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在哪里?

2018-01-05 01:40:12
分类:未分类

(原发于《领导者》,2015.4.)

最近有关高校意识形态的宣传工作问题,使得“西方价值观”再次成为敏感话题。此前类似的思想运动还有2013年的“宪政”、“普世价值”等“七不讲”,2011年的“公民社会陷阱论”等,再往前述,上世纪80年代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半世纪之前对资本主义“毒草”的斗争……“西方”似乎始终是“中国特色”发展中一个抹不去的心结。为什么在南方、北方,古代、现代,各种文明板块中,“西方”会构成一种整体性的危险因素?越是心理症结,越需要追本溯源,去面对它、剖析它、理解它。

“西方”焦虑症是中国社会自我认同危机的反映

事情起于话语,就从话语说起。而今所言的“西方”,在近代之前的中国人头脑中,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概念。那时历朝历代生活的人,对自己所属国家的观念是时间维度而不是空间维度的,比如说“大清”或“大清人”,以区别于“大明”或“大明人”;而与“中国”即“天朝”的地理概念对称的,并不是“西方”,而是“东夷、南蛮、西戎、北狄”。换言之,中国在近代前很长的历史时间内,并没有并列对等的不同国家的观念,中国人的国家认同就是只有时代更替的“天下”,在“天下”以外是笼统的“边夷”和“外邦”。据考证,“中国”这一词汇第一次在外交中正式和“大清国”的称呼混同使用,以作为中国与外国的对称,是1842829日的《南京条约》。也就是说,“中国”意识到自己是世界各国中的一元,是在外界强大的民族国家的冲击下形成的;从“我即世界”的“天朝”到与“外国”对称的“中国”,是一个对外流动性不强之社会的自我中心“天下观”,到多元世界中一元的现代世界观的转型。“中国”作为现代国家的自我认同,是在它懵懂之中,未意识到、未准备好的状态下,由于“外国”的强势出场而不得已发生的,“西方”正是这种现代民族国家崛起的源头。

看到中国的近代发生史,就容易理解不断被提起批判的“西方”到底是什么?以及它为什么受到警惕?所谓“西方价值观”,其实就是现代性价值观。“西方价值观”成为社会瞩目问题的时期,往往也是中国在努力确定其自身转型路径的时候。19世纪末,洋务派就提出“中体西用”的命题,希望将科学、技术、工商、办学办医等近现代产物嫁接于儒家思想体制框架之内,但很快发现这些产品虽都可“拿来”,但其发生的土壤却离不开背后的制度安排,以及更深层的现代价值基础。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知识界提出“全盘西化”、并为之展开了论辩,这些思想的论争随后湮没在十余年的战争逻辑中。1949年后的共产主义运动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贯穿始终,直到邓小平“黑猫白猫”说暂时搁置了“姓资姓社”的论争。目前西方价值观又成为焦点问题,体现了两个话语前提:一方面,中国社会转型中的自我认同危机仍然没有解决,我们现在所处的历史时期仍是自晚清以来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的延续;另一方面,经过三十余年改革开放的经济发展,中国在实力上的崛起使得确立自身认同、推进转型过程的主动期图再次升起,价值观越来越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

仔细分析当今意识形态所使用的“西方”话语,会发现很有意思的内涵。第一,它并不是一个空间概念,其制度和价值观的针对性,通常指向北美、属于东半球的西欧、北欧、澳洲等国,也包括日、韩等“东方”国家,却几乎不会指向前苏联东欧、真正在“西半球”的拉美等地区。第二,它也不是一个文明起源概念,不说近代传入中国的大量相关概念-诸如公民、宪法、宪政、民主、共和等等-是经由日本本土化的,早在古希腊罗马文明与希伯来文明的交融演进中,东方希腊化、希腊文明接受了东方价值,已无法用“东”、“西”来纯化一个社会的文明形态了。第三,在意识形态意义上使用“西方”相对称的语境,往往不是包括埃及、印度这样的“东方”文明,而直接是“中国”。可见,当我们将“西方”作为一个特定的识别范畴时,并不是对一种文明特质的提炼,而内中体现的是对“什么是我?”的焦虑;对“西方”的担心,实质是中国社会自我认同危机的反映。从而可以理解,为什么这种“西方价值观”所对称的内容是变动的,晚清至民国初年所言的“西方”价值观,主要针对的是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思想;而49年以来所批判的“西方”价值观,更特指马克思主义以外的近代传入价值——虽然马本人是个不折不扣的欧洲人,他的学说也只能归溯于西方理论谱系。在某种意义上说,近代备受警惕的“西方价值观”,总是未被该时期的中国现行体制所涵纳的、却具有强大竞争力的思想观念体系。

