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ATA[博客-财经网-名家博客-周其仁 最近更新20篇文章]]> <![CDATA[博客-财经网]]> <![CDATA[体制成本降中国经济才能涨]]> 编者按:应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之邀,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周其仁来深圳参加“智库报告厅” 论坛,作关于“2017年经济形式”的演讲。周其仁认为,中国目前面临国际外需萎缩、国内成本上升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体制成本的上升,要想延长成本优势一要靠制度改革,二要靠创新。

以下编选自周其仁演讲全文:

1.中国现在面临的国际形势:外需萎缩,反全球化,以及为什么

首先怎么理解中国经济从之前的高速增长转向6%~7%中高速的增长?要先理解全球的格局。

假定有两个经济体,一个富有,一个贫穷。富国是10万块资本,300个人。穷国是10块钱资本,3000个人。前者类比是欧美和日本,后者是80年代的中国。这两个经济中间之前有一道蓝墙隔开,大家各过各的日子,穷就是没资本,没资本就没有提高生产率的手段,很大程度靠人力、靠自然力,经济进步就很慢。富国资本雄厚,可以转化为生产力,所以贫富差距会拉大。

现在把蓝墙打通,就是改革开放,把这个壁垒打开。打开以后:两个经济体加到一起算,资本总量就变成10万零10块钱,人口总量是3300人。要素的相对比例都发生变化,用我们熟悉的话就是“竞争格局发生了变化”。

第一,富国的资本总量只加了10块钱,但是人口总量加了3000人来抢,原来300人用10万块钱,现在3300人用10万零10块钱,所以资本的稀缺程度提高了。为什么全球化以后,华尔街可以赚到很多钱,道理就在这里。

第二,富国有科技,3300人来抢科技,科技的稀缺性也提高了。但是富国经济的麻烦是,原来只是在300人现在要3300人一起竞争工作机会,劳动者的竞争加强了,这个过程中,富国的劳动者蓝领、下层白领难受了,因为他要面临3000个原来收入只有1块钱的力量的冲击,不会干拉倒。所以发达国家失业率特别是年轻人的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道理也在这里。

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二战后发达国家的橄榄型的社会结构被破坏,全球化以后两极分化严重,基尼系数上升。华尔街、硅谷赚到了大钱,但中间有一个很大的人群很失落,制造业工人、中下层,在全球化过程中面临的压力要超过他们得到的好处。当然好处也有,就是中国的产品很便宜,美国享受到了稳定的物价,所以,穷人实际的生活水平降低得不会那么严重。但是和华尔街、硅谷一笔,相对收入的落差就出来了。

发达国家都是这样,二战后高的基尼系数降下来,然后又回上去,然后就带来了社会矛盾。因为很多美国的大妈大叔,够不到金融、也够不到高科技,人数上又是大头,就会有愤怒感,所以在全球化高涨当中发生了“占领华尔街”。

现在这个全球格局,发达国家、美国的平均首水平是在下降的,但是中国在提高。我们的人均GDP从1978年的200美金,升到现在的8000美金,深圳是几万美金(25000)。而美国呢,从1978年的13500美金升到现在也就5万美金。

所以,特朗普也出现了,特朗普反应了一个趋势:所有大的变化中,并不是每一个人、每一个集团、每一个板块都同等可以获得收益,有高有低,有得有失,所以社会矛盾就会起来。

这里还要谈到一个术语:比较优势。李嘉图的理论,说的其实就是各国扬长避短,拣你生产率高的东西干,这样整个社会的总体产出就会高。但是萨缪尔森后来的研究结论说这不对,因为中国啥都搞,搞完袜子搞汽车,搞完汽车搞飞机,搞的大家优势趋同了,逼得发达国家不知道干啥了。老萨临死前就问了一个问题:原来造自行车的现在开始造飞机的,原来造飞机的造什么呢?他的结论就是:在共同的比较优势下,一方可能永久损害另一方的利益。

中国就是通过这样,这些年赚了巨额的高额顺差。而美国比较优势没了,经济以外的规律就要发生作用了,贸易摩擦,制造壁垒,甚至国际紧张,都来了。金融危机也来了。

从外部看,我们现在的经济下行首先就是全球的外需收缩,全球外需如果你是一个主要靠内需发展的,对你影响就小。偏偏我们在高速增长当中,我们是高度依赖外需的,那当然影响更大。

2.中国现在面临的国内形势:成本优势减弱,体制成本重新上升

周其仁第二个观点是,从内部看我们现在面临的经济形势:是成本在变化,并且核心是体制成本的重新上升。

中国高歌猛进的全球化,就是因为有成本优势。我们不开放真实白穷了多少年,以开放发现穷就是竞争力。穷就是工资低,工资低就是成本低。同样一个产品成本低叫价就低,全世界的买家都是一样物美价廉当然买你的。

但是现在这个成本在变化,劳动力成本、土地、能源,所有的价格都在经济高速增长中变化,最近最典型的例子是曹德旺在美国设厂。

成本变化最大的是什么呢?是体制成本。

仅仅把中国崛起归因于劳动力便宜,不准确,因为劳动力便宜并不能解释中国的崛起。没改革开放前,劳动力更便宜,那个时候没有中国奇迹,现在看非洲很多国家的劳动力比我们还便宜。不是要素便宜就能够变成竞争力,要素变成竞争力要变成产品,要素变成产品要组织,组织要在一个体系里头运行。这就引申出来了体制的问题。

所以,让中国经济崛起的真正秘密不是原来穷,而是把原来导致穷的封闭变成开放,在开放当中允许组织创新,进行体制改革。比如,如果不包产到户,农民就不可能解放出来,没有生产积极性,依然还会是“十亿人口八亿农民,八亿农民搞饭吃饭还不够吃”。

有了体制改革,才有下面的一环扣一环。劳动力解放出来去哪里就业?这又逼出了民营企业。产能出来了,市场在哪里?所以又逼出了WTO谈判,1997年签约,五年预备期,2002中国冲进去,把世界市场打开了,把原来的障碍打开了。进了WTO,一开始还是“奖出限进”,后来尝到了甜头,全部杀进去,这才冲到了全球化的前沿。

所以,中国的成本优势不完全是原来的劳动力便宜,主要是第二项优势,通过改革,把原来奇高无比的制度成本大幅降下来了。

就是这套挺土的打法,把我们的体制成本,几位诺贝尔奖得主给出的理论,在中国非常显著地降下来。体制成本下降,加上原来的要素成本低廉,结合到一起再加第三个力量——学习曲线。最终构成了后来的“中国故事”。

但是现在新问题来了。新问题是成本又上来了,原来的成本优势消失了。现在我们一般讲成本优势消失讲的都是劳动力、工资在涨,这个问题当然存在,但是被大家忽略的是:我们的体制成本重新在高速增长当中举头向上。

1995~2012年是中国最高速成长的这段时间。我们名义的GDP是增长是8.6倍,全国工资总额涨了8.8倍,税收涨16.7倍,政府除税收以外的收入18.8倍,法定一定要交的社保五险一金增长了28.7倍,最关键的是土地,政府独家供地获得的土地出让金,涨了64倍!

体制成本上升表现在什么地方?比如,我们到今天也没有达到税收一定要法定,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规定的,我们现在很多的税收是行政部门直接定的,抽税的人定抽多少,政府定了,不经过人大的审核。那这个就很容易一下子收过头。

比如,这届政府说简政放权,但是很多后来增加的文件大部分都不是计划时代而是高增长的时代加进去的,我们在这波下行就吃了这个亏。这些是体制性的问题,我们弄来弄去弄成一个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的局面。

现在没有什么资本主义的大帽子,但是小绳索挺多的,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些事情加到一起摩擦系数大了。高速长的时候加大摩擦没有关系。问题是外需一收缩,这些变量就来了。

还有对待新科技的态度,滴滴打车,一波三折。

还有城市化,我们的行政区划是组织化的。城市建设说好很好,但是浪费不得了,修了多少没人去的设施,耗了多少水泥钢铁,水泥钢铁有多少的排放,然后又回到我们的肺部。你要跟着人口和资源的流动来发展城市化,愿意去的地方好好投,中心城市,城市群,城市圈。那人不愿意待的地方还林、还环境,青山绿水、特色小镇。

总之,我们的体制成本在改革开放,特别到了新世纪以后,高速往上走。

3.2017年中国经济的突围:体制改革+创新

第三个部分是,怎么确保我们的成本优势,两个方法:降低体制成本、创新。

中国现在面临的状态是:两个海平面,形象比喻已经变成了三明治,我们夹在中间,成本已经顶上来了,市场成本也上升了。劳动力大家都贵,土地也在贵。但是我们手里还没有多少独到性的东西。

这个世界上的竞争就两句话,你要么成本比人家厉害,要么手里有独到的。比如美国苹果卖到全世界,通宵排队买。他有你没有。现在我们30年改革开放高速成长伟大成就,全球格局看夹在中间了,底下有印度、有越南,他比你还便宜,他招商引资的力度比我们当年还强,都学会了。

在这个情况下,就无可阻挡的发生了整个经济增长的模式的变化。现在要继续我们的成本优势,但是成本当中的那块体制成本,这个东西没有改革,光靠民间解决不了。没有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主动地发起一轮一轮的深化改革,这个成本很难降下来。

比如社保基金,我们现在很多的法定保障率交得比美国高。当初交那么多是没办法,当时是国企大面积亏损,所以社保交费率定得比较高。但当时就有一句话,以后要把大型的赚钱的国有企业的资产划到社保去,用那个收益来抵社会保障。但是真要做的时候难度不小,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把这条写进去了,就是要划一批国有资产到社保基金,然后把法定保障率降下来。

在这个部分,周其仁的重要结论是:我们的经验已经证明,体制成本降,经济就会很好地发展,体制成本上升,整个国家民族就会被拖住。所以,2017年,要继续的改革突围。渐进改革的好处就是振荡低,不是一次性解决问题。但是渐进改革的难处是你要“维持渐进”,所以体制改革一定要改到把体制成本再降下来为止。

既然这个成本降不下来,那么能不能延长它的时间,就是把成本曲线往右推,尽可能延长它持续的时间。因为,这条成本曲线一定会上去的,人均200美元到8000美元变成深圳的好几万美元,这个成本肯定会上去,但我们可以把整个成本曲线往右移,延长成本优势持续的时间。比如说工人很贵,我生产附加值高的东西,如果还生产袜子,如果还是这套工艺,这套生产率他就是很贵的。你改变一点。所以真正地对付成本压力就是不断地右移我们的成本曲线,形成一条长期来看持续有竞争力的成本变动,这是商业世界里头的不二法门,也是整个经济体系和经济体系竞争当中的不二法门。

降低成本的第一个突围方向,是刚才的体制改革。而第二个突围方向是创新,通过创新来突破全球形成新的僵局。引进新的产品,改变现有的品质,引进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的市场,夺取原料和半成品新的来源,创立新的经济组织,创新才能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

创新很重要、很伟大,但是创新不是一定会发生的。成本曲线也不一定会右移,否则哪来这么多的过剩产能、僵尸企业、鸡肋的企业,还有病危停滞的企业?创新是有条件的。

举例说,以色列800万人有3500家初创公司,并且特拉维夫主导了美国硅谷的高精尖研发,美国没有一家大公司不在特拉维夫设创他们的研发中心,他们靠的是人、想法、发明创造,靠的是对教育的重视。

总之,中国不创新、不改革,不会走出现在的困境。


(周其仁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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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创新上下行]]> 创新有两条路线,从产品往上打,还是从原理往下打;盯住顶级享受,还是致力于大众富足?往未来看中国的创新,上行方兴未艾,下行崭露头角,越来越有看头。

2016年下半年,周其仁教授的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暑期参加“美国积木式创新深度考察之旅”,秋季在哥伦比亚大学访问,研究纽约城市管制创新经验,期间还参访德国工业4.0,并到德州奥斯汀和纽约州奥尔巴尼一探“Brainbelt(脑带)”之究竟。年底回国,迫不及待来深圳访问科创企业……

理解创新行为,是他2016年探查的一个主题。对于这个热议的话题,周其仁教授秉持他一直以来坚守的“真实世界经济学”,以一个猎人的耐心和敏锐,深入实地考察,将点点滴滴的信息渐次拼接成一幅“创新上下行”的草图。

1月13日,腾云智库邀请周其仁教授走进腾讯,分享他这一路走来的所思所得。早在十几年前研究电信改革时,周其仁已对技术革命的作用有所认识,认为正是技术进步突破了类似电信这样过去被认为有自然垄断性的行业,使市场竞争在这些行业成为可能。在中国经济遭遇转型压力的今天,他认为,创新对中国经济的作用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此次在腾讯学院,他第一次将大半年来在脑海中渐次成形的拼图完整描述。当然,这仅仅只是一个轮廓,大图和细节有待日后持续迭代更新。

以下为周其仁演讲,由腾云整理发布。

周其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朗润资深讲席教授

各位好。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的重叠程度很高,越往将来看,越浑然一体。所以,研究经济不能不关注创新。在经济学里,也早有这项学术传统。不过现在讲创新,比较容易讲得高大上。这有好处,能引起极其广泛的注意,动员更多资源投入创新性活动。不过讲得过于高大上,也可能不利于我们理解创新行为的本来含义。

探索、发现与尝试,早就占人类行为的一席之地

《史记》里记载,始皇帝想长生不老药,有个叫徐福的方士迎合上意,称海外有三座神山,他“愿请延年益寿药”。皇帝大乐,派童男童女数千人随之出海求药,结果没了下文。九年后秦始皇再次问起,徐方士报告说上次没成,是因为海中有巨鱼,于是始皇帝加派皇家射手一起出海。不过这回徐福带着船队跑了,据说到了琉球甚至日本本土,“止王不来”,彻底有去无回。

这个故事与今天讲的创新,好像完全不相干。但是不是也有一点元素在里面?我觉得还是有的:人们为获得现实中无、但希望有之物,去寻找、去发现。这个元素,怕从还没有文字记载的时代就开始了,说人类与生俱来,也不为过。

找不来现成的长生不老药,延年益寿的念头是不是就此放弃?没有。大家看第二张图,那是在干嘛?炼丹——既然找不来现成的,那就尝试发明、制造。据记载自东汉始,我国炼丹活动就比较发达。当代有学者认为,“炼丹术是近代化学的起源”。

从寻找、发现到发明,这类活动延绵不断至今。我用这两个故事开头,说明创新元素早就包含在人类行为里,只不过它和迷信、荒诞的胡思乱想一直分不清楚,且探索未知的主要方法是靠经验,靠不断试错摸索,靠归纳总结。西方世界亦然,其古代文明从目前记载看还不如东方。

举航海为例。陆路上有指南针就可以了,沿大陆的近海航行也可以对付,但跨洋航行不但要辨识纬度,更重要的是辨识经度。1714年英国国会通过著名的“经度法案”,由议会设立巨额奖金,征求一种“切实可用的”经度测定方法。当时有两个技术方向:一条是天上路线,那就是读准天上的钟,靠希腊天文学家以来对星星位置的认知,为在大洋上行进的船队定位。另一条是地上路线,精读地上的钟,由钟表匠制造走时精准的钟表,通过准确的离港时间来确定船队所处经度。这里的关键是,怎么才能有一座精准计时的钟,在颠簸航行途中确保准确报时。最终,钟表匠走到了天文学家的前面。英国钟表匠哈里森前后花了32年开发了当时最精准的时钟H4,解决了大航海的关键技术难题。

对比H4和古代炼丹,这两个活动都是基于经验,都从实际难题出发,不断摸索、反复试验,直到解决问题。从认知路线看,其实属于同一类别。但是再往后,天文学家所代表的科学家或科学认知路线,开始崭露头角,并走向科技创新的中心舞台。

周其仁
请看这张图(来自《富足》附录1)­­­­

从长期来看,人口增长离不开技术支撑的经济增长。图上全人类人口增长一直很平缓,但从希腊罗马时期开始抬升。为什么?希腊城邦出现了一种全新的元素,那就是学者们提炼概念、提出命题、经由逻辑推理、对话辩论等一连串思维活动,来猜测世界的本质,理解现象之间的因果关联。这是科学发现的萌芽,开始与技术发明及应用并不相干,但隐含着技术发明另外一个非经验路线的新源泉。罗马人推崇希腊理性,提升了古代文明。其实,差不多同期在我们的春秋战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学术思想极为了得。不过,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科学驱动创新还远不成气候。

大家看图,要到16世纪-17世纪之后人口曲线才显著上升。相应的,就是第二次农业革命、工业革命、蒸汽机、铁路、飞机、微生物、计算机、原子能、个人电脑等等等等相继爆发,再向上就是基因组、互联网。科技创新加速,概括到一条,就是科学发现替代经验,在创新中发挥越来越决定性的作用。现在我们讲创新,一般要加个定语“科技”,全称是科学技术创新,“科”字当头,很说明问题。

偏偏在从经验创新转向科学驱动这个关节点上,中国被西欧拉开了距离。有本澳大利亚学者写的《极简欧洲史》,讲到欧洲能走出沉闷的中世纪,有三个圈圈很重要。

1、十五世纪:文艺复兴——言必称希腊

文艺复兴是对中世纪思想潮流的一个反思。中世纪教会和教皇外加政教合一,禁锢人们思想,只能服从权威,服从上帝。一些集聚在意大利的学者和艺术家不满此道,通过研读希腊圣贤著作找到了一条思想解放的出路,那就是文艺复兴。其隐含的意思是,古代希腊学者们的见地很了得啊,那就不要言必称上帝、言必称教皇、言必称权威了吧。

2、十七世纪:科学革命——希腊人错了

文艺复兴提振了人类对自己、对自己头脑的思考能力的信心。“言必称希腊”久了,也激发后人认真思索,希腊人讲的究竟是不是全部正确?这一来,科学革命就开始了:任何命题和结论,都可以、也应该、最后是唯一地必须经由实验检验!人们发现希腊人讲过的很多话是错的,如希腊人猜测宇宙的本质是水、是土,还有希腊天文学家认为太阳围着地球转。这就开启了科学传统:不管是谁说的,包括自己猜想出来的,都要设计一个实验来检验,检验、检验再检验,通不过的就要修订或推翻,以此才能逼近真理。

相信这套的人凑到一起,就形成一个科学家共同体,一个科学传统。大家意见虽然不同,但认知规范是一致的,就是由实验来检验猜想到的规律(因果联系)。这与从古就有的经验摸索式的创新之道,有一个方法论上的不同:基于观察,发现问题,但不是仅靠归纳总结,而是从反常现象找到切入点,突出人脑的长处,想象、猜想、推断,然后经受严格检验。人类认知世界的另一套武功正式形成,那就是科学革命。

这里还有一个插曲。科学发现——譬如地球围着太阳转——与流行之见,特别是与教廷认可的日心说相抵触时,怎么办?这是那个时代不少科学家最为纠结的问题。因为原本偏安一隅、倍受挤压的基督教后来与世俗权力结盟,成了再不容质疑的人类精神禁锢,成了遍布欧洲的教会势力维系既得利益的保护伞。当时教会利用所控制的圣经解释权,开发出一款 “赎罪券”,谁买到它就可以赎罪免下地狱,后来甚至让教徒给他的家人、子孙后代买“赎罪券”。于是民间财富大量地流入教会,供养教廷的腐化和奢靡。这时候冒出一位马丁·路德,秉承德国人的较真与执着,修了希腊文、拉丁文,读圣经原典,发现圣经并没有授权教会垄断圣经解释的权力,人们信仰上帝也不是非经过教会才成。他打破了教会对圣经的垄断,发动了宗教改革。这场改革在政治社会结构上解构了中世纪老欧洲,也在精神方面给科学革命增加了动力。想想看啊,创新首先要有新的想法,要提出新想法,总可以怀疑流行之见吧?要是不容怀疑,哪来创新?

