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问卷

2013-11-05 18:11:46
分类:未分类
提问者是一个研究中国的意大利博士生,叫Vacatello。为了完成他的博士论文而做的意见采集工作。以下:

a. 公共知识分子意见领袖

 

1)   在您看来,在当代社会中公共知识分子有什么样的作用?你能否谈一下公知”(publicintellectuals)公共领域”(publicsphere)的关系是什么?

 

要想回答“公共知识分子有什么样的作用”这个问题,首先要追问这样一个前提性问题:公共知识分子是些什么人。我很认同朱利安·本达在其《知识分子的背叛》一书中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他说,知识分子是“我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人……是在获取非物质的优势中寻求乐趣的人”。这里本达所说的“这个世界”,显然是指现实世界。所以,知识分子便只能生活在理念与符号的世界中,他们的任务也就只能是思考——将现实的利益之争转化为理念之争,并以符号为武器,对现实世界尤其是权力的运用进行持续不间断的批判。

 

从这里出发,延伸到第二个问题——公知与公共领域的关系问题。我认为,公知与公共领域都是传播技术的结果。正如电视的出现导致了尼克松输给了肯尼迪——人们喜欢把选票投给长得比较漂亮的人。同理,在微博这个平台上,人们偏爱能用140个字进行有效表达的人。不同的平台上,会“涌现”出不同的公知、呈现出不同态势的“公共领域”。他们是共生的、互相造就的。麦克卢汉的名言mediais message完全可以合理地拓展为media ispublicintellectuals 和media is publicsphere。

 

2)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拉塞尔·雅各比(RussellJacoby)强调了美国社会之中公共知识分子的逐渐消失。有些学者把这种情况与中国新启蒙运动的结束以及中国学术界发生的专业化联系起来了。您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在当代中国的环境中能否辨认出一些有中国特色的现象吗?

 

福柯在68年风暴之后就有类似的抱怨。他说,“知识分子依靠垄断对知识的定义及分类的权力而实现了对这个世界的霸权”。可想而知的是,当一个知识分子的声誉是建立在知识分类的基础之上时,他同时也就被这个分类所绑架了。这种绑架与工业社会以职业身份和企业这一组织形态为基础的共同体对个人自由的束缚并无二致。专业性与公共性,这是难以调和的矛盾。一个法学教授谈论经济问题,表现并不比一个歌星谈厨艺更好。

 

这里没有什么“中国特色”,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从一人说、多人听的web1.0大众传播时代切换到人人说、人人听的web2.0时代,启蒙便已不再可能,因为确定性消失了。


 

3)由于新媒体的功能,公知的意见与批评可以汇聚起来并直接影响公众舆论。此外,互联网出现后,出现了一类新的知识分子,我们称之为在线意见领袖”(onlineopinion leader)。公共知识分子与意见领袖您是怎么相比的?


 

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对这两个词进行区分的。我个人的意见,公知首先是要有其基于学术活动的专业身份,并持续对属于公共领域的事件及话题进行表达。而后者,即意见领袖,未必有学术身份,并且其言说也并不一定涉及公共生活。姚晨如果发一条微博说土豆烧西红柿很美味,很可能会影响第二天这两种蔬菜的销量,但她是意见领袖,不是公知。


 

4)您选择使用数字媒体有什么主要的原因?在您看来,中国互联网所谓web2.0提供的微博平台可不可以取代主流媒体?


 

有谁不选择数字平台呢?北卡罗莱纳的传播学教授梅尔甚至预言说,到了204410月,最后一名读者读完世界上最后一份杂志,把它扔进纸篓,宣告了人类将字印在纸上进行传播的这一习俗的终结。数字平台环保、传播高效、易储存、方便检索。在任何一个环节上都表现出相较于纸媒巨大的、甚至是革命性的优势。

 

互联网取代主流媒体,不是可不可以的问题,而是正在发生的事实。而且不惟中国,全世界都是如此。这是大势所趋。

 

b. 在线与离线社会

 

5)您能否简要讨论在线与离线社会之间的关系?网络与现实生活的主要界限在于什么地方?


