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ATA[博客-财经网-名家博客-杨浪 最近更新20篇文章]]> <![CDATA[博客-财经网]]> <![CDATA[摄影隅谈:英雄一瞬间]]>
   
英雄一瞬间

   成为“英雄”往往只是一瞬间的事,不过这瞬间凝聚了其在个体与他人、牺牲与索取、道义与利益、理念与践行等等若干的积累。摄影人于技巧的积累或可影响其在图像瞬间的把握;在人生操守上的积累不但决定了你作品的气象,也决定着你对“瞬间”的理解。

   
   (图题《儿子们,一路走好!》载11月4日《人民摄影》报一版)]]>
<![CDATA[“必须有人知道”的《中轴线》]]> <![CDATA[“挂”在公共汽车里的照片]]> 这几天好几个朋友说在公共汽车上“看见”我了。知道是黑明的照片。今年春节假期里有一天专门配合他到天安门广场上照的。光阴荏苒,37年了!那时候我刚17岁,命运还没有展开,理想还只是憧憬;很难说今天的我比当年更沉重还是更轻松?
   我从网上搜到了新华社发的组照,贴上,给自己留个纪念:)
   时空记忆(新华社原题) 
   核心提示:天安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她在许多中国人心中的地位远远超越一座拥有近600年历史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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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图为1969年,在部队工作的毛联裕与母亲在天安门广场留影;右图为2009年,已经退休的毛联裕再次在广场留影,母亲已经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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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图为1970年,9岁的马洁和6岁的弟弟马刚在天安门广场合影;右图为2009年,在银行工作的马洁和在公安局工作的马刚再次在广场上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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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图为1972年,回家探亲的杨浪与母亲在天安门前留影,那时他是一名解放军战士;右图为2009年,已经是财讯传媒集团常务副总裁的杨浪与母亲再次在天安门前留影。]]>
<![CDATA[短评《长征》]]> < wind_code_1 >
   以60万字的篇幅完成这个题材,王树增是需要勇气的!尽管它后半部分的气势、体量比起令人激动的开篇部分让我感到不满,但我宁肯认为这是由于时间或者后期删节的缘故。因为这部总共17章的作品到第7章还在湘江激战呢,可是后面的那两万里路用十章就写完了。
   我说《长征》的后半部分过于仓促,是由于它的前半部分写得真好!那种大开大阖,俯瞰式的视野,忽然又俯冲到细节、忽然又冷峻地铺陈文献的写法,不单对于读者是阅读享受,也透出作者对这场伟大行军的极其认真的全景式的研究态度。70年了,早该有人这样干了!
   作为读者,我认为“纪实文学”尚有极大的展开空间。这是因为浩瀚的中国历史提供了这样的空间;是因为当代中国的波诡云醵每时都在上演着这类活剧;也因为象我这样的读者对于过往文学中的虚假、浮躁、“戏说”、自恋感到严重不满。到是那些具有严肃思考的以 “纪实”为研究和写作手法的作家们给我留下强烈印象。比如在历史面前的黄仁宇和吴思;比如在现实变迁面前的凌志军;还比如在重大军事历史题材面前的王树增!]]>
<![CDATA[摄影隅谈:记录异常]]> < wind_code_1 >
   记录异常
   
   因为属于“新闻”,新闻摄影的功能就包含着记录异常的事态。在时态上,异常事件有突发与偶发;在形态上,捕捉异常事件的片子有“唯一瞬间”的也有“唯美主义”的。本图显然都属于后者。近年来,现代摄影中也有以绘画美为追求的某些流派,朱熙勇、李响的这张与它们已经很接近了,只是画面里的这个事,有“W”,属于新闻。
   很有些画面十分漂亮的图片迹近艺术摄影,如果非得要“界说”,我看有没有“W”是一个标志;再有,则生活中“自在”的完美的形式感是不多见的,有之,则常属异常,被新闻记者捕捉到了的。

   
   飘浮瑜伽
   10月9日,武汉女子彭子轩在武昌水果湖第一小学的游泳池内阅读古代竹简,表演飘浮瑜伽。    

   彭子轩今年35岁,从小跟随父亲学习游泳,能漂浮在水中作出各种动作。大学时学习服装设计,对中国传统文化十分着迷。几个月前她突发灵感,按“天女飞仙”的意境设计制作了数套水中舞蹈服,并自己编排了各种水中舞蹈动作。     
   “平心静气,保持呼吸均匀,才能在水里漂浮自如,达到既锻炼身体又净化心灵的效果。”她说。
   朱熙勇 李响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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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那一年人们为什么都往山沟里钻?]]> < wind_code_1 >
   
   “风吹红旗展,跨枪走河山,千里野营大练兵,哪怕征途险……”为了过两天的一台音乐会,我们合唱团又把这首老歌翻出来唱了。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首题为《野营路上》的歌,曲作者就是我们合唱团的指挥徐锡宜老师。这年头,大多数新歌过耳即忘,老歌因而大兴其道。我翻了翻1973年5月出版的《战地新歌。续集》,里面就收了这首歌。这一集和上一年的第一本《战地新歌》还有两首《野营训练好》和《行军歌》,唱的都是那个事:野营拉练。不过40年过去,后面两首真的是没给人留下印象了。
   这在当年是个大事。1970年11月24日,毛泽东对北京、新疆军区《关于部队进行千里战备野营拉练的总结报告》上批示:“这样训练好。如不这样训练,就会变成‘老爷兵’。全军可利用冬季实行野营训练一次。”这就是著名的“11.24批示”,由是1970年隆冬之际,全国军民莫不徒步出动,往山沟里走,往旷野里走,浩浩荡荡地行进于神州大地上。
   自打1969年3月和8月,中苏军队在东西边界的珍宝岛和铁列克提的两场战斗以后,全国弥漫着要打仗的气氛。1969年10月18日,林彪命令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其由头是为了防备苏联借谈判之机,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后来又有材料说,这是林为了检验自己号令军队的权力,毛看了这个命令以后说:“烧了”,意思好像是毛这个时候已经对林引起警惕云云。我看这很有些牵强附会,且不说当时刚开完“九大”,是毛把林用“党章”的形式推上了接班人的位置,而且“烧了”也不说明任何问题。198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在表述这个历史事件时说: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林彪在苏州做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后经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正式下达,引起各方面的极大震动。
   这里说林的“命令”是根据毛对形势的估计做出的,这该算是信史。到第二年,毛又用批示的形式要全军在冬季拉出去野营训练,结果这一年元旦春节期间,成千上万的军民逡巡在全国的山河旷野之间,这恐怕也是当代史中非战争年代的奇观之一。这一回毛的初衷显然也与战备有关。不过他的批示中倒真的流露出对军队领导工作的不满,“如不这样训练,就会变成‘老爷兵’”,我要是管部队训练的总参谋长,听了这话一定会紧张的。所以,这一年全军部队在隆冬季节全体出动,连带着老百姓也不消停。
   当年冬天纷纷往山沟里钻的万千军民不会知晓那段复杂的党内历史;即使在今天,一般的叙述中涉及九届二中全会,还多将其作为林彪以设国家主席为名,向毛泽东发起的一场争权斗争。此说不好解释的是林在一年前刚被确立为“接班人”,以其深谙党内斗争的历史和逻辑,何以如此急不可耐自取其辱,以致一年以后的“913”即身败名裂?!近年来披露的史料如吴法宪回忆录和杨福云的文章(载《中国人大》2004年13期)证明,那此会议之初其实是林彪“军人集团”发动以维护毛的“天才”称谓为由向张春桥为首“文人集团”的一场斗争。毛泽东窥见了此中对文革推进的危害,以其韬略,借批陈伯达为名,抑制了九大以后地位上升的“军人集团”,维护了代表文革利益的“文人集团”。1970年8月25日召开的中央常委会上,毛对大家说:“你们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你们闹。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他对林彪说:“我劝你也别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去当!” 会后毛泽东从楼上下来,还斥责裹入此议的中主任:汪东兴,你不是要设国家主席吗?你去当好了。
   从1970年9月的九届二中全会到1971年的“9.13”事件是文革史册的一个“山拗口”。庐山会议三个月之后,毛的“11.24”批示发表了。以最高统帅之尊对部队冬季训练发布指示,并有“如不这样训练,就会变成‘老爷兵’”这样的准批评之语,在这党内斗争的敏感时期,不会不令大将们精神紧张闻警而动。此时毛对林和几位大将采取的还是给面子的保护措施,但林在支持着大将们拒不检讨,而且在半年后五一节的天安门城楼上提前退场显然不给毛泽东面子。然后就是1971年7月毛在与总参三部部长熊向辉的谈话中发觉大将们的异动,紧跟着开始了南巡中“扔石头,挖墙角,掺沙子”的高层谈话;再一个月,256号三叉戟在夜幕中起飞……
   该说地图了。
   《野营训练行军路线图》,复印件,高87公分,宽61公分,图上地域为北京城西北方向青龙桥至官厅水库一带。图上没有标示年月,不过有“12月27日出发”等手绘标图,判断应为1970年年底至次年年初制图。图背后有“第一期行军路线”铅笔字样,图上,有红色标图和粉分色标图区别了这两期行军路线,而且红色标绘显然详尽。第一期野营训练的参与者是“三团”“四团”“五团”,第二期是“一团”“二团”,一期的三个“团”分别于12月27日、28日、29日出发,1月10日、11日、12日“回到本厂”。二期的“一团”“二团”则于1月16、17日启程,28日、29日“回到本厂”。这一年的春节是1月27日,这就是说,第一拨人在路上过的元旦,第二拨人在路上过了初一,真不知该同情还是该羡慕他们,一乐。
   这次行军的路线今天北京的驴友们应不陌生:第一拨的路线从青龙桥出发,经聂各庄进山,经漆园村,马跑泉,前桃洼出山,再过横桥,东北旺回京。行军距离有百余公里,且多在山中。第二拨的路线要长一些,先经如今的到八达岭的公路一线从南口进山,然后在康庄、下屯公社一带集结,再进山经横岭,老峪沟,妙峰山,北安河出山回京。这条路线多在山里,如今的旅游点八达岭、居庸关、沟崖、凤凰岭、妙峰山都在这一线,应是今日驴友郊游登山的好去处。我愿意特殊推荐的是1971年1月9日以后几天行军者宿营的那个南口西北叫“前桃洼”的地方,此地既是地理上“北京湾平原”与山区的交界线,而且是燕山山脉与军都山脉的“对撞点”,桃洼村后的某处山垭口有清楚的地层撞击错落,挤压出出如长城般的绫脊线。桃洼村中还有鲜为人知的逾千年历史的和平寺呢!
   还是分析文本吧。我断这张图不是部队训练用图,而是当年“地方”而且几乎可以肯定是某家企业的作图。除了图上某日“回到本厂”的明确标示以外,还有若干推论:第一,部队野营训练使用精确的军用地图,企业不具备这个条件,使用当时复印图纸的“晒蓝”方式复制图纸是很正常的。第二,有训练的作战参谋的行军标图与老百姓的标图有明显的详略之别。第三,成建制的五个“团”当是师以上的编成,当年城内的部队显然没有这样大的建制,而且常规部队也没有五个团以上的建制。第四,部队即使徒步行军也会有装备、通信、后勤、指挥一类图上标示,而本图没有。第五,百余公里的短途行军走了半个月,每日行军仅30公里以内且必住止休整一两天,这绝不该是部队训练的强度。何况部队行军训练中“防空”、“宿营”、“攻防”等我们当年都经历的起码的战术科目在图上都没有体现。
   我不太明白的是当年劳师远行的这究竟是哪家企业?以“团”为编成符合当年全国学解放军的组织建制,但一个企业有五个“团”必得是一个大企业了,假定它是某个行业(比如当时北京有服务、副食、公交)公司,但节日期间的大规模集体出行肯定会影响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考虑到操作上当年不大会先由车载把人运到出发集结地点,那么这个厂大体上该在北京城北的海淀区附近,但是这一带确乎是没有可以编成五个“团”的大型企业的。
   管它呢。如果没有这张地图,历史就真是一种畏缩的语言叙述和矫情的文字痕迹了。反正,共和国第21年岁月的那个年关全中国有上百万军民在隆冬里出行,他们往山沟里钻,在旷野上逡巡,那也是一种旗帜招展歌声嘹亮的经历。但那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这样的和平时期大规模有组织的人群流动究竟给国家记忆和人的生命记忆留下了什么呢?那是共和国岁月版图中的一片山坳。那时候,人们都在意气风发地往山坳里钻……
   写于2009年10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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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摄影隅谈:意在笔先,趣在法外]]>
 
