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ATA[博客-财经网-名家博客-王正绪 最近更新20篇文章]]> <![CDATA[博客-财经网]]> <![CDATA[中印边境对峙,印度意为阻挠中-不签署边境协议、阻挠中-不建交]]>

《不丹时报》前行政总裁旺查·桑杰近日接受最新一期香港(专题)《亚洲周刊》(8月6日出版)专访。在这篇题为“不丹期盼与中国建交”的专访中,旺查·桑杰说,不丹不愿卷入由印度造成的洞朗危机。不丹国王希望能签署《中国不丹边界协议》,这个协议迟早会签署,和中国建交能强化不丹主权,期望不丹与中印人民能免于彼此间伤害。

  旺查·桑杰是《不丹时报》前行政总裁和皇家不丹政府前公务员,现为独立法律顾问。据他自我介绍,旺查·桑杰曾与不丹国王一起读书。7月3日,他曾在个人博客上发表长篇文章,表达对“洞朗事件”的看法。旺查·桑杰当时说,不丹在和印度的边界谈判中没有任何发言权。而和中国边界谈判复杂的地方在于,不丹政府承受来自印度的极大压力,要求从中国索取更多战略性土地。

  “中国和不丹边界上,不丹军队只是象征性存在,甚至在冬天时更是完全没有驻守,因为我们并不认为中国军队会侵犯国境”,旺查·桑杰说,历史上,中国从来没有入侵过不丹。和中国相处,不丹感到很自在。另一方面,在不丹与印度边界上,不丹军队是武装巡逻的,因为我们不时受到印度武装攻击。不丹不会幻想在战场上得到印度协助。

  谈到不丹是印度“保护国”的说法,旺查·桑杰承认,不丹的大部分进出口都要依赖印度来与其他国家进行过境和贸易,包括使用其空域的航空公司,因此在很多方面不丹的这种依赖已经被印度充分利用了。由于这样的关系,不丹有时也会迎合印度,例如不参加上海世博会、不加入世贸(WTO)和拖延与中国展开外交关系等。但是他不认同不丹是印度“保护国”的说法,认为是印度媒体和官员在有意传达这样的信息。他说,不丹与印度之间甚至没有签订安全合作协议。“单从现时中国的态度和行为来看,我觉得中国对不丹的主权可能比印度更加的尊重,希望我的看法是对的。”

不丹从未向印军寻防卫协助

  《不丹新闻网》(Bhutan News Network)6月28日报道称,此次冲突所涉及的地区是中国与不丹边界争议区域,与印度无关,但这次事件表明,印度试图插手该地区的争端。

  该新闻网站还大篇幅刊登了不丹法律顾问旺查·桑杰(Wangcha Sangey)的一篇文章,文章指责印度一直以来用“铁腕政策”,通过对不丹经济等方面的控制,阻挠中不之间的边界谈判。

  文章称,中国与不丹的边界谈判已经进行了几十年,中国方面表现得非常诚恳,但不丹政府在印度的坚持下,一直拖延谈判的进程。文章还指出,不丹军队从未向印军寻求防卫帮助,印军在洞朗的行为与不丹利益无关。


印度挑事实质:意在阻止中国不丹边界谈判进程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7月6日在例行记者会上指出,印度此次挑起事端的目的是明确的,那就是以所谓“安全关切”为借口,打着所谓“保护不丹”的幌子,悍然越过过去双方均承认的《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划定的锡金段边界,进入毫无争议的中国洞朗地区,通过制造洞朗地区争议,阻止并牵制中、不两个主权国家的边界谈判进程。

中印边境对峙,印度意为阻挠中-不签署边境协议、阻挠中-不建交

  有记者提问,印度外交部在日前发表的声明中称,中方近期的修路行动给印度带来严重安全风险。请问中方对此作何回应?

  耿爽回应称,并不明白印方所谓“中方的行动给印方带来严重安全风险”的依据是什么。“中方在自己的领土上修路,这是主权国家的正当行为,合法合理。”

  耿爽强调,任何一个了解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人士都应该知道,印方以自己的所谓安全关切为由越过已定边界线进入邻国领土,无论从事任何活动,都不会为任何一个主权国家所容忍,更不应是中印两个邻国正常的相处之道。所谓中方修路给印度带来安全风险的借口是非常荒谬的。过去几十年来,恰恰是印方在中印边界锡金段大量修建设施,大量部署军队,有的地方甚至骑线、越线修建碉堡等军事设施,不断地改变边界地区的现状。“不知印方这么做时有没有考虑中方的安全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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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王正绪:中国崛起 亚洲故事-《联合早报》]]>

王正绪:中国崛起 亚洲故事

王正绪:中国崛起 亚洲故事
2017-05-17 11:41:07
来源:联合早报, 作者: 王正绪

我要评论
[但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各种努力,却存在一个核心的悖论。中国故事讲得好了,对内可以增强文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对外可以增加各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但是在国际社会上过于强势地塑造了“中国”的概念,强调中国与西方不一样、需要西方来认真了解、学习中国的立场,实际上又夸大了中国与西方的文化差异、认同上的隔阂。]

