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敬龙的命运与现代文明的尴尬

2016-10-23 10:4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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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敬龙的命运与现代文明的尴尬
                                       贾敬龙的命运与现代文明的尴尬

       2015年2月19日上午,石家庄市长安区北高营村村党支部书记何建华被杀,杀人者为该村村民贾敬龙。案件起因是贾敬龙在将要举办婚礼不到20天前房子被非法强拆,导致愤而杀人,继而一、二审判决死刑,最高法院于2016年8月31日作出了死刑核准裁定。对贾敬龙的裁判结果,让社会撕裂。反对者认为贾敬龙既没有杀多人,也没有手段极其残忍,而且事出有因并且有自首情节,不该被判死刑立即执行,最高法院不应核准死刑。支持者认为,杀人偿命天经地义。也有人们猜想,这样的判决核准,应该是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万一不判死刑立即执行,怕有更多的人效仿此案以暴力抗拒拆迁,乃至影响土地财政和政府与民争利的大局。

      关于贾敬龙死刑,我想说的是现代文明因此案产生的尴尬。从理论上说,中国已经是现代文明的国家,而现代文明是科学观念、民主思想、宽容精神、人权思想、法治精神、权力监督制衡思想、和平协商观念、最佳化管理思想、资源优化配置思想、守法守信观念、公平公正公开的经济制度、市场经济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现代企业制度、现代社会管理制度、现代国家制度等的综合体。然而,在贾敬龙的坎坷命运中,我们没有看到现代文明,而看到的是封建主义残余思想的泛滥,这显然与中共中央依法治国的方针不符,与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背道而驰。

      石家庄市长安区北高营村的“城中村改造”表现出村官与村民的对立,其中突出的是村官们对村民的欺压。有人拿《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说事,其实该法根本没有授予村官强拆村民私房的权力。

       我国《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我国《立法法》第八、九条明确规定对非国有财产的处分必须由法律规定。而《物权法》第42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

  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依法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等费用,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征收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应当依法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贪污、挪用、私分、截留、拖欠征收补偿费等费用。”

       法律的规定是清楚的。那村官们与地方政府、开发商凭什么强拆农民的房子呢?没有法律依据而滥拆民房,谈何法治社会。

        有人说,对非法强拆可以依法维权而不要以暴抗暴。对此,我十分赞同,并经常与我的当事人说这句话。但是,全国各地的被强拆者对非法强拆的依法维权甚至于起诉的结果如何呢?现实很残酷!新的《行政诉讼法》实施前是立案难,实施后是胜诉难。虽然我代理的拆迁行政案件胜诉率(包括协调成功)在90%,但剩下的10%求助无门对这10%委托人而言就是100%绝望啊!为此,我经常是“亚历山大”。若是没有经常收到的胜诉裁判和当事人问题得到解决的喜讯,我一定会成忧郁症患者。

       至于法律监督和信访,有用吗?以贾敬龙为例,他在用射钉枪将村党支部书记何建华杀死之前的2014年曾多次写举报信给长安区检察院和区信访局反映自己的境遇,但无果。当司法救济无能、公正难寻之际,我实在没有让贾敬龙们相信司法公正的自信。

       读了一下贾敬龙杀人事件的来龙去脉,我深深感受到贾敬龙作为一个普通的村民或居民,当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想寻求解决而诉说无门时,心中的那份绝望、无助和痛苦,这也是法治的悲哀。

       媒体采访到的贾敬龙遭受的待遇,则与现代文明毫不相干并且是证明当地严重存在反人类的情况,如:“ 2009年11月份,北高营村开始拆迁改造,对没有签字拆迁的住户使用“三停”政策——停水、停电、停发一切福利待遇。在北高营村委会的一张通知上显示,该村民不同意占地,不配合村委会工作,该村民以后不享受村民各项福利待遇,包括社会保险、养老保险、分房、分款的一切福利待遇。除了“三停”,未签字的村民家中,也遭遇了被扔礼花弹,社会青年恐吓等一系列逼拆手段”。“一拆迁开始至2010年底,贾敬龙一家因不满拆迁补偿一直没有签字。北高营村委会在2009年底开始停发了贾同庆(贾敬龙父亲)应享受的村民生活保障和福利待遇。贾的母亲已经八十多岁,在知道了停发她的养老金后,一直埋怨儿子。村委会同时也拒绝办理贾的妻子和母亲的医保和养老保险”。这比十二年前国务院严肃处理的嘉禾县非法拆迁严重多了,这难道不是另类的白色恐怖吗?

