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判断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意图? 南海系列文章之十一

2017-09-09 22: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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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判断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意图?

南海系列文章之十一

于中宁2017.07.18

 

中国的周边战略,中国的周边国家关系,本质都不是中国与这些国家或这些方向的双边或多边问题,而是中国与世界霸主美国的关系和博弈。离开了这个大背景大框架,单独去看双边或多边关系,甚至单独考察某个具体政策的成败得失,都必然导致误导与误判。如何给中美关系进行战略定位,准确判断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意图,准确评估中美关系的可能前景,是当今中国最重要的战略问题,是给其他所有国际关系定调的基线。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极大的误导了中国民众。

 

一、梅新育与茅于轼

 

最近,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在《财经》杂志发表题为《瓜达尔港幻觉》的文章,认为瓜达尔港与中国能源进口基本无关,并且无论从安全性还是经济性衡量,中巴油气管线不具备合理性;还认为“马六甲困局”是伪命题,隐含的意思就是有美国海军控制的这个咽喉要道,对中国的经济安全不具有威胁性。文章的结论是,中巴经济走廊是国内某些局部利益集团误导国家所做出的决策,也就是说,决策层和社会大众都上当了。

 

仔细分析梅新育先生的这篇文章可以看出,他的全部论点是基于这样一个基本假设基础上的:美国不是中国的敌人,美国没有威胁到中国的经济安全和政治安全,美军占压倒优势的中东——印度洋——马六甲海峡——南海——中国东部这条运输线路是非常安全的,也是成本最低的,中国没有必要劳师动众,建设其他能源通道。

 

从这个基本假设作为前提出发,梅新育先生得出了两个推论,第一,瓜达尔港和巴基斯坦油气线路由于成本高于东部,所以没有必要,是不合理的;第二,中巴经济走廊是中国国内某些利益集团的阴谋,他们误导了决策层。

 

请注意,第二个推论的概念范畴从港口和管线被扩大到了中巴经济走廊,梅先生没有论证中巴经济走廊为什么在经济上是不合理的,而直接定义其为阴谋。

 

梅新育先生的基本假设前提,在中国所谓自由派知识精英中,具有相当大的代表性。

 

这个基本假设前提的最早提出者可能是茅于轼先生,他和他的研究班子认为,中国的粮食政策不必坚守18亿亩红线,由于中国粮食的生产成本高于国外,特别是美国,土地用于粮食生产是不经济的,土地用于房地产开发等其他用途,将会获得更高的收益,中国可以通过进口解决粮食问题。

 

茅于轼先生隐含的基本假设前提,仍然是中美关系的定位,即美国是否对中国构成了现实和长远的威胁。

 

据我的了解,美国已开发的耕地是中国的两倍,尚有相当于中国全部耕地的可开发荒地。美国的水资源极其丰富,而人口只是中国的1/4,美国建国以来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粮食生产过剩,政府需要通过补贴强迫农民轮耕。

 

美国的农业早已机械化大规模生产了,农业人口只占全部人口的3%,不但满足了国内农产品的需求,而且有大量剩余用于出口。美国的土地资源水资源和农业生产力还有巨大的潜力,在农业资源上,美国的得天独厚,是世界任何国家都不可比的。

 

如果美国不是中国的敌人,美国不会威胁中国安全,美国也不会在粮食安全上要挟中国,那么茅于轼先生的观点毫无疑问是经济合理的。即便中国不从美国买粮食,如果美国在全世界海洋的霸主地位不会威胁中国运输通道的安全,中国也可以在别的国家通过购买和租用土地来生产粮食。

 

作为半吊子经济学家的茅于轼和会计师经济学家的梅新育,都是套用了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即比较优势理论,或者说是建立于比较优势理论基础上的自由贸易理论。

 

但是梅新育和茅于轼的观点以及他们所依靠的自由贸易理论,都没有计算一个最重要的成本,这就是国际政治风险成本。

 

从经济学的角度说,国际政治风险成本是一种交易成本,古典经济学理论,没有交易成本这个概念,直到现在,主流经济学仍然把交易成本看成是一个边缘性的概念,在建立各种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模型时,根本就没有它的份儿。