 

宏观上,在线的人群与离线的人群,二者之间表现出巨大的信息鸿沟和行为差异。但是具体到个人——一个上网的人,网络就是现实,二者并非对立和界限分明的,而是相互渗透和融合的,彼此没有界限。


 

6)说到意见领袖,您觉得他们在线活动怎么影响中国网民及中国离线社会的?数位落差”(digitaldivide)对于这个情况有什么影响?您觉得除了懒汉行动主义”(slacktivism)点击主义”(clicktivism)这些现象以外还有没有别的东西?


既然我们承认数位落差,那么,网络意见领袖对中国离线社会的影响就可想而知了。而就他们对于网民的影响,懒汉行动主义确实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查尔斯·蒂利在其《社会运动》一书中也指出,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上街的人变少了,人们通过点击鼠标舒缓了参与的焦虑和置身事外的愧疚。这又是被工具所劫持的一个好例子。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哈贝马斯,以及尼尔·波兹曼,都对传播工具的发达持悲观的态度。认为传播越发达,民众就会变得越愚蠢。“总有一款合适你的意见领袖”让大多数人将思考变成了站队,从开放的论述变成了封闭的选择。这类似于梯耶尔所说的,政党的出现简化了人们对公共事务的选择难度——假如我们把每一个意见领袖视为一个政党的话。

 

总的看来,我认为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和宪政转型来说,互联网是弊大于利的。它一边将民众的思考变成站队,另一方面又因为选择的过于丰富和表达的过低成本而使得共识难以达成。同时,鼠标点击式的参与又像手淫,在接触到真实的女人之前,就提前释放和耗竭了自己的性欲。

 

7)由于中国互联网公司拥有最流行的网络系统平台,有些评论员认为网络公司用意见领袖的创造性和非传统性来吸引更多消费者。结果,公知贴在微博上的评论在某种程度上就会失去自己的判断力。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您认为和自我审查”(selfcensorship)现象有任何的关系?

 

“自我审查”是个有趣的话题。因为——如前所述——公知的公共性是民众选择的结果。所以,公知们便很难抵御媚俗的冲动。我常讲的一句话是:在微博这个平台上,公共知识分子抵御内心想当格拉古兄弟的冲动,要比抵御来自叙拉古的诱惑更难,也更光荣。托克维尔也早就说过:“对于政治家说来,最危险的莫过于与民众间距离的消失。”而在微博这个平台上,如果你为了思考的独立性而刻意保持与民众之间的距离感的话,那么你就“公”不起来了。

 

比媚俗更糟糕的是,更多的公知只是在政府可以忍受的限度之下对它进行批评。我把这个策略比喻为“张弓搭箭,引而不发”。他们深知,当箭射出之后,手上的弓也就没有价值了。所以,他们在保持批评政府的同时,又小心翼翼地避免彻底触怒它。这是个精巧的游戏,紧贴着红线的这一边,以换得一个最高的收买价。这是目前中国知识阶层中最令人绝望的部份。他们绝不是少数——不是叙拉古在诱惑他们,而是他们在诱惑和挑逗叙拉古。

 

8)有些网民好像不满于知识分子的发言,因此他们就嘲笑并批评公知的发言。比方说,教授和专家被称为叫兽砖家。有很多年轻人认为,大多数微博意见领袖的发言只是自我宣传与网络炒作”(selfpromotion)。有些评论员说这种情况不仅会使知识界名誉扫地,而且会给社会带来长远危害。您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在您看来这,这一群年轻人批评的主要原因在于什么地方?