创新上下行:原理—技术—产品

2016年11月去德国访学德国工业2.0,第一站在汉诺威。恰逢莱布尼茨去世300年。他在那个年代是一位天王巨星级的科学家,被德国人尊为近代的亚里士多德。他和牛顿各自独立发现微积分,到今天也是全世界高等教育的必修知识。在汉诺威-莱布尼兹大学举办的一个讲座上,一位90高龄的老教授为我们介绍莱布尼兹。其中讲到,莱布尼兹曾研发了第一台可做加减乘除运算的计算器。老教授一边演示,一边讲解莱布尼兹那么珍惜时间,为什么花十几年去开发这么一台今天看来颇为简单的计算器?他投影了一段德文原话,原来莱布尼兹认为,人不应该从事像计算这样单调重复的工作。这可是300年前德国学者的认知!人要做创造性的工作,主要就是发现世界的规律,认知自然界和社会的工作原理。

然后,为了把科学发现应用于造福人类,就要发明技术。因为原理级别的认识固然重要,但要利用原理解决实际问题,满足实际需要,还要克服一系列技术困难。人类早就看到鸟儿在天空自由飞翔,也早就心向往之,后来又发现了诸如空气动力学这些原理级的知识,但真正要实现飞上天空,还要攻克无数技术难题。再下来就是把技术组合成一个个能够满足人们需要的产品。这样看,原理、技术、产品,就构成创新的三个环节,形成一个往复运动的闭环。

那么,什么是创新上下行呢?从需要的产品出发,往上走去寻找技术,没有现成技术就发明,再向上琢磨什么道理、什么原理,最后推动原理级的科学发现。这是一条上行路。还有一条下行路:从好奇出发,或“为科学而科学”,还根本不知道有没有用、能不能用,先把原理级思维拿出来,然后发明能应用的技术,最后做成产品。

下面我们各举一个实例来看何谓创新上下行。

第一个实例是原子能和原子弹。它是先有论文的,一位德国学者1937年发表了论文。过去的炸药基于化学变化,但原子结构特别是原子核没有变。但学者发现,原子核一旦有变,将产生巨大能量。所以呢,核的裂变与聚变,是先有科学发现,写下原理。这个发现成立不成立呢?学术圈先讨论。至于能不能应用?那还要看条件:法国英国忙于对付希特勒,他们的原子能科学家,加上从德国跑出来的犹太科学家,最后跑到美国,说服罗斯福总统立项“曼哈顿计划”,才解决技术难题。最后第一代产品就是一个小胖子,一个大胖子,投到广岛,结束了二战。这是一个从原理到产品,创新下行的经典例子。

上行经典当然首推苹果。乔布斯算不上科学家,但恐怕是产业革命以来最好的产品牛人。他对人类的需要、对人们自己也讲不清楚的潜在需要,有过人的感知。他还特别坚持产品品质和使用体验,非达极致绝不罢休。苹果模式是从产品出发去找技术、找零配件,以此驱动技术发明、并带动原理级别的科学发现。那就是上行了。

既然有下行也有上行,那么创新行为就有的选,可以上三路向下打,也可以下三路向上打。上面讲到我们中国古代文明很灿烂,学术思想也了得,可惜没有发生西欧中世纪之后的那三个圈圈,特别缺乏科学传统,遭致近代落后挨打,在现代化建设上沦为后来者。这也决定了我们的创新,更重于从需要、产品、结果向上找技术、找原理。这次来深圳看科创经验,绝大多数故事,都是从产品出发向上打,或者用大族激光高总的话来说,属于“逆向创新”。我们腾讯的故事,是不是基本也属于上行范畴?不过深圳也开始有了从原理向产品发展的新苗头,象我们已经约好了的,明天要去访问的柔宇公司,那是刘博士先写下论文,有了原理级发现,再解决技术难题,最后做成产品的。往未来看我们国家的创新,上行方兴未艾,下行展露头角,越来越有看头。

四大动力,缺一不可

其实不论科学发现、技术发明、还是产品设计制造,还原到行为的动力,就是《富足》那本书里提到的四大动机。第一个动力是好奇。这是人的天性里头就有的,人是万物之灵,天生就有这个偏好。第二个动力是财富。开发一个产品、开发一个技术,或发现一个原理,如果可以带来财富和自由,这是一个非常普遍且强有力的动力。第三个动力他说是“恐惧”,读下来主要讲国家安全。罗斯福为什么搞曼哈顿计划?因为恐惧————要是希特勒先掌握了原子弹,二战命运可能是另外一个模样。其实军备竞赛既是经济竞赛,更是科技竞赛,这是推动科创的非常重要的力量。以色列、硅谷还有波士顿创新面对的需求,并不仅仅限于市场需求,还有国防需求。第四个动力叫人生意义。这就比较讲情怀,人生要有个意义,要给世界留点有意义的东西。

周其仁3

科创发力,哪一个动力也不能少。科学发现从根本上由人类的好奇心支撑,但科学家也要吃饭、生活,实验要有设备,在还没发现成果之前要有持久的投入。这就需要财富,才可以动员千军万马转到发现核发明。至于所谓的“恐惧”,其实是群体、国家之间竞争的派生物,其直接出发点并不是创造财富,而是安全保障和有效威慑,尽可能拥有人无我有的杀手锏。最后,通常在前三项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总有一些人追求人生意义,希望给世界留下有价值的贡献,其中就包括发现与发明。

这四大动力,或强或弱,在哪里也总是有的,不过受具体条件限制,动力的配置、发挥、组合的状态有所不同。我们讲打通科技创新的经脉,首先是在现实约束下,恰当配置动力,选择合适组合。这个方面也要借鉴他国经验。比如以色列,国土面积和人口规模都小,但教育根基厚、科学人才优秀,集中于原理级发现和关键技术开发,在前沿尖端科研领域占一席之地,产品和产业就借助美国和中国这样的大市场。

前年访学以色列,去之前我有一个疑问,以色列人那么信上帝,怎么同时做到科创能力位居全球前列?去了听一位拉比讲解,原来犹太教的圣经里说,犹太人是上帝选来与上帝角力的——那就可以与上帝扳手腕,而不仅仅只是顶礼膜拜、下跪磕头。这是以色列创新能力的精神源泉。他们普遍重教育,但最看重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是敢于发问、追问不止的探索精神。据说犹太母亲见孩子放学,会问“今天在学校问了好问题吗?”

美国作为创新强国,动力配置更为齐全。那里一流大学多,科研实力强,资本雄厚,金融服务健全,还在全球争霸中形成国家对科技的超级追求,有能力汇聚全球好做科技梦的年轻人。好奇、财富、恐惧三强,追求人生情怀的就比较多。你看特斯拉老总岁数不算大,但选商业方向,一律事关人类命运。去年暑期参加我们院的朋友、老师和校友组织的美国积木式创新深度访学,在硅谷、LA、以及波士顿128公路周边,一共访问二十来家科创企业。回来补记观感,一共两句:“百无禁忌想,脚踏实地做”。大家知道,斯坦福大学的校训是“让自由之风劲吹”,到现场才有感悟,那股风可不单单只在校园内劲吹,而是校园内外、大学之间、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金融资本市场全覆盖,浑然打成一片。看来大国科创,动力齐备之外,还要加上打通经脉,上下行浑然一体,才有大成。怎么做得到?集聚、汇拢,高密度、高浓度、高质量分子互激互动。

顶级享受与大众富足

从原理一路做到产品,事情还没完。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就是很好的产品,还不一定等于好的商品,更不一定能流行开来,成为潮流。那样的话,也谈不到造福人类、改变世界。产品转商品,要研究市场的规律。

过去讲产品生命周期,其实是商品生产从开发、上市、到大批销售,达到顶峰再衰减,都有个顺时间而变化的过程。科创产品有没有周期?恐怕也是有的,虽然新技术譬如互联网的出现,因为有一个网络效果,可能改变产品周期分布变化的图形。大家看标准的产品周期示图。

回到我们开头的故事,为什么秦始皇差人去寻长生不老药?普通百姓不想延年益寿吗?当然想。但想也是白想,因为没那个财力来支持欲望实现。所以一般规律,商品刚上市,没有规模经济,卖价不能不贵,唯大富者才能享用;随后,技术成熟,生产上了规模,渗透到中产人家;再成熟到大规模生产,普及到中下收入阶层。

从这点看,科创产品走市场路线,还有另外一个上下行。这里所谓上行,就是创造顶尖享受,“极致体验”,带来过去从来没有过的消费快乐。其实人类历史上的能工巧匠一直努力在做这件事。不过很遗憾,服务对象总是那么一小撮人,皇公贵族、大富大贵之流。但是从技术、工艺、品质等方面看,挖掘了人类包括想象力和动手能力的潜能。法国出了这么多顶级奢侈品公司,据《时尚的精髓》探查,主要源于那位穷奢极欲的太阳王路易十四。这位法国大皇帝有一招是同样穷奢极欲的中国皇帝没有的,他允许皇家的能工巧匠也在市场上开店,把“皇家定制”当作一块牌子卖。演变至今,我们听说过中国大妈到香榭丽舍大道抢购包包,却没听说法国大妈到前门大栅栏来抢购西太后用的物件。这一点上,日本好像也随法国路线。我参观过一家十三代相传的株式会社————“印传屋”,专做鹿皮制品。历史上专为日本天皇宫廷供货,现在是顶级奢侈品牌,与法国牌子有得一拼。

关键是现代产业革命之后,中产阶级崛起,财富总量越积越大,但收入分配从“金字塔型”转为“葫芦型”或“橄榄型”。众多人口的温饱满足之后,继续增加的收入要找新鲜而高品质的享受。这时商品开发就有了新讲究:究竟是制造更高精尖的、更精致、体验更极致的产品服务,还是把原本只有大富大贵享用的产品服务,成为普罗大众都可及的产品?

这件事情,工业化时代美国企业做得好。也许是美国没有老欧洲那种社会等级制,既不出皇帝,也不出贵族,没有与生俱来的血统分层。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下,美国企业家擅长把欧洲皇宫贵族少数人定制的享受,用大批量生产的办法革命性地降低其成本和售价,以至渗透到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下面讲两个实例。

其一,老式剃须刀是一把折叠的利刀,要用好钢精心打造,价格当然不菲。且无法自己给自己刮脸,非有仆人伺候或理发师傅服务不可。但是到了二十世纪的美国,冒出来一个叫吉列的销售员跨界创新,把一体化剃刀一分为二,刀把归刀把,刮脸刀片归刮脸刀片。消费者只需买一个成本价的刀把,再每周买一片刮脸刀片,拧到一起就可以自行解决问题。那每周一换的刀片,一次性的,所以单价不高,可毛利率不低。当然是聪明的生意经,但由此庞大的美国工薪阶层都不用再去理发店刮胡子,只花费十分之一的成本就解决问题。到今天,吉列剃刀还是欧美市场主打牌子,中国城乡便利店,也遍布他的产品。

其二,大家熟悉的福特生产方式。全世界的工业化,总离不开流水线吧?那就是福特的原创发明。这位企业家在100多年前就有一个想法:要是每个蓝领工人都能买得起一部汽车,那汽车市场总销售量将非常惊人。如何让工人也买得起汽车?就要大幅度降低单价,大幅度降低汽车的制造成本。他是先有这么一个念头,才发明了生产流水线。据说福特流水线年产一万辆车时,其他股东开心非常,唯福特说,我的目标是一天造一万辆!低单价、大批量,质量还不能次。他们当年那款T型车,什么烂路都可以跑,否则也做不到单一暴款。 

小结一下。今天与各位分享的“创新上下行”,有双重含义,一是创新的认知路线,是从原理发现、技术发明到产品生产呢,还是从产品上溯技术、再上追原理。二是让产品转化为引领市场潮流的商品,是向上追尖端品质的产品与体验,还是掉头向下,让似乎只能由高大上人口享用的产品和服务,流落寻常百姓家。双重上下行,都是科创行为,都要讲行为的动力配置。大国没办法,各类动力缺一不可,还要混合配置,把两个上下行的经脉一起打通。我这两周在深圳南山区访问,看到不少精彩故事,回去要好好消化,有了领悟再找机会向各位讨教。

Q&A

Q:之前我知道您对产权制度有很深的研究,这几年看到整个互联网势头起来了,新经济、共享经济在很多地方被提及,我知道您在一些场合对共享经济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新的事物面前,传统的经济学是不是也在做重新思考,以前的那套解释系统还适用吗?

A:你观察到什么现象把原来的道理打翻了?分享经济不是免费经济,分享经济的由来是人类生产的物质产品越来越多,而使用产品的时间却越来越少,产品大量闲置,要加以充分利用,但信息成本太高,别人怎么知道我有东西闲置?还有第二个问题,我把东西给别人分享,他会像我一样好好用吗?信用成本更高。由于这些困难难以克服,经济增长带来环境压力,同时大量物品闲置。

其实在电子技术没有起来之前,分享经济早就开始了,邻居之间是可以借东西的,因为大家一起住,彼此之间有感情和共同道德,不会差哪去。亲戚之间也会借东西,还有一些租赁行业早就开始了,但它不普遍。到工业革命之后,东西越多,每样东西用得越少。

障碍就是两条,第一是我怎么知道供需是可以搭配的,我不用的时候谁要用。比如说摩拜,如果没有这个技术,我哪里知道哪辆车空着,它在哪儿,现在我还可以把它预约住对不对?这在过去是做不到的,需要海量的信息,必须信息技术进去之后才会发现。

发现以后,问题就是产权的规则。产权和使用权分离,因为有产权,你还是要付费,要承担责任,如果你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共享经济很快就会销声匿迹,因为资源经不住损耗,人的行为会变异。

这两个问题滴滴都解决了,所以火很快就着起来,第一步是出租车,第二步是私家车的一部分。

但中国人的airbnb,就比较麻烦。中国人的家让别人来住,你也担心他也担心。我这次去美国到处住airbnb。美国人当然很爱自己的房子,但是,他相信在你这种收入水平下,你来住不会会把家里的痰盂搬走。所以经济和文化要要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建立这种信任 。

所以归总起来是信息成本问题,怎么甄别?是否能建立信任?互联网带来的进步是在更高水平下,让产权交易规则得到更好的体验。

当然经济学现在还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免费经济。现在我们也在研究。

硅谷是开放式创新,和波士顿不同,波士顿全是专利墙,构成知识产权保护的壁垒。互联网公司不靠这个,免费让大家用。那别人抄你,和你竞争怎么办?快速迭代。你学会1,我出来5;你出来5,我出来25。如果不能快速迭代,麻烦就大了。

免费,对于往下打是非常重要的。

那问题来了,传统经济有没有免费的?有些厂家为什么把奶粉送到妇幼医院,免费给新生儿使用?小孩喝一口就惨了,他对好的奶粉有依赖性。有的品牌为什么把洗发水送到女生宿舍?女生用了之后体验好就会买,还会为它打广告。

免费早就有了,免费和产权规则是不是绝对对立,这还要进一步研究。

德国大企业的研发模式,和以大学为中心的美国研发模式,也要比较。这里有一些产权规则的不同。拜杜法案的厉害就在这里,它也是产权界定。联邦的钱投资产生的专利应该是全美国人民的财富,为什么只给特定的人?它倒不叫国有资产流失,但美国也有这个担心,所以形成了大量联邦财产投资的研究发现被束之高阁的问题。有议员就出来行动了,搞出了拜杜法案——规定这类研发投入产生的专利属于大学财产;大学根据法律规定,有权把这些财产给中小企业使用,使用的时候可以收使用费。这下才把知识通向市场的整个环节打通,也刺激了中小企业的活力。这个题目我们也在研究。

Q:我有一个困惑,中国这几年新的科技不被公众所接受,公众和科技离得有些远,甚至公众在害怕、恐惧,甚至排斥一些新的科技,比如转基因、核电、人造鸡蛋。怎么解决这些冲突,您有没有这方面的思考?

A:这个问题由来已久。所谓创新,就是和大家流行的东西、习惯的东西有所不同,越大的创新引发的冲突越大,有的甚至带来世界观的变化,比如太阳绕着地球转还是地球绕着太阳转。

第二是,怎么处理这些问题,需要有经验的积累。有很多东西不要指望一下子全国人民都同意,不要指望一上来就全国流行。

你看研究流行病的模型,一开始都在点位上发生。厉以宁研究产业革命时提出“发疹子”模型,疹子不是一下全身都发出来的,是一些地方先发再扩散。所以为什么高浓度高密度特别重要,一个局部先发展,有了效果再说服别人会更容易。

另外中国很多新产品的推行,在区域之间有很大区别。上海人赶时髦,什么衣服都敢穿,在这里光荣的行为到山西有可能被笑话死。

对所有新的东西都有两个态度,一种我就认为它是好的,直到你有证据证明它是坏的;还有一种,我认为它是坏的,除非你有证据证明它是好的。普通人对待新知天然会存在两种不同的认知态度。剩下就是就是密度问题。科学创新问题,特别是从原理出发往产品走,要面对的认知上的冲突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观察一个地方的创新能力,你要注意,这个地区积累了多大比例的主流思想是愿意尝新的,有问题也愿意承担一点的?还是要求百分之一百没问题,否则免谈?

中国好在是一个大国。深圳两千万人,将来中国一千万以上城市有十来个,以色列只有800万人吗?我们不要指望新旧之间看法一下子就统一,做不到。

当然现在还有一些问题不一定是科学认知,还有局部利益。不说转基因,垃圾治理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冲突,这是社会治理当中的创新问题。人类最后要回答自己的困境,你要倒垃圾,又不愿意让垃圾放在靠近你的地方,最后人类群体之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你要找到机制来解决,这不是自然技术,是社会管理社会技术的问题。

还有一条对创新者非常重要——要善于去说服别人,优秀的人要找到说服别人的机会和路径。当然这里有高下之分。我们访问微信这个部门很有启发,微信的2B业务(企业业务)不是主要由内部团队去推,是接口开放、一套准则,谁去推,利益你们分。很小的队伍,成就很大的业务,这里包含着对人类社会的认知。

Q:中国近年在制度鼓励创新方面有哪些本质进展?这些措施是否有望在发展科技竞争力上让中国追上或超过美国?如果不行,那还有什么方式可以促进这种超越?这方面的中美竞争中,我们有哪些优势?

A:纵向地看,中国进步非常大。水平比,还有很大差距。我的看法有几条:

第一,科学的投入还是蛮薄的。我们有3000多家大学,但科学的投入远远不足。南方科技大学,基金会捐1个亿,承诺3个亿,就是很大的消息,美国一个系的捐赠都远远不是这个数。这是一个厚度,一个国力,当然还有国力配置的问题。这是一条可以让中国强大起来的必经之路,还是要从很多不应该放钱的地方把钱拿回来,把大学科研变得厚实。

第二,要把大学科研、技术、产业打通,现在还没打通,或者说打通得不够顺畅。

第三,好好研究拜杜法案,从立法上把一些关键的困难解决。现在是鼓励创业,但是一创业,就碰到很多问题没解决,比如知识产权。这些问题不解决,怎么把创新的口号落地?

