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放者的身影

2017-11-30 09:4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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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个人历经磨难,却始终不屈不挠,同时磨难也就越发深重。这样的人生是一种不幸,但对有的人来说,这又是一件幸事,假如他同时兼具了优秀作家的两个素质:对自由的热爱和对世界的真实感受。高尔泰无疑就具备了这两个素质。他的《寻找家园》既是一部个人回忆录,同时也是一部文学杰作。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还很少有作品写出那样深重的受难感。当灾难结束后,许多人也曾控诉与反思,但这些都是限于历史决定论的框架。历史是一条线性道路,发生的一切都是必然的,可以理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尤其充满欢快情绪,接下来的时代是他们的了,曾经饱受迫害的作家、学者此后功成名就,各种非正义的事件再也没有影响到他们的好心情。这个时候,高尔泰的回忆录面世了,他向人们重提那个年代知识分子遭受的罪孽,还有他们犯下的罪孽。

上世纪八十年代,高尔泰是以美学理论家的形象为大众所知的。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86年,在成都的四川师范学院,那时他从兰州大学调到川师不久,住在校园山坡上的一间旧楼里。他花白头发,蓬乱无章,笑咪咪地咧着嘴,没有一点名人的架子,不时还要夸耀一下自己的力气,亮出鼓鼓的肱二头肌给人看。由于耳朵不好,他常常会偏着头听人讲话,但又像是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显得心不在焉。那天的谈话围绕着某个右派作家复出后的作品,他批评那种劫后忠贞,露出嘲讽的神情。墙上挂着几幅他自己画的风景油画,风格是传统的。高尔泰自小喜欢绘画,亲炙过吕凤子先生。他的一生行迹由美学和绘画组成,当美学每次给他带来厄运时,绘画总是会帮他度过厄运。

厄运始于五十年代,年轻的高尔泰从江苏师范学院毕业,分配到甘肃兰州一家中学教书,闲暇之余写了一篇美学论文《论美》。那个年代,所有的理论问题几乎都是讨论精神与物质的关系,尽管生活中的物质是那样贫乏。按照当时的指导思想,美的本质被钦定是一种客观存在,高尔泰却认为美的意义是主体赋予的,没有人的主体性,就没有美。这篇文章在《新建设》上发表后,宗白华、侯敏泽先生纷纷发表批评文章,傅雷、朱光潜先生也都与他通信,批评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在这些著名学者看来,真理已经被证明了,他们现在都在努力跟上时代。在关于美的本质问题上,高尔泰理所当然被划入主观论的代表。

这种非主流的美学理论给他带来灾难,在反右中尽管他一声未吭,仍然被定为极右分子。那一年,他21岁。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他才重操旧业,写出大量有影响的美学论文,其中许多内容都是他在敦煌工作时悄悄写下的,在文革中还一度成为新的罪证。这些论文运用八十年代流行的异化理论和人的解放,认为美是人的本质的投影。也就是说,人的本质是自由的,人在创造美的同时,也在创造自己,所以“美是自由的象征”。基于同样理由,他强调生命力的作用,正如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人生的意义,也只能植根于个体。它是被创造的,不是被赋予的。”这种浪漫主义的美学观在八十年代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在历经浩劫之后,他想要阐明,人是目的,不是手段,自由是生命最重要的价值。

今天已没有人再关注美的本体论问题,不是说这个问题已经解决,而是说这个问题已经转移。几十年的美学领域不是政治批判,就是翻译西方理论,没有真正的创见,加之随着商业浪潮的兴起,美学热很快开始降温,高尔泰意识到美学已经引不起什么共鸣,就像他在回忆录中所写,九十年代读到讨论美学的文章,他“已无感觉”。他或许不再从浪漫主义来看美的本质了,但他对人道主义的信念却没有变,那是他一直坚持的观点。他仍然相信人的主体性:“人是自我创造的生物,有独立自由的个体精神,才有灵魂和灵魂的呼吸——与他人沟通的需要,然后才有文学。”当许多学者将追逐物欲视作人的异化时,他始终认为丧失自我才是人的异化。