 
   意在笔先,趣在法外
 
   经常,有创意的作品是“骑”在此领域与彼领域之间的。这张就有点这个味道:姓名中的社会学现象,用摄影的手段反映出来;几乎无技巧的护照式摄影,构成一个历史主题。郑板桥讲画竹有“意在笔先,趣在法外”之说,摄影家的创作方法论,经常也是在“摄影”之外的。
   见证祖国60岁 我的名字叫国庆 从1949年到2008年10月1日出生、名字叫“国庆”的60个人物肖像. 
   阮晓榕  摄

   (载9月30日《人民摄影》报)]]>
<![CDATA[国庆节前的几场排练:美女与士兵]]> < wind_code_1 >
 
   国庆节前的几场排练:
   美女与士兵
   

   25日在水立方进行了“百队万人”合唱颂祖国的大型演唱会。27日将由中央电视台播出。主演出区内是武警男声合唱团和温州女声合唱团。一大堆美女与一大堆士兵在一起的倩影颇不从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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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队,站队,站好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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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们就是事儿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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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完一遍——“嗯,咱唱得不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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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回真要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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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出真要开始了……]]>
<![CDATA[国庆节前的几场排练:幕后]]> < wind_code_1 >
   
   国庆节前的几场排练:幕后
 
   18、19日跟着中国歌舞剧院交响乐团、中央歌剧舞剧院独唱演员和经典合唱团赴广东中山市、韶关市演出。这是在幕后拍的一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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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一,演出前走台
 
 
   题图,舞台边门旁的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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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三,排练间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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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四,演出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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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五,演出中合唱团员在候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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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六,最后一段合唱上台之前]]>
<![CDATA[国庆节前的几场排练:音乐京剧《霸王别姬》]]>
 
 
   瞿小松的新作:音乐京剧《霸王别姬》正在紧锣密鼓的排练之中。
   《霸王别姬》是梅先生的经典之作,80年来常演不衰,其中的几个唱段更是脍炙人口。
   音乐与戏曲爱好者们可以在年底期待的是由瞿小松作曲、林兆华导演的一台被命名为“音乐京剧”的新戏。两周前,我有幸去看了它的音乐联排。
   这部戏是由普罗艺术公司投资的。普罗公司此前成功地排演了殿堂版昆曲《牡丹亭》,至今已经演出300场。脍炙人口的《吉祥三宝》也是由普罗推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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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一
   扮演“霸王”项羽的北京京剧院著名演员姚宗儒。姚老师浑身是戏,背后看都有几分“霸气”。这是他们在商量音乐与唱腔的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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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二
   虞姬由北京京剧院温如华先生扮演。温先生从戏已愈50年矣,这次看排练才知道,有如此炉火纯青的旦角演员!光是温先生与姚先生的对手戏就魅力四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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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三
   你听过几十把琵琶一起演奏《十面埋伏》吗?以前听独奏,主要是听技巧和旋律构造的氛围,在这里,感觉到的是震撼。
   作品中还有瞿小松边指挥便进行的大段吟唱,宋飞操琴的《夜深沉》名段,在加上可以想象的林兆华导演创造的舞台表演效果,这部作品的演出当为人期盼。

 
   题图
   瞿小松,你在眺望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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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国庆节前的几场排练:音乐京剧《霸王别姬》]]> <![CDATA[“名字”是个很有趣的事情]]> 我看到过“航空考古”的介绍材料,没听说过读音训诂考古和地图分析考古。有了朱先生和白先生的著作,这是可以想象的了。如果这真的是一个对历史真实的窥见——西南—东北方位的古遗存,有河流西北往东南流向在这遗存北部,南部有弓形河流,四面可能有土丘——符合上述条件的有可能是上古都城。我知道,如果我真的用这些特征在地图上分析并在实地找到哪怕那么一处古迹,我就……我就算把地图玩到家了。(*^__^*) 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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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识图小趣(98)
   “名字”是个很有趣的事情
   
我刚把这篇文章的题目写作《上古民族的地理痕迹》,马上想到,这太“大尾巴狼”了,顺手就改成现在这个题目了。刘震云的小说《一句顶一万句》里那个主人公原来是我的本家,叫“杨百顺”,因为百事不顺,为了生计不断换师傅,被小城那个失败的神父改名叫做“摩西”,但“摩西”也没有给他带来好运,甚至入赘之后他的姓氏被寡妇吴香香改成了女方的姓,结果吴香香又和邻居偷情私奔,最后吴摩西也离开了小城,干脆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他自小最崇拜的喊丧人的名字,“罗长礼”。关于名字的变迁,这就是《一句顶一万句》的上半部“出延津记”。
   震云的东西就是这么把人“震晕”的:嘈杂琐屑荒诞拧巴,读着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阖上书却不由得想事儿,比如“名字”里的那些事儿。这年头不能因为互联网而离开书本,多少就是因为这种掩卷长思。我们与书中世界,与纸上的文明,与古来的习俗的深长的联系,在我,确是只能通过从纸、而不能从屏幕上得来的。
   还有一本好看的书是与名字有关的。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去年有一本朱学渊先生著的《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按作者基于语言学的研究,“秦”是以玄鸟为图腾的戎狄部落的后嗣,嬴姓即是“安姓”或“金姓”。雍正帝“胤禛”与秦始皇“嬴政”同名,实读“安正”(an-zen),他们都是通古斯血缘氏族。
   朱先生八十年代在美国读的物理学博士,这些年在古语音学、人类学多有新见。他说自己先是对匈牙利人的历史有兴趣,然后“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比较完了半本《英匈字典》和《英蒙字典》,轻而易举地发现了数百个完全相同的对应辞汇”,一开始他“几乎已经认定匈牙利人与蒙古民族同源,并准备要写一篇论文了”,然而又偶然地读到《金史》最后一篇〈国语解〉,其中罗列了七十七个女真辞汇,“经过几个星期的揣摸,竟发现女真语比蒙古语还更接近匈牙利语。我开始意识到匈牙利族名 Magyar(“马扎尔”)就是女真满族的祖名“靺鞨”(亦作“靺羯”),他们与满族是同源的。以后又发现了支持这个结论的大量语言证据“。
   除了匈牙利人与满人的关系,朱先生还证出了“西伯利亚”即“鲜卑利亚”,“保加利亚”即“仆骨利亚”,“乌兹别克”即“兀者别克”,“楚克奇半岛”即“女直半岛”。还有大量用族名来做人名的“努尔哈赤的儿辈名字‘巴布’是‘拔拔’,‘多铎’是‘鞑靼’,‘多尔衮’是‘吐浑’,‘德格类’是‘吐火罗’,‘费扬果’是‘费雅喀’,‘莽古尔泰’是‘蒙古惕’,‘汤古代’是‘唐古惕’。而古代中原人名也有这个特征,如‘虞舜’是‘乌孙’,‘无忌’是‘兀者’,‘句践’是‘女真’,‘叔孙’是‘肃慎’,‘阖闾’是‘斛律’,‘老莱’是“柔然”,‘孟柯’是‘蒙古’,‘墨翟’是‘勿吉’,‘荆轲’是‘准葛尔’等等。”从人类学来看,北方民族社会是史前中原社会的一面镜子。”      这本书涉及到的学问超出了我的知识结构,所以经常读的“似非而是”,像老同学聚会看到一个有点眼熟的人,叫不出名字,好不容易叫出来却是旁人。但我知道已故周策纵先生是有学问的,他说“这本书远远超过前人,对北方各少数民族不但索源,并且穷流,指出亚、欧种族和语言溶合的关系,发前人所未发。尤其难得的是,他本来是学物理学的,能不受传统人文学科的拘束,独开生路”。
   我是对地图有特殊兴趣的,在我看来,“独开生路”的还有朱著中对地名的研究。      
   今南京秦朝称“秣陵”。这两个字儿是怎么来的?旧说是秦始皇不高兴原名“金陵”的王气,索性把“金”改成“秣”,成了草料场。此说信着似乎有点勉强,而朱先生是从语言学上给的解释:蒙古语的“江河”一词读 moren,黄河叫喀喇木伦,辽河叫西拉木伦,“秣陵”也是 moren。旁证是东魏河南沈丘地方置“秣陵县”,辖今颖水流域三县。颖水发源于中岳嵩山,于安徽入淮;是淮河最大的枝流,“秣陵”因颖河得名。东魏是从北魏分裂出来的割据政权,北魏推行汉化政策,东魏却事事效仿鲜卑旧俗。鲜卑语是蒙古语的祖先。秦将江边的金陵改名为“秣陵”,秦语言中是有蒙古语因素也是其他语音资料证明了的。
   以同样的方法,读过《英蒙字典》的朱先生把中原地名“武陟”、“尉氏”(河南),“无极”、“元氏”(河北),“无棣”(山东),“吴旗”(陕西);中原人名“无忌”、“无知”,姓氏“尉迟”等,都解为中原古族的“兀者”;再认伯夷、叔齐故事里面的那个“孤竹”,指此前史家对“孤竹国”的求证,“只是没有人点明它是‘兀者国’,因为‘孤’古读‘狐’”。