 

20年前,一位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出了一本著名的书,书名叫“谁能养活中国”,内容是说,中国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夺走了大量耕地,使得中国无法养活自己庞大的人口,世界也处在粮食短缺之中,没有人能养活中国,中国必将与世界处于粮食争端中。

 

这本书今天看来观点有些极端,但他确实从一个角度提出了粮食问题的风险。这本书假设自由贸易是顺畅的,没有考虑国际政治风险。可是,如果中东不愿意卖油美国不愿意卖粮食怎么办?如果中国运油运粮食的通道沿途国家,或者世界其他强国不高兴了,截断了你的通道,中国怎么办?这些都是中国面对的国际政治风险,也就是交易成本,中国在计算自己的成本收益时,必须把这些交易成本计算在内。

 

粮食和能源是中国最主要的两条生命线,如果在这两条最主要的生命线上不考虑国际政治的风险成本,说浅了,那就是对中华民族生存的极大不负责任,说深了,那就是别有用心。

 

但是一些搞政治的人会出来给这些经济学家打圆场,按照他们的说法,国际政治空间中存在着一种公共产品,这种公共产品是由霸权国家提供的,它可以保证自由贸易通道的安全,非霸权国家尽可以享受这种公共产品,而不必有所顾虑。

 

二、国际政治中的风险成本、公共产品、霸权政策和主权成本

 

公共产品的提法实际上否定了国际自由贸易不存在风险成本的理论,只是,它说这个风险是由霸权国家来承担的,具体到现实国际政治就是由美国来承担。这个理论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基础上的,这就是霸权国家都有强大的利他之心,他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国际上的活雷锋。他们十几艘航母战斗群,几十上百艘核潜艇,几千架战略轰炸机和战斗机,遍布全世界的军事基地,每年几千亿美元的经费,不是为了他们自己,而是为了世界的和平和安宁。

 

但是这个理论不但与国际政治的现实完全不符,而且与西方其他基础理论也是自相矛盾的。

 

根据西方经济学理论,竞争的实体是不可能提供公共产品的,因为公共产品具有利他性质。竞争性实体提供公共产品,就会加大成本减少收益,从而在竞争中失败。只有政府,也就是凌驾于竞争实体之上的,具有最高权威的最后担保人,才有责任也愿意提供公共产品。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是从竞争的市场实体中强行收取适当的税收,并用这个税收进行转移支付的。

 

西方经济学理论还指出,由于存在道德陷阱,政府总是倾向于寻租,使得他们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向、路径和结果,总是有利于自己,而不是完全有利于大众的。

 

那么霸权国家是否就是世界政府呢?西方的政治理论说政府是不能自我任命的,自我任命的是独裁,而不是政府,用到国际政治中就是霸权,而不是负有公共责任的政府。

 

西方的战略理论,无论是哪个流派,也都完全否定了国际体系中存在着一个公认的最高权威,或者说是世界政府,各国为权利而竞争,最理想的结果是成为体系中的霸权国,西方国家的国际战略不可能具有利他性,这一点我们后面再谈。

 

也就是说西方的经济理论和政治理论,不可能推导出存在国际政治公共产品这个概念,这个概念的出现完全是误导性的。它或者暗示了英国和美国是先后两个世界政府,它们提供的规则就是政府的规则,不执行是不行的。这实际上还是霸权的狗皮膏药而已。或者暗示了英国和美国是具有利他性质的国家,而现实和理论否定了这种可能。

 

所谓的公共产品是一个被美化了的概念,它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自诞生以来就一直存在的炮舰政策或霸权政策。

 

对于霸权国家来说,霸权国家的炮舰政策,或者用于打开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的大门,或者用于保护贸易通道的安全,这种政策完全是自利性质的,为获得和保护自己经济和政治利益最大化,所付出的军事、经济和政治成本。

 

炮舰政策所体现的霸权优势没有被计算到比较优势之中,炮舰政策所体现的霸权成本也没有被计算到自由贸易的总成本之中。

 