  如何构建一个叙事来促进国际社会全面接受中国的崛起,是当前中国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本世纪初期,中国一些政策思想者提出了“和平崛起”的概念,向亚洲、西方国家和国际社会宣传中国坚持走和平道路的决心。

  但是,“崛起”的概念含有冲击现有国际秩序的显著内涵。随后,中国对外传播的主导概念调整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

  尽管如此,在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舆论场中,中国威胁论的声调一直不低,西方国家对中国“韬光养晦”的指导方针,也一直心存巨大的戒备心理。

  近年来,中国积极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等框架内,参与全球治理,在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性的各种挑战中承担越来越大的责任。

  在双边和各种区域性、多边合作范围内,中国更是积极推动诸如金砖五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亚细安)、中非、中阿、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等合作框架,极大地增进了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友好互利关系,促进各个框架内的命运共同体建设。

  尤其是自“一带一路”项目以及相关的亚投行等机制在2013年展开以来,中国和相关国家的互利合作、互信建设更是有了长足的进展。

  世界各地对中国崛起的疑义

  不可否认的是,国际社会、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包括美国的传统盟国,对于中国的战略力量增长,依然采取非常警惕的立场。一方面,美国及其盟国不遗余力地在战略、安全领域对中国施以压力,试图压制中国战略影响力扩展的意图非常明显。

  西方国家则更容易把对中国政治制度、价值观念的误解夸大、极端化。知识分子和媒体经常批评中国,并把与中国的合作看作是向利益低头,而抛弃西方高贵的价值观。

  即便是亚洲国家,对于日益强大的中国,依然充满疑义。

  数据显示,在东亚、东南亚一些国家,普通居民对中国的接受程度依然不高。最近一项调查显示,虽然有75%的韩国居民、75%的马来西亚居民、70%的新加坡居民认为,中国对本地区的正面影响大于负面影响,但这一数字在菲律宾只有40%,在缅甸只有28%。在越南,这个数字只有20%。

  这其中当然有各国国内政治的因素。一些国家的不同政治阵营之间,常常以中国作为政治斗争的议题。反对政府与中国走得太近的一方,会全力编造、夸大中国对该国经济和人民的负面影响。

  另一方面,亚洲的不少国家面对崛起的中国有巨大的焦虑感。历史上,在中国强大的时候,这些国家都被纳入中国主导的朝贡体系。一些国家的历史叙述中,非常突出地强调该国历史上被中国“侵略”“占领”“控制”的历史。

  让“亚洲”代表中国

  如何化解这种焦虑,将是中国崛起过程中须长期面对的问题。

  中国近年来试图在全球积极营造正面的国际形象,对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在对外传播上,主动以不同文字出版和推广介绍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的书籍、报刊和影视作品,力图更主动地塑造中国在各个国家的形象。

  这无疑是非常重要的。真正的互信,首先需要互相了解。在与世界各国的政府、企业和人民进行经济、政治、外交交往时,积极地在文化、传媒、教育等领域加大合作,是实现人心相通的重要方式。

  但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各种努力,却存在一个核心的悖论。中国故事讲得好了,对内可以增强文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对外可以增加各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但是在国际社会上过于强势地塑造了“中国”的概念,强调中国与西方不一样、需要西方来认真了解、学习中国的立场,实际上又夸大了中国与西方的文化差异、认同上的隔阂。

  而中国周边的国家,也会为强大和突出的中国形象,而加深与中国的心理距离,退回自己民族主义的自我保护的立场。

  亚洲国家因为中国过分突出的形象,更可能求助于域外大国来平衡中国,并在文化上试图保持与中国的距离,塑造自己的文化认同和话语权。

  过去只是中国相对于西方的差异与距离 (China vs. the West),演变成现在的凡是中国以外的国家,都和中国拉开距离的困境(China vs. the Rest)。

  中国作为地理上、文化上的亚洲国家,在国际舞台和舆论场上,并未积极有力地代表亚洲的声音和形象,相反则由于过分强调“中国”的概念,造成了自外于亚洲的困境。

  推动和引导“亚洲”概念的塑造

  相比较而言,亚洲的一些国家则很善于使用“亚洲”的概念,来获得在国际交往中更多的话语权。新加坡已故前总理李光耀最早推动“亚洲价值观”概念在国际舆论圈的传播。新加坡著名外交官马凯硕写了大量著作评论和发表演说,教育西方人认识“亚洲的回归与崛起”。韩国、新加坡、日本等地的学者、外交官处处以“亚洲”的概念,影响全球的各种议题和话语权争夺。

  作为经济体量、战略力量相对较小的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发声时候,运用“亚洲”的概念,不失为明智之举。对中国而言,也需要积极主动领导一种“亚洲叙事”,在更大程度上将中国与“亚洲”融为一体。

