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吃喝的自白书——春节快乐大转盘

2015-02-15 14:42:46
分类:未分类

朱大可:吃喝的自白书春节快乐大转盘

 

 

吃喝的自白书

 

朱大可


关于吃喝,我又能说些什么呢?在童年时代,这个问题曾经如此深切地困扰着我发育不全的心智。在迎接大跃进的时代里,我不合时宜地降生了。一个1957年冬日的正午,越过凛冽的阳光,我躺在徐家汇附近的一所医院里,因饥饿而哇哇大哭。不知所措的母亲把乳头对准了我的小嘴,而我却吸允不到任何乳汁。在生命的黎明,我面对的第一个困境就是食物的匮缺。这是一个生命的谶言,它宣喻着童年的饥饿主题。


我不知道奶妈的长相。她乳房的形状和气息超越了我的记忆,成为不可索解的谜团。母亲曾经向我描述过她的长相:粗壮、矮小、性格阴郁。她在我九个月大的时候因肺病离去,而我则开始了吃“奶糕”的漫长历程。那是母乳或牛奶的代用品,混合着牛奶、面粉和葡萄糖和蔗糖等成份。我在这种糊状物的哺育下茁壮成长。直到今天我还能记住它的亲切气味,那种浓郁的香气,一直融入了我细小的骨头,仿佛是遥远而隐秘的亲人。十几年后,我在商店里买回这种食物,企图重温周岁时的蜜月,但它的气味却与记忆相距遥远。这场失败的“怀旧”实验,解构了我对食物的童贞信念。


可以与奶糕媲美的另一种气味来自鱼肝油。据说它是鲸鱼肝脏的提取物。母亲用玻璃滴管把这种油性液体滴在我的舌头上。特殊的气味从舌尖迅速弥漫到齿间和两颊,继而扩散到整个头腔和身躯。这是美妙而短暂的时刻。芳香慰抚剂打开了我对于气味的初始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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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甘肃武威农场里几个穿着破棉袄的孩子


但我7岁前的食谱是被大饥荒年代所限定的。我们全家骨瘦如柴,状如幽灵,靠面疙瘩汤度日。那种食物是令人作呕的,散发着菜叶被过度烹煮后的恶心气味,尽管加入大量味精可以增加食欲,却引发了味精中毒。每天吃完面疙瘩后,我都要大口喝水,像一头在旱地里打滚的小狗。在味蕾迅速萎缩的年代,味精是维系我们与食物之间的危险纽带。


在炎热的夏天,我和隔壁邻居的小孩――一对姐弟在家门口共进午餐。我坐在小板凳上,从小碗里扒着难咽的面团和菜叶,眼里噙着失望的眼泪。唯一支撑我进食的信念是坐在对面的女孩F,她的秀丽容颜就是佐餐的美味佳肴,也是我熬过大饥荒年代的最高慰藉。我们芦柴棒似的小手,紧密地缠在了一起。


盛夏季节里的最高食礼遇,是4分钱一根的赤豆棒冰或者八分钱一根的奶油雪糕。中午时分,尖锐刺眼的阳光直射在弄堂里,租界时代遗留下来的水泥地,被烤得无比灼热,反射着刺目的亮光。没有人在那里走动。而我的手心里则攥着从母亲那里讨来的四分钱,坐在大门口的小板凳上,期待着卖棒冰老太的出现。那一声“光明牌棒冰”的吆喝,犹如伟大的信号,全弄堂的小孩都欢腾起来。而在正午的短暂狂欢之后,大地重新沉陷于冗长的令人窒息的缄默之中。所有的人都在渴望着黄昏时刻的到来。只有蝉在稀疏的梧桐树枝上大声叫着。它们嘶哑而嘹亮的声音,是关于酷暑的唯一的生命礼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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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民居住宅里的公共厨房


