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的皇帝,你跟宋朝的士大夫什么仇什么怨

2015-03-16 11:40:24
分类:未分类
 大清的皇帝,你跟宋朝的士大夫什么仇什么怨

吴钩


我之前对清史颇感兴趣,找了一堆清人笔记、稗官小说来读。后兴趣点转移到宋代,阅读的重点全放在宋代史上。我隐隐约约有一个感觉,觉得宋朝与清朝是差异非常明显的两个王朝,不论政治制度,还是士林风气,都有着天壤之别。因此留心收集了一些宋清对比的史料,无意间却有一个发现:不止一位宋代士大夫都发表过在正统人士看来多少显得有点“出格”的言论,但在宋朝,这些“出格”的言论都受到宽容的对待,立论的士大夫并没有因此受到迫害,反倒在数百年后,当清朝的皇帝读到这些言论时,感到非常愤怒,恨不得将“妖言惑众”的宋朝士大夫抓起来治罪。

1

北宋元祐元年,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召程颐为“崇政殿说书”,充任哲宗皇帝的经筵官。程颐没有马上答应,而是上了三道论经筵的札子,提出一个条件:“(臣)所言而是,则陛下用臣为不误,臣之受命为无愧;所言或非,是其才不足用也,固可听其辞避。”意思是说,如果太皇太后赞成他的观点,他便担任这个经筵官;如果不赞成,那经筵官一职还是另请高明。程颐到底想表达什么观点呢?非要这么拽。程颐说:“臣以为,天下重任,惟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即要求太后与皇上承认士大夫非常牛掰,既是培养君德的帝王师,又是治理天下的主体。潜台词是说,皇帝的作用还比不上士大夫哩。

但这句“天下治乱系宰相”,其实也不算是什么“出格”言论,而是宋代士大夫的共识。宋人认为,君臣“各有职业,不可相侵”,君主是国家的主权象征、仪礼代表、道德模范,君主当然也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最高的权威,但君主不亲细故,不插手具体行政,治理天下的权力应当委托给以宰相为首脑的政府。苏辙说:“臣闻宰相之任,所以镇抚中外,安靖朝廷,使百官皆得任职,赏罚各当其实,人主垂拱无为,以享承平之福。”陆九渊说:“人主高拱于上,不参以己意,不间以小人,不维制之以区区之绳约,使其臣无掣肘之患,然后可以责其成功。”表达的都是同样的意思:君相分权,虚君实相。

从程颐最后还是欣然受命的结果来看,朝廷显然是认同“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之说的。但程颐的那句“天下治乱系宰相”,却让后来的清朝皇帝乾隆感到特别不爽。他专门写了一篇《御制书程颐论经筵札子后》驳斥程夫子:“夫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谁乎?使为人君者,但深居高处,自修其德,惟以天下之治乱付之宰相,己不过问,幸而所用若韩(韩琦)、范(范仲淹),犹不免有上殿之相争;设不幸而所用若王(王安石)、吕(吕惠卿),天下岂有不乱者?此不可也。且使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而目无其君,此尤大不可也。”在乾隆看来,臣子若自命不凡,以“天下治乱系宰相”自许,那你将皇帝往哪里摆?你眼内还有皇上吗?

北宋的王禹偁在担任“判大理寺事”小官时,写过一篇《待漏院记》(待漏院为宋代宰相等候早朝的休息室),通篇是一副板起脸来教训宰相的语气,大意是说:宰相如果以权谋私、徇私枉法,就活该死了下地狱。文章最后说:“一国之政,万人之命,悬于宰相,可不慎欤?”意思跟“天下治乱系宰相”差不多。宋政府认为王禹偁说得很有道理啊,同意将文章抄录在待漏院的墙壁上,“用规于执政者”。但后来的乾隆看了这篇《待漏院记》,又觉得不爽,亲自御制一篇《王禹偁待漏院记题辞》相驳:“谓一国之政,万人之命,悬于宰相,则吾不能无疑也”,宰相不过是君王驱使的工具罢了,别老是牛逼哄哄好不好?“是则—国之政、万民之命不悬于宰相,而悬于为君者明矣”。

乾隆推崇的是皇权独裁:“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自皇祖(康熙)皇考(雍正)以来,一切用人、听言大权,从未旁假。”他当然不允许士大夫自命为治理天下的主角。但自鸣得意的乾隆一定想不到,清代统治的这一专制本色,恰恰构成了晚清时期的“君主立宪”转型的最大障碍,最终导致革命因为堰塞而崩决,一发而不可收拾。

2

还有一位宋代的士大夫也让乾隆感到不爽。他叫王益柔,名气没有程颐、王禹偁那么大,以致乾隆将他的名字误记为“王直柔”。那么这位宋朝小人物到底说了什么话而引起大清皇帝的注意呢?这事得从宋仁宗朝的“进奏院案”说起。