第四,在我们的民间,在我们的年轻一代中,对科学的氛围不够浓,年轻人追歌星的劲头比较大,追科学的劲头还不够大。创新的出现要有一个全社会的氛围,要有一批乐于去发现科学本身乐趣和意义的人,这是我们跟以色列,跟美国尖端部队的差距。


我们去以色列感受很深,800万人看中国13亿人,好羡慕啊。我们天生就守着这个很大的市场,这是我们的强项,所以我们现在就先补短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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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想法很重要,实现了就是改变世界]]> DSC_9757-104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发表演讲

12月18日,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办的“第一届国家发展论坛”在北京大学举办,这次论坛的主题为“全球变革时代的中国”。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出席并发言。

周其仁表示今天大家习以为常的生活其实并不一定就是这样的,为什么有工业1.0,为什么源源不断地进行变化,那是因为在那个年代有一些人有这样的想法。光有想法不够,还要把想法做成功。我们今天很多所以能习以为常这样过日子,追根溯源是跟那些想法有关系。

谈到创新,周其仁认为不要认为水平扩张就没有原发性创新。从零到一了不得,从一到一个亿也了不得。最后,他总结道,想法不是一个简单的自上而下,自下而上,而是在一个氛围当中逐步的从没有形变成成型。逐步打动很多人,动员很多人,逐步把想法变成行动,行动变成产品,变成生活方式。

以下为周其仁的演讲实录,经思客编辑整理:

谢谢各位,我演讲的题目是这一两年比较集中的东西,关键词就是“想法”。我这些年开始做一些练习,看到一件事情,一个现象。如果它打动你,你就会想哪儿来的呢?谁把这个想法变成行动的呢?这个练习很容易做,因为现在查询资料、交谈、访问、读书,所有条件都比过去要好很多,所以我就讲讲做过的一些练习。

第一个是想法,今年11月去考察德国的工业4.0技术时发现,今天大家习以为常的生活其实并不一定就是这样的,为什么有工业1.0,为什么源源不断的进行变化,那是因为在那个年代有一些人有这样的想法。光有想法不够,还要把想法做成功。我们今天一直在讲以人为本,因为人有创造力,人是世界当中最有生产力的动物,人要解放出来。所有的工作,所有的东西要以人为本,是经过一系列变化的。

你看到今天最时髦的人工智能、互联化,也引起了新的哲学问题,所有工作都可以机器来做,那人怎么办?这不是科学问题,而是哲学问题。很多的工作逐步被机器替代掉,人类是没有前途还是更有前途,这是一个哲学的问题。不同的想法会有截然不同的结果,这是我在德国看到的蛮受触动的练习。

所以有时候一个重要的想法事后来看,会对产业、组织、经济、人文、社会,都会发生重大的影响。以至于我们今天之所以能习以为常这样过日子,追根溯源是跟那些想法有关系。

第二个是创新,前段时间我们BiMBA的校友去了一趟美国硅谷。参观了二三十个高科技的公司,包括各种产品,看的过程也挺有触动的。到底什么叫技术,什么叫新技术。曾有经济学家说,新技术是针对现有目的,采用一个新的不同的原理来实现的技术。其中的关键词是利用原理,什么是原理?原理都是关于因果联系的猜测。所以为什么现代人要花很大的力量去做研究呢?就是去发现这种自然界社会当中的因果联系,而很重要的就是要把这些原理应用于解决某一个问题。

我再以《从零到一》这本书为例来讲下,这本书是彼特•蒂尔的大作,《从零到一》不完全是经验的总结,对创新也是很有启发力的。他讲到经济增长有两个方向,一个就是从零到一,从零到发明出东西来。另一个是把发明出来的一,做成十,做成一百,做成一千一万。他把这个纵向的叫做科技,横向的叫做水平的复制。不要认为水平扩张是没有原发性创新的,这是错的,从零到一了不得,从一到一个亿也了不得。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大的市场,创新就是从仿造开始,一步一步走。认真琢磨世界产生的想法,事后来看会创造极大的商业奇迹。

这是另外一个类似的故事,手表业里的领军人物是瑞士的尼古拉斯·哈耶克,当年瑞士一百多年打造的精工制造的手表业,被日本公司差一点全军覆没。因为石英表起来了,他们不为所动,日机企业要收购瑞士表芯的工厂。尼古拉斯·哈耶克挺身而出,重组了瑞士的制表业,扭转了这个局面。他就是一个想法,你不要以为手表就是个计时的工具,也不光是只是一个牌子,手表会在人身上戴12个小时,是人身体和形象的一部分。然后他就开创了一个想法,把有功能的东西跟美、时尚放到一起。不光只是一个想法,当然还有把想法坚持下去的毅力。

当初听厉以宁先生的课,他讲产业革命发生的时候,讲的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是像发疹子一样出来的,不是全身一下出来,而是一个点一个点,然后蔓延。这也是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的逼迫下,可能在探寻的一条路。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什么呢?这个想法已经不是单一的聪明人灵机一动,随心所欲,这个想法已经变成了体系性生产的过程了。

所以我就讲几点感悟,想法很平常,我们每个人都有,但是有些想法事后看意义重大。在什么情况下这些想法会变成改变产业、改变市场,甚至改变经济社会的一个了不得的力量呢?它要很高的密度,志同道合。问题是什么时候想法能变成做法,要有一个小环境,要有一个共同体,这里头都对这个事情认为值得做,都鼓励你不怕失败,都敢尝试,这大概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然后很多想法冒出来,哪些想法是有意义的,要打磨的,要筛选的,要精炼的,这可能是所谓知识驱动增长其中关键的一个因素。


想法不是一个简单的自上而下,自下而上,而是在一个氛围当中逐步的从没有形变成成型,逐步打动很多人,动员很多人,逐步把想法变成行动,行动变成产品,变成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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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网约车地方立法应多一些城市意见讨论]]> 10月17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地方网约车发展与规制研讨会。10月份以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10多个地方城市相继出台网约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意见稿,对户籍、车型、车龄等做出了严格限制。

会议现场,在美国出差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周其仁通过视频连线,针对近期多个城市的网约车新政发表看法。他指出,正如魔鬼在细节当中,也可能天使也在当中。地方出台了这么多法规,好像“魔鬼”还是不少。

“如果是城市的事务,应该由城市做决定。”周其仁希望,地方事务地方处理,但是要遵循一些共同的准则。同时,地方事务要有一些地方性的讨论。

以下为周其仁讲话部分文字摘录:

我的看法始终未改变,如果是城市的事务,应该由城市做决定。现代化分工很多事情越来越细致。正如魔鬼在细节当中,也可能天使也在当中。地方出台了这么多法规,好像“魔鬼”还是不少。

我的看法有一些新的变化,主要变化是:地方事务在地方处理的时候,还是遵循一些统一的规则。各行各业都有很特别的地方,各地的交通状况方方面面都不一样,这是正确的。比如说街上看到的核心价值观,自由、平等、民主、公正和和善,这是不好违反的。这次各地出台的公开征求意见,有些城市比较好,如成都就不错,还有一些地方也没有做太死的规定。

我此前写过一篇短文章(《周其仁:网约车四年评》),提出一个问题:那么多行业,外地人可以从事,我们很多城市的领导者都不是本市户籍人口,为什么网约车规定(只有本市户籍人口可以从事)?。

有人说,出租车司机就是本市户籍。出租车司机刚开始是市内户口,后来扩大到郊区,这是有历史由来的,出租车行业管理跟现实比较脱节。事实上,过去各行各业都是本市户籍人口,不许别的地方人从业。但随着改革开放和城市化,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很多行业放开了,因为不放开根本没法生存下去。

但是,出租车并未改变。倒过来,网约车也没有改。对于户籍问题,是历史产生的,到底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是严守这一套束缚人的创造性、强烈的社会歧视含义的身份制度,还是一代一代延续下去,这不单单是出租车的问题,这是一个超越了城市事务范围的问题。

有一个一般性的准则,经过这次(网约车新政),可以补充一条——地方事务地方处理,不要什么都高度集中。因此,各地方处理地方事务时,我们保护所有人的自由,不允许你侵犯别人的自由。那么,问题来了?有了出租车,现在又冒出网约车,算不算侵犯自由?

如今,这么多城市出台了地方网约车征求意见稿,除了全国性的讨论,还应该有一些城市意见的讨论。同时,地方的监管当局发布了一个公开征求意见,最后要做一个说明,你有权还要讲道理。那就是,说明为什么只有本市户籍人口才可以做网约车司机,不能光写在征求意见稿中。只写出来,至少看上去很不友善,要讲道理,讲道理容易执行,把很多人说通了,大家自愿服从这个准则,执法成本比较低。如果不讲道理,只是规定条款不做说明,这套行政风格,特别处理公共事务,是要出问题的。

我觉得,各个地方也要组织一些讨论。因为这些城市都有大学,都有研究法律、研究经济学和研究社会问题的学者,也有各个方方面面的代表,可以汇集成地方性的交流平台。

最后一个意见,美国纽约到今天也没有解决网约车的合法问题。但是,网约车Uber跟纽约的出租车协会、出租车豪华车协会达成一个协议:允许网约车试验性运行。当然,它附加了很多条件,除了有驾照,还要有纽约出租车和豪华车协会的驾照。我在纽约打Uber的经历,机场和码头不能使用网约车,只能使用传统出租车。

加州在2013年9月通过了裁定,规定网约车合法,其模式是政府管平台,平台管司机,私家车也可以接入这个平台。

我在旧金山也用过Uber,有一次用滴滴也打到车,滴滴和美国打车软件Lyft有合作,可以用滴滴的App在这里叫车。

这些其他地方的经验,尤其是美国的经验,可以结合我们的情况参照。曾经有很多意见分歧,法治国家对这些重大的公共事务,经过一个程序辩论,最终还要有一个司法裁定。这样才会收敛这些分歧。


我希望地方事务地方处理,但是要遵循一些共同的准则。同时,地方事务要有一些地方性的讨论。思想问题躲不开,观念问题需要一个一个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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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城市享用的产品与服务,能只限本市户籍人口供应吗]]> ——对京津沪网约车管理公开征求意见稿提一个问题


网约车争议再起。话说北京天津上海等城市发布网约车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一时舆论哗然,意见四起。公共治理涉及不同方利益,看法不一很正常。既然公开征求意见,摆明还在寻求平衡点,有话好好说是权利,也是机会。

几次参加网约车研讨,个人说过的意见没变化,不再复述。此番新争议中,上述几城拟出台办法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规定要从事网约车服务,非本市户籍不可。一时间,“京人京车”之类的字样,刷屏不止。

容我对“非本市户籍人口不可”的规定,提一个这几天在脑子里怎么也挥之不去的问题,“如果一个城市要享用的全部产品与服务,限定只能由本市户籍人口提供,那么这个城市将会怎样?”

譬如,京人食用的菜蔬、粮食、瓜果、还有水,如果限定只能由北京户籍人口才有资格生产、加工、运输、销售,京城将会怎样?

津门的音乐戏剧,如果限定只有天津本市户籍人士才能演出,会不会还有近年颇有看头的文化市场之红火?

浦江两岸的摩天楼群,如果限定非本市户籍人口不得染指建材生产运输、建筑施工和楼宇管理,大上海的天际线将会是什么模样?

是的,读者不难把这张“如果”的问题单子,不断加长。或许哪位调皮的朋友还会问到,“如果限定非本市户籍人口才能担任市长书记,那我们的城市将会怎样?”

也许急急忙忙草拟网约车新政的交通局官员,根本来不及想想以上这些常识级别的“如果”。他们如果得空一想,在落笔“只限本市户籍”之际,会不会多一点犹豫?他们会不会像深圳、杭州、重庆的网约车新规看齐,至少宽大为怀到只限“本市常住人口”?而我对后者要提的问题,是本市消费的其他产品和服务从吃喝拉撒睡直到城市公共事务决策领导,也并没有规定只限本市常住人口才能供给,为什么偏偏开个网约车,就要多上这么一条特别关照?



答案十有八九是“网约车特殊”。参与管制题材讨论多年,“特殊论”耳熟能详——电信产业特殊、战略行业特殊、医疗特殊、快递特殊、农地特殊、大城市特殊——没错,世间万事万物当然都特殊,不过在各个特殊当中,总含有抽象的一般性和共同性。

希望这几个城市出租车管理当局能够回答:网约车究竟特殊在什么地方,才真的需要规定“本市户籍人口”才够格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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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科技创新就要“高浓度、高密度”]]> 185690101

周其仁教授

继2015年发起“美国积木式创新硅谷游学”,2016年6月,多名企业家、学者再度奔赴硅谷和波士顿,探寻科技创新与商业转化的规律和走向。 

此次积木式创新游学,除了洛杉矶外,我们主要去了美国两个城市:旧金山和波士顿。两个城市面积可以忽略不计,占美国国土面积的百分之零点几。硅谷不是一个行政区划,是一个俗称,它的面积就跟北京中关村(8.130, -0.12, -1.45%)一样难以说清。这是非常小的两块。这就叫“美国深度考察”了?主要就去了两个地方,那么多地方都没有去,是不是有忽悠的成分?我的认识就从这里来。我的看法是:这两个地方很小,但可看的东西很多。 

我们现在看硅谷,公司、投资机构、中介组织、老师、同学、实验室,在不大的空间内密密麻麻地堆积在一起,这是一个特征。它的内核就是一所大学,它早期不被人看重;而现在,斯坦福大学如日中天,经过一个多世纪成为世界顶级名校,硅谷就是以这个大学为中心而衍生出来的。 

现在这个地区有大大小小公司一万家以上,创造了多少销售额、GDP、就业?我在考察中发现,硅谷公司的密度很大。但与之相比,中国的高校有多少专利?高校周边有多少企业?能不能跟斯坦福和MIT一样,画出一幅高校与企业高度集聚的地图来,这是值得探讨的好题目。 

再看东岸。有一个基金会做了6年的研究,发现MIT校友所创办的公司有两万多家,每年创办的速度在递增,创业者的年龄在下降,创造的销售额达2500亿美元。这个现象给了我很强的冲击,为什么呢? 

聚集是人类历史上屡屡发生的现象 

因为这样的现象多次出现过。我去年去以色列,发现以色列本身不大,比北京市小,有争议的面积是两万平方米,比较稳定的是一万两千平方米。在这个不大的国家里,不是哪里都有高科技公司,就是靠地中海沿岸的那几个地方,非常密地分布在那里。顺着这个思路,再把这个现象往前推,发现聚集是人类历史上屡屡发生的现象。 

我们讲希腊文明,几何学、逻辑学,都是希腊人的学问。希腊人的学问最早就是柏拉图创办的学院,这个学院成为了一个凝聚优秀学者、学生讨论的地方,对整个人类影响非常大。 

与之类似的是山东。公元前300年,古代齐国首都临淄(今天的淄博),有当时最有名的学院——稷下学宫,150年里上千人在里面吵,各家各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诸子百家,包括孟子都在那里讲学,影响最大的就是荀子。那么久远,是一个空间上不大的地方,很多厉害的人凑在一起。 

然后就是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但丁等人都出现在不大的地方,就是佛罗伦萨周围的几个村镇,生在那里,聚在佛罗伦萨,那里就是几条街,这是所谓文艺复兴。 

再往后是科学革命。英格兰和苏格兰统一以后就是剑桥,英国的剑桥就是在伦敦不远的小镇上。世界上科学和想法、思想都产生在不大的地方,那里的人高密度凑在一起。这种现象一再出现。 

两千年来,有一群人在一起打磨,这是所有科学、思想产生的重要条件。不是单个的厉害的头脑所能实现的。厉害的头脑凑到一起,一起吵,一起你说东他说西,互相激发。 

换个角度来看,所有影响人类的重大发现,空间上和人口上的分布都极其不均衡:就是极少数的人,在极少数的几个地方改变世界。其实,希腊就几个城邦,不是希腊所有的地方都那么神圣。工业革命一讲不得了,但实际上只发生在几个很小的地方,工匠、商人、学者混在一起,在酒馆里吵啊吵地吵出来的。 

重大科学创新在人口分布上也极不均衡。我们去以色列就发现,以色列进海关时看那个官员,看大巴的司机,圣地老城摆摊商人,酒店柜台服务员,他们和我们能有什么区别?美国多少地方的多数人跟我们能有什么区别? 

但是他们为什么人均3.5万美元?我在美国留学终身难忘,理一个发那么贵,我再也不去理发了。为什么理发这么贵?美国的理发师没有什么厉害,他的科学家厉害,他的产业厉害,他把所有的生产率平均提上去以后,显得所有人都厉害——这是科学创新产业化最值得注意的地方。 

中美大学,科技创新的差距何在? 

因为前一段在研究城市,城市就是密度,就是聚集。这次去的时候发现,科学创新比一般城市还要高密度。这次我们走进拥有创新公司的几个地方。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我们要看哪些东西我们有,哪些东西我们没有,到底差在什么地方。 

硅谷核心就是斯坦福大学,波士顿走廊核心就是MIT。他们不仅有一堆好房子,更重要的是这些房子有灵性,里面有纲领、有精神、有校训。斯坦福大学的校训是“让自由之风劲吹”,MIT的校训是“理论与实践并重”,也就是中国人说的“知行合一”。不仅动脑,还要动手。有了这个灵性之后,会有多少故事在里面发生? 

对校园作大规模投资,在中国已经能做到了。我看过很多五千亩的校园,车在里面开半天,很多大学城大到进去以后出不来。建筑面积不是问题,北大和清华也有校训,有传统。美国大学的房子里有一堆牛人。什么叫牛人?他干的事谁也看不懂,主要的特点就是说什么你也听不懂。大学里养了一批除了这个领域其他人都听不懂的人,我们中国这里也有。 

区别在于,像MIT这样的学校比我们厚很多,每年研发预算很多,其中部分是企业捐的,而我们一家大学每年的研发资金却差很多。在美国好的大学里,师生比很高。教授跟学生讲:学校给我这么多钱,我就是给你们用的,你们有什么问题就来找我。老师和学生互动的频率很高。同时,老师带着博士生全世界走,哪个地方有意思,只要报上名字带着就去了;博士生领着硕士生走,硕士生领着本科生走。 

有人说中国有雄厚的资本,但其实往人身上投的钱却差很远,培养人的“厚度”远远不够。很多事情看一看、现场听一听就不一样,但中国有多少学生有这个条件? 

按大学拥有专利的数目,美国排在第一位的是加州大学,从88年前到2008年共有6000多项专利,MIT有3000多项专利,其他几所著名大学也有很多专利。 

中国大学与美国大学相比,有老师,有学生,有研发,有支持研发的人和机构,有国家投入,有校友捐赠或公司捐赠,这些环节是一样的。但后面一个环节就不同。研究出来以后怎么弄?要发布。再下一步就是要用专利,专利有什么用?可以依靠专利排他性地实现发明创造的收益。过去听说过《拜杜法案》,但对这个法案的理解去了现场更有感触。 

美国对科研也有联邦投入,那是国有资产。国家的钱、国有资产不能流失。在我们这里,必须办校办企业,不能把这个技术授给别人去办公司,否则就有犯错误的危险。美国当年其实有和我们一样的问题。 

MIT是私立学校,国有土地由联邦划拨给学校,成为办学资金的来源。美国很多大学当年就是这样。这块地是国有土地,国有土地上产生的技术,究竟归谁所有?这个问题好多年找不到答案。此次访美后,我特意去读了黄亚生教授所著的《MIT创新课》,发现MIT在1960年代就做了很多在大学层面的尝试,得出了一些把这一块资源激活的经验。 

这些经验最后反映到议员那里去,最后有了《拜杜法案》。到底是制度重要,还是人重要?“拜”和“杜”可是两位议员的名字哦。《拜杜法案》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制度,是议员吸收这个经验,在这个经验基础上形成的制度。由于这个法案的推行,最后大概6900家公司放在麻省,成为了整个麻省经济的发动机。 

此后,出现了很多新的角色,叫专利转换办公室。这些办公室的人整天在大学里面转来转去。他们也不是科学家,也不完全是商人,而是负责帮助科学家申请专利和推动专利商业化的专家。最后,专利带来的利益,有三分之一归专利转换办公室;他们拿到钱再去申请专利,拿到更多的钱,整个技术转换的格局就不一样了。 

我们大学里面有这样一号人吗?这一点非常重要。科学家怎么跟官僚机构打交道?怎么填那些表?科学家不擅长想这种问题。依靠分工,让喜欢填表的、专业的人来填表。我们大学缺的是制度,而没有制度的原因是没有人把制度做出来。 

在参观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专利墙”,而专利背后是一套关于专利保护的法律。五年、八年你来研发,只要干出头来,任何人都要给你付费;没有这个信念,谁五年、八年往里放?风险资本怎么敢往里投?有了核心大学给企业的专利,围绕这个专利可以再开发更多专利。我们参观的无线充电公司,就以此方法拥有了200多个专利。 

光有专利还不行,产业界怎么判断?市场怎么判断?这是另外一个环节。不是所有专利都能赚钱,要有人掂量、评估、经验、尝试。我们在游学过程中就看到有企业联合会,驻扎在MIT,从市场产业生产的角度评估哪些专利更有机会变成产品,但我们这里好像就没有这样的组织。 

投资于专利有很大风险,因为不知道科学上很有道理的专利,在市场上是否也有道理。有的专利市场接受程度好,有的市场接受程度差,这就需要企业家进来。 

美国科技创新力量大,原因在于它已经形成了一个生态。房子是同样的,校区是同样的,大学名字都叫大学,但人家里头的活动却很不一样:差别不是一点半点。经济学就是研究分工,这是什么分工?对我们大学在整个社会当中的连接方式,真要重新反省。 

科技创新就要有高浓度、高密度的“场” 

什么叫科创?运用一个新的原理解决有市场前景的问题,就叫科技创新。在我看来:第一,要有原创性的想法,原理就是一个想法,就是关于因果联系的猜测,有了原理能不能用,后面要有一组或多或少支撑性的技术。 

我们最受触动的就是帮盲人的眼镜。这个项目背后的科学原理就是:人看东西不是靠眼睛看的,而是靠脑子,在脑子里成像,这个科学原理曾有多少人摸索、猜测。有了这个原理,不一定能马上变成产品,应用原理要有一系列的技术支撑。 

信息如何通过舌头上的含片进脑子,关键技术不解决,原理不能变成商业——这些问题都要有,科学家、工匠都不能少。关键是工艺可行性。这一点做实验的人都知道——为什么MIT强调动手动脑并重?不动手解决不了关键的技术困难。 

你让人好好去琢磨一个事,你给他什么?知识产权保护怎么样?有了对知识的判断,谁投资,怎么融资,怎么出产品,怎么让产业成型,一个都不能缺;科学家、教育家、发明家、工匠、企业家、投资家、商人,一个不能少。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是关键,不能指望科学创新在整个国家都遍布,所有这些元素只能在空间上集中到非常小的地方来。高密度、高浓度,要形成一个场。不光是每个元素很优秀,而且要每个元素进入到这个场里互相作用。 

我们这次游学,互相折磨,互相较劲,发现所有人的体能都是可以的。过去说这怎么得了?这次实验发现:场是比单个元素重要的力量。这个场一定不能太大。反应堆、熔炉、高压、高温要凑到一起,要高频互动。很多想法讲一句也可以,讲完也就罢了;但如果一句接着一句讲,想法就可能变成行动。 

温度非常重要,如果不在一个群里面集聚起来、凑到一起,好多潜在的力量是发挥不出来的。这里头最重要的生产力不是单个人多聪明、多厉害,而是形成的那个氛围,谁也说不清这个氛围是什么。这次到美国的团员都说自己是被动去的,那谁是主动的呢?是碰出来的主动,这就是生产力。 

中国古人讲:“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什么叫创新?就是“无中生有”。无中生有的条件是什么?想法再往前走一步,最后怎么变成产品?这里有大量的道理值得研究。我还没有完全想清楚这个“鸡和蛋”的问题:我们这里没有那么多厉害的牛人,没有斯坦福那么多厉害的教授,没有那么多全世界最厉害的学生,怎么办? 

