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014年经济形势预测的问答

2013-10-31 06:3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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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有关2013年全年的经济预测是否还坚持7.6%的观点?2014年预估是多少?

答:是的,没有改变年初以来7.6%的观点。并且还坚持四个季度增长率本身波动不大的观点。2014年预估是7.1%。我们的基本逻辑仍然是中国经济此次调整是一个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总的调整,而非二三年之内能结束。虽然其中会出现一两个季度,甚至一个完整年反弹,但是仍然可以看做是调整的中继形态,而非趋势结束。这种调整存在着政府主观调整和经济环境造成被动调整两个因素,但是经济规律和经济环境是主导。

 

问:2014年主要风险在哪里?

答:存在着发生一次金融和经济共振的风险。原因来自目前存在的债务问题没有丝毫解决的迹象。这个债务问题并非仅仅是地方债务问题,还有企业债务问题。甚至在一些重点行业企业债务可能先于地方债务被引爆出现连锁反应的局面。今天6月份金融事件可以看做是一个预震具有先导性的特征,而温州、神木和鄂尔多斯则是典型性“资金链”危机注解性案例。在风险上它们不过是先走了一步而已。经济脆弱性来自没有任何新意的老套刺激政策(债务性扩张),使得第三季度经济出现走稳。这是不可持续原因之一。一旦过了政治敏感期,一切问题将再次浮出水面。另外,我们认为在当前形势下,让金融改革作为所有改革之前锋,而不是中场或者是后卫,存在使得金融风险来临加速可能,甚至出现主观是想做好事,但客观上提前和加速引爆风险的后果。

 

问:中国有庞大财政收入和外汇储备应该可以应付危机

答:这是从事后角度来看。事前能够避免任何问题出现吗?显然是不能,6月份金融出现问题不是也在这两个条件同时存在情况发生的。温州、神木和鄂尔多斯没有引爆风险前显然也是中国最有钱的地方,结果怎么样?该来的还来。最为担心就是这点,因为有所谓庞大外汇储备,对金融和经济危机不采取事先研究和准备。出现不出现危机,不在于有没有钱,而在于问题演变。美国不是因为没钱出现了2008年金融危机,而是太有钱,资金泛滥。

 

问:看到现在温州、神木和鄂尔多斯状况是不是让人担心这样现象不是个案,接下来风险逐步需要类似它们那样释放?

答: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温州、神木和鄂尔多斯是先金融和经济出现调整,反而以后它们会先于其它地方出现复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它们的调整属于按照市场规律进行的,而非行政命令方式进行的,因为这些地方大多是民营经济比较集中地区,换句话说,我们发现此次经济和金融调整民营走在前面,虽然其中表现的非常残酷,但是调整的最惨烈阶段可能已经过去,目前处于平复期或者休养生息期。但是中央国企部分、地方国企部分仍然没有出现任何调整迹象,仍然带着庞大债务和资金黑洞问题在运行,并且占有宝贵社会金融资源大头。它们拖累着经济调整脚步和节奏,使得经济调整时间周期被拉长。

 

问:计划生育政策存在调整的可能性,如果改变是否都保持和刺激经济增长带来好处?

答:如果仅仅是为了保持经济和刺激消费而言,调整计划生育政策恐怕太庸俗化,未免有些急功近利。计划生育国策的调整首先是为了中国未来人口结构的合理化和更加人性化对待生育问题,其次才是由于人口政策调整带来激发经济增长和消费增长潜力好处。应该属于附属品。即使放开政策也不会造成非常大生育高峰到来,这是因为目前无论是在城市生活还是在农村生活成本都是非常高的(房价、日用品价格和教育费用),年轻夫妇支付两个或者两个孩子以上生活成本,对于大多数来说并不轻松。放开后反而会出现另外一种所谓不公平,那就是富裕家庭生育孩子积极性可能相对高于一般或贫困家庭状况,这个可能与国外正好相反,因为这是社会福利制度(或社保制度)差异所造成的。另外由于20多年来,生育率下降,幼儿园、小学数量在减少,并且妇产医院也没有进一步发展,都会造成人们在选择上带来顾虑和障碍。当然还有新兴文化的因素即丁克家庭的出现(城市中产和年轻人群中),也会作为生育调节因素存在。目前调整计划生育政策障碍就是在体制内与此有关的利益集团,因为对目前任何政策调整对于他们来说,将直接影响“过往运行模式、盈利模式”和“利益生物链”。