  中国故事就是亚洲故事

  可以想象,当柬埔寨、泰国的人民一方面在生活中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中国的经济、技术、文化密切地影响着他们的生活,另一方面时时看到中国在世界舞台上为亚洲代言、为亚洲发声,他们对于中国的疑义会大幅消减,对中国的认同会大大增加。

  在对外传播中不再过度强调中国的独特地位,让别的国家向中国靠拢,而是奉献中国,让所有亚洲国家和人民都来分享中国,共同拥有中国。这就是中国主动构建“亚洲故事”的重大积极意义。

  即便仅仅作为一种国际传播的策略,如果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处处以“亚洲”的形象出现,“中国威胁论”自然没有存在的空间。不是由中国代表亚洲发声,而是用“亚洲”的概念包含、代表了中国的声音,亚洲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更重要的或许是,随着亚洲各国都主动以“亚洲”为主题发声,在亚洲各国的政治、商业、知识、文化精英和广大人民心中,就会形成相对强烈的“亚洲”认同。这将极大地降低亚洲各国之间因历史和现实安全问题所造成的政治上的疑义。

  也就是说,在“亚洲”认同逐渐强大起来后,因冷战造成的政治隔离就可以得到弥补。这种政治上的隔阂消减后,东亚地区的安全、防卫等领域的问题,就有可能实现新的制度安排。

  如此,韩国前总统朴槿惠指出的“亚洲困境”将不再是困境。传统的东亚地缘政治格局遗留下来的中国周边邻国对“天朝”的畏惧心理也会逐渐淡去。

  一种泛亚洲的认同的形成,也是亚洲各国人民心意相通的实现过程,必将是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过程。

  作者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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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中国足球的困境还是全民体育的困境]]> 国足世界杯出局和恒大夺冠,更重要的是全民体育参与太少。

中國足球界最大問題 不在於國足未能戰勝港隊

當局不應執著於取得世界杯入場券,而是應該在根本上改變社會環境,讓足球成為國民運動。

2015年11月30日 早上7:00
中國人從小沒有多少機會參與體育活動,長大後也不大做運動。中國人從小沒有多少機會參與體育活動,長大後也不大做運動。

 

點擊此處閱讀英文原文>>

對中國足球迷來說,本月可說是大起大落。11月17日,國足與港隊賽和,幾乎已無望晉級2016年世界杯預選賽第二階段。到了週末,廣州恒大在亞冠杯決賽中以一比零擊敗阿聯酋的阿赫利(Al Ahli),奪得錦標。

這是恒大三年內第二次奪得亞冠杯。但恒大奪冠的喜悅,與國足賽和香港的尷尬,令全國各地的球迷心情矛盾。年紀較長的球迷肯定會記得,這並非國足首次在世界杯預選賽對陣香港的關鍵賽事中碰壁。

1985年5月19日,國足以大熱門的身份以二比一敗於香港。此前一年,國足打入亞洲杯決賽,其陣容可說是中國足球有史以來最佳,陣中不乏星級球員,如古廣明、趙達裕、賈秀全等。這支球隊甚至於年前在印度的尼赫魯杯中擊敗全球第一的阿根廷。當年國足的戰績如此彪炳,但此後在可見的未來都無法再企及。

恒大奪得亞冠杯的喜悅,與國足賽和香港的尷尬,令全國各地的球迷心情矛盾。照片來源:路透社

國足敗在香港這個前英國殖民小島手上,球迷都難以接受。賽後當晚,北京工人體育館附近發生騷亂,武警被召喚到場平息事件。

自此之後,“五一九"便成為中國足球滑鐵盧的代名詞。

當然,陸港兩地最近在文化和政治層面都甚為不睦,令情況更為惡化。此外,中國在其他體育賽事的表現極佳,更反襯出足球的不濟。中國國家隊無論在奧運會、亞運會和東亞運動會上都奪得許多金牌,就連短距離泳賽等傳統由西方運動員主導的項目,中國運動員成績也有所突破。

這些情況都必須考慮在內。首次,雖然公眾對足球十分狂熱,但它畢竟只是另一個體育項目,僅此而已。

正當各國的國家隊力爭打入世界杯決賽週,國際足聯則深陷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貪腐醜聞。擔任國際足聯主席多年的塞普•白禮達(Sepp Blatter)將四年一度的世界杯盛事變成貪腐和秘密交易的場合。

擔任國際足聯主席多年的塞普•白禮達將四年一度的世界杯盛事變成貪腐和秘密交易的場合。照片來源:法新社

一直以來,世界各地的足球聯賽都受到幫派滲透和賭球困擾。就連英超、西甲、意甲等最頂尖的聯賽,都是金錢掛帥,或多或少地屈從於商業化的需要,委實可悲。除了最富裕的俱樂部,這些聯賽中大多數球隊永遠都無力在國內聯賽和歐洲賽事中爭冠。

誠然,恒大的成功更多地反映了金錢的力量,而非中國足球的進步。恒大奪冠後僅兩天,新華社就發表評論文章,批評恒大的經營手法有欠道德,以商業動機摧毀了足球。

金錢掛帥之下,英超雖然成為全球最成功的聯賽,但英格蘭卻甚少能夠培養出足以奪冠的國家隊。而眾多球星都像貝克漢姆一樣,與娛樂圈的明星相差無幾。

為什麼人們或一整個國家會對足球如此執迷、如此狂熱?