单个元素的品质和整个场的浓度、密度到底什么因果关系?谁是因,谁是果?同样过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如果我们的生活天天是游学团这种密度,你会怎么样?很有可能是体力、智力、能力、热情都会上好几个数量级。 

要有高质量的分子,形成一个场。我参观过钢铁厂。那里矿石要高品质的,炉子要够热,看一个人就看他进没进过炉子:没在炉子里练过,很多品质都不够,很多杂质不去掉,质量就高不了。所以中国人口非常多,但是高品位、高质量的人是决定性的因素。 

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南联大,那么穷,局势那么糟糕,出了多少人?为什么?所以这个氛围、场的浓度,各位要高度关注。小时候我们说“孟母三迁”,把一个人放在一个地方,不行就离开。 

今天,经常有人说这个不对,那个也不对,说来说去,我倒是问:你为什么不走啊?你为什么不把自己放在一个对的地方去?把一个地方改到对,并不容易,但很多国人不会选择孟母三迁这个最简单的办法。我们会选职位和行当,就是不会选哪一个场。有些地方就是不能呆。你要到对的地方去。你进去以后把杂质去掉,很快就上去了。把想做事的人聚在一起,形成氛围,就可以发展。这是知识驱动、知识外溢的经济发展。 

去一个对的地方,这个地方怎么形成呢?哪里有希望呢?研究城市,研究到最后就是这个问题。中国很多地方,土地不会值钱,房地产不会值钱;只有少数几个地方土地和房地产值钱,这是斗出来的。要看有什么人不依不饶地斗,增加浓度。这不是预测出来的,是行动出来的。 

所以我想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到底能做一些什么行动?变革、解决问题、又敢想,又能够踏实做,到底可以做些什么?我个人力量是非常有限,大家共同努力! 


(周其仁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本文为周其仁教授在“见识改变行动:2016美国积木式创新考察团分享会”上演讲内容,由张彤、薛兆丰整理,内容未经作者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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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真不希望写一篇“可惜了,万科”]]> DSC_6521
周其仁教授在“企业家与契约文明——以万科为例”研讨会上发言


周其仁|文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6月27日傍晚,出差半个多月回国航班落地,开手机就是王石在万科股东大会上道歉。听了几句,我觉得他应该道歉。身为万科这样一间天下知名的大型公众公司的董事长,受托对全体股东尽勤勉之责,当然不可以语出伤人。就算人家“恶意收购”,那也是市场制度的题中应有之安排,否则何来市场纪律约束下的公司良治?

这些年,我心目中多年的企业家英雄王石,在公司履责方面是出了一些新情况。爬山游学上媒体的时间多,跟大小股东沟通的努力少。没有人不承认万科是家优秀的好公司,但其股权结构确有薄弱之处,为什么不早早下手解决?现在公司陷入如此之大的漩涡,身为创业企业家总有可反省之处吧?

不过去年年底以来,王石的状况又变好了。其实大家早就心知肚明,虽然多年前王石放弃应得股份,自我定义为“职业经理人”,但实际上他跟万科之间的关系,绝非一个“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让干就走”的企业办事员那么简单。他是万科的创业企业家。

此次,我想王石或许还应该感谢姚振华和相关各方,重新激发出他对万科公司的责任感和负责精神。

最看不懂的是华润出牌

言归正传,谈事情本身。首先要问,如此一家大型公众公司,怎么相关利益各方就闹到如此不可开交、一时几乎大厦将倾的地步?答案是,公司地基不牢靠。不须细说,万科的公司地基就是在不存在控股股东的情况下,由一间超大央企持有相对多的股份,然后全力信任、支持创业企业家带一支优秀的营运团队来打理。迄今为止全部万科创造的辉煌,就发生在这么一块地基之上。

这块地基好是好,却不牢靠。要害是那位国有大股东,掌门人并不是永久拥有资产的所有人,而是由国家任命的“公派职业经理人”。王石当年选万科地基时,在华润当家的是宁高宁。王石选得对、也是运气好,宁总自己就是央企体系里一位优秀企业家。英雄惜英雄,干事的人赏识、信任干事的人,才成就了“国有股东鼎力支持创业企业家”的万科佳话。更幸运的是,宁总管华润时间长,其继任者在万科这件事上萧规曹随,“万科模式”从此屹立不倒。问题是,此模式并没有体制保障,再来一个公派掌门人,就不一定照方抓药。情势一旦有变,万科的公司地基就动摇。更要命的是,人们以为习惯已成自然,但实际上并没那回事。

本次事件中,最让人看不懂的就是华润出牌。从商业策略看,宁高宁定下的是华润对万科扮演财务投资人的角色,前提是信任管理层,又以超大央企的实力为后盾,防止其他力量觊觎万科的控制地位。华润新掌门人如果要改戏,可以撤资转投更看好的项目,也可大幅增资直达控股,换掉他不再信任的企业管理层。一不撤资、二不大幅增持,看上去还是萧规曹随,可门外陌生人——别说人家是野蛮人好不好——敲门,华润又磨磨蹭蹭不作反应。开始或可说是大意,一家才设立没几年的新锐险企,怎么挑战得了央企巨无霸?到了对方志在必得之心显露无疑,三下五除二就当上了万科第一大股东,华润居然心甘情愿当上个第二大股东。

华润新掌门人不愿增持继续支持万科,也没关系。倒是让万科再找找其他战略投资人入局呐。王石郁亮说他俩事先专程上门问过华润,得到首肯,才找来深圳地铁。可是等到人家找来了,华润又坚决不同意。如此不撤、不战、也不准万科再战,那摆明就是乐见宝能心想事成喽。难怪深交所要发关注函,问华润宝能是不是一致行动人。为什么要问?看着就是像呗。可后来两家又回答不是。有意思,温文尔雅的门内熟人!

也许有人说,副部级大央企掌门人的决策和行为,哪容你这么个教书的说三道四的?此言差矣。我看过国资法,包括央企在内全部国资的资产性质,“属全民所有”。既然属于全民所有,我又自忖自己还算得上全民一分子,为什么看不懂就不可以问一问?重述一个老观点:凡属于全民所有的国企国资,要向全民公开信息,也要接受全民监督,最好是划到全国社保基金保障全民福利。当下国企的信息披露比上市公司还差的远,不要改改吗?咱不妨从万科案开始,多他问一问,改他一改。

英雄的钱要问来路

关于宝能,我认为作为一家民企在资本市场上公开举牌,与原央企股东一争高下,并成功当上了万科第一大股东,正表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有了实质进展。我也不相信王石真会不懂“英雄不问出处”的道理,他自己还不是市场化大潮里冒出来的一位英雄,起家卖过饲料,与“卖菜的”不相上下(一笑)。我没见过姚振华,网上看他毕业于华南理工,那是出过“华南三杰”的地方,珠三角不少我访问过的企业家们的母校。“卖菜”云云,其实是做过当年深圳市政府菜篮子工程的项目。就是大街上卖过菜,日后是英雄还是英雄。

不过我也认为,不该问英雄出处,但英雄的钱要问来路。尤其用于大型上市公司购股的钱,特别要清清楚楚的交代。为什么?因为自家的钱、自家挣来的钱、还是借来的钱、以及用不同方式借来的钱,内含着不同的行为逻辑。是的,钱这个东西很妙,花起来一样,但不同来路有不同的内涵。

以融资购股为例。粗看起来,出售金融产品——无论保险、银行储蓄、理财、证券等等——挣来的钱,与出售大米、衣物、手机等产品挣得的钱是一样的。但其中有一个差别,不论哪种金融产品,本质都是一种“承诺”。比如我们付钱买理财产品,钱是付出去了,但买来的却仅仅是一组承诺——将来可以有这样那样的收益。问题是,走到“将来”要经历时间,期间可能出各种状况,早先的承诺能不能兑现?不一定。说“金融永远有风险”,就是这个不一定。

金融产品的“承诺”要是不够诱人,市场上无人光顾,那金融就搞不成,社会上有闲资也得不到利用,有碍经济增长。反过来,金融产品的承诺过于诱人,让人无可拒绝,却可能把买家诱入陷阱,因为那承诺根本兑现不了,正所谓“你图他的高息,他图你的本金”。说来不容易相信,就这么一件权衡利弊之事,人类历史多少年,还是把握不大好,顾了一头就顾不了另外一头,很多老戏码,一代一代来回演。

要趋利避害,金融市场的行为不得不受更多制约。简单讲,金融活动的三方监督,一个也不能少。第一方监督是行为主体的自我监督,要有道德自律,不能有过度承诺、张网陷人的主观意图。这条难观察,所以要有信用记录,供各方核查。第二方监督是买家监督,买家行使自己权利时,要不要多点警觉?要不要问一问那些好到不容拒绝的“承诺”,到底怎么才能兑现的?当然更重要的是第三方监督,特别是权威的第三方,即以合法强制力为后盾,在法律法规范围内该过问就过问,该警示就警示,该出手就出手。以为市场经济靠自律和买家他律就能维系,怕是一个真实世界里没有的乌托邦。

比照生活经验,以上分析或不难于理解。喝酒是普通人一项自由权利吧?那为什么还要查禁酒驾?还不是喝高了的当事人,自制力下降,靠他自律,不足以保证不伤害他人生命财产。靠第二方他律——见酒驾者大家如鸟兽散——也难免悲剧发生。由此第三方权威登场,强制查验执行。当然只限必要环节,喝高了走走路还是可以的,顶多过马路要当心。但喝酒驾车就不行,开飞机、驾高铁、操持老吊,更不行。

宝能大手购股的钱究竟什么来路?这个事情当然要问一问,是多年创业挣来的钱,那没多少风险,买多少算多少。只是从目前看到的情况,宝能购股——还不只是对万科一家上市公司——的资金,大头来自融资,即通过金融产品的承诺,筹得购股资本,然后当上万科第一大股东。要讲清楚,在现行法规框架下,融资购股不是不可以,但内涵的风险,应该向市场和一切可能相关的公众投资人,披露清楚,究竟那几类金融承诺,背负着多少要兑付的义务,让相关各方都可以来判断,已经进入万科公司资本结构里的这类股本,未来要有怎样的收益才足以兑现那些现在还未兑现、将来一定要兑现的义务?

这件事情含糊不得,因为无论对宝能自己,还是所有相关方,包括几个金融市场的稳定,都至关紧要。我还是这个观点,这件事靠第一方自律、第二方他律还不够,非有第三方有效监管不可。别的不提,单是充分披露信息、判别是否符合现行法律法规政策,大家谁做得到?那些让人眼花缭乱的金融产品和融资协定,跨过几个现今分业监管的金融市场,离开第三方专业监管,谁又搞得清?指望第一方自律,会不会有心无力呢?我们都看到宝能刚当上持股不到25%的第一大股东,就动议撤换万科公司全部董事监事,这是不是有点喝高啦?请第三方出场,首先对宝能的安全有好处,当然保障其他各方、整体市场的安全,更是监管者的不容推卸之责。

所以我的观点,英雄可以不问出处,但钱一定要问来路。融资而得的大额购股资金,起码要把信息披露清楚。至于是否与现行法规相悖,要市场监管机构的权威认定;相关各方有异议,还可能要诉诸法院。这不是宝能之责,也不是他能承担的义务。现在的情况,也不能等整个金融监管框架改完善好了再行动,倘若不幸再闹一场金融灾,年年来一场,谁负得了这天大的责任?这次深交所表现很值得学习,公开关注一下,信息就出来了,至少部分回答了市场公众关切,别闷在那里听流言四起。

不要重蹈科龙覆辙

概括起来说,万科案例闹到今天这个地步,是这家多年成功公司的地基不够牢靠,而相关各方在新形势的互动中又各有所缺失。现在的问题,是拆开来都不见得完备和完善的各相关方,还能不能在公司契约的框架上,重新协商出一个避免多输、力争多赢的结果?

过去一些年,我曾研究过科龙、健力宝、红塔山等公司的案例。说来不免令人唏嘘,这几家转型中诞生的公司,在市场上都取得过耀眼的成功。客户、消费者、市场没有淘汰他们,但问题都出在公司的股权和治理结构,常常是大股东与创业企业家冲突,最后这些企业家个人命运悲惨,而公司辉煌也烟消云散。

这让我聚焦到一个概念,究竟什么才叫资本?我的看法是,资本是所有带来未来收入的资源,这些未来收入贴现到当下,就是资本。讲白了,不是只有钱才叫资本,钱要与人的能力结合,才可能创造未来的收入。搞企业,投资人的钱就要与企业家能力基于公司契约结合起来,才是资本。试一试就晓得了:把钱堆在那里,就算堆到天荒地老也不会增值。要是不派人看护,一不小心这堆钱铁定变少。

我们现在钱不少,游资更多,“财科技”大行其道,但好公司并不多。要害的要害,是错以为钱——不论哪里搞来的钱——就是资本,就是“王”。不懂得尊重人力资本,不懂得尊重认认真真搞技术、做产品、搞管理的人力资本,不懂得财务资本非得要和人力资本结合,才能真正创造财富。反过来,人力资本也要尊重财务资本,企业家是事业家,雄心万丈要成就任何一项事业,资源总是不够,财务资本更是万万不可或缺。所以,谁也离不开谁,谁也任性不得,唯有在契约框架里寻找结合之道。


科龙案例之后,我写过一篇《可惜了,科龙》。这次真不希望再写一篇《可惜了,万科》。这两天看到万科案有转机:王石在股东大会上道歉;华润跟上国资委的表态(对深圳好、对万科公司好就支持),也与宝能双双申明不是一致行动人;宝能也说他未提名新董事监事名单,系对公司管理层还抱有希望。那就好,打够了坐下谈,好好找一个合作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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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经济学家眼中的未来]]> 7月9日,2016联想之星WILL大会聚焦即将到来的未来世界主题,通过论坛分享和创新科技展示等形式,呈现嘉宾及星友们对未来世界的期待与实践,给现场参会的600余名优秀创业者、投资人及媒体人带来精彩干货和实用资源。

会上,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周其仁就“经济学家眼中的未来”的主题进行了演讲,发表了他对于创新对经济的影响及美国、以色列、中国在创新中的差异与共通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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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我来参加过联想之星,本来没有什么新的内容的话,不应该来占大家的时间,今年这个题目出的让我愿意来。这个题目是经济学家心目中的未来是什么样的。我自己对这个问题没有好的答案,我所知道的经济学对这个问题也没有很好的答案。我们干这一行的就愿意再做一点探索。各位都是创业家,从事不同方向的探索,我很愿意把这个探索的结果跟各位做一个分享。

为什么经济学是忧郁的?  

首先是问题很好,但是没好答案。在很长时间内,经济学被叫做一门很忧郁的学问,看未来不是那么乐观的。

当然经济学最早的奠基人亚当·斯密,看未来还是比较乐观的。《国富论》最了不起的预言就是关于美国经济的预言。1776年他的著作发表,也是美国要闹独立的时候,他是预先预言美国独立以后会成为强大经济体的经济学家。

但是亚当·斯密以后,因为新兴资本主义的攻城掠地,迅速发展内部的矛盾也开始带来了,所以他之后的很多经济学家对经济的分析(比较悲观)。比如很有名的马尔萨斯,认为人口的增长会持久地快于资源的增长,所以一定会有麻烦,一定会出问题,一定会做消极的调节。比如让疾病、战争、内乱等消除人口。因为人口压力总是不好对付,事后需要消极的调节来恢复经济生态的平衡。也因为马尔萨斯,经济学被看成一门忧郁的学问。

再往后到了《共产党宣言》,一方面是非常乐观的,跟亚当·斯密一样,对资本主义带来的生产力的极大解放是充分肯定的。同时也基于生产力的乐观看法,认定资本主义这件外套会不行,因为生产力发展会让生产关系不能适宜,会灭亡。这个判断到今天还在检验当中,一直说资本主义要灭亡,一直没有灭亡。当然后来有过苏联的努力,在一个国家生产力不发达的国家,率先建成社会主义。对马克思来说,社会主义一定是全球现象,一定是全球的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一个自然的结果,是非常乐观的估计。

像我们中国的体制先是学苏联,50年代也是非常乐观看未来。当时赫鲁晓夫说20年超过美国,我们中国说20年超过英国。所谓超英国从何超起,就抓关键指标钢铁。可是当时的国力不具备,大跃进遇到挫折,后来就调整,后来就是阶级斗争,后来走向了文化革命。我们对整个未来的看法是越来越低,一直到过不下去日子,然后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有没有乐观的成份?有,其中最乐观的判断就是世界看来有二三十年的和平,可以利用和平发展,把中国的经济搞上去。现在三十年过去了,证明这个判断是对的。对于更远大的未来到底怎么样?没有一个清楚的判断。

像我们从80年代从事改革开放研究,基本的思维模式就是危机推动改革。哪里不行了,非常不行了,建言改革,推行改革,利用很糟的情况来找到转机,一直没有说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会引导我们往前走。在思想理论上、概念上怎么回答未来的问题,到目前为止不知道用什么语言表达。最好的语言就是柳传志讲过的不确定性。

这是1921年一位经济学家奈特用的学术论文里的一个词,说真实世界光有保险还对付不了。所谓保险就是拿经验概率推一个事情未来会不会发生。只要有概率可以发生,就可以对这个概率下一个注,买一个保险,一旦发生,赔你就可以。但是奈特认为市场经济活动未来是保险都对付不了的风险,取名叫“不确定性”。

什么叫不确定性?看不清说不明白。未来就是这样的。所谓不确定,就是经验概率也没有办法推断的未来。“不确定性”这个词翻成中文怎么翻?一位经济学家张五常说,干脆翻译成“莫测”,不可测。这跟物理学里有些看法也很一致,物理学里也有一个“不可测定理”,或者叫“不确定定理”。你看,物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对未来的看法在有些问题上是一致的,莫测。

那么莫测的世界怎么对付呢?经济学家也得出了一些今天看来经得起检验的结论,莫测的世界光靠开保险公司不行,所以一定要有一套制度,市场的制度,充分竞争的制度,财产权的制度,特别是股权合约的制度。所以股份公司比火车还重要就是这个道理。什么是股权,钱放进去将来不知道能不能赚钱,不像债务融资,说好多少钱,多少利,多长时间,还本付息。股权是说不清楚的,这个股将来能不能赚钱,谁也不知道,赚了股东就分红,不赚就跟着赔,死了就停盘。

经济学到目前看来,就是这一套办法。我的知识目前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为什么中国一定要走市场经济不能去搞计划经济啊?就是未来有不确定性。为什么一定要有公司体制,为什么要有清楚的产权划定,为什么要把股份公司、股票市场这套规则搞清楚、搞利落,理论基础就是因为世界的未来不确定。

关于不确定性的四个象限

参加WILL2016大会的是一批创业的人,创业要承担很大的心理压力,到底怎么想未来对现在从事的活动是正向的呢?用我的经济学知识来回答这个问题,我老觉得答案不够好。

最近有一些阅读,也有一些出去的拜访,看到有一些人是把不确定性做一些分解。Peter Thiel的著作《从0到1》这本书,对我启发最大的是把不确定性做了进一步的分解,变成了两维对两维的矩阵,说未来是不确定性,你的看法明确吗,还是不明确?第二个看法,未来不确定,不确定也可能是好啊,意外之喜啊。不确定不是说一定要不行,或者是悲观的。

他把它分成这四个象限以后,他说各个国家在发展历史过程当中,对这四个象限会有不同的取值。美国从一战前一直到1980年、1990年,是在第一象限里面,这个象限是叫做明确的乐观,美国梦。美国是最伟大的国家,什么都可以碰,什么都可以试,月亮也可以上去,火星也可以上去,什么问题都可能解决。他认为美国这个主导的看未来的方式,对美国的国力强大起了巨大的作用。

当然,他说90年代之后、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的主导意识形态变了,尤其经过2008年金融危机,美国的主导意识形态变成不明确的乐观。什么叫不明确的乐观?不是整个国家都非常有希望,但是我比较聪明,我可能有希望。所以助长了所谓的金融的机会主义,把主战场从产业移到了华尔街,移到了以钱生钱。这个看法对不对,你们都可以有自己的判断,我先介绍他的看法。