 

问:此次“十一黄金周”似乎带来争议非常大,但是同时通过这个特殊时间窗口也看到了中国消费潜力。

答:是的,中国现在消费潜力其实实际上已经不需要刻意或者称之为短期性人为地刺激,完全可以放在采取或者考虑中长期保障消费持续增长和扩散为更大群体消费潜力政策上,即进一步在更大地范围内改善中国人收入增长问题。因为目前庞大中产群体已经广泛地存在了,他们消费诉求不是没有而是得不到保障和满足(社会服务、住房、食品安全等),而需要更加帮助那些低收入群体消费问题。“黄金周”交通及景点破坏性拥堵,对于物理性和情绪性破坏都是可见一般的,潜在负面影响是人们社会自我约束“纪律性”和“互助性”被需要“抢”路和“争”厕所破坏。此次事件后有关休假制度的问题再次被提起,其实这个问题不是没有政策,而是没有得到执行,没有执行意味着社会上对于此问题潜规则大于规则,企业和机构都没有执行相关规定意识,从业者也不敢在这个问题上对资方提出要求,因为所谓休假在社会潜规则上也意味着“下岗回家”,更不要说“带薪休假”了。其实说大了这是一个人权成熟度的问题,不是一个消费需要刺激不刺激的问题。在可见一段未来,这个问题不会得到彻底解决。中国现在国力不需要任何运动性刺激,因为如此庞大人口一旦都向一个方向去,无论做好事还是坏事,都具有超乎中国以外其他国家难以看到场景出现,这种场景并不是让人都有愉快经历和经验,有时你的建设性成就也许非常惊人,但是破坏性结果也许更为惊人。中国目前不需要做惊天动地事情,其实已经就惊天动地,让世界刮目相看了。总是希望做动静大的事情,也是不自信的表现。

 

问:城镇化政策似乎概念和内容还比较模糊,这是不是与发展模式即小城镇化还是都市圈有关模式路径选择有关?户口问题是不是一个障碍?

答:小城镇化面临是在现有体制不改的情况下,可能造成开发过度的问题,造成鬼城和无就业需求问题;都市圈面临是住房和社会保障需求得不到保障和不平等待遇问题(土地和公共财务支出)。关于城镇化政策目前内容和方向纠结其实是政府自己纠结,因为它事事操心、事事想做。如果政府角色变了,完全做服务,那么无论都市圈和还是小城镇化哪种方式对一个具体地区合适,市场会自然地选择了。而政府顺势而为就可以了。如果政府总是相当“CEO”那么这个纠结永远都会存在。解决户口问题与计划生育遇到问题是类似。已经形成了“约定俗成”利益链和生物链。户口问题不会影响城市化(城镇化),中国到目前为止户口政策并没有改变,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的进程并没有受到丝毫影响,人们流动和生活在一个城市的障碍并非来自户口(就业和收入是关键)。户口问题是一个人权问题,它造成了在享受社会资源上(尤其教育)和公共服务的不平等的问题,在同等收入情况下,有无本地户口在生活便利性和生活质量上有着明显差异的。也因此为了享受同等待遇又出现了用经济方式填平“福利溢价”问题(隐形价格双轨)。它反映更多是制度层面的问题,影响同样生活在一个城市内人们之间在户口问题上的心里“优势差异”。

 

问:是不是关键把农业户口已经在城市中生活和工作的人市民化就是最大突破?