另一個更關鍵的問題是,儘管中國國家隊在奧運會表現優異,無論在體育會場還是電視機前都吸引了大批觀眾,但中國國民對體育活動的參與率極低。在今時今日的中國,年輕人日常甚少鍛鍊,加上新的都市生活方式和高熱量飲食,導致肥胖及其他疾病的患者增加。

在遼寧省瀋陽市的瀋陽市體育運動學校,學生在體操課堂上做伸展運動。中國專業運動員在體育競賽中表現出色,國民卻甚少做運動,這種失衡現象必須糾正。

中國人從小沒有多少機會參與體育活動,長大後也不大做運動。至於學生,除了每週兩節的體育課之外,大多遠離體育活動,當中以女學生尤甚。

中小學和大學發揮的作用僅在於推動體育競賽,包括培養少數運動員學生。這類學生被認為與一般學生不同。

在英國,人人都可以參加大學或社團組織的體育活動。來自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和其他地區的留學生,在赴英之前也顯然參與過多種運動。相比之下,內地學生雖然人數眾多,但大多對運動不感興趣,也欠缺相關技能。

中國專業運動員在體育競賽中表現出色,國民卻甚少做運動,這種失衡現象必須糾正。但儘管中央政府已經決定鼓勵更多年輕人踢足球,但當局不應執著於取得世界杯入場券,而是應該在根本上改變社會環境,讓足球成為國民運動。

王正緒是英國諾丁漢大學學者,參與多項體育運動,包括馬拉松及三項鐵人賽。

(翻譯/Alison Yeung;編審/Nelson 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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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国足失利、恒大夺冠和公众的体育]]>
上周三国家队负于香港队后,周日恒大夺亚冠。我写了这篇小文章。目前主要的问题不是国家队太差,而是普通人运动少,对健康影响太大。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Why China’s lack of success against Hong Kong on the football field isn’t its most vexing problem in sport

PUBLISHED : Thursday, 26 November, 2015, 4:52pm
UPDATED : Thursday, 26 November, 2015, 4:52pm
CommentInsight & Opinion
Zhengxu Wang
Zhengxu Wang says in their angst over the national football team, the Chinese are missing a far bigger problem in sport – the lack of mass participation

国足失利、恒大夺冠和公众的体育Chinese lack opportunities to get involved in sport from a young age, and maintain such involvement later in life.Last week was extraordinary for football fans in China. On Tuesday, the national team drew with Hong Kong [1], eliminating any realistic chance of moving into the second phase of the qualifying matches for the 2016 World Cup. Then, at the weekend, Guangzhou Evergrande won the Asian Champions League [2] trophy, with a 1-0 victory over United Arab Emirates’ Al Ahli in the final.

READ MORE: Hong Kong football gets shirty: sports, politics, passion and fashion collide in World Cup clash [3]

All around the country, fans have found it difficult to reconcile the excitement of Evergrande’s victory, the second in three years, with the embarrassment of the national team at the hands of Hong Kong. Those old enough will recall that this is not the first time a critical match leading to World Cup qualification has ended in discomfort for a proud Chinese national team at the hands of Hong Kong.

It was on May 19, 1985, that the overwhelming favourites, the Chinese national team, were defeated 2-1 by Hong Kong. Having reached the final of the Asian Cup the year before, it was probably the best national team that Chinese football has had, boasting star players such as Gu Guangming, Zhao Dayu, and Jia Xiuquan. Indeed, the team had even defeated the world’s top football team, Argentina, the year before at the Nehru Cup in India, a feat Chinese football probably wouldn’t dare to dream about again in the foreseeable future.

IN PICTURES: Reliving Hong Kong’s famous World Cup win over China in 1985 [4]

国足失利、恒大夺冠和公众的体育Chinese fans have found it difficult to reconcile the excitement of Evergrande’s victory with the embarrassment of the national team at the hands of Hong Kong. Photo: ReutersFans found it hard to stomach the defeat by the Hong Kong team, which represented a British colony on a tiny island. Riots broke out that evening near the Workers’ Stadium in Beijing, and the People’s Armed Police were called out to quell the trouble.

Since then, the numbers “5-19” have symbolised the Waterloo of Chinese football.

Certainly, it has not helped that cultural and political tensions between the mainland and Hong Kong have been running high of late. Neither has it helped that China has been doing very well in many other sports, harvesting Olympic medals in large numbers, never mind at the Asian Games and East Asian Games. Even disciplines traditionally dominated by Western athletes, such as sprint swimming, have seen breakthroughs by Chinese athletes.