还有一个象限是悲观,但是不太明确,说当下的欧洲就进入了这么一个象限,不明确又悲观,所以得过且过,对任何事情没有规划,没有远大的想法,先把眼前对付过去再说。

最有意思的还有一个象限,叫做明确的悲观。哪个国家为代表?举的例子居然是我们中国。这段话我给大家读一下,说中国从改革开放以后,经济每十年翻一番,从原来穷得不得了的国家变成世界第二大,所有人特别是美国人拿自己的经验看中国,认为这个世界将来就是中国要领头的,唯一不同意这个结论的就是中国人自己。

这段话读了这句话以后深受刺激,所有人都觉得你可以,我们自己觉得不行。他说中国老一代人,少年的时候经过饥荒,所有人都知道冬天会来,所有人都知道会有不幸发生,现在的好不过是侥幸而已。

这个阅读,让我对自己多少年认为比较成熟的、可靠的、经济学看未来的世界观,开始重新反思。是不是说未来不确定就算完了?是不是我们有一套体制建好了,我们就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了?不能说我今天已经想清楚了,但是我参加了一些跟创业、创新、高科技部门的互动。

以色列崛起的秘密

我多少年研究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就是危机推动改革,体制怎么解决问题,解决中国的生产力,基本在这个范围内。这两年也是机缘巧合,一个是正和岛组织了一次以色列的访问,让我跟着去了一趟,受到很大的震撼。以色列很有名,是上帝的应许之地,是流淌着奶和蜜的地方。这是写在《圣经》里的话。

你走进去一看,不是那么回事,大部分是沙漠,又热又干。大家再看马克·吐温以前写的以色列——景色凄凉方面是首屈一指,山上寸草不生,色彩单调,地形不美,一切看起来都很扎眼,无遮无拦,没有远近的感觉,在这里距离不产生美丽,这是一块令人窒息、毫无希望的沉闷土地。

这是我们去拍的照片,就是沉闷的土地,年降雨量50毫米。我们腾冲到黑河的对角线年降雨量是200毫米,我们已经认为半干旱、不适应农牧的地方了。人家很多地方是50毫米,死海周围就是50毫米降雨量,里面有绿洲,有这么好的花园。怎么来的?就是靠人。

以色列在沙漠里发明了滴灌技术,我们访问了创造滴灌的这家公司,当年是工程师意外发现,所有树都会死的,就是后面公园这颗树一直活的好好的,仔细一查发现是水管渗漏,后来发现水管渗漏是一个办法。因为地面的蒸发量太大了,埋到底下把管子上扎上孔,又省水,又能保证植物的需要。真正法律意义上的以色列国土面积12000平方公里(北京是16000平方公里),自然资源极其匮乏,可耕地60万亩,一半国土年降雨量不足50毫米,最后成为“欧洲厨房”,海水淡化技术出口。今天以色列的主打招牌不是农业,但农业的成就也非常令人吃惊。前段去河北,海水淡化技术用的就是以色列的,比美国的技术算下来成本低。

更厉害的是他的Startup的企业。我们都说硅谷厉害,硅谷最厉害的公司没有一个例外,都在特拉维夫的研发中心。为什么?人厉害。我们今天都说是移动互联网时代,为什么能移动?摩尔定律有一条没讲到,芯片的存储信息18个月翻一番,热量也会翻番。如果热量翻番,怎么减热?台式机还有一个风扇,手机风扇在什么地方?英特尔特拉维夫研发中心的科研人员,提出这个问题攻下这个难关,解决了这个问题。这真是造福人类。谷歌天下知名,现在你做搜索,你打一个字没打完,他一下就告诉你全人类查这个字最可能出现的是哪个。这个技术是谁的?谷歌特拉维夫研发人员。

这种故事你到了以色列这么小一块地方,会一个接着一个听到。你在想,神了,这块地方靠什么?800万人,却拥有7000家Startup的企业。除美国、中国之外,这里是在纳斯达克上市公司最多的国家。这么小的一个地方,拥有比美国、欧洲还高的人均创投资本。2014年,就这么一个没有资源的国家,人均GDP3.5万美元。

凭什么?凭人。人凭什么,凭教育。我们中国人一直重视教育,去了以后发现以色列教育跟我们不同。什么不同呢?第一,他们信仰的力量比我们强大。那么多人,世世代代信这本书,这个故事我们读起来怪怪的,他们就信。他们5岁开始就读这本书。一本是犹太圣经,一本是多少年来犹太最出色的拉比解释《圣经》的一本书,今天有一些翻译本叫《塔木德》。这两本书每个以色列孩子5岁都要读。他们信这个非常厉害,就信不管千难万险,犹太民族将来会美好。我去了以后受触动。

还有一点,是教育方法跟我们有很大的不同。他们非常有信仰,但是这个信仰不是靠背、靠记、靠教条建立起来的。小孩子读圣经是两人一组、三人一组读,辩论,讨论。它的知识不是记住已有的东西,重点是探索未知的东西。这一条我们距离拉得大。我自己在教育领域工作,真是要好好反省。他们最厉害的一句话,我们代表团30多位都记住了,孩子放学回来,犹太人的母亲不问你学了什么,更不问你考了几分,就问今天你问了问题吗?问了好问题吗?从小这个思维习惯强大的生产力,会问问题。

这个民族没有别的资源,就靠人身上的知识就可以把这个国家建立起来。这位是犹太国内第一个得诺贝尔化学奖的得主,请他来做报告,讲他怎么成长,他的发言很感动人。他说小时候他妈妈说,走进一条河流可以顺水走,也可以逆水走,顺水好走,逆水难走,她说你要永远逆水走。什么事情有点成就就从头来,专业读好几个,到美国去读两个专业,终生教授当上后觉得没意思,回以色列。

你看《塔木德》里有一句话里非常有道理,“天下难做的事容易做成”。为什么?难做的事没别人碰。容易的事情对手一定多,难做的事情对手少。从竞争理论看,这个哲理是一流的。

值得学习的美国精神

还是回到我们今天这个问题上来,怎么看未来。

洛杉矶往东走全是沙漠地带,里面有一家公司是做太空的往返式的发动机。当然里面有很多技术介绍,我关心的是搞这些技术的人怎么想世界,怎么想未来。他们认为人类有一些使命在他们身上,地球这样下去承载不了的,人类要早做准备,要太空移民,要往火星上搬,算下来首批200万人得过去。那么远,200万人怎么去?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开班车,每天发飞船,要研发可以往返的飞船,其中关键部件就是往返的发动机。这家公司以前是70人,我们去的时候他们财务上有困难,只有40人,一干干了很多年,就是研发发动机。

他每一项都有专利保护,有一面专利墙,有了这个保护资金就可以放进去,不怕别人抄你的,完善的法律能保护这种开发。因为都放到太空去测试很贵,沙漠地带用高速的汽车跑一些数据,用摩托车跑数据,我也不懂到底怎么搞的。问题是看了以后,让我们经济学家感动,人家国家里金融危机,乱七八糟,天天枪杀人,他们有一批人不受这个干扰,一门心思解决他们的问题。我就好奇这些人怎么看未来的。他如果不相信未来是光明的,干吗干这件事情?

第二个例子,大家看看这些涂鸦,以为是一个贫民窟,走进去一看,是一个工厂破房子改造的一个公司。这就是马斯克的构想,高速列车。什么叫高速列车?在地面上修一个管道,把里面的空气抽走,真空状态,没有摩擦,车厢一节一节放里面,用高速推进的办法,一小时目标是七八百公里。第一条建在洛杉矶到旧金山。

这个想法能不能成?不知道,不确定。这个公司还有一个创造,所有工程师的工作时间全算股权,因为没有现金可以付。万一成了呢?就这么一句话。我们看了以后,说中国人怎么不想这些事呢?中国人碰到这个事就说不可能的。太空?开玩笑。我们滴滴打车现在还没有完全合法呢,太空?政府能同意吗?不同意,这个投资不是白投了?

人家就是往可能去想。这是美国社会到今天为止还值得我们学习的那一面,想问题百无禁忌。

中国创新的使命

今天主题是对未来怎么看。所以我们真的要做一些调整,尤其是作为经济学家要做一些调整。

中国人被PeterThiel认定是明确的悲观主义,这个看法很有道理。对中国来说,最容易的发展方式就是不断学习已经在西方行之有效的模式。现在就是在做这样的事情,使用更多的火电,建更多的工厂和摩天大楼,但是人口数量巨大,资源价格不断上涨,没有什么办法能够保证中国人民的生活完全赶得上世界最富有的国家。这里面有一些思想的瓶颈,美国的技术是解决几百万人富裕起来的技术,不进一步做技术更新,确实没有办法造福全人类。这一点美国已经比欧洲有很大的突破,欧洲贵族的生活享受的东西,到美国变成普通人、蓝领都可以享受。但是把美国模式摊到60亿、70亿全球人口上去,资源的瓶颈还是不可逾越。

出路何在?这本书给了一个答案,一开始就讲了一个叫铝的故事,铝的教训。铝是地球上最多的一种资源,占地球整个质量8.3%,仅次于氧和硅,但是铝的开发一直没有解决。传说当中罗马时代就有人掌握了这个技术,把铝提炼出来作为精美的器皿献给罗马皇帝。罗马皇帝看完以后很开心,接着把这个发明者杀了,为什么?因为罗马皇帝觉得如果不把他杀了,这个技术一普及,罗马皇宫里的黄金全部贬值。一直到工业革命才有电解铝技术,才提炼出强度应用极其广泛的铝。

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资源是想法的函数,你有想法、有新的技术,资源是变化的。发达国家成熟的生活模式,但还需要进一步的技术改进,比如说发电成本进一步下降。我们发电技术已经250年了,现在全世界15亿人还用不上电,30亿人勉强用的上,发达国家最先进的技术也面临进一步更新才能普及到13亿中国人,10亿印度人。

这是中国创新的使命。我们大批量制造,把一个东西造得可以非常便宜,这不是缺点,问题是还不够。要在这个基础之上进一步加强研发,原创性的研发。

这本书的结论是极其乐观的,科学革命可以导致全人类的富足。读一读这个书,对我们未来的世界观、对我们从事创新有一些帮助。

最后,有几点分享。一是想法比资源重要。要敢想,想了以后还要去做,前提的前提就是要敢于相信未来。不敢相信未来,我们很多想法就自我约束了,我们这么多头脑里面很多矿就挖不出来。这不光是解决创新的问题,解决创新问题的同时要解决世界观的问题,怎么想未来的问题。

我不敢说我回答好了今天主办方的问题,但是我愿意跟各位一起努力探索一个结论,争取让一个务实的明确乐观的世界观在中国抬头。


(《中国企业家杂志》记者马吉英根据周其仁教授在联想之星WILL大会(2016)上的演讲整理,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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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网约车四年评]]> 8月3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在北京大学朗润园召开了有关《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政策研讨会。

本文为周其仁教授基于此次研讨会发言而撰写的文章,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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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约车早在 2012年就出现在北京和杭州,到此次国家七部委出台《管理暂行办法》,已发展了四个年头。我认为这个过程有两点值得肯定:一是网约车跑到街上在先,出台管理规范在后;二是在争议四起的环境里,广泛听取、吸收各方意见,在各相关利益方参与下形成政府管理办法。

第一点特别值得肯定。倒回去想,当网约车于 2010年出现在旧金山、次年出现在巴黎之后,要是有人也想在中国搞同类服务,如果选另外一条路径,如申请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论证、批准开办申请,或仅在舆论上呼吁中国也要网约车,那么,同样花四年时间,会不会有今天这么一部承认网约车并加以规范的管理办法?不好说一定不会有,但可能性应该近乎于零。

好在中国没走那么一条“创新之路”。实际发生的,是一帮年轻人在别人还不知道网约车是何方神圣时,就写出自己的应用软件,就走上街头一个接一个策动的哥的姐尝鲜、就自己当顾客用手机叫车。简言之,就是先干起来、先试起来。等到我们的上层建筑里为此热闹起来之时,网约车早已被很多人体验过,甚至在都市出行中占有一席之地。仅以滴滴为例,从征求意见稿到《暂行办法》公布,这家公司每天产生的业务单从 700万上升到 1000万。加上其他公司,网约车提供的服务范围更大。

实践出真知。我观察到网约车争议中不论赞成的还是反对的,都拿试验中的网约车作为分析对象和立论依据。离开街上跑着的网约车,要争出个名堂来,怕不容易。要寻找最低限度共识,更不容易。

允许先试更重要的意义,是这个新行当有机会在试验中不断修正和完善。恐怕将来有人回溯这段创新史才可以清楚表明,从 2012年网约车在中国诞生到《暂行办法》颁布,各家网约车的商业模式、服务规范、技术与内控,究竟发生过多少变化。互联网经济本来就有“快速迭代”的看家本领,可以顾及乘客体验、并在用户积极参与下不断改善服务品质和商业模式。要是没有一个在试验中迭代改善的机会,以最早设想的业务模式作为报批的基础,那这档子创新要站得住脚就可能难上加难。

网约车的经验说明,“先试验、再规范”是启动创新、并使之落地的一条现实路径。这与中国以往改革经验一脉相承。从包产到户、民营企业、开放外向一直到网商兴起、快递遍地,无一例外都是试验在先、规范在后。倘若把这个屡试不爽的逻辑反过来,非规定先取好名字,再让人生孩子,那就断然搞不成改革,也实现不了创新。

问题是,怎样更为明确地肯定这条经验?回到网约车,我想问一句:在此次政府部委发布《管理暂行办法》之前,约四年时间里在我国大小城市街上跑着的网约车,究竟算一种什么法律状态——合法?非法?还是既不合法也不非法的“灰色状态”?

我倾向的答案是:合法。理由是网约车不是原来的出租车,其所从事的活动也不是原有法规所界定的“营运”,因为其时还没有这类营运活动,所以立法者不可能先验地判定后来才出现的网约车营运是不是一定属于原先“营运”的范围——这是白马非马的学问了。等网约车出现之后,究竟非法还是合法——包括争议最大的私家车可不可以做专车营运——需要经由一个法律程序来明确,在没有启动相关程序之前,在启动了界定程序尚未作出“网约车非法”或“禁止营运”之前,网约车就是合法的。说“法无禁止即可为”,当然惟有合法才可为。

其实此种状态,在中国改革历程里所在多有。邓小平喜欢讲“大胆试、大胆闯、看一看”,不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吗?对新冒出来的事物,还没看明白就一棍子打死,后面还有什么戏!鼓励大胆试、大胆闯,又轻而易举给人家戴上于法无据的“非法”帽子,何来改革,何来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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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或批评说,照此办理,岂不是自由过度、天下大乱?我以为那实在是多虑了。因为此处适用、也仅仅适用“法无明确禁止”范围内的行为。至于法律明确禁止的,该禁的禁,该办的办,该罚的罚,怎么乱得起来?常识说,网约车在未经程序明确非法之前被视为合法,并不意味任何人可以利用网约车损害他人生命财产和公共利益——如果发生那类事情,现存刑法、财产法、合同法以及维护公共秩序的法规都可以有效加以管束。譬如,如果哪辆网约车撞伤了行人,警察难道会不管吗?还不是与私家车、出租车、公交车、公务车撞伤行人一样管。

直到有充分证据表明,网约车的不良事故不限于个别当事人,而与此种经营方式有着内在联系,那就启动审定程序吧:对过去法规未明言非法的网约车,要不要根据其出现后的实际效果,加以普遍的限制、禁止或列为非法?在逻辑上,情况不严重,就无须急急忙忙出台法律的限制或禁令。反之,如果情况严重,延用其他法规防不胜防,新的普遍性法律约束就会下达。

这就是说,实行“法无禁止即合法”的准则,并不至于因为对新出现商业模式的宽容,而特别加大对他人自由、生命财产和公共利益的威胁。

我不大赞成的,是市面上流行的以下这种“法制观”——似乎任何一种经济活动,任何老百姓在市场上满足需求的行为,哪怕一举一动、一招一式,都要得到某个行政机关批准,都要拿出法规条条和许可,否则就一律非法。这算哪门子法制呢?过去教条主义动不动“拿本本来”,现在动不动“拿法律条条来”,要是僵化成“不看黄历不出门”,谈什么创新社会,岂不让人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这一点值得强调,因为中国转型还远未完成。为什么当年小岗村要改革,还不是原有体制不管农民的饭,却死死管住农民的手和脚。改革就是突破:让农民放开手脚自己管饭行不行?实践证明行,于是改革延伸到非农业领域,国家也包不了所有人就业,让人家自由创业、办厂、经商、务工,不就得了?结果走出一条康庄大道。现在中国经济大有成就,千万不要走回头路,不管饭却管头管脚,动不动把法无禁止之事,随随便便就宣布为不合法。

按上述认识,2012年出现在中国街头的网约车,打从诞生之日就合法。那么,四年后政府相关部委出台的《暂行管理办法》,又有什么意义?我以为,这部管理法规的作用,在于“明确网约车合法,并在明确合法的基础上,实施规范管理”。

为什么“本来合法”还要叠床架屋,再来一个“明确合法”呢?答案是国情使然。毕竟中国走法治之路,满打满算还是初级阶段。“法无禁止则可为”对很多人来说陌生非常、疑虑重重。人们似乎更习惯“宣布合法才可为”,甚至还有人相信“说合法也不一定可为”。如此现实面前,“本来合法”再加一个“明确合法”,恐怕就不是多余的。

更重要的是,对于网约车这样一个在很短时间就迅速成长的新产业,确有规范管理的需要。是的,不是所有合法行为都需要专门的管理规范。大量日常生活中的事情,诸如邻居家的电视机可以开多大声响、大妈们的广场舞可以跳到多晚、你的旧自行车愿意卖给谁、我送朋友或朋友的朋友上机场可不可以收点人情,都合法,但又都无须出台什么管理规范。那些日常行为——加起来总量也蛮可观——靠道德、习俗和社区民约调节就好,实在闹出大件事的,一般民法准则也足以应付。

网约车不是这类事务。她新颖,应用最新潮的移动互联技术,令很多人懵懵懂懂,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她具有极强的网路效果,一旦越过临界点,能够迅速集结超量供需方。她活跃在大都市和中心城镇,人群密集于狭小空间,交互频率高,外部影响大。她还占用城镇街道,那是一种在利用上忙闲极度不均的公地,带来资源争用的若干特别问题。当然,网约车并非在一片空白中横空出世,她自呱呱落地之日,就挑战早已在位的传统出租车,要动人家的奶酪。

具有以上未加完整刻画特点的网约车,仅有合法地位是不够的。实践很快带出新问题:在网约车行业内外,一种合法的自由会不会影响、妨碍、甚至侵犯其他相关方也具有正当合法性的自由?在经验上,市政管理机关与网约车平台、平台与司机、司机与乘客、网约车与争抢街道资源的其他出行业务之间,一种自由常常与其他自由处于磕磕碰碰的状态。

在学理上,人们一般同意法律要保护的是不侵犯他人合法自由的自由。这当然没错。问题是在真实世界,究竟什么才叫一种自由侵犯或没有侵犯他人自由,并不容易界定。尤其法经济学达到了科斯于 1960年发表大文的思想高度——所有权利侵犯问题都具有某种双向性——对这个难题的回答,就不能不从追求本质合理性,转向更多依赖程序合理性。

网约车四年来的实践,要求明确合法,也要求形成一套管理规范,以确保这项中国人出行方面的重大创新,在经历争议和种种磨合之后,转为日常生活里平平稳稳的现实。《暂行管理办法》应运而生,难怪主要舆论对此纷纷点赞和表示欢迎。刚才兆丰在评论中,仔细对比《暂行管理办法》与 10个月前《征求意见稿》之间的区别,诸如肯定了“政府监管平台、平台管理司机”、删除数量管制和价格管制、取消签订强制性劳动合约、删除“不得占有市场支配地位”等等,认为新规“作为世界范围内首个国家级网约车法规”,“必将在科技商业史上留下一页”。当然也有担心,主要是网约车如何在 2800个地方完成注册,以及在众多地方的落实过程中,会不会变相实施不当管制和过度管制,妨碍公正的市场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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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涉及城市政府在改革和创新中的作用,我想再作点说明。2015年在上海讨论首个中国城市承认网约车合法地位的经验,以及 10个月前在朗润园讨论征求意见稿,我都主张把如何规范对网约车的管理,明确为城市事权,建议中央部委定出若干指导原则之后,主要由城市政府来承担实施具体规范的责任。

强调城市事权的出发点,是随着城际轨道交通的发展,新老出租车基本都成为城市内部事务,不需要跨城市、更不需要全国性管理规范。更重要的是,上文所述如何划定多种自由权利之间的恰当界线,是一件细活。在各具特点、差异甚大的几百个中国城市各自的经验与信息基础上,网约车才可能在整体城市交通、出行格局中得到合理处理。


官僚主义不作为、审批权力寻租之类,总存在。因此中央的指导原则和在正确原则下自上而下的督办、推动不可或缺。另外,城市间存在竞争关系,在解决打车难、出行难、回应当地公众关切等方面,各地政府面临的竞争压力也将推动新政落地。现在快递遍布的地方,早就不止 2800个行政单位了吧?非要与快递过不去,有那么蠢的吗?