   
   还有一段的关于陕西周原地名的论述,好玩,我直接抄上——
   周原是秦陇高原东缘的一片方圆仅及几里的地方,那里除“张家”、“王家”、“刘家”、“齐家”等中原单姓村名外,复字村名“召陈”、“务子”、“凤雏”恰是通古斯族名“女真”、“月氏”、“荤粥”(弘吉喇),而恰恰又是在这些村落发现了最重要的西周遗址和遗物。秦陇关中是中华民族的根底,但戎狄族名做的地名,却俯拾皆是。如关中地区有:
   叱干 礼泉县属,鲜卑姓氏,蒙古语“白色”
   哑柏 周至县属,族名“悦般”,人名“螯拜”,意“狩猎”
   马召 周至县属,姓氏“马佳”,或匈牙利国名 Magyar 
   厚畛子 周至县属,族名“兀者”衍生的“兀真子”
   崩崩 岐山县属,鲜卑姓氏“拔拔氏”
   北郭 岐山县属,鲜卑族名“仆骨”
   麦禾 岐山县属,族名“靺鞨”
   第五 眉县属,似即族名“昭武”,入《百家姓》
   金渠 眉县属,源自北方族名的西域国名“精绝”
   面氏 眉县属,族名“勿吉”或“篾里乞”
   上列都是显见于地图的区镇地名,村级地名想必不胜枚举。这些地名现象,揭示中国西部居民的祖先“西戎”是“北狄”的同类。
   这种从地名溯及古音的方法,使我想起另一部有趣的著作。就是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释读金沙——重建巴蜀交通史》,著者是白剑。这本20004年出版的书只印了3000册,前些天去中关村图书大厦见到还在书架上有,估计读到的人不多,其实这也是一本很值得注意的书。作者认为,上古华夏民族的祭祀就是“五行傩祭”,早期古人将太阳神称“螺”,这是有一系列出土的金质、玉质“螺日”做证明的。“螺祭”就是“傩祭”,太阳是一个螺旋运动的神明,傩祭亦是人们围绕祭地载歌载舞的祭祀,“因而这个祭地就被朴素地称作‘螺’,也就是人们集会、祭祀或者圣庙所在的中心地。”由此推及“乐”“洛”“螺”“雒”“傩”“罗”等地名,本质上就是“螺日”及其“傩祭”活动或因这一活动影响连缀的事物。“因为早期没有文字,只有靠语言传播,后来文字记录的同类事物、地名”,就以此表音了。
   我看有关地名缘起的这个说法符合人类行为习惯。地名起名的规律无非记姓氏聚落(张村、李庄),记地理形势(黑山、下洼),记朝向界面(淮阴、阜阳),记祷祝意愿(永安、镇南),记建筑坐落(牌楼、黄寺)等等,若有神圣神明祭祀所在,必定是成为重要地理方位记号的,比如天坛、天安门等等。史料文献和近代考古发掘能证明白剑先生此说的有河南“洛阳”、青海乐都,还有四川广汉三星堆的“雒城”,还可以把黄河上游、长江中游不少类似“罗城”一类的地名都翻腾翻腾,说不定又刨出个祭坛什么的。这事儿的商业价值毋庸置疑:只要看看这些年各地造了多少假古董,看看襄阳和南阳关于诸葛亮故里“争”的一塌糊涂就可以明白。
   白剑先生的著作还有一个有趣的发现,古巴蜀先民的都城多是西南——东北向的,而且在四郊布置祭坛。他用这个推论解释了金沙故城和今天成都市青羊宫、机投(鸡头)镇的地理方位关系,也解释了三星堆遗址与附近几处土丘的地理关系。作者甚至用今天的地图推论了先人祭祀点建筑的基本布局,用考古发掘绘制的遗址图恢复出巴蜀先民中心坛庙的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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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成都青羊宫一带的卫星地图。红线为建筑朝向,绿线为古河道,黄线为坛庙建筑。三星堆的地理特征与此仿佛。)
   我看到过“航空考古”的介绍材料,没听说过读音训诂考古和地图分析考古。有了朱先生和白先生的著作,这是可以想象的了。中国人是习惯以书证书,以书证史的,到上世纪初甲骨文的考释和现代考古学的引入,进化到了以物证史以物证书的时代。但是史证中语言学、地理学的引入好像不多。周策纵先生说:“十九世纪下半期以来,欧洲一些汉学家由于兼识多种语言,而对中亚、远东诸族的姓氏和源流,多有研考,成绩可观。”周先生指的是斯坦因、沙畹、伯希和、马伯乐等几个人。而“中国学者懂这些语言的太少,像陈垣、陈寅恪都已经去世了,季羡林教授又已年老。将来只能靠年青一代。”说完这话没两年,周先生也走了,再前几天,季先生也走了。唉!
   朱学渊先生是1942年出生,白剑先生好像更年轻得多,读书的时候我想,他们会不会是提供了一种人类学、历史学、地理学、语言学汇成一炉的研究方式,像周先生希望的那样?如果这真的是一个对历史真实的窥见——西南—东北方位的古遗存,有河流西北往东南流向在这遗存北部,南部有弓形河流,四面可能有土丘——符合上述条件的有可能是上古都城。我知道,如果我真的用这些特征在地图上分析并在实地找到哪怕那么一处古迹,我就……我就算把地图玩到家了。(*^__^*) 嘻嘻……

   相关文章链接 ——
   《破译奥尔梅特符号密码(上)》http://yanglang.blshe.com/post/41/2535
   《破译奥尔梅特符号密码(下)》http://yanglang.blshe.com/post/41/2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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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那老的文章:《陆房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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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  好几个朋友告诉我,那老的文章(http://yanglang.blshe.com/post/41/425584)好看。上次贴的是他写的《能工巧匠》,这里贴的是对一次艰苦战斗的回忆。
   颇有意义的是,在《血战敌后的115师》一书中,恰有那老在60多年前的版画,画的正是陆房战斗!这幅画,线条粗旷简洁,人物刻画十分生动。版画里讲究的“木味儿、刀味儿”劲道十足。难能可贵的是,作为一个刚刚学会木刻的24岁的作者,这幅画在构图上借鉴了民间版画的装饰风格,除了主体人物,在四周像连环画一样生动刻画了整个战斗的过程。即使今天看来,这幅小画也也足以与经典的解放区木刻媲美!
   在庆祝建国60周年之际,谨以此,怀念为共和国而英勇奋斗的前辈们。也祝那老长寿!
   

