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生”是重要的刑官伦理 ——从贾敬龙之死说起

2017-11-07 14:5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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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敬龙,男,29岁,河北石家庄市长安区北高营村村民,因自己精心营造的婚房被强拆,并导致已经准备结婚的女友分手,又因拒绝搬迁,其母的低保被剥夺,因而仇恨村支书何建华,并于2015年2月19日持射钉枪将何杀害。河北省石家庄中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贾敬龙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随后最高人民法院下达对贾敬龙杀人案的死刑核准裁定书。为此,一些法学家联名请求刀下留人,但是这一切都是枉然。2016年11月15日,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遵照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签发的死刑执行令,将贾敬龙执行死刑。

对此,我的问题是,当事的法官为贾敬龙“求”过吗?“求”什么?“求”生,“求生路”。就本案的情节来说,贾有于法不当死的充分理由。贾的杀人虽然不属正当防卫,但确是事出有因,受害人不法侵害在先,单凭这一点,按照中国现行法律及减少死刑的刑事政策及废除死刑的世界潮流,贾就不当死。最起码,贾处于“当死”“不当死”两可之间。对于这样的案件,事关人命,法官就有为罪犯“求生”的司法伦理义务。中国古代的良吏,是有“为民求命”的优良传统的,“为民求命”深得正统思想界的认同。

学法律的人可能都知道西汉大律家陈宠,他出身于律学世家,他的曾祖父陈咸在西汉成帝、哀帝时以精通法律而任尚书。陈咸性仁恕,常常告戒子孙说:“为人议法,当依于轻,虽有百金之利,慎无与人重比。”[1]在向上提判决建议的时候,当努力寻找较轻的法律依据和前例,而不是相反。唐宋八大家的欧阳修更是家喻户晓了。欧阳修的父亲欧阳观是个小吏,在欧阳修小时候他就去世了。欧阳修从母亲哪里知道了父亲为死刑犯“求生”的故事,把它写进悼念其父的祭文里,刻在他为父亲撰写的墓碑上,这块墓碑就是著名的《泷(shuāng)冈阡表》。(阡(qiān,墓道,表:即墓碑)。碑曰:

“汝父为吏,尝夜烛治官书,屡废而叹。吾问之,则曰:‘此死狱也,我求其生不得尔。’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也;矧(shěn,况且)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则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犹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

   

你看这个小吏,晚上在家里审读文案,反复为犯了死罪的罪犯寻找一条生路,尽管可能的结果十有八九是“求而不得”,但是他还是把“求”看作是自己的责职,把它看作是确立司法权威的重要一环。特别是,作为法官,他难能可贵地认识到冤死的事是常常发生的,因此就必须认真地“求生”,而不是像今天有些法官那样,以冤死不可避免为由冷漠、残忍地放纵冤死。“求生”,其实体现了法官对生命的尊重,人死而不能复生,这是简单的道理,因此良吏知道对于死刑犯,宁可失之宽,而不可失之严,所以千方百计为他们寻求一条可能的生路。

“求生”是中国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抗制下,“求生”是由被告及其辩护人在对抗制程序中完成的,控方求死,辩方求生,法官中立。但是中国古代的司法是完全职权制的,加上压根没有律师制度的制衡,嫌疑人的生死全在法官的股掌之中,因此,为被告“求生”就是法官的伦理义务,甚至是法律义务。也正由于此,中国古代法文化中发展出丰富的为罪犯求生的资源,或者求生的理由。其要者有:

第一,伦理规范性的:上天有好生之德。在这个假设中,尊重生命成为天的属性,刑官为人犯求生自然体现了天的偏好或者意志,而不能求死。“求死”之官被贬斥为“酷吏”。

第二,情感,同情心,“不忍之心”。眼睁睁地一个活人被你一笔勾下去就永远消失了,你忍心么?这是儒家思想中的精髓之一。孟子说:

“不忍之心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孟子·梁惠王章句上》。


“不忍之心君子之与禽兽也”,言下之意是,如果缺乏“不忍之心”,就不是人,你说“不忍之心”有多重要。孟子又云: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调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章句》。