      再看:“ 随着各个亲属的劝说,2010年11月10日,贾同庆在没有征得儿子、女儿的同意下与村委会签订了房屋拆迁协议。但贾敬龙拒绝搬迁,并将旧屋装修准备当作婚房,贾敬龙的婚期定在了2013年5月25日,与其谈了4年的女朋友答应了他的求婚。2013年2月27日上午9点,村党委书记何建华带领北高营村村委会、治保会二十余人,开着钩机,拆除了贾敬龙旧宅的门洞和南屋楼梯。2013年5月6 日凌晨1 点,多辆黑色的轿车围在楼房周围,用砖块向房子里扔。2013年5月7日下午5点,多名不明人士强行用钩机拆除楼房主体。贾敬龙在楼房内不肯离开。拆除现场有人控制了贾同庆,并打伤了贾敬龙的表哥和堂兄弟”。“贾敬龙妥协,从二楼跳了下来,立即被人控制并被殴打,头部受伤流血。旧宅室内所有物品均被砸在废墟下。婚房被拆,婚期延后,婚约被毁。”因新房被强拆,俩月后女方家长干预准新娘不让再接贾敬龙电话,他们分手了。贾敬龙用射钉枪杀了何建华后,驾车逃离时仍是给前女友打电话说自己杀了何建华要去自首。读到此,我不知道读者会不会想这对苦命鸳鸯为何如此命苦?这样的悲惨情况是应该上史书的。

        更可恨的是,“当贾敬龙驾驶的车辆受到何建华儿子和侄子所开车辆撞击,被迫停车后被控制,贾敬龙被控制后,头部、身体和腿多处受伤,造成小腿粉碎性骨折”。对此,我不禁要问:何建华的儿子与侄子难道不构成故意伤害罪吗?据说何的儿子还顶替其父当了村官,这个封建世袭制度居然在一个省会城市如此张扬!

      当看到张千帆兄借着贾敬龙案件探讨废除死刑的问题并呼吁枪下留人时,我认为这不是废不废除死刑的问题,而是当下中国是在搞千年前的封建社会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那一套。我们需要担心的是21世纪的中国会倒退到中世纪吗?

       近些年来,拆迁血案频繁发生,刑法的适用亦是明显的因人而宜。教科书上说,“我国封建主义思想意识经过长期的发展,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新中国成立以来,摧毁了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但封建主义残余思想的影响在社会上还广泛存在,甚至在执政党内也有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存在”。贾敬龙等拆迁引起的案件暴露的选择性适用刑法的问题实质是反映了执法者认可等级基础上的人的依赖关系,体现出了封建社会的本质。

      过去,我们讲:“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刑法规定对悔罪者“减轻或从轻处罚”。十分遗憾的是,这个“悔罪者减轻或从轻处罚”主要是为贪官服务。君不信?请看自许迈永后,有哪个贪官被死刑立即执行?哪个强拆拆出人命的官员受到刑法追究? 