READ MORE: Obsession with gold medals, trophies has led to corruption, admits China’s top sports body [5]

All this must be put into perspective. First, despite the public fever it continues to inspire, football is just another sport, nothing more.

While national teams are competing to qualify for the World Cup, world governing body Fifa is finding it impossible to extricate itself from the largest corruption scandal in its history. Sepp Blatter, the organisation’s long-time chief, has succeeded in turning the four-yearly celebration of the best in the sport into an event synonymous with bribery and secret deals.

国足失利、恒大夺冠和公众的体育Sepp Blatter has succeeded in turning the four-yearly celebration of the best in the sport into an event synonymous with bribery and secret deals. PhotoL AFPFootball leagues around the world, meanwhile, have always been plagued by triad infiltration and gambling. Even the most successful leagues – England’s Premier League, La Liga in Spain, and Serie A in Italy – have, sadly, all been monetised and are more or less slaves to commercialism. Except for the extremely rich clubs, most teams in these leagues will never be able to compete for national and European titles.

Football stars, in the style of David Beckham,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indistinct from celebrities in the entertainment industry

Indeed, Evergrande’s success reflects more the power of money than the improvement in Chinese football. Barely two days after the club’s victory, Xinhua published a commentary criticising the company for bad business ethics and letting commercial motivation ruin the sport.

Monetisation sees to it that, despite having the world’s most successful league, England can seldom produce a championship-winning national team. And football stars, in the style of David Beckham,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indistinct from celebrities in the entertainment industry.

Why should an individual or nation be so obsessed with such a sport?

The other, more critical, perspective is that, despite the national sports squads’ extraordinary Olympic performances and the large number of spectators both in stadiums and in front of the TV, individual 国足失利、恒大夺冠和公众的体育Students stretch during a training session at a gymnastic course at Shenyang Sports School in Shenyang, Liaoning province. The structural imbalance in China – a successful competitive sports sector, alongside sparse participation by the public – must be corrected. Photo: ReutersChinese participation rates in sport is extremely low. Today’s young people in China are doing very little physical activity on a daily basis. Combine this with a new urban lifestyle and high calorie intake, and the net result is an increasingly high incidence of obesity and other diseases.

Chinese lack opportunities to get involved in sport from a young age, and maintain such involvement later in life. Besides the required two sessions of physical education a week, many students, especially females, stay away from sports.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only play a role in promoting competitive sports, involving a tiny number of student athletes, who are considered different from normal students.

In the UK, anyone can join university- or community-based societies to play an array of sports. And it is very clear that students from Hong Kong, Singapore, Malaysia and other places have played many kinds of sport before they go to study in the UK. By contrast, mainland Chinese students, while large in number, show very little interest or skill in many sports.

The structural imbalance in China – a successful competitive sports sector, alongside sparse participation by the public – must be corrected. While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is now set to promote youth participation in football, the obsession should not be World Cup qualification, but to change the reality on the ground so that sports are for everyone.



Zhengxu Wang is an academic at 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who participates in various sports, including marathons and triathl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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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十个特征说明你会长寿]]> 波士顿医疗中心老人医学专家佩尔斯(Thomas Perls)设计了“活到百岁计算机” (Living to 100 Calculator)网站,让你可轻松的大概估计自己能活多久。当然,你成为百岁人瑞的机率,部分取决于你的基因,但是培养一些健康习惯也有帮助。让你可能长寿的十大征兆包括:
  不压抑情绪。波士顿大学长达20年的百岁人瑞研究显示,最长寿的人通常不会一直在想不愉快的事,当他们不舒服时会表达情绪。佩尔斯说,把压力内化,可转变成数种疾病,像高血压和心血管疾病,导致早死。
  有很多朋友。审视涉及340万人的70项研究后发现,社交孤立者早死的风险提高29%,即使有朋友仍觉孤独的人,早死风险提高26%。所以不要把和朋友消磨时间视为可有可无,与好友吃饭或举行读书会,有益健康。
  慢跑。针对健康慢跑者和非慢跑者、长达12年的研究显示,以1哩12分钟的速度,每周慢跑1到2.4小时的人,死亡率最低。令人震惊的是跑最快的人,死亡风险和躺在沙发不动的人差不多,原因可能是非常激烈的心肺运动,数十年下来会影响心脏。
  生活有目标。以下两句话,你较同意哪一句:“一些人生活漫无目标,但我不是这种人”,以及“有时我觉得这一生能做的我都做了”。如果你较同意第一句话,你可能生活较有目标,研究员发现,这表示你会较长寿。所以设立目标有助你活更久,未必要立志当总统,“一个月读一本新书”、“参加路跑”也有助益。
  往好处想。如果“人生最重要的不是活了多少年,而是这些年怎么活”是你的座右铭,你可能会活得更久。一项小型研究显示,百岁人瑞通常乐观,认为笑声很重要。另一项研究则发现,多数人瑞认为爱笑、有幽默感,对健康老化很重要。
  有高品质睡眠。联合健保公司的调查显示,超级人瑞很重视睡眠,79%经常一晚睡足八小时以上。佩尔斯说,睡眠对健康老化极为重要。当你睡觉时,你的身体发挥重要功能,细胞和组织从一天的压力中恢复过来。研究曾发现,睡不好与糖尿病、心脏病、高血压和免疫系统变弱有关。
  饮食像意大利人。研究员审视西西里西部民众的饮食习惯,发现老人都吃典型的地中海饮食:蔬果和全谷物为主,还有橄榄油、坚果和种子的健康脂肪,同时少吃红肉、精致碳水化合物和甜食。
  较晚生孩子。很多女人瑞35岁后才生孩子,一项研究甚至发现,40 岁后生产的女性(没有人工授精协助),活到百岁的机率增四倍。佩尔斯说,不是晚生孩子有助长寿,而是晚生孩子显示生育系统老化得慢,所以身体也可能老化得慢。
  是牙医喜欢的病人。刊登在“美国老人病学会”期刊的研究显示,照护牙齿与长寿有关。佩尔斯也发现,活到百岁的人较不可能用假牙,而且多数牙齿还完好。
  度假。在“身心医学”期刊发表的研究显示,每年会度假的男性,死亡可能减少19%。另一项研究则发现,每年至少度假两次的女性,罹患心脏病的风险远低于每六年才度假的女性。专家推测,有可能定期度假者,重视不工作的休息时间,所以也较不生病。