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理论产生于英国是世界霸主时期的英国,滥觞于美国是世界霸主的美国,这并不奇怪。因为霸主所付出的霸权成本总是远远低于它因此而获得的霸权收益。它也绝不愿意摊开这个基于霸主地位的总成本和总收益的账本。最近这位总统特朗普觉得不对劲了,他觉得成本大于收益了,他要重新考虑这个成本收益关系了。

 

对于非霸主国家,炮舰支撑下的霸权政策还具有强大的欺压性质。如果这些国家觉得炮舰政策支持下的贸易不够公平,不愿意进行这样的贸易而遭到炮舰政策的踹门甚至灭国;如果霸主国家或其他国家,出于某些其他利益的考虑,不让你利用比较优势,不让你进行自由贸易,切断你的贸易通道,你被迫付出的这些国际政治的风险成本,应该计算在哪里?

 

由于存在这项成本,非霸主国家只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俯首帖耳,逆来顺受,甚至敞开国家大门,让霸主国家在自己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搞治外法权,躲在霸主国家的羽翼下,当它的孙子重孙子。这样,国际政治风险成本就可以降到最低。但同时,这些国家付出了高昂的主权成本。

 

看看美国在欧洲、亚洲和中东的盟国,哪个不是这副重孙子样?政府首脑的电话都被人窃听,一点儿个人隐私都没有了,还不是屁也不敢放一个。什么共同价值观啦,盟国啦,不过是重孙子国的屁兜和遮羞布而已。

 

另一个就是,非霸主国家如果想直起腰站起身来,有点儿个性,有点儿脾气,或者像创造了这一套统治术的价值体系的那些家伙们说的,有点自由,有点民主,那么对不起,你要降低这个国际政治风险成本,你要避免霸主国家封锁你,围堵你,颠覆你,进攻你,你就要从另一个角度付出高昂的主权成本,这包括发展军事力量的成本,为与其他国家联合抵抗霸权国家而必须支付的联合成本,没有经济捷径可走而额外付出的经济成本,以及其他一些政治经济军事成本。这些成本是为抵抗国际霸凌国家必须支付的国际成本。

 

也就是说,非霸主国家无论如何都要支付主权成本,他们或者选择当孙子,使主权成本最大化,或者支付军事政治经济这些能使主权独立的成本。而后一项成本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能支付得起。

 

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就讲述了这样一段历史。公元前416年,米洛斯岛的人民不堪忍受民主的雅典的统治发动起义,雅典执政官告诉米洛斯人说,他们只能选择或者战死或者投降,米洛斯人回答说自己是为自由而战,雅典人的这个回答成了历史名句:强者做自己能够做的事情,而弱者只能接受自己必须接受的事情。最后,雅典人杀死该岛所有男人,将妇女沦为奴隶。

 

2400多年后,我们再次听到了这个典型的霸主声音,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日裔美军上将哈里斯最近说,我们只承认强权下的和平。这个话的意思很明确,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想要和平,你就要拿主权来换。要不然你俯首帖耳乖乖听话,否则我就把你打趴下。

 

霸权国家的经济学家和战略理论家将霸权国家的炮舰政策描述为国际政治的公共产品,虽然这其中存在着明显的事实和逻辑扭曲,但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是为自己国家服务的。但是中国的经济学家、外交家和战略理论家跟着谈什么国际公共产品,这就很奇怪,因为这不仅仅是扭曲了国际政治的事实,只要稍微看看英国和美国的霸权政策给世界带来多大的痛苦,就一目了然了;而且给中国的战略判断带来了巨大风险。

 

感谢老祖宗使中国始终是一个大国。作为一个大国,中国支付得起主权独立的成本。中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用来比较主权成本的支付情况。

 

1840年到1949年中国是没有主权的,或者说是主权残破不堪的,也就是说中国的主权成本支付最大化了,其结果是中国政治分裂,经济凋敝,军事无能,屡屡受到列强的欺负和侵略。1949年到现在这将近70年中,中国获得了主权独立,当然也相应支付了主权独立的成本,中国今天的强盛说明,中国主权独立成本的支付是值得的,比旧中国没有支付主权独立的成本,而使主权成本最大化的情况强百倍都不止。

 

