)司法形式主义是同案同判的要求。同案同判是司法公正的最低要求,诚如伯尔曼所言,“如果狗的主人对同样一件事一会儿赏一会儿罚,连狗也苦恼。”[3]“同样行为同样待遇”是人从动物祖先那里获得的基本公正观。[4]同案同判要求将个案归类,对相类似的案件适用同样的法律。归类过程和从相同法律推出相同结论的过程,都是一个将案件形式化、再进行以法律为前提的推理过程,它必须是形式主义的。如果把法律及其精神放到一边去追求其他的实体目标,判决将异化为政治决断甚至权力任意,同案同判就失去了方法基础。

(3)司法形式主义是有效实现法的作用的需要。法律的作用就是规则治理,规则治理对于司法来说就是将法律贯彻于个案,而这必须将政治意志、民意和“大局”之类的不确定的因素排除在外,否则,规则治理将徒有其名。

(4)司法形式主义也是维护制度的稳定性的需要。制度的载体是法律,如果法官可以用自己的意志对法律作“实质性”处理,则必然会导致法律在时间与空间上的不一致,结果受到伤害的是制度的统一性与稳定性。

(5)司法形式主义是控制权力的需要。形式主义司法对抗司法外权力干预司法的意义是一目了然的,它提供对抗司法外权力的法律基础。司法形式主义也是防止司法权滥用,减少司法腐败的需要,因为法官裁量权与司法寻租空间成正比,而司法形式主义是限制司法裁量的方法工具。

(6)司法形式主义是保障权利的要求。法官如果不恪守司法形式主义,就极容易产生正义名义下的司法专横,权利必成为权力刀俎下的鱼肉。

通观人类司法史,司法形式主义总是同人的自由、同民主共命运,而极权主义都偏爱不同名目的实质主义司法:卡迪司法、父爱司法、政治司法等等。例如,希特勒德国贯彻纳粹意志的主要手段不是通过立法,而是通过在司法中寻找“领袖意志”、纳粹的政党纲领、由种族决定的新的“来自血统与国籍的自然法”这种反形式主义的司法来完成的。[5]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司法形式主义是权力滥用的克星,是自由的铠甲,欲褫夺公民权利,必先拿形式主义开刀。

不过,尽管权力具有反对司法形式主义的天性,只要存在司法的地方,却都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司法形式主义,中国古代也不例外。[6]为什么?因为彻底抛弃司法形式主义,就不仅抛弃了司法,也抛弃了法律,对社会的规范性管理就将退化为纯粹的“个案处理”,人们将回归丛林世界。

司法形式主义如此重要,那么,它在法思想史上的地位如何?可以这样说,在西方法史上司法形式主义都执法学之牛耳,尤其是法治成为共识的现代。且不说所有的规范法学派的司法思想都可以归入形式主义,就是新自然派中也不乏司法形式主义思想。富勒的“法律内在道德”的思想、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的法哲学贯彻的都是明确的司法形式主义,新自由主义学派的哈耶克认为,法官“只能考虑这个有争议的行动是否符合公认的规则。法官所能关注的唯一的公益,就是要求人们对个人能够合理依赖的规则予以遵循。”[7]这是实实在在的司法形式主义。

社会法学派通常被认为是具有反形式主义倾向的,其实不然。让我们举几个社会法学派代表人物对该当司法的论述。耶林说,“形式乃是反复无常之行为的不共戴天之敌——亦即自由的孪生姐妹。……确定的形式乃是有关纪律和秩序(的)基础,据此也是自由本身的基础。它们是抵御外部进攻的堡垒,因为它们只会断裂,而不会弯曲;而且在一个民族真正理解自由的作用的情况下,他们也将从本能上发现形式的价值并且从直觉上认识到,就其形式而言,他们所拥有的和所坚持的并不是某种纯粹外部性的东西,而是其自由的保障。”[8]鼎鼎大名的社会法学家韦伯说,“在真正的法律领域里,都因其相对的简明与实事求是形式而著名。”[9]美国社会法学派的领军人物庞德指出形式具有两大优点:“形式可以避免争议”,形式乃是一种防止司法执政官“专断行动的保障措施”。[10]

也许被中国法学界视为反形式主义的代表人物的观点对于证成司法形式主义是最有说服力的。现实主义的卡多佐常常被纳入反形式主义阵营,但是连他也明确地说,他“并不轻视对机械而形式化的标准的向往。”[11]在中国学界被看作反形式主义旗手的波斯纳坦言,“一个形式主义者就是法律推理的模范,他仅仅根据法律而不添附任何东西通过演绎得出合法的结论。一个如此演绎推理的法官不会远离法律,也不可能堕入政治的领域”。[12]判例教学的开创者、哈佛大学法学院首任院长兰德尔(1826—1906)说:法律作为一门科学,如果离开了逻辑的支撑,它在大学教育中就没有位置,只是由工匠传授的一门技艺性职业。[13]需要说明的是,形式主义的司法哲学始终执法学教育之牛耳:“虽说美国法律界的少数派,在一些美国法学院里,长期以来一直在法理上反对形式主义……但这无关大局。”[14]

