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傻记者和骗子教授

2014-02-19 18:3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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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傻记者和骗子教授

之一

于中宁2014.02.19

下面这篇南方周末记者柴会群的文章是在网上偶然看到的,讲作者的弟弟打学生造成“意外死亡”,作者带弟弟自首被判六年,母亲差点去世,乡亲们不理解,“众叛亲离”。

此文颇有点卢梭式的亲情与原则的两难,结尾也是卢梭式的宣告,表示要坚持“信念”,因为是在拯救自己。

这位记者是个典型的二傻文科生,他把亲情与原则两极化,非此即彼,非黑即白,他不知道的是,在亲情与原则之间有许多的灰度,他更不知道的是,靠原则、信念生活的人根本就不是人,他是殉教徒,他为了光环不配有亲情,他就应该被众叛亲离。

有人可能会问,如果是你会怎么处理?很简单,我要告诉弟弟,首先,打学生不配做老师;其次,组织的隐瞒未必有效,而且很可能会罪加一等,因为能隐瞒责任者必能推卸责任;第三,如何选择是他自己的责任;第四,无论他做何种选择,我都会支持他;第五,如果他选择自首,我将尽所能请最好的律师帮助他;第六,他做选择前要与母亲进行充分的沟通,让母亲有心理准备。

这是一个让弟弟自己学会判断、选择、决策和承担责任的机会,无论他做何种选择,都对他的成长有益。这是一个基于亲情而不偏离原则的选择,弟弟为此将获得勇于承担责任的好名声或更重的惩罚,自己则避开了亲情的责难,当然也没有了殉道者的光环。

这个记者二傻之处在于,他把弟弟的选择变成了自己的选择,而他又把这个选择两极化,结果是,他牺牲了亲情为自己制造了虚假的光环。

然而,引起我关注的并不是这个故事本身,而是故事中反映出的二极思维和殉道情怀在多大程度上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思维方式,以及这种思维方式的的源流。这是因为,现代政治学对法国大革命和卢梭的研究表明,这种思维方式正是暴力的源泉,离我们并不远的文革,同样可以证明,这种思维方式是文革暴力的源泉。如果这种思维方式成了我们社会的主流思维方式,那么我们就可以预知,一个暴力的时代离我们不远了。

后续的分析等有时间再写。

 

 

在故乡我众叛亲离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柴会群

南方周末2014-02-14  

 你错了,母亲说,为什么不跟着学校走呢?学校代表县里,县里代表市里,学校要保他,县里要保学校,市里要保县里,这不是很明白的事吗?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不信,却偏偏听信什么法律。

“异类”

今年春节前一个多月,我回家看生病的母亲。母亲此次生病是因为我。自从弟弟出事之后,她对我的依赖越来越大,近期几乎三天两头来电话。最近这次,我赶稿心烦,便在电话中呛了她。第二天早上父亲来电,说母亲脑梗住院了。

母亲原本多病缠身,脑梗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好在并不严重,在县医院住了一周就出院。住院期间有个插曲。科主任查房的时候,我想记下他的话,以利于母亲后期治疗,因手头没有纸笔,便顺手用手机录下。结果无意中捅了娄子。在县医院上班的弟媳被院方叫过去,问是不是对医院有意见。弟媳紧张坏了,我也赶紧澄清。但医院仍不放心,以关心本院职工家属的名义,派了一名副院长来看望母亲。

我这才真正体会到,因为谈话死事件,我确已成为家乡人眼中的异类,甚至是敌人。

谈话死是三年前发生在我的母校高中的一起学生意外死亡事件。我的弟弟柴会超是涉事班主任,他在教育那名违纪学生时动了手,后者离奇倒地死亡。学校领导出于维稳,安排柴会超躲起来,并暗示其不能承认动手。柴会超压力很大,发短信问我怎么办。我咨询了几位朋友,之后回家,背着学校,带着他到派出所投案。柴会超后来以过失致人死亡罪被判刑66个月,上诉后维持原判。

这件事——确切地说是我在这件事上的做法——在家乡引起很大争议。我至今还记得在一个饭局上,一位县法院领导痛心疾首的样子。他对我的做法深感不可思议,毫不掩饰地认为是我把弟弟给害了。