       近些年让我一直耿耿于怀的是,在漫长的中国历史进程中,“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这一古老的法律原则始终得到了普遍遵循。尽管在一些特定时期,这种遵守并不严格,官吏们被砍头甚至被诛九族,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却始终是口号。且不说贪官死刑标准从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的500万元死刑立即执行飚到了白恩培的2亿死刑缓期2年执行,即使贪官们坐牢也分三六九等的待遇。

        同样是被告人的让人感动的忏悔言语,效果也大不同。前几天,有两个人的两段文字让我感慨万千,这俩人都与拆迁有关。一是原四川省委副书记、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在央视悔罪时说的:“人生都是现场直播,没有办法重来”。李这么说是否真心,我不知道。但李算悔罪获得了轻判,保住了性命却是千真万确。朋友们都应记得2009年被拆迁人唐福珍自焚事件以及我为此写给李春城的公开信。贪官们不仅免死,而且他們践踏法治、欺压民众即使逼死人命的行为似乎从來不受刑法追究。

       二是贾敬龙一审庭后的书面陈述对自己尸体的善后安排时他说:“如果我真的要面以死刑的话,请求法院或相关部门给与可行性准许,我愿捐眼角膜及一切有价值的器官,如愿以偿,我下跪感谢!即使我的生命没有长度,但也有难得可贵的宽度。”

       然而,有些法官是要坚定保护非法拆迁为核心的土地财政制度的。贾的自首与悔罪均未获认定,于是贾敬龙一、二审均判死刑立即执行,死刑复核也很快照准,社会上希望最高法院枪下留人的呼声强烈。暂且看看吧!刑,已经不上大夫;礼,能否恩赐给小民呢?

       教科书上说,“封建社会农民有一定程度的人身自由,他们租种地主的土地,收成的好坏同本身的利益相联系,相对于奴隶制度是个进步。但是,这种建立在自然经济之上的新的剥削制度却表现为一整套严丝密网的宗法等级关系,农民被紧紧地束缚在土地上,对封建地主仍存在着严重的人身依附。所以,封建社会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自天子而至庶人形成了一个严密的以宗法关系为纽带的结构,等级特权、等级依附是封建制度赖以存在的主要社会关系”。

       刑不上大夫是中国古代大夫以上的阶层,享受的“特权”之一。礼记曲礼: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东汉郑玄注云:刑不上大夫,不与贤者犯法,其犯法,则在八议轻重,不在刑书。八议又称“八辟”,是“刑不上大夫”的礼制原则在刑罚适用上的具体体现。所谓“八议”是指法律规定的八种人犯罪,一般司法机关无权审判,必须奏请皇帝裁决,由皇帝根据其身份及具体情况减免刑罚的制度。定罪后,不使用残害肢体的刑法,而是首先选择或劝其自裁,以砺臣节;其次“戮于朝”(杀死在朝廷)。同姓贵族有罪,则由甸师执行,秘密暗杀于郊野(参见《周礼·甸师》)。

       对“刑不上大夫”之意蕴,孔子曾作出过经典阐释。《孔子家语》记载,孔子的学生冉有曾求教于孔子:先王制定法律,规定刑不上大夫。如果大夫犯了罪,就可以不适用刑罚吗?孔子作了这样的解释:对于君子的治理,通常以礼教驾御其内心,从而赋予其廉耻之节操。古代的大夫,如果有违法犯罪行为,不必直接定其罪名,以避讳不名之耻。因此,大夫犯了罪,如在五刑范围之内,不必派司法官吏对其加以捆绑羁押,而令其自己请罪;如属于重大犯罪,也不必派司法官吏对其施以死刑,而令其跪拜自裁。

   教科书上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

      教科书还说:“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对美好社会的生动表述,也是从社会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的凝练。它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属性,是我们党矢志不渝、长期实践的核心价值理念。自由是指人的意志自由、存在和发展的自由,是人类社会的美好向往,也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社会价值目标。平等指的是公民在法律面前的一律平等,其价值取向是不断实现实质平等。它要求尊重和保障人权,人人依法享有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公正即社会公平和正义,它以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平等权利的获得为前提,是国家、社会应然的根本价值理念。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它通过法制建设来维护和保障公民的根本利益,是实现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制度保证。

       书上说的与实践怎么相差哪么大呢?若是要让民众相信教科书上说的,请从贾敬龙案始。

附:

