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哲学

2014-01-01 17:5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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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哲学

于中宁  赵瑜

导论

在分工的社会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双重身份——既是生产者,又是顾客。作为生产者,我们总是希望自己的产品卖的贵一些,以使自己的利润最大化;作为顾客,我们总是希望别人的产品又好又便宜。我们以这种双重身份生活了几千年,以至于很少想一想,如果我们作为生产者,像我们作为顾客希望的那样,把我们的产品做的又好又便宜出售,我们的生意是不是会做的更好,而我们的社会是不是会发展的更快也更和谐?

经济学教科书告诉我们,不,你没有必要采取这个主动。因为如果你作为生产者制定的价格不被顾客接受,你就得不到一个恰当的销售量,这将迫使你降低价格;而如果你的高价格被顾客接受,就将吸引其他生产者进入你的领域而引发竞争,竞争也会迫使价格降低。所以,市场上纵向和横向的竞争会摆平一切,使需求与供给达到均衡,每个人的福利达到均衡,社会的效率和公正也达到均衡。

但是,总是有些聪明而且性急的家伙会想,这种试错法会不会使我们在被动的、随大流的和耗费时日的错误中付出很多成本,特别是,如果有哪个更性急更聪明的家伙采取主动抢占先机,会不会使我们永远的失去机会?

福特、梅里尔、沃尔顿和盖茨就是这些聪明而且性急的家伙,他们主动采取低价策略进入一个在经济学看来已经达到价格均衡的市场,结果,他们掌握了市场定价权,创造了本行业最大的企业,挣了他们那个时代最多的钱。(注释1)而那些按照经济学的教导等待价格自然均衡,并且怡然自得地享受高价格带给他们高利润的家伙,最终却落得清盘、转卖或苟延残喘的结果。

另外一些聪明人,比如斯隆、小沃森、丰田章一郎、盛田昭夫等等,他们提供了一些或者有不同功能、或者有个性化特质,或者质量更高的产品,也就是说,他们提供了比较价格低的产品,结果,他们也掌握了市场定价权,创造了本行业最大的企业,挣了最多的线,淘汰了那些墨守成规的家伙。

这些伟大的企业家,他们打破价格均衡,掌握市场定价权,迫使市场以他们为价格标杆,建立新的价格均衡的能力,我们称之为“寻价能力”,而他们淘汰沉醉于旧秩序旧均衡企业的行动,被熊彼特教授称为“创造性破坏”。

这些企业家的“寻价能力”带来的“创造性破坏”都遵循一个逻辑,这就是:让顾客得到更多的价值,自己才能价值最优化。也就是说,利他才能利己。

这个利他,也就是常说的“市场机会”。因为,所谓市场机会,本质上就是为顾客提供别人不能或不愿提供的价值,所以,市场机会的本质就是利他。

企业家的这种寻价能力一方面来源于他们的市场眼光,另一方面植根于他们对企业内外资源进行重新配置的能力。这种资源配置能力,或者直接降低了成本,或者开发出新的产品或产品要素,也就是降低了比较成本。

在如何降低成本问题上,主流经济学认为在资源价格上没有什么余地。这是因为,企业成本的本质是包括土地在内的资本和劳动这两种基本资源的报酬,而这个报酬是由市场竞价决定的。低于这个价格,企业就无法获得资源;高于这个价格,资源收益会递减,因而会抬高成本减少利润。经济学把企业看成是“黑箱”,对“黑箱”内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途径不予研究。

但是,同样是从福特到盖茨的这些伟大企业家,他们先是发给职工高工资,以后则授予职工股权。不同于他们对市场机会的认识,在企业内部实施这些“利他”式的高福利时,他们开始并不很情愿,但是实践使他们认识到,这是抓住市场机会的“机会”。

1914年,亨利·福特将最低工资从2.4美元提高到5美元,将每日工作时间从9小时减为8小时,结果工人流动率大幅降低,生产率大幅提高。福特在他的自传《向前进》中写道:“我们降低成本的最好方法就是工资5美元,一天8小时。”(福特、1931p172(注释2)

将近80年后的1992年,萨姆·沃尔顿在他的自传中写道:“我没有意识到的一个更大的事实,从表面上看似乎也是矛盾的——就像折价零售商店所信奉的索价越低、赚的就越多的原则一样。这就是:你越和员工共享利润——不管是以工资,奖金,红利,或股票折让方式——源源不断流进公司的利润就越多。”(沃尔顿:SAM WALTONMADE IN AMERICA MI STORYDoubledayNew York1992P132

更低的价格和更高的工资组合起来能变成更高的利润,也就是让别人得到的更多,企业和自己才能得到更多,这太不合常理了。但是看看20世纪以来我们的社会,难道它不正是走在这样一条道路上吗?我们享用的物品和服务,功能更多、质量更好、价格也更低廉;我们的工资比几十年前有了大幅提高;我们的社会由于有更多利润的推动发展的更快了;而在这同时,有更多的人口享用到了这一切。(注释3)

看来,伟大的企业家们和主流经济学家们在有关企业的基本价值观上产生了严重分歧。

在学校学习经济学时,我们被告知,人都是自私和理性的,每个人都为利己的目标展开竞争,他人和社会的利益才能得到——而且是更好地得到——保障。利己和竞争是我们社会的基础。

但是,当我们进入企业的时候,我们却被告知,不,我们不能为自己的利益和其他人争夺,而应该“客户第一”、“回报股东”、“团队精神”、“参与管理”、“利润分享”等等。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利他”和“合作”。

伟大的企业家们在企业内外实施的这种利他与合作和经济学家们主张的利己与竞争是如此的不同,到底是谁错了,经济学家还是企业家?

更重要的问题是,在被认为利己和竞争最充分的美国,我们的企业和经济,到底是原封不动的停滞在经济学家们200多年来教导我们的那种状态,还是更趋向于伟大的企业家们所踏出的路?如果是后一种,那么它的合理性在哪里,它的理论基础是什么?还有,经济学为什么无法描述这种经济趋势,是它和它的研究者都太“老”了吗?

最早指出利他与合作可以获得巨大经济价值的是现代管理的奠基人F·W·泰罗,他在1910年时就指出,雇主和雇员在充分照顾对方利益的基础上进行合作,生产效率就会大大提高,双方都会得到更多的利益。

将近100年来,最杰出的企业家都走在泰罗指出的道路上,管理理论也在泰罗的基础上发展成为一个庞大学科。但是,奇怪的是,泰罗指出的这个基本价值观并没有成为管理学的哲学基础,就像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思想成为经济学的哲学基础那样。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学过经济学的人,100%知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思想,而学过管理学的人,100个人里不见得有一个人知道泰罗的思想,尽管他是管理学和管理咨询行业的祖师爷。

管理学没有自己的哲学基础,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管理学没有像经济学那样发展成一门系统严密的学问,看起来就像“烹饪大全”那样成为方法的堆积而杂乱无章。显然,经过近100年的发展,管理学到了进行整合进而成为一门系统严密的学问的时候了,而第一步就要建立起“管理的哲学”,进行管理学的基础研究。

经济学以市场为目标,而管理学以企业为目标。市场的基础是竞争,尽管其中也存在许多合作;而企业的基础是合作,尽管其中也存在许多竞争。经济学以“存在哲学”为基础,这种哲学认为事物的合理性在于存在的普遍性,普遍的存在有其内在规律,应该寻找这些规律作为行动指导,其结果是巩固和维持现存秩序。而管理学以“行动哲学”为基础,这种哲学认为事物的合理性在于存在的某些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能打破现存秩序,建立起新的普遍存在,从而为行动的成功提供机会。

管理学和经济学的这些根本差异,使得管理学在自己的发展中避开了经济学,而以行为科学为理论基础,这既使管理学获得广阔的发展空间,也使管理学具有了缺少严密性和系统性的特征。

交易成本理论的出现正在改变这种状况。

交易成本理论在市场与企业,竞争与合作,存在与行动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它不但正在扩展经济学的范畴和基础,为管理学提供可用的经济学框架,而且直接为管理学提供了概念和工具,为管理学与经济学的“对接”准备了条件。可以预见的结果是:管理学最终被包纳进经济学体系,从而使管理学获得严密性和系统性,而经济学也因此而成为更全面更现实地描述所有经济活动的真正的科学。

本文首先介绍了泰罗关于企业内合作的有关论述,然后从重新解释斯密“看不见的手”的思想开始,先后引入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斯密——奈特的分工理论、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和康芒斯的交易类型理论,寻找它们的共同点,并使其相互印证,相互补充,以提供一个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我们分别了契约式合作与利他式合作的不同,引入新制度经济学关于“道德陷阱”和“机会主义”的有关思想,证明利他式合作是企业交易成本最小化的交易方式,泰罗的思想应该成为“管理哲学”。最后指出包括新制度经济学在内的经济学对合作、产权以及合作激励研究的不足,并在“管理哲学”的基础上搭建管理学整合的基本框架。

好吧,让我们开始吧。

1

19101月,F·W·泰罗在向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提出的论文《科学管理原理》中开宗明义指出:

“管理的主要目的应该是使雇主实现最大程度的富裕,也联系着使每个雇员实现最大程度的富裕。”

“在整个工业界,雇主的组织也好,雇员的组织也好,大部分是为了斗争,而不是为了和平;任何一方的绝大多数也许都不相信他们的相互关系会有可能协调到利益均等的地步。”

“科学管理则恰恰相反,它的真正基础在于相信两者的利益是一致的;除非雇员也一样富裕起来,雇主的富裕是不会长久的,反之亦然;给工人以他最需要的高工资和给雇主以他所需要的产品的低劳工费用,也是完全可能的。”

191110月至19122月美国众议院特别委员会根据美国国会第90号决议对泰罗及其工厂管理制的听证会上,泰罗进一步阐述了他的思想,他说:

   “在科学管理中,劳资双方在思想上要发生的大革命就是:双方不再把注意力放在盈余分配上,不再把盈余分配看作是最重要的事情。他们将把注意力转向增加盈余的数量上,使盈余增加到使如何分配盈余的争论成为不必要。他们将会明白,当他们停止互相对抗,转为向一个方向并肩前进时,他们的共同努力所创造出来的盈利会大的惊人。他们会懂得,当他们用友谊和合作、互相帮助来代替敌对情绪时,通过共同努力,就能创造出比过去大得多的盈余。完全可以做到既增加工人工资也增加资方的利润。先生们,这就是构成走上科学管理轨道第一步的伟大思想革命。”

泰罗的思想可以简单表述如下:如果参与企业的每个人都能顾及他人的利益,互相视为利益共享者而非竞争者进行合作(同时在合作中充分运用知识),企业才能获得更高的效率和利润,每个参与者才能得到更多的利益。

泰罗的思想可以表达为:利他——合作——利己。它包含了这样几个要素:

利他是前提:如果不顾及他人的利益,合作就不可能发生;

合作是途径:合作会使分配的结果更均衡,并且能提高效率,使总产出大大增加;

利己是结果:其结果是自己的利益得到更大满足。

泰罗思想的核心是合作,在他看来,合作可以提高效率,并通过均衡分配使每个参与者包括自己的利益得到更大的满足,因此,为了更大的满足自己的利益,就应该顾及他人的利益并采取合作的态度。泰罗在表述中没有清楚地解释合作为什么会提高效率,使总产出大大增加,但隐含了这样一种意思:为利益争斗会加大内部成本,而合作不但会减低这种成本,而且会引导关注力于产出,从而增加产出。

泰罗“合作”思想中的“利他”因素不是不考虑自己利益的“利他主义”,而是对自我利益和他人利益合理估量基础上的一个利益均衡。它也不是任何一种施舍、福利制度、计划经济或社会主义。

泰罗在听证会上明确指出了这一点。众院劳工委员会主席问:“一个人如果不是一个好工人,而造成这一事实的原因又并非出于本人的责任,那么,他是否也应像一位好工人一样很好的生活呢?”泰罗回答说:“它不能生活的像好工人那样好,否则这就意味着,世界上所有的人不管是劳动还是偷懒,都有权过同样好的生活,而事实上情况肯定不会是这样的。他们的生活不会是一样好的。”他还说:“能够工作而又不愿工作的人在科学管理中是得不到任何照顾的。”

2

泰罗并不是像经济学家那样从理论上得出这一结论的。

泰罗家境富裕,并且考上了哈佛大学,但他却选择了不上哈佛。他从1874年到1878年当了4年没有收入的学徒工,又用6年时间从一名普通工人逐级晋升到工厂的总工程师,并且在这个位置上干了6年。1890年他转到另一个公司当了3年总经理。1893年起,他开始专职做管理咨询,创造了管理咨询这个行业并因此成为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的主席。

1874年的学徒工开始,到1910年发表我们上面提到的论文,36年的时间里,泰罗在涉及企业的各个层级上工作过,他充分了解职工和雇主双方的想法和手段,进行了许多成功或不成功的实验和研究,他的工作只有一个目的:提高企业的效率。

