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愚人节——生命中不能承受之乐

2017-03-31 21:4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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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愚人节生命中不能承受之乐


愚人节:生命中不能承受之乐


朱大可


从娱乐元年——2005年开始,经过喧嚣的娱乐N年,历史在震耳欲聋的娱乐声中迈入娱乐12年。与高涨的社会痛苦指数密切呼应的是,新的娱乐事物继续大量涌现,“国民娱乐指数”也在日益高涨,从而为我们勾勒了盛世狂欢的迷人图景。

这场娱乐浪潮的来源是耐人寻味的,它首先与全球媒体时代的娱乐主义浪潮密切相关。晚期资本主义的消费核心正在发生本质性的变化,由纯粹的物性消费,迅速转向娱乐消费时代。这是一场彻底的消费主义革命,它终结了垄断资本主义的痛苦噩梦。

战后西欧的文化消费曾经是无限多元的,一方面是大众的娱乐消费,一方面是知识分子的反娱乐文化消费,后者以痛苦和荒谬为消费的精神内核。但资讯资本主义的泛娱乐主义,却改变了人类的表情,赋予它肤浅的酒窝与快乐。在伊甸园里,人民学会了用无花果叶遮蔽羞处,而经历了数万年的挣动之后,人民才学会用娱乐之叶遮蔽灵魂的痛苦。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21世纪的人民,从此生活在水深火热的快乐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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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浪潮同时也是中国社会自主发展的必然结果。它显示了某种后期社会主义的明晰特征,即在市场的支撑下,用娱乐来解构意识形态的单一性和威权性。泛娱乐化成为超越泛政治化的柔软武器。这种文化浪潮,早在八十年代就已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那个年代,娱乐曾经是一种全新的概念。八十年代的民众,独立自主地发展出了麻将文化,在那些坚硬而光滑的骨牌里,寻找金钱和娱乐的双重快乐;与此同时,知识分子在高歌“潇洒美学”,孜孜不倦地探求着流氓美学的真谛。为九十年代后的高度娱乐化社会,开辟出一条光线灿烂的道路。

21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意识形态事变,是公共知识分子丧失话语平台,进而集体退出了社会议事空间,而人民则以无名氏身份执掌了互联网话语权。人民主宰互联网的时代降临了。他们的权能还进一步扩散到平面和电视媒体。在消费主义逻辑的支配下,人民成为娱乐市场的主人,它的强大气息笼罩了整个种族。游戏-娱乐精神就此迅速取代了政治,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

我们已经看到,娱乐主义原理超越了娱乐业本土,大肆侵入周边地带,扩张到包括政治、经济、道德、教育、司法、管理等各个领域,形成所谓“泛娱乐化”的盛大格局。在意识形态的地图上,娱乐帝国的版图不可思议地扩张着,它的彩旗业已插遍了几乎所有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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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的本质,就是把生命(存在)游戏化,它寻求的是短暂的快感和快乐,并悬置起痛苦、信念和一切跟生命主体相关的核心价值。娱乐主义的信条就是“我乐故我在”。它要改变存在的根基,用感官愉悦的单一感受,去替换掉其他一切生命感受。正是这种快感的霸权,构成了消费主义帝国的最高律法。

暴力、情色和名人隐私,这是娱乐快感及其消费诞生的三大资讯元素。娱乐工业的生产方式,就是大规模搜寻、采集、争夺和炮制这些元素,组装成形形色色的文化消费品,推销给如饥似渴的人民。在娱乐盛宴的菜单上,布满了那些被牺牲掉的娱乐圈名流的姓氏。她们的所有隐私,从肉体、绯闻、生育到洗手间的手纸,都是媒体厨房的基本原料。资讯美食的特色大致就是如此。

娱乐资本是这场革命的幕后操纵者。人民对快感的狂热求索,成为推拉动社会消费的动力,由此酝酿着关于娱乐经济学的不朽神话。那些电视选秀狂欢、芙蓉姐姐式的互联网起哄事件、以及关于明星的各种绯闻,并未给文化本身增值,却制造出大量消费泡沫,弥漫在零度价值的空间,照亮了文化繁荣的幻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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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快感的另一个令人深感意外的功能,就是融解民众的自主意志,把反抗、颠覆和原创的力比多,转移到日常生活的愉悦之中。那些感官的碎片引导着疲惫的灵魂,把它们送进了尘世的天堂。