因其强大,构成自然的吸引力;因其未纳入正式体制中,具有潜在的秩序威胁性。体现为“西方”在中国近代社会中又爱又怕百年史。说道“怕”,晚清对丧失“中体”的担忧,半世纪来一次次割不尽的“毒草”、“尾巴”,“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的斗争,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批判,今天的“七不准”、意识形态“阵地战”的整肃;说道“爱”,西方国家作为政经精英的“移民潮”、子女留学地的选择,高校以英文发表作为统计指标,外资享有特批的政策待遇……即使在最反西方的五六十年代,共产主义追赶的指标也是“超英赶美”。“西方”,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天然不合法性和在行为潜意识中的天然向往性,如同风儿和沙一般的交错纠缠。这个过程映射出的是中国建立自身现代化身份认同过程中的张力。

“西方价值观”实质是现代性的个人自由观

正如“中国”被赋予国家识别含义是近代的事,现今认为属于“西方”的一整套价值和制度体系,也是近代被总结出来的理念。

中国认为自己是特殊的,各方面都带有“中国特色”。殊不知美国人也认为自己是特殊的,有一种流行的“美国例外论”认为美国基于自由、平等主义、个人主义、共和主义、民主、自由放任市场等建立的国家,是独一无二的、其他民族做不到的条件。如果我们看“西方”体系内部,会发现它们在制度设计、文化观念等方面,是一个差异极大的非同质体,甚至在一个国家之内都存在不同原则的制度复合体,比如美国移民社会浓厚的普遍平等主义、个人主义,英国则保留着王室、贵族,日本尚有发表了“人间宣言”的天皇;法德依靠成体系的法典,英国连个成文宪法都没有;新教地区更易开放于资本自由,天主教地区则往往更传统保守……具体到政治制度的安排,比如,美国的民主就不是一人一票多数决选总统,而实行个人权和州权兼顾的选举团制;英国则不是独立的三权分立,内阁成员和议员的身份是重叠的;议会制很多国家组建联合政府而不是政党轮替……可以说,就具体文化观念、制度安排而言,每个国家都是特殊的。每个国家和社会都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路径选择依赖,它们无法“踏入同一条河”。用“政党轮替、三权分立、资本主义”等打包式制度内容概括“西方”,太过简单武断了,理解什么是国别的特殊性,什么是可以共享的基本价值,需要回到观念的源头:为什么近代崛起了这样一个“西方”?

将历史时段扩展,一千年前的世界力量格局与现在有着极大的不同。有学者以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驯养生活核心带为源起坐标,仔细测算了“东方”和“西方”文明的社会发展指数,测算结果西方在十五世纪之后得到了爆炸性的发展,特别是在1800年以后大幅地超过了东方。值得追问的是近现代西方社会到底发生了什么?著名的“李约瑟难题”提出了这个问题:直至十六世纪中国的科学技术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期欧洲,为什么近现代工业文明没有诞生在当时科技与经济力量最发达的中国?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则通过进入历史细节给出了某种回应,他剖析了1587年,一个在中国没有任何标志性历史事件的一年,也是西欧西班牙舰队征英的前一年。在西方远征海洋、竞争崛起的同一个历史时点上,中国正在圣君、忠臣、清官的儒家道德治理理想和围绕皇权复杂明争暗较的现实中,循环往复、四海升平地渡过。历史演进虽然有有很多偶然性,但大历史的轨迹并不是没有逻辑可寻。

