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顺应民意,慎用军警

2012-12-30 22:1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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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终稿之“政治篇”
 
 
 
 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毛泽东在1949年后,由于牢牢掌握了枪杆子,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但即使他把中国折腾得天翻地覆、鸡犬不宁,可从头到尾,始终没有大规模使用过军、警、特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不管什么原因,这都是很难得的。
 
 
 
 毛之后的中国,唯一拥有近似毛的资历与威信的只有邓小平一人。虽然邓复出之初,动用军队进行了“对越自卫还击战”,还使用公安实行“严打”,但整个八十年代,同自己的两名得力助手胡、赵一起,他对军警的使用基本是得当的。直到1989年,邓小平最终还是动用了一次军队“平暴”——这也是中共历史上领导人第一次如此使用军队。无论有多少理由,无论多么迫不得已,无论时间让多少人遗忘,历史无法改变。
 
 
 
 整个九十年代,为了避免此类“悲剧”重演,介于武装部队与警察之间的“武警部队”迅速扩大,加上1989年镇压对民众的威慑,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后的经济大发展,“内忧”暂时摆平。这段时间的主要问题表现为“外患”:西方诸国尤其是美国对中国“虎视眈眈”,随时等待“和平演变”发生。
 
 
 
 江泽民虽然早看出来未来执政的最大问题是执政党能否成功转型,从而提出了“三个代表”,但以当时面临的国内经济形势尤其是国际形势(包括台海局势),他不但无暇实施“三个代表”,甚至没有来得及做出全面的解释。他执政最大的成绩是循着小平南巡的思想进一步实行改革开放,使出浑身解数,拓展中国的国际生存空间,与美国周旋,与世界互动,争取到最大的利益。最终,中国加入WTO,成功申请奥运会等,为胡温执政十年的经济发展与大国崛起打下了基础。
 
 
 
 江泽民执政十年,虽然武警与公安在后期应对下岗工人堵路与农民抗税(乱收费)中频繁出动,军队为了威慑台独而动不动就到海上放几发空炮弹,然而,高层领导最倚重的却是情治系统。这主要是由当时的国际局势决定的。就我有限的了解,当时的情治系统在多个场合确实立下了汗马功劳。
 
 
 
 成也情治,败也情治!情报治国在特殊时期可能有一定的作用,可时间一长,迟早会带来灾难。正如当时唯一有能力调动军队的邓小平最终没有能够避免“动用”军队一样,江在执政后期,依赖情报系统,最终拍板对某练功组织进行了全面镇压,此后,镇压持续了十几年。历史就这样写成了。
 
 
 
 我不知道“军警特”中的“特”是不是这个时候失势并退出政治舞台的,但我知道下一个粉墨登场的是“军警特”中的最后一名主角:警察。
 
 
 
 胡温执政十年,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国际地位大幅提升的十年。出身于草根的胡温这一代领导人,在改变GDP 增长模式,关心弱势群体上,做出了努力。据外媒报道,2002年的时候,中国有将近一半的人口(约六个亿)没有任何低保与医疗保险。而胡温上台仅用了短短十年,让医保与低保几乎覆盖了所有的中国弱势人群尤其是农民与农民工、下岗工人,虽然覆盖的力度并不大,但相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以人均GDP来计算)已经是空前的。要知道,英国与法国完成这样的过程,花费了几乎近百年的时间。
 
 
 
 胡温执政期间,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幅飙升,并成功举办了奥运会与世博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胡温执政期间,台海关系大大改善;互联网发展迅速,中国成为互联网大国。
 
 
 
 胡温执政十年,也是政治、经济与社会处于转型阶段,各种矛盾日益尖锐,改革阵痛让社会无法和谐,维护治安的警察无疑是首当其冲的。我曾在多篇智库报告中写到要理解警察的工作,很多社会问题并不是他们引起的,但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把警察推到风口浪尖。可是,这十年警察力量的迅速扩大,并在多个地区与各类事件中失控,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过去十年,尤其是过去两年,中国几乎变成了一个警察国家。历史,不可能忘记这样的事实。
 
 
 
 毋庸讳言,我对“军、警、特”是有特殊感情的:军队守卫疆土,保家卫国;警察维护社会治安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反谍机构与情报系统则是用来保卫国家安全的。国土不被侵犯,政权不被颠覆,民众不遭受欺压,都少不了“军警特”。然而,这是在现代化的文明国家。文明国家与野蛮专制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如何使用这三种国家力量。
 
 
 
 作为一名穿越体制内外的观察者,我常常想,威信如此高的小平当时是否可以不动用军队?江总是否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对待那些练功的,那些寻求信仰的无依无靠的低层民众?过去十年,那些“维稳”事件中,真的需要动刀动枪,甚至动刑吗?——至少在我亲身的观察中,绝大多数所谓群体事件,都只不过是民众对当地腐败、渎职官员不满而已,根本不涉及民众要破坏稳定,更没有要颠覆国家政权;而很多地方的贪腐官员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与不受限制的权力,拉大旗做虎皮,动不动就以维稳的名义动用警力,最终把自己也把北京政府同民众对立起来。
 
 
 
 “使用权力很容易,难就难在要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常常想起蒋经国。邓小平、江泽民与胡锦涛各领风骚十年,客观地说,他们都基本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但却都没有避免动用也许本不该使用的“军、警、特”,给后人与下一代领导人留下了历史之鉴。历史,尤其是后人与人民写的历史,不会只记下你的功劳,更会记下你犯下的错误,尤其是乱用权力铸下的罪责。
 
 
 
 在当今热核时代,从短期来说,只要执政者一意孤行,还真没有“军警特”摆不平的人与事,然而,从长远来看,“军、警、特”有自身的作用, 但任何滥用权力,不但无法解决问题,其本身就是最大的问题。这些“问题”迟早会把滥用权力者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2012年,习近平等新一代领导人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他们继承了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邓江开创的国际局面,以及胡温开启的推进社会公正、公平的尝试。表面上看, “内政外交”都被邓、江、胡搞定,其实不然, 习李等新一代领导人面临的艰巨任务要远远超过前任。他们肩负的历史使命是改革执政党,完成执政党的转型,推动中国社会、经济与政治转型。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依然会有重重困难,而进一步的深化改革势必会遭到利益集团的顽固抵抗,但我相信,新一代领导人只要继续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走,以人民利益为重,相信人民,顺应民意,他们势必会得到比“军、警、特”要可靠与厉害百倍的低层民众、中产阶级与知识分子的支持。
 
 
 
 杨恒均 2012.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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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善如流、嫉恶如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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