既然文学是人的主体性的表现,在一个蔑视个体的社会,顽强的生命力总是会遭到阻碍并试图冲破阻碍,痛苦的价值因而象征着文学的价值,这是他的回忆录呈现出受难感的主要原因。受难感不是单纯的控诉,在其中必须要能感受到灵魂的呼吸。没有灵魂的堕落和抗争,就只有外在的痛苦,没有受难感。而在高尔泰看来,知识分子背叛良知,放弃自我在数十年间已成为常态,这使得他们的受难具有一种内在因素,因此,当高尔泰写到这个群体时,他心中最重要的问题始终是,什么是知识分子?

2.

仿佛是要印证萨义德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高尔泰天生就是个流亡者。他出生在江苏高淳,抗战时期的家乡逃难,反右时期的夹边沟,文革时期的敦煌,以及改革时期的兰州、北京、成都和南京,数十年间辗转不定。每经历一次厄运,就被迫换一个地方。搬家于他已是寻常之事,他习惯了与时代的冲突,在坚持自己的观点方面,他始终孤傲而固执,当代许多著名学者都与他有过争议,这不能完全归于他无视权威的个性,他从来没有遇到过多元和宽容的时代这使他的回忆录具有很大的容量,成为时代的一个缩影。当然,这更是他个人的心灵史:在颠沛流离中寻找家园。

尽管童年遭逢乱世,传统的教育却培养了他的人文精神,使他的天性得以自由成长。但童年快乐的回忆很少,参加工作后不久他就成为右派,被发配到甘肃酒泉的夹边沟农场。由于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这个地名已经为世人所知,但此书毕竟是出自采访者,与《寻找家园》出自亲历者不同,用高尔泰的话说,只有亲历者才会体验到“时间的硬度”。大戈壁的风沙很快就让他尝到了苦役的滋味。每天起早摸黑,在荒原上挖排碱沟,这种无效劳动与其说是为了改造自然,不如说是为了惩罚人。最可怕的还是饥饿,这从来都是囚徒生活的一部分,劳改犯们时常偷别人的食物,为争刮饭桶边上的糊糊而打架。一次,高尔泰在荒原上看到远处一棵沙枣树,收工时悄悄跑去摘沙枣,为了赶上走得越来越远的队伍,他差点在茫茫沙漠中迷路。多年后,他充满诗意地写道:“月冷龙沙,星垂大荒。一个自由人,在追赶监狱。”

高尔泰熟悉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学,熟悉西伯利亚那些流放者的身影,这一文学素养为他提供了观察人性的视野。在反右中,知识分子就在他眼里表现出积极的作恶,曾经友好相处的同事,突然间开始互相揭发,而且大多是无中生有。然后在夹边沟,他目睹一个人身上既可以表现出善良,也可以表现出残忍。他在回忆录中写了几个普通人,逃亡者李沪生、思想者安兆俊、爱整洁的龙庆忠、军人郭永怀、张元勤,这些人性格各异,但渐渐地,劳役、饥饿和屈辱,使他们对生命失去了奢求,唯一的共同欲望是活下去,后来他们中许多人都在大饥荒年代饿死了。当饥饿蔓延的时候,高尔泰幸运地被调去兰州画画,躲过了一劫。那些裸露在荒原上的森森白骨——其中有许多是他熟悉的人——几十年后成为当地医院的物质标本,也成为他与这个世界的精神联系。

