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规模经营的市场逻辑与严重后果

2017-06-15 18:05:40

农业土地“规模化经营”风险巨大(全文):(2 

李尚勇

(一)维持粗放式经济增长的捷径

站在宏观决策者和社会管理者的角度来看,我国目前进军农业似乎正当时。

1)改革开放30年、全面推进市场化20年,我国经济取得了辉煌成就。2003年人均GNP突破1000美元,进入小康社会;2010GDP总量超过日本,坐上世界经济的第二把交椅;2010年城市化率接近50%。(2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还将继续,出口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将进一步减弱。(3)海量投资(前有4万亿,后有地方融资平台14万亿)刺激经济,既不可持续,又没有效率,徒增过剩产能。(4)在政治体制改革没有突破的情况下,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在短期内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内需也因此而难以扩大,更不能指望它接替出口和投资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推动力。(5)……(6)在经济问题和社会矛盾累积并日益严重、而既得利益集团又难以制约的情况下,短期内维持现状显然比推进体制改革的政治风险要小,因而更容易被选择。于是,在既有体制条件下,通过支持非农产业资本进入农业,以继续长达20年的粗放式经济增长便成为捷径。

站在非农产业资本的角度来看,现阶段进军农业也似乎正逢其时。

1)近几年,由于长期过度投资累积起相当多的过剩产能,再加上投资环境(土地、劳动力成本、税收等等)恶化,目前实业(尤其是制造业)普遍不景气。大量企业因为主业丧生了盈利能力,转而拿大量资金去炒房、炒股,炒一切可以炒的东西。例如,国有企业拿了刺激经济4万亿的大多数,但并没有拿去做主业、做实业,而是拿去炒房地产、炒土地,争做地王。相当多的民营企业主退出实业,转而投资高价楼盘、高档汽车、奢侈品和古董艺术品。这说明,我国现阶段有大量闲置或过剩资本急于寻找出路,寻找更有利的投资场所。

2)由于农业产业投资周期长、风险大、利润薄,在非农产业存在更有利投资机会时,产业资本对农业大多不感兴趣。但是,当中外资本差不多已经填满了除农业以外的所有有利可图的领域之后,投资农业就会形成“共识”。由于实业界存在大量闲置或过剩资本,这种“共识”得以强化。非常明显,《新世纪》周刊描述的“各路资本正在加速涌入农业投资领域”所表现出来的正是这种“共识”。

3)在此之前,非农产业资本进入农业的主要(或最大)障碍是农民的土地承包制度,这种分散的家庭土地承包制度,显然不利于产业资本大规模利用土地,而国家对土地流转的事实上的限制(如强调农户自愿流转),明显保护了这种土地制度和农民的土地产权,而不利于土地规模经营。所以,近几年大量非农产业资本虽然急于寻找出路,却也不能顺利进入农业。如果《新世纪》周刊记者披露的情况属实(有关部门正在起草文件,核心内容是支持现代农业转型与农业规模化发展),那么,国家的农业政策,尤其是农用土地政策将可能有重大调整,非农产业资本进入农业的障碍将可能被清除或部分被清除。

然而,这仅仅代表了非农产业资本和地方权力,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向农业领域扩张逐利的愿望,它与失地农民和潜在失地农民的利益和愿望并不相容。

为了深入说明问题,我们先来看看历史上世界各国农业土地规模经营的形成过程及其后果。

(二)农业土地规模经营的市场逻辑看似严密完整

在形成农业土地规模经营的多种途径中,列宁所说的“资本主义农业的美国式道路”成为其经典途径。

美国的独立战争彻底摧毁了封建土地关系,此后,联邦政府主要通过无偿分配或者低价出售国有土地[1]的方式实现了土地私有化,并建立起农民土地所有制。[2]随后,小农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发生分化,即市场经济优胜劣汰机制所形成的“市场暴力”剥夺并消灭了那些因为各种原因(包括受工商业高利贷盘剥、苛捐杂税压榨或者天灾人祸等等)经营失利或者失败的小农,于是,小农的土地在市场竞争条件下,向经济实力更强、土地规模更大的农场主集中,从而形成土地规模经营的趋势。