把几面都看到,我们至少可以说,细节里固然藏有魔鬼,但也藏有天使。总可以努力一把,争取让天使降服更多的魔鬼,创造更多管用的经验。还是那句话,未来到底怎么样,取决于各方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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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新政商关系中企业最重要的是做出远离危险的选择]]> 4月26日,《“新型政商关系报告”——给企业家的七点建议》(下称《报告》)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朗润园正式发布。《报告》由一线财经、时政和法治新闻从业者合作完成。《报告》课题组基于2012年以来80多项政商关系案例一手资料和深度访谈,面向企业家提出构建政商关系的建议。

《报告》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与《财经》杂志合作的奖学金项目部分学员共同撰写,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薛兆丰担任顾问,于2016年4月完成研究报告。2015年,国家发展研究院入选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研究院前身为1994年林毅夫等创设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

在发布会上,周其仁就新型政商关系的讨论做了点评发言,以下是其发言主要内容:

我想说说这个课题得到了什么结果。

关于经济学有很多定义,其中一个定义是经济学是关于选择的学问。你要学经济学这门学科,首先要相信人是可以做选择的。人们经常认为社会就是给定的,自己不必做选择。经验证明,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在政商关系问题上,从企业家的层面看,是可以选择的。

企业家是找一个人罩着,为你开绿灯,处处提供方便,还是宁愿吃一点亏,慢慢发现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这实际上是在每个瞬间都可以做的选择。

企业家的成功有很多因素,但更多的是持久努力的结果——行业对,战略对,产品代表未来的市场需要,或者是满足了官员政绩观中比较正面的因素,这都是积累得来的。

一个人如果总靠别人罩着,他的本事就不大。什么样的人有本事?往往是那些不太受待见的人,别人容易得到的好处他不容易得到。

在选择的时候,我们通常说要判断机会。但我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企业最重要的是对危险的判断。优秀的企业、活得长久的企业对危险有警觉。

危险很难定义,也是模糊的。在一个时期,流行送钱,但这里包含着危险。企业家如果对国家长远的历史有了解,就会知道送钱这些行为都是长久不了的。

你去收买一个官员,就等于跟国家争夺官员。作为一个国家政权,它会容忍吗?如果底下的官员都被商人买走了,这个国家就空了。所以任何真正掌握国家的权力总要寻找机会进行反腐败。反腐败是维持国家机器运转的基本条件,总会要做。

喜欢搞权钱交易的企业,很难搞好内部管理。比如有企业家拿两千万现金给官员用于铺路,一个电话过来就把钱送到某一地点某辆车上,甚至连对方车牌号都没看清楚。送钱的是老板手下的人,他们会对你的企业持什么样的看法?你随便把两千万付给官员,企业内部所有关系都无法摆正了,所有努力工作的员工都会认为自己毫无价值。如果人心不正,风气不正,很难把队伍带好。

如果整个社会风气不好,特别是权力没有被关进笼子里,贪污已经成了普遍的风气,这时候企业家做选择是很困难的,这就需要用长远的眼光看问题。有人说没有现在,就没有长远,我也同意。所以要在现在和长远之间做一个权衡,考虑好什么事情可做,做到什么程度。

关于企业家的底线,我想说的是每一个企业要选你自己的底线。这条底线跟社会流行的底线之间,可以等于它,也可以低于它,也可以远远高于它,或者略高于它。我们的建议是略高于社会通行的那条底线。底线太高也不行,曲高和寡;底线如果跟社会流行的底线相平,那你要对这个流行的底线有一个判断。我最近读了一篇文章说,最危险的一句话就是,“现在大家都是这样”。事后证明这是最危险的。当周围的人都这么干,你也干,事情落到你头上就是概率问题了。

报告提到企业要选择走出去,意思是要通过移动来免除政商关系的一些麻烦,打运动战。通俗一点讲,就是古代孟母三迁的故事。中国这么大,你搬家是可能的。你不可能完全离开地球,但可以在可及的范围内做选择。我问过很多企业家,哪些城市可以去,哪些城市不去,是很大的学问。一个企业起来的时候往哪放,成长的时候往哪放,这是很重要的学问。放对了,一步一步就能走顺。所以要审时度势,考虑在不同的阶段,自己在哪里的位置最优。

我80年代时研究很多企业,村里的企业到一定程度如果不走,当地的老乡们就可能把你吃垮了——“咱们一起长大的,你今天发财了也要帮助我们”,前后左右都这么看你,你跟谁能把脸拉下来?算来算去发现迁走更划算,但选在哪里很重要。

《报告》不是讨论中国怎么反腐,那个问题太大了,而是反腐当中我们怎么跟中国的企业家一起往前走,怎么能够把这一页翻过去。

我还要补充一句,就是已经出现的这些民营企业很不容易,我们要珍惜。他们不但牵涉到企业家的身家性命,也是这个国家发展的基础。即便形势有变化有反复,企业家们也要做出自己的选择,这是我们这个《报告》带给各界的。


(《财经》记者张玉学根据4月26日周其仁在《“新型政商关系”研究报告——给企业家的七点建议》发布会上的发言整理,未经周其仁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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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降低体制成本是增强竞争力的关键]]> 我们通常会把降成本看作是企业的工作,看作企业、家庭、个人这些微观主体应尽的义务。这有道理,因为在竞争压力下,如果微观主体很好地管理成本,就有利于应对经济困难,增强竞争力;随着利润增加,未来发展的资本也在增加。

但是中国的经验也告诉我们,仅仅靠企业、家庭、个人来完成降成本这项任务,不可能面面俱到。为了应对当前经济局面,降成本的意义举足轻重。中国经济今天能在全球立足,靠得是比较成本优势。当然,我国的独创产品、创新产品,在未来大有希望;但是现在中国经济对比较成本优势的依赖性还比较高。然而在经济活动当中,有些成本仅靠微观主体的努力,是不足以显著下降的。限于我有限的理解、观察,也限于时间,我想以几类成本为例,说明为什么仅仅有企业和微观主体的努力还不足以完成好降成本这项任务。

第一类成本是法定成本。企业的很多开支,是在市场竞争当中形成的,如果这个员工你的企业想雇,我的企业也想雇,我们就要彼此竞价。这类成本是市场竞争和供求关系决定的,但是也有其他成本是法律规定的。比如企业必须交税,必须缴纳社保。我们国家税收增长快,法定的社保缴付增长快,甚至超过工资总额的增长速度。要想降低这类成本,不是单个企业甚至所有企业一起开会就能解决的。我们的立法机关,以及制定行政、政策的相关单位,必须要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大性,要采取能够在实际工作当中见效的措施来降低成本。你不降,企业就熬不过去,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经济下行,市场供求的成本正在下降。无论是人工还是原材料,价格都在下降,但是法定成本的下降速度却跟不上。因此,等不到市场成本降到可以承受的范畴,一些企业就支撑不住了。要应对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发生的大规模下岗潮,政府主动地调整法定成本至关重要。当然调整法定成本会牵扯到一大堆问题,经济下行,政府财政收入会减少,随着税收降低,政府的开支问题就会凸显。所以根据国际经验,降税一定要伴随政府开支的减少,否则,由此造成的财政窟窿短期看可能只是增加财政赤字,长期看却有可能变为国民经济失衡的一个根源。所以,应对这种局面,要有一系列的连锁对策,才足以让法定成本有效地降下来。

第二类成本是市场主体对市场机会做出反应要付出的成本。尽管经济下行,机会总还是存在的。以我们的生活为例,在北京,虽然经济增长减缓,但是还有一些地方拥堵得一塌糊涂,比如儿童医院。我路过几次,根本没办法通行。这说明什么呢?并不是我们培养的医学学生不够,而是潜在的、能够供给的医疗服务资源在对巨大的、潜在的,甚至不是潜在的医疗需求做出反应时遭遇了障碍。我国“医改”强调加强公共服务,这是对的;但加强公共服务、让更多人能看得起病的同时,必须动员更多的医疗服务资源来增加供给。这不是靠喊口号、许愿,或是表达我们有增加公共服务的意愿就够解决的。要有扎扎实实的措施,让人们愿意学医,愿意从医,愿意参与医疗服务。人不是生下来就要学医,学医的也不一定就要从事儿科工作,想要吸引更多人才,这就要靠价格机制。现在有一些不恰当的价格管制,使市场主体对市场机会做出反应时要付出很高的成本。这就导致了供不应求。面对经济下行局面,这种供不应求让我们一方面为中国经济惋惜,一方面也对潜在机会抱有很大希望。

第三类成本是当市场主体对市场机会做出反应时,获得关键要素的成本。我们看国民经济现象,比如房地产热,虽然全国库存过量,降库存的问题突出,可是与此同时深圳、上海、北京的房价却冲得非常高。为什么呢?仅仅靠货币政策去调整房价是不得力的,人们有购买力,却没有相应的土地拨向市场,土地分配无法对各地市场作出灵活反应。于是尴尬的局面出现了:一些地方还在苦苦降低房地产库存,另一些地方房价已经冲天而起,亟待调控。关键问题是,我国的土地制度已经不适应当前经济现实的要求,应该以行政手段调控指标,由不同城市按现实的需求决定房源供应的多少。我们在深圳做过现场调研,房价飞涨的同时,有大量土地没有被好好利用,甚至有几百万平方米的工业厂房被长期闲置。这些闲置土地能不能转换成住宅用地呢?这个事情是由全国的法规、全国的行政控制决定的,深圳说了不算。因此,如果市场主体看到了市场机会,想做出反应,但无法获得需要的要素,降成本的过程就会变得非常缓慢。

上面提到的这三类法定成本:法定的经营成本,对潜在机会作出反应的成本,以及获得关键要素的成本,我想把它们统称为体制成本。回顾中国的发展历程,之所以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发展速度走在世界前列,真正的秘密是通过改革开放,系统地、大规模地降低了体制成本。但是在高速发展中,我国某些体制成本就像所有成本曲线一样,下降以后又急速上升。如果不能把这个成本曲线降下来,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就会受到损害。系统降低体制成本是我国应对转型,走出经济困境,争取更好经济前景的关键所在。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年会”上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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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改革土地制度 促进城乡协调]]>
摘要: 我国农村建设用地不具有可交易性。不少专家认为这种不可交易性对农村稳定非常重要。但也要看到,恰恰是这种不可交易性妨碍着农村建设用地的有效利用。



现代化进程中的土地问题,有两大要点。第一个要点,土地总是属于农民的,不论是过去的个体农民,后来的合作化农民,还是集体化农民,或者在30年前开始的土地承包制农民,土地总是属于世世代代居住、生活、劳作于其上的农民的。这一点是历史决定的。

第二个要点,仅靠农民用农业的办法利用农地,或者仅在生产率不同的农民之间交换土地权益,不能实现土地的最高收益。这是因为,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积聚和集中,大大提升了土地的价值,这部分增加的土地价值,与农民的农业活动以外的工商业和城市经济相关联。

这两个要点常常是矛盾的。可观察到的现象是,为了实现土地的最高价值,非农民的利益集团常常以各种方式侵犯农民的土地权利。反过来,为了保护农民作为土地主人的权利,禁止或限制土地的非农业利用、禁止或限制非农民通过交易获得土地,又无从实现土地的最高价值。妥善处理这个矛盾,是现代化背景条件下完善土地制度的关键。我的看法,寻求这两大要点之间的平衡,是土地制度和政策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我国现行的土地制度,就处在矛盾之中。我把我们的土地制度画成三个圈。第一个圈是农用地,自30年前发生农地承包到户的改革之后,农用地的所有权归农民集体,使用权、经营权、转让权都归了农户,长期不变。这个圆圈内当然还有问题,比如还是会发生侵犯农户承包权的事情,所以还要稳定、巩固、完善,但是从制度层面看,这个圈圈基本不需要太大变动了。

另外一个圆圈,是非农业利用的城市土地。根据1978年以后的我国宪法,城市土地全部属于国家所有,是国有土地。原来的国有土地,由政府无偿分配给国有机构利用,在法律上禁止买卖,也禁止租赁。1987年之后,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实际需要,国有土地引入批租办法,也就是政府把40年~70年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在土地市场上拍卖给工厂、商业机构,并经由土地开发允许居民私人购买、持有土地使用权证。这个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提高了城市国有土地的价值,也使中国的城市化有了完全不同于改革前的面貌。

第三个圆圈,在上面两个圈圈之间,就是随着工业和城市规模的扩大,原先属于农民集体的农业用地和农村建设用地,要转成工业和城市利用。这个圈圈现在是土地制度矛盾的焦点,因为涉及土地从农民所有转为国家所有。根据现行法律,原本用于农业的土地转为城市和工业所用的时候,只能通过征地来完成。这个征地制度不是基于资源权利的自愿交易,而是用国家权力强制完成征用。征多少地,补多少钱,怎么补,都由政府单方面决定。

这是过去国家工业化时代留下的一个制度遗产。在这套制度下,一旦完成征地,世世代代农民的土地就转为永久性的国有土地,然后在进入第三个圈圈,可由政府在一级市场上进行拍卖。

这套制度,源于早期的国家工业化,为了把资源转到工业化,像过去多年以低价拿农民粮食和农产品一样,低价拿农民的土地来加快国家工业化的积累。这个源头不是市场化改革以后才出现的,不过由于上述第三个圈圈的变化,政府可以把低价征得的农地高价拍卖出来,矛盾和冲突就显眼了。

新的挑战就在这个地方。当城市化加速的时候,继续维持的征地制度允许政府以较低的征地补偿“拿地”,又由于城市土地的批租制度,允许政府高价卖出土地使用权。这个过程,高价拍地大大提升了土地的价值,增加了城市化基础实施的积累,但低价征地也严重侵害农民的利益,积累了城乡之间、城市利益集团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和紧张。

在这个大圆圈之内,还有一个小圈圈,就是农地转为农民自用的农村建设用地。这个小圈圈的体制特征,是农民之间在集体范围内以福利方式分配土地。譬如人口增加,成立新的家庭,要增加宅基地;农民办企业,或村庄公共设施也要占用土地。农村建设用地的面积不少,全国约2.5亿亩,占全部建设用地的一半。

因为是福利性的获取和分配,所以我国农村建设用地不具有可交易性。不少专家认为这种不可交易性对农村稳定非常重要。但我们也要看到,恰恰是这种不可交易性妨碍着农村建设用地的有效利用,特别是在大量农民离乡进城的条件下,问题就显得更为突出。

一般推断,城市化大大增加了人口在空间上的集中与积聚,所以会更集约地利用土地。但是,迄今为止中国的城市化似乎还是一个反例,即城市化导致农地大量减少,从而引起各方的担心。这种“反常现象”,看来与一件事情相关——在城市面积不断扩大的同时,农村建设用地不但没有缩小,反而也有所扩大。城乡建设用地两头挤压,耕地面积就成为紧迫问题了。因此,要探索协调各方利益、使土地资源得到更充分利用的现实途径。

光靠农民以农业的方式利用土地、否认城市化提升土地价值,就无从实现现代化过程种土地资源的最高价值。但是另一面,土地世世代代都是农民的,又决定了决不能靠剥夺农民权利的办法来实现土地的最高价值。这个平衡点的确非常不好找,特别是由于过去国家工业化的传统,政府在资源配置中拥有过大的权力,这个传统正在演变为某种我想称之为“国家城市化”的趋势,就是政府运用合法强制力,通过征地制度来实现土地增值,而农民在这个过程中分享的收益很少,地位非常被动,引起不满,甚至导致矛盾的激化。

这个两难的问题早就困扰着中国。发生了不少冲突性事件,引起中央政府的警觉,在某个时期不得不叫停农地转用,或增加行政、法律的控制和规范。同时,我们也看到各地在现实约束条件下,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变革的探索,主线看来就是启动农村建设用地直接进入一级土地市场,收缩国家征地范围,通过强化农民对农村建设用地的转让权,让农民更积极主动地分享高速城市化中土地增值的利益。

我自己观察过的案例,包括江苏昆山,浙江长兴,四川成都的邛崃,北京郊区,以及最近看过的天津的华明镇和小站,具体办法各式各样,其中的经验和问题也形形色色,但比较共同的一点,就是开始离开了传统国家工业化的征地模式——所有农业用地转为非农业用途,单一地由国家征用,由国家单方面决定征地的面积、补偿的数额和补偿的办法,多少增加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性、交易性。

所有这些案例都有继续观察和研究的必要。比如,农民拥有的农村建设用地本来是永久的,他们有永久的使用、收益和转让的权利,但现行我国城市建设用地却是按不同的类别,分别拥有不同的年期。这样,当农民永久的建设用地转为工业、城市用途的时候,如何转为有年期的权益,在我看来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咬合”问题。

更为复杂的是,当农村建设用地转为城市工商业所用时,相关利益的各方,包括承包农户、农民集体、乡镇政府、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以及受委托担任土地整理、置换和开发的公司,究竟怎样求得利益的平衡和制约,更需要多样的试验、观察和客观的评价和总结。

总之,中国土地问题的三个圈圈的问题,不可能靠我们关起门来就想得出解决办法,还是要从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里吸取力量,在实践、政策、法律和理论之间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最基础的还是从实际出发,无论多么麻烦的问题,允许试、允许闯、允许不同的意见。同时,也绝不刮风,把点上还没有试明白的事情一下子就推到面上去。

土地问题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应该充分发挥重庆、成都、天津这些改革试验区的作用,在政治比较强、执行力比较强的地方率先进行试验,看看能不能把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城乡同地同权这一套,真正做得通。在各地实验基础上,逐步形成地方的政策、地方的法规,然后再可能是全国的政策和全国的法规,经过持续的努力,在现代化条件下土地问题两个常常容易彼此矛盾的要点之间,求得一个中国式的平衡,推进城乡协调发展。

2008/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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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锐观点】周其仁:中国经济不缺“动力”,关键是克服“摩擦力”]]>

导言
本文为4月21日经济学家周其仁在绿公司年会上发表的以“制度成本”为主题的演讲。他指出,一个物体要往前移动,第一要有动力,第二要克服摩擦力。经济运动,也是一样的。今天的中国经济,不会缺动力,但要好好研究“怎么能够有效地降低经济往前走的摩擦力”。


我讲一点书生之见。


我们知道,一个物体要往前移动,第一要有动力,第二要克服摩擦力。经济运动,也是一样的。今天的中国经济,我一直是这样的看法:不会缺动力。因为这是一个人口大国,长期贫穷,今天虽然总量占世界第二,但是我们的人均水平还在全球80位以后。从中国的一代一代的企业家来看,不会善罢甘休的,一定会继续抓机会的。


所以,中国的经济,要好好研究“怎么能够有效地降低经济往前走的摩擦力”?这个“摩擦力”用术语来讲就是成本。因为我们想实现一个东西,就会有东西来把你拉住,这个把你拉住的东西,让你的雄心、愿景、期望的目标难以实现,或者实现得不如愿,就是成本。


“制度性成本”弥漫在整个商业活动的底部


分析这个摩擦力或者这个成本,它有好多的层次:


第一层次是每个企业可以自己对付的问题。家家企业,不管出来多么鲜亮光彩,都有一本难念的经,都有一个对付,准备付出多大代价解决问题,这是一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企业之间可以互相交流经验,我们处理摩擦力如果力量不够,看看别的企业做得怎么样,行业做得怎么样,有哪些先进的经验可以学。我相信,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这两方面的力量是足够强大的。


但是,还有第三种摩擦力,这是我今天发言的一个主题,就是我们这个系统性的、制度性的摩擦力,它不是个别企业就对付得了的,它也不是企业互相学习学习就能够有效地把它降低的。这件事情,恐怕要引起在座各位的高度重视,我们聚到一起的时候,不能光对付前两种,还要研究怎么来对付第三种。


那么,什么是系统性的摩擦力,或者叫制度性成本呢?