近代工业文明在西方创生。瓦特改良蒸汽机被视为工业革命标志性的事物,但是它为什么会在英国出现?如果没有此前牛顿物理学的革命、没有专利技术保护,就不会有瓦特别具匠心的实验、不会有人投资于这项创新的风险,这样看,工业革命发生于百年来基础科学重镇和16世纪最早发明专利技术的英国,似乎又不是偶然。进一步追溯,那些赋予科学思想、哲学家以地位和荣耀,保护个人产权包括知识产权的制度体系,假若未有对个人价值的充分肯定和权利意识,又怎么可能产生?18世纪60年代开始工业革命,往前七十年英国资产革命确立《权利法案》,再往前17世纪启蒙运动、16世纪宗教改革、14世纪文艺复兴,这样的时间序列难道不反映逻辑链的演生?历史的无数细节证明,技术进步往往是不经意产生的后果,它的根是政治、经济、社会、科技的制度安排,而深层的价值、思想,是根芽发生的种子。近现代社会的兴起,它的种子是个体性自由观的萌发,个体的人前所未有地获得了合法性、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整个近现代社会的繁荣、当然也包括社会原子化产生的问题,不过是个体自由得到充分释放后,衍生出来的现象。

现在被理所当然地视为“西方价值观”的,只是因为在近现代的历史时段上,西方先行寻找到了容纳个人自由的社会秩序。西欧经历一千年中世纪以后的人文主义文艺复兴运动,奠基了个体性、人性焕发的土壤,个人自由的释放,如同激活了核反应堆的链式反应,指数增级地爆发出近现代文明。虽然它的很多元素可以追溯到古老的传统,但作为一系列特有的制度和价值体系,只能说是近现代社会的产物,而且这些元素很难说自古就是西方特有的。“西方价值观”,与其说姓“西方”,更不如说姓“现代”。

审视西方现代社会体系,就会发现,制度安排是千差万别、历史相关的,观念也是复杂多样、各有不同的国情民情,但它们有一个共享的价值基础,就是人的自由观。进而可以理解,民主、共和、法治、宪政、三权分立……这些具体的制度实现方式背后,真正绕不过去的、每一个现代国家必须回答的问题是:一群平等的自由个体,可以如何组成社会?比如,对于他们,什么是合法性的公共权力?应该服从什么样的治理规则?国家的正当性是什么?……不同的社群,可能选择对公权力更多的授权或较少的授权、可能有不同的规则偏好、可能建成统一或联邦的国家关系,但只要平等个体是权力的最终归属者,公权力不可能不经过公民授权而获得合法性、治理规则不可能背向公民权利而产生、国家的正当性不可能高于公民独立存在,也就是所谓的民主、法治、民族国家等体系,所可能具有的不同制度安排,以及共享的基本价值内涵。可见,当我们争论民主、宪政、公民社会等等词汇的时候,关键问题不是要不要附和哪个国家的制度形式,而是如何回答自身社会的现代性价值问题:基于个体自由的社会怎样构成?

“东”“西”不应成为文明的柏林墙

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文化融入已经构成“中国传统”的一部分。中国有两次重大的文化传入历史,一次是公元纪元前后开始印度佛教的传入,第二次是晚明16世纪开始西方文化的传入。今天口语的“慈悲”、“因果”、“前世今生”等等,都是佛教的观念;而从种水稻的技术、身上的西装、城市社区的空间布局、公共交通,到看病的“医院”,读书的“学校”,甚至连“政府”、“公务员”、“公共财政”、“政党”等等的概念,都是近代西方舶来品。无论产权、市场经济、民主选举、代议、宪政、公民社会,还是共和国、人民政府、为人民服务、政治协商、公开透明、问责……均是近现代传入的价值观。中国近代以来尝试立宪、改良、共和、革命、改革,无论革命话语还是人本话语,亦是现代性的不同侧面。

事实上,即使想去刻意分离,也已经不可能将“西方”价值观从我们现在的生活中剥离出来了。比如,如果说“宪政”是西方的,那么连“宪法”、“法治”本身也是西方的,哪里有“中国式宪法”、“中国式法治”呢?如果说“三权分立”是西方的,那么连“共和国”、“公共权力”也是西方概念,怎么建“中国式的公共权力”呢?如果说“政党竞争”是西方的,那么连“政党”、“民主”也是西方的,如何是“中国式民主”呢?