最初,他企图通过研究、制定一些科学的方法来提高效率,以后他把重点转向人们的“意愿”。在他看来,提高企业效率有两个紧密联系的领域,一是“能力”,二是“意愿”。改善“能力”,可以通过研究、推广、学习一套科学的方法来实现,这是相对比较容易的。但是,如果没有改善能力的“意愿”,再好的方法也毫无意义。

改变人们的“意愿”包括,把提高效率获得的额外利润拿出来与对此有贡献的人分享,使他们认识到并得到保证,采用科学的方法提高效率对自己有利;还包括要尊重职工的人格和他们的实际经验等等。而职工也愿意使雇主从提高效率中获得利益。

泰罗的工作证实了他的思想的有效性,这使他有了大量的追随者和效仿者。而这些效仿者却败坏了泰罗的声誉,使泰罗的思想一产生就被意识形态化了,并受到劳工组织和工厂主双方的反对。

劳工组织认为泰罗的科学管理是一种加强资本主义剥削和非人性的新方法,20世纪初,他们影响国会议员对泰罗进行了令其身心疲惫的质询,并在拨款法案中提出在使用拨款法案提供的资金时不能采用科学管理方法的条款,直到1949年,由于参议员塔夫脱和弗兰德斯的努力,这些条款才被取消。工厂主则指责泰罗利润分享的主張是社会主义的。

3

更严重的是,泰罗的思想长期受到理论界的忽视。

学过经济学的人,100%知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思想。而学过管理学的人,100个人里不见得有一个人知道我们上面所引述的泰罗的思想,尽管他是管理学和管理咨询行业的祖师爷。

一个原因是泰罗的科学管理在实践中被实用主义地割裂了。

泰罗本人在为工厂主咨询时,要求大幅提高工人工资,把利润分享作为科学管理的一部分。他在国会听证会上指出:“实行科学管理得益最大的是工人。他们的工资收入比未实行科学管理之前增加30%100%。”而大量的所谓“效率工程师”,却只向工厂推行泰罗创造的提高效率的方法。泰罗对此极为愤怒,他在国会听证会上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指出:

“科学管理不是一种有效率的方法,不是一种获得效率的方法,也不是一串或一批有效率的方法;科学管理不是一种计算成本的新制度,不是一种支付工人工资的新办法,不是一种计件工作制,不是一种奖金制度,不是一种付酬制度,也根本不是一种支配工人的计划;科学管理不是拿着秒表观察一个人的工作并记下他的情况;它不是工时研究,不是动作研究或对工人动作的分析;科学管理不是印制一大批表格并将表格发给一些人,而且说,‘这就是你们的制度,照着办吧’;不是分工工长制或职能工长制;不是在谈到科学管理时一般人所想到的任何方法。一般人在听到‘科学管理’这个词时就会想到一种或几种上面所谈到的方法,但是科学管理不是其中的任何一种方法。我不是嘲笑成本核算的方法、工时研究、职能工长制,也不是嘲笑任何改进后的支配工人的任何新方法以及任何有效率的方法,如果这些方法的确是有助于提高效率的方法的话。我主张采用这些方法。但是我所强调的是,不管是所有的这些方法还是这些方法中的一部分,它们都不是科学管理,它们是科学管理的有益的辅助手段,因此同时,它们也是其他管理制度的有益的辅助手段。

     那么,科学管理在实质上包含着要求在任何一个具体机构或工业中工作的工人进行一场全面心理革命——要求他们在对待工作、同伴和雇主的义务上进行一种全面的心理革命。此外,科学管理也要求管理部门的人——工长、监工、企业所有人、董事会——同样进行一场全面的心理革命,要求他们在对管理部门的同事、对他们的工人和所有日常问题的责任上进行一场全面的心理革命。没有双方的这种全面的心理革命,科学管理就不能存在。

这就是科学管理的实质——伟大的心理革命。”

100年前的这场争论在今天看来仍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对泰罗来说,一种或一些方法,不管它们有可能产生多高的效率,如果不以一种合理和公正的价值观为基础,并体现在分配的结果中,都不能被称为是科学的(请注意,这正是泰罗和斯密思想的共同点,我们将在下面展开分析)。然而100年来管理学的发展恰恰是这样一种进程:它始终没有为自己确立一个价值基础,因而其各个部分互不连贯,支离破碎,甚至被认为是一个充满了骗子的行当。

4

理论界忽视泰罗思想的另一个原因是,它看上去和经济学的基本规则相矛盾。

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这就是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思想,这只“看不见的手”就是市场竞争机制及建立在其上的价格机制。

斯密的这段话可以简单地表述为:从利己出发,通过一只“看不见的手”也就是竞争的推动,就可以达到利他,而且比从利他出发达到的利他效果还要好。

斯密的思想可以表达为:利己——竞争——利他。它也包含了三个基本要素:

利己是前提:只有从利己出发才能产生竞争;

竞争是途径:竞争可以提高效率,提高产出,也可以均衡分配结果;

利他是结果:其结果是他人的利益得到更大的满足。

按照常识,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利己”与“利他”是矛盾和不相容的,斯密的思想提出了一个“A包含着非A”式的命题,在逻辑上被认为是一种悖论,因此,“看不见的手”的思想又被称为“斯密悖论”。同样,泰罗的思想也可以称为“泰罗悖论”。

我们可以看到,泰罗悖论和斯密悖论在前提、途径和结果这三方面都是完全相反的。

斯密没有解释为何竞争会促进社会利益,但他的论述隐含了“看不见的手”也就是竞争机制两种基础作用的假设。

首先,它是一种激励机制,可以激励所有人提高生产率从而增加总产出,促进社会财富更快地积累。这个假设更多体现在《国富论》全书的结构中;

其次,它是一种均衡机制,每个人都为维护和增加自己的利益参与竞争,社会和市场在竞争和争夺中就会产生一种均衡,并会达成契约,使每个人的利益都在个人能力和贡献的基础上不多不少地与他人利益相比较、相均衡而存在,社会公正和经济公正就会自然产生。至于那些没有照顾好自己利益的人,会由于失误或懒惰而得到惩罚,这会促使他们更聪明更勤奋来照顾好自己的利益。所以,不均衡是对达成均衡的一种激励,它会使整个社会更聪明更勤奋,从而不断地提高社会和经济的效率,并达到效率和公正的统一。这个假设直接体现在上述所引的段落中。

斯密所说的利己是一种理性的私心,而不是“利己主义”,它并不包括恶意伤害他人,也愿意通过竞争达成均衡。我们这里所说的均衡不是平均主义,而是一个相对和动态的概念。均衡承认差别,以个人能力和贡献为衡量尺度;均衡也承认波动,有一个可接受的时间范围。平均主义是假公正,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而均衡的公正才是真实的和现实的公正。

5

激励机制产生效率,均衡机制产生公正,这就是竞争的两种基础作用,而斯密更强调的是竞争的均衡作用。

斯密在他的另一本著名著作《道德情操论》中也提到了这只“看不见的手”,他说,富人“尽管他们的天性是自私的和贪婪的,虽然他们只图自己方便,虽然他们雇用千百人来为自己劳动的唯一目的是满足自己无聊而又贪得无厌的欲望,但是他们还是同穷人一样分享他们所作一切改良的成果。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做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做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

斯密在仅有的这两处提到“看不见的手”时,都是把它放在分配阶段而不是生产阶段,都是强调它的均衡作用而不是激励作用,这正是斯密的伟大之处。

竞争对效率的激励作用是人们的生活常识,每个人都可以从切身体验中认识到它,也就是说,它是“微观”存在的,很容易被看清;而竞争对分配公正的均衡作用,却不是每个人都能从自己的经历中得出的结论,它是一种宏观的长期的平均的存在,非要有冷静的心态、广阔的视野和良好的归纳能力才能看得清楚。

斯密对均衡作用的强调,也是他全部论述的基础。他是从能否达到公正结果这一点上赋予自由竞争以合理性的,这是斯密思想能够成为现代经济价值基础的根本原因,也是泰罗的思想和斯密思想能够相通的基本点,并使斯密和只讲手段不计结果的纯粹自由派区别开来。(注释4)

斯密的价值观是清楚的。他从来没有否认他人和社会利益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他认为这是必须达到的一个结果。他只是认为他人的利益同样要由他出于利己的动机去争取和维护。在他的所有著作中,都是以一种鄙夷的语调谈到地主和资本家的贪婪本性,他曾用毕生精力论述如何用人性的一个特点——同情——建立起道德、法律、国家的约束,来制约人性的另一个特点——贪婪。这些都是他对人类关于“善”的思想历程的继承,与前人和同时代人没有太大的差别。斯密的独特贡献在于,他看到了竞争机制对分配公正的均衡作用,并依此推论出对贪婪的最大制约恰恰是贪婪本身。

斯密发现了一种机制或制度,我们可以把它表示为:利己——竞争——效率+均衡——利他或公正。由于它建立在人的利己本性基础上,或者说它是从人性本体论出发的,因此它是一种自然形成的制度,比任何人为的制度,比如管理、监管、法律更有效。

斯密发现的这个制度就是自由资本主义,而经济学就建立在对这个制度的认可和接受之上。很自然,任何怀疑、偏离、违反竞争的思想和学说都会被认为是背离了现代经济和经济学的整个体系,因而是不可接受的。泰罗悖论的核心是合作,它的前提、途径、结果都与斯密悖论相反,它不被理论界接受是可以理解的。

问题是,既然斯密所揭示的这套以竞争为标志的制度可以做到效率与公正的统一,为什么还会有以合作为标志的企业的出现呢?

交易成本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答。

6

斯密在《国富论》一开篇就指出了另一个也许是更基础的经济原理,这就是分工的作用。分工能够促进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从而提高了经济效率;另一方面,由于有了分工,才会有不同生产者之间的交易,才会产生市场,才会出现市场竞争,而竞争也会提高经济效率。也就是说,分工是一切经济效率的源泉。

但是,斯密没有指出,分工还会产生经济效率的“反作用力”:由分工产生的交易、市场、竞争的运行和专业化过程不会是没有代价没有成本的,而且显然,分工的程度越高,交易和专业化越复杂,它既带来了更高的经济效率,也带来了更高的运行成本。

斯密和斯密之后的经济学家集体忽视了这一成本,直到罗纳德·科斯指出存在这一成本,并把它命名为“交易成本”。

1937年,罗纳德·科斯在英国《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论文《企业的性质》。他指出:

“建立企业有利可图的主要原因似乎是,利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通过价格机制‘组织’生产的最明显的成本就是所有发现相对价格的工作,”以及“每一笔交易的谈判和签约的费用”。由于“市场的运行是有成本的,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某个权威(一个‘企业家’)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成本。”

由于交易参与者在信息和知识上的不对称,交易的一方对交易品的相对价格(由功能、种类、质量、成本、竞争、信用等带来的价格)缺乏了解,这种交易要么是不均衡的,要么由于引起寻价行为而带来大量成本。就是说,信息和知识是有成本的。

由于交易参与者都从利己出发,在力争自己利益最优化中产生了讨价还价行为(包括讨论、订立、监督、激励与惩罚契约的全部过程和行为),这种行为或者虽然产生了均衡结果但消耗了大量时间和资源而带来交易成本,或者由于达不成协议而使交易成本最大化。也就是说,利己和竞争是有成本的。

人们努力获得信息和知识,努力讨价还价而付出交易成本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达到交易结果的均衡,这个均衡是每个人为维护自己的利益所追求的。如果人们不在乎是否能达成均衡,也就是他们放弃了自己的利益,也就没有必要努力获取信息和知识,努力讨价还价,也就不会产生交易成本。所以,所谓交易成本,是为达到交易均衡的支出,在这一点上,科斯直接继承了斯密的思想。

但是,交易成本理论又指出斯密悖论的不足。当斯密认为竞争可以达到均衡时,他没有指出这种竞争是有成本的。

科斯认为,寻价和讨价还价是主要的交易成本,当这个成本超过了参与者的承受能力,他们就会寻找替代物,以有效节约这些成本。而“企业的显著特征就是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也就是说,企业是市场竞争机制的替代物。企业之所以能够成为这一替代物,就是因为企业能够有效地降低寻价和讨价还价的成本,在科斯看来,这就是企业的本质。

科斯没有认真的讨论为什么企业能有效降低寻价成本,他把重点放在讨价还价成本的降低上。他指出,由于市场不确定性的存在,市场交易很难用长期契约替代短期契约。但是,“当存在企业时……某一生产要素(或它的所有者)不必与企业内部同他合作的一些生产要素签订一系列的契约……一系列的契约被一个契约替代了。”这个契约就是,“生产要素为获得一定的报酬(它可以是固定的也可以是浮动的)同意在一定限度内服从企业家的指挥。”