F的外婆是一个面色阴沉的老人,骨瘦如材,却贪吃成性,我偷偷送了她一个“臭虫”的绰号。她的儿子媳妇是有点级别的干部,受用着百姓所没有的特供品,但那些珍稀食品最终都化成了“臭虫”的排泄物。她每天要吃八个鸡蛋,大便臭气熏天,弥漫着整幢楼房。她的快感就是邻人们的灾难。她走进公共卫生间时,我们只好放弃玩耍,赶紧逃回家去,把门紧紧关上,企图把臭气拦截在门外,但它还是不可阻挡地溜进了每家每户。后来“臭虫”因吃得太多,居然在医院里活活撑死了。我妈那时居然很严肃地教育我说,那是“鸡蛋中毒”,小孩子要是吃多了,也会死掉的。但我至今都没能从医书上找到这种古怪的疾病。


尽管鸡蛋的“毒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对食物的憧憬还是横贯整个童年,并对我的灵魂产生了不可思议的影响。上小学以后,大饥荒年代缓慢地拉上了帷幕,商店的货架上开始出现那些曾经稀缺的食品。糕饼渐次复活了,萨其玛、杏仁酥、油枣,糖糕,这些粗鄙而美妙的食品,像稻菽一样从店铺里生长出来,稀稀拉拉地分布在高不可攀的货架上,向嘴馋的孩子们炫示着一种难以企及的存在。


孩子们的零食是一些更为廉价的物品。小学生最常见的的“波普食物”,是一分钱一包的“盐津枣”,它长得跟小鼻屎似的,混合着和陈皮以及甜、酸、咸的复杂口味,足以满足味蕾发育和口唇早操的需要,更由于颗粒众多,可以应付很长时间。它是物资匮乏年代里最“耐人寻味”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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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农民在卖大白菜


大些的女孩,更青睐于三分钱一小包的“桃板”。它是一种连核一起对剖的桃干,用盐腌制,咸度惊人。一个桃板通常能在嘴里含上整整一天。刚搁进嘴里时,你会觉得掉进了盐缸,但随着盐分的溶解和消散,甜酸气味开始缓慢涌现,与口水一起充盈着舌尖和两腮,幸福感在桃板与齿颊的缝隙间悄然生长。有零花钱的孩子,还会用话梅、嘉应子、橄榄和西瓜子来慰问自己饥渴的胃口。每天下课之后,女孩的课桌箱里总是一片狼藉,到处是深褐色的果核,犹如新生代被子植物的残骸。轮到我做卫生值日时,我必须费劲地清除这些女孩嘴里吐出来的秽物。从此我鄙视所有好吃零食的女孩。


大多数男孩拒绝这种零食,因为它们是男人尊严的死敌。母亲从来不给我零花钱,我即便嘴馋,也没有消受这些美食的福份。在小学期间,男孩们的最高“食物”就是香烟,它成为反叛和标榜成熟的记号。我厌恶香烟燃烧后的气息,却迷恋烟草的浓烈香气。我收集了各种牌子的香烟壳,从“熊猫”、“红双喜”、“大前门”、“飞马”到“光荣”和“劳动”,被残留在里面的烟丝所迷恋。它们被我夹在用过的教科书里,堆叠在书桌上,仿佛是一个细小的纪念碑,渗透着我被压扁了的叛逆信念。


父亲远在浦东工作,只能每周回家一次。星期六的黄昏是个美妙的节日。我扒在窗口上,远眺着父亲的身影,然后飞也似地滚下楼去迎接他的手提包。每次父亲都会取出搪瓷杯,里面是期待已久的四个锅贴,有时则是两个热气腾腾的重油豆干菜包。童年的美食节就此降临在我的生命里,向我打开世界美妙的大门。我小心翼翼地咬开锅贴的表皮,用舌尖轻舔着香气四溢的肉馅,周身的毛孔都舒张开了。这真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时刻,我的感官瘫痪在了粗砺的食物面前。食物成了我和父亲之间伟大友谊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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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一个普通中国家庭的除夕夜


不久父亲因慢性肝炎而病休在家。为了治疗,他开始了凶猛的进补。而我则在一边助吃。他的冰糖炖蹄膀,成了我最喜爱的点心。有一次,母亲不知从哪里搞来一只燕窝,为剔除混杂在胶状物里的羽毛,我和父亲分别用拔毛钳清理了整整两天,我至今都能记住它半透明的果冻似的形态。还有一次,母亲搞来了一副不知什么动物的睾丸,烧熟后呈现为酱红色,父亲把它切成薄片,坐在餐桌前慢慢嚼着,表情似乎有些尴尬,而我在一边观看,发出大惊小怪的声音。这是短暂而富足的时光,但它仅仅延续了三年之久,就被1966年的文革烈焰所焚毁。