中国的社会观念、制度体系,必定有中国的特色,就像美国有美国的特色,法国有法国的特色,冰岛有冰岛的特色,日本有日本的特色,它们之间谁也不可能复制另一个国家的体系;甚至,每个区域、每个社区也有自己的特色,如同黑龙江复制不了广东,广州很多方面也学不了温州。有什么理由可以认为,中国与美国的差异,比日本与美国、或者法国与冰岛,更加不可比拟?如果看广州与香港、东北的文化差异,也很难判断,到底东西,还是南北,观念习惯更加远离?所以说,社会观念、民情、价值、制度等的特色是一个事实,但用“东”
“西”来作为总体性的、甚至前置性的区分维度,显然在认知上带来两个危险:第一,使东、西差异绝对化,在文明之间竖起人为的“柏林墙”;第二,将文化差异简单归因,而忽视了文明原本更丰富维度的多样性。

拿饮食习惯来类比思考,对于吃惯米食的人,面餐几乎不能被视为主食,吃惯了炒菜的胃也不适应西餐面包,但这并不妨碍在中国的麦当劳肯德基比在美国还兴旺,也不妨碍不少华人家庭已经习惯麦片、牛奶、分餐、烤盘。当社会流动性越强,越难按籍贯断定一个人是面食还是米食动物,或者华人是否都长着“中国式的胃”。饮食是个习惯,重要的是,个人按自己的喜好选择,就都是合适的。一个地区的饮食偏好是市场的结果,而不是事先依据哪条原则的判定。没有理由认为,胃的惯性比观念的惯性更容易通融。如果吃饭选择的是合口而不是中餐馆西餐馆,衣着选择的是得体而不是中式西式,商务选择的是经营而不是中方西方,电影选择的是创作而不是中国外国,为什么要在观念的应用之前额外加上一个“中国”“西方”呢?

判断一只鸡蛋的好坏,在于它的色泽、新鲜度、口感,而不是下蛋的鸡是谁家的,同样,对于一种思想、一种价值观,接触的人对它是认同还是反对,也应深入价值本身的内涵讨论,而不是停留于它来自中国还是西方,姓“资”还是姓“社”。这种价值观是否适应于一个社会,应该由它对社会的解释力、被社会的接受度,最后市场选择自然去存。因为“西方”就打上“原罪”烙印,与文化革命曾经做的但凡“传统”就砸碎它,同样是对文明的破坏。

事实上,中国社会目前所使用的“西方”概念,很多已经是融入了中国文化的本土化语言了,比如“权利”一词,严复先生最早曾译为“民直”、“天直”,以准确表达“rights”的英文内涵,但今天只留下了与中古文“权势”和“利益”相对应的“权利”二字,这就是典型的价值观念被本土文化选择的过程。金观涛的《中国观念史》非常详细、乃至定量地,记录了中国近代重要观念的演变过程,从中可以看到观念是如何在社会中得到选择及发生衍变的。

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价值观在传递中本来就会发生一些转意,这也是为什么向来翻译是一件艰巨的工作。正因为观念有其文化土壤的背景,所以真实地理解观念,恰需要回到原典、回到语境,而不是相反。对于来自英语世界、或来自梵文、来自古汉语的观念,最好的方式是阅读英文原典、梵文原文、学习古汉语,更需要有良好的翻译,帮助更多人尽量减低语言的隔阂,畅通思想的理解。说到底,所有语言的、文化背景的隔阂,是需要去克服的技术上的障碍,而不是拒绝走近的理由。思想市场和经济市场一样,永远是自由的受益者,威胁思想观念的从来不是外来、竞争,而是误读和垄断。

需要防止的是建立在曲解基础上的反对。比如,把宪政解读为不同政党的利益竞争,然后批判其违背人民的利益;或者把公民社会解读为反政府,进而提出警惕。最典型的例子是毛泽东著名的《反对自由主义》,文章列举了十一条“自由主义”的表现,诸如熟人关系、做事敷衍、事不关己、不负责任等,对之一一批判,很难说这些批评没有道理,问题在于,这十一条中,没有一条是“自由主义”的表现,或者任何一种自由主义传统的原意。通过曲解对方获得自己的合法性是最具危害的,因为它无助于思想对话,反而混淆了人们的观念认知。