那么,这些形式主义的司法哲学对审判的实际影响又如何呢?它们仅仅是法学家们的孤芳自赏吗?不。

有学者认为,自从20世纪上半叶以法律现实主义为代表的反叛形式主义运动对法律形式主义批判以后,“法律形式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和方法都已经名声扫地了……法律形式主义已经成了法律理论中一个确定无疑的贬义词。”这无疑夸大了法律现实主义的社会影响力。其实起码从近代法治主义兴起以来,法律形式主义就始终左右着西方司法实践,法律现实主义对司法实践影响甚微。依据现实主义代表人物卡多佐的观点,需要“发现法律”的案件极少,只需要按照法律(先例)办事的案件“构成了法院的大部分事务”。[15]理查德·戴纳德教授对20世纪美国300个涉及宪法解释的案件进行了研究,结论是,有289个案件的法官受先例、或案件事实或法律约束,只有11个案件的法官采“宏大的作风”,他们或求助于先例中的“精神”、或求助于“社会政策”,但是没有一个案件仅以“社会政策”为根据。“显露出来的这些法院的图像是保守的。总的来说,这种作风在19世纪也不会不合适。”[16]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旧现实主义已经被21世纪所兴起的“新法律现实主义”所超越,新法律现实主义是现实主义内部的反思派,它“更加警惕过分强调政策对法治的影响所可能导致的法律与政治混淆以及法律独特性的消失。”[17]与此相应,在司法实践中那种被称为“宏大风格”的“宽松”的形式主义在上世纪90年代的美国也已经衰退,回到了严格的形式主义。[18]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长期以来中国的司法呈现出明显的反形式主义特色,它的核心是消解法律的权威与确定性,突出机构、个人、社会组织、政治决断的权威,法院被工具化。这一反形式主义的最高峰是文化大革命,极端反形式主义的结果是公检法被砸烂。改革开放以后,这一局面得到一定改善,但是总的来说,无论在司法理论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中,反形式主义仍然占据主流,其主要表现有:司法工具主义、结果导向的司法(案结事了、社会效果)、功利主义司法(为xx保驾护航、维稳)、轻程序的司法(调解优先)、司法能动主义、民意司法、大局至上的司法等等司法思潮迭出,各领风骚三五年。不过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出现了一些转向的苗头。例如,出现了一些强调法律权威的司法政策。[19]最高法院副院长江必新在201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明显表达了“经由形式正义的实质法治”的司法形式主义思路。[20]一些学者则更明确提出法条主义的方法主张。[21]

在法治、人权入宪的今天,我们有理由期待司法形式主义在中国站稳脚跟,但是实事求是地说,难以毕其功于一役。然而,法官不能因此而放弃自己的社会担当,法官应当忠实于法律,不畏权势,在审判中拒绝任何法律以外的价值或指令,依法、独立、依据自己的司法良知作出裁判。

《法理学——全球视野》初版于2000年,加上副题“全球视野”的初旨在于秉承思想解放的时代精神,超越国家性、阶级性的法理学,探求规范性的、普适性的法理学,将追求正义、规范权力、保障权利作为法理学的核心内容。[22]本书第一版(2000年版)多次重印;第二版(2004年版)纳入“高等学校法学通用教材”系列,第三版(2010年版)作为教育部国家精品课程教材,同时作为研究生教材。这几年无论立法、司法还是法学理论研究都有了很大改观,需要作出回应与评价,因此推出第四版。

这次修订的主要内容是进一步增强了司法理论,删除了一些学术性不足的部分,例如法的正当性、法律监督等,进一步压缩了一些已经过时的、但是作为中国教材又不能少的内容,例如法与经济,法的历史类型理论,法的阶级性等等。在体系方面,根据教学需要,将“法治”章充实并调整到第一部分,以为一年级学生强化法治意识打下基础,与此相应,原来的四编改为上、下两编。其他的主要修订包括:注释体例上统一增加了译者,引用的法条按新法作了修改,引用的著作有新版的,尽量改用新版以便于读者查找并进一步延伸阅读,每章后增加了延伸阅读书目,对讨论题、延伸思考部分进行调整与充实,调整参考文献,对立论、概念、文字作了进一步的增删、润色与推敲等等。