但是有两类人对中国能够支付主权独立成本的状况不满意,一类就是美国权力精英。作为霸权国家的权力精英,他们把所有能够支付主权独立成本的国家,都视为威胁或潜在威胁。正因为如此,中国即便企图通过低声下气不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来降低自己发展的风险成本,也降低自己不得不发展炮舰的炮舰成本,以获得一个相对长的和平发展机遇期,也不可能让美国放弃戒心,放弃围堵。

 

另一类人就是中国的所谓自由派知识精英,他们认为他们个人任意发表言论的权利,要比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大得多,而他们个人任意发表的言论其实是代表了美国权力精英的利益,他们只不过是美国权力精英在中国的传声筒,他们只不过是用个人权利掩盖他们代表美国权力精英的实质。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将另文分析。

 

所以,主权独立成本的支付,有一部分将不得不用于内部,对付那些国外势力的代言人,揭露他们的真面目。尽管没有哪个国家愿意把主权独立成本的支付用于内部,但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因为总是有人愿意依附那些世界最强大的势力,而且能够给自己找出一大堆冠冕堂皇的理由,例如汪精卫们。

 

三、美国的战略理论是怎样给中美关系进行战略定位的

 

有两个基本条件,决定了中美关系发展的走向。

 

首先,中国是一个大国,而且是一个高速发展的大国,中国的经济能力很快就将追上甚至超过美国,除非中国政治肢解、经济倒退,否则美国必然将中国视为头号对手和敌人。

 

其次,中国是人类硕果仅存,唯一不来源于西方,并且独立发展数千年没有中断的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有能力挑战西方文明的文明,除非中国抛弃自己这一珍贵的文明,融入西方文明之中,否则,美国作为自认为西方文明旗手的国家,必然将中国视为头号对手和敌人。

 

美国的战略理论和外交传统,清晰的回答了这个问题。美国的战略理论并非一些文人的臆想,它深植于美国的种族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之中。而美国的外交传统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遭遇了一连串的失败,美国个别的领导人物,特别是奥巴马和特朗普,都在内心深处质疑这一外交传统,但历史证明他们没有能力改变这一传统,历史还将证明,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美国这一传统,因为美国的外交传统与美国的战略理论是一体两面,同样深植于美国的种族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之中。

 

了解美国战略理论的人都知道,美国战略理论被分为两派,一派被称为理想主义或自由主义或威尔逊主义,一派被称为现实主义。

 

所谓的理想主义战略,体现在美国的外交传统中,因为执掌美国外交政策的美国总统们,大多是所谓的理想主义者。

 

理想主义战略认为,美国的价值观是普世的,高于其他民族的价值观,美国有责任将这种价值观,无论用什么办法,包括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各种办法,推广到全世界,让历史终结在这种价值观中。

 

这种所谓理想主义的来源,其实就是基督教文化。因为基督教也向来认为自己高于其他宗教和其他文化,并且有责任将世界一统于基督教之中。为此他们发动了十字军战争和其他大大小小的战争,使整个西方的中世纪成为黑暗的1000年。

 

尽管西方信奉的对象从基督教变成了自由教,但传教普教的使命感并没有消失,特别是美国。基督教和自由教原本在意识形态方面是完全对立的,但他们在美国社会都具有强大的根基,他们在强行推行的使命感上统一起来了。或者说,对外的侵略扩张使得内部两种本不相容的价值观能够相融共处。

 

许多美国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都感到困惑,为什么美国的历史充满了杀戮、侵略、扩张和强加于人,按道理说,这种行为和自由主义的价值观是不相容的。其实自由主义的人性本原就存在着这些基因,在自由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又被过多的加入了宗教因素。关于美国的价值体系,我将在另一个系列中进行系统的分析,这里就不涉及了。

 

西方文化,或者说是白人文化,或者说是雅利安日耳曼文化,与中国文化有两个最大不同,其中一个,就是宗教精神的罪感文化。

 

什么是宗教精神?就是信仰与献身。什么是罪感文化?就是承认现实和自己的行为充满罪恶,但是可以通过赎罪和脱罪达到精神的平衡。赎罪就是通过忏悔和告解,获得信仰的谅解,这样就可以不断的犯罪,不断的获得谅解。脱罪就是通过描绘信仰的普世,使得罪恶具有了道义的合理性和正确性,从而摆脱了罪恶。