   
陆房突围

   1939年春,部队在泰安、肥城南部和大汶河以北地区开辟泰西抗日根据地。这一带地势平坦,交通方便。为阻截日寇的进攻,便组织军民开展破路活动。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来的李淦同志谱写了《破路歌》,这首歌很快在部队和地方上的“青抗先″、儿童团中唱起来。
   山东日军发现我115师主力进入山东,妄图趁我立足未稳,将我一举歼灭。
   5月初,泰安、兖州、大汶口、肥城、宁阳等敌据点增兵。5月11日凌晨,我们从驻地转移。出发前先开饭,因为时间太早,谁也没吃多少。走到天亮,突然枪声大作,前面部队与敌遭遇了。师机关直属队立即转向另一个山口,很快,周围都响起了枪声,敌军把我们包围了。这时,直属队政治处主任梁必业同志站在高处,用宏亮的声音要求大家镇静,要求共产党员起模范作用(这时我已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候补党员)。几句话简短有力,稳定了部队情绪。
   包围圈内有两座山。叫肥猪山和凤凰山,山下的村子叫陆房。随师部行动的686团和师特务营(即警卫营)迅速抢占了这两座山以阻击敌人,掩护师机关人员集中到陆房村外的一条大沟里。我芽过高不没膝的麦地,奔向大沟的路上,看见一位老大爷坐在石头上,身旁的瓦罐里盛着用枣叶熬的“茶”,他招呼我喝茶。经过半天奔跑,又饥又渴,我充满感激的心情喝了几口。转脸又见村边大树下,陈光师长和参谋处长王秉璋等正在那里看地图,用望远镜观察敌情,只有几个战士在他们身边。我这个初经战火的人,看到这些立即增加了勇气。
   我们隐蔽在大沟里,敌人的炮弹不时从头上呼啸而过,枪声和手榴弹声时紧时慢,无法做饭,只好饿了一天。天快黑时,枪炮声逐渐停下来,我们在大沟里集合。每人左臂都裹上白毛巾或白布条。陈虞榕同志给我两颗手榴弹,说要化整为零,分几路突围。民运部长潘振武同志简单地作了动员,要求大家不掉队,遇到困难要互相帮助,遇见敌人,要坚决冲出去。
   那天夜里很黑,我们沿着山脚下的小路鱼贯前进,远处敌人烧起一堆堆火光,我们擦着警戒部队的身边,悄悄地跳出敌包围圈。下半夜,下弦月慢慢地升起,我发现和前面的队伍拉开了一段距离,原来是一个宣传队员掉队了。我往前赶时,她轻轻叫了一声,我拽着她奋力跑了一程,赶上了队伍。天亮前后,分路突围出来的同志们在无盐村陆续汇合了。当晚得知:早晨,敌人先放了一阵“开路”炮,太阳很高以后,才战战兢兢地扑人陆房,发现八路军早无踪影,只好用汽车装上尸体,撤回了各据点。又过了两天,才弄清楚这次敌人共分十一路向我合围,光日军就有3000人,大炮100多门,汽车上百辆,我军共毙伤日伪1000多人。从敌占区传出消息,有一具敌尸用白布裹着,敌军开会为之祭奠,估计是一名敌军官。宣传部组织一些同志到参战部队采访,表扬英雄人物,编写材料,宣传粉碎敌人围攻、保存了中央红军一支骨干力量,就是伟大的胜利。我访问了686团的一个战士,他冒着猛烈的炮火,从火线上背下两个伤员,在突围前还参加了抢埋烈士的工作。当时我认为这并非惊人之举,曾经觉得没有达到采访英雄人物的目的而不满足。后来,我才懂得,在敌人火力下,把子弹准确地射向敌人和抢救自己的阶级兄弟,同样需要最大的勇敢精神。
   “伟大的胜利,十年来的光荣,陆房残酷的战场上,打破侵略者的迷梦:……”这支由宣传部副部长赖可可写词,音乐工作者任贤璋同志谱曲的《陆房突围胜利歌》,激励着广大指战员,决心在以后的战斗中消灭更多的敌人。两个月后,传出了新的捷报,这支英雄部队在梁山地区,伏击日军长田大队,取得全歼日军长田少佐以下300余人,缴获大炮两门的辉煌战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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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摄影隅谈:佛说]]> < wind_code_1 >
   
佛说

   铺陈、繁复、堆砌的屋宇围绕一个中心,这中心就具有了图腾的意味。这种图案感是我们在许多民间艺术中看到过的。

   宗教的意义就在那种精神的皈依。拍摄关乎宗教的题材,不仅在它外在的形式感,最难是拍出那种精神气质。我想莫定有是被这场面震撼了的,他退到高处拍下这万方辐辏的景象,那条通往佛学院的路就是信众们接近图腾的心路。
   佛说:“何故名为极乐?其国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
   
天路

   康区境内海拔4000多米的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佛学院。2009年6月,春意浓浓,阳光和谐。觉姆们沐浴着春光翩翩起舞。       莫定有  摄
   

   
   (载《人民摄影》报9月16日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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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一拳石”问题(下)]]> “一拳石”成为“曹雪芹”与题壁诗及书箱关系的“铁证”
   
    
   “一拳石”本来大不了是香山里的一景,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纯粹是被“曹雪芹”搞乱了套的。

   戏剧性的事儿出在1971年。
   这一年4月4日下午3点,位于北京香山正白旗村39号老屋主人舒成勋的爱人在家收拾屋子,搬凳子的时候,不小心把墙皮碰掉了一块,她看到墙皮剥落处里面还有一层白灰墙,上面居然有毛笔写的斑斑字迹!舒夫人很好奇,开始慢慢地剥,没有想到墙皮很好剥开,而且越剥字越多,半天功夫就把大半墙壁揭开了,墙上面写满了字。
   这时候舒成勋从城里回来了,舒氏也是前些年被专家记录讲过曹雪芹与香山传说中的一员,所以他很敏感。舒成勋见到的题壁文字似乎是一些诗词,还有对联。这些诗词字句布局有序,排列整齐,文字还有组成菱形的,还有排成扇面的。使舒氏感到惊讶的是题壁诗文的中心位置的一副对联,“远富近贫以礼相交天下少,疏亲慢友因财而散世间多,真不错。”文字排成了菱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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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3年,吴世昌、吴恩裕等一些红学专家在香山进行调查时访问过在香山地区生活了一辈子的张永海先生,录到了张永海的一段口述资料:“曹雪芹按八旗归营的惯例来到香山,有一位叫鄂比的人和他交往甚密,竟能背讲全部《红楼梦》。鄂比曾送曹雪芹一副对联:‘远富近贫以礼相交天下少,疏亲慢友因财而散世间多。’”老屋墙壁上发现的这副对联和张永海老人所说的几乎一样,只是最后多了句大白话“真不错”。但是,题壁上的落款不是“鄂比”而是“拙笔”。“拙笔”和“鄂比”会是同一个人并且就是曹雪芹的朋友吗?老屋墙上的对联似乎说明不了这个问题。
   然而,1977年,北京工人张行家藏的一对书箱使事情有了转机。这时候,香山发现与曹雪芹有关的题壁诗已经闹得沸沸扬扬,张行来香山游玩,看到39号老屋中的题壁诗后,想到家里祖上传下来的一对书箱上面,落款和老屋墙上题诗的落款一样,也是“拙笔”。
   这是两个黄松木箱子,第一个书箱右下角刻有怪石兰花一丛,箱子的上部刻诗一首为《题芹溪处士句》:“并蒂花呈瑞,同心友谊真;一拳顽石下,时得露华新。”芹溪是曹雪芹的号,这对书箱被认为正是送给曹雪芹的。在当时红学界,这是一件很轰动的发现,如果这个书箱是真的,将是关于曹雪芹生前有名字记录的文物的第一次发现。
   第二个书箱左下角也刻了兰花一丛,箱子的上部刻有两行小字:“清香沁诗脾,花国第一芳。”年款为“乾隆二十五年岁在庚辰上巳”。乾隆二十五年,正是曹雪芹生活的年代。在第二个书箱的落款处,赫然有“拙笔写兰”四个字,有人研究认为这个“拙笔”和正白旗村39号墙壁上的“拙笔”出自同一人之手。这就证明在墙上题诗的“拙笔”和送曹雪芹书箱的“拙笔”是同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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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的发现似乎让前面的推理更加有了的依据。
   新的线索是在书箱盖板的背面发现的,原来这里还有另外一种笔迹的几行字,罗列了原来书箱里所装的书稿,并且提到一个叫作芳卿的女性,。传说曹雪芹在西山生活的时候,曾经与一个叫张芝芳的女人再婚过,芳卿显然是对张芝芳的爱称,这些字会不会是书箱主人曹雪芹的笔迹呢?尔后,一个叫孔祥泽老人的人被请来鉴定这些笔迹,据说他曾经在1943年抄录过一本名为《废艺斋集稿》的书。《废艺斋集稿》被红学专家吴恩裕认定是曹雪芹的遗著,现在遗失日本。如果吴恩裕的结论正确的话,这本书可能是曹雪芹留在人世的唯一手迹。当年孔祥泽对《废艺斋集稿》临摹、抄录了26天,对书中的字体印象深刻,孔祥泽认定,书箱盖背面的字和当年他抄的《废艺斋集稿》是同一个人的手迹。
   当年,这对书箱被很多学者看真的,冯其庸先生在70年代末年所写的《二百年来的一次重大发现》中甚至还将书箱题字与庚辰本批语文字联系起来,认为“其书法的风格,酷象庚辰本上的朱笔批语......可以说极为一致……又可能两者就是一个人的笔迹”。
   1973年2月,著名红学家吴恩裕先生在《文物》上发表《曹雪芹的佚著和传记材料的发现》,认为《废艺斋集稿》是曹雪芹的佚著,“是二百多年来有关曹雪芹文献的首次重要发现”。吴先生还披露,1965年,他从孔祥泽那里得到了所谓曹雪芹“题画石”诗句,即 “爱此一拳石,玲珑出自然;溯源应太古,堕世又何年?有志归完璞,无才去补天。不求邀众赏,潇洒做顽仙”这首《题自画石》诗,也是曹雪芹的作品。这首后来流传甚广却出处不详的“曹”诗,原来是从1965年“闷”到1973年,终于面世。
   自此,正白旗村39号老屋墙上的“拙笔”题诗,与书箱上的“拙笔”落款互证;书箱上镌刻“一拳顽石下”的字句,与《题自画石》中“爱此一拳石”句互证;再加上书箱背面字迹与《废艺斋集稿》字迹的互证,这些证据链全体指向了——曹雪芹。只是:如果说题壁诗上的“拙笔”与书箱上的“拙笔”指向曹的朋友鄂比,而笔迹的认定最多只能算旁证的话,真正指向曹雪芹的证据,就是书箱上的“一拳顽石下”与据说是曹佚诗的“爱此一拳石”之句。因此,“一拳石”不惟香山一景,成了曹雪芹与书箱、与题壁诗关系的“铁证”!
   尽管有许多人根本不同意这个推论,到1994年,人们还是决定在39号老屋的原址上建立一个曹雪芹纪念馆,以纪念这位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前人有曹雪芹“著书黄叶村”的诗句,正白旗村还被改称“黄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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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拳石”问题被“曹雪芹”搞乱了套
 