如果没有这个联系,他在后来的岁月也不会显得那样顽固不化。绘画的才能再一次帮助了他,解除劳教后,他被常书鸿先生收留,到敦煌莫高窟研究所工作。夜幕降临时,面对茫茫沙碛和古代壁画,他想到永恒,想到绝对零度的突破。然而,艺术敦煌并不是一个与世隔绝的桃源。越是高级知识分子扎堆的地方,人际关系就越紧张,谦和的笑容背后永远掩藏着心机,所有人始终处在一种高度的精神戒备状态中,习惯了公共场合的自我表演。在学英雄的会上,人人都感动得流泪,他只得“尽量低下头去。从手指缝里斜眼窥看别人,发现有好几双晶莹泪眼在闪闪地观察我。连忙把垂得更低,低得都快碰到膝盖了。”到了文革时期,这种斗争的气氛就越发浓烈了,一位工人告诉他,最可怕的是知识分子,都想立功赎罪,告发别人。

描写文革中互相撕斗的回忆录,并非只有高尔泰一人。然而,写出知识分子最不堪的丧失人格尊严的一面,显然是此书的一大特点。这不仅因为他早已成为阶级敌人,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置身事外,冷静地观察,而且更是因为他想要指控人性。那些平日温文尔雅的学者专家,突然间就变成了凶猛的野兽,他们“剧烈地蹦跳叫喊,忽又放声歌唱,忽又涕泗交流,忽又自打耳光,忽又半夜里起来山呼万岁,敲锣打鼓宣传伟大思想。”他毫不容情地指出,在批斗会上,将常书鸿夫妇打得最凶的人,也是他们从前最信任的人。然而,所有知识分子实际上都是戴罪之身,最后都会遭到整肃。在这个地方,“他人就是地狱”这句存在主义的名言得到了最充分的证实。每一句话,每一个微笑,都要评估它可能产生的后果,提防有人怀疑和告密。于是乎,当大家被关进牛棚时,有的人睡觉假装打鼾,表示自己心里坦然;有的人假装说梦话,在梦里高喊革命口号。他们已经不需要监管人员,他们完全可以做到互相监督,还有比这更美妙的新世界吗?

从夹边沟活过来的人都曾有过生存的极限体验,由于高尔泰早已坠入底层,成了每次挨斗的靶子,唯一的护卫武器就是以眼还眼,对那些伤害他的人施以同样的报复,这是一个囚徒的本能反应。只要发现有人整他,他就会故意揭发其在私下里说的另一套话,事后他虽然会有复仇的快感,但仍然为自己和别人感到悲哀。然而,这还不是最深的悲哀,最深的悲哀是人们把这一切都归罪于时代而顾盼自怜。八十年代初,高尔泰从酒泉调到兰州大学,后又调到中国社科院,他在回忆录中用一段话概括出当时北京的气氛:“满城都是受害人。回城的知青从广阔天地带来各种荒谬体验,忙着谋生。上访者鸣冤叫屈,大都有一部血泪史。失宠的幕僚,站错队的干部,整人起家而仕途坎坷者,歌功颂德而未获宠幸的文人”。

灾难过后,所有人都在控诉,所有人都是被迫害者。

      3.

想到高尔泰曾是一个著名的理论家,他的回忆录不禁让人感到惊讶。理性和情感兼备的作家不多,高尔泰大概就算得上是一个。他对人的感觉不亚于他对理论的感觉,如果他的理论文章更多是出于对知识的消化和哲学的逻辑思维,他的叙事散文则体现出细致的观察力和文学的形象思维。不待说,后者更加需要依靠语言的魅力,而他却能自如地运用两种语言系统,正如他自己所说,文学的要素除了思想的穿透力、情感的深刻性,就是语言和体裁的独创性了。看得出来,他在叙事语言上下了一番功夫,不再采用欧式的长句子,而是从中国传统语言中吸取营养,由繁复的文字转为简洁的文字。书中生动形象的刻画俯拾皆是,如描写去山里开荒时打黄羊的一章:

我们到门外观望,什么也看不见。落日苍茫,云山万重,天地间一派金红。无数雪山的峰顶,像一连串镶嵌在天空的宝石,璀璨辉煌。从乌黑浑浊的小屋里出来,突然面对这份庄严肃穆雄浑莽苍,我们都愕然悚然,一时没了言语。

