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经济的迷思

2012-07-06 15:16:41
分类:政经评论
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张军没有预料到,他在6月20日青岛的主体演讲会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原因很简单,他把目前中国经济的困难归结为供给方面的原因。简单地说,就是大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对高盈利行业的垄断,造成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只能过度集中在竞争性行业,从而造成后者的生产率和盈利能力不断下降,又因为国有部门的垄断无法向高盈利部门转移资源,这最终导致经济困难开始出现。
 
 张军的演讲实际上再次呼应了近年来不断升温的“国进民退”论。自本世纪初,许多触觉灵敏的经济学家和观察家就已经从一些零星的案例中,嗅出了“国进民退”的味道。不过,无论是当年的铁本事件还是日照钢铁事件,还是随后发生的浙江煤老板山西折戟事件,虽然均轰动一时,但都只是被看做是孤立的案例,很少有人把它们直接和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以及国民经济的走势相联系起来。在大多数人看来,中国正是通过不断改革国有企业,减小国有经济的比例,相应扩大非国有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的比例来实现经济改革的不断推进的。尤其是在经历过90年代中期至本世纪初的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之后,国有企业已经从竞争性领域退出得很彻底了。因此毫不奇怪,当笔者于2005年告诉一位曾经在世界银行工作过超过20年的资深经济学家,中国经济改革的一大问题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并不彻底且隐患极大时,对方显然不以为然。
 
 不过,数量上的减少和从竞争性领域的撤出,并不意味着国有企业的规模和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也随之下降了。恰恰相反,事情正在起变化!前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经济学家徐高根据2008年经济普查的结果,估计全部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的资产总额为63万亿元,占全国企业总资产的30%,尽管其数量占全国企业数量总数的比例还不到3.1%。换言之,国有企业的平均规模要远远超过了非国有企业,按单个企业平均资产规模计,国有企业是非国有企业的13.4倍。而根据天则经济研究所前不久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在2001-2009年期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累计获得利润总额为58462亿元;2009年的账面利润总额比2001年增长了3.89倍,账面净利润同期增长了4.37倍;同期累计获得净利润为4万多亿元。这份成绩单的效果如何,对比一下当年国有经济的拙劣表现就知道了:根据《经济日报》当年的报道,1998年,2/3以上国有企业亏损,在国家统计局工业司统计的5.8万户国有企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亏损企业亏损额为近千亿元。全部国有企业亏损额比上年同期增长23%,其中国有大中型企业亏损增长30.4%。无疑,在经过十几年的“抓大放小”后,国有企业已经来了个华丽大转身了。
 
 但这些数字远不足以说明国有企业实际经济和政治地位。实际上,国企不仅仅在经济规模上遥遥领先,他们的垄断地位更让人惊羡。在石油化工、电信、交通、民航等等所谓战略性领域,投资的权限是根据国企-非国企的身份标签而不是投资效率来决定的。国家通过各种行政法规设置极高的进入壁垒,把非国有企业排除在外,把这些战略性行业变成了国企尤其是央企的禁脔。
 
 国企还不停地从政府手中得到各种政策性优惠和资源。这些包括无尽的低成本的银行贷款、海量的财政优惠补贴、一旦需要就会出台的各种救助解困(bail-out)政策支持……等等,国企从政府那里得到的各种投入和支持,简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除此之外,它们的组织优势也是无可匹敌的。2003年成立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在中央和地方统筹管理和协调国企的行动,为国企的国内扩张和海外兼并添加助力,使国企如虎添翼,势不可挡。目前的国企,尤其是那些超大型的央企,已经不满足于局限在那些所谓的战略性领域里了,而是开始毫无顾忌地向其他行业,哪怕是竞争性行业插手了。实际上,只要是有盈利的经济活动,包括地产、生猪养殖、食品加工,即使它们并非单个国企的主业,也完全不妨碍后者的强势进入。而国企和金融业的结合,例如通过兼并信托投资公司的方式,实现产融一体化,现在看来也不是不可能的。如今的大型和超大型国企,无疑和韩国的超大型企业集团和日本的财阀越来越相似了。
 
 不仅如此,央企的雄厚财力和扩张欲望,开始和地方政府相结合。自2008年以来,在国资委的推动下,央企正在快速实施和各地政府的对接,由地方政府出地、出原料,央企和地方国企出钱的“央地大联合”战略。由于国企的雄厚财力和网络,这一战略越来越得到各地政府的青睐。例如广东省湛江市和宝钢联合,拿下了发改委1000亿元的投资;而整个广东省在2011年就从和央企对接的战略中拿到了2万亿元的投资。整个2011年,央企地方投资超11.38万亿。即使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去年末今年初也与国资委达成全面战略合作协议。据不完全统计(不包括北京、上海、西藏),2008-2011期间,央企地方投资额四年增长42倍。
 
 不过,也有人认为,在这些炫目的数字背后,却是高昂的经济和社会代价。尽管国企的账面利润率较高,但把其投入的市场价值折算进去,其实际回报率却可能是负的。按照国务院参事汤敏的计算,2011年央企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约8.4%,剔除息税后的总资产回报率约3.2%,还不及银行的1年期基准存款利率3.25%高。而根据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结果,2001年至2009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平均真实净资产收益率则为-6.29%。总之,国企的账面绩效并非其真实绩效,在扣除了包括政府财政补贴、融资成本和土地及资源租金等各种超市场优惠待遇的投入成本之后,国企的盈利能力实际上大大低于非国企,甚至可能是负的。
 
   而由于国企并不依赖市场机制和市场价格,因此其扩张不考虑机会成本,也不会受经济成本的约束,表现出盲目性和无效率性。这无疑会带来明显的挤出效应,即国企的扩张相应带来民企的萎缩,包括投资和就业的缩小。张军在青岛的见解,实际上表达了对这一效应的不满和担忧。
    国企扩张的社会成本也开始日益明显。一方面,国企的强大资源汲取能力,无疑给寻租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必然滋生大量腐败现象。另一方面,国企的无限制扩张倾向也会带来各个利益方潜在和现实的利益冲突。例如最近在陕西、陕西、内蒙、山东等地,接连发生的央企和地方企业(包括地方国企)的冲突事件,就是这种利益冲突的直接表现。
 
 正是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许多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均开始严肃思考如何重新启动国企改革、推动民营经济进一步发展。从2004-2005年以来,有关部门就开始通过制定放宽民营企业投资准入的“三十六条”和“新三十六条”,不断放出风声要大力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今年初,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推出政策研究报告,并由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亲自主持报告发布会,呼吁中央正视国企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重庆,新主政的张德江书记也大声呼吁要通过扶持民营经济和民间资本的方式实现“共富”的目标。无疑,事态的进展表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改革和增长出现困难的症结所在。不过,认识到问题存在只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关键的环节在于:经济管理当局真的有足够的决心和资源去打破国企的垄断和减少对民营经济的管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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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简介
章奇简介:
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博士后,美国西北大学政治学系博士。现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 从事有关中国政治经济学、经济政策、民营企业商业环境,以及地方治理和村民自治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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