我举一个例子,最近李克强总理在一次座谈会上,就点到了一个关键问题,中国的上网资费为什么这么贵呢?网速为什么这么慢呢?这个问题是一个“上游问题”,现在一讨论“互联网+”,谁都要跟网速和上网资费打交道。但是,这个费不是在一个完全的市场环境里面形成的,因为,如果说市场环境资费高,有人就会冲进去竞争。但是到了像我们这种非常基础的电信,或者它的附加价值服务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市场开放程度还是有限。不是说你看见它资费高,就可以提供一个商务进去,给它竞争,把资费降下来,造福于整个市场、整个消费者,而是要有总理出面去点。问题是,我们13亿人口就一个总理,这种制度性成本,弥漫在我们整个商业活动的底部。如果不能有效地降下来,有人说“资费高一点、低一点,有什么关系吗?上网速度快一点、慢一点,有什么关系吗?”有很大的关系。


对成熟企业,资费高一点无所谓,因为他们有能力消化。但是,对于所谓“万众创新”,刚开始的企业,那个资费高一点点,很多愿望就难以实现了,很多起步就起不了了。对于很多企业,好的时候资费高一点,资费可以消化,下行的时候,市场吃紧的时候,这个资费高一点点,有的时候就是生死、过不过得去。


至于速率高低,这个更大。我看过《乔布斯传》,最打动我的是一个故事,有一天乔布斯走到工程师面前,跟他讲,苹果开机速度慢,能不能让他的开机速度降10秒,这个人不理解,有什么意思吗?乔布斯说如果能够救人一命,你愿不愿意把速度降下来?工程师说那可以。全球当时500万人用苹果,如果每次开机都慢10秒,算到一起,3亿秒,等于是一年里头有100个人,100个人的终生生命就耗费掉了。这个工程师一听就懂了。再过两个礼拜去,这个工程师已经把苹果的开机时间,缩短了28秒,我当年就是看了这个故事去买苹果的,多活好多年。


企业家一定要参与“降低系统性成本”


我们现在的上网速度、资费,它会变成国民经济的战略问题,因为各行各业都要用这个。但是,这个资费怎么调下来,是一家企业能够对付的吗?是我们开开会、互相交流经验就能降下来的吗?它涉及到整个所谓“体制改革”,涉及到大型企业、市场准入,涉及到在维持国家安全的情况下,怎么让我们一些基础性的服务,物美价廉。


这件事情要引起我们在座各位的注意,我们今天“互联网+”已经是一个响彻大江南北的口号,“互联网+”早就开始了,我知道中国第一个“互联网+”的故事,发生在1997年,就是用IP去打电话,最早完成商业应用的是福建福州马尾区的一家民营企业,他注册了上网,也买了电信服务,他加到一起,这个IP电话为什么有竞争力,它不像传统电话,一通话就叫占线,这条线就被占死了,IP电话语音数据包,可以在网上走,有空就发一个包,到那头再把数据还原为语音。所以,它的资费可以便宜得多。


但当年,这样的事情过不去。当年我们是由国家电信部门供应国际长途,一分钟国际长途,28块钱人民币到35块人民币。马尾的企业家自发的是4块8,结果我们这个供应28的,把(企业家的)机器没收了,说它谋取暴利,最后交了钱人才释放,两兄弟打官司,终审败诉,上诉。当时的主审法官应该叫徐永东(音),在中国的法制市场有一席之地,他第一次开创这种复杂的问题请多方专家论证(的模式),搞清楚IP电话和传统的电话有什么不同,他援引了一个法律道理:当初制定(法律)的时候,还没有IP技术,那个法律怎么能管住一个新冒出来的技术呢?法无禁止皆可为。这个事件对IP电话加速市场化,起了巨大的作用。那是哪一年,1997、1998年,中国很快推出国家供应的IP电话。定价多少?一分钟4块8。


所以,不要认为“互联网+”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是一个商业模式问题,是一个算法问题,它也是一个体制问题。而这个体制问题的改革,它绝不是说企业家可以置身事外。现在实现全面小康,企业是这个当中的主力,一定要参与到“降低系统性成本”的过程当中来。


我最近调查一家企业,人家跟我反应、概括的情况,我觉得挺传神,他说,现在的局面叫做“大领导轰油门,中领导挂空挡,小领导就是不松刹车”。我希望这不是普遍的,但是,只要有个别区域存在这个局面,我们就需要共同和政府合作,来把这个摩擦系数给它降下来。因为,这些摩擦系数降下来,中国经济的动力足够,我们就能克服这个短期的下行,克服中期转型的困难,继续把中国的经济推向一个新的成长阶段。


(来源:金融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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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对移动互联出租车应给予包容性管制]]>



2015年3月18日,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主办、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协办的互联网与城市交通政策研讨会召开。本文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的发言内容。

 

一、城市交通的约束条件和管制的必要性

在互联网时代的大背景下,城市交通改革中出现一系列不同的想法和矛盾,政府、消费者、出租车公司和出租车司机都有各自的考虑,但同时也面临着一些共同的限制。

出租车属城市交通,城市有什么特点?最简单直白,城市的特点就是在有限的空间里聚集了很多人。不是乡土社会,人们互相知根知底。城市社会聚起来的是陌生人,数量大且流动,互相不熟知,所以建立信任的麻烦大。但因为分工程度高,城市人又非常需要彼此合作。这是第一点。为什么陌生人非集聚到一起,最根本的解释是聚到一起收入高。这也意味着城市人的时间比较贵。这是第二个特点。

再一个特点是城市人通常比较贵的时间,分布很不均匀,上班、回家、约会、出差,甚至娱乐,都有准时的要求,而这些时间节点的分布不均衡,波峰、波谷差别很大。大家看城市交通,忙时堵得要命,闲时又空空如也。这些特点,是解决城市交通问题的约束条件。

为什么出租车要管制?首先是安全问题。如果可以随便用车把人拉走,那么车辆就有可能成为作案工具。说放开营运似乎容易,一旦出事就一定收回,来来回回最后就“均衡”在管制上了。背后的理由,其实就是城市大量陌生人的互相服务,要以安全为前提。

政府既然管制,就要对被管制对象负责任,起码要让被管制的公司和司机吃饱饭。由于交通载荷的时间分布不均匀,导致出租车牌照的最优数量很难确定。若按峰值水平发放牌照,那么高峰过后,很多出租车就没业务。因此,出租车牌照似乎难以达到供需平衡。

高峰时价格浮动,出高价者先得车,也不是不可以,问题是怎样实现?如果让乘客与出租车当街砍价,高峰时段的城市道路就堵死了。在没有合适的技术手段对付这些难题之前,出租车的发牌数供给不足、行价格管制等等,是这个行当的常态。

我第一次去华盛顿的时候,看到出租车分很多颜色,不同颜色的车去不同的区,绝不能跨区运营。后来读管制经济学,知道有个“俘虏理论”,政府实行管制,反过来也被管制对象 “管”着,反正各有各的筹码。

二、移动互联的新风

现在,移动互联加到传统的城市出租车服务里来,进展很快,提出不少值得研究的新问题。请各位看看以下几点能不能成立:

第一,移动互联为在陌生人之间建立信任,提供了一把利器。在传统互联网上,人们很难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你不知道我是一条狗”。但移动互联网基于手机,而在实名制下,每一部手机对应一个确定的人。这对建立陌生人之间的信任而言,是革命性的进步。

司机知道打车的是谁,打车的也知道司机是谁,双方都可以在服务平台上查到。车开到哪里了,也不难实时全程监控。为何移动互联在许多行业所向披靡?我的理解,就是它能降低建立信任的成本,突破城里人需要合作但又难以建立信任的壁垒。这一点要引起市长、交管局、出租汽车公司、司机和消费者的足够重视。

第二,移动互联的出租车服务能降低空驶率,释放城市道路资源,缓解城市在某些时段最大的制约。城市为什么会拥堵,还不是造车的成本低,造路的成本高,所以造路的速度永远追不上造车的步伐?移动互联的出租车服务可以大大降低空驶,等于增加道路资源的供应,司机也不用那么辛苦“扫马路”找顾客,燃料的消耗、污染的排放都可以节约。这非常可取。

移动互联出租车唯一的“问题”,是它对原有的秩序带来了冲击。其实所有技术进步都面临这样的局面。当年汽车的发明冲击了马车业务,引发过抗议,有的地方政府就规定汽车不能开得比马车快。但是从长远看,新技术新模式最终是势不可挡的。

我们现在讨论的“专车”,将来也可能又变成既得利益者,因为城市交通模式还在不断改变。最近日本有一群人倡议“都市无汽车”,用安全方便的轨道电车来取代汽车。不知道前景如何。一旦落地发展,所有汽车包括现在热火得很的专车和出租车,也都会面临挑战,这是“进步”的题中应有之义。

当然,当下的情况是出租车司机众多,涉及大量现实利益,政府处理的时候的确要妥善,因为既得的格局一旦大变,会触犯即得利益。城市交通也不是专车一家可以包打天下的,在可见的未来,出租车服务还是离不开。用老话说就是“手心手背都是肉”。

希望各方可以退一步,从常识的角度,回到城市交通的整体约束条件,探讨在新技术、新商业模式冲击下如何改善城市出行问题,立足现实,面向未来。

三、从程序合理性出发的问题解决思路

我们过去讨论问题比较注重本质合理性,即事情最合理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应该是什么样的。但是现代城市出行问题面临的是空间、人口、时间和新技术等搅在一起的事,有完全不同的利益和角度,使得人们寻找完全一致的本质合理性变得有困难,所以要特别注意程序合理性。所谓程序合理性,就是遇到即便在本质合理方面一时难以达成一致意见,也要有一套办法来面对现实问题,推进实际问题的改善。

从程序合理性的角度,对移动互联出租车的出现,考虑以下几点。

第一,包容性管制的方针。中国人口众多,空间资源有限,城市管理经验还不足,不依靠新技术是没有出路的。当年传统电信遭遇IP电话冲击,也是民间小企业先进入,但一下子就打下去了。后来有进步,两年前闹微信收费,总算有惊无险。

一定要有个全民共识,即新技术虽然会冲击旧秩序,但包容一点,长久带来的利益会更大。包容性管制要强调心态开放、手段灵活、留有余地。通俗一点说,至少“君子动口不动手”,讨论归讨论,什么意见都可以说,但除非有很大的把握,不要贸然一刀就把新事物砍下马。

第二,放权给城市。出租车是一个高度地方化、城市性的事务,少有跨城的互动效果。中国有600多个城市,各个城市的拥堵程度、道路资源、交管局的关注点、以及出行的供求状况可能都不相同。

这本是一个大国进行制度创新的很好的环境。应该把适合放下的权放下去,把相应的责任也放下去,让各个城市去解决出行问题,避免一下子做出一个全国性的反应。几百个城市将互联网和传统出租车行业结合,会产生很多不同的方案。交通部可以对各个城市进行评估,选出好案例进行表扬,然后参照其经验进行全国立法。

城市事务由城市决策,成熟了再立法,先城市立法再慢慢上升为全国法律,这会是比较合理的解题步骤。

第三,法无禁止则可为。如果讲道理,那各种意见总都有些道理。但要讲法律,现行法规中有哪一条说移动互联网叫车是非法的?并没有这样一句话。

要明确,移动互联网出租服务,不是现有法律定义过的任何出租车服务,现有法律没有、也不可能有那么了不得的先见之明,把移动互联出租车预先就纳入管制范围。不要随意扩大原来法律的适用范围。法无禁止则可为,这是创新最重要的制度保证,也是程序合理性中重要的一环。

当然,人们总会担心新技术带来负面影响。那就收集信息,提出分析,供修法或立新法参考。现在互联网打车出现的时间不够长,数量也不够大,谁也不能打包票说不会出事。但是,若专车带来人身财产的损伤,有刑法管;若存在欺诈行为,归合同法、欺诈法等裁定。不管用什么手段,只要危及他人生命财产安全,总是有法可依的。

如果没有对他人和公共利益的损害,不应贸然就禁止。新业务在竞争中冲击老业务,不是“损害”,否则多开公交、多修地铁、发展新型城市交通都可能冲击出租车收益,动不动游行抗议就没有市场经济。

法国的巴师夏写过一则经济学寓言,蜡烛商要起诉太阳,因为太阳光几乎免费普照,所以减少了市场买蜡烛的需求。问题是,太阳真的侵犯蜡烛商了吗?

我国古代的治理,有一条叫民不举、官不究。现在不少事,民不举、官非究不可。我以为不能动不动就宣判“非法经营”,说这也“黑”,那也“黑”的。

过去国家包办一切,所有人都是国家这个超级公司的雇员,你说这个不让干,总要安排人们干点别的什么。现在绝大多数是民营就业,你不让干这个、又不让干那个,还不管人家的饭,那就要非常慎重。民间在市场上每找到一条新路,就能增加就业还交税,这涉及国民经济的大局。

2015/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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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要在低潮的时候布未来的局]]> 过去,中国享受了全球化带来的经济高速增长,今天虽然遇到了经济高位下行的新常态,但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逆转,中国难得的、把经济搞起来的战略机遇期没有消失,因为“两个海平面还没有拉平”。冬天是投资的好时候,更应该调整心态,为未来布局。

这是周其仁老师在2014(第二届)弘毅论坛(2014年10月)上的核心观点。


演讲实录:


在这个转折的关头,为了研究宏观趋势,大家会看各种各样的数据、各种各样的指标,也会进行实地考察。但在中国,有时候经济的风向会受观念的影响。所以在2014年这个关口,我想从一些观念开始讨论未来的方向。


在历史上,我们有过一些教训,甚至有一些极左的概念,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割资本主义尾巴”,把改善人民生活、增加国力的做法,统统看做是资本主义,统统割掉,最后的结果是国民经济到了非常困难的边缘。于是才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纠正了极左的想法,解放思想,带来的结果中国经济很快就起来了,到今天经济总量已经是世界第二大,也有国际组织用PPP的方法说我们已经是全球第一大。


最近的情况很有意思,中国经济面临下行,我的看法是下行的来势还是蛮猛的,因为不是从2%变成1%,是从金融危机之前2007年14%以上的高增长回落到了7-8%之间,今年可能是7.5,或者是7.5不到。所以叫做高位下行。


应对高位下行已经有了很多讨论,其中有一条就是要鼓励这个国家继续奋斗、继续投资、继续扩大消费,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改革政府自身,要降低经济运行的制度成本,减少审批,鼓励高储蓄转为更有效的投资。这在十八大以来一系列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政策中,已经看到了清楚的方向。


但就在这个时候,发达国家有另外一个思想潮流,我不敢说已经变成了主流,但影响挺大,就是认为两级分化严重了,全球范围内资本所得和劳动所得的差距已经不成比例,因此要约束资本,要限制资本的收益,征收高额的全球资本税。


这对中国有什么影响?我们继续鼓励投资,鼓励社会资本进入更广阔的领域,进一步改革政府的服务,是不是要坚持?还是受发达国家的思潮影响,考虑社会矛盾、考虑社会收入分配的差距,考虑某种程度的社会紧张,改变基本的发展方向?


这些问题我相信大家关心,我也关心。这方面代表性的著作就是《21世纪的资本》,中文翻译为《21世纪资本论》,主要是对于资本、剩余价值,对于怎么解决资本发展带来的问题的关注。听说,在发达国家这本书的作者就像明星,相当一部分人对这个分析非常感兴趣,甚至形成了思潮。


这是一本学术著作,通过大量数据指出,要征收高额的全球资本累计税,基本的理论支柱是,美国前10%的人群占有收入的比重,从一次大战以前高达社会总收入的50%,在二次大战变成35%,从50年代到70年代,西方社会以美国为代表,出现了中产阶级的兴起,但80年代、90年代,特别是1990年以后这个比例又上去了,最富有的10%的人占有的社会总收入的比重又到了50%。所以这是发达国家收入分配恶化的根据。


第二个根据是财富的分配,1910年之前,欧洲主要发达国家,私人的财富,就是所有的资本、债券、土地、房屋所带来的财产,曾经是年度国民收入的6-7倍,一年生产100块的国民收入,私人财富有600-700块。这个比例也是在一次大战到二次大战期间开始下降,但90年以后又开始上升,现在没有回到6-7倍,但5-6倍是有的,德国也有4倍。


怎么定义资本、怎么定义财富的分配,涉及到专业的技术层面的东西,但是我认为以上描述的基本图像是存在的。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在全球化以后情况不那么好了。2010年我和赵总(弘毅投资总裁赵令欢)参加达沃斯会议,见了很多发达国家的代表,当时欧洲一些国家失业率高达25%,年轻人失业率高达40%。因此,《21世纪的资本》中所描述的情况存在,但对这一现象的分析要做讨论。


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对《21世纪的资本》这本书的评论是:可以有把握地说,《21世纪的资本》将成为本年底或者是十年中最重要的一本经济学著作,本书真正的新颖之处在于,它摧毁了保守派最为珍视的一些错误信条,保守派坚持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靠才能就能成功的时代,富人的巨额财富都是赚来的,也都是应得的。但实际上,富人的大部分收入并非来源于他们的工作,而是来自他们已拥有的财产。我们正在倒退回“承袭制资本主义”的年代。


我们的确会看到这样的现象:占领华尔街举着牌子的人,很多不是来自最底层,他们说只有1%的人才取得了财富。到底怎么看这些现象,对中国这个新兴市场会有什么影响?


我认为,有两种逻辑可以解释。发达国家橄榄型的社会结构的确发生了变化,中间部分变小了,两头变大了。这个现象有,但怎么分析这个现象,我们恐怕要冷静,因为我们有过多年的经验教训。这里面有各种逻辑:一种是资本对劳动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显著上升,是因为资本的不当利得增加了,所以要限制资本的利得,于是要征收全球资本税,这是一种分析,是这本著作主要的建议倾向。


还有一种是,发达国家中资本对劳动的收入增加,是因为发达国家劳动之间的竞争激烈了,劳动之间竞争激烈的程度,超过了资本之间的竞争的激烈程度。这也是一种经济分析,主要来自于CLA的经济学,他说,从来没有卖家和买家相互竞争的,市场竞争从来是卖家和卖家的竞争,以及买家和买家的竞争。也就是说,看起来好像工人和资本家在斗,实际上是工人之间的竞争激烈程度高,于是就不涨工资了。这是一个经济分析。


比如说,为什么美国10%最富有的人收入比例提高了,是因为最高收入的阶层,他们可以自己给自己开工资。在座的朋友也很想自己给自己开工资,也想把工资开的很高,为什么开不成呢?一种思路是:因为学经济当上教授的太多了,我能干的活他们也能干,这是买家和买家竞争、卖家和卖家竞争的逻辑。那为什么发达国家的竞争程度在全球化以后上升了?这是我们理解这个时代非常重大的一个问题,我在2010年达沃斯年会上形成的看法是,无论是理解发达国家还是理解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能关起门来看数字。


我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比喻,就好像是两个海平面,水位差得很大,由于邓小平的开放,打通了两个海平面之间的连通管道。多少年间,中国农民很穷、工程师很穷、管理者也很穷,一打开门,发现同样在这个地球上,有收入很高的农民,收入很高的工人,收入很高的管理者。在封闭的经济环境下,两个海平面不来往,你过你的富日子,他过他的穷日子,所谓的国际投资主要是发达国家之间的投资。这个局面在80年代以后在全球范围打破了,领头羊是中国,带头人是邓小平。我们开放了。


我们也没有想到,一开放,多少年的贫穷会转化为中国的竞争力,因为穷就是收入低,收入低就是薪水低,薪水低就是成本低。不开放的话是白低一回,长期承受贫穷,靠自己的积累慢慢改善。而一开放,同样的劳动力、同样的产品,在全球市场上被评价。这个竞争就是全球范围的竞争。在全球范围内,资本、技术从发达国家向低海平面流动,这个流动有道理,所有的资源包括技术有一个边界生产力,资本流到了资本稀缺的地方,边界生产力就显著的提高。


但同时发生了另外一个流动,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想法、商业模式,一旦和中国价格很低的要素结合到一起,产品在全球市场上就很有竞争力。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两个海平面发生的对流,也是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主要秘密。


2006年我写过一本小书《经济大时代》,这个全球大时代很多国家的人都卷进去了,英国领导工业革命的时候也就是百万计的人口,美国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人口变成千万量级,日本、东亚起飞,人口规模是亿,中国80年开放、印度90年开放、前苏联90年垮台,卷进去的人口好几十亿。这是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的经济大时代,知识、技术、人才、产品、服务,在十亿量级人口规模的市场上流动、重组。这是我2006年有过的一个观察。


这个变化总的来说是正面的,但当中也有挑战。首先,发达国家的资本可以全球化,我2006年访问底特律,去了福特公司,福特的工人没有什么错,原本这些工人们可以买房买车,但中国、印度一到市场上拼杀,麻烦就开始了。原来投资在底特律的资本投到了中国、印度,用的是中国的工人,中国工人由于多年的贫困,薪水非常低。我记得很清楚,我去参观福特公司的时候,讲解员是一个70岁的老工人,高中毕业就在福特就业,一辈子很有成就感,拿这么高的工资,过让人羡慕的生活,对福特充满了自豪感。我问他,你的孩子还在福特工作吗?他就叹了一口气说,孩子不在福特工作了,去亚洲教英文了。这一下子就对我形成的世界图像有了很大冲击。


中国、印度的工人开始和他们竞争了,从低往高走,感觉很好,从在乡下种地、去乡镇企业打工,然后去沿海打工,从产品在国内销售到全球舞台上销售,中国这些年总的来说是向上的。事情的另外一面是,发达国家的低技能工人首先感觉到了压力,因为他们最容易被替代,最容易受到新兴市场劳动者的压力。更大的麻烦是中国、印度这些低海平面国家的人,不但数量多,而且在开放的环境下会学习,有一条学习的曲线,原来不会做的慢慢会做了,原来做不好的慢慢做好了。发达国家的反映我理解是有点滞后的。因为早年中国替代的是东亚四小龙,对发达国家的人来说无所谓,无非是选择买香港产的还是珠江三角洲产的。但随着学习曲线的往上升,竞争就扩大到了发达国家。这就改变了全球竞争的格局。


我一直记得中国开放时代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为了欢迎外资,邓小平、李先念批准盖了白天鹅宾馆,所有设备都是进口的,厨师也是从香港请的,当时一个厨师的工资加上补贴,相当于120多个中国工人的总和。卖家和卖家争、买家和买家争的逻辑就在这里面起了作用。


为什么中国的贸易从原来的不足轻重,很快变成顺差、连年上升?1999年签WTO,五年预备期,进入了新世纪后,中国的出口顺差就变成了全球经济分析谁也不能回避的问题。最高的时候,进出口相当于我们国内GDP总量的百分之六七十。顺差的部分相当于中国GDP11.7%,日本起来的时候没有过这个数,日本是创造了外向驱动的模式。国内穷、往发达市场走,这个模式是日本创造的,但日本顺差最高的时候不超过国内GDP5%,中国创造了11.7%。美国的资本、技术和和新兴国家的劳动力结合起来,大量的生产在美国境外完成,产品运到美国国内去消费,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特点,没有人预想过。


中国人开始开放的时候,最多是说引进技术、引进资本加快我们的发展。没有人想到过,中国多年封闭,由于开放、由于学习曲线会改变全球制造业的版图,但这是完全经济规律符合的。卖家和卖家争,中国的劳动者在中国境内争,两个海平面一打通,有了以亿为单位的劳动者,开始不会做,慢慢会做了,产品质量提高了、替代了。从国内的角度看,我们还不够满意,希望今后升得更快,但从世界舞台看,这个力量已经很厉害了。中国已经不是单纯的劳动密集型的制造地了,中国的汽车、机床、船开始出口了,开始造大飞机了。日本都没有生产过商业飞机,中国开始造了,在珠海航展上开始接定单了。


我们积极地上升,从发达国家,好比说底特律工人的角度看,你生产的东西比他有竞争力、价格比他低,这个市场你拿走了,他生产什么、要多快才可以追得上这个潮流?