科斯指出了这个长期契约的两个基础:一个是 “一定的报酬”,这个报酬既然是可接受的,就必定是在某种条件下均衡的;另一个是“合作”和“服从”,这是通过交换到预期“一定的报酬”后,对个人某些自由权力或者放弃(实施“合作”),或者让渡给了管理者(实施“服从”)。

“服从”也是一种“合作”,是一种权力不对等的“合作”。也就是说,所谓的企业,实际上是通过预先承诺的可接受的均衡的分配建立起来的一种契约式的服从式合作制度。

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在经济活动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分工体系或制度。一种是市场上的分工,这种分工的交易方式是竞争;另一种是企业内的分工,这种分工的交易方式是合作。

交易成本理论建立起一个经济原则:既然通过竞争达到均衡是有成本的,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事先就达成某种均衡,并在此基础上实施合作,就能实现合作对竞争的替代,交易成本就有可能降低,从而提高了效率,并达到效率和公正的统一。(注释5)

7

我们把通过契约形成的合作关系称为“契约式合作”,以区别于泰罗所说的那种自愿的、互谅互让的“利他式合作”。

作为一种契约式合作制度的企业,不仅有效降低了讨价还价的成本,还通过对分工提供支持,降低了寻价成本,并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因此其效率性在某些方面有可能大大高于市场竞争制度。

科斯在谈到企业为什么能降低寻价成本时引用了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教授在《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一书中的观点。奈特教授从分工的角度说明这个问题,他认为,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者生产产品不是为自己的需求,而是为消费者的需求,这就迫使他们必须预测消费需求,而这个任务逐渐集中到那些有专门知识和经验和人那里,这些人就是企业家。

所谓预测消费需求,本质上是预测一种需求可接受的相对价格,如果价格不被接受,这种需求就会被其他有可接受价格的需求替代;其中同时还包含了对完成需求所需资源的价格和配置资源的价格的预测。

这种复杂的组合寻价本领不是一般的个体生产者所能具备的,它或者需要大量严密的调查和计算,或者需要一个天才的或极富经验的头脑在瞬间完成。生产者获得这些本领的成本高到他无法接受,他只能服从于一个具有这种本领的组织或个人的指导。而企业家的寻价本领通过一个服从式合作组织的传导,分摊到许多人身上,就会大大提高这种寻价本领的效率和价值,同时降低了所有参与合作者的寻价成本。

奈特教授关于企业家分工是企业产生原因的思想直接来源于斯密。(注释6)

斯密在《国富论》中一开始就指出企业内分工对提高生产效率的作用。他举制针厂的例子说明,一个熟练工单独干,一天做不出20枚针,而10个工人采取分工合作,每天可制针48000枚,平均每人4800枚,分工的效率至少是单干的240倍。他说:“有了分工,同样数量的劳动者就能完成比过去多的多的工作量”。

斯密还分析了企业内分工能提高效率的原因:“第一,劳动者的技巧因业专而日进;第二,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需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这种损失;第三,许多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的机械的发明,使一个人能够做许多人的工作”。也就是说,分工促进了专业化知识的增长和积累。

但是,斯密没有指出,如果这些人通过市场交易来组织这项工作,分工以及分工所产生的效率是否还能存在。讨价还价的成本足可以淹没那些能成百倍提高效率的细致的分工,是企业内员工之间默契的合作使得这些分工能够井然有序。斯密也没有指出这些企业内的分工是从哪里来的。这些分工不是在市场中自然产生然后原封不动地移植进企业的,它是企业家对进入企业的资源进行重新组合的结果,也是员工服从企业家指挥的结果。

从斯密到奈特的分工理论揭示了企业内分工的三个基本作用:

第一、带来了企业家的寻价知识;

第二,带来了企业家重新组合资源的知识;

第三,促进了专业知识的增长和积累。

而交易成本理论揭示了这些能产生极高效率的分工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是因为有组织内合作的存在,而这些合作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参与合作者都预期自己能得到一份均衡的分配。这个在预期均衡分配基础上的服从企业家指挥的合作,就是科斯所说的“长期契约”。当斯密和奈特把分工和企业联系在一起时,他们事实上隐含了这样一个“长期契约”。

交易成本理论和经过其补充的从斯密到奈特的分工理论揭示了契约式合作的基本作用:

首先,通过建立预期均衡分配基础上的合作,降低了讨价还价(其中包括监督契约执行)的成本,实现契约式合作制度对竞争制度的替代;

其次,契约式合作制度可以对分工提供支持,一方面,通过“服从”,使企业家关于寻价和重新组合资源的信息、知识和能力被“分摊”到每个人身上;另一方面,通过“默契”,促进专业化知识的积累和增长。知识的分摊、积累和增长大大降低了总的寻价成本并大大提高了效率,从而获得对竞争制度的较大优势。

简单地说,契约式合作通过降低讨价还价成本,对知识(企业家的和职工之间的)提供支持并促进知识的增长,成为相对于个体之间竞争具有较大比较优势的制度。这就是企业而不是个体成为市场基本生产单位和交易单位的根本原因。

8

包括企业家作用在内的分工给企业带来的效率是公认的,科斯也不否认这一点。但是,科斯并不认为斯密所说的员工之间的分工是企业产生的原因,他也置疑奈特教授关于企业家寻价本领这一分工是企业产生原因的理由不充分,他说,这些企业家完全可以通过市场出售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为什么他们一定要通过企业来组织生产呢?在他看来,用长期契约代替一系列短期契约可以有效降低讨价还价成本,这一理由同样可以用来说明企业家为什么不通过市场出售自己的“主意”。

科斯用契约论代替分工论成为企业产生的原因,意味着他实际上是从两个不同的层面上看待讨价还价成本和寻价成本这两种交易成本的降低对企业的作用。

用一个长期契约代替一系列短期契约,从而降低了讨价还价成本,这是企业产生的主要原因,这个替代有两种可能的情况:一种是发生在信息和知识大致对称者之间,它仅仅降低了讨价还价的成本,产生的是一种权力对称的合作;一种是既发生在信息和知识大致对称者之间,又发生在信息和知识不对称者之间,它不仅降低了讨价还价的成本,同时还降低了寻价成本,产生的是权力不对称的,也就是服从式的合作。

这一解释和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不谋而合。

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熊彼特提出了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创新理论”(Innovation Theory),他把企业分成两类,即“循环流转式”的企业和“创造性毁灭”的企业,他认为经济发展是由“创造性毁灭”也就是创新式企业推动的。

“循环流转式”企业是指那些按既定模式日复一日进行生产,不拥有企业家创新能力的企业,这些企业的管理者和普通工人没有太大差别。这样的企业实质上就是在信息大致对称者之间用长期契约替代一系列短期契约,降低了讨价还价的成本,建立起权力大致对称的合作,但不具有寻价能力和重新组合资源能力的企业。

“创造性毁灭”的企业是指那些加入了企业家创新职能的企业。

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的创新职能有5个方面,即采用一种新的产品;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控制一种新的供应来源;实现一种新的产业组织。

把熊彼特所说的企业家的5种创新职能和交易成本理论——分工论对企业家作用的描述对比来看,采用一种新的产品,开辟一个新的市场,控制一种新的供应来源,这3个方面都是企业家面对市场的创新,大致可以归入寻价能力;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实现一种新的产业组织,这两方面都是企业家面对企业内部的创新,与重新组合资源的能力有很强的关联性。由于具有了这5项职能或两种能力,企业摆脱了“循环流转式”的简单再生产的状况,大大增加产出,熊彼特认为,这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源。(注释7)

熊彼特关于存在“循环流转”式企业的思想反证了科斯教授关于降低讨价还价成本是企业形成的主要原因的论述。这些不具有企业家创新职能的企业,没有或没有较多降低寻价成本,但仍能存在,至少在理论上可以存在。相应地,这类企业由于没有真正的企业家,其管理者与普通工人的差别不大。

由于“循环流转”式企业仅仅降低了讨价还价成本,比起个体生产者虽然具有一定优势,但比起同时还降低了寻价成本并具有重新组合资源能力的创新式企业具有较大的劣势,因而不可能在市场中长久生存,企业的典型形态必然是服从式合作的创新式企业。或者说,只有服从式合作才能保证使企业成为具有较大优势的创新式企业,也可以说,企业是以管理为标志的合作组织。

泰罗悖论正是针对契约式服从式合作的。在他看来,仅仅订定了服从式合作的长期契约,形成了创新式企业还远远不够,还必须使这种合作是发自内心的、互谅互让的,也就是利他式合作,否则契约式合作的优势只能是理论上的,而不是真正的,实实在在的。

为什么呢?

9

交易成本理论是在制度经济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康芒斯在1934年出版的《制度经济学》一书中把“交易”作为经济的基本概念,认为“交易”的本质不是物的交易,而是所有权的交易。“交易”有3种基本方式,就是“冲突”(竞争)、“依存”(合作)和“秩序”(规则);交易有3种基本类型,就是“买卖的交易”(自由人之间的交易)、“管理的交易”(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交易)和“限额的交易”(可以理解为组织或集体之间的交易),这三种类型的总和称为“制度”。其中,“买卖的交易”是权力大致对称的交易,而“管理的交易”和“限额的交易”是权力不对称的交易。

康芒斯对交易的分类不太容易理解和运用,我们在这里不对其进行过多的分析和评价,而是将其简化为“市场的交易”、“管理的交易”和“社会及政府的交易”,为了方便和集中,在下面的叙述中将基本不涉及“社会及政府的交易”。

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实际上是权力大致对称的市场交易,这种交易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它以分工为起点,分工产生了市场和供需关系,供需关系的竞争决定价格,影响供需的各种要素构成经济体系。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以“价格”为基本概念,以“效用”最大化为基本目标,以“供需关系”为决定价格的基本因素,以各种影响供需关系的要素及其相互作用搭建起来的一个严密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人和企业都被简单化了,都受供需关系决定的价格驱动,影响人和企业行为的其他因素都被忽略不计。

但是,在权力不对称的管理交易中,由于长期契约的限制,服从式的合作占有主导地位,利己的“冲突”(竞争)受到限制,“依存”(合作)和“秩序”(规则)成为交易的主要方式。由于竞争受到限制,价格发生失灵,起不到配置资源的作用,资源由拥有知识因而拥有权力的一方进行配置,因而决定价格的供需关系也被扭曲。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整套体系无法运用到这类交易中,这正是管理学没有建立在经济学(实际上应称为市场经济学)而是建立在行为科学基础上的根本原因。

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虽然指出了主流经济学对分析权力不对称的管理交易的无力,也为分析管理交易提供了一个粗略的框架,但仍然没有建立起一个坚实的基础。这是因为他设置为基本概念的“交易”无法被用做分析工具而仍然是一个分析对象。制度经济学必须找到一个和“价格”相当并相通的基本概念,并在其上建立起一个针对权力不对称的交易的分析体系,交易成本概念的出现解决了这个问题。

建立在交易成本理论基础上的制度经济学通常被称为“新制度经济学”。

我们对比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这两个体系的概念“树”就会发现,交易成本与价格处于同一层面的最基础的概念层。交易成本也是成本,而成本与价格是可以相通互换的概念。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供需关系决定价格,而在新制度经济学中,交易方式决定交易成本;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以效用最大化为目标,而在新制度经济学中,以交易成本最小化为目标,而交易成本最小化必然导致效用最优化。

在权力对称的市场交易中,某些交易成本比较高,为了降低这些交易成本,建立了受长期契约制约的服从式的合作。所谓服从,就是秩序;所谓合作,就是依存。也就是说,企业是用秩序和依存的交易方式代替了冲突的交易方式,或者用我们常用的概念,是用服从和合作的交易方式替代了竞争的交易方式,这样就形成了管理的交易。而这个替代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在一般情况下,服从与合作的交易方式比竞争的交易方式交易成本低。

但是,服从和合作的交易方式仍然存在交易成本。这些交易成本有两个来源:一是人们出于自私的本能自然采取的“机会主义”态度;二是长期契约的不严密、不确定性导致秩序或服从关系的“紊乱”,“诱致”“机会主义”的产生。这些“机会主义”产生了破坏契约式合作的风险,使企业名存实亡,产生不了应有的效率和效益。其中既包括拥有较大权力的一方滥用权力和“寻租”(即利用权力获利),也包括权力较小的一方的“偷懒”。

如何降低契约式合作或管理交易的交易成本就成了企业的核心问题,也是企业家或管理者在具备寻价能力、配置资源能力后,必须具备的另一个能力,我们把它简单地称为“合作能力”,它对于前两个能力能否实现具有决定意义。

10

    怎样降低管理交易的交易成本呢?根据这些成本产生的来源,有两条基本途径:一是完善“秩序”或长期契约,减少机会主义产生的诱因;二是像泰罗所说,建立利他式合作机制,使人们自愿地、互谅互让地、诚心诚意地合作和服从,消除因利己之心产生的机会主义。

