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居启示录

2017-02-15 21: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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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在东京都美术馆看了画展,画展叫做《梵高和高更·想象与现实》。展出以梵高和高更在“黄房子”里同居的62天为线索,描述两位画家的人生。

  “黄房子”在法国的阿尔小镇上。1888年,梵高搬到这个破败便宜的公寓,公寓设计得很不合理,楼层局促,空气不对流,夏天闷热难耐,冬天寒冷难耐。梵高却宣布他找到了天堂,他说从屋子里可以俯瞰一个非常漂亮的公园——实际上公园尘土飞扬,公园中影影绰绰的人往往来自对面的妓院区,他喜欢房子下面通宵营业的咖啡厅,宣称看到了“地道的左拉小说里的场面”——咖啡馆里全是落魄的流浪汉和伤心人。


梵高画的”黄房子“

  在黄房子里,梵高滋生出一个热情而浪漫的幻想:他要把这里变成艺术家的乌托邦,一个“老马”们的乌托邦。梵高把不成功的艺术家比作老马,老马拉着客人们去享受春天,自己却什么也没有——梵高年轻时画过老马的素描,一匹在煤气厂干活累死累活的白色老马,他在它凸起的骨头和垂下的头中看到了自己。

  梵高设想出一种生活:把落寞的艺术家集中在黄房子里创作,让他的弟弟提奥来做他们的艺术经纪人,从此老马生活在阳光下的草地和河边,有其他同伙相伴,行动自由,爱情自由。

  这个设想让梵高激动,不仅因为他因为这个理想图景而着迷,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他解除了自己身上的道德压力。梵高一直靠弟弟提奥提供的资助来生活,而“黄屋子”的模式能够把他对弟弟寄生虫一样的依赖,变成挣扎的艺术家们共有的道德权利。

  梵高理想的同居伙伴叫做保罗·高更。 

  两人相识于几年前,两人都在印象派的边缘游走。梵高对于高更的情感复杂,夹杂着崇拜与嫉妒,最重要的是,他想象有了高更这个同居者,他深刻的孤独会得到缓解。

  春天,梵高给高更寄出了第一封邀请函。信里开出了颇为诱人的条件:阿尔天气明媚女人漂亮;提奥每个月会寄给我们250法郎的生活费;我们每两周可以去一趟妓院……

  高更是个什么样的人?很多人对他的认知来自于毛姆的小说《月亮与六便士》,小说主角思特里克兰德以高更为原型:曾是一个股票经纪人,爱上了艺术,离开了熟悉的生活去追寻艺术的真实,他沦落街头成为码头工人,又把自己流放到了太平洋的小岛上,疾病缠身,寂寞死去。

  这本小说让很多文艺青年动容,毛姆把人分成“人们”和“他”。当人们在捡散落满地的六便士时,他却抬头看见了月亮。

  为了眼前的月光,艺术家可以承受孤僻、寂寞、贫穷、失败,赤脚走过生活的刀锋。

  高更的妻子看了这本小说,说小说主人公和自己的丈夫毫无相似之处。真实的高更,即使符合毛姆所描述的一切经历,也不是毛姆描述的那个人。

  高更并不是一个失败的艺术家,他画卖得不错,个性也不孤僻,很有人格魅力,在艺术圈子里不乏追随者。其中一个追随者是个叫做拉瓦尔的年轻画家,家境富裕,那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的孩子,对高更“导师”所描述的热带异域风情充满了憧憬,和高更一起坐船去加勒比海。

  高更和拉瓦尔停留在巴拿马的科隆,这里人口拥挤环境恶劣,拉瓦尔很快得了黄热病,每日在床上呻吟,高更对他的痛苦冷漠以待。高更的冷漠不是仅仅针对拉瓦尔,当高更自己的孩子三楼摔下来,他在给梵高的信里漫不经心地提到这个新闻,而且主要是抱怨医治的费用太高。很快,高更也生病了,当他终于筹到回法国的旅费,拉瓦尔的病依然很严重,高更撇下了他,自己回到了文明世界。