我后来曾设想,假如柴会超不给我发那个短信,没准还现在还仍然是一名教师。而我也不至于为此饱受煎熬。

他为什么非要给我发那个短信?我还记得自己当时赶到学校安排他躲藏的那家宾馆时,他分明跟我说:你帮不了我。

他起初不想跟我去投案,说那样会众叛亲离。但最后还是醒悟。在去派出所的出租车上,他悄悄给妻子发了一条短信,说长痛不如短痛。弟媳知道大事不好,马上电话追过来,说你若投案,咱全家全完了。柴会超说了句你不懂,便挂断电话。

大概从六七年前起,为了帮父母排遣寂寞,我给他们订了一份《南方周末》。因为农村收报纸不方便,我后来把地址变更为柴会超在县城中的家。这样每一期报纸他会先读到。我想,在决定给我发那个短信时,他大概已经受到这份报纸所秉承的价值观的影响。

你们是替弱者说话的,见面后柴会超跟我说,学生是弱者,按说你应该站在他们那边。

后来,我曾将我这个问题上的纠结跟一位在家乡政府部门工作的同学吐露。他正色跟我说:你错了,你弟弟才是弱者。

事情后来的进展印证了同学的话。死者家属非常强势,在此案进入司法程序后,家属不仅多次上访,还把主办此案的检察官咬伤。开庭时更是大闹一通,甚至对柴会超的律师发出死亡威胁。

媒体报道则不出意外地一边倒。柴会超成为教师体罚学生的负面典型。我还记得有一家电视台的主持人在指着后来恢复的监控视频画面,义正词严地说:很明显,柴会超是故意把学生带到一个离监控较远的地方……

至于学生的真正死因,以及此案中涉及的法律问题,似乎只有我和柴会超在乎。

母亲说我错了

在弟弟投案一事上,母亲曾是我在家乡惟一的支持者。可是,这次回家让我发现,那只是个假象。在出院之后的一个晚上,母亲终于对我说出了心里话。

你错了,母亲说,为什么不跟着学校走呢?学校代表县里,县里代表市里,学校要保他,县里要保学校,市里要保县里,这不是很明白的事吗?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不信,却偏偏听信什么法律。

你活在这个社会上就得随大流,搞特殊不会有好结果。母亲越说越激动。

在沉默一阵之后,我开始反击:如果我真随大流的话,你已经不在了。

我指的是前年母亲那次住院的经历。在柴会超出事之后,她的心脏开始不好,终于在一天晚上心脏病发作。当时我在上海,弟媳打电话来时,母亲被送到医院,人已经昏迷。医生建议气管插管,上呼吸机。家里人都同意了,弟媳最后征求我的意见。

我六神无主,立即打电话向两位上海医生朋友请教。后者在详细问明情况之后,均认为万不可上呼吸机。因为母亲的呼衰是心衰引起,切开气管纠正呼衰,可能进一步刺激心衰导致死亡。

我听取了朋友的意见,拒绝了当地医生气管插管的建议。

大约一个小时后,母亲呼吸好转,第二天心跳基本恢复正常,一周后出院。

后来我知道,在帮我做出决定时,我的朋友备感压力。因为帮我做出的这个决定,依据的是病人病情及治疗的信息,而这些信息经过几手传递,已不能完全百分百真实。一旦出错,将可能铸成大错。

至于当时处理的医生为何决定要上呼吸机,医生朋友认为可能主要是缺乏经验和不愿承担责任的缘故。这个我能理解。这些年做医疗报道的经历,让我了解到医院一些鲜为人知的潜规则。比如,有的医生为规避风险,会夸大病人入院时的病情。母亲入院后如果上呼吸机,就说明病情极为严重。因此一旦出现意外,只能归咎于病情本身。

虽然我以这个例子勉强说服了母亲。但其实从内心里,我已对当初的决定产生动摇。我知道,母亲的事和弟弟的事不一样,至少结果不一样。我有时在想,假如母亲那次没能救过来,在家人眼中,我是不是又做了一件不可原谅的蠢事?或者,假如谈话死事件柳暗花明、柴会超被判无罪的话,那么我会不会又是另一种形象?当然,这些仅仅是假设而已,现实不可更改,它充满了悖论,让我无所适从。

我现在仍在为柴会超申诉,某种程度上是在尽我在这件事上的责任。然而,我马上又面临新的困境。我听说,根据监狱里的潜规则,申诉将会影响到减刑。而让柴会超尽快出狱,是家人的共同愿望。他们很难接受我在他们认为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现实似乎又要给我上一课:我做得越多,给亲人带来的伤害却可能越大。

“对不起父老乡亲”

去年年初Z县的全县干部会议上,面对电视直播镜头,时任县委书记在讲话中突然脱稿,不点名地批评我这个Z县养育的小小记者,斥责我是非不分恩将仇报对不起Z县的父老乡亲无脸再进Z县这个门!