 

宗教精神和罪感文化的这种虚伪性,已经完全浸透进美国人的基本思维方式中了。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RICHARD V. REEVES 2017612日在《纽约时报》发表题为“别再假装你不是有钱人” 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说:“在英国这样充斥着阶级意识的社会里,一个人的言谈方式很重要,” 因此,“我总觉得英国的阶级意识令人沮丧。这也是我们带着英国出生的儿子们来到美国的原因之一。在美国,阶级是一种陈旧老式的东西。”

 

他在美国学习工作多年后,“当我发现美国的阶层固化比英国还要严重时有多么惊恐吧,在美国,顶层的固化尤为严重。这里和英国最大的区别是,美国处于顶层的大多数人都否认自己有特权。美国唯才是举的鬼话令他们将自己所处的位置归功于他们的优秀和勤勉,而非运气或者受到操纵的制度。英国的上流社会人士最起码还会感到内疚。”

 

“在英国,首相把子女送进相当于美国私立高中水准的学校,这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即使是伊顿老校友戴维·卡梅隆(David Cameron)也不能这样做。在美国,最铁杆的自由派政治家也支付奢侈的教育费用,把子女送去私立学校。我的一些最进步的朋友把他们的孩子送到每年3万美元学费的高中。让人惊讶的不是他们这样做,而是他们这样做了,却没有任何一丝道德上的不安。”

 

“这里存在一种关于阶级的双重思想。一方面,中上阶层的美国人认为他们是在实行唯才是举的制度(这种信念让他们相信,他们有权得到自己所赢得的一切);另一方面,他们不断反对着唯才是举的做法,以便让自己的子女享有优势。”

 

“无论是分区制度、入学规则,抑或税收改革,进步政策常常遭到中上阶层的反对。”“构成美国中上阶层的人不仅要保持自己的优势,他们还坚信自己生活在一个无阶级的、唯才是举的社会,他们认为一切都是他们应得的。收入位于前20%的阶层那种理所当然的强烈感觉也是其他一些人能够感受到的。”

 

“我现在看到,在英国,强烈的阶级意识中还存在一线希望,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至少我们知道阶级是社会生活中的现实。英国上流社会人士更有可能认识到,他们的位置至少部分是源自幸运。对于美国人来说,要解决阶级鸿沟不断深化的问题,我们必须首先承认这些鸿沟的存在,以及我们都是维护这些鸿沟的共谋者。”

 

浸透美国社会文化骨髓中的这种虚伪,同样反映在它的对外政策中。除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都认为美国的对外政策是一种霸权政策,而美国人,特别是美国的权力精英不这么看,他们认为他们是在为推行一种自由民主的普世精神而作出牺牲。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想一想,自由,并不是他们才有权利享有的,别人有也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行事,而不必听他们的。民主,意味着大多数国家同意才能做一件事,而不是他们想怎样做就怎样做。

 

更何况美国的自由民主如果真是普世的,它就不需要能够毁灭人类的核武器和庞大的军事力量做后盾,以霸权的方式来推行。在美式自由民主和美式霸权中,只能有一个为真。显然霸权本身否定了美式自由民主的真。

 

正因为理想主义或自由主义的战略存在着这种强烈的扭曲,完全不合逻辑,所以美国的现实主义战略家认为,所谓的理想主义或自由主义完全是一种强权的借口,美国根本不需要这样一种借口,因为它事实上伤害了美国的国际形象。

 

那么美国现实主义战略家是不是实事求是的呢?不是,他们也给美国的对外政策找到了一个借口,这就是安全需求。

 

我们以哈佛大学教授,现实主义战略家代表人物米尔斯海默的著作来说明这个问题。

 

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直截了当的批评了理想主义的权力精英,他说:“在世界舞台上,美国常常举止粗蛮,却总是口口声声称自己的行为是道德的、正确的,而其对手的行为是邪恶的,错误的。”“美国的精英们常常用理想主义术语谈论外交政策,却以现实主义方式行事。”