 

确定性的消失,是后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而且在互联网时代,因为沟通成本的急剧下降,导致了传统组织形态及职业壁垒的崩溃,业余与职业的界限模糊了。人人都可以言说的现状,将专家们的每一句话置于最严苛的环境中进行审核,一旦发现错误,立即进行放大传播。专家教授们的专业权威受到了空前的挑战。而屌丝们,则在以往高高在上的专业人士的出乖露丑中获得莫大的快感。

 

我不认为这会对社会造成什么长久的危害。对威权社会的解构,理应该包含这部份节目。当然,对权威人士过于急切和立场预设的否定既是肤浅的原因同时也是其结果。但这是专制社会下个体心灵成长必须经历的过程和付出的代价。对此,除了耸耸肩膀,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c. 公共领域,主流媒体及社会变迁

 

9)公共知识分子的在线活动有什么界限?哪些话题不合适讨论?

 

法律之外,言论别无限制。在这个问题的回答上,我愿意再次引述已故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伦奎斯特的名言:“在司法界入之前,我们所有的意见,都不过是个人的道德偏好罢了。”

 

10) 在线意见领袖因通常讨论他们不太熟悉的事情(如社会问题),而常常被批评。您对此事的意见是什么,你觉得意见领袖只应该讨论他们很熟悉的问题吗?

 

当然不是这样。公共知识分子参与到一个他并不熟悉的话题讨论中,甚至持有一种明显错误的观点,这仍然是有意义的。首先,公知就不许犯错误吗?公知并不能对所有问题都给出正确答案,但他可以做到的是:如果在辩论中落败,当一个体面的输家。亦即:教会大家如何在公共话题发言中保持风度和遵守程序,尊重事实和逻辑。

 

其次,一个意见领袖所引发的对某话题的热烈讨论,类似于向一个复杂系统中输入一个噪声。这将使得这个系统的性能得到优化。这就像以前的收音机手动调台,当你无法精细地找到那个最好的点时,索性把旋钮向左向右扭动得幅度大一些,然后再做一次尝试。

 

我特别喜欢举王石的十元论为例。如果没有那次争吵,郭美美事件出现后,就不会有那么多人、那么迅速地醒悟过来。我知道,虽然有很多当初恶骂过王石的人人嘴上不说,不向王石道歉,但他们心里知道,他们当时错了。在整个对红十字会的认识过程中,王石的那个“十元论”就像一个噪声输入,虽然当时没有被人理解,但是确实起到了迅速提高年轻人平均智商的作用。

 

11) 有些公共知识分子争辩说,参与公共辩论为中国社会做出积极贡献。 您怎么理解公共辩论这个词?

 

这个说法在我看来很愚蠢。公共知识分子言说的正当性并不来自于“为中国社会做出积极贡献”,而是与生俱来的责任。正如布尔迪厄所说:“知识的积累并不产生优越感,它只意味着更大的责任。”在专制社会中,知识分子更应有更多的担当和责任。因为,对于任何一场重大的社会变革来说,知识阶层的缺席都是不可想像的。“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哈姆雷特的这句著名的台词,揭示了当今中国知识分子特殊的使命,和荣耀。

 

12) 您如何看待最近的打击网络谣言运动”(antirumourscampaign)?与刚谈到的这些问题有什么关系?打击网络谣言运动对中国社会可以带来的影响是什么?

 

政府根本没有“打击谣言”的权力,因为它没有甄别谣言的能力与义务。所谓的打击谣言,不过是钳制言论罢了。这没什么好说的。

 

 

d. 个人意见及未来远景

 

13) 能否简要描述一下您个人的互联网经历是什么?

 

我在两家互联网公司短暂地工作过,前后累积差不多一年半。

 

14) 您认为在线公共知识分子的意见怎么会影响国家利益的案件?您一个人经历过什么?

总的来说,我不太喜欢参与热点事件。我不是个好热闹的人

 

15) 关于互联网与web2.0对中国未来的影响,你的综合判断是什么?

 

这个问题前面回答过了。我认为对于中国的未来来说,互联网弊大于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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