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王凌的个人空间--回归传统

      在我的博客上，常常有读者问：在现在的情况下，我们能做什么？
       美国作家布洛克说：可能现在你唯一的事，是去找德法吉夫人，让她把那些人的名字绣在围巾上。
       难不成那些事就让它白白过去了？
       你读过《双城记》吗？要不，《小兵张嘎》？记得他说：辛西拉就要完蛋啦，小心给你“拉清单”！——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这可能就是我们研究所的写照。在完成国家项目的几年时间里（数字指标是上去了，质量完全不保证），为名为利，“损兵折将”，研究能力大为下降，出现了许多空白——从机构设置、人员配备（能力培养）到项目设立。随着结项日期的日益临近，该国家项目的破产也将暴露于世人面前——原来皇帝穿的就是这样一身新衣！而最重大的问题，则是研究所面临着解散的危险！
       将来谁来承担责任？——“罪名”包括“不务正业”和“不作为”，——可能只有两个办法，一是不换届，一个是过一天算一天，尽力掩盖这一失败。
       那能不令人担心吗？——尽管责任不止是他...

      高老师将在清华大学开设系列讲座：“新写的历史和写新的历史：农村变革，1950～1980”，时间：5.10～6.7，每周四晚；地点：第六教学楼300人大教室。具体内容如下：
       一，    我所经历的农村改革
       二，    土地改革研究
       三，    新民主主义为何放弃
       四，    大跃进研究综述
       五，    农村改革的幕后推手——中国农民反行为
 

      重庆事件发生以后，有人说是偶然，有人认为是必然，比如辽西问题之“以小撬大”，或长年以来“戾气”所钟，就是两种不同的看法，也有人说是“郑伯克段”的现代版……在我看来，所有不同意见都可以并存，不久都可能得到印证，或者不管怎样而一直保留在那里，两说并存。
       事件之后，左派几乎“土崩瓦解”，至少受到了重创，可能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理想崩溃了，说明左（或极左）之路不通，所谓“模式”见不得光（当然，“煮熟的鸭子——嘴硬”，少小即信了魔教而“一条道走到黑”，不承认重庆之“黑”的，也大有人在）。
       这是此次事件的一个重大教训，不可谓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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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伯克段于鄢”，是清人吴楚才、吴调侯所选《古文观止》卷首的第一篇文字，选自《春秋》《左传》，而《春秋》《穀梁传》的相关内容，亦被其卷三选用。一个故事在同一个选本中两次出现，十分罕见。现录《左传》篇如下：
       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於武公，公弗许。
       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公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
       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

      上次聚会，深有感触。随后，我发表关于“文化革命”的博客，没想到有人声称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更感到有些问题是非辩论明白不可了。
       这里问题在于：文化革命究竟有什么好（先把它的罪过放在一边）？它到底能解决什么问题（假定它是要解决一些社会政治问题的）？
       凡过来人可能都知道，文化革命以前，中国社会矛盾已极为深化，包括党内，包括高层。
       上大学前我曾经问一位老干部：为什么大家要分成几派，互斗不已（被人利用）？
       在她（山西大名鼎鼎的刘阿姨）看来，这是一个傻问题！
       文化革命以前，华北局就有...

      各位不要以为我在耸人听闻，过去流传一句有名的话，叫：“文化革命”七八年再来一次，几乎可以算是一种“预言”了。善良的人不相信它，但许多事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你不承认也不行。
       十几年前，我曾跟朋友争论，现在是什么时候？我就说，现在是“文化革命”的“末期”。恐怕别人都不能同意。现在好了，还是什么“末期”？分明是文化革命“就在眼前”，看看西南那个大都会的例子就知道了！
       比如说，不分青红皂白，先把一批干部（“走资派”）打倒了，然后把一批有钱人（“资产阶级”）定罪抄家，不讲什么“法律”（所谓“不被法律所束缚”、“狠狠地杀他一大批”），完全是无法无天，这与“文化革命”有什么两样？...

      据我所知，历史学家对于解释当前历史，往往避之唯恐不及，他们多喜欢的是“拉开距离”；加之“因果理念”越来越被人们质疑，我在这里所做的，也许只能算是一个“歪批”，或不过随意说说“故事”而已。
       话说古时候，一个皇帝，自然有一帮大臣辅佐，有功有劳，有权有势，常常就不把皇太子放在眼里，有的还不免得罪了这位“继承人”（如商鞅的例子）。在老皇帝还在的时候，这可能没有什么。但一旦他“驾崩”了，或“退位”了，可就不好说了。像乾隆朝旧臣“两江总督”（似乎姓陈），跟“今上”拍桌子瞪眼，那就是不折不扣的“取死之道”了。所以我不止一次跟朋友说，有些人敢情是不读书的，看一看《资治...

      说起希特勒的罪孽，人们都会说，是屠杀犹太人，而很少把他的战争罪放在第一位。当日发动战争的，除德国纳粹（国家社会主义）以外，还有日本军国主义，意大利法西斯，以及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如斯大林曾进攻芬兰（据朋友梅逸华说，那块地方现在还在俄罗斯手里不打算还），与德国瓜分波兰，这使他成了战争共犯，更不用说后来图谋使用滑翔机部队帮助德军进攻英国了（参见述弢：《1941年苏军惨败的不解之谜》，《同舟共进》2012：2）。但他们都不如希特勒那样臭名昭著。
       问题就出在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上。不但杀，而且把他们身上所有的值一点钱的东西，比如金牙，随身物品，——据说在华盛顿大屠杀博物馆里，...

      目标正确，就可以不择手段吗？——这并不是一个新鲜问题，早在几十年前（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作家布洛克就曾经提出过。他在一本书中写道，在一次礼拜（好像错译为“星期”）中，牧师提出了一个讨论题目：“通往地狱之路由善心铺就。（仅）心怀至善，（以）正义的目标行事，是不够的”。因为伴随崇高目的而来的行动如果不义、不善的话，目的本身的价值就大有问题。
       作者接着写道，我在想，目的正确手段错误，跟目的错误手段正确，到底哪个比较糟。这不是我第一次思索这个问题，也不是最后一次。
       对于我们来说，恐怕也是这样，要不止一次的思索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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