阅读详情: http://www.backchina.com/news/2015/07/10/372591.html#ixzz3fX022wU1 ]]>
<![CDATA[允许期货做空是市场的稳定器]]>

转帖,貌似来自澎湃新闻社。原贴标题:幕后大佬看不下去了:救市方法用错了! 

要点:

1)投资人的风险要通过期货做空来对冲。对冲之后就不怕市场突然大跌,也不用市场一跌就疯狂逃离,造成股市一泻千里的惨状。

2)国家旧市只是保住底线,国家拿钱去拉高股价,那么大的盘,你救得过来吗?

3)就算救得过来,那么多股票,你选哪只股来拉?如何保证公平?

4)没有期货做空机制,就是一栋随时可以着火的大楼却只有一个出口,一旦有人大喊一声,起火了!则全部人马向出口蜂拥而去。此大佬所称囚徒困境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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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监管出手救市之后,A股依然跌跌不休。上海申毅投资咨询公司董事长申毅表示,这不是金融危机,是流动性危机,解决流动性危机有很多现实的办法,而最明显的办法就是期市能够大幅贴水,“只要期市大幅贴水,这个事情就差不多解决了。”

  期货贴水,是指期货价格低于现货价格,代表投资者估计未来指数会下跌。对于股指期货贴水解决流动性危机的表述,申毅在接受第一财经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应该允许市场里有现货的人,放空期货去套保。只要政府在金融期货市场明确划一道底线,保住指数的底线,市场就不会有大的系统性风险。

  申毅从复旦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攻读统计物理。1999年起从事ETF(交易所)指数基金上市交易和二级市场交易,曾担任高盛欧洲部执行交易董事、对冲基金SAM资产定量管理公司合伙人。据称,他曾管理整个高盛ETF自营盘,高盛ETF欧洲部门由其创建,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股指期货团队,申毅经历了1998年香港股灾、2000纳斯达克股灾和2001年美国911恐怖袭击之后的股灾,并参与了其中的救市。

  允许投资人期货放空单做对冲

  目前A股市场最重要的是什么?在申毅看来,是允许市场里有现货的人,放空期货去套保。他说:“如果他们不能放空去套保,散户、融资盘、银行、券商干的是同样的事,就是把手上的筹码要抛掉,他就变成单边空头。”

  申毅解释,这其实就是一个囚徒困境:我不抛别人抛了怎么办。如果他手上有一个工具。可以套保我的票,把股指期货给放空,用中证500指数放空也好,上证50指数或者沪深300指数,针对手上的现货股票做对冲。

  政府应该在期市里托住指数

  对于“国家队”救市,申毅建议,不需要在现货的股票市场里买股票,政府只需要在金融期货市场里运用杠杆托住股指。

  “比如现在救市,至少贴进去2000亿吧,2000亿在期货里可以顶住2万亿的套保盘。”申毅认为,这意味着,A股投资人有2万亿的股票不需要砸到市场上去,“因为它套保了,它不需要放空手上有的股票,他认为我在期货这里是保证了我的系统性风险,我是控制住了。”

  而对于政府在股票现货市场上的救市,申毅认为这很难,因为政府必须要选择,在全市场里的2000多只股票拉哪一个股票,而个股的情况也很复杂,到底谁手上有什么票,融资了多少,并不清楚。

