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最大化”范式与“协调”范式

2016-09-20 17:40:17
分类:未分类

在流行的经济学教科书中,经济学被定义为有关“目的与手段”的科学,即如何以成本最低的手段来实现给定的目的,或在给定的成本下如何实现最大的收益,这里,目的对应收益,手段对应成本,因此,经济学也被视为有关“成本与收益”的科学。进而,顺理成章地成为一门有关“资源配置”的学问,因为资源配置的最优恰恰体现在其成本的最低或收益的最大上。我们把这种建立在实现“最优”基础上的经济学称为“最大化”范式的经济学。

长期以来,“最大化”范式都是所谓的“主流”,如微观经济学是关于消费者与厂商最优的,宏观经济学是关于社会总产出最优的,甚至连新制度经济学使用的也是这种最优的方法,如该学派认为:好的制度应该是可以实现交易成本最低或社会成本最小的制度。另外,还需要指出的是,在主流经济学中,“最优”与“均衡”对应,也即,当达到“均衡”时,就意味着实现了“最优”。

无可否认,在现实中,每个个体都是追求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但这与经济学家(或决策者)的“最大化”完全就是两回事。后者若想求得最大化,则必须充分掌握对无数个体而言什么才是能够实现他们最大化的信息,然而,这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一方面,这种信息不可能被收集完全,另一方面,这种信息是每个个体主观的、隐含的,存在其头脑中,很难为外界所知,甚至个体自身有时也不太明了,所以“最大化”范式也只能限于理论,是不能应用到现实中的。另外,“最大化”分析范式也使经济学越来越技术化,与管理学、会计学或工程学之间的区别变得愈加模糊。

为了分析的便利,数学模型的可操作性,“最大化”范式把“社会”简化为一个孤立的个体,如同一部可以控制的机器。但实际上,社会是由无数个体所构成的,任何个体的最大化都不等同于社会整体的最大化,个体的最大化也无法加总,同时,整体的最大化也不等同于个体的最大化。此外,只有当存在明确目标的时候,才能求解最大化,但问题是社会不是个人,是没有目标可言的,为此,对社会求解最大化是不可能成立的,那只是学者们幻想出来的“数学游戏”罢了。

在真实的世界里,某个人所能享有的福利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他的人,每个人更多的是从他人那里获得他所需要的东西。如无他人提供的服务,他无论如何努力也只能过着鲁滨逊式的生活。这也意味着,不同人的才能能否得到相互利用,彼此间的行动能否实现自发的协调,才是决定社会中无数个体福利水平的关键。由于经济学关注的首要问题是个体福利的改善,而福利的改善取决于人与人之间行动的“协调”,因此,经济学毋宁说是关于“最大化”的,不如说是关于“协调”的,它关注的核心问题应该是“如何才能使不同个体的行动得到更好的协调”,这样的经济学我们称其为“协调”范式的经济学。

根据经济学的“协调”范式,我们可以澄清一些流行的误解。比如,人们通常会把“就业率的高低”视为衡量经济好坏的指标,认为:就业率高,经济就好;就业率低,经济就糟。然而,经济的好坏与“劳动力的利用”水平关系其实并不大,更多的是取决于“协调”的水平,也就是实现“分工与合作”的水平。这里,把“就业率”换成“投资率”或“进出口总量”等也是可以的。它们之所以会被人们看作是衡量经济好坏的指标,很大程度上是“最大化”范式的凯恩斯主义学说广泛流行所造成的错误认识。

进一步追溯,我们不难发现,市场“协调”水平的高低取决于其制度的优劣,好的制度保障个体充分发挥其才能,给个体发挥其才能最大的自由度,而个体发挥其才能的过程也就是实现“协调”的过程。如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科兹纳所指出的,“利润机会”的存在表明市场还没有实现充分协调,即存在失调。比如某种商品“应该涨价”但还没有涨,这时,警觉的企业家就会及时发现这一利润机会,买入该商品,在获得利润的同时也纠正了失调。如不让企业家发挥其才能,那么这种“失调”将无法得到及时的调整,这也意味着消费者的福利得不到相应的改善,因为失调的存在意味着消费者的需求还没有得到应有的满足。由于消费者的欲望无限,失调总是存在的,当一个失调被纠正时又会出现新的失调。

有助于“协调”,或者说有助于企业家发挥才能的制度并不是某个人可以设计出来的,它本身也是企业家行动的产物,是在企业家发挥才能的过程中不断得到演化的,制度的演化性也意味着不存在最大化的社会福利水平。另外,由于制度对企业家多大程度上发挥其才能具有决定性作用,为此,我们可以说,允许制度的自发演进,甚至比允许企业家发挥才能还要重要,尽管二者在某种意义上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

还需要指出的是,当我们说好的制度是演化出来的时候,隐含了这样一个前提,即参与制度演化的个体并不完全是唯利是图的“最大化”者,他们在内心接受某些基本的原则,并在这些原则下行动,换句话说,这些原则如内在的信仰一样为他们所捍卫,因此,即便没有外力的监督,他们也会自觉地予以遵循。这种为人们所信仰的制度,是抽象的,主观的,无法言说的,是决定人们在特定情境下他认为应该怎么做才是正当的制度,这种制度显然要比各种成文的制度更为重要,更为本质,也是社会实现正常运转的基础。

由于决定“协调”的是上述“观念”意义上的制度,因此,探索这种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如何演进的,是比一般的经济学问题更为重要的问题,但也是经济学迄今为止尚不能很好予以处理的问题,当然,这也是“最大化”范式的经济学大行其道的原因之一。​

深圳特区报,2016.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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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海就简介: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北京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有著作《市场的本质》,译著《社会主义:经济计算与企业家才能》,《米塞斯评传》和《奥地利学派:市场秩序与企业家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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