尊敬的最高人民法院: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的规定,下级人民法院在接到最高人民法院执行死刑的命令后,一但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停止执行,并立即报告最高人民法院,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裁定:(一),在执行前发现判决可能有错误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一十八条规定,“第一审人民法院在接到执行死刑命令后、执行前,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暂停执行,并立即将请求停止执行死刑的报告和相关材料层报最高人民法院:……(六)判决、裁定可能有影响定罪量刑的其他错误的。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可能影响罪犯定罪量刑的,应当裁定停止执行死刑;认为不影响的,应当决定继续执行死刑。

       第四百一十九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执行死刑命令签发后、执行前,发现有前条第一款规定情形的,应当立即裁定停止执行死刑,并将有关材料移交下级人民法院。” 

       依据以上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申请人认为贾敬龙案的死刑裁定应停止执行。理由如下:

        一,贾敬龙事发前准备自首,案发后在去派出所的路上,因为被追赶的人打伤才未到达派出所,根据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该种情形,属于自首,依法不该核准死刑立即执行。本案申请人认为,贾敬龙案应该构成法定自首,但在一二审判决,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核准裁定中,均未提及该点关键事实的认定,甚至一字都未加,而根据案件事实和法律规定,本案贾敬龙应该被认定为自首,根据我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本案原审判决及核准文书,未认定该自首情节,原审判决裁定可能有错误,应依法停止执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一条第(一)项的规定,经查实,确已准备去投案,或者正在投案途中,被公安机关捕获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本案的客观事实如下:

       1,贾敬龙在案发之前,已经编好了短信,准备群发,后因为案发后,死者的儿子、侄子追赶,时间匆忙未能发出。短信内容“我以颤抖激忿的心潮按下群发,以热泪感馈关心我之短信对方。狂野在报仇何建华的自首之路”。

       2,新证据:贾敬龙的女友吕XX提供的证明,贾敬龙在逃跑时给她打电话,通话内容中有,要去自首。可以和上面第1点相印证。在公安机关给吕XX做的笔录中,却并无这一点。从当地某些警察平日偏袒一方的态度看,不记录某些对贾有利的内容,也不无可能。但至少,目前吕XX的证言中明确了这一点。

        3,本案案发后,贾敬龙的逃跑路线,可以有二条以上,贾敬龙开车去的路途,就是去长丰派出所。中途被害人的亲属追赶,在距离长丰派出所不足4分钟路程的地方,车被撞坏。但,即便是车被撞坏之后,贾敬龙仍向长丰派出所方向跑步,跑时经过一丁字路口,北边是麦地,但仍未向北拐。最终因为被追上、打伤而无法到达派出所。因此,符合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精神。

       4,贾敬龙在遇到追打时,并未用射钉枪继续伤害追他的人,并不想伤害其他人,符合“抓捕时无拒捕行为”的精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进一步严格依法办案,确保死刑案件质量的意见》第二条第(五)7点的规定,对具有法律规定“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情节的被告人,如果没有其他特殊情况,原则上依法从宽处理。”因此,本案根据该规定,不应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二,本案被害人何建华,非法强拆,导致贾敬龙家破妻无,过错明显,在一二审法院裁判文书均未认定强拆,最高法院核准裁定中,对此只字未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被害人对矛盾激化有直接责任的,(被告人)一般不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因此本案裁定有明显错误。

      贾敬龙与被害人本无冤仇,起源在于被害人作为村领导非法强拆,暴力强拆。庭审证据及其他证人反映: “贾敬龙的婚期定在了2013年5月25日,与其谈了4年的女朋友答应了他的求婚。”“他为了装修婚房,常常干活到深夜……”  2013年2月27日上午9点,何建华带领北高营村村委会、治保会二十余人,开着钩机,拆除了贾敬龙旧宅的门洞和南屋楼梯。贾敬龙站在旧宅的房顶上,不肯离开。 2013年5月6 日凌晨1 点,多辆黑色的轿车围在楼房周围,用砖块向房子里扔。2013年5月7日下午5点,多名不明身份人士强行用钩机拆除楼房主体。贾敬龙在楼房内不肯离开。贾敬龙妥协,从二楼跳了下来,立即被人控制并被殴打,头部受伤流血。贾敬媛报警后,贾敬龙被带到了高营派出所录口供直到8日凌晨三点多才返回。贾敬龙头部的伤口未做处理。旧宅室内所有物品均被砸在废墟下。 “我能听到他在房间里大哭,房子被拆了俩月,女方家长干预不让再接贾敬龙电话,他们分手了。”