企业的长期契约或“秩序”应该是一个对资本投入者、知识投入者和劳动投入者这三方的权力、责任和行为的约定和规范,其中包括完善企业的产权结构、治理机制和激励机制,以及必要的规章制度,建立防范和控制“机会主义”的制度机制。但是由于以下原因,它很不完善也不可能达到真正的完善。

首先,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市场、较长的时间跨度及其本身的复杂性,任何长期契约都不可能是真正完善的。或者说,完善的长期契约需要支付高昂的交易成本,不但是得不偿失的,而且根本就是做不到的。

第二,长期契约规范三种要素所有者相互关系,受到企业所处社会价值观及在此基础上制定的法律的影响和约束,并随着价值观和法律的变化而变化。这种规范可能是现实的,但却不一定使三者的关系真正符合公正与效率统一的原则。

第三,规范三种要素所有者相互关系及利益存在重大的技术困难,测量、计算、确定、监督三者的权力、责任、贡献和回报还存在许多知识、程序、制度上的障碍,并且还会随着市场和法律的变化而变化。特别是对拥有较大权力的知识投入者(企业家或管理者)的评估及在此基础上的约定是依据以往的业绩做出的预期,必然含有较大的风险。

第四,拥有较大权力的一方也拥有制定“秩序”的权力,他们总是会利用权力制定更有利于自己的“秩序”,而且还常常突破这些“秩序”获取更大的好处。

第五,拥有较小权力的一方常因感觉到自己并没有受到公正对待或怀有自利之心,采取暗地或公开的抵制或讨价还价行为。

由于这些原因,企业的“秩序”一方面有大量需要完善的余地,另一方面它永远不会完善,这就在企业内部形成了一个三方市场,并处于永无休止的讨价还价之中。这些讨价还价和“机会主义”行为大大增加了企业内部的交易成本,从而降低了企业的竞争力,甚至使企业走向失败。

毫无疑问,企业的“秩序”需要不断完善,以不断减少制度本身对机会主义行为的诱导。问题在于,怎样降低这个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呢?

根据交易成本理论揭示的经济原则,降低讨价还价成本的最好办法是在均衡基础上的合作。如果作为要素投入者的三方都能采取尊重、关照他人利益和需求的态度并在此基础上实施合作,不但完善和监督“秩序”的交易成本会大大降低,而且由自私之心而产生的机会主义也会大大减少,企业由此可以达到交易成本最小化。由“善意”而产生的“信任”可以最小化交易成本,这正是泰罗所说的“心理革命”,也就是利他式合作的真正涵义。

由于需要降低市场讨价还价的成本,通过长期契约形成了企业。由于长期契约的不完善和人们的自利之心,企业内部仍然存在大量交易成本,使这些交易成本最小化的最佳途径是实施利他式合作。

然而,这种利他式合作的作用还不仅限于此。

我们曾经指出,仅仅降低了讨价还价成本的长期契约还不能使企业获得真正的优势,企业还必须具有交易成本理论——分工论所揭示的三个能力,即降低寻价成本的能力、重新组合资源的能力和增长专业知识的能力,才能获得真正的优势。那么,泰罗所说的合作与这些能力是什么关系呢?

让我们先从斯密所说的员工之间的分工说起。

斯密认为分工产生效率源于专业知识的增长和积累,如果员工之间的分工合作是非默契的、充满争议的,那么专业知识的增长和积累即使有,也是很少和很慢的。也就是说,利他式合作可以促进分工合作更为默契,从而促进专业知识更多更快地增长和积累,进而大大增加企业的效率。

同样,对于企业家重新组合资源的能力,如果员工采取积极的、建设性的服从与合作,那么这种能力就会更顺畅地转化为生产力,而且在这个转化中不可避免的一些偏差和扰乱可以更容易地得到纠正和克服,从而大大降低转化中的交易成本,进而大大增加企业的效率。

至于企业家的寻价能力,本质上就是一种利他式合作。

正像奈特教授所说,在分工的社会中,生产者是为他人的需求而进行生产的。那些所谓具有企业家素质的人,他们的首要作用就是预测和发现他人的需求,其中包括他人对价格、功能、品质等等的种种要求,然后把这些化为生产行为去满足需求。企业家能不能获利,全在于他满足他人需求这种寻价行为完成的好坏。所以,从本质上说,企业家的寻价能力就是一种利他式合作的能力,企业家这个职业就是为利他式合作而产生的分工。

11

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利他式合作或泰罗悖论的基本作用:

1、可以减少企业内外交易各方因利己之心而产生的机会主义,降低由此而产生的交易成本;

2、可以使企业家的寻价能力得到充分发挥,从而为企业确立正确的方向并减少企业在市场交易中的交易成本;

3、可以降低企业家重新组合资源能力转化为生产力过程中的交易成本;

4、可以降低员工分工合作中的交易成本,促进专业知识的增长和积累。

5、可以降低企业“秩序”完善过程的交易成本,并由此更有利于减少制度诱致的机会主义;

一句话,利他式合作可以使企业内外交易成本最小化,因而是企业最佳交易方式。

其中第1条就是降低心理行为的交易成本;第23条是降低熊彼特所说创新能力的交易成本;第4条是降低斯密所说分工及专业知识获得的交易成本;第5条是降低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的交易成本。这样,通过交易成本理论,建立了一个多向沟通的桥梁,把古典经济学、知识——创新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以及行为科学联系起来,共同为管理理论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科斯清楚地意识到交易成本理论的桥梁作用,他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指出:

“本文的目的就是要在经济理论的一个鸿沟上架起一座桥梁,这个鸿沟出现在这样两个假设之间:一个假设(为了某些目的做出的)是,资源的配置由价格机制决定;另一个假设(为了其他一些目的做出的)是,资源的配置依赖于作为协调者的企业家。”

科斯没有意识到的是,他不但很好地架设了这个桥梁,而且为管理理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正是由于交易成本理论,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由泰罗开始的行为科学家们对企业和经济的真实价值,才能了解所谓企业战略的基础在哪里,所谓企业制度的基础在哪里,以及所有这些关于企业的理论的相互关系是什么。

在涉及企业的各种交易关系上,到底是采取利己的竞争还是利他的合作才能使企业获得更大的价值,也使企业的合作各方都获得更大价值,这是企业的基本价值观,它也常常被很含混地称为企业文化或管理哲学。

由于企业是契约式服从式的合作制度,利己的竞争会带来制度崩解;又由于这个制度仍然存在大量交易成本,为降低这些交易成本以获得更高的效率和更大的效益,企业采取利他式合作才能达到最佳,并因而将其定位为企业的基本价值观。这个道理虽然是用泰罗悖论的方式表述出来,却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并且是在斯密悖论的基础上推导出来的。这正是企业普遍采信这个价值观的原因。

正因为如此,泰罗悖论所表达的这个企业基本价值观不能被定义为企业文化,而应像斯密悖论一样被定义为一种哲学。

文化是一种现实存在,它可能因地域不同而不同,因时代变化而变化;而哲学建立在坚实的逻辑基础上,它是唯一的,不可更改的,不会因地域不同而不同,因时代变化而变化。泰罗悖论的基本内容建立在以交易成本理论为桥梁的全部经济学基础之上,它不会因东方或西方,20世纪或21世纪而有所变化。

泰罗悖论就是管理哲学,由于它可以导致交易成本最小化,因而是企业的最佳交易方式,并成为一切管理的基础。

泰罗悖论或管理哲学事实上回答了经济学的一个难题,这就是效率和公正的关系。

主流经济学依据斯密悖论认为,效率和公正不可兼得,解决的办法就是效率优先,效率可以带来公正。交易成本理论认为,主流经济学的这一定理是有条件的,而泰罗悖论进一步指出,公正也可以导致效率,在一定条件下,公正优先可以带来更高的效率。

经济学只有包纳了这个以交易成本理论为基础,以泰罗悖论为核心的关于公正导致效率的框架,它才真正可以被称为是科学的和完整的。

12

在这个证明中,我们忽略了一些问题,还有一些扩展性研究摆在我们面前,只有所有这些研究都合乎逻辑地清晰后,管理哲学才真正能够成为一切管理的基础,管理学的整合才能真正起步。

首先,交易成本问题是不是企业产生的起始的和唯一的原因?

交易成本理论隐含了这样一个判断:市场是先于企业存在的。由于市场交易存在交易成本,交易成本达到一个边际值时,企业才会产生。而企业的本质是一种契约式合作组织。

但是,人类史的资料证明,契约式合作组织并不产生于市场交易。早在狩猎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已经懂得血缘亲属之间共享猎获物和默契的合作可以获得相对于猛兽的竞争优势。预期可以共享猎获物就是一种事实契约。这种契约式合作的“准企业”的产生事实上早于市场交易的产生。

利用合作以获得竞争优势,这是动物界的普遍现象,也是人类从动物界继承下来的一种本能。至于合作为什么可以产生竞争优势,经济理论勉强可以举出两个理由,一个是规模优势,另一个是合作可以产生分工并带来分工优势。在人类史上,分工是先产生于合作组织内部,然后才扩展到社会并形成市场。规模优势和分工优势,也许还有其他一些理由,共同构成我们称之为的“合作优势”。(注释8)

显然,企业产生的第一个理由是这种“合作优势”的存在。

企业的本质是以生产为目标的契约式合作组织。这个“生产目标”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发生了巨大变化。

最早的“企业”,它的生产目标是满足内部需求,这种“企业”为获得经济性而在内部产生了分工,可以说,合作是分工产生的基础。

随着分工的外化,产生了交易和市场,“企业”的生产目标也逐渐转向以满足外部需求为主。随着交易中竞争的加剧,企业逐渐开始追求效益最优化,否则,它就可能在竞争中失败。满足外部需求和追求效益最优化产生了对外部资本、外部劳动力和对拥有寻价能力和配置资源能力的企业家的需求。而有了外部资本、外部劳动力和企业家的企业,才是真正现代意义的企业。(注释9)

但是,企业生产目标的变化以及外部资本和企业家的加入并没有改变企业是契约式合作组织这一本质,企业的基础仍然是合作,企业生产性的来源也仍然是合作,而合作的基础也仍然是对均衡分配的长期预期。

显然,首先是合作降低了讨价还价的成本,产生了分工、交易、市场和竞争,然后才是为降低讨价成本而实施合作,这两个方面看起来似乎没有区别,但它们在历史上发生作用的序列是不同的。

因此,我们可以把降低交易成本列入“合作优势”之中,也就是说,“合作优势”至少可以包括规模优势,分工优势和低交易成本优势这三项,它们共同构成企业产生的原因。这样,交易成本研究也就自然成为合作研究的基础之一。

什么是企业?如果我们给企业下个定义,那么它可能至少包括四个要素:第一,它是合作组织,合作是它的基础;第二,她是经济组织,以获得经济利益为目标;第三,它是合理分配的组织,它形成的前提是预期均衡的分配;第四,它是有领导有管理的组织。就是说,企业是以合作为基础,以获得经济利益为目标,以预期均衡分配为条件,由企业家管理的组织。其中前两条是一切企业的必要条件,后两条是现代企业的必要条件。

人类在伊甸园时期是只有合作没有竞争的。当人类的祖先走出非洲的时候,他们面对的是丰裕的资源,他们只需要为获得资源建立合作优势,而没有必要进行竞争。人类之间的竞争是人类自身生产过剩造成资源相对稀缺的结果。

但是,即使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人类也从来没有经历过以单个人为单位进行竞争的时代,人类的竞争从来都是以合作为基础的,不论这个合作是基于血缘的、经济的、宗教的、社团的、国家的或其他什么。

问题在于,既然合作与竞争一样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基本形态,为什么以描述经济活动为己任并且号称在人文学科中最接近科学的经济学却不研究合作,是经济学太“科学”化以至失去了从经济现实中吸取养分并进行思辨的能力呢,还是它太意识形态化,根本就闭眼不看现实呢?

到目前为止,新制度经济学家对合作的研究还比较简单,没有深入探讨合作优势及其来源,没有将合作优势引入企业本质的研究,也没有分别契约式合作与利他式合作的不同。管理哲学是关于合作的哲学,对合作的深入的经济学研究必将扩展企业存在的原因,并为管理学提供更扎实的基础。

13

其次,企业产权关系的本质是什么?