对“西方”的抵触有其社会心理可理解性。近现代价值观对中国而言是外来传入,尤其是在国家竞争失败、国门被武力打开的情况下启动的,总带有“天下”世界观转向“西方”中心世界观的不甘。在某种意义上,对“西方”的强调,恰是“天下”心态的一种反动。中国改革三十余年,“开放”是成就改革的前提。打破了姓“资”姓“社”的壁垒,才使制度包容不同文明的经验;今天重砌姓“中”姓“西”的柏林墙,是退缩回封闭的心理逃避机制。现代社会是开放社会。当世界在想象多维空间,如果我们每日看着宫廷剧,沉浸在“天下”心态里,仍将自身认同建立在“中国”主体性的自豪感中,总会有一天再次发现墙内的繁兴是个幻觉。

重要的是权力退出思想选择市场

有人说抵制的不是西方,是西方错误的价值观。内含的意指是,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正确的价值观,其他诸如新自由主义是西方错误的价值观。这引出进一步的问题:我们怎么知道价值观念的“正确”与“错误”?

举例而言,儒家是一种正确的价值观吗?这恐怕是任何一个严肃的儒学者无法回答的,因为儒学是个体系,内中充满了不同观点甚至对立争辩;同时它有自己的时空,离开了问题针对性根本无从谈起。同样,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谁是正确的价值观?这个问题本身预设了两个前提:第一,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是价值观的两个分类;第二,二者是二选一的对错关系。但是如果进入西方政治思想史,会看到以亚里士多德、柏拉图、霍布斯、洛克、康德……等等重要思想家书写的理论脉络,或者近代英国经验主义与欧陆唯理主义的两大交错演生脉系,或者围绕自由主义及其批判的各种传统,其丰富度甚于中国诸子百家时期。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在德国唯理主义传统的脉络上,基于黑格尔哲学发展出的社会理论。它是近代自由主义反动的一支代表,特别在于其敏锐的社会批判。但如果用“正确”来划定边界,从哪个位点来隔离黑格尔、康德、德国传统、西方近代政治哲学?又是否纳入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发展?新马、社会民主主义是不是也正确?只要稍做理论讨论,就发现“正确”与“错误”实在不是能够区分“西方价值观”的适宜维度。所以关键并不在于谁对谁错的争议,而是提出的问题太过简单化了,对“西方”概念的简单化,才是观念误区的症结所在。

为什么会出现思想简单化的现象呢?我们看到,无论所谓“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思想,在这思想原生的土壤中,都构成了土壤的养分。比如备受争议的马基雅维利《君王论》,赤裸裸为不受道德约束的君王统治权背书,但是他却开启了将政治学与道德学区分开的现代政治学之门。类似的例子非常多,再比如霍布斯的《利维坦》,主张绝对君主制,但在政治哲学上留下契约论的启蒙思想。为什么这些可能有荒谬、可能有时代局限的思想,在历史中成为脉络绵延的思想宝库?回看历史,它不是一个“正确”与“错误”的人为取舍过程,而是一个对话、批判、沉淀的思想市场选择过程。思想市场如大浪淘沙,虽然缓慢,却层层丰富、层层累积,经久不息。

中国的传统曾有“道法自然”,有“天听即民听”,有“上帝”,有君臣各位……但两千年留下的是天下一统的“三纲五常”。为什么那些丰富的思想元素被不断清零了?成为“传统”的又是为什么得以筛选、留存了下来?再回看历史,中国自秦后经历了一条特殊的思想演进路径,也就是权力选择思想的历程。自秦焚书坑儒、汉独尊儒术,先秦的“诸子百家”变为了“孔孟之道”,此后,唯有仕途的读书、考取功名的学问,使得才智功夫紧紧成了统治权的注脚。虽然文化人总是有自持风骨、回到原典的努力,如朱熹做集注;虽然在“正统”以外的民间,仍然有不同流派在社会生活中存活,如保留于中医中的阴阳学;甚至在统治术之内也有“内用黄老、外尊儒术”的“潜规则”,但对于整个社会的思想脉络而言,儒家成了中国传统的代名词,四书五经成了儒家的定义来源,孔子被一步步推上圣坛。与权力结合而树立和维护的“正统”、“道统”,是思想创造力和多元可能性的套脖绳,连得以尊奉的儒学也是受害者——以未必是本来的面目被高供在圣坛的牺牲席上。权力筛选思想,留下的总是为我所用、有现实价值的工具,它对思想无疑是一种扼杀。中国现代的困境看似起于外因,其实早在国门乍开之前,权力介入思想的选择机制,已经自我劫持了自己的生命力。