答:是的。并非应该讨论是有多少目前还在农村人搬入城市的问题。城市化关键是市民化和本地化的问题(包括不同城市人之间户口落地问题)。其实通过调研和访问,在制造业(装配线)中农业人口由于年纪轻大多愿意留在都市变成市民,而建筑业中的农村人口由于年龄相对较大,并且技术工比较多,收入又高于制造业,因此这部分农村人有相当多人反而愿意到了一定岁数后回到家乡去。因此市民化也不应搞运动式的,应该尊重每一个人的选择。并且为了防止土地的撂荒,应该在农业人口市民化的同时,开启双向流动(即土地交易)渠道,让愿意放弃城市生活从事农村田园生活城市居民有介入农业生活和工作条件。一旦打开对于未来中国农业人口素质提高将有着极大促进作用。国际上农业比较强国家和地区(尤其高科技农业),都是双向流动的结果(城市与农业人口),中国目前生活在城市中一些事业有成中年人都有此愿望,一旦政策和制度给予通道,那么必然会形成一个流行趋势。也意味着长期困扰着农业资金问题(投入和抽离)、人员素质问题(知识和文化)、环保(水、土地等)、宗族文化问题,都会得到较大改善、纾解和对冲,并且这是在政府可以不投入一分钱情况下(反而可能还有部分收入)能够做到的。

 

问:关于内地资本外流问题也是值得关注话题。特别是李嘉诚近来售卖内地资产后一些不确定因素也在增长。

答:此轮内地资本外流始于2010年中期。外流资金每个个案具体情况并不一样,但是“不安”情绪则是一致的,只不过“不安”原因有所差别。失掉“财产”担心是一致的,而“财产”来源则是不一致的。从这些资金外流出去后表现来看,大约60%仅仅是在购买了居住性资产,其他资金沉淀下来,另外大约40%外流资金从事了除居住性购买资产外其他投资活动。因此外流资产追求“一时”安全性是首选。关于外流资金的问题,应该从一个中期的角度来看,并非是一件什么坏事和了不起事情。从今年开始的5年内是中国可能变化最大、最不确定性时间段,资金对不确定性反映是最为敏感的,选择回避并不意外。在华人世界里1997年前后香港也经历过这样时刻,后来外流资金随着确定性增强,后来大多都回流了。目前内地外流资本可以看做是未来经济的“有生力量”和“预备队”之一,目前到海外投资也是一种锻炼和蓄势的过程。总之资本外流并不值得担心。因为比它更值得担心的事情更多。

 

问:今年房地产市场地王层出不穷,一线城市房价上涨较大,似乎房地产市场有一种欲罢不能人们都不知道用什么词汇来描述了状况。是不是已经进入一个最后疯狂阶段?

答:我的观察是这样的。价格上涨较大一线城市和少数几个二线城市,恰恰是今年前三个季度经济增长率最慢地区。而经济拉动比较大也恰恰是投资,而投资的大头也恰恰是房地产投资。因此这些城市房价快速上升与供求关系有关,至少供给是不足的。那么从需求旺盛角度来看,由于整体资金安全性追求,发现在资本外流同时,留在国内资金为了安全性正在向一线城市和少数二线城市集中,造成需求过于旺盛局面。包括原来集中在二三线开发地产商也在向这些城市聚拢。关于房地产市场是不是到了最后疯狂阶段?是不是房地产市场最先引爆经济和金融风险?我的看法是:房地产市场确实存在较大泡沫,但是这个泡沫破裂也许并非是所有经济和金融问题爆发第一个倒下行业,就目前情况而言,也许是最后一个倒下或者被调整行业,这是由于国情所决定,这个国情就是政府与土地收入紧密型和依赖关系。也许未来会出现较大调整,但是期间必定会有反复,因为土地收入重要性会使得调整开始时,政府会有全力去进行抗击。从温州、神木、鄂尔多斯经验来看,首先是资金链断裂(信贷即高利贷)出现问题,经济增长放缓(背景),其次才最终导致房地产市场调整(当地其他行业惨烈调整在经济放缓时就已经开始了)。房地产市场不可能不调整永远涨下去,不用去刻意猜测这个调整的时点是在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出现,因为这个时点出现基本要件都已经存在,只不过需要一些点燃事件而已了。但是房地产行业可能调整顺序中在经济领域里排在了最后,也许可以看做,一旦房地产市场开始真正地进行了调整,整个经济调整也接近了尾声。

 

问:在2012年提出自我要求是:多下去走走,特殊年份总有些特殊数据;2013年提出自我要求是:看到任何信息不要急于得出结论,评论任何事情要慢半拍;那么2014年自我要求是什么?

答:多观察、多思考、经济评论也要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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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涛:  2014年多观察、多思考、经济评论也要慎言。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