我们曾经指出,企业以预期均衡分配为条件,契约式合作的基础是均衡,利他式合作的基础也是均衡。所谓均衡,指的是参与合作的各方得到的回报与他们的贡献和其他人相比较是对称的、平衡的。

这里所说的贡献,既包括有形资产的投入,也包括无形资产的投入,既包括原始投入,也包括后续投入。这个贡献被制度经济学定义为“产权”。

显然,只有清晰界定产权或贡献,才能清晰界定回报,才能达到真正的均衡,也才有可能使合作的交易成本降到最低。这正是科斯教授在《社会成本》一文和以后发展成为“科斯定理”中所要表达的思想。

问题在于怎样界定产权。

企业是一些人(资本和劳力所有者)在市场选择的基础上把自己的一部分资产拿出来供另一些人(知识所有者)决策和使用,以获得预期收益并在此基础上合作的组织。这些人之所以出让自己资产的决策权和使用权,是因为他们没有更好的决策和使用自己资产的能力。因此,只有拥有这种能力的知识资产所有者才具有支配性的地位。

早期的企业,资本所有者和知识所有者合一,资本的作用掩盖了知识的作用,所谓的业主自营式企业并不是理论的典型企业,只有三要素作用各自显现的企业才是典型企业,这就是所谓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的股份制企业。以古典企业为典型的研究必然扭曲企业的产权关系,这一扭曲形成了社会的习惯看法,这一看法认为,向企业投入金融资本(其中一部分转化为物质资本)的人是企业产权的所有者,向企业投入知识和劳力的人被资本所雇佣。现有的法律和社会规则都是建立在这一习惯认识的基础之上。

当我们把企业的价值等同于企业的物质和金融资产价值时,也就是说,当我们把称为“企业”的这个东西仅仅看成是一堆钱和物时,也许这个认识是说得过去的。但是,企业买卖市场并不这样认识“企业”。如果我们承认市场定价机制正确表达了企业的价值与价格,我们就必须正视这个问题。

市场对企业的定价因素至少包括了三个方面:包括土地在内的企业资产现值,企业的赢利能力和市场供需关系带来的竞价。其中赢利能力主要决定企业价值,供需关系则决定企业价值基础上的价格波动。

市场对企业价值的这一认定与交易成本理论及经其修正的分工理论以及知识——创新理论是一致的。因为正像我们前面所指出的,企业的赢利能力主要由以下3个因素组成:

1、企业的寻价能力;

2、企业配置资源的能力。其中包括将金融资产转变为专用和通用固定资产及流动资产并发挥它们效用的能力;将劳动进行分工组合,安排生产程序,将通用劳动转变为有专用知识的劳动并发挥其效能的能力;

3、企业的合作能力。其中包括均衡回报能力、通过默契合作增加专业知识的能力和建立利他式合作,发挥合作优势、降低合作成本的能力。

毫无疑问,决定企业市场价值或企业竞争力的这些赢利能力并不主要来源于资本投资者,而来源于知识或人力资本投资者,特别是高级人力资本投资者。(注释10)

当风险资本向一家初创企业出价时,企业家出卖了一部分赢利能力,也保留了一部分,并最终体现在股权分割上。对于出卖了的那部分赢利能力,企业家从所有者转换为代理者,投资者通过购买到这部分赢利能力而成为所有者;对于保留的那部分赢利能力,企业家仍然是所有者,这样就形成了企业家所有者和代理者的双重身份。

企业家很可能有激励利用其掌握的权力,机会主义地低价或无偿“回购”已出售的那部分赢利能力及其回报,投资者需要做的并不是干预企业的赢利能力,而是看好自己已经购得的那部分赢利能力,使其不贬值而且增值。

如果我们把初创企业买卖市场看成是期货市场的话,那么证券市场就是企业买卖的现货市场。在这里,企业的赢利能力是历史形成的,现职管理者对这种能力可能仅仅是一个“循环流转式”的监管者,也可能既是历史形成的赢利能力的监管者,又是增添了新的赢利能力的创新者,而现实情况是,他们受到了大致相同的对待。显然,这里的情况要复杂的多。

在这里,我们不准备详细讨论企业的产权问题,但我们从市场定价角度提出的这个问题已经很明显的指出了企业产权问题的本质,这就是人力资本定价问题。很可惜,在这个问题上,无论是人力资本理论还是新制度经济学都不能提供满意的答案。

如果说,建立在资本和劳动两要素基础上的传统经济学混淆了资本和企业家人力资本作用的话,那么,人力资本经济学也混淆了一般劳动或一般人力资本与企业家高级人力资本(也许可以直接称为“企业家资本”)的作用。必需在理论上明确区分资本、一般人力资本和企业家知识资本,建立三要素经济学,明确企业家资本在经济活动中的主导地位并探索其定价规则,经济学才能符合经济活动的本来面貌。

同样,新制度经济学家对企业产权问题给出的关于“队生产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资产专用性及其及风险”、“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等解释,都忽视了企业家作用和人力资本产权在企业中的核心地位,也忽视了股份公司的合理性,不是利用交易成本理论的向前探索,而是利用这一理论为旧秩序辩护,让人想起新古典经济学家无视企业存在时的情形。(注释11)

显然,市场定价机制和交易成本——分工论隐含的对企业产权的认识与习惯的和现行法律的认识有较大的差距并对其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

企业的产权问题正面临重大的理论突破,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企业的均衡问题就找不到一条合理的道路,企业就无法建立一个交易成本更低的合作机制。

14

第三,管理哲学的激励问题。

管理哲学或利他式合作即便在理论上可以被证明是交易成本最小的交易方式,但它是可行的吗?或者说它是激励成本最小的行为动机吗?

我们已经习惯于将利己和竞争看成是一个自激励系统,就是说,利己是人的本能,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人们会自动产生竞争行为,不需要激励成本。但是,这种看法无法解释为什么只有极少数人在社会中是单打独斗的,我们绝大多数人都自愿放弃一些权力和利益,依附一些团体,实施合作与服从。正像风险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指出的,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充分预期到单独面对市场和社会时所遇到的巨大的风险、不确定性和成本,我们预期到的巨大的交易成本成为我们实施合作与服从,也就是契约式合作的行为动机。

也就是说,出于利己本能,竞争、合作和某种程度的利他,都是我们适应环境的一个选项,我们主要选择何种“适应性”,全在于环境激励我们预期何种行为成本更小。

更何况,利己未必是人类行为的唯一动机,在血缘亲属中,人们也观察到了利他本能,在一些宗教团体中,利他动机也是普遍存在的。这说明,在一些特殊的关系组合(如血缘,一致的目标等等)中,利他动机是存在的,对合作的激励更直接更有效。

按照这样的逻辑,如果我们进入一个契约式合作的组织,这个组织的制度安排能够满足以下三方面要求,那么管理哲学就会受到很强的激励:

1、预期其产权与回报是均衡的;

2、预期不采取利他式合作将会面临巨大风险和成本,而采取利他式合作则会得到各种物质和非物质的好处;

3、受到某种类似血缘和宗教文化的熏染和激励。

企业如何建立这样一种制度安排,是管理哲学研究的一个重点。遗憾的是,无论制度经济学还是管理学,对这方面的研究还远谈不上深入。(注释12)

15

管理哲学是关于合作的哲学,它是企业一切活动的价值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利用交易成本——分工——创新理论可以搭建起一个管理学框架。

保罗·萨缪尔森和威廉·诺德豪斯在《经济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经济的基本问题是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如何分配。经济学的结论是,这一切都要由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去决定,作为经济活动的监管者,政府的主要职能是保证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同时在必要时进行适度干预。经济学的这一结论建立在一个明显的事实之上,即:没有任何个人或组织能够预见并有计划地安排一个庞大经济体的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如何分配的全部问题和变化,社会生产只能用纠错法在不断的学习中前进。

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企业不是这样运行的。

企业作为经济活动的一部分,它的基本问题仍然是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如何分配(注释13)。企业不同于市场之处在于,它是一个合作组织,因此它会增加一个基本问题,这就是如何合作;企业不同于市场之处还在于,它在形成之初就假定有一个权威知道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如何分配和如何合作,参与者愿意放弃一部分自己的权力接受他或他们的指导,这就会增加另一个基本问题,即如何选择和制约这个权威,以使风险最小化。

企业的基本特征就是,一个权威指导下的合作机制这只“看得见的手”(钱德勒语)代替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尽管企业与外部市场紧密相连,尽管企业中仍然存在一个事实上的三方市场,仍然有大量的竞争和讨价还价的存在,但它改变不了企业与市场本质的不同,企图把企业等同于市场的努力,忽视了企业现实和企业的复杂性。

企业的基本特征也决定了管理学与经济学的不同。如果说主流经济学是研究在竞争机制基础上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如何分配的,那么管理学就是研究在合作机制基础上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如何分配(其中也包括如何制衡权力)的。

生产什么,也就是企业的寻价能力,奈特教授、波特教授和德鲁克先生都认为,这是企业的首要问题。它可以恰当地用管理学的语言定义为“企业战略”,其中包括了管理学中的管理经济学、营销管理、战略管理、供应链管理等等。

根据交易成本理论——分工理论——创新理论,企业只有在均衡基础上千方百计提供顾客满意的价值(包括价格、功能、品种、质量、信用等等),才能获得并持久的与顾客进行交易,这是企业资本、知识和劳力三方投入者获得自己希望得到的利益的唯一来源。

企业的这一“生产什么”的寻价过程,实际上是确定和调整与顾客、供应商、竞争者相互关系的过程。它首先要尽可能降低与顾客之间的交易成本,同时要顾及供应商和其他市场合作者,考虑怎样使合作者更愿意共同参与这一价值实现;也要顾及竞争者,考虑怎样比竞争者更好地实现价值并防止价值实现过程被阻碍和破坏。

所以,所谓企业战略,本质上就是如何运用管理哲学这一最佳交易方式,使企业与顾客、合作者、竞争者之间交易成本最小化的一整套方式和方法。

如何分配,如何合作,如何选择和制约权威,也就是合作能力,它应该被定义为“企业制度”,其中包括了关于产权、治理、激励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行为科学、组织学、决策学、人力资本及企业文化等等的相关研究。

企业是资本、知识、劳力三种要素投入者在均衡基础上对各方利益、权力、责任、行为实施承诺、监督和激励的契约式合作组织。它的内部交易成本低,就不但可以节约大量的管理费用,而且由于把精力转向提高效率和效益上而获得更大的可分配的利益。

所以,所谓企业制度,本质上就是如何运用管理哲学这一最佳交易方式,使资本、知识、劳功三种要素投入者之间交易成本最小化的一整套方式和方法。

如何生产,也就是企业配置资源能力,其中主要包括企业的财务控制及企业结构、生产程序的设计与控制,也许我们可以将其统称为企业控制。

企业控制中的首要问题是企业结构。每个产业都有自己独特的产业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企业价值链的构成方式,也就是企业的结构。连续大量通过流程要求稳定同质大量资源,这就对纵向一体化有较高要求;多样化小批量生产对一体化要求低,但波动大,不确定性高,出于风险考虑,要求一定的多元化结构。

行业的交易方式也影响企业价值链的构成方式。上、下游议价能力强,企业倾向于一体化,反之,则更注重灵活性。(注释14

程序控制也是企业控制中的重要问题。班组生产、流水线生产、U型生产线、全面质量管理、扁平化、企业重构、ERP等等,其核心问题都是程序控制问题。

结构和程序决定了企业资源的配置方式,而财务控制则是企业为实现战略、制度、控制目标的财务平衡能力。

财务、结构和程序控制仍然是以交易成本最小化,或如钱德勒教授所说的“通过能力”为其基本目标的。

总的说,管理学的专项研究已经非常深入,而管理学的系统性、整合性研究还比较差。管理学的基础研究必须解决三个基本问题:管理的分类、管理的哲学基础和管理的目标。

基于以上研究我们可以说,所谓管理学,主要由战略、制度和控制这三大部分组成,其基础是管理哲学,其基本目标是实现内外交易成本的最小化,因为,一个企业,在它的内外交易成本都最小化时,就是它的利润最优化之日,而且,只有在交易成本最小化基础上的利润最优化才是真实、现实和合乎道德合乎逻辑的利润最大化。

结语

以上我们从重新解释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这个被许多人曲解了的思想开始,我们引用斯密在两部著作中两次使用“看不见的手”的原文,指出斯密所强调的,是竞争在分配阶段对达成公正结果的均衡作用,他是从能否达成公正结果这一点上赋予竞争以合理性的,这和某些经济学家片面强调竞争在生产阶段的激励作用有本质的不同。

然后我们提出问题:既然竞争有激励和均衡两种作用,能够达成效率和公正,为什么市场的参与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是以最小单位即单个人来参与竞争,相反,却组成了企业这种合作组织来参与竞争,而且,随着人们知识和经验的积累,这种合作组织的规模越来越大?