 
   我看红学界犹如一个旁径别出的迷宫。迷宫中心点就叫做“曹雪芹”,每个在里面钻的人都有自己的一套转法,别人总在说你走错了。站在外面看却也很是好玩。这“一拳石”,本来大不了是香山里的一景,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纯粹是因为“曹雪芹”。这些年,与“曹雪芹”有关的文物出了不少,有些(比如通县的那块“曹雪芹墓碑”)已经被千真万确地证了伪,所以碰到“曹雪芹”的东西一定得留神。我写这篇文章的动机本来就是站在迷宫“外面”,给像我一样关心这个问题的读者做些资料梳理。
   吴恩裕先生认定《题自画石》诗是曹雪芹佚文的依据正是抄写《废艺斋集稿》的孔祥泽,是孔告诉吴《自题画石诗》是“抄存者从他的外祖父富竹泉所著《考槃室诗草》手稿中抄录的”曹雪芹诗。不过,1982年,另一位红学家吴晓铃先生在全国红楼梦研究会议上出示了他70年代在中国书店买到的《考槃室诗草》和其中的《自题画石诗》,里面夹有孔祥泽先生(富竹泉外孙)写的关于他外祖父的事略,在这个稿本的卷一叶十一下就有那首《自题画石诗》(诗集是编年体,卷一收甲子、乙丑也就是1924、1925年的诗作)。陈毓罴、刘世德《曹雪芹佚著辨伪》(《红楼梦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通过考证《废艺斋集稿》上的曹雪芹序、董邦达序和敦诚记是伪序。这就是说,《废艺斋集稿》是假的;《题自画石》诗也是假冒作品——它是富竹泉上世纪20年代《考槃室诗草》中的作品,而其外孙(即孔祥泽),是把“先外祖”的诗冒充曹雪芹的诗提供给人发表的。
   还有人认为,题壁诗上的“拙笔”与书箱上的“拙笔”互证;书箱上的笔迹与《废艺斋集稿》笔迹互证;书箱上刻的“一拳顽石下”与所谓曹雪芹佚诗的“爱此一拳石”互证,都出在前后几年里,而且舒成勋到孔祥泽都是一个不大的圈子,这事儿的巧合也太蹊跷了。
   至于题壁诗笔迹=书箱上笔迹=《废艺斋集稿》笔迹=庚辰本批语笔迹=曹雪芹笔迹的冯其庸先生的说法,吴恩裕先生却是不同意的。吴在《曹雪芹佚著浅谈》中说过,“早期抄本《石头记》的批语,除了1974年我发现的怡亲王弘晓过录的本子是原抄本之外,都是些不知经过多少次过录、也都不知道是谁过录的本子,有什么理由那么相信他们呢?”有人认为,所谓“怡亲王弘晓过录的本子”也不是原抄本。其实,冯先生自己也承认这样的笔迹鉴定,当然是“一种主观的设想而不是科学的结论。”
   再此前,也有曹雪芹“佚诗”和“画像”的“发现”。1975年吴世昌、徐恭时联名发表《新发现的曹雪芹佚诗》(南京师范学院《文教资料》1975年8、9月号增刊),公布了曹雪芹一首七律注4,后来澄清此诗系周汝昌先生所作。有关曹雪芹两幅画像的公案。学术界也用事实证明王冈绘“曹雪芹”小像和陆厚信绘“曹雪芹”小像全是伪作。
   至今,关于书箱等等是否有意作伪在网络上仍有人在争论。“正方”坚持张行以及孔祥泽是作伪者;“反方”则持书箱为真,《废艺斋集稿》为真,只是早年间卖到日本今日无查的罢了。
   我是不大相信上面那些“文物”的。不过要说“一拳石”与曹雪芹的关系,我却另有一个小小的“旁证”:
   清赵慎畛《榆巢杂识。下卷》有“鹿谷藏砚”条,上载:“鹿谷藏旧砚,正面上下二活眼,背面上五活眼,为日月合壁、五星联珠之象。有集《四书》跋一首云“一拳石之多,日月星辰系焉。磨而不磷,惟我与尔有是夫。”款题“田居”。左侧又有两印章:一“黄叶村庄”,一“兰成”。岂庾兰成物耶?”赵慎畛为嘉庆元年进士,道光五年任云贵总督。他官声甚好而且也是个很有学问的人。不过他以为这个收藏砚台的“兰成”就是南北朝的诗人庾信(庾信小字兰成,其《哀江南赋》有句“王子滨洛之岁,兰成射策之年”),一定是个顺嘴说说的事。以赵慎畛的学问,他应该知道汉魏时期文人使用的砚台多砖砚,少数石砚形制也很简约。砚台制作的讲究是明以后尤其是清的事,以砚石的“眼”为上品更是清以后的事。何况,这方砚上还有关于“黄叶村庄”的字样呢。叫“兰成”的人世上多有,或许,这方砚上的“一拳石”与“黄叶村庄”也是乾隆以后的物件呢,这岂不又与曹雪芹“故居”和书箱刻诗有了点联系?可惜这事儿好像没有人专门论过。
   ——我是不是也钻在“迷宫”里了?
 
   写于2009年8—9月间
 
   注1  《哭崔常侍晦叔》全诗为:“顽贱一拳石,精珍百炼金;名价既相远,交分何其深!中诚一以合,外物不能侵。透迤二十年,与世同浮沉,晚有退闲约,白首归云林。垂老忽相失,悲哉口语心。春日嵩高阳,秋夜清洛阴。丘园共谁卜?山水共谁寻?风月共谁赏?诗篇共谁吟?花开共谁看?酒熟共谁斟?惠死庄杜口,钟殁师废琴。道理使之然,从古非独今。吾道自此孤,我情安可任?唯将病眼泪,一洒秋风襟!”
   注2  《答卢仝结交诗》全诗为:“有鸟自南翔,口衔一书扎,达我山之维。 开缄金玉焕陆离,乃是卢仝结交诗。此诗峭绝天边格,力与文星色相射。长河拔作数条丝,太华磨成一拳石。 莫嗟独笑无往还,月中芳桂难追攀。况值乱邦不平年, 回陵倒谷如等闲。与君俯首大艰阻,喙长三尺不得语, 因君今日形章句。羡猕猴兮著衣裳,悲蚯蚓兮安翅羽。 上天不识察,仰我为辽天失所,将吾剑兮切淤泥, 使良骥兮捕老鼠。昨日脱身卑贱笼,卯星借与老人峰。 抱锄劚地芸芝朮,偃盖参天旧有松,术与松兮保身世。 卧居居兮起于于,漱潺潺兮聆嘒嘒。道在其中可终岁, 不教辜负尧为帝。烧我荷衣摧我身,回看天地如砥平。 钢刀剉骨不辞去,卑躬君子今明明。俯首辞山心惨恻, 白云虽好恋不得。看云且拟直须臾,疾风又卷西飞翼。 为报覃怀心结交,死生富贵存后凋。我心不畏朱公叔, 君意须防刘孝标。以胶投漆苦不早,就中相去万里道。 河水悠悠山之间,无由把袂摅怀抱。忆仝吟能文, 洽臭成兰薰。不知何处清风夕,拟使张华见陆云。 
   注3  《石塘歌呈吴侍郎》全诗为:“谁剜太素一拳石,石壳皴皱涵芳塘。塘中清淑族查滓,积成土块如浮航。三千界分有南赡,休王帝伯更皇王。尧衢涨作九年潦,秦火煎成百沸汤。入昏出晓乌兔浴,韬风蓄电蛟龙藏。巫姒凿开通浩浩,女娲炼熟补苍苍。三山缥缈出塘外,人云此是蓬莱乡。谁令海乾白石烂,黑风吹散天风裳。鼋腥蜃秽贔屭立,虾螺鳅鳝生毫光。西江老子一口吸,喷作万顷澄汪汪。何当长啸挈斗柄,与君塘上酬酢倾天浆。”
   注4  全诗为:“唾壶崩剥慨当慷,月荻江枫满画堂。红粉真堪传栩栩,渌尊那靳感茫茫。西轩歌板心犹壮,北浦琵琶韵未荒。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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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一拳石”问题(上)]]> 有一首据说是曹雪芹写的《自题画石》诗流传甚广,诗曰“爱此一拳石,玲珑出自然;溯源应太古,堕世又何年?有志归完璞,无才去补天。不求邀众赏,潇洒做顽仙。”这首诗的出处你不仔细查是查不到的,反正不是在《红楼梦》里。但它很像是曹雪芹这个对石头有特殊感情的人写的,而且香山里确有这么一块叫“一拳石”的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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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拳石”问题(上)  
   
   上回说了香山“梅字石”(http://yanglang.blshe.com/post/41/2608),这回该说说香山“一拳石”了。这块石头比那块石头复杂,所以它有“问题”。
   有一首据说是曹雪芹写的《自题画石》诗流传甚广,诗曰“爱此一拳石,玲珑出自然;溯源应太古,堕世又何年?有志归完璞,无才去补天。不求邀众赏,潇洒做顽仙。”这首诗的出处你不仔细查还查不到,反正不是在《红楼梦》里。但它很像是曹雪芹这个对石头有特殊感情的人写的,而且香山里确有这么一块叫“一拳石”的石头。
   如今有车的人多,每天爬香山的人成百上千,可真正认得这块石头的人十不挂一。“梅字石”地处偏僻,迄今不过80年,且是当代人物,倒还罢了。这“一拳石”可是在山脚下的路旁,离上山南路必经的阆风亭咫尺之遥。鉴于它与曹雪芹似乎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劝各位看官:读了这篇文章,有必要专程拜望它一回呢!  
 