  另一边,不知道梵高对于高更深入骨髓的冷酷有没有预感,他像是等待新郎的新娘一样兴奋,花了很多钱添置家居,装修了画室,把大的条件好的留给高更,把厨房留给自己。他还为了让即将到来的高更印象深刻而拼命作画。

  经历了漫长的等待,焦虑的催促,不断寄去的旅费。高更终于敲响了黄房子的门。

  门打开之后,惊讶是双向的。梵高想象高更是憔悴虚弱的,他没有想到高更竟然如此健壮,而高更则被自己客房挂的那副作为礼物的《向日葵》震惊了——一幅完全由黄色构成的画,黄色的背景中,黄色的桌面上放着黄色的花瓶里的黄色花。当其他画家谨慎温柔地在画布上涂抹颜料,梵高用颜色强奸画布。当别人批评他的色彩过于明亮,他就画得再亮一些,当提奥抱怨他画得太快,他就画得更快。


同居启示录

  梵高最喜欢用的颜色是黄色,高更最喜欢用的颜色是红色——这仅仅是两个人最小的差别。高更不相信眼前看到的世界,他认为作画靠的是灵魂而不是双眼,要画一个被内化了的世界。他后来在塔希堤岛上画那副著名的《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何许人?我们往何处去?》,画婴儿、老妇、女人、青年,形色各异地在蛮荒狂野的背景中展示肉体,那副画就没有用任何模特。而梵高,则坚持自己什么也不想象,只是观看和感受。

  即便眼前是同样的风景,两个人画出来的也截然不同。都是画阿尔的葡萄丰收季,梵高的画充满了丰沛的能量,色彩斑斓,画中劳作的妇女沐浴在热情扩散的阳光下,如同享受烈火灼烧。而高更画的主角却是一个闷闷不乐的妇女,手被葡萄染红,青黄色的脸阴郁,似是不满眼前及未来。


梵高画的葡萄丰收


高更画的葡萄丰收

​  任何亲密关系——不仅仅是两性关系,都会演变成一种权力关系。朝昔相处分享情感的两个人势必会分出精神上的强弱,当权力关系逐渐变得清晰,强者无论做什么,都成了对弱者无声的鞭挞和欺凌。

  高更无疑是两个人关系里的强者。他的画很快就被梵高的弟弟提奥卖出了好价钱,有生以来第一次,梵高要求弟弟放弃出售自己的画作,这样,他就可以宣布自己的画是被藏了起来,而不是无人问津。

  高更的才华让梵高嫉妒又惊讶。梵高并不是一个纵欲糜烂的艺术家,他的理想是做一个纪律严明的苦行僧式的画家,除了为了“保健”的目的每两周去一次妓院,他认为艺术家应该把所有的元气都投入到作品上。当高更在女人群里游刃有余,梵高感到很惊讶,“他在创造孩子的时候,竟然还能创造作品”。

  高更利用自己的性格魅力,很快就找找到了模特——咖啡馆的老板娘,梵高在高更作画时蹭他的模特,迅速画了一幅肖像。高更画的咖啡厅老板娘颇有风情,托腮媚笑,那笑是几十年的职业病落下的收不回的讨好,她微微斜着眼睛,身后是醉倒的客人,看画的人和醉倒的客人一样,都觉得在这老板娘身上可以发展出种种微妙的可能性。而梵高画的老板娘就是一个若有所思的中产妇女,面前甚至放着两本书——像是梵高为她凭空想象出的尊严。


高更画的吉诺夫人

梵高画的吉诺夫人

  高更否定梵高的作画方法,要梵高像他一样凭借记忆和想象作画。高更甚至不屑用梵高自己研磨的颜料。

  梵高作为两人中的弱者,亦步亦趋地听从着高更对他的建议,暂时放弃他看到的漩涡般炫目的星空和烂漫得让人心惊的麦田,而求助妄想和幻觉,他表现得谦逊而谄媚。我在《梵高和高更》的画展中看到的最让人动容的画,是梵高画的高更的椅子。