铃声越来越清晰,随之暝色里影子似的出现了七只骆驼,在岩石下池边跪成一纵列。有两个人从驼背上下来,把一件一件很大的东西从驼背上卸下。然后一个人吆喝着骆驼起来饮水,一个人抱着皮大衣朝山上走来。

他的文字雅致而省净,甚至具有一种律感,反映了他在文学方面的某种追求。这是一个诗人眼里看到的戈壁滩,在他笔下,描绘出一种中国式的意境,这个意境产生于江南山水,产生于夹边沟和敦煌。对诗人来说,文学的基本性质是诗性,它通过语言塑造现实。因此,即使是毫无诗意的社会环境,他也要写出偶尔闪现的美,这使得他那充满磨难的叙事有一种张力。他在回忆中没有用美来逃避生活,而是用美来抵抗时代的暴虐,抵抗虚假的当代文学。换言之,他再一次用文字挑战了这个时代。

过去了的整整一个世纪,就是一个道德上野蛮化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最大特色是,粗鄙取代高雅,成为知识分子的价值标准,也成为文学的价值标准,正是这个世纪与文学的粗鄙完全抛弃了基本的道德善,将人性践踏在地。毫无疑问,当代这一价值标准的代表艺术家是莫言和张艺谋,他们的作品已经取得世界级的成功,这些作品模仿西方现代艺术,显示对恶的崇奉,夸耀一种想象中鄙俗、暴虐和变态的民间社会。但正因为是模仿,往往显得过于用力。在那些虚构的故事与粗鄙的语言中,透露出某种奴隶般的沾沾自喜,而那种被赞赏的带有粗豪匪气的形象,则可以追溯到更早年代形成的暴力价值观。

说到底,他们的价值世界里缺乏真正的同情,或者说没有真正的爱与恨,因此,如果说他们也有某种价值观,那就是道德虚无主义,他们最终表现出对权力的崇拜,实际上是非常自然的事。套用布罗茨基的一句话,当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描绘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时,这是洞穴里的人在描绘洞穴。读者最终会明白,他们的巨大名声不过显示出这个时代的文学名誉是如何产生的。

相形之下,高尔泰的写作恢复了文学的真诚。他的一生跌荡起伏,充满传奇色彩,而他却没有将它写成传奇。他在回忆中寻找家园,抗议他所目睹和经历的文明的毁坏。写出这一切痛苦的真相,正是文学的本份。他在艺术与现实之间找到了一种平衡,在文学属于个人创作的意义上,他的回忆录已经不仅是时代的证言,而且是通过诗与散文的结合表达个人的心声,将民族半个世纪的受难上升到审美的高度。他始终是加缪所说的一个“自由射手”,从来就不合群,也从来没有将家国情怀变成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当他不再谈论美学时,反而最充分地揭示出美是自由的象征。

 4.

这部回忆录赢得了许多年轻人的喜欢,同时也招致各种异议。那些反对的声音都是来自他的同时代人,尤其是以前的同事。许多作家的作品与实生活实际上都有差距,他们的回忆录都会遭到当事人的驳斥。有人宣称:“在他的灵魂深处,其实隐伏着一些阴暗的东西。”他总是把周围的人看作敌人,对别人和自己都充满恶意,回忆录中的自述,如鼓励同事去追求必然失败的婚姻,声称一个人应当“体验”一切,也成了他有受虐心理的例证。此外,还有一些回忆录没写到的事,如他私下谈到夹边沟的犯人时,冷酷地说,知识分子最后都成了野兽,为抢夺一块饼干,在饿死者面前打得头破血流。

然而,这样的“揭发”即使不是抬高了他,也使他这个人变得更加立体。给我们的印象是,他的确像一头荒野中离群的狼,孤独、敏感,对周围充满戒备,“时刻提防被袭击,并在感觉到危机时先发制人”。用现代文学的标准看,把人性看得太阴暗,这似乎正是一个现代作家的心灵特征。关键在于,一个作家写了什么,为人生赋予了什么。高尔泰的回忆录如果不是写出了一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至少也是提供了一部人类行为学的材料。就此而言,这部回忆录注定会成为传世之作。