   琢磨皇上关于“一拳石”的诗,里面挺有学问
                                                             
   今天香山公园的地图上没有“一拳石”,它的位置在香山饭店至阆风亭之间,洪光寺西北侧。找“一拳石”最近的路可以从香山饭店门前过,在饭店西侧的小桥左转,在分叉路取右边小路,经玉乳泉、“仙掌”石,然后蜿蜒拾级而上,一个右转弯过一座石桥后你千万不要埋头爬山,抬头看去,路旁一块二米多高的大青石,状如一个握紧的拳头,石上半腰间一个天然切面上刻着“一拳石”三个不大的字,这,就是“一拳石”了。“一拳石”字迹东向,今人漆描填红。石背后还有乾隆“御笔”《香山春望》诗一首,诗云:“烟景不胜赏,春山渐可登。谁疑初试步,即是最高层。花意寒尤怯,苔痕嫩欲蒸。东郊举趾者,历历入吟冯。”这诗的前四句平铺直叙,好懂。后面四句一些资料中多不引,估计是因为费解,尤其是“东郊举趾者”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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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里的“东郊”是以静宜园计的,静宜园就是今天的香山公园,这里的“东郊”指静宜园东郊,决非京城东郊。当年皇上坐在这儿,左望正白旗一路的柳烟,正看玉泉山铺陈过来的农田,耕作的农人依稀可见。“举趾者”并非行人,“举趾”的出处在《诗·七月》,中有“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句。《汉书》食货志:趾皆可作止。故趾可借为沚,又沚即畤。就是说“趾”“止”“沚”“畤”通假,另有解“以足踏耒之下部,使耜入土。宋韩维《和三兄之山阳省孀姊书怀》有“千里犹举趾”句;宋袁说友《仲春劝耕有献两岐麦者和丁端叔茶使韵》亦有“举趾于耜竞东作”之句,故以‘举趾’表示耕种,反正这里做农人田畤间耕作解,正是春景。
   “历历入吟冯”句,今人胡德平先生(胡耀邦之公子)录作“历历入英冯”(《说不尽的红楼梦——曹雪芹在香山》第62页),不知何据?照片上读,确是“吟冯”。无论“英冯”“吟冯”,我在《佩文韵府》里都没有翻出出处,字面上解,“冯”可解为“遇”或“凭”,“历历入吟冯”似可以理解为“都是诗句里面遇到的情景”。若有有识者,还可继续请教。
   总之,这首诗的大意是说皇上春天坐在这里,望着山下一片烟柳逶迤的景色,还有身边初放的春花,青嫩的苔痕,还有目下耕作的农人,一片诗情画意。
   “一拳石”下面还有一块形似手掌的石头,上面刻着“仙掌”两个大字。香山附近民间传说,这没有落款的“仙掌”也是乾隆的手书,与“一拳石”合起来就是“仙人掌权”的意思。把两块石头的文字合在一起编故事,这是典型的民间传说的方式,应在乾隆身上倒也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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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拳石”字迹和诗句天下还有多处
                                                                                                                                                                         “一拳石”,字面上是说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头或是状如拳头的石头。乾隆题诗石属于后者,今天许多奇石收藏家则爱用前面意思命名自己的某一块石头。其实,天下叫做“一拳石”的石头并不惟香山一处。
   泰山岱顶的大观峰东侧有云峰,上有康熙帝题“云峰”,其下又有乾隆帝诗刻《夜宿岱顶作》。大观峰和云峰上题刻遍布,重重叠叠,能认出来的80多处。“天日苍茫”、“呼吸宇宙”、“置身霄汉”、“青碧丹崖”等大字与大观峰上唐玄宗的《纪泰山铭》辉映;唐刘仁愿、宋赵明诚、元徐世隆、明朱衡、清阮元及施闰章等历代名流题刻历历在目。峰东南有宋代摩崖碑,上原有宋真宗东封泰山时《御制功德铭》,后明人翟涛在其上大书“德星岩”,将其铲毁。今仅剩篆额“登泰山谢天书述二圣功德铭”。崖上有“泰山乔岳”、“俯仰乾坤”、“天柱东维”、“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等大字题刻。西南盘路旁有柱石突兀,南刻“一拳石”,这“一拳石”为关中董则俞题,楷书。题刻位于摩崖,高60厘米,宽40厘米,大字径26×24厘米。
   在被毁的圆明园里,曾经也有一块皇上题诗的石头。《日下尊闻录》中说到圆明园里的一块“上水石”,乾隆皇帝的题诗前引中说道:“湖石一拳,高可盈尺,下平正而上峭削,具有奇峰势,玲珑皱透……”云云。
   除了以“一拳石”形容一块石头的形状,最早以其喻人喻事的,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他在《哭崔常侍晦叔》注1诗中吟道:“顽贱一拳石,精珍百炼金;名价既相远,交分何其深!” 这位“崔常侍”显然是白居易的至交,乃至垂老之际的白乐天为朋友之死大悲深痛,觉得以后一切欢乐都无人能与分享。这位“透迤二十年,与世同浮沉”的朋友就被他形容为“顽贱一拳石,精珍百炼金”。
   还有一位唐代诗人在歌颂友情的诗作中说到了“一拳石”。这是马异的《答卢仝结交诗》(全唐诗卷369_26 )注2.,诗中说道:“开缄金玉焕陆离,乃是卢仝结交诗。此诗峭绝天边格,力与文星色相射。长河拔作数条丝,太华磨成一拳石。”
   除了喻人,“一拳石”也被用来喻事。宋人王奕在《石塘歌呈吴侍郎》注3一诗中吟咏:“谁剜太素一拳石,石壳皴皱涵芳塘。塘中清淑族查滓,积成土块如浮航。三千界分有南赡,休王帝伯更皇王……巫姒凿开通浩浩,女娲炼熟补苍苍。……何当长啸挈斗柄,与君塘上酬酢倾天浆。” 王奕眼中的海边石塘是用女娲补天的石头筑就的,因此神奇伟岸的像一个神话世界。
   库本吴兴沈梦麟《花谿集》《铜鼓书堂遗稿》卷十四中,还有《葩翠山》一首,言及“一拳石”。诗云:“蛮荒多奇山,处处足幽讨;爱此一拳石,嵯峨邱壑小。䆳窦颇玲珑,绝礀亦深窈;飞梁接危峯,老树藤萝绕。亭榭尽凋残,落叶满磴道;闻当夏秋时,山趾水回抱。雨余生积阴,烟波增浩渺;我来霜后天,清景供俯眺。杖策信忘疲,境静人语悄;长啸引松风,空翠落林杪。”另有《淮海英灵集》乙集卷三《街南书屋十二咏》中咏及:“爱此一拳石,置之在庭角。如见天地初,游心庐霍小。”这里说的“嵯峨邱壑小”“置之在庭角”的“一拳石”,显然该是收藏者爱好的状如拳头的奇石了。
   乾隆一辈子写了几万首诗,“潜龙”时候应该认真做过诗歌功夫的。它先后的老师徐士林、沈德潜也都是饱学之士,皇上的《香山春望》是刻在“一拳石”上面的,他应该读过关于“一拳石”的诗句,春游看到那么一块石头,由是诗兴大发也是常情,只是“吟冯”两个字用的忒生涩了点。要是没有曹雪芹,这事不过是一点考订和训诂,成不了多大的问题。
   
传说里曹雪芹在香山写的《石头记》,但是没说“一拳石”
                                                            
   每回站在“一拳石”这里琢磨事我都要奇怪,为什么皇上偏偏要在这里看春景而且大发诗性呢?这里摆个轿子都很逼仄,他到阆风亭去观景岂不更好?!答案还是我琢磨出来的——“御笔”刻石上没留年款,不过我估计这是乾隆年轻时写的,不但从笔迹的相对稚拙、用典的生涩,主要还是心态——这位24 岁登基的皇上这时候颇有些得意地说——“谁疑初试步,即是最高层”,“一拳石”的位置差强算半山腰,远不是“最高层”。皇上这天高兴,借春景喻性情,一不留神,说了句实话。再查香山的历史,搞明白了。静宜园的大兴土木是在乾隆十年(1745年),在这之前还没有阆风亭,所以皇上看到这块石头是个景儿,坐在这儿高高兴兴地给石头题了字,看了景儿,写了诗。
   假定乾隆写《香山春望》的时候是在他登基以后三年(1738年),这时候曹雪芹25岁(按另一说为14岁),反正他还没有开始写《红楼梦》,但是据说落魄以后常住香山附近的他完全可能是见过那块“一拳石”的。
   众所周知,《红楼梦》一名《石头记》。《红楼梦》一开始说女娲补天剩下的一块顽石,被丢弃在青埂峰下,“娲皇氏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只单单剩了一块未用,便弃在此山青埂峰下。谁知此石自经煅炼之后,灵性已通,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材不堪入选,遂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石头记》由是得名。
   北京香山一带的民间流传着许多与曹雪芹和《红楼梦》有关的传说。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专家们就注意到这些传说并予以搜集。这些传说里说,曹雪芹写《红楼梦》直接受到这里风物的启发。樱桃沟里一块名为“元宝石”的大石头,在民间传说里就是曹雪芹写《石头记》的地方,所以说“石头记‘记石头’”。书中贾宝玉初会林黛玉时曾经调侃她的名字说:“西方有石名黛,可代画眉之墨。”樱桃沟下边的河滩里恰有一种黑石头,当地妇女常用来描眉,这石头也叫黛石,黛石就是黛玉。离元宝石不远,还有一块两丈多高的大青石,青石上孤零零地长着一棵柏树,树根把山石撑开了一道缝,扎到石头底下一股山泉里。老百姓管这桩奇景叫“石上松”。曹雪芹受了这“石上松”的启发,写出了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故事——木石姻缘。
   确有专家从《红楼梦》里对地名的使用,证明曹雪芹的写作确实与北京有关系。比如第57回写到“鼓楼西大街”;第32回写到“兴隆街”;第64回写到“小花枝巷”;第47回写到“苇子坑”;第23回写到“西廊下”;第29回写到“清虚观”;第80回写到“天齐庙”。这些北京既有的地名用来证曹雪芹的写作环境与北京有关自当不虚,说与香山地区有关的内证是书中67回贾宝玉对袭人说的一句话:“你就是会评事的一个公道老儿!”“公道老儿”是香山地区一句很有意思的俗话,是说为人比较公正的意思。香山确有一种灌木,名叫“公道老儿”,学名“接骨木”。这种灌木扎根很深,就算挖了它,拔了它,第二年还能在原地长出,是划分地界最公正的信物。我还可以添一证,就是我的居所所在的“门头村”。门头村旧名“馒头村”,《宛署杂记》载:"自西直门五里曰白石桥,又三里曰豆腐闸,又三里曰麦庄桥,又四里曰南务村,又五里曰小屯村、曰馒头村”,亦应了《红楼梦》里的“馒头庵”。
   尽管曹雪芹的《红楼梦》确实与“石头”有许多联系,但是他并没有写到过“一拳石”。要证明曹雪芹是不是在香山附近写的《红楼梦》已经意思不大,关键是能不能证曹雪芹在哪儿写的《红楼梦》!只是这些传说里最多扯到“顽石补天”,并没有把《石头记》和“一拳石”扯到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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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摄影隅谈:“SHOW”]]>
   