农业土地规模经营有利于克服传统小农经济生产规模小、经济实力薄、专业化程度低和经营管理落后的弱点,有利于运用先进科学技术、先进生产资料和科学管理方法对传统农业的生产、技术和管理进行改造,从而逐步走向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

这里的市场逻辑清晰完整:消灭封建土地关系(为市场经济清除制度障碍)→建立土地私有制(形成市场竞争条件)→市场竞争优胜劣汰→市场暴力剥夺并消灭小农→小土地形成(或并入)大土地→形成农业土地规模经营→发展农业产业化→实现农业现代化。

在近现代,其它西方国家也大致遵循上述途径形成或者扩大了农业土地规模经营,这包括通过圈地运动和宗教改革确立了小土地私有制的英国,也包括那些大致按照“普鲁士式道路”(列宁语)发展的普鲁士德国、俄国、荷兰、意大利等国家。在这些国家,那些生存于大中土地所有者“夹缝”中的小农在摆脱了封建土地关系束缚以后,也是按照这里的市场逻辑发生分化,并“成就”了本国的农业土地规模经营。

(三)农业土地规模经营被忽略的严重后果

上述市场逻辑造成了农业土地规模经营,大幅度减少了农业就业人口,极大地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并在此基础上成就了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这乍一看来近似完美的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往往为主流经济学所津津乐道。

然而,这种认识是片面的,因为上述市场逻辑的另一个后果,却常常被人有意无意地忽略。这就是,市场暴力剥夺并消灭小农往往造成大量失地农民。虽然在理论上失地农民可以在城市化进程中被吸收,从而溶入城市经济,然而,各国的近现代历史表明,他们的命运往往很凄惨。

其实,不仅是市场暴力,其它暴力剥夺并消灭小农,包括英国式“羊吃人”资本原始积累和由地主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变的所谓“普鲁士式道路”,也同样造成大量失地农民。

马克思在批判英国式资本原始积累时指出:“掠夺教会土地,欺骗性地出让国有土地,盗窃公有地,用剥夺方式、用残暴的恐怖手段把封建财产和克兰财产(指氏族财产——作者注)变为现代私有财产——这就是原始积累的各种田园诗式的方法。”[3]而所有这些方法都伴随着这些土地上成千上万小农,包括小土地所有者、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农奴、拥有世袭份地的独立自耕农、世代生存于此的世袭佃户和其他租地农民,被剥夺,被驱逐,被消灭。

这些失地农民,有的死于饥饿与贫困,有的被迫迁往偏远贫瘠的地方,有的沦为短期租地小佃农,有的成为农场主的雇工,而最大的一部分流入城市,成为没有就业保障的产业工人“后备军”。[4]

(四)农业土地规模经营的历史条件

实际上,在形成农业土地规模经营的过程中,这些欧美国家都碰到了消化“失地农民—农业过剩人口”的问题。毫无疑问,被农业土地规模经营“剥离”出来的成千成万“失地农民—农业过剩人口”是不可能被本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同步消化的。这些“过剩人口”是社会稳定的隐患,也是社会动荡不安的根源。因此,在形成农业土地规模经营的漫长过程中,那些主要西方国家(即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都曾经通过各种形式大规模向本土以外(殖民地)转移“失地农民—农业过剩人口”,以减轻本土的人口压力。例如,英国在北美独立战争(17751783)以前,每年将上千名囚犯流放到北美的弗吉尼亚、马里兰;1787年,英国开始把澳大利亚作为流放囚犯的地方并在此建立殖民地;1790年,首批英国自由民移居澳大利亚。美国独立战争前夕,“除印第安人外,大约有250万居民,其中主要是来自英格兰、爱尔兰和苏格兰的移民,也有德国人、荷兰人、法国人和瑞士人”[5]

温铁军说:“在老欧洲由传统农业社会向近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转型的过程中,宗主国将自己的剩余人口、贫困人口乃至于犯罪人群大规模转移出去,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资源掠为己有。这一过程缓解了人口与土地及资源之间的矛盾,缓解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与生俱来的社会转型压力,形成了构建现代政治经济制度的前提条件。”[6]