 

他阐述了对国际体系的基本判断:“国际体系是一个险恶而残忍的角斗场,要想在其中生存,国家别无选择,只得为权力而相互竞争。即便满足于和平生活的国家也会被指责参与了无情的权力竞争。这种安全竞争的根源在于当一国受到另一国威胁时,没有供他们求助的更高权威。在国际体系中没有守夜人,而且,国家永远无法确信其他国家对他们不怀敌意。”

 

也就是说,米尔斯海默把国际社会认定是一种丛林社会,它的基本法则就是弱肉强食,物竞天择,因此他得出的结论是:“理想的结果是成为体系中的霸权国,因为拥有如此多相对权力的国家,其生存几乎可以得到保证。相反,软弱只能招致麻烦,因为强国往往会占弱国的便宜。” 他还明确的指出:“竞争具有零和属性”。

 

米尔斯海默由此得出了对中美战略关系前景的判断:“美国将竭力阻止中国获得地区霸权,因为美国不能容忍世界舞台上存在与之匹敌的竞争对手。其结果便是中美之间激烈而危险的安全竞争。”

 

他对中国的行为方式也作出了判断:“有理由相信,如果中国日益强大,其精英们将仿效美国使用理想主义的辞令来描绘中国的外交政策,然而,中国会像美国一样最大限度地占有世界权力。如果生存是其最高目标,那么中国便别无选择。这正是大国政治的悲剧。”

 

也就是说,中国将像美国一样,用虚伪的目标来掩饰其弱肉强食的本质。

 

米尔斯海默设想了美国的战略目标和策略手段:“中国的邻国都知道拖延对自己不利,因为均势正变得对他们和美国不利。他们有理由乘中国还相对较弱,马上针对有争议的领土挑起争端,而不是等到中国变成超级大国。……归根到底,美国和中国的绝大部分邻国都有强烈动机遏制中国崛起,所以都会密切监视中国发展,并及早出手阻止。”

 

“美国会竭尽全力遏制中国,……遏制是代替战争来对付崛起的中国,但战争总还是可能的。” 米尔斯海默设想了三种遏制中国的策略,一个是预防性战争,第二个是使中国经济减速,第三个是挖墙脚,他这样描述挖墙脚策略:“美国要寻求通过颠覆亲华政权,甚至通过在中国内部制造问题来削弱中国。”

 

米尔斯海默在书中历数了美国历史上对印第安人的屠杀,对加拿大、墨西哥的侵略,对拉美的侵略和对西班牙的战争,以及参加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他认为这些都是美国出于对自身安全考虑做出的。

 

但事实上美国没有任何安全问题,它的东西两侧是大洋,南北两边是两个比他弱得多的邻国,它如果不去招惹别人,没有人愿意主动去招惹它。米尔斯海默自己说:“美国比任何邻国都强得多,西半球没有国家敢攻打美国。”

 

美国的所谓安全问题都是美国决心在世界称霸带来的,是美国完全不给其他国家留出安全战略空间,给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带来安全威胁,迫使其他国家不得不自己争取自己安全战略空间带来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以前的文章中讲过,这里就不重复了。

 

也就是说,美国现实主义战略关于安全关切的说辞,也是彻头彻尾虚伪的。美国的国家战略,无论是打着理想主义的旗号,还是现实主义的旗号,都是要在世界体系这个丛林中当唯一的狮子王,不但不允许其他狮子的存在,连豹子和狼都不能存在,其他国家都只能当角马,成为“弱肉”任其“强食”。

 

美国的现实主义战略思想来源于社会达尔文主义,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老祖宗,就是雅利安人日耳曼人的基本生活态度。我在以前的文章中曾经讲过,雅利安人日耳曼人是欧洲北部的游牧民族,当他们的水草不丰美时,他们一点儿都不觉得侵占别人的地方有什么不道德之处。

 

正因为这样,以雅利安人日耳曼人为主的白人种族,是人类的大灾星,他们先后灭掉了古代四大文明古国中的三个,灭掉了罗马帝国,自己跟自己打了几千年,跟穆斯林打了1000年,屠杀了犹太人,灭掉了玛雅文明,中华文明是这场人类大屠杀历史中硕果仅存的不同于他们的文明。