  “show”

   
   比起那些需要千方百计地调动情绪的人物,碰到很能“show”的拍摄对象是摄影师的福分。中文把这个词儿翻译成“秀”是很传神的,“show”在英文中不是“表演”,是“表现”包括“自我表现”。“秀”的主要对象就是镜头,所以没有很大的拍摄难度,这一张的味道在“此秀”与“曾秀”之间的对比——如果没有说明,你还认得那个创造了2米29记录的前跳高之神吗?图像语言的丰富就在它蕴含着许多意蕴和联想,足够耐人寻味。

   
刘翔、朱建华 

   

   2009年9月6日,《60年最具影响力的新中国体育人物》活动颁奖晚会在北京奥体中心举行。 晚会上新中国60年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体育人物揭晓,许海峰、李宁、郎平、姚明、刘翔等60位体坛名人获选。
   (载9月9日《人民摄影》报一版)                                             ]]>
<![CDATA[陈其钢、余隆谈音乐(图片报道)]]>
   
   “余隆、陈其钢谈中国音乐在国际上的空白与发展”
   
   由欧美同学会“2005委员会”主办的这个讲座是9月6日晚上在北京宵云路8号举行的。著名的音乐家、作曲家陈其钢先生和爱乐乐团艺术总监余隆先生就当代中国音乐进行了话题广泛的对谈。
   谈话涉及到当代中国音乐的现状,中国音乐在世界上的地位,作曲家与指挥家对音乐发展的作用,中国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的比较等问题。100余位来宾饶有兴趣地聆听了他们的观点。其间,还播放了陈其钢的作品《蝶恋花》的片段以及他了另一部作品芭蕾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录像。
   这种沙龙性质的非商业性、半公开的关于高雅艺术的谈话活动在北京并不多见。由于当晚北京国庆彩排交通阻塞,陈先生无奈迟到,且话题广泛,俩人的对话并未充分展开。比较起来,笔者参加的不久前俩人在一个更小范围里的谈话要更有意思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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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刻意选取的一个画面。不过陈其钢先生含蓄沉稳,并不像画面里那样热情如火。这位曾任奥运会音乐总监的作曲家说,在整个奥运会音乐创作中,他坚持所有的音乐元素都要是“中国的”。回想开幕式中他创造性的使用昆曲、京剧以及《论语》吟哦,可见所言不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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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岁的余隆是中国乐坛一个多少有些传奇性的人物。他领衔的爱乐乐团近年来在中国乐坛上创造了骄人业绩,且去年被国际音乐人评为世界十大交响乐团。谈话中余隆给人的印象热情如火反应敏锐谈锋甚健,一如他的指挥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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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余之间有几段谈各自术业专攻的对话颇有意思。
   陈:作曲家的地位是很尴尬的。他写的所有的东西,如果没有人来演奏、演唱,他就什么也不是。
   余:歌唱家、演奏家、作曲家都可以自己“玩”,为“自己”的音乐所感动。指挥家必须有100个人来陪你“玩”,指挥家的机会是很少的。所以大多数学指挥的都改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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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为什么现在歌远没有那些“老歌”那样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因为今天的作曲家没有当年那样的激情。
   陈:也不一定。当年的传播渠道很少,不可能像今天这样丰富。音乐的生命力是受传播手段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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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青原博士是中国资本市场上人所周知的人物,不过鲜为人知的是,她还是一个具有专业水准的女高音歌唱家,并经常到法国的一家音乐学校任教。沙龙上,李博士认为:中国有13亿人口,有巨大的需求。只要不折腾,它的经济总量应该在世界上占有极大份额。然而经济发展在全球的地位并不意味着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文化的影响力、音乐的影响力,不是动辄在金色大厅包一场音乐会就能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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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摄影隅谈:画外……]]>
摄影隅谈:画外……

 
   画外……

 
   没有把篮筐收进画面里来,视觉上的中心点就有了画外的延伸。画面“张力”,我们老说的那个词儿,包括这类意思。怎么叙述这个有趣的画面?陈更生点了一句“少林寺开放的文化观念”,也是一种“画外”。方外人不识宗教,多以表面感受入镜,拍些鲜丽色彩古寺青灯之类。其实大相国寺里也有鲁智深,好莱坞也拍《修女也疯狂》,幽堂深院与人间烟火是庙堂生活的两面,经常也是拍摄中开掘生活的两面呢!
 
   少林武僧的篮球和功夫
   
   8月23日,河南少林寺武僧和来自美国在少林寺学艺的女学生一起打篮球。长期以来,少林寺坚持开放的文化观念,使佛教精神得到有效弘扬和传播。
   
   陈更生 摄
   (载9月2日《人民摄影》报一版) ]]>
<![CDATA[吴石在狱中]]> 按   台湾龙绍瑞先生不久前在和我的通信中谈到了吴石烈士的一些情况。日前,他又寄来他亲自采访吴石的狱友刘建修的访谈。我认为,在台湾当局的相关历史资料公开披露之前,这是关于吴石烈士在狱中情况的唯一的也是第一手的珍贵材料。
   有关吴石烈士的情况,我已写了不少(见本人博客《于则成地图》),不少读者都非常关注,此文也被收到新出版的《读库》丛书里面,迄今时或有读者给我发表读后感怀。有一点情况是我在文中曲笔写出的,即:吴石烈士1950年被捕就义,1974年方才在子女的追问下被追认“革命烈士”,区别于同案牺牲的陈宝仓将军,当年就被大陆宣布为革命烈士并公祭;其间的推衍,关键在当年台湾方面发表在香港的一则报道,语中言及吴石被捕后似有失节言行。这是恐怕是吴石推迟追认烈士的关键。我在那篇文章中根据近年来对岸披露的材料,对吴石的清名做了坚决的维护。
   刘建修先生的文章使我们读到了吴石在狱中最后的生命细节,其中我所关注的是他在牺牲前还在狱中被用刑,而且在牢房里安插了卧底的特务。这些情况只能说明吴石在牺牲前尽力保守了他所知道秘密,并为此献出了生命。

   史为镜鉴,血为薪传。所有为我们今天的生活付出了代价的前辈,我们都不能忘记他!
     
我所知道的吴石烈士
 
                                                ---在保密局看守所

   (刘建修口述,龙绍瑞执笔)
   
  
(一)

   近来,“吴石事件”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我曾与吴先生相处一段时间。以下是我对这个事情的回忆。
 
   将近六十年前,那天是1950年3月10日,我因“邮电案”被逮捕。三个特务把我押送到“南所”,这是保密局的一个看守所。“南所”是在台北市的“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围墙里面。“警总”大门在博爱路,但因为“南所”的位置靠近后门,所以这单位的人,是从延平南路的后门出入。南所是钢筋水泥的二层楼房,在一个院子里。从前日据时代,它是犯错的日本军官“关禁闭”的所在。
 
   我那天在泉州街的家里被抓,特务立刻拿黑布把我眼睛蒙住。一直进了南所之后,脸上的布才被拿掉,所以我不知道这是哪里。后来才晓得,南所围墙的外面是电信局,就是我平时上班的地方。
 
   特务把我带进南所时,大约是早上七、八点钟。他们对我搜身检查;我身上的一些东西,例如腰带,都被没收了。这些事情做完后,特务把我交给一个“看守”;那人叫我跟着他走。这栋建筑物的内部,中间是一条走道,两旁有一个个房间。我的牢房在楼下左边,是第三或第四间。
 
   牢房的面积很小。我看到里面已经关了两个人犯;年纪大的那人,就是吴石,约50岁,只是当时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我那年才23岁,所以觉得他已经相当老了。吴石有些胖,身材不高,脸形是圆的;他头发很短,像个光头。那一天吴石把腿盘起来,坐在地板上看书,身旁也放了几本书,迭在一起。我心里想:“这么好,还有书可以看。”后来我听到吴石说话的口音,就晓得他是福州人,因为福州口音很好认。我的电信局同事中,有几个是从福州来的。
 
   房里另外的一个人,大约40岁,个子高大;以后我由各方面去判断,他可能是山东人。那天我走进房间时,吴石转头看看我,没有说话。山东人向我打招呼,问:“你住哪里?”我简单地回答他:“台北。”“在哪里服务?”“电信局。”“什么事情把你抓来?”“不知道。”那人说:“既来之,则安之。没有事,没有事,放心啦。”
 