食物匮乏的年代重新返回了大地,变得更加悲苦起来。全国进入军事化管理,所有一切都需要限制性配给。古怪的票证出现了,从糖、猪肉、食用油、豆制品到肥皂和草纸,所有日常食物和用品都被打上定量供应的标签。虽然粮食并不缺乏,但却都是发霉变质的陈米,淘洗时,水会因米里的大量霉菌而被染成绿色。每户一个月只有一斤猪肉和半斤豆油,必须极其俭省地加以规划。家庭主妇的智慧被紧急动员起来。她们要从极其有限的资源中,尽其可能地榨取生活的乐趣。


1971年,中苏边境发生大规模冲突,战争似乎已经迫在眉睫。父母开始紧急战备囤积,用积攒的票证采购了许多砂糖、盐、肥皂、草纸和火柴。这些东西后来却成了巨大的累赘。我们费了好长时间才把它们用完。那些白糖(俗称“绵白糖”)被分别盛放在几个大砂锅里,最后都长出了黑色细长的虫子,噩梦般爬行在黑暗的壁橱里,仿佛是来自地狱的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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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的粮票


由于政府禁止农民私自养鸡和贩卖,吃鸡成了一种罕见的奢侈有一次,父亲的农学院朋友,从单位里搞来一只巴基斯坦种的公鸡。我们全家沉浸于节日式的欢愉之中。父亲亲自动手杀鸡和烹饪“客家葱油鸡”。他把鸡切成小块,烧熟后再改为慢火炖煮,用葱油不断浇淋,让葱香透入鸡肉的深处。我从未品尝过如此鲜美的菜肴,连续好多天都在回味它的奇妙滋味。从此我坚持认为鸡是世界上最高贵的食物。在整个文革期间,这是我家唯一的盛宴,它怒放在清教主义革命的现场,犹如来自天堂的赏赐。


春节购物成了一年中最为艰辛的工作。在大年夜的前夕,人们必须长时间排队才能买到一点可怜的食物。1977年,毛去世后的第一个春节,厂里的同事Y特地放弃了自家的需要,陪我一起在嘉善路菜场通宵排队。由于肉摊和鱼摊过于混乱拥挤,我们只能指望从限量供应的“盆菜”摊那里获取资源。盆菜的供应方法是每个排队者一份,多一个人,就意味着你能多得一份希缺的食物。


为了防止插队,纠察用粉笔在每个人的胳臂上都写了编号。昏黄的路灯照亮了黑压压的人群,他们像蓝灰色的蠕虫一样,在黑夜里绵延到几里地外,场面壮观,犹如一场盛大的群众集会。有人在打架,有人在高声叫骂,有人在起哄,也有人在静观。我和伙伴在刺骨的寒风里瑟缩,尽量挤在作一团,靠彼此的体温和无聊的笑话取暖。我的长满冻疮的手上,紧紧抓着一只破旧的竹篮。它是菜市场抢购者的身份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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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的广州,人们在垃圾堆里找吃的


在阴冷的第二天早晨,我们买了一大堆所谓“鱼丸”和“肉丸”胜利而归。但这些丸子的主要成份,不过是些劣质的淀粉组合物而已。这年春节,我们全家一直都在吃这种可笑的面团,以致许多年后我看见鱼丸和肉丸,都会产生呕吐的感觉。


在食物匮乏的冬天,为食物翻脸和打架是家常便饭。女孩子为了多吃少占,彼此结下深仇大恨,甚至终生不再说话;而男孩则为了香烟和吃零食的女人发生分裂,打得头破血流。初一的时候,我家附近发生的一场最凶狠的斗殴,就是因食物而起。一个女孩偷了另一个女孩的食物,被窃者叫来了她的男友,煽了女小偷两个耳光。女小偷哭着逃开去,并且誓言要报仇雪恨。中午放学时,打人的男孩在校门口遇到了七八个外校的流氓,被当场打断了三根肋骨。他伤势痊愈了之后,又招来了更多的少年打手展开反报复。他们在女孩家附近的弄堂里伏击她,把她的衣服扒光,施行轮奸,然后割下她的耳朵扬长而去。这是我记忆中最凶残的一次斗殴。食物变成了令人胆寒的凶器,滑行在生命的链锁上。