对一个社会的思想、观念、价值观,构成威胁的往往不是异端、错误,而是简单、武断、缺乏足够开放的对话和自由的选择。多元思想市场之所以重要,因为我们必须认知到一个前提:没有人是全知全能的,不仅没有人能够给出复杂世界的标准答案,而且我们也不总是能识别出正确的一种。思想市场是一种纠偏机制,它通过自由表达和论辩、批判,让对话的彼此都更加深思,从而沉淀下的思想才是衡平的、经过审视的。任何一种垄断性的话语霸权,排斥独立思考,代替市场做选择,将整个社会推向某一极,往往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西方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曾经以烧死“异端”纯正信仰,现在看来这种“正确”恰恰是荒谬的源由。中国最近的历史上,1957年“反右”斗争,假想进入当时的场景,有几个人认知运动是错误的?由于权力的强力作用,整个知识界以极大的热情清除“错误”思想,以至于自由、独立、多元的纷杂之声,终于统一到了“正确”的方向。在此之后一年,“放卫星”“大跃进”波及社会生产各界,再后一年,开始了三年的饥荒……至今没有太多反思这些事件之间的关联性,但能见到的历史细节不断提示着其间因果:饥荒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上缴公粮的任务,按照上报的粮产量所交公粮比,足以连次年的种子都要收上去了;而放上天的粮食“卫星”,连农民出身的毛泽东都自述相信了,他说初是有疑,直到看到钱学森给出了科学证据;而钱的自述表明,他自己并无法作出实验,是基于农民已造就伟大现实的“正确”判断,从原理猜想出的理论可行性。二十余年间多少次席卷全国各界的运动,难道不值得深思举国丧失判断力的基本前提?

人由于自身的有限性,不应期求找到“绝对真理”或“人间天堂”,却应该也可以避免人为的时代性灾难。能够防止重大错误的,不是树立“正确”思想,是保持自由开放的思想选择机制,让多样思想有机会在社会的市场的选择中演生、试错、扩展、沉淀。思想的市场机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它是开放的,没有一种观念被打上“正确”或“错误”的标签而禁止谈论;第二,它是可对话的,不同观点形成理性交流;第三,它是审慎反思的,辩论使双方都延伸自己的深度、丰富性,以便其理论被看得更清晰,不致轻易地混淆、误导;第四,它是多元稳态,多元价值观不是走向统一的中间态,而是动态衡平的常态本身;第五,它是自我判断的,每一个个体在多元对话的生态中,发展自己的信仰、理念和价值观,养成独立的判断力。

权力左右思想选择,则会致没有思想;权力左右道德选择,则会致伪道德。标准答案对真实价值观念的破坏性,不在于它是否给错了答案,而在于它剥离了思想种子生长的土壤。只有权力退出对思想的介入和取舍选择,让中国的老子、孔子、法家、墨家……西方的洛克、康德、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都可以成为课堂中的一节,才有可能走出“正统”保卫战的死结,迈向现代社会的价值体系:开放价值观。

反对“胁迫式话语”

思想的敌人不是反对的思想,而是胁迫式话语。何为“胁迫式话语”?语言的功能是交流,有效的观念传递以语言为中介,得以表达、对话、辨析;但有一种话语,意图不是表达观点,而是暗示背后的力量、权力、势力,兰德把那种“利用心理压力绕过逻辑”的争论称之为“胁迫式争论”。识别这种话语,无关于它支持的是什么样的观点,关键在于它的话语形式,其主要特征是,说话者并不期图用理性和证据证明自己的观点,而是要显示该观点背后的权力,并且暗示对方如果不遵循权力会对自身带来的危险后果。更明确说,“胁迫式话语”是以权力威胁替代观点辨析的语言方式,它不是真正的表达,它的作用是造成心理压力、引起对方恐惧,目的是阻止观点的表达、讨论、对话。