大清的皇帝,你跟宋朝的士大夫什么仇什么怨 

庆历年间,“提举进奏院”的苏舜钦将进奏院的旧报纸卖了,换成钱存入小金库,然后请了几位同僚与文友,集体去喝花酒,其中便邀请了“集贤校理”王益柔。不想这事让台谏官知道了,宋朝的台谏官是很厉害的,他们认为苏舜钦挪用公款,对喝花酒一事提出弹劾,并展开调查。这一查,又查出了另一宗事:王益柔在喝花酒时,乘着酒意,做了一首《傲歌》,其中两句说:“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在那个时代,这是非常“反动”的言论。当时的御史中丞王拱辰又恰好是苏舜钦一派的政敌,因此王拱辰便拿王益柔大做文章,“力言益柔作《傲歌》,罪当诛”。

不过,枢密院副使韩琦很反感王拱辰的上纲上线,他告诉宋仁宗:“益柔少年狂语,何足深治?天下大事固不少,近臣同国休戚,置此不言,而攻一王益柔,此其意有所在,不特为《傲歌》可见也。”暗示王拱辰等人猛烈抨击王益柔是出于党争。王拱辰想将“进奏院案”做成文字狱,但最后案子还是按经济腐败案进行处理:苏舜钦因监守自盗被“除名勒停”,即开除公职;王益柔被夺去“集贤校理”之职,贬到复州当一名税官;其他参与喝花酒的官员也分别被降职。作为喝花酒发起人与组织者的苏舜钦,受到的处分最重;发表了“反动”言论的王益柔得到的惩罚并不比其他人更严厉。但这个处理结果,让乾隆觉得不爽。

这名大清皇帝的意见是:“特宜正王直柔侮慢圣贤之罪,而苏舜钦辈醉饱之过,则教而不怒”。在乾隆看来,苏舜钦的公款吃喝只是小事一桩,可以原谅,教训一番就行了;王益柔“侮慢圣贤”,才是大事情,才应该重重治罪,你宋仁宗将轻重搞颠倒了,简直不懂帝王之术。

3

乾隆并不是唯一一个对宋代士大夫不爽的大清皇帝,他的父皇雍正,也很不爽一位宋朝人——欧阳修,因为欧阳修写了一篇替朋党辩诬的《朋党论》。要知道,在传统官方话语体系中,“朋党”一直是一个贬义词,跟“朋比为奸”几乎同义,历朝皇帝都对朋党活动深恶痛绝。

然而,宋代的士大夫却开始从正面来解释朋党的政治意义。还是庆历年间,仁宗皇帝与执政团队论及朋党之事,参知政事范仲淹说:“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自古以来,邪正在朝,未尝不各为一党,不可禁也,在圣鉴辨之耳。诚使君子相朋为善,其于国家何害?”明确提出朋党既不可禁绝,也不为害。

范仲淹的朋友欧阳修因此写了一篇《朋党论》,来为“朋党”正名:“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志同道合的君子结成一个团体,是天经地义的。治理天下,也离不开君子之党,“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

大约从宋仁朝开始,不少宋朝士大夫都发表过“朋党论”,除了范仲淹与欧阳修,王禹偁、司马光、苏轼、秦观都写过文章讨论朋党。这里有一个思想背景:宋代是士大夫政治非常活跃的时代,“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成为宋朝君臣的共识,士大夫群体普遍产生了“士当以天下为己任”的主人翁意识,并朦胧地意识到士君子们应以政见的志同道合来组成政党、治理国家。因此宋代才密集出现了一系列为朋党辩护的“朋党论”。

尽管皇帝并不喜欢大臣结成朋党,有一部分士大夫也反对朋党,但欧阳修提倡结朋立党的观点,还是受到包容,宋仁宗也没有责斥他。宋人说欧阳修“上《朋党论》,以破邪说,仁宗感悟”,看来宋仁宗还是赞同欧阳修的意见的。不想几百年后,欧阳修之说却惹恼了清朝的雍正。雍正读了《朋党论》之后,特别写了一篇《御制朋党论》相反驳:天尊地卑,君尊臣卑,做臣子的,“义当惟知有君”,思想上必须与皇上保持一样,如果“心怀二三,不能与君同好恶,以至于上下之情睽,而尊卑之分逆,则皆朋党之习为之害也”。

雍正皇帝还杀气腾腾地说:“宋欧阳修朋党论创为邪说,曰君子以同道为朋。……朋党之风至于流极而不可挽,实(欧阳)修阶之厉也。设修在今日而为此论,朕必诛之以正其惑世之罪。”恨不得将欧阳修抓起来杀掉。

雍正这篇《御制朋党论》,保存在原始文献雍正“起居注”中,后来史官修《雍正朝实录》时,大概觉得皇上这么咬牙切齿对待一位儒家先贤、历史人物,实在太赤裸裸,有损帝王形象,便将“邪说”改成“异说”,将“朕必诛之以正其惑世之罪”改成“朕必饬之以正其惑”。算是给皇帝穿上一块遮羞布。

未见识过大清文字狱之险恶的欧阳修假如当时突然醒过来,我想他一定会质问雍正:爱新觉罗·胤禛先生,我们跟你们到底有什么仇什么怨?

 (删节本发昨天南方都市报。欢迎打赏哈)

上一篇: 驳二月河:宋代是最腐败的朝代??…下一篇: ​郭靖追黄蓉到底花了多少钱【修…
  • 打印
  • 收藏
  • 分享到:
阅读数(700)  评论数(0)
名家简介
吴钩简介:
历史爱好者。《隐权力》作者。
博文分类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