平心而论,他并没有回避自己性格的偏激,如他对常书鸿先生的不满和责怪,就表现出自己过于敏感的一面。他一生遭遇许多次波折,其实都与他的性格有关。他有过许多飞黄腾达的机会,但都因为“不识抬举”而错过了。他写了一些有学问但无人格的学者,也写了一些既有学问又有人格的学者,这些人具有正直感和同情心,屡遭磨难却又逆来顺受,这使他颇不以为然。他太固执己见,只看到他们被扭曲的人格,看不到他们一生谨小慎微背后的悲情,因而失去了许多珍贵友谊。

如果不是出于反思和歉疚,他本可以不写出这些情节的。他的不宽容让许多人难以接受和失望,但对他来说,写出这些往事是他个人心灵的需要,他的心灵是由那个时代塑造的,也只有从那个时代中得到解脱。考虑到他一生饱受打击,颠沛流离,他的孤愤甚至不宽容并不令人感到意外。更重要的是,他很清楚,人性的丑陋也包括自己,正如他在为自己辩护的文章中所说,自己是“用泥污的肢体,带着创伤的灵魂,爬出那黑暗的隧道我早就不像人样。”炼狱的经历使他一辈子很难信任他人,也很难与他人深交,这也是他无法与时代达成和解的原因。

我想他与批评者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他们原谅了时代,而他却没有原谅。尽管高尔泰从来没有站在一种阶级的立场看问题,但他与他们毕竟是同龄人,换言之,他们都是经过了价值重估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接受的是现代的特殊道德,而不是传统的普遍道德,亦即善与恶有着基本的内涵,二者的界限是不能混淆的。这是现代人与前人最大的不同。在这个意义上,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几代人其实是处在同一个价值时代,我们对世界、人性和美的观照已经跳不出适者生存的框架,尽管高尔泰在回忆录中透露出对传统文化的真切感情,但他却揭示出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我们——包括他自己——已经没有多少关系。更深刻地说,当人们疯狂地陷入互相揭发和自我表演的污坑时,这并不是迫害者与受害者的问题,而是所有人的问题。

极权不是一个简单的恶的故事,它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事。现代的观念体系是由知识分子建立起来的,当知识分子信奉历史决定论,将诸如“良心”、“尊严”等基本准则视作应当被抛弃的旧价值时,其命运就已经注定。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在她的回忆录中描述过知识分子的这种自我毁灭,认为一旦思想自由、良心、人道主义这些特征消失后,知识分子阶层也就不复存在了。正因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内心一无所有,他们害怕孤独,害怕被排斥在一致性的社会之外。许多人为虎作伥,落井下石,就是为了留在一个群体的家园里。他们达到了目的,却耗费了一生。

幸运的是,高尔泰始终保持了个体的独立,这一点他与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有着相似的固执性格,尽管这让他付出了一生都在颠沛流离的代价。然而,他并没有后悔,他在回忆录中告诉我们,家园在自己心中,在文字记录下的历史中。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1990年底,那时他已经打算再回四川,来南京办手续。有一天,他突然来我家闲坐,照例是表演了一番亮肌肉,笑咪咪地说话,然后随便吃了一碗家人下的阳春面。

他谈了自己的一些近况,接着我们又谈论起文学,我提到前苏联作家阿马利里克的《被迫的西伯利亚之行》,因为帮助一些画家将作品送到国外,阿马利里克在1965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书中用一种冷静的笔调描写了那段流放经历。高尔泰听了后很感兴趣,走时就把这本书借去了。如今读他的回忆录,不禁回想起当年的情景,我突然发现他的目光其实是很锐利的,好象时刻在侦伺着人。

 此文首发于电子媒体《东方历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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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凯旋简介:
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教授,主要翻译作品有米兰昆德拉《生活在别处》、《玩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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