娱乐过度导致了某种强大的负面效应。解构,似乎就是游戏和娱乐的最高使命。它解构善、正义和基本的道德尺度,解构必要的政治立场,解构人类的美学底线,解构内在的信念,解构价值与尊严,并解构了人的存在本质。娱乐不是邪恶的,也不是一种无可救药的丑闻,它仅仅是一种精神烟草,充填着生活的每一个缝隙,进而成为那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乐,并大步走向它自身的反面。

国家(种族)被过度娱乐所解构的事例,遍布人类历史的每个角落。为娱乐而殉难的帝国或王朝,书写了那些毫无出路的历史。我们早已看到,正是伟大的罗马帝国,开创了娱乐的历史纪元。贵族的奢靡腐败,加上底层平民的疯狂娱乐,所有这些都滋养着一种狂欢的罪恶。暴力和情色的消费火焰,狂乱地燃烧在角斗场上,塑造着罗马人的腐败灵魂。这种全民性的娱乐中毒,引发了帝国的衰弱和覆灭。历史就这样帮助我们确认了事物的本质。在某种意义上,痛苦就是娱乐的最后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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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平衡原理如此启示我们,一方面要确认“娱乐无罪”的原则,捍卫“必要的娱乐”的权力,避免走回到极权主义和泛政治化的旧途,另一方面也要制止“过度娱乐”和泛娱乐化的偏差。而纠正娱乐过度的解决途径似乎只有一种,那就是实现娱乐归位,即让娱乐退离非娱乐领域,把政治还给政治,道德还给道德。我们被严肃地告知,娱乐应当被限定在自身的领域,也就是影视、歌舞、卡拉OK等日常感官生活的空间。

这无疑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行政设计,事实上,文化的“总体性偏差”,几乎支配了华夏文明的整个进程。在儒家社会,人们曾经面对泛道德化的危机;在20世纪后半叶,人们又曾经历泛政治化的剧烈痛楚;而在新时代,我们则被迫卷入泛娱乐化的浪潮。上述三次泛化事变,显示了文化均衡主义的挫败。任何对文化进行集权式管制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打造健全的公民社会,仅仅是一种美妙的愿景,没有任何一个政府能够依靠严酷的律令来实现上述目标,恰恰相反,它只能为另一种意识形态的泛化开辟道路,从一种危机跃向另一种危机。

缩小娱乐帝国版图的唯一方式,不是围堵娱乐消费的渴望,强迫人民接纳官方钦定的文化样板戏,而是对权力做行政减法,以更加宽容的立场,去鼓励各种思想流派的自由成长,鼓励知识分子创造和生产娱乐以外的优秀文本,以扩展人民文化选择的空间。毫无疑问,只有大幅度增加文化生产和供应的品种,才能有效调节人民的趣味,重建包括娱乐在内的、更加理性多元的文化谱系。只有这样,娱乐帝国才能转型为娱乐公社或娱乐小组,还原到它的历史原点。无论如何,娱乐不是我们的敌人,它只是那种需要加以节制的笑声而已。


本文图片皆为俸正杰作品《中国肖像》

上传与管理:杰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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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上古神系》为朱大可先生耗费20多年的研究成果。全书以跨文化的全球视野,运用多种学科工具,独辟蹊径地探研中国上古文化和神话的起源,发现并证明,全球各地的上古宗教/神话均起源于非洲,这是继美国学者发现全球智人源于非洲、新西兰学者发现全球语言源于非洲之后,第三个具有原创性的学术贡献,有助于修正人类文化起源的传统观点,向西方主流人文阐述体系注入“中国元素”。这些观点颠覆晚清以来的学界定见,为认识华夏文化的开放性特征、传承本土历史传统、推动中国文化的未来复兴,提供了富有卓见的启示,可视为1949年以来中国学术的重大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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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简介
朱大可简介:
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著名文化学者、批评家和随笔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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