(五)缺失历史条件的严重后果

二战以后,一些国家也遵循上述市场逻辑形成一定的农业土地规模经营,但是,由于时代进步,殖民主义没落,向本土以外转移“失地农民—农业过剩人口”的方略已经完全行不通,于是,大量失地农民涌入城市谋生。由于他们缺少文化知识,缺乏技能技术,难以溶入城市经济,最终被“边缘化”。大量失地农民聚集于城市周边的低成本生活区,形成所谓“贫民窟”,成为战后一些新兴经济体贫富悬殊的鲜明写照。印度、孟加拉、印尼、墨西哥、巴西成为其中的典型。

战后,巴西农村人口以空前的规模向城市迁移,这使它成为战后发展中国家中城市化发展速度最快和目前发展中国家中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国家。巴西城市化率由1960年的56%,提高到1980年的67.6%2000年的81.2%

大量无地或失地农民涌入城市,造成过度城市化局面。大多数进城农民只能在缺乏社会保障的所谓“非正规部门”(包指家庭服务、微型企业、个体经营、地摊经营)就业,于是,失业、就业不足、就业质量差、收入水平低,造成大量城市贫困人口。

2000年的数据,巴西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贫困人口占全国人口的27%,其中,67.4%生活在各类城市;当年,巴西有贫民窟3905个,比10年增加了22.5%;贫民窟遍及巴西所有大中城市。[7]

菲律宾可以算是按照“市场逻辑”、走土地规模经营道路的典型个案。

1946年独立时,菲律宾半数耕地为地主(占地20公顷以上者)所有,占收成3/4的分成制地租占优势地位。菲律宾从1960年代开始进行实质性的土地改革。一方面,大幅度减轻佃农的地租负担,即将分成制地租,强制改为占收成1/4弱的定额地租。另一方面,又通过强制手段赎买地主土地,将佃农转变为自耕农,如,强制地主将超过7公顷的土地低价买给佃农;政府亦收购地主土地,再按成本价转卖给佃农,并辅以低息贷款。不过,由于土地利益集团的强力阻挠,菲律宾的土地改革进展缓慢,至今仍没有完成。[8]

在上述背景下,菲律宾政府在包括强势地主在内的精英阶层支持下,选择了以资本力量改造小农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农业跨国公司和本国资本逐步控制了菲律宾农业和农村的金融保险、土地交易、农产品加工流通仓储、农用生产资料的生产销售、技术服务和基础设施等诸多产业链环节。农民只能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大量自耕农和佃农在大公司的挤压下破产,进而失去土地,被迫做农业工人。然而,随着技术进步,农业生产对农业工人的需求越来越少,大量的失地和失业农民涌进城市;随着韩战结束,冷战趋缓,城市就业岗位的需求增长下降,进城的很多“农民工”找不到工作。于是,失业问题转化成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军人走上政治舞台,政局不稳,社会动荡,经济衰退,反过来失业更加严重,造成恶性循环。

李昌平总结说,在菲律宾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五个快速转变”,即“农村问题快速转变成了城市问题,农民问题快速转变成了工人问题,失业问题快速转变成了社会问题,经济社会问题快速转变成了政治问题,国内城乡矛盾快速转变成了国际贸易摩擦”。[9]

 

(待续)

友情提示:纸质媒体、期刊若有意刊发,请与作者联系。

 

农业土地“规模化经营”风险巨大(全文):

一、导言、咄咄逼人的“第三次土地革命”

二、农业土地规模经营的市场逻辑与严重后果

三、小农经济在现代经济条件下被保留被再造

四、中国农业走规模化经营道路风险巨大

五、有关土地规模经营的若干错误见解

六、科学界定“适度规模经营”

 



参考文献(略)

上一篇: 农业土地“规模化经营”风险巨大…下一篇: 小农经济在现代经济条件下被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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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简介
李尚勇简介:
现实制度问题研究者、独立学者、原行政学院经济学副教授、《人口困局》作者、新浪微博头条文章作者。__作者近些年以经济类现实制度问题为主要研究方向,有10多篇研究报告发表在各类高层“内参”,其学术论文主要发表于《农业经济问题》等(核心)学术期刊和专业报纸。__中国改革网、光明网和中国改革论坛网为作者辟有个人专栏,财新网和财经网特邀作者开博。__学术专著《人口困局——中国能否承受人口之重》是作者“制度困局三部曲”中的第一部,第二部《求解地震预报的制度困局》已完成(待出版)。__邮箱:lsyongs@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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