孟子把“不忍之心”看作是 “仁”的开端,而“仁”是儒家思想的出发点。进一步,孟子再把它引入政治(司法)伦理,司法者当怀“不忍之心”,尤其是当遇到“死狱”的时候。

第三,以法官之“求”,弥补制度之不足。在专制的审问制下,被告处于“被处置”的客体地位,他不具有与主审官员平等的主体地位,他无法主张自己的利益,保障自己的利益,他的利益需要法官来思虑,这就需要法官来为之“求生”。“求生”和“求死”这两个角色都由法官承担。如果法官只“求死”而不“求生”,则冤狱必多。当法官以重罚为“能”的时候,必定是冤狱满国中了。越是皇帝追求重罚,就越需要法官的求生行为来缓解苛法,如果法官与皇上同样一味“求死”,则民不聊生唉!大凡中国古代刑法比较适中、为政比较宽容的时代如唐宋,法官的求生自觉性通常是比较高的。

第四,宗教果报说:刑官无后。刑官无后,当然是迷信,但是,它从宗教的层面提醒生杀予夺的刑官谨慎履职的伦理价值却是不可忽视的。清周安士作《安士全书》,专从果报的角度劝法官为善。

“‘昔于公治狱大兴驷马之门’,‘治狱’,恶事也,而反兴‘驷马之门’,何哉?盖于公之官守,是治狱之官守,而于公之心地,非治狱之心地也。‘驷马之门’亦兴于心地耳。”

这是说的是汉丞相于定国父亲的事。于定国的父亲史尊称“于公”,为刑官时有仁心,因而能兴“驷马之门”——家族兴旺。据《汉书》记载,于公为郡决曹(郡的司法官)时,曾与顶头上司郡太守力争为无罪少妇“求生”,终因不得而辞职。等到新太守上任时,于公为蒙冤者昭雪。

“东海有孝妇,少寡,亡子,养姑甚谨,姑欲嫁之,终不肯。姑谓邻人曰:‘孝妇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絫(lěi,同累)丁壮,柰何?’其后姑自经死。姑女告吏:‘妇杀我母。’吏捕孝妇,孝妇辞不杀姑。吏验治,孝妇自诬服。具狱上府,于公以为此妇养姑十余年,以孝闻,必不杀也。太守不听,于公争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狱,哭于府上,因辞疾去。太守竟论杀孝妇。郡中枯旱三年。后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妇不当死,前太守强断之,咎当在是乎?’于是太守杀牛自祭孝妇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岁熟。郡中以此大敬重于公。[2]

   周安士还讲了两则相反的故事来劝刑官为善:平允执法者家族兴旺,严苛者无后。


“明盛吉,为廷尉,决狱无冤滞。每至冬定囚,妻执烛,吉持丹书(*罪人名册,古用丹笔书写,故称丹书),相对垂泪。妻语吉曰:‘君为天下执法,不可滥入人罪,殃及子孙。’视事十二年,天下称平恕。庭树忽有白鹊来巢,乳子,人以为祥。后生三子皆贵。”

“明季时高邮州徐某,历官至郡守,清介执法,每差役违限一日,笞五板。有隶违六日,欲责三十。乞贷不可,竟死杖下。其子幼,闻之惊悸死;其妻惨痛,亦自经。徐解任归,止一子,甚钟爱。忽病,语其父曰:‘有人追我’。顷之,詈(*骂)曰:‘有何大罪?杀我三口!’言讫而死,徐竟无后。”[清]周安士:《安士全书》。

这两个故事虽然牵强,但是在信奉因果报应的古代,相信对官员有不小的导向与威慑作用。


“求”,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你不但要到法律中去“求索”,还要向人“求”,“求”上司,有时还得与之争,而在权力就是一切的体制上,结果常常是鸡蛋碰石头,这是有风险的,不过,在历史上还是有不少这样“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刚正之士,汉代的张释之、隋代的赵绰皆为楷模,宋代大儒周敦颐也有相似之举。周敦颐当南安军司理参军的时候,“有囚法不当死,转运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众莫敢争,敦颐独与之辨,不听,乃委(抛弃)手版(笏,hù)归,将弃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杀人以媚人,吾不为也。’逵悟,囚得免。” 这是一个成功的例子,这个转运使还不太坏。周后来在不少地方担任司法官员,以“洗冤泽物为己任。”[3]