食物政治学就这样支配了人们的仇恨和友情。那时的女生拉帮结派,主要的拉拢手段就是食物。一枚话梅就能换来一个全新的盟友,她们勾肩搭背,如胶似漆,互相好得能穿一条裤衩,但转眼间就会为了另外一粒话梅糖而背叛先前的伙伴。这种零食至上主义的生活立场,构成了女生社会的古怪秩序。男生之间从不那样。他们鄙视这种小娘儿们的行径,但男生讨好女生的方式,却并未跃出食物政治学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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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的油票


食物是偷情者彼此点燃对方的火柴。我曾经从家里偷了半斤大白兔奶糖给一个心爱的女孩,并且骗我妈说是老鼠吃的。这个拙劣的谎言被母亲当场识破。我为此还挨了一顿打。但我还是感到了生命中最脆弱的甜蜜。女孩回赠给我的,是一付用旧毛线编织的无指手套,上面有一些深蓝和杏黄色相间的波纹,散发出若有若无的香气。我戴着它度过了那些寒冷的冬天。几年后,我把其中的一只丢在了公共汽车上,而另一只则被我收藏起来,像藏起一个爱的秘密标记。但后来,在一个突如其来的深秋,它从我的抽屉里神秘消失了,仿佛被风吹走了似的。


父亲去世后,母亲与我相依为命起来。我们形影相吊地行走在文革晚期的黑夜里。她提前退休,而我则在一家照相机厂里当了钳工。我们生活小康,无所欲求。母亲有时会带我去附近的乔家栅点心店,吃两毛五分钱一碗的鲜肉馄饨,半透明的面皮下面,暗褐色的猪肉馅隐约可见,面汤里漂浮着葱粒、紫菜和蛋皮。店堂里空空如也,没有什么顾客在这种高档食店里留连。而我们却在那里悠闲地小坐,望着大玻璃窗外的襄阳路风景,心情庄严得像个贵族。


文革结束后,国家食谱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我和密友“大头”经常出没于上海音乐厅,聆听交响乐团的演出,然后在再步行到淮海路上的一家饭店,叫上一客“两面黄”(一种在油里煎过的面条,上面浇淋着被切碎的肉丁、青豆、胡萝卜和黄瓜粒)和一份糖醋黄鱼,幸福地大啖起来。这是我在七十年代所能吃到的最奢侈的夜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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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餐车上


有时,我们也去位于淮海西路的上海牛奶公司门市部(俗称“牛奶棚”)去吃两毛钱一杯的“掼奶油”,那是牛奶和奶油经过高速搅拌后的混合物,在那些初秋的黄昏,在茂密的梧桐树下,在那座简陋的建筑物里,资产阶级奶香飘散于清凉的空气之中,仿佛有一种细腻柔软的爱在静静地融化,慰抚着我们如饥似渴的肠胃。在那个美妙的时刻,好像所有的顾客都感到了某种叫做希望的事物。他们的眼神里露出了暧昧的笑意。但很久以后我们才真正懂得,就在那个时刻和地点,我们被预告了毛式清教主义革命的终结。(原载《花城》2006年第1期)



本文题图为80年代初期照片

本文配图皆来自互联网

上传与管理:杰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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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5月《文化虫洞》一书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德国的《法兰克福汇报》曾将朱大可誉为“中国的本雅明”,这本《文化虫洞》,则以“引语之书”的迷人面貌,重绘了本雅明未曾实现的梦。这是一本实验之书,它告诉人们,做书是一门艺术,做书有多种可能。这也是一个有趣的“文化虫洞”,读者可以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间,在东方与西方之间,在本雅明与朱大可之间,在两个平行的文化宇宙之间,往来自如,来回穿越。这更是一次炫目的智性旅途,朱式引语的睿智与配图风格的大胆,形成一个多维的文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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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简介
朱大可简介:
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著名文化学者、批评家和随笔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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