我们引入了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指出竞争是有成本的,当这个成本达到一定的边际值时,人们就会在一定范围内用一个预期能得到均衡分配的长期契约为基础的合作来代替竞争,也就是说,合作是通过事先承诺的公正有效降低竞争带来的成本而带来效率的,因此,合作同样可以带来效率和公正的统一。

我们接着引入了斯密——奈特的分工理论和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指出企业合作有两种,即知识和信息大致对称和不对称的合作,后一种就是有企业家能力参与其中的合作。同时指出,所谓企业家的能力,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寻价能力、配置资源能力和合作能力。然后我们又分别了两种合作的两种不同形态,即一般契约式合作和利他式合作。

接着,我们又引入康芒斯的交易类型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关于“道德陷阱”和“机会主义”的有关思想,证明企业的合作机制是一种管理的交易,其内部仍然存在交易成本,而使这些交易成本最小化的最佳交易方式就是泰罗提出的利他式合作,因此泰罗的思想应该成为“管理哲学”,也就是有管理的合作的价值基础。

最后,我们指出包括新制度经济学在内的经济学对合作、产权以及合作激励研究的不足,提出其研究方向,并在“管理哲学”和企业家三个能力分析的基础上搭建管理学整合的基本框架。

合作正日益成为现今时代的显著特征。最广为人知的事例就是欧盟的成功。欧洲经历了三千年的纷争与战乱,欧洲人终于认识到,这种“利己的竞争”带来的是“巨额的交易成本”,他们必须开辟一个利益均衡基础上合作的新时代,来替代几千年利己的竞争。为了使这个合作巩固和发展,一些国家,特别是大国,必须放弃一部分自己的利益,实行某种程度的“利他”。随着欧盟的扩大,合作日益复杂,其内部的交易成本在不断升高,这些交易成本有可能损害“均衡”,进而破坏合作的基础。法国人和荷兰人否决欧盟宪法就是一个警告。欧盟正面临建立新的均衡基础的讨价还价之中,他们需要认真研究合作的各个方面。

无论是在外部世界还是美国人自己眼中,美国都被看成是一个建立在牛仔式单打独斗的个人英雄主义文化上的国家,这里充斥着竞争而不懂合作。但是,二十世纪初以来,这种状况正在发生变化,在我们正在写作的《从福特到盖茨》一书上,我们将揭示合作文化是怎样在美国企业中逐渐成长,这种合作文化必将逐渐影响美国社会和美国的国际交住。

企业是研究合作问题的一个恰当的切入点。企业的目标单一,既不是失去退出自由的强约束组织,也不是协商决策的弱约束组织,特别是,它可以很容易地使用经济学的方法进行研究,从而使这种研究获得超越一般人文科学的严密性和系统性,而这正是我们的目标。

合作与竞争,这是人类的一个永恒话题。人类为了生存、安全和繁衍,既需要竞争,也需要合作。“合作”和“竞争”一样都是人类本性,人性的这两个方面本来是一体的,但人类的意识形态却把它们割裂开来,对立起来。

自人类文明诞生起,“利他”与“合作”就被看成是“善”的本源,用以遏制人类贪欲和争斗的“恶”。几乎所有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宗教都站在“善”的一边,揭露、批判、遏制贪欲和争斗之“恶”,他们都认为,“善”与“恶”是对立的两极,无法相通相融,唯有抑恶扬善,才能达到人类福利的最优化。但是,他们的成效甚微。人类史的大部分就是一部口蜜腹剑的历史,对“善”的向往掩盖不住人们的恶行累累。

近、现代的许多思想家却宣扬另外一套价值标准,他们赋予“恶”以合理性,并且否定了“善”的价值。在他们看来,人性本“恶”,人类贪欲和争斗之恶的本能是从动物界直接继承下来的。人类的行为模式和动物没有本质的区别,他们生存的目的就是尽可能大的增加自己的“适应性”,以使自我“福利”最大化。由于资源稀缺,他们只能展开残酷的竞争,竞争的结果是“弱肉强食”和“适者生存”,上帝的作用就是眷顾强者,这就是“物竞天择”。

以斯密为代表的思想家力图调和这两种倾向。在斯密看来,“恶”与“善”都具有合理性。贪欲和争斗之“恶”不但能带来效率,还能带来均衡,因此“恶”与“善”是相通的,“恶”能制“恶”,从“恶”出发就能达到“善”。斯密是从能够达到“善”的结果这一点上赋予“恶”以合理性,并且为社会建立了一套新的“价值安排”,在它之上,人们建立起一整套经济和社会的“制度安排”,这就是自由资本主义。于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在学校里学习这个被称为“看不见的手”的思想。

但是,以斯密为代表的这个价值体系没有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善”难道仅仅是一个道德约束吗?“善”是否也有巨大的经济意义?“善”是否也可以带来效率和均衡,从“善”出发是否可以满足人们合理的欲望?

首先赋予“善”以经济价值的是现代管理的奠基人F·W·泰罗,而首先以这种基本价值观为指导获得巨大商业成功的是亨利·福特。 泰罗揭示的这个企业获得成功的基本价值观,我们称为“管理哲学”。

像斯密一样,泰罗承认“恶”的现实合理性,他沿着斯密开辟的道路从经济的角度考察“善”,他认为“善”也能带来效率和均衡,他也认为“善”与“恶”是相通的,从“善”出发就能满足人们的合理之“恶”。

在交易成本理论的基础上,我们利用得到公认的经济学思想素材,可以在斯密思想上合乎逻辑地搭建起泰罗思想的合理性框架,并为管理学的整合和管理学与经济学的整合提供基础。

显然,泰罗和斯密这两种思想的融合才体现了人性的本来面貌。而且,如果泰罗的思想能够成立,它就标志了人类思想史的又一重大进展。

泰罗和斯密的思想都是用直线式思维的数理逻辑无法证明的悖论。这说明,事物的存在和发展既可能是直线型的,也可能是曲线型相辅相成的,还可能是悖论式相反相成的。在数理逻辑已成为经济学主流的今天,我们不能忘记哲学经济学,不能忘记思辨经济学,因为数理逻辑不能产生思想和假说,而思想和假说才是经济学的生命所在。

注释1

福持和沃尔顿的低价策略已为人所熟知。盖茨现在虽因其垄断地位维持高价而引起争议,但他却是因提供了当时IBM所能得到的最低价而起的家,而苹果公司虽然拥有更优秀的操作系统却因索取高于盖茨7倍多的价格而永远失去了历史机遇。梅里尔是美林公司的创始人,他在20世纪20年代初就认识到,股票可以成为大众商品,并且可以运用连锁超市那样的低价策略进行销售,为此他创造了整套现代经纪公司策略,并迫使华尔街跟从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梅里尔用一己之力改造了整个华尔街,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金融家。

注释2

对于福特为何大幅提高工资(其实还有福利),研究者大多认为,由于福特发明了流水生产线,劳动强度大大提高,并且工作枯燥,因而工人的流动性很高,进而提高了培训工人的总成本,并且由于熟练工的不断流失而降低了生产效率。福特提高工资后,这些问题确实得到了解决。从经济学的角度说,这样的理解仍然是市场竞价行为。

但是,并没有人精确计算过劳动强度和枯燥度的提高与工资和福利的提高是否是均衡的。从人力资本理论的角度看,福特大幅提高工资或许包含着另一层作用。

主流经济学把劳动和资本同质化,认为它们都受收益递减规律制约。但是,如果我们把劳动看成是人力资本,那么人力资本与资本有本质的不同:资本没有学习性、创造性,也没有弹性,而人力资本既有学习性、创造性,又有弹性。正因为这样,资本无法被激励,必然是收益递减的;而人力资本可以被教育、被激励,从而激发其弹性和创造性,因而产生收益递增。

当企业家付给人力资本以超出市场定价的薪酬时,其隐含的意义是:接受这个薪酬的人力资本被认定是可以被激励的,超出部分就是一种激励,受到激励的人力资本应该能产生等于或高于这个激励的价值。对于人力资本来说,激励是对其超额贡献的“保险”。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家承担了不确定性,人力资本创造的超额价值在扣减“保险”后的剩余应该成为企业家创造的利润。

在前一种相当于对提高劳动强度的赔付中,并没有产生利润。而在后一种相当于对创造性的保险中,利润产生了。事实上,福特提高工资后,不但减少了流动性,而且大大提高了利润,显然,福特的举措包括了这两种作用,而其本质是不同的。

更一般地说,凡是把资本和人力资本看成是同质物的企业家,都无法获得人力资本创造超额价值所带来的利润。而伟大企业家与一般企业家和经济学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看到了这个不同,并致力于使人力资本收益递增。

    正因为这样,尽管从个人角度说,福特有许多缺点,充满争议;但从历史的角度看,福特不但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企业家,也是人类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福特及跟从他的企业家通过不断降低产品价格创造了广大的消费者群体;福特及跟从他的企业家通过大幅提高工资,创造了一个中产阶级;福特和跟从他的企业家还通过降低价格提高工资大幅提高了利润,这些利润最终都回报了社会。低价格、高工资和高利润的结合,使下层人民通过市场享受到了在过去时代只有贵族才能享有的生活水平,而且他们生活状态改变的速度超乎他们的想象。正是这个最广大的群体被激发出来的前所未有的购买力、积极性和创造力带动了经济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人民群众抛弃了他们曾寄予厚望的革命、计划经济和各种许诺给他们带来好处的专制制度,成了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支撑力量,从而彻底改变了历史发展的模式、进程和速度。

在福特之前,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早就存在了,但它们和广大人民群众没有关系,因而是可逆转的;而在福特之后,它们与公众的利益密切相关,真正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在福特之前,包括美国早期,曾有许多大国崛起,但它们都以武力掠夺资源为特征;在福特之后,美国在20世纪的崛起,靠的是企业家精神带来的自我扩展及其对世界的强大吸引力。

    二十世纪不是科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或经济学家的世纪,尽管他们都声名显赫。以福特为代表的企业家创造了二十世纪的历史,也创造了现代社会。正是他们,促成了人类历史的根本性转折。

注释3

在企业的利润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重要经济问题上,只有极少数经济学家持合乎逻辑,符合实际的突破性观点,他们中两个最著名的就是熊彼特教授和奈特教授。这两位堪称思想家的经济学家的共同点是,他们都认为企业家对企业有决定性作用,企业的利润主要来源于企业家的活动。但他们从不同的角度阐述这个问题。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的创新职能创造利润,奈特认为企业家承担了不可保险的风险即不确定性,因而产生利润。

熊彼特和奈特的独特贡献是,他们抛弃了资本产生利润和劳动产生利润这两种带有意识形态偏见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陈词滥调,极具洞察力地发现了企业家赢利能力在现代经济活动中的决定性作用,而这正是20世纪人类改变了“循环流转”式量的积累,实现前所未有的跨越式的质的发展的根本原因,更何况这个发展还承载了两次史无前例的毁灭性的世界大战。

奈特显然受过熊彼特关于企业家论述的影响,同时奈特极力使自己区别于熊彼特。然而,在我们看来,这两位先哲关于企业家的论述多少有些容易带来误解之处。

熊彼特关了企业家创新职能的论述,多少使人对企业家和科技发明家的不同作用产生混淆(实际上熊彼特指出企业家五种创新职能中只有一种有关创新产品)。确实有许多发明家身兼企业家,就像有许多资本家身兼企业家一样;也确实很难区分对一种产品的技术关切和市场关切,就像很难区分资本利息和市场利润(奈特对此做了区分,但他承认实际上很难区分。见奈特:《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一样。但是,也确实有许多有用的发明没有得到市场通行证,也确实有许多模仿和改进发明的产品却获得了最广大的市场。这个区别是经济学需要给予特别关注的。

企业家和发明家有本质的不同。发明家创造了有潜在用途的单一的“产品”,而企业家创造的是有现实需求的批量的“商品”。这意味着企业家要运用“寻价能力”来寻找市场机遇和创造市场需求,并用“资源配置能力”创造能够产生利润的生产。这说明企业家与发明家有不同的“能力”。

受熊彼特影响的经济学家夸大了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相应地,他们忽视了作为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之间的桥梁和反过来激励科学技术发展的企业家的决定性作用,这实际上偏离了熊彼特的本意。

哈罗德·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教授在19989月新制度经济学国际协会(ISNIT)第二届年会上提交的论文《经济发展中的主次因素》中,质疑索洛(Solow)教授和道格拉斯·C·诺思(Douglass C. North)教授关于技术和制度是经济发展或经济绩效要素的观点,但德姆塞茨教授并沒有推导出一个有说服力的结论。我们有同样的质疑,原因很简单,技术和制度无论从那个方面说,都是经济的外生要素,它们产生和发展的目的并不主要是经济绩效,经济学必须找到一个经济的内生要素,使技术和制度,以及其他因素通过它发生经济作用,这个内生要素就是企业家精神。我们这里所说的企业家精神,是指一切力图通过创新获得经济利益的冲动和努力,并把它和依附权势和继承优势的企图区别开来。这种企业家精神,在传统经济学中被包裹在资本中,而在人力资本理论中又被包裹在一般人力资本中。正像德姆塞茨教授指出的,索洛教授正确地指出资本和劳动不足以解释经济增长,它们甚至在推动经济增长中都不能扮演主要角色。但是经济学如果延伸到技术和制度这样宽泛和复杂的领域,将使经济学失去的它的清晰界定和严谨性。在我们看来,制度经济学应该回归熊彼特和奈特。

