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会”考量结社权

2013-06-19 21:4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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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西各地的“青年兄弟会”近日被南方农村报报道出来。它们之所以引起关注和讨论,在于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历史多年、数量众多,但没有注册;第二,互谊互助、集资修路,但也有排斥外人、帮派势力之嫌;第三,超越于村委会或村民小组的作用。从而,不同人对兄弟会的说法是众口不一。

广东省作为民间结社的活跃地,“兄弟会”现象说明了什么?政策又当如何看待之?这必须分析清“兄弟会”是什么。首先,兄弟会是一种民间结社。民间结社源于人们有各种组织起来的需求,而其作用也形成了社会纽带,或者说“社会资本”。粤西的民间结社活跃,一个镇就能有十来个、早的有十多年历史,与它的多元人口、民俗风情、自治文化不无关系。

其次,兄弟会是互助结社。结社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公益,以社会不特定多数人为受益对象,如环保、助贫;另一类就是互益,以特定的组织成员为受益对象,是会员之间的相互帮助或谋求共同利益。前者,即民间公益或民间慈善,在中国目前已越来越被接受了;对于后者,在很多情况下仍然心存芥蒂。原因在于,会员制互益组织以互益或共同利益为纽带形成的群体,可能意味一种社会力量。实际上,互助结社对于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它们是社会组织化的途径;政策对这类组织开放程度低,在于它们对计划体制下既成的一元化、自上而下的组织方式,提出了新课题。“村委会‘管不了’兄弟会”、“会长说话的分量比村长更重”、兄弟会“参与纠纷处理”等不满,便是这种反应。

第三,兄弟会相比于其他“互助社”形式,容易形成比较紧密的内部纽带。互助结社有的较松散、功能相对单一,比如“顺风车队”,有时可以比较紧密,甚至成为“帮派”。这也是兄弟会遭到非难的一个因素,比如对他们结拜、“难惹”等的看法。何为“互助”?何为“帮派”?其间的界限,不能简单以名称或会员制论,而应从治理结构、会社规则、组织行为上考量。类似“兄弟会”、“姊妹会”、“同乡会”的形式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如著名的“共济会”、耶鲁大学“骷髅会”,都是非开放性紧密结社,它们同样享有结社权。法治精神强调的是行为监管,不能因为某项行为问题否认结社本身的合法性,法律规制必须是针对违法行为的,不能针对任何人的结社权利。正如家庭存在家庭暴力,但不能因此取消了家庭。

兄弟会的属性清楚了,他们作为互益性的民间结社,是地方社会资本活跃的一种体现,简单“取缔”恐怕是恰得其反。另一方面,这类互益组织内部纽带比较强、并可能有一定共同利益诉求,探讨其协作平台、与政府及村委会之间的沟通途径、对地方公共事务的制度化参与机制,倒是可能的制度创新。宁波引导流动人口“老乡团”转化为政府、社区、居民三方协作的“融合性组织”,便不失为一种尝试。

广东是民间资本活跃地区,也是社会组织体制改革的前沿,在结社合法性前提下,大胆制度创新,或可为中国传统社会资本与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衔接,探索可能途径。

(首发于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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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西津简介: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清华NGO研究所副所长。 研究领域:公民社会与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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