       最高法院的死刑核准裁定也确认了“被告人贾敬龙因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北高管村旧房改造时,自家房屋被拆,对村长兼党支部书记何建华(被害人)怀恨在心,并产生报复的想法”。复核裁定有意无意忽略了贾敬龙的房屋被何建华非法强拆,贾敬龙及其哥哥被殴打的事实。

       根据我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对违法建筑物的强拆,都应当由行政机关予以公告,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当事人在法定期限不申请行政复议的,由行政机关强制执行。何况,贾敬龙家的财产是合法财产,就算旧村改造,如要征用拆迁,我国法律对此的规定流程如下: “省政府征收土地,让地方政府组织实施,国土资源局下一个补偿决定或者拆迁许可证,规划局要提出审批意见,若签了补偿协议,腾空后交给项目单位,如不同意腾空拆除,项目单位(拆迁方)要起诉到法院,进行处理。强制执行要法院来执行。”

       本案强拆前,没有任何土地征用手续,虽然贾敬龙父亲签了协议,但贾敬龙的户口也在其中,作为共同所有权人贾敬龙是有权提异议的,而且,贾家也没有腾空房屋,如业主不腾空交给用地单位,依照法律规定项目单位也只能起诉到法院,强制执行要法院来执行。在本案发生的前一年,《行政强制法》已经生效,依照该法,行政强制只能由法律设定。法律没有规定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作出行政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国务院都无权设定,行政机关不得擅自强制执行,村委会显然无权强制执行。

       可惜的是,一二审法院均认定村委会拆除不算强拆,而最高法院对此未置一词。没有违法强拆,就没有本案的发生。村委会可以私力强拆,贾敬龙去政府部门告,无人处置,贾敬龙私力救济杀人,虽然不对,但法律依然规定了,受害人有过错的,不得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时,这条规定又对贾敬龙失效了。似乎法律的天平只倾向于权力?何其不公。因此,本案中,既没有拆迁许可证,也没有通过合法的执法机构,何建华自行带人去强拆,显然违法。因此本案受害人对激化矛盾,过错明显,根据1999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要准确把握故意杀人犯罪适用死刑的标准。对于被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或者被告人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的,一般不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一个人,在现今迅速变迁的社会上生活,压力很大,烦恼唏嘘多多,但是往往因心存希望而活着,有一间自己的房子,有一个心爱的妻子,以后可爱的孩子,就是中文的“安”字,还有“家”字,都寄托了普通人美好的希望。在赤裸裸违法的情况下,贾敬龙的婚房被强拆了,所有的家具,嫁妆都埋在土里。随之,筹划中的婚礼泡汤,未婚妻也因此离开,对一个男人,打击没有比这个更大的。贾家价值4万元的藏獒被偷,家人被打死,几个月被流氓骚扰,贾敬龙打过110,去过派出所报案,无人理会。上网揭露,派出所送来传票说“”涉嫌传播虚假信息”。(见贾的法庭最后陈述)。这些时候,公正的法律在哪里?