奈特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切割有不清楚甚至矛盾之处,而按照奈特这一切割的推理,企业家的本质作用可以归结为投机或赌博。奈特或明或暗地指出了这一点。但是,我们认为,大部分机遇被对此有预期有准备的人把握住了。确实有些幸运者。但企业家与幸运者或赌徒的区别在于,企业家由于其预期和准备,能够把握一连串机遇并因而成为企业家,而幸运者和赌徒只能享有个别的机遇,最终他们仍然成不了企业家。我们猜想,也许正是这些混淆和矛盾,再加上和熊彼特一样庞杂的论述风格,使得奈特关于企业家的论述没有产生应有的影响,而实际上,奈特的这本《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是迄今为止最深刻企业理论,至今没有得到经济学界的很好解读,更不用说在此基础上的发展。

其实,奈特和熊彼特各自揭示了企业家素质的一个侧面:奈特着重于企业家甘于冒险和迅速把握机遇的一面,而熊彼特着重于企业家化险为夷的能力。我们把它们分别称为企业家冲动和企业家能力。我们之所以不称其为创新冲动和创新能力,除了避免将其与科学技术创新的冲动和能力混淆外,还希望明确这种冲动和能力与经济目标紧密相关。

熊彼特和奈特奠定了企业家理论基础,很可惜,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将近100年来,企业家理论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发展。在我们看来,管理理论、企业理论,本质上就是企业家理论,而企业家理论是现代微观经济学的核心,它揭示了利润这一微观经济动机和宏观经济动力的来源,特征和产生机制。我们将通过一系列文章来发展这一理论。

注释4

斯密“看不见的手”的论述仍然存在一个矛盾之处,这就是自我利益“最大化”目标和最终自我利益与他人利益“均衡”的结果之间的矛盾。经济学把“最大化”目标作为基本假设之一,并且设定,抱有自我利益“最大化”目标的参与人,才是理性人。

但是,从逻辑上说,“最大化”假设和经济学的另外两个基本假设——即竞争可以带来“均衡”结果和“资源稀缺”——相矛盾。这是因为,自我利益最大化意味着一个不能妥协的竞争,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也意味着他人利益的最小化。也就是说,自我利益最大化要么由于一个自由交易之外的力量(我们倾向于称之为“特权”)的介入而使他人利益最小化从而达不到均衡,要么在真正的自由交易中由于无法妥协而使交易成本最大化致使交易失败。这两种情况都达不到斯密预设的均衡结果,都会使“看不见的手”失效。只有理性的,可妥协的,自我利益“合理化”——或更确切地说“最优化”——的目标引导的竞争才能达到均衡结果,并使“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

许多经济学家都发现了斯密和主流经济学的这一逻辑漏洞,其中较早的一位是康芒斯,他在《制度经济学》一书中用许多篇幅力图证明斯密的最大化——均衡这一假设是基于斯密的另一隐含假设,即斯密的经济体系是建立在资源充沛而不是资源稀缺基础上的。另一位著名的置疑者是诺贝尔奖获得者赫伯特·A·西蒙教授,他曾证明,“最大化”目标未必是现实的,并据此提出“有限理性”理论。

但是,所有这些质疑都没能动摇“最大化”概念在描述经济目标时的牢固地位,它仍在经济学文献中被广泛使用,包括像制度经济学这样质疑主流经济学的研究。

经济学坚持使用“最大化”概念的一个原因是,它从来没有力图区分竞争和交易的不同,而是倾向于把交易同质化为竞争,使交易竞争化。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关于5种竞争力量分析的论述(波特:《竞争战略》,1982),波特教授把横向的竞争和纵向的交易同质化,把它们都界定为竞争。

在纯粹的竞争关系中,双方没有合作意图和前景,那种非胜即败的最大化目标是现实选择之一,也是人类面对这类关系的习惯反应;但在交易关系中,双方有合作意图和前景,非胜即败的最大化目标就不是一个现实选择。

在现实中,交易参与者都抱有非常现实的期望,持有从交易底线到最佳出价的一组动态目标,只有当对手是不能保护自己利益的笨蛋时,己方利益才有可能最大化,而这种情况不但是现实中较少发生的,也不是经济学设定的。

观察现实市场交易的讨价还价过程可以证实,坚持“最大化”目标,大多数情况下都达不成交易,而且可能损害自己的利益。商学院案例库中充满了这一类案例,P&G和沃尔玛的交易案就非常典型。P&G一开始由于坚持最大化目标致使交易失败,反使自己利益受损,后来采取合理目标和合作态度,反而增进了自己的利益。

更重要的是,市场趋势表明,竞争越来越交易化了,而不是交易越来越竞争化。丰田汽车公司是这一趋势的卓越代表,它先和竞争对手通用汽车公司办合资公司,传授丰田生产方式,又和另一竞争对手合作研制混合动力汽车,现在又企图挽救福特汽车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丰田公司不但没有受到损害,相反它更强大了。

我们认为,经济学理性人的设定应用“最优化”概念取代“最大化”概念。“最大化”概念虽然简单却不是最优“奥卡姆剃刀”,会带来许多困惑。“最优化”概念包含了“最大化”,也包含了在信息和时间因素加入后的动态选择,虽然稍许复杂却精确的多。

博弈论的发展也许能支持我们的这一看法。

简单的博弈论模型似乎支持了利益目标最大化假说。例如在著名的“囚徒困境”中,每个参与人(players)都针对对方可能采取的两个策略(strategies)选择使自己支付(payoffs)最大化的策略,导致结果(outcome)的均衡(equilibria)(在博弈论中结果均衡和策略均衡是两个不同概念,博弈论更重视策略均衡)。

但是,这个模型并非“资源”稀缺,其结果也不是帕累托最优,如果加入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教授的“聚点”(Focal Points)因素,就可能出现不同结果。而且,正像艾里克·拉斯缪森教授在《博弈与信息》(Games and Inform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Game Theory)中指出的,如果改变支付组合,这个模型就成了带来混乱的“建模者困境”(英文见http://www.bus.indiana.edu/~erasmuse/book/),而在我们看来,改变了的支付组合才反映了真实情况。

博弈论研究者看到了简单模型与现实的差距,通过引入信息和时间因素,使模型变得复杂,并带来许多不确定性,而在不确定下描述目标的最佳概念显然不是“最大化”而是“最优化”。

对经济学来讲,博弈论最重要的发展是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教授带来的。在名著《冲突的战略》(The Strategy of Conflict)中,谢林教授置疑博弈论中支付最大化目标,认为它并不一定能导致最优策略和均衡结果。

谢林教授的一个重要贡献是从博弈分类角度阐述这个问题。他的分类不同于标准的博弈论分别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的方法,而是将零和博弈(他有时称为完全冲突博弈)和完全合作博弈看成博弈分类的两端,中间的广大空间称为混合博弈。混合博弈既有冲突、竞争的成份,又有合作、协商、讨价还价和妥协的成份。在零和博弈中,支付最大化目标才是最优策略选择;而在混合博弈中,支付最大化目标并非最优策略选择,因为混合博弈需要合作和互谅,以避免两败俱伤。关于“谢林分类”的意义,我们将在后面的注释中进一步讨论。

谢林教授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用“聚点”(Focal Points)这个概念来描述心理、习惯、文化这类社会因素对目标和策略选择的影响,这就大大增加了不确定性(同时也使原本看起来根本不可能有聚合点的选择有了“聚点”),使得“最大化”这一僵硬概念显得尤其不合时宜。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在不同情况下分别使用了“最大化”或“最优化”概念,还请读者明鉴。

经济学的竞争概念和博弈论是从战争、棋艺、竞技体育、竞技游戏这一类非胜即败的零和博弈中发展来的,我们人类也长期处于非胜即败的竞争环境中,非胜即败或最大化最小化的竞争和博弈已经成为我们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在一个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时代,当我们醒悟我们的政治家那种非黑即白的决策方式给国家带来困难时,我们是否意识到,我们有些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其实也很幼稚呢?

斯密时期的作者用词常常并不十分精确,正确的作法应该是从一段论述的逻辑关系中找到支撑点,而忽略其中不精确的概念,遗憾的是,经济学家中的原教旨主义者常常把两者都奉为教条,而置其中的矛盾于不顾。这大概是全世界无论哪一种原教旨主义者的通病吧。

    我们希望能通过另外的文章对这个问题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注释5

    科斯教授倾向于将交易成本限制在微观领域,而阿罗教授、斯蒂格勒教授和威廉姆森教授都将交易成本描绘为经济运行中的“摩擦”,这就为我们从宏观角度认识和运用交易成本开启了大门。

    例如,价格配置资源会因乘数效应和预期偏差而积累为投资过热和经济泡沫,从而产生了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经济衰退和经济危机会“抹平”泡沫,自动纠正价格机制的“错误”,也就是说,价格机制与经济危机是一对孪生兄弟。从根本上说,经济周期和危机正产生于微观寻价能力缺失的积累,也是宏观价格机制的“摩擦力”,因此,经济周期和危机就是经济的交易成本。

    问题在于,经济危机有时会带来过高的交易成本,造成经济大倒退,社会大动荡甚至战争,所以,自30年代罗斯福总统“新政”开始,各国政府开始探索用政策手段“把问题消灭在发生之前”(全面质量管理的经典主题),以尽可能地拉长周期间隔,避免危机,减轻衰退的危害,一句话,降低这一交易成本。尽管有各种争论和失误,各国政府,特别是美国政府对经济的监管总的看是成功的,以至于连自由经济的领军人物弗里德曼教授都要夸奖格林斯潘和美联储干的好。可见,良好的宏观经济管理是降低宏观经济交易成本的有效手段,或者说,现代经济的根本问题不是需不需监管而是怎样监管。

    再如,自由经济主张“优胜劣汰”,其本质是一种“优势经济”,价格自由配置资源会导致资源向优势一方集中,最终导致产业垄断。垄断是一种经济特权,它会抑制竞争,扭曲价格,使市场“失灵”,使自由“自由”地走向不自由,走向自己的反面——特权。因此,垄断是自由经济内生的“摩擦力”,也是一种交易成本。降低垄断带来的交易成本,也许技术创新和全球化所提供的替代能起一些作用,但更重要的是政府及时的反垄断举措。政府的特权抑制了经济特权,为竞争和价格机制提供了一个大致公平的环境。

事物的这个自我否定的过程,早就被黑格尔认识到,这种哲学思辯能力为经济学提供了重要的方法和启示:放任的自由可能会导致不自由,而一种特权可能会抑制另一种特权。18-19世纪,哲学在学术领域占有较高的地位,到20世纪,这一地位被经济学所取代。但是,如果不能吸收所有人类的思想成果,经济学在自己的发展中就会支付过多的“交易成本”,甚至可能变成现代巫术。

    这可不是耸人听闻。

    我们曾经说过,自由经济的本质是“优势经济”,在存在政治特权的转型经济中,政治特权由于其巨大的操纵和扭曲价格的能力,因而成为经济的外生交易成本。如果不大力降低这种交易成本,主张价格自由配置资源就有可能使资源进一步向政治特权及其附属的经济特权倾斜,从而加剧社会的不公正,使“看不见的手”失灵。近年来,转型经济体的经济实践已经证实了这一判断。

前苏联解体后,经济学家们为新俄罗斯制定了一个自由经济的改革方案,这个方案导致了俄罗斯经济的大倒退和少数寡头的出现。在拉丁美洲,经济学家自由经济主张同样给拉丁美洲经济带来倒退、失衡,拉大了贫富差距,助长了特权、腐败,加剧了社会不公正,并最终导致整个拉丁美洲的“左倾”化。在中国,某些经济学家主张接受和容纳与腐败的独裁政权勾结,通过犯罪手段积累起财富的利益集团,并竭力为其辩护,这与他们同时主张的法制精神形成了鲜明的矛盾。当他们受到舆论的嘲笑和置疑时,又公开指责言论自由。结果他们成了众矢之的,遭到舆论的讨伐,90%多的网民表示不信任经济学家。

看来,自由派经济学家对待经济学的教条主义或原教旨主义态度严重损害了自由经济的声誉,在几乎所有转型经济体中,自由经济主张都被广大群众看成是特权的帮凶,而自由经济的本意是要消灭特权。

显然,经济学存在巨大的漏洞,它很容易被教条主义地理解和运用,交易成本理论为弥补这些漏洞提供了工具和途径。同时,在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与民主之间存在明显的理论空白:经济自由导致经济优势,无论这种优势来源于经济的自然过程还是政治特权;而政治自由与民主赋予在经济上处于弱势,但在人数上处于优势的群体以政治优势。这两种自由在多数情况下并非一体化的,相反却经常处于矛盾和冲突状态,并通过民主制度结构形成互补。这正是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政策分野的基础。