  那是梵高为了高更这个贵客添置的漂亮椅子,曲线的扶手和梵高自己那把结实的松木椅形成了鲜明对比,绿色的墙壁与昏黄的煤油灯显得典雅。椅子上放了一支点燃的蜡烛和几本小说。


高更的椅子和梵高的椅子对比

  这幅画缠绵如情书,因为梵高想画的当然不只是椅子,他想画的是高更,可他没有勇气高更作为他的模特,梵高自己承认,“我想画的是那个‘空空的位置’,那个缺席的人。”

  因为高更已经逃跑了。

  虽然任何的关系都有强弱之分,但更受折磨更痛苦的却不一定是弱者。弱者示弱,不断暴露和展示自己的弱点,你无法指责他,因为病人先发制人地把自己疾病当做挡箭牌奇,呕吐般宣泄着自己的可怜,弱者姿态低无可低,强者被逼得退无可退。

  如何想象和梵高同居的生活?非常简单。坐下,打开一瓶苦艾酒,然后大声地一封封念梵高的信,你没有办法关小音量,没有办法要求他中断,只能倾听他不够连贯的哀求与呓语。

  高更后来回忆,他经常半夜醒来,发现梵高站在自己面前瞪着自己,被高更大声呵斥之后才回去睡觉。

  高更在圣诞节前夕离开了,几乎是同时,梵高得知弟弟提奥订婚了。他过去总能从一次次崩溃中恢复,这次他没有,他割下了自己的耳朵,想把耳朵交给高更最喜欢的妓女,但是妓院的守卫拦住了他,梵高交给了守卫一个包裹,嘱咐他捎个口信:“别忘了我。”

  并不是像大多数人以为的那样——梵高割完耳朵,高更逃之夭夭之后,两个人的关系就彻底结束了。在从医院出来很长时间之内,梵高都在为了想象中高更的赞誉而画,他努力回忆这个前室友曾经留下过的含混的赞美,并且以此作为自己绘画的指导。

  一年半以后,梵高去世。十几年之后,高更去世。几十年之后,黄屋子毁于二战。

  梵高和高更同居生活的故事让我惊恐,是因为我虽然没有过同居的经历,但我几乎能完全地理解梵高——在一个封闭的空间内,像贪得无厌的血蛭一样寻求赞同、爱和理解。

  梵高生长于一个宗教家庭,一个靠德性而非是情感维系的世界。史蒂芬·奈菲和格雷高里·怀特·史密斯合著的《梵高传》中这样描述梵高家的孩子所生活的世界:“这是一个积极总会被消极中和的世界;这是一个赞美总会被期许冲淡,鼓励总被预兆折损,热忱总被谨慎浇灭的世界。离开牧师公馆这座孤岛后,没有哪个孩子能摆脱极端情绪。对此,他们麻木迟钝,毫无经验,只能手足无措,眼睁睁地望着失控的情绪毁掉自己。”

  我同样从小生活在一个不鼓励表达情绪的世界里,有一个以木讷平静作为最高标准的童年,长大之后,从事的工作却像一个孤独的矿工——每日不知疲倦地深掘自己内心所有隐秘幽深的角落,使之暴露。

  当我有一日与人共同居住,我会不会像梵高一样,因为终于有人缓解了自己的孤独,而变得谄媚又可悲?

  更可怕的是,我是否会把同居的对方当做从天而降的天使,自己为他添上光环,拙劣地模仿着他,是否直到有一天他受不了情感的负重而离开,我痛苦有如自身的一半死去了?

  或许对高更和梵高来说,有才华的人应跌跌撞撞地独行,可以相望,但不必相遇。

  遥遥相望,反倒生出许多带着暖意的回忆来。

  高更后来在塔西堤岛上画的画里,出现一匹白马,垂头丧气,隐身于蓝色的阴影中,就像梵高所自比的“老马”。

  在《梵高与高更》展览的最后,展出了高更在梵高死后十几年画的梵高的椅子,椅子上放满绚烂绽放的向日葵。

   这个无情的同居的故事,因为迟来的理解与怀念,竟有了一个温情的结束。


高更画的梵高的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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