  现在的问题不是现货救不救,砸不砸,你救谁呢?你拉平安也好,拉中石油也好,拉乐视网也好,随便什么票,你拉某个票总有选择,你讲不清楚救谁,总有不满意,总有利益大家分配不平均的情况。你用5000亿的钱,4两拨千金,10倍杠杆接住5万亿的股指期货,让所有多头都能够在股指期货里面套保、放空,国家队接住多头,这个事情就解决了,整个恐慌就结束了,市场一稳定,空头自己会去平期货盘的,他本来就不想抛票。

  “中国市场里个股没有杠杆,你(救市资金)要托住市场,需要的资金量非常巨大,几万亿现金不是一天两天随时能拿出来的,但是你(在股指期货)10倍的杠杆上去,量是肯定够的。”申毅说。

  明确政府要守住的底线

  不少市场人士提出,放开涨跌停板,释放股市流动性,因为涨跌停板把市场的流动性消灭了,跌停板下去就不成交了,就没有人可以把股票变成现金。

  申毅对此表示,放开涨跌停板,就是长痛和短痛的选择,可能券商、银行面临大幅暴跌的风险,但是救活了整个市场。

  申毅说:“国家的平准基金也好,救市基金也好,就是在银行和券商出现风险的时候进去救他们,保持他们的流动性,保持他们不倒,而不是说把市场拉起来,国家的职责不是把股票拉上去,这是两码事。”

  他认为,放开涨跌停板,把市场的现金解放出来,中间发生的风险由国家来管理,解放的过程中,把死钱变成活钱,市场有1万亿的活钱就转起来了。“你只是往里面填钱是不行的,你填一笔钱,跌停板上买了以后,还是死钱。”

  如果市场暴跌,如何防范系统性风险?申毅提出“在沙里划一条线”。他打了个比方,假设沪深300现在是3700多点,如果股指期货杀到2800点(不一定是这个点位,只是比方),政府明确告诉市场,允许套保,任何套保砸到2800点这条线,由政府全部接盘。

  “所有人算一算,没到2800点这个底,投资人就不用跑,不用抛货了。现在是,投资人看不到底,那就得先出股票,否则,万一2500点或者2000点是底,要保证安全,就要先卖股票,就变成囚徒困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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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中美应该致力于和平共处一百年]]>

王正绪 2015年6月25日《联合早报》

【同日,媒体报道,中美第七届战略与经济对话在激烈争论中结束,而同期举行的第六届中美人文交流对话结束,中方宣布将启动百千万计划,即未来五年邀请100名美国青年领袖访华游学;促成双方各1000名优秀大学生到对方一流高校研学;每年公派一万人赴美学习研修。 】

  最近,中美关系中对抗性的因素似乎突然加剧。美国方面对中国在南沙群岛的填海造岛工作突然发出严厉批评,并派军机带着媒体记者飞入中国岛礁的近海上空。随后,在香格里拉论坛上,中美代表团就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造岛行动进行了激烈争论。  

政策圈和智库圈分析人士也在近期就中美关系的走向表示担忧。以美国著名中美关系学者兰普顿(David Lampton),5月初在亚特兰大一个会议上提出的中美关系正在接近“临界点”的论调为代表,不少学者纷纷表示,美国对华政策正在进入一波以“反中”和对抗为主线的调整之中。  

事实上,美国政策圈中,认为中国有挑战美国全球霸权地位的野心、认为中国在东亚尤其是南中国海问题上欺凌美国盟国、破坏地区秩序的人,对美国的政策和公众舆论的影响的确不可小觑。  

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建议美国政府加大对中国的遏制力度、采取必要的惩罚中国的措施,就不奇怪了。  

但也就在中美对抗升温的时候,双方内部和国际社会要求中美各自克制、各让一步、避免冲突的声音也非常明显。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就指出,中美两国都有强烈的愿望要维护国际秩序的牢固和稳定,两国应该以新的框架来实现共同使命。  

兰普顿、澳洲的怀特(Hugh White)等学者,也提出中美应当发表第四份公报、美国应考虑对中国让步(accommodation)等观点。  

中美之间共同利益很多,经贸、人员往来密集,虽然有很多局部的问题需要认真管控、避免擦枪走火,但稳定短期内关系急剧恶化的可能性不大。所以,尽管如美国卡特中心的刘亚伟教授所言,兰普顿的中美关系接近“临界点”说法并非“狼来了”的喊叫,但中美在南中国海、黑客等事件上的摩擦,也并不意味着中美已经进入军事冲突的倒计时。  

多数论者都认可,中美之间的关系进入了新的阶段。虽然这个“新”的阶段究竟从哪一年开始,或以哪一个事件为标志并不好确定,但现阶段中美关系面对几个结构性的矛盾,对中美关系的平稳发展构成了巨大的挑战。  

这些结构性矛盾包括中国国力的增长和美国国力的相对下降、中美之间意识形态的政治制度的差异、中美对全球合理权力结构的预期的巨大差别等。这些结构性因素造成两国关系中战略互信严重不足。  