 

中华文明是一种农耕文明。当客观环境不利于他们的生存时,他们不会像白人文明那样去侵夺别人的地方,而是改造自己的环境。从神农尝百草、大禹治水、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等等早期的传说一直到大寨和大庆,都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这种基本精神。这是中华文明与白人文明根本不同的第二个方面。

 

关于白人种族社会达尔文主义-基督教主义-自由主义之间的传承关系,我们将在另一个系列中展开来谈。可以提示的一点是,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都自称信奉自由主义,但却水火不容,其中的奥秘就存在于这一传承关系之中。

 

也就是说,美国的国家战略,无论它标榜什么主义,都植根于白人种族的种族特征和来源于这种种族特征的强加于人的普世冲动。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冲突,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国家获得自己主权独立和安全空间的斗争,而且是美国所代表的白人文明,在灭掉人类其他文明之后,与仅存的中华文明之间的斗争,是人类两种基本生活态度之间的斗争。这场斗争的底蕴将是极其残酷的,尽管斗争本身存在着巨大的调和空间。

 

美国要遏制甚至打击中国的战略,从1992年开始就已写入美国历届政府《国防规划指导方针》中,美国的政府高官、议员、智库、学者等等,发表了无数言论都指向了这个方向,美国的实际行动也都指向了这个方向,所有中国周边发生问题的背后,都有美国的身影。

 

四、结论

 

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意图非常明确,这就是遏制中国的发展。策略包括,在中国周边组织遏制中国的阵线,贸易制裁等延缓中国经济发展的经济手段,给中国制造内乱的政治和秘密战手段,必要时采用战争手段。

 

我们可以看到,这正是美国现在正在实施的战略和策略。

 

美国的个别领导人对美国的战略和策略,顶多能产生一些干扰,但不可能从根本上进行改变。因为美国的战略和策略,来源于美国的种族特性和文化特点,以及外交传统。

 

中国国际战略的根本,是认清美国真实的战略意图,首先确定自己与世界霸主美国博弈的战略和策略,然后是周边战略与策略,最后是国别战略与策略。中国显然远没有制定这样完整的战略与策略。

 

在战略设想上最忌讳的就是一厢情愿,不考虑别人的战略意图,只考虑自己希望得到的战略愿景,结果是经常处于突发和被动之中。特朗普扬言对朝鲜进行军事打击,并施压中国,以及印度侵犯中国边界,杜特尔特的突然转向,都是属于这种情况。

 

中国有一些所谓的战略学者,他们缺乏深入和系统的分析能力,在没有扎实分析的基础上,经常做一些一厢情愿的臆测、对策和展望,这样的思路值得警惕。

 

我们看米尔斯海默、格雷厄姆•阿利森、基辛格、小约瑟夫·奈等等这些战略学者的思路,他们都是首先判断对手的战略意图,将其定位在对美国最不利的层面,然后推导自己的战略选择,这样的战略选择安排才可能应付最不利的情况,争取最好的结果。

 

中国在制定自己的战略意图与策略手段时,要特别注意那些美国在中国的代理人,他们不仅仅是在扭曲事实,而且在误导民众,给中国制造内乱,实现美国的战略意图。

 

中国在制定自己的战略和建立自己的战略理论时,要特别注意那些实际上服务于霸权国家的理论语境、逻辑和概念。中国的战略理论应该建立在中华民族的种族特征和文化特点之上,形成自己的理论语境、逻辑和概念。而这样的理论建树首先要建立在充分了解竞争对手理论并能对其进行透彻分析的基础上。当然也应该建立在对自己民族自己文明的种族特征和文化特点的透彻理解和分析上。

 

关于上面三个层次的战略问题,我们将在以后的文章中逐步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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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简介
于中宁 简介:
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国家一级导演,曾任金鸡奖评委等。93年后转入经济、管理理论研究和投资。著有《现代管理新视野》等。最主要的人生成就是玩遍了所有美国国家公园,中国的风景名城古建,欧洲名胜,也去了非洲。读千卷书,行万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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