转型经济体的实践再次证明,社会公正和自由竞争是个互为前提的复杂过程,自由竞争要有政治民主和社会公正进程的配合,一个不大力主张民主和公正的经济学家不是一个好的经济学家。

最后,正像我们在本文中一再指出的,利己和竞争既是效率和均衡的根源,也是交易成本这一经济的摩擦力和反作用力的根源,因此,自由经济的基础不仅是利己和竞争,而且还有对利己和竞争的自我约束。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早就观察到了这一点,在其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1920)中,他将诚信勤奋的职业精神和回报社会的禁欲主义看成是新教伦理的两个相互补充的方面,共同构成了资本主义的精神基础。当我们谈起“美国梦”时,如果我们只看到了从卡内基到盖茨这一代代企业家个人奋斗的成功史,而没有看到他们回报社会的巨大贡献和强烈的精神感召,那就是对“美国梦”的一种扭曲。美国之所以成为全世界人向往的地方,不仅仅在于她所提供的商业机会,还在于她所提供的民主、自由和内省道德感召。

综合以上可见,经济的交易成本不仅是经济内生的(如危机和垄断等),而且是外生的(如政治特权和道德失衡等),降低这些交易成本从而提高经济的效率性和均衡性的手段也必然是多样的。从这一点上说,交易成本理论为沟通人文学科提供了一个可用和便捷的工具。

注释6

事实上奈特并没有明确指出企业产生于企业家分工,他是从利润来源角度论述企业家分工的。认为企业产生于企业家分工是对奈特论述的一种引申,但不精确。同样,斯密也没有明确指出劳动分工是企业产生的原因。

注释7

奈特也认为存在两类企业,只有后一类企业才产生利润。

注释8:

奈特没有明确地将风险与合作联系起来,但风险问题可能是合作产生的一个更基本的原因。当一个人凭一己之力无法完成一个预期(如一个人无法搬起一块必须搬起的石头)或避免一个危险(如一个人无法面对一只猛兽)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时,他就会产生合作的需求。因此,风险可能是合作的原动力。合作可能还来源于人的其他需求,如对团体或社会的归属感等。但合作的达成则是对预期结果和对其分配的默契或明确的契约。

奈特曾将处理不确定性归纳为两种基本方式,即“合并(consolidation)”和“专业化”,我们认为奈特的表述不够清晰,我们把处理不确定性或一般称为风险的两种基本方法称为“控制风险”和“分担风险”。控制风险是通过信息处理和专业化等手段实现的;分担风险则通过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的合并和对冲等手段实现。而对风险的控制和分担恰恰是我们称之为的合作优势的两个方面。

合作问题是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基础,就像竞争问题是市场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一样。新制度经济学力图用市场经济学的框架来研究制度问题,我们对此持有异议。在我们看来,风险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包括分配理论)和混合博弈理论是研究合作问题的三个理论框架,它们分别回答了合作的需求、合作的前提和合作的效率。并且我们认为可以用交易成本概念来整合这三个理论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这就是我们这篇文章写作的目的之一。我们将用另外的文章展开论述这些问题。

在我们看来,微观经济学由两个部分构成,即市场理论(包括产业理论)和企业理论;而企业理论包括3个方面:合作理论是其基础层面,企业家理论是其核心层面,管理理论是其操作层面。一个完整的企业理论将构成制度经济学的基础,并自然地将合作问题、领导问题和管理问题延伸向宏观经济学,从而构建整个经济学的新体系,同时也为制度的经济学层面与社会学、法学等其他学科的交汇提供更为系统的准备。我们希望通过一系列文章来构建这个企业理论。本文的主体部分为企业理论与市场理论的关系搭建逻辑平台,后半部分和注释为合作理论、企业家理论和管理理论准备基础。

奈特、科斯和谢林三位教授都从对主流经济学的质疑出发,分别提出了三种思想,并都谈到了其与合作的关系,但他们都浅尝则止,因而留下了大量理论空间,他们为后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留下了巨大的空间。感谢他们。

注释9

从原始“企业”到现代企业,还有其内部发展的动力。我们可以设想一个从家庭合作“企业”到部族合作“企业”,再到市场企业的序列。在家庭合作中,其投入产出和分配都是相对简单的;部族合作有了领袖,由于其决策作用得到的分配会比其他成员得到的多一些,在满足其生活之后的剩余,又有再投入生产的驱动,这时“资本”的概念产生了。从领袖到企业家,从内部资本到外部资本,是企业发生质的变化的内部原因,也是连接合作理论和企业家理论的一个关键。我们在这里不做过多的讨论。

注释10

对企业家的这三种盈利能力,奈特教授有明确地论述,只不过他分别在《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一书中的不同部分加以阐述,因而较为分散。

注释11

“队生产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以“循环流转”式企业为典型形态,其管理者由于处于监督者和仲裁者的位置而获得生产剩余。这种理论有点类似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但赋予剩余价值的索取以合理性。它们的共同弱点是忽视了创新型企业以及企业家三种能力所创造的巨大价值。

“资产专用性及其及风险”探讨了资本投资者面对的风险,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推导出资本雇佣劳动的合理性。但是这种理论忽视了人力资本投资者特别是企业家面对的风险,而且,正像包括奈特教授在内的许多论者指出的,股份制企业的现代投资者,由于其有限责任和投资分散化、专业化,其风险已大大降低,相对于企业家或管理者经营失败和劳动者丢失工作所面对的风险,投资者的风险低的多。正因为这样,这种理论与现代企业的产权结构现实有相当的距离。

“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以业主自营式企业为典型形态,而把层级经理管理的股份制企业看成是一种变化,从中推导出“委托——代理”问题。这种理论同样忽视了所谓的“代理者”是否具有企业家三种能力,以及如果具有这三种能力,企业家是否会在企业的产权结构中具有支配地位的问题。

总的说,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企业产权、治理和激励的研究,主要基于早期企业模型,其结论倾向于认为早期企业业主自营模式是交易成本最小的激励方案,它无法解释为什么交易成本高的“委托——代理”模式的现代股份制企业成了现代经济的主流。

正因为这样,本文绕开了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和企业理论,直接诉诸经济学的两个基本概念——价格与交易成本——的经典作家,从他们那里直接搭建逻辑框架。

还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用“企业家”的概念,取自熊彼特教授的定义,指的是那些有创新能力的人,不论其是原始创业者还是后续管理者,这一点还请读者明鉴。

注释12

研究合作的产生、性质、结构和激励问题,细化了的博弈论将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与框架。

博弈论的“谢林分类”对经济学意义重大,这是因为,混合博弈的本质是用交易关系涵盖或引伸到了竞争和合作关系,是竞争和合作的交易化。深入探讨混合博弈规则,将使经济学更方便使用博弈规则,很可能也比博弈论标准分类更能促进博弈论本身的发展。

但是,混合博弈所涵盖的范畴仍然过于宽大。我们认为,混合博弈可以进一步分类为3个部分:

靠近零和博弈或完全冲突博弈的一端:参与人利益冲突,但不准备拼个你死我活,也不准备合作,而是达成某种非契约的默契的利益分配格局。市场中的大多数竞争关系属于这一类,所以我们称之为“竞争博弈”。

处于中间的:参与人利益既冲突又依存,准备通过讨价还价达成某种契约合作,拥有完全自由地位。市场中大多数交易关系属于这一类,所以我们称之为交易博弈。

靠近完全合作博弈的一端:参与人利益既冲突又依存,但处于已有契约约束的合作关系中。大多数组织内合作关系和受契约约束的交易关系属于这一类,我们称之为契约合作关系。

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由5个部分组成的对称结构,依次是:完全冲突博弈(零和博弈)、竞争博弈、交易博弈、契约合作博弈、完全合作博弈。我们甚至可以对这个结构做进一步的细分,例如可以把契约合作博弈分为短期契约合作博弈和长期契约合作博弈把竞争博弈细分为完全竞争博弈、不完全竞争博弈、寡头竞争博弈等等。

在这样一个博弈论分类结构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交易博弈处于核心位置:竞争是有潜在交易的冲突,而完全冲突是没有交易的冲突;契约合作是有交易的合作,而完全合作是没有交易的合作。对交易博弈规则的深入探讨将是混合博弈研究的核心问题,而交易成本问题将是交易博弈规则研究中一个绕不开的核心概念。

这样一个博弈论分类结构可以使我们一目了然地看清许多问题,并从新的角度研究这些问题。

例如,这个分类结构使我们清楚地看到,经济学和博弈论到目前为止都还算不上是结构完整的科学,因为经济学和博弈论都是从这个结构的一头(零和博弈)开始的,它虽然附合人类思维由简入繁的自然进程,但它的扩展会遇到很多困难:处于中心位置的交易的本质是两难,也就是奈特所说的不确定性,而两头完全冲突和完全合作的特点是不同质的确定,从完全冲突的进入,虽然可以通不断加入不确定性来扩展结构,但将止于交易而无法进入完全不同质的合作,这正是经济学和博弈论都不研究合作的根本原因,也是制度经济学企图用竞争规则研究合作制度迈不过去的一道门坎。

这个博弈结构的另一端不但展示了博弈论和经济学的广阔发展前景,而且暗示了这一发展的最佳路径:正像市场经济学和非合作博弈是从完全冲突一端进入,由简而繁地发展一样,合作经济学和合作博弈也应该从完全合作一端进入由简而繁地发展,这两个部分最终会合于交易博弈,并构成结构完整的经济学和博弈论。

这一路径正暗合本文主旨。管理哲学就是利他式合作,就是完全合作。完全合作博弈是确定的,相对简单的,只有了解了它的规则并以此为基础,通过不断加入不确定性,才能向契约合作和交易延伸。管理哲学应该而且必须成为管理学、合作理论、企业家理论,也就是企业理论和一切以合作为基础的制度研究的哲学基础,这些研究才能建立起完整的结构和体系。

再如,经济学的另一个问题是,它不但没有区分竞争与交易的不同,也混淆了竞争与完全冲突的不同,在经济学的竞争概念中没有不确定性,也就是说,经济学事实上是用完全冲突涵盖了竞争和交易,这就是经济学“最大化”这一类基础概念都令人生疑,争论不断的根本原因。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博弈论正涵盖微观经济学的主要部分(实际上是市场部分),正是因为博弈论通过不断引入时间、信息、心理、文化这一类不确定性,使博弈论比微观经济学更切合实际。

经济学发展中的这一困惑给了我们重要启示,企业理论的发展,不能用管理哲学代替契约合作,它仅仅是一系列深入研究的一个起点。

当然,这个结构或许还提示我们有第三种研究进程,即从交易向两头扩展,逐步加入不同性质的确定性。在市场经济学和非合作博弈已形成强大思维习惯的情况下,由交易出发建立一个双向沟通的桥梁,可能也是一个不得不这样做的现实考虑,这正是本文主体绕了那么大一个圈子,力图建立一个从竞争到合作的过渡结构的苦心所在。这种方法难度较大,但比较现实,也为建立更完整的结构奠定了基础。

所有这些,正是“谢林分类”的重要意义。

注释13

奈特和科斯都指出,均衡的分配(或均衡的产权)是合作的基础。正像我们一再强调的,斯密指出竞争应该而且可以导向均衡的分配。显然,分配或产权问题是合作与竞争的基础,应该是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但在主流经济学中,分配或产权问题却被边缘化了。新制度经济学力图从分配或产权的角度重新解释经济现象,尽管它的发展非常缓慢,但给我们深入研究合作问题提供了有用的工具和启示。

注释14

风险问题也是影响企业结构的重要问题。在2003年研究电影业结构的一篇文章中我们指出,风险问题是电影业的核心问题。为了控制风险,电影业形成了制片人导向的一体化专业化结构,并发展出明星制、名导制、类型片、续集、重拍等减少不确定性的独特的控制风险的方法。但控制风险的结构仍不足以解决电影业的风险问题,因此电影公司或早或迟都并入大型媒体公司,以多元化结构来对冲和分担风险。这样一种多元化下的一体化结构,是面对较大不确定性产生的必然结构方式。反过来说,通过对产业特性、交易方式和风险的分析,我们可以一开始就设计出产业中企业的大致结构方式,这对新兴国家的产业发展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它可以避免发达国家产业发展曾经走过的弯路,从而减少产业发展的成本,实现产业的更快发展。

从根本上说,经济学如果总是告诉人们经济只能在放任自由的试错法中发展,不应该对经济实施设计与控制,那么这种经济学就毫无意义,这样的经济学家也没有存在的价值。因为既然人们的经济活动不需要任何指导和规范,那要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干什么呢?

 

 

注:本文写于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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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中宁 简介:
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国家一级导演,曾任金鸡奖评委等。93年后转入经济、管理理论研究和投资。著有《现代管理新视野》等。最主要的人生成就是玩遍了所有美国国家公园,中国的风景名城古建,欧洲名胜,也去了非洲。读千卷书,行万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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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网网友:  佩服!这年头还有人写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