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复来回观察

2017-07-10 11: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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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来回观察

早年行走江湖之际,我曾提出“正面观察,贯通古今”的“口号”,并于1987年发表于美国报端,也算是一时无两。又经过身体力行,成为自己的一个“独门暗器”。其效验似乎无可争辩。

之所以提出这样的主张,一是有感于苛刻的对待中国历史,甚至专一挑选反面材料的做法,已经走到了一个极端(同时有感于国家清史研究机构的建立,使大家不能不改弦更张,否则“尼布楚条约”即无法书写)。其次,是有感于“当代历史”与“古代历史”的关系遭到严重的割裂与扭曲(参见1985年何柄棣在人大的演讲及有关问答)。

在我的《学术编年》中,叙述到十年前社会上关于粮食问题的一场大争论,我讲了一个故事,它“照例”发生在“我们大清”:

有一回,朝廷出于某种目的,提出了一些口号和目标(比如“爱民”“养民”“足民”的三民主义,扩大赈恤、济贫,“不使一夫失所”等等),同时,作为具体措施,则要求各地扩充粮食储备。每个县的存粮,都根据其规模大小,分别达到三万、五万石不等。购粮的款项,自然是上面提供(最高峰的时候,国家一年税收的三分之一,都用来购买新粮了)。除此之外,还要建设仓库,也得不少银子。从朝廷,到地方,责任都大了,权力可也大了。不过实行了几年,就有点不胜负担。话说有一位县太爷,过了几年这么一看,粮食是越存越多了,可是并没有多大的用处,都在那儿干放着。那时候,“闹粮”最厉害的就是东部大运河沿线江苏、安徽、直隶、山东……这几个省份;其他好多地方,像中南的湖北、湖南,西南的四川、广西、云南等地,几乎就没有什么灾害。存这么多粮食干嘛呀?于是,这个县太爷就跟几个师爷商量,咱存那么多粮不划算啊!买粮、存粮,在在都得花钱,拨款不足,得自己垫上;每年虫吃霉烂,净损失就有将近一成,这些“亏空”都得想办法补足。周围好几个知县都因此倒了霉。商议的结果,县里的存粮减少了,从原来的三万五万变成了几千石,卖粮的余款也解缴了省里。“负担”和“责任”是小了,没想到“权力”也缩小了。忽然有一天县太爷发现:亏了!咱错了啊!咱还是得存粮啊!采买,那不是上头拨款么,即使不足,咱还可以摊派;库存,咱不可以“变卖”吗?——如何卖法,可得各位师爷动脑子了——顶多扩大几个“编制”,多用几个人手,咱不会悄悄的嘛。于是,就从新向上面打了报告,说什么“闹灾”啦(以为救济四乡农民),“平抑”粮价啦(以为城镇户口吃低价粮着想),变着法子恢复了仓储的原有规模。这样一来,不但权利越来越重,名声越来越大,每年一出一进,还做起了“买卖”:买粮,就向上面打报告,由省里“藩库”拨款,稍有不足,或于市集强买,或于富户摊派;陈粮嘛,“平价”粜卖的还打打报告,“赈济”给发的,就小小不言啦,从此,朝庭无论是收是放,他都可以一路亨通,升官发财了……

这一篇文字是写在几个月以前的,照例要搁一搁。结果网上发现了一篇关于某粮食部门,把数万吨粮食存在另一仓库里就弃之不顾的事情。这样我们就难理解,这种事情之可能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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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简介
高王凌简介: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中国十八世纪和二十世纪近现代历史的研究,经济-社会史、思想史、政治史。 著作:《租佃关系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以及有关“反行为”的调查研究等。 曾作为“路思基金学者”访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知名学者”访问法国高等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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