可以说,中美双方内部都不缺削减对抗、促进和平、共赢的力量,但实际政策过程往往受很多其他力量和因素左右,经常出现双边关系的危机。  

在互信缺乏的情况下,双方在经贸、安全、地区局势、全球治理等各个政策领域,都必须进行非常频繁的沟通、争议、讨价还价,才可能达成一些基本的共识,避免误会和冲突。而双方的政策部门的精力和能力是有限的,很难在每一个问题上都能够充分沟通,误会与冲突就不可避免。  

要极大地减少双方在各个政策领域的战略和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的这种交易成本,需要双方在更高层次上形成合作与互信的共识。双方要将合作共赢、规避冲突的时间地平线(time horizon)延长。在这种共识的大背景下,双方的政策部门和人员才能在政策过程中剔除对抗与互疑,而采取合作的态度。  

中美之间应该形成坚持和平共处一百年的共同立场。在这个足够长的时间框架下,双方才有可能以合作的态度,解决双方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逐步构建均衡的双边关系,达到一种未来的“现状”。  

从中国方面来说,中国理解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需要时间,中国认识到自己的崛起对周边地区和全球的影响,也需要时间。  

单就南中国海问题来讲,从中国的角度看,这是1949年后,构建完整和安全的中国的疆域的一部分,而绝不是向外扩张、侵占邻国利益的行为。  

中国在东亚和周边地区的一些积极行为,也是处于一个崛起的大国对相对于过去更大的安全空间和安全保障的寻求。中国没有称霸地区的野心,但处于安全和发展需求的考虑,中国的确需要在地区事务中有更多的影响力。  

但如何把这样的立场传达给国际社会,如何在南中国海岛屿声索国、东盟(亚细安)其他国家、印度、美国、日本等利益相关方各自的立场、相互之间的联盟关系、各自和共同面对中国崛起的立场与情感等因素所构成的复杂的政策场域中,找到最合理的解决路径,的确是巨大的挑战。  

同时,今天的中国,仍然是以国内问题为主的内向型大国。中国在世界各地的行为,主要仍然是服务于国内的各种发展。中国对真正的全球治理责任和角色还不理解,也缺乏这方面的能力。单是在国际机构中担任职务、能在国内与国外之间起到有效沟通、起作用的专业人才,都还很缺乏。这又与国际社会期待中国在解决全球事务中应做出贡献,形成巨大的差距。  

两个未来的“现状”  

中国资深外交官傅莹最近指出,美国一方面对崛起的中国正在和将要削减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感到担忧与焦虑,另一方面对经济社会的现代化未能在中国带来政治制度的变化感到失望。  

这的确是影响美国在处理对华关系中,接受中美长期和平共处的重要心理障碍。就这两点来讲,中美之间应该在长期和平共处的框架下,达到两种“未来的”现状。  

第一个所谓“未来的现状”,就是目前美、中双方不少学者和分析家已经指出的,在与中国长期和平共处的立场下,随着中美之间国力的相对变化,需要双方合理地划分在全球和地区秩序中的权利与责任。  

如何实现中美在亚太地区和全球事务中权利和责任的重新划分,达到时殷弘教授讲的某种“最终解决”,或美国一些学者讲的中美之间的“大交易”(grand bargain),需要双方的外交官、政治家、政策智库艰巨细致的工作,在厘清双方实力对比和战略意图后,形成共识。  

第二个未来的现状,牵涉到中美之间的文化、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上的差异。由于这种差异、或者是想象出来的这种差异造成互信不足,需要而且可以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坐标上逐渐消失。  

今日中美之间的人员、经贸、文化、教育方面的密集交流的规模已经无比巨大。任何一天都有1.7万人乘飞机穿梭在中美之间。在中美实现互相给予10年有效期的签证之后,这样的交流只会有增无减。  

自2010年,美国的“10万强”计划力图在四年内送10万美国学生到中国留学。四年后,该计划超额完成了这个目标。  

美国方面应该认识到,中美之间非常频繁的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事业的合作和相互渗透,在持续二三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后,会带来双方在文化、制度上的巨大同质性与相互理解。换句话说,经过长时间的交往与互通,双方社会会接纳和学习很多对方社会里的制度与观念,而对双方社会间仍然存在的观念与制度差异,也会逐渐以平常心态接受。  

在欧洲,比利时与荷兰、丹麦、瑞典、德、英、法等国家之间,一两百年前,甚至直到上个世纪中叶,依然存在文化、宗教、政治的差距,并由此抱有巨大的敌意。由于地理相近和长时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与互通,现在欧洲各国人民仍然坚定地认为,各国的文化具有巨大的差异,但敌意则已经完全消失了。  

中美之间由于距离较远,全面的交流与互通也开始较晚,要真正在文化和心理层面实现相互接受,也就需要更长的时间。但在坚持长期和平相处的大框架下,这样一个“未来的现状”是可以实现的。  

也只有在这样一种文化、意识形态上相互融通、相互理解、相互欣赏的“现状”下,真正和平与稳定的双边关系才会是持久的、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