胁迫式话语的典型例子,第一种是明言国家权力,比如“决不允许XXX观念进课堂”、“不许XXX言论在媒体出现”、“必须严厉打击肆无忌惮宣传XXX的大V”、“对错误思想绝不姑息,不能手软,敢于亮剑”、“吃饭砸锅论”等;第二种是暗示强势压力,比如“有人胆敢宣扬XXX言论,人民绝不答应”、“说XXX的人,永远站在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对立面”;第三种是政治污名化,比如“说XXX的都是西方收买的代理人”、“讲XXX就是搞乱中国”、“有些人呲必中国”、“这完全是明知故问,包藏祸心”、“警惕攻击XXX的敌对势力、阶级动向”。胁迫式话语还有很多变形,但它们的特征总离不开以权力、威胁、恐惧感、道德优势和心理压力取胜。胁迫性的权力来源可以是社会性的,比如普通网友的情绪性跟贴“你说这话还是不是中国人”;但更值得警惕的是与国家权力相关的胁迫,不仅因为它与公权力结合具有单一方向的强势作用力,而且它可能进入正式制度体系,直接演化为法律和公共政策,从而扩展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反右”、共产主义“大跃进”、“文革”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权力胁迫了思想观念以后,在被确立为“正确”的方向上越走越远的实例。

开放的思想生态,需要各种观点都有表达的权利,观点之间可以理性对话。对于一个社会的健康而言,衡量思想的维度不是“正确性”,而是丰富度、深度。胁迫式话语的危害恰恰是压制了思想市场,削减其丰富度、深化的可能性。事实上,一个简单的、人人相同的、固定不变的“正确”答案根本就不存在,至少对理性和经验都有限的人而言,认知自己的有限是最基本的;人类可能弥补自己有限性的所在是人与人的差异性,从而,观念得以思考、辩论、调试的过程本身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只有这种思维活动的持续才产生价值。思想是一条流动的河,它对社会的动力源不是任何一杯特定的水,产生动能的是流动本身。当思想被凝固、被权力选择、被既定了“对”与“错”,动能就已经不在了。

正因如此,我们对待社会的价值观,重要的不是如何坚持“正确”价值观、抵制“错误”价值观,而是如何养成价值观自我生长的生态。这个生态中,不同观念之间的理性表达、辨析、对话是最重要的,要形成有效交流,需要抵制的不是特定观点,而是阻止观点交流和表达的胁迫式话语,特别是与公权力结合的胁迫式话语。

那么指出“胁迫性”本身是不是一种胁迫式的表述呢?换言之,有人愿意用胁迫式话语是不是也是一种表达自由呢?比如在最近的争论中有人说:不要动不动就提“反右”、“文革语言”,这种“扣帽子”的人自己才是文革作风。这里需要辨析使用胁迫式话语和指出“胁迫式话语”危险性之间的区别。对自身语言、文化、历史的反思,是人类获取经验、教训,滋养文明发展的养分;对过错、危险的记忆、认知、讨论、提醒,不仅不是过错和危险,而且是宝贵的应为之事。德国树立纳粹受害者纪念碑、撰写纳粹研究书籍,就是为了记住纳粹历史、避免重蹈覆辙。中国远远没有从自身现代历史的教训中获得充分的记忆,警惕历史悲剧再现,不是提得太多,而是太少直面了。提醒“反右”、“文革”的语言倾向,恰是对类似运动的自觉。指出“胁迫式话语”、“文革语言”及对其的担忧,与使用它们、自己表现为这种风格,如何区分?最简单的方法是剥离开其所支持或反对的观点,看其表达形式。理性地、逻辑地、历史举证地、理论深入地、接受质疑地开放性观点表述,无论内容是自由主义、共产主义、揭示胁迫性、警醒文革,都可以视为自由思想表达;展示权力、压力、道德优势、造就心理恐惧、先发打击反对或质疑者的表述,无论以人民还是自由的名义,语言都已经不是在观点表达领域发挥功能,而是属于背后权力领域的作用工具了。胁迫式话语总是求诸于权力的作用,让自由、真实的思想表达免于权力的强制,要反对胁迫式话语。

至于一个观念的好坏正误,只有让思想市场发挥作用,生长出来的价值观才有根。好比豆浆和牛奶,你可以从饮食习惯说豆浆的优势,也可以从营养价值说牛奶的好处,但如果取消了选择可能性,说“牛奶不能上架”,那么最后“只有豆浆才适合中国人”的实践结论就无法摆脱谬误。权力胁迫观点的危害性会误导社会实践。开放价值观并不因为从马克思主义出发就排斥,也不因为从自由主义出发就否定,对一个社会重要的,是它们都能够理性表达,力图用自己的理论、逻辑、解释力,为自己辩护。