本书是我从事法理学研究与教学三十多年的心得,她凝聚了我的心力与人生追求。本书得以顺利面世立言,当感谢者众。首先要感谢法律出版社的见容与抬爱,这在当下的中国尤其值得敬仰与感谢!要感谢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法理教研室亲爱的同事们。在一定意义上,本书是一个集体成果,同事们不断将教学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反馈给我,以便完善,每次的修订,都以私下交流及会议的形式反复商讨其结构及其内容。还要感谢历届的同学们及尚未谋面的读者们,他们是本书的读者,也是本书的“校阅”者,他们热情地通过种种方式给本书“挑剌”,使其更少瑕疵。本次修订中焦宝乾教授准备了法学方法论、法教义学的相关资料,许小亮副教授则提供了世界法的最新研究成果,并准备了延伸阅读的书目,在此特别谢过!当然,本书的一切错误或不当均由本人负责。

是为序。


周永坤

2016年5月于苏州高尔夫花园




[1]这个判决引发了轩然大波,有人称这是历史的倒退。州议会立即着手制定新的法案,不仅在1天之内快速获得一致通过,且加大了惩罚力度。根据新法,任何人未经允许,使用照相机、摄像头或者其他电子设备偷拍他人私处或隐秘部位,不管是否为衣服下方或周围,都属于犯罪,将面临最高2年半的监禁和5000美元罚款。如果偷拍的是18岁以下儿童,处罚加倍。该法立即生效。《偷拍“裙下风光”合法引众怒美立新法补漏严惩偷窥狂》,新加坡《联合早报》2014年3月9日。本案遵循的原则是,公正判决考虑的是依据法律当如何下判,而不是其实质内容——应当处罚这个“事实上”的色狼。

[2]参阅Karl Larenz:《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105页以下。

[3][美]伯尔曼:《信仰与秩序》,姚剑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10页。

[4]美国埃默里大学动物心理学博士研究生布鲁斯南在与一群猴子的游戏中发现,如果完成相同的工作而给予不同的奖励,猴子会拒绝接受奖励。例如猴子可能不吃拿到手的黄瓜,甚至将黄瓜扔向不平等对待它的主人,原因是它看到同伙得到的是更可口的葡萄。参阅:《猴子也有平等观念》,《中国青年报》2003年9月19日。

[5]参阅[德]魏德士:《法理学》,丁晓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214页。

[6]例如,《晋书•刑法志》规定:“又律法断罪,皆当以法律令正文,若无正文,依名例断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论。法吏以上,所执不同,得为异议。如律之文,守法之官,唯当奉用律令。至于法律之内,所见不同,乃得为异议也。今限法曹郎令史,意有不同为驳,唯得论释法律,以正所断,不得援求诸外,论随时之宜,以明法官守局之分。”。

[7][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4页。

[8]转引自[美]罗斯科•庞德:《法理学》(第一卷),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00页。

[9][德]韦伯:《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58 页。

[10][美]罗斯科•庞德:《法理学》(第一卷),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98页、第400页。

[11]请注意卡多佐说的是“机械的”形式,对“机械的”形式如此看重,可知他对司法形式主义的态度。参见[美]本杰明·内森·卡多佐:《法律的生长》,刘培峰、刘骁军译,贵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8页。

[12]Richard A. Posner, Law and Legal Theory inEngland and American,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6, P. 11.,转引自《渐行渐远的英美两国法律――“接着”并“对着”波斯纳的挑战讲》,《中国图书评论》2015年第7期。

[13]转引自周祯祥:《实用主义法学和法律中的逻辑——兼论中国文化背景下的法律逻辑》,《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14][美]朱迪期·N. 施克莱:《守法主义——法、道德和政治审判》,彭亚楠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第17页。

[15][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朱苏力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04页。

[16]需要注意的是,这300个案件都涉及宪法解释,而此类案件只占所有案件的极少数,且即使这11个案件也不能称为“反形式主义”的,可见反形式主义的司法在美国微乎其微。参见[美]弗里德曼:《法律制度》,李琼英、林欣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08页。

[17]邓矜婷:《新法律现实主义的最新发展与启示》,《法学家》2014年第4期。

[18]参阅[美]A.L.考夫曼:《卡多佐》,张守东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08页。

[19]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切实践行司法为民大力加强公正司法不断提高司法公信力的若干意见》(法发〔2013〕9号)规定:全体法官要“始终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不得以任何理由突破法律底线,杜绝任何超越法律、歪曲法律以及其他违法枉法裁判现象的发生。”

[20]江必新:《严格依法办事:经由形式正义的实质法治观》,《法学研究》2013年第6期。

[21]代表性的论著有:陈兴良:《罪刑法定主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参阅该书第34页;孙海波:《“后果考量”与“法条主义”的较量——穿行于法律方法的噩梦与美梦之间》,《法制与社会发展》2015年第2期;陈金钊:《被社会效果所异化的法律效果及其克服——对两个效果统一论的反思》,《东方法学》2012年第6期。

[22]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阅《法理学——全球视野》,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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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简介
周永坤简介:
    苏州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法理学,兼及宪法学、行政法学。     主要著作:《法理学——全球视野》(法律出版社已出三版)、《规范权力——权力的法理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论自由的法律》(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宪政与权力》(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公民权利》(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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