       贾敬龙在法庭上说:“我从一个正常人生轨迹抛离出来,我无心于理想、事业,我以为结了婚就会和所有人一样过上一种平实、温馨的生活,然而一切背道而驰,我不知道我的人生会有这样的安排,除了一腔热血我什么都没了。我一度跑到村北绿化带里嚎啕大哭,身边石太高速上汽车飞驰而过,我切实体会到什么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我无力回天啊”。

       最高法院核准裁定中认为贾敬龙,谋划了两年才作案,且在正月初一的团拜会上,裁定认为这种行为犯罪手段极其残忍,社会影响极其恶劣,人身危险性极大,罪行极其严重。

       申请人认为,中国历来讲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法律上,拆迁现场杀人和二年后杀人有什么区别?拆迁现场,何建华身边几十个人,被告人无法伤害到何建华一根毫毛?在春节团拜会上,也是因为何没有防备,否则,何建华势力很大,如在平时,是无法报复得了的。因此,裁定的认定,值得商榷。

       三,被告人贾敬龙在遭受双重打击之后,精神垮掉了,本案在贾敬龙提出自己精神出了问题之后,侦查机关应予以精神病鉴定。

       根据贾敬龙2月27日的讯问笔录,其明确提出“因为这事后,我感觉很没面子,一气之下就从家里搬出来了,我的生活受到了非常大影响,我自己觉得什么也没有了,婚也没结成媳妇没了,工作也没了,也看不到希望,所有的理想都破灭了,很失落,就一直想找何建华报仇,严重到我精神出现了点问题,在工地干活时,不时嘴里会念出“何建华”的名字。” 贾敬龙的姐姐证明:“婚房被拆,婚期延后,婚约被毁。他整个变了一个人。贾敬媛说,他开始一夜夜失眠,几近疯狂的给他的未婚妻打电话。“我能听到他在房间里大哭”。在这样的初步证据面前,基于对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采取最严格的证明标准,因此,本案是应该对贾敬龙在案发时,是否能辨别和控制自己的行为,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是否有受审能力,应当进行精神病鉴定,由具有鉴定资质的机构进行。本案未进行鉴定,显然未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

       尊敬的最高人民法院:被害人何建华非法拆人房子,毁坏他人合法财产,行为也是极其恶劣,贾敬龙婚房被毁,家具被毁,婚事被破坏,难以结婚,导致未婚妻离开他,被害人的违法行为,社会后果极其严重,完全符合最高法院关于被害人有过错的规定。如何海波教授所言:“国家建立法治,就意味着国家垄断强制权力,并承诺给公民平等的保护、公正的对待。法治禁止私力复仇,它也同样禁止私力强制”。今天贾敬龙案的判决结果,明确的宣示,基层政权可以违法私力强制,而平民百姓一旦私力复仇,却连基本的法律待遇都没有。这样的司法导向,最终会把国家导向哪里?

       党的十八大以来,最高层铁腕整顿吏治,意图保民安民,收效不小,但不少基层吏治依然如故,苛政猛于虎,如本案这样的村官,可以置法律明文规定于不顾,在村里为所欲为,毁家伤人,地方政府不顾法律,以强拆推动房地产,置民于水火之中。民痛哭哀嚎,却无人伸援手;私力报复,显然违法,但忍耐了,谁替他伸张正义?贾敬龙,进也错,退也错。出路在哪里?本案的一二审及复核裁定错误,明显偏袒村官及背后的地方恶势力,让普通百姓心寒不已。国之命,在人心。得之者昌,失之者亡。在全力提倡整顿吏治“一直在路上”的今天,行胜于言,恳请三思。

        综上,希望最高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使用停止执行死刑程序有关问题的规定》和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的规定,停止对贾敬龙执行死刑。

               申请人:贾敬媛(系被告人的姐姐)

                                       2016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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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才亮简介:
北京才良律师事务所主任。拆迁法实务专家。现任中华全国律师协会行政法专业委员会执行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发展战略委员会委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中国建设管理与房地产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北京市才良律师事务所:作为全国拆迁和征地专业律师所,我们始终不会忘记我们的社会责任!我还是那句老话: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但一定是人们一天一天建成的。中国法治的长城不是一个人所能建成,但一定是一个一个的人共同努力才能建成! 我们衷心感谢朋友们的信任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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