得罪上司的顶点当然是得罪皇帝老子,这在中国,毫无疑问是冒着杀头的风险的。不过,间或还是有人敢冒己死而为他人“求生”的。例如,唐朝的时候,茂州有个精神不正常的名叫张仲文的小孩子自称天子,有司类比“斥乘舆有害”当死。案件报到朝廷后,摄(辅佐)刑部尚书韦挺奏道:“童乃妖言,无死坐。”小孩子胡说八道没有死罪。皇帝怒而攻击韦挺:“尔作威福于下,而归虐朕耶!”韦挺吓得半死,立即退出,不“求”了。在皇帝盛怒的情况下,刑部尚书参与朝政的张亮却逆龙鳞,支持韦挺,发怒的皇帝转而攻击张亮:“公欲取刚正名乎?”——你想通过反对我而驳得好名声吗?这可是可以杀头的指控,但是张亮不服,坚持己见。幸亏最后帝寤(醒悟)曰:“宁屈我,以申公之请。”于是这个叫张仲文的孩子得免死。[4]

但是遗憾的是,这些刚直之士毕竟少见,“杀人以媚人”、以鲜血染红顶子者代有其人。某些时代,各省甚至还私下开展过杀人比赛,杀人与监禁的比例越高,就越说明与朝廷保持一致,觉悟高。在一些高压时代,对于明显证据不足的死狱,判他个死缓以待后来平反也就t算不错了。这虽是时代的悲哀,时代的罪过,但法官良心上的罪过是不能逃脱的,刑官断不能以“大势如此”为借口而草菅人命。学人的责任在于不为草菅人命的制度与刑官唱赞歌。不过历史上这样的人不少,大家回忆一下,有多少人为多杀人而欢呼过?在这方面,德国法学家拉伦兹是有罪的,氏创造出“具体法律范畴”这一概念,并据此推演出“作为权利主体的‘人’是具体的人,是日耳曼人而不是犹大人”的命题,为纳粹屠杀犹太人背书。一万名德国法官,竟然在广场宣誓为希特勒尽忠,向希特勒效忠当然免不了以杀犹太人为投名状。

最后,我要把上文那个清代人周安士对刑官的忠告录于下,我相信至今此言仍然值得所有从事刑事司法诸公认真对待:

“人命关天,狱词最重,略失检点,悔之无及。吾辈不幸而职司其事,便当刻刻小心,临深履薄。恍若天地鬼神,嗔目而视我;罪人之父母妻子,呼号而望我。不可立意深文,不可误听左右,不可逼打成招,不可潦草塞责,不可恃聪明而臆断,不可徇嘱托而用严刑,不可逢迎上官之意,不可但据下吏之文;不可因他端而迁怒,不可乘酒醉而作威。苟非罪当情真,不可动加鞭打;苟非人命大盗,不可轻系囹圄;严反坐之条,以惩诬告;杜株连之累,以安善良。人犯随到随审,不使今日守候而复来朝;讼师随访随拏(*拘捕),勿令构斗两家而复渔利。发其议和,所以释其罪;假以颜色,所以尽其词。清廉,美名也,当济之以宽厚;静镇,大度也,当辅之以精勤。效蒲鞭之德政(*蒲鞭:以蒲草为鞭,聊以示辱。谓刑罚宽仁),则竹板务取其轻,而毛节必削。睹牢狱之堪怜,则禁子务惩其恶;而饮食宜时,宁于必死之中求其生,勿于可生之处任其死。其老于我者,常作伯叔想;等于我者,常作兄弟想;幼于我者,常作子侄想。上思何以资祖考,下念何以荫儿孙。虽借此以度世可也,岂特兴驷马之门乎?[清]周安士:《安士全书》。

   





[1] 《后汉书·陈宠传》。

[2] 《汉书·于定国传》。

[3] 《宋史·周敦颐传》。

[4] 见《新唐书·张亮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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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简介
周永坤简介:
    苏州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法理学,兼及宪法学、行政法学。     主要著作:《法理学——全球视野》(法律出版社已出三版)、《规范权力——权力的法理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论自由的法律》(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宪政与权力》(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公民权利》(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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