   山东人问了我这些问题,但没有介绍他自己。我不敢多说话。后来我认为这人的身份是假的,其实是卧底的特务。那天的屋里相当热,他只穿了汗衫、内裤;以后的日子,他也都是这样穿。我不记得当天吴石穿的是什么衣服。
 
   
(二)
    牢房的三面墙壁是水泥,一面是木头的门;看起来,整个空间像是日本式的。地面铺了木板,天花板也是木头材料。那个天花板的中央,安装了一个小电灯。房间面积大概只有3个tatami。tatami就是日本的迭席,大小等于一个单人床,但稍微窄一点;当时的台湾,常以tatami来计算室内的面积。
 
   在房间里,后面墙壁的上方,有一个很小的窗子。门旁边的墙上开了小洞,“看守”可以从那小洞监视人犯。在门的下部,也有一个洞;每天我们吃的饭菜,就从这洞口送进来。平时,“看守”一直在走道上走来走去。
 
   每天有一次“放风”,但时间很短,才十分钟。放风有时是在上午,有时在下午。如果“看守”把门打开,喊一声“放风”,我们就走出去。院子里只有草坪,没有树。我们在院子活动时,一个看守站在旁边监视。各牢房人犯的放风时间,似乎是错开的,因为我没有见过其它房间的人。
 
   放风之后,吴石和山东人可以去洗澡。我因为什么用品都没有,所以被关在“南所”大约一个月期间,我都没洗澡、洗脸和刷牙。
 
   “南所”的建筑已经有些旧了,但环境还好。牢房里没有桌椅。靠近门的地方,放了一个马桶。每天晚上,我睡在门旁边,吴石睡中间,那山东人在最里面。
 
   被关在南所的人犯,一天吃两顿饭。上午吃稀饭,每个人大约有十颗花生米;好像偶尔能吃到豆浆和馒头。下午送进来的饭菜也很差:小盆子里放了白饭,每人可以分到两碗。所谓的“菜”,几乎每天都是冬瓜汤,是装在铝盆里,大家一起吃;一个人大约能吃三块冬瓜。有时候,厨房会用空心菜代替冬瓜。
 
   吃饭时,我们三人围着坐下,饭菜放在中央。从第一天起,我就发现吴石可能不是一般的老百姓。因为每次都会送来一个小盆子,装着别的食物,是专门给他吃的。盆子里有肉、鱼,比一般人犯的伙食,要好很多。  那个山东人似乎同吴石有些熟悉,因为他会吃吴石的菜,也主动向吴石说话、“献殷勤”,例如他问吴石:“还要不要再装饭?”。那人对我就不说这些。
 
   三、四天后,吴石招呼我吃他的菜。后来我跟吴石比较熟了,有时会吃他盆子里的东西。  吴石整天都很安静,几乎是从来不讲话。在他脸上,我看不出什么表情。他也没有明显忧愁的样子,可以说是相当镇定。吴石能够这样,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我对自己的命运就感到害怕,也担心家人和同志的情况。
 
   在白天,吴石通常是一半时间在看书,其余时候就躺着。他要看书时,就坐在窗外光线照得到的地方。吴石一直在读同样的书。有一次他两手把书拿得比较高,我看到封面印着“中国文学史”几个字。他在牢里,好像还有一枝笔。不过我现在始终想不起来,他究竟有没有戴眼镜。
 
   吴石把另外几本书放在地板上,都是相当厚的、硬壳的精装本,而且是旧书。我对这些书籍有点好奇,但不敢去动它们。有一次我歪着头,看一下书的侧面。记得其中有两本是《中国史纲》、《世界史纲》。  因为房间太小,又不通风,有时吴石就只穿着汗衫。我自己什么东西也没有,只有身上穿的那一套,没有替换的衣服。吴石的衣物比较多,有枕头、毯子(或被子)和内衣、外衣。他换下的衣裤,会交给“看守”送出去,也有人给他送来干净的衣服。
 
   我进来约两三天以后,听到那山东人说,他是上校,在国防部某单位工作,因为金钱方面出了问题,所以从半年前,就被关在这里;不过他的问题已查清楚,没有事了,大概一星期后就可以回去。那人还说,如果我和吴石有事要向家人交待,他可以帮忙传话。
 
   我始终没问山东人姓什么。当时我心里恐惧,也知道有“窃听器”这类东西,所以任何话都不敢讲,只是用耳朵听。有时“看守”会把山东人叫出去;这种情形发生好几次。
 
   大约过了几天,山东人和吴石互相在“咬耳朵”---小声地说话;看那样子,他们是怕我听到。接下来的几天,他们都这样讲话。
 
   山东人又向我们说一些“已经调查完毕,很快就会被放回去”之类的话。果然,两三天后“看守”喊那人的名字。他收拾几件衣服,弄成一个小包袱,就走了。
   
   又经过两天左右,吴石在晚上被叫出去。我想,大概是要审问他吧。整个夜里,只有我一人在房间睡觉;直到天亮,吴石还没回来。他的书堆在地板上;我过去看看。那本《中国文学史》封面,有毛笔写的“吴石”两字。字很端正。我这时才知道他的名字,心里在想:“这个名字不错嘛,很简单,好写又好记。”
 
   下午,门突然被打开,两个特务很粗暴地把吴石丢进来。那门又立刻关上。我去查看他的情况。吴石被凌虐得很厉害,躺在地板上不动,也不讲话。当时他没有穿长裤,身上到处是伤,皮肤是红的、紫的,腿也肿得很大。
 
   吴石一直是躺在那里,我也没讲话。大约过了一、两小时,他慢慢坐起来,靠着墙壁,仍然没有开口。之后,饭送来了。吴石指着他的那盆菜,很虚弱地对我说:“吃吧,吃吧。”可是他自己并没有吃东西。  我因为胃口很差,没有吃他的食物。我问吴石的情形,他说:“我被用刑了。”我又问:“什么事啊?”他说:“没什么事。”
 
   在那以后,“看守”每天会叫吴石出去擦药。不管是白天、晚上,他都躺着不动,也不看书。我问他:“有没有我可以帮忙的?”吴石说:“不用,不用。”他只吃少量的东西,喝一些稀饭和汤。
 
   三、五天后,吴石好一点了,有时坐起来看书,读的还是那本《中国文学史》。我问他:“你是什么事情?”现在我不记得他是怎么回答。我看吴石不像坏人,很同情他。我是个社会主义者;在那时的前几年,台湾发生“228事件”,所以自己痛恨蒋家政权。我猜想,吴石应该也是反对国民党的。我想知道他的情况,但又不敢多问。
 
   他也跟我交谈,问我“是哪里人,在哪里工作”等等。我对他说了,他点点头。吴石又问:“你是不是蔡孝干的案子?”我说不知道。我现在觉得,吴石判断得不错,但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蔡孝干是谁。 我们有时候会说说话,不过现在我已忘记内容。吴石和我互相比较熟悉了。我心里怀疑那山东人有问题,吴石可能中了圈套。虽然我这样想,但这事情太严重,不适合跟吴石谈这些。
 
   过了一、两个星期,有一晚上,吴石又被叫出去,也是第二天下午才抬进来。
 
   这次吴石更加痛苦。他睡了一天一夜,没有动,眼睛闭着,一直发出呻吟的声音。我有向他表示关心,现在不记得他是什么反应。我不敢吵他,而且自己害怕,知道这也是我将来的遭遇。 每次饭菜被送进来时,我都会劝吴石:“还是要吃一点。不吃不行。”他勉强爬起来,吃一点点,喝一些汤。我看到这个样子,心里实在很难过。  又过一阵子,吴石的身体有些恢复。一天,“看守”把门打开,喊我的名字,说:“出来”。这次轮到我了。
 
   审问我时,那些特务分成三组,每组两个人,轮流进行。大约二到四小时,就换班一次。在那房子里,很强的灯光照在我脸上。用刑是非常可怕的。那些特务没有人性,不是人,简直是禽兽、魔鬼。 我被抬回牢房时,也是不能动,只能躺着,连续几天都是这样。吴石自己虽然也很虚弱,但会对我说些鼓励的话,例如:“忍耐一点,忍耐一点。”送饭进来的时候,他会说:“吃饭啰,吃饭啰。”又过来问我:“可不可以起来?”并且叫我吃他那一盆食物。我没吃他的菜,实在是吃不下。我对吴石是感谢的,因为从他的眼神、口气,可以看得出来,他是关心我的。
 
   
(三)
  几天之后,我又被叫出去。他们把我移到保密局的“临时看守所”,从此我没有再看到吴石了。我和吴石在“南所”的相处时间,大约一个多月。
   临时看守所在台北“中山堂”旁边警察局的左后方,当时挂了一个招牌,写着“XX合作社”。后来,我又被送到延平北路的另一个看守所,那里被叫作“北所”。关了一段时间,我再被送到青岛东路的“保安司令部军法处看守所”。
   在军法处时,有一天我听难友说:“吴石被枪毙了”。我这时才知道他原来是国防部次长、中将,是这么大的官。我当时很惊讶、难过,也更加确定那个同房的山东人是特务。我心想:吴石那几天同山东人咬耳朵说话,可能对他自己不利。
   我对吴石印象不错,因为他对人客气,有学问,也不随便讲话。现在我听说,大陆有人提议在福州建立“吴石纪念馆”。吴石先生牺牲60年了,他是为我们祖国而死的。我希望中国人不要忘记这些烈士和那段历史。
 
   注:1. 采访时间:2009年8月。
 
   2. 刘建修已审阅过本文。
 
   3. 刘建修,男性,1928年生,台湾新竹人。在国民党戒严时期,曾因“邮电案”、“三省堂案” 两度入狱。出狱后,一直在台湾从事爱国、民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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