他说的并不完全错。实际上,自从经历弟弟的事情之后,我对家乡越来越产生一种陌生感,我从内心开始排斥那片生我养我的土地,我已经连续三年没有回家过春节。被县委书记骂了之后,我更是有意疏远一些在家乡工作的同学,以免他们因我受到牵连。好在书记后来调走,我以为我在Z县的负面形象可以消解,但此次母亲住院的经历,让我重新摆正了自己在家乡的位置。

我的家乡Z县原本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县。但近十几年来,在一家大型棉纺织企业的带动下,经济上实现了腾飞,GDP连年位居全国百强县前十名。我所在的那个村,绝大多数成年人都已到工厂上班,年轻人大都买了车。像我们这样孩子靠考大学跳出农门的人家,早已不是人们羡慕的对象。

可是,在家乡跨跃式发展的同时,一些我熟悉和眷恋的东西,却渐渐一去不复返了。在一场不期而至的金融浩劫之后,情况更加如此。

其实,县委书记生我的气,主要缘于我2012年下半年写Z县高利贷的一篇报道。在书记看来,这篇报道是我对县里处理谈话死事件不满而产生的报复。

柴会超出事的时候,Z县的高利贷正如火如荼,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放贷,家乡因此危机四伏,甚至连卷入其中的警察也被杀死。但奇怪的是,危机多潜伏在水下,Z县表面上仍一片和谐。以至于当初我几次回家,竟然对这场发生在身边的风暴一无所知。

一直到2012年下半年,在柴会超一审宣判之后,我回家后听父亲说起,我的堂弟借了我表哥(也是堂弟的表哥)六十万元放高利贷,结果被人骗了。表哥向堂弟追债未果,喝醉酒到我家扬言要找黑社会把堂弟做掉。

之后我陆续知道,我的小姑也在高利贷中损失了近十万元;另一位较远的亲戚,因为卷入高利贷已经离婚外逃。我还有一位在镇政府上班的表弟,前后曾言之凿凿地跟我说没有参与。可这次回家我才听表姐说,他损失了30万元,有一阵已经窘迫到连车都不洗的地步。后来柴会超也在监狱里写信告诉我,说他当时也曾打算从银行贷款30万放出去,以赚取可观的利差。如果不是因为谈话死事件,他可能真那么做了。

我在做那篇关于Z县高利贷的报道过程中,遭遇到职业生涯中第一次实质性危险:光天化日之下,我在一个村子被一个放高利贷的大户殴打。我高声呼救,没有一人理睬。最后直到我亮出记者证后对方才收手。那一次,我前所未有地恐惧。我恐惧不是因为打人者的凶狠,而是因为旁观者的麻木。

我写Z县的负面报道,一些同行也感到不可思议:不碰自己老家,本是这一行的不成文规矩。他们可能和县委书记一样,认为我的确出于私心。

其实,写这篇报道的动机,如果说跟谈话死有关,那就是在履行同一个信念:在我们身处的这个年代,一些本来以为很遥远的灾难,可能转瞬间就来到你的面前。有时候,你需要鼓起勇气,多承担一点责任,这不是帮助别人,而是在拯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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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简介
于中宁 简介:
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国家一级导演,曾任金鸡奖评委等。93年后转入经济、管理理论研究和投资。著有《现代管理新视野》等。最主要的人生成就是玩遍了所有美国国家公园,中国的风景名城古建,欧洲名胜,也去了非洲。读千卷书,行万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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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网网友:  张伪影,骗子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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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网网友:  赞!“靠原则、信念生活的人根本就不是人,他是殉教徒“。
二傻记者和骗子教授
财经网网友:  于老师讲得很深刻,原则也要讲求因地制宜。期待后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