文明,不在“阵地”在“湿地”

自古没有不败的将军,没有输不掉的“阵地”。安全的地方不是堡垒,是没有战争。为了延迟失去阵地的时间只能升级战事,殊不知是“阵地”思维预言了阵地丢失的一天。

托克维尔研究法国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后说,政府亲自现身说法地向人民的头脑中灌输和树立了后来称为“革命”的思想,它自己一直开办学校,每天教给人们最适于革命时代的教育,旧制度给大革命提供了它的形式。是刀光剑影、阵地战、革命、敌对势力、阶级斗争,还是开放、改革、自由、宪政,话语往往是个自我预言的过程。

现在越来越重视生态文明,什么是生态好的标志?是生物多样性。桉树生长力极强,抑制周边其他物种的生长,没有人将桉树繁茂之地视为生态好的地方。生态系统在哪里?在湿地。什么是湿地?湿地是陆水过渡的地理综合体,虽未必看起来多壮观,却蕴含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人们越来越发现它的重要生态作用。人类文明也是个生态群,生态系统的意义不在于一种树的占据,而取决于容纳的文明多样性。

思想是脆弱的,权力恐惧、隐性压力、心理隔阂……都可能使表达扭曲、倦怠,所以自由与开放氛围于思想就空气与阳光于小苗一样重要。思想的生长远不像悬挂旗帜那么快捷,正因为前者才是生命,有生命的东西总是脆弱的,需要悉心的呵护。思想的繁荣之难,有了自由开放的阳光雨露都要累积百年、千年,不要说压上权力的石头,把种子封闭起来。生命比旗杆之弱,但得持久的仍然是生命,因为它能自我生长、生生不息;多样生态比桉树遍地之难,但有活力的仍然是生物多样性,因为生态系统才有自我平衡的能力。思想的多元生态系统是最可能避免社会极端化、激进化价值的自我纠偏系统。

最后,回到教育问题:学校是什么?学校最应是自由开放的思想“湿地”。如果每个人回思自己的受教育过程,有几个人懊恼没有听到足够的“正能量”和“正确”价值观?又有多少人悔怨自己的生活被安上了太多标准答案?一位大三的女生在“老师,请讲你所想的一切”的文中写道:

“如果你问我,那年轻的我并不仅仅是求学,我请求选择与思考。老师,请讲你所想讲的一切给我听,不要犹疑也不要修饰过滤。老师,请传授你的知识,请分享你的研究,罗列给我那些困惑过你的问题,如果有必要也讲述你的人生感悟。老师,请你都讲出来,把思考留给我,把选择留给我。拥有一切,遗世独立,是心中高校教育,最该有的样子。”“教育从来都不是单行道,也不应是单行道。”“教育绝不是为了保护他们思想的纯洁,而是为他们在日后可能出现的颠沛流离中始终紧握心底的信念,不忘记如何选择让灵魂完整,信仰安定。”

如此青春而独立的表达,不正是传递着这样的信息:每个学生是一个生命体,不是一颗螺丝钉,学校应该提供的,不是一块标准模具,而是可以滋养生命成长的空气、阳光、水、多样的养份。学校的政治化、阵地化、去思想化、去多元化,不仅仅可能破坏社会的生态平衡能力,更基本的,如何面对这些朝气蓬勃的生命?历史的悲剧不能一次次重演。抛开标准答案,将选择的能力与权利交给学生,滋养人,不是打造工具,“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湿地”生态才是学校贡献于文明的方式。

政治价值观何得安全?唯有开放。不要让某些言论成为利益追逐点,也不要让某种观点感到恐惧,不依靠权力的选择,才是真实价值的选择。以权力赢得的价值观,最后也骗了自己。今天的互联世界,更是一个开放、个体化的社会,能支撑它的安全的,必是自由秩序的知识与实践。

怎么走出意识形态危机?放弃“阵地保卫战”,拥抱开放价值。主动走进“湿地”生态的,将走向未来。


上一篇: “常态”更新与社会转型 …下一篇: 《慈善法》是有待支点的杠杆 …
  • 打印
  • 收藏
  • 分享到:
阅读数(39)  评论数(0)
名家简介
贾西津简介: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清华NGO研究所副所长。 研究领域:公民社会与治理
博文分类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