当然,中国不单是劳动力价格低这么一把刀,改革开放前劳动力更便宜,那时候为什么没有中国制造?原来我们的要素价格很低,但体制组织成本很贵,苏联模式,少数人忙得要命,和多数人没有关系。改革开放把中国的制度成本、组织成本显著往下降,出口额的创造很多不是国企创造的,是改革的国企加上民企。


第三条就是我强调的学习曲线。经济学家越来越看重的是人力资本,劳动者的技能、知识、才干、干劲、企图心,这是经济发展中最厉害的东西。


中国是把这些东西组合在一起,形成了我们的成本优势。这个成本优势一发挥,比法国、美国这些发达国家,也包括给香港带来了很大的挑战。资本所得为什么上升了?资本全球布局可以和提高生产力的要素结合在一起,假定100块的资本、100个劳动者,原来是这个格局,现在冲进来300个劳动者,还是100块的资本,资本之间的竞争的激烈程度,就低于劳动者之间竞争的程度了。


这个局面就是这么形成的。如果要进行道德谴责,这一笔仗要算到冷战头上,算到封闭的头上。如果没有东西方的阵营,没有相互不来往,要素的流动会有规律的,最后的价格是会取齐的,利率平均,工资平均化。问题是国家之间有很高的壁垒。现在冷战都过去了,我们只能是从这个现实出发。


如果是仅仅关注发达国家,难以理解为什么资本所得这么高、劳动所得这么低。全球的收入状况在改善,发达国家人均所得占全球平均水平,90年代以后开始下降。亚非拉、中国、印度这些国家的人均所得在提高。作者也承认中国起来对改善全球的人均所得的分配结构有贡献,但他说这个难以持续。


我相信一个原因,因为作者除了93到95年有过三年在波士顿任教,一直是在法国,这个时代光在发达国家呆着是有问题的。你要理解全球化,怎么也要到中国看看。有多少劳动力,过去一年几十块的收入,一开放这个力量就放出来。


从道德上我们怎么衡量这个局面呢?全球来看,收入分配没有恶化,分配格局是优化改善了,全球人均所得的差距在收窄。当然在这个总的画面当中,各个板块的感受是不同的。发达国家的劳动者首当其冲受到冲击,因为中国、印度的劳动者冲了进来。但发达国家的资本收益率上升,因为它可以全球配置。


新兴市场低收入人口的收入大幅度提高。有幸作为中国经济学家,我们赶上了、看见了。我是下过乡的,看过中国农民的生活,我们曾经是他们中的一员,辛苦一年收入才多少?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和教授说中国农民的收入,他觉得不可思议。一开放,收入大幅度提高,提高最快的是有技能的、受过训练的、懂外语的。


新兴市场的资本收益也大幅度提高。因为投下的项目在全球可以配置,这个收益过去难以相信,所以全球的收入分配格局在全球化以后是改善的,收益最大的是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越开放得益越大。


当然有一些板块是损害的,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劳动力。1995年底我回到了中国的时候,一个跨国公司在北京首代的日子好极了,这个趋势在发生变化,过几年是香港、台湾人士,再过几年出国留学的海归成了主流,现在没有出国留学的也可以当首代。这是全球发生的变化。你能叫它停下来吗?你可以对中国的农民工说,因为法国工人受到了冲击,你就回农村去、不要收入提高这么快?我看,只能是往前走,最后的出路是,全球的生产率要提到一个新的、接近的水平上,那才是同一平台的竞争,现在确实差得很大。

不能把中国新兴市场刚刚开始有一定收入的人口,退回到原来的结构里去,我们要知道,以十亿为规模的劳动力也是人类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富起来以后,市场就厚了,苹果手机有多少是中国人在买。新兴市场有了购买力,发达国家领先的技术、领先的投资,实际上得到了好处。


所以我的看法是,对全球格局要有一个冷静的分析。这个趋势是回不去了,发生的矛盾我们要面对,发达经济体要加快技术进步、升级,这么优秀的工人,这么优秀的科学技术,积累的人力资本,要有新的东西开发出来。


所以,我现在看到了发达国家有技术创新的消息,美国的新能源、制造业革命,是非常开心的。中国现在有一些制造业企业都去美国开厂了,在我看来都觉得难以思议。企业说,我们在美国支付得了成本,把运费省下来付工人工资,而且能源的价格有竞争力,美国也搞招商引资,电价比国内还便宜。所以,不要说这一条路是黑洞,进一步发挥生产力、发挥人力资本,还是有出口的。


第二,新兴市场国家的生产率要更快提高,提高才有更高的工资,才能不对发达国家的工人形成这么大的冲击。以前是80-100倍的收入差,现在是8-10倍,还要加快提。当然有人说,加快提工资,工业受不了。生产力跟不上来就受不了,生产力如果跟得上来,工资高、收入高,市场就厚。否则我们生产的东西卖给谁呢?


我认为这是出路,全球化的趋势是退不回去的,你可以批评、可以抱怨、可以很生气,但这个趋势是确定的。


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中国也有挑战。外汇太多是一个负担,放到哪里去呢?我们有钱,但不等于有投资能力,所以很长时间里主要是买美国国债,国内也有很多批评,为什么总是买美国国债。不然买什么呢?买黑石吗?买希腊国债吗?一个国家和一个家庭是一样的,没有钱很难受,有了钱不会投资更难受。


这种难受会转化到国内的,一块美元进来,你要汇率稳定,就要付8块的人民币,而我们不能在一个时期让人民币兑美元升得太快,出口受不了,沿海受不了,几千万农民工受不了,要维持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稳定,基础货币就大量投放,这个量超过了市场上的资本供应量,商品供应量,要素供应量,服务供应量,资产价格就会出问题。一不小心消费品价格增长的速度很高,一个房价问题把政府忙了多少年,现在刚刚房价下去了,反而更紧张了。


所以,不要以为我们是顺的一侧就什么都好,顺有顺的麻烦,全是新的局面。在我们没有预料的全球大时代,各有各的问题要对付。我们怎么会转为高位下行的呢?第一条,高度依赖出口,就是受世界市场的影响,金融危机就是冲击,容不得中国人说话。华尔街很牛,中国所有的金融机构都必恭必敬地去华尔街学习,后来老师出问题了,仿佛挺开心的,但华尔街一出问题,美国的消费出了问题,出口突然变成了20个点的下降。这就是全球化带来的另外一面,这是有挑战的。


所幸美国托住了,没有出现大的问题。但市场出问题政府出手,政府出问题,谁来救?就要靠勒紧财政收支。所以全球的总需求不足,新兴市场的增长速度下来,发达国家更下来了,对我们的冲力大一点。


我的看法是,高位下行难对付。所有企业的厂长、经理、CEO,包括地方领导人还是想念过去的好日子,希望有一个快速的动作回去,还是14%、15%地增加。但这就像滑雪一样,惯性非常大。所以说要适应新常态,不要指望可以快速拉回去了。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多年过热。因为货币在往市场里蹦,多年调控中行政手段用得非常多,现在政府抓的是减少审批,各位注意了吗,其实没有什么审批是计划时代留下的。每年调控地价房价,所有的投资品价格都冲了下来,控不住怎么办?就是行政手段、发文件,一个部委不行,6个部委联合行动。这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相当大。国家调控是为了防止翻车,一而旦有了审批权,在微观上很顽强,很难打掉。经济上行的时候不怕,经济一下行,会发现我们的经济体里面有很多的小刹车,很多摩擦系数。


第三个,真实利率迅速转正,物价指数很高。物价很高的时候借钱等于是拿资产,谁就可以借钱来形成资本,所以信贷的愿望非常强。我们国家改了30年。现在还是间接融资主导的金融体系,等经济往下行的时候,这个力量很大。物价下来,名义利率变成正的,高额负债,谁不负债谁吃亏,等到一变脸,高负债就把经济的起伏放大了。股权没有这个问题,好的时候多分钱,不好的时候一起熬着。借贷不一样,好的时候借,以为这一点利息很好,等到市场一翻脸,发现我怎么借了这么多钱?跑路、跳楼都是这么来的。


还有一条,我们是在穷的时候开始创业、办企业的,这些年富裕了,创业的动力多多少少有了折扣。最近政府加快刺激消费,创造条件让消费这一驾马车跑得更欢。但是我们投资的实际利率,购房的实际利率,就是一把刀,里外里都是它,好的时候一波动,债券为主的金融结构会放大波动,物价下来了,我说叫水落石出。14%、15%一下子变成了7%到8%。三块大石头就顶上来了。


第一个是成本,在经济好的时候买的地、买的房、雇的人,经济一下行,卖的东西价格下去了,买的东西价格没有下去。所以要有减税措施托一把,因为经济下行,所有的东西都会下来的,问题是不均衡,有的快有的慢。这是成本的石头,那就要消化成本。现在企业不练这个本事是过不去的。


第二个债务的石头,真实利率一转正,就把很多企业、很多地方政府顶在那里。


第三个是产能。经济好的时候不觉得,市场一翻脸才发现,怎么搞了这么多产能?钢铁九亿吨的产量,水泥、建材,都影响着几十个行业。我最近去了南方一个亚洲最大的床上用品交易市场,一年成交量一个亿,现在感到了压力,因为床上用品很大程度是和房地产联结在一起的。


我们虽然是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但受益里也会有挑战。为什么叫“新常态”?我们首先要认识大格局,不是某一种力量或者偶然因素形成的这个局面,中国高速增长就是受益于全球化,金融危机是全球化的一次挫折,一定会让中国经济发生变化。这个影响不是短期可以调过来的,我们一定要有心态的调整。


水落石出,你可以放水没过石头,但石头还是存在的。有石头没有关系,得消化他。短期看,货币怎么样更平稳,这些细节不在这里做讨论。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的金融结构有问题。到今天我们改了30年,还是间接融资为主导、银行主导,好是很好,但是经济的波动会加大。股权为主的经济体不一样,好的时候多分,不好的时候一起抗;债权不同,会放大经济的波动。而这涉及到资本市场,涉及到公司治理,涉及到产权结构,涉及到整个国家的法治对私人财产的保护,非一日之功。


我们享受了全球化带来的上升,是不是新常态大家就趴下了?我们要在低潮的时候布未来的局。冬天是投资的好时候,五年以后一定见分晓。今天不努力,不把心态调过来是不行的。现在就两件事:包扎伤员、掩埋尸体是一块工作,更重要的是要看未来。

我的基本判断是,中国难得的、把经济搞起来的战略机遇期没有消失,两个海平面还没有拉平,工人工资还差了十倍,我们还有很大的机会。


第一,中国在全球的定位,很多人说中国的开放不行了,依赖度太高,所以要收缩、以内需为主。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外需还有很大潜力。金融危机后,全球总需求的格局发生了变化,把七个最大的新兴国家放在一起,和七个发达国家放在一起,经济总量看是相当了,中国无论是贸易还是投资,在过去二三十年习惯冲着发达国家去——有现成的购买力、现成的基础设施、现成的服务,生意做得非常顺。但现在正在长大的全球新兴市场的板块里,我们所谓的过剩产能有多少出去了,贸易做够了吗?投资做够了吗?


这些国家,纯粹的贸易不行,一定要对外投资来带。80年代欧洲资本是怎么进中国的?欧洲无论是由于资本的力量还是政府的远见,借钱给中国,低息贷款,你要的话马上就签给你,但这个钱不是自由外汇,是买德国的设备的。今天的中国是不是可以倒过来做?四万亿只会买美国国债吗?能不能往别的方向试一下?所以中国提出海上陆地两条丝绸之路、组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我去阿拉善看过,中亚潜在的市场不能小看,有大量的贸易互补性,但是中国的货要运过去的话,他们的铁路是宽轨,我们是窄轨,堵住了。中国为什么不能去投资?为什么不能做卖方信贷?


我们制造业强、商人弱,就要去开放市场。我总是和北大的学生,将来五到十年最厉害的是什么人?小语种的人才,我去俄罗斯的市场看,没有多少中国货,这个市场还有很大的潜力。但是打法要变了,不是现成的拿过来就发货。我认为出口还会很好,但更重要的是,要有新兴市场的打法,中国现在的比较优势不同了,积累了一些资本,也积累了一些技术。我们现在可以去国外推销我们的高铁了,过去谁能相信呢?这就是学习曲线。


中国也面临着低海平面的竞争压力,你开放,但有的是人工、土地比你便宜的国家。中国的产业开始往外走。制造业和游牧业一样是走来走去的。我们到今天,农业收入10%,农村户籍人口65%,其中17%是常年在城市工作,这是中国国内很大的一个问题,也是一个很大的潜在市场,怎么释放这个力量?城市化。这方面遇到的问题、挑战以及解决问题后带来的机会是惊人的。


弘毅很早就注重服务业,这是战略型的,当一部分制造业走了,一部分制造业升级了,剩下的就是服务业了,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个问题,一部分人口会甩到经济过程之外,这是下一步很大的问题,但也是很大的潜力。


第三个问题,很多的人说中国的土地贵了、人工贵了、税也高了,没有竞争优势了。这是错的,工资的上涨永远是和生产率在一起的。中国的产品有什么问题呢?很多我们都会做,质量升得很快,但还是差一点。商品质量滞后于收入水平,滞后于消费市场的要求,你看我们的消费者,你去淘宝看,进口商品卖得好,为什么,品质好!同样的东西我们会造,很便宜,但品质呢?中国正面临一场制造业的品质革命。质量差的东西过剩,质量好的东西方兴未艾。



最后一条,中国高速增长,社会矛盾也很尖锐,收入分配问题也很大。不是不公平,主要是不公正。很多经济学家不大注意这个东西。真实的世界,让老百姓不高兴的不是不平等,而是不公正。权利歪了、官场的行为乱了、贪污腐败严重、利用公权力……这些问题不解决,经济总量到全球第一大也是不行的,持久不了。人心是一杆秤。要通过深入的改革,通过法治,把权力放到笼子里。公正的问题要解决。


所以,全球化把我们带到了一个谁也没有料想到的新时代。我的看法是,全球化带来的是正面的效果,尤其是对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当然也有挑战,发达国家有发达国家的麻烦,我们有我们的麻烦。怎么在一个全球化的框架中取其利、去其弊,增加未来的机会,我就讲到这里,接下来要听赵令欢先生说怎么在中国投资(赵总演讲内容详见赵总:新常态下的非常机会),谢谢各位!


(文章来源:弘毅投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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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空城不是好政绩 要让城市骨架上长肉]]> 上图为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上图为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

新浪财经讯 2014年12月21日下午,以“新型城镇化:远见与实践”为主题的2014年度市长论坛暨“中国价值城市”颁奖典礼,在北京新华社大礼堂成功举办。主办方新华社瞭望周刊社《国家城市评论》筹备组,同时宣布启动了国家城市国策委员会和《国家城市评论》新媒体的筹建工作。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在论坛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评价过去十几年我们城市发展的巨大变化,有人“点赞”也有人“吐槽”。未来中国经济将步入新常态,在城市建设和发展上也应作出相应的转变。

“现在我们对于城市的概念已经不清晰了。”周其仁说,首先需要做出改变的就是我们对城市概念的理解。周其仁认为,城市发展摊子铺的越大,就越难达到有效运行的标准,城市的发展质量也一定会受到影响。所以,“现在应该把城市的概念收缩到建成区”。

周其仁表示,现有的建造设施要吸引人利用,这是下一步新型城镇化非常重要的一方面。看哪里才能做好,留一座空城不是好政绩,这是负面的政绩。现在我们有了骨架,看看谁能够往骨架上长肉,组织活动,吸引人气。

以下为周其仁演讲文字实录:

这些年做了一些政策研究有一些看法。过去十几年我们城市有很大的进展,无论是人口的战略,城市的比例,还是城市规模的建设扩大,都是令人瞩目的,对这个变化有很多人点赞,也有很多人吐槽。我的看法是点赞有点赞的道理,批评也有批评的一些根据。无论是点赞还是吐槽,都是我们今后城市发展的基础。无论是好是坏城市已经做成这样。

未来,我的看法是,五年之内可能跟过去的十年城市化要有一些不同,要有一个转变。用“转型”是很大的一个词,其实我想说,我们城市发展要从过去十几年的高歌猛进,转到节奏稍微慢一点、稍微把集聚程度提高一点,也就是说要加强城市的质量。打一个比喻,生下一个小孩子要长大,有一个时期长的很吓人,一下就抽条,抽条以后长一点肉,多长一点肉,发育健全的人体需要的肌体。

我们过去十几年,城市化率过了50%,从建设面积、开发投资等各项指标看,都是建国以来没有见到过的速度。你可以把它比作为长骨架的时期。但是一些城市骨架可能拉的太大了,以至于将来是不是一定要搭个架子都是个问题。但整体而言,我们整个城市在拉大架子。

未来五年,怎么能够走上新常态,不再是过去15%以上的增长速度?整个国民经济的变化在城市建设上能够做一点转变,我着重想谈一谈这个问题。继续维持这个模式无以为继,无论是环境还是资源。

我们现在的环境问题已经成了在世界上带有政治性的问题;财政、地方债务是好是坏可以讨论,但是难以持续;征地拆迁紧张,难以持续;能高速增长有什么不好,问题是从现在的种种迹象看,国际、国内形势看,社会、政治、经济、生态各方面看,都已经难以为继。

转过来,我形成一个想法,城市形态总有一些内涵要求,我们这些年城市化对城市内涵要求可能关照的不够。因此要增加城市内涵。我也不是研究城市的专家,我从经济学角度有一些认识,我觉得城市是一个高密度的社会经济体制。

一个城市几平方公里?到底住了多少人?晚上住了多少人?白天有多少人过来工作?这个达到一个临界值,我们就叫城市。但是,我们这些年以长架子为主的城市化很大程度上把这个概念淡化了。

第一,我们城市概念已经是不清晰了。我们国家的语境系统里头的城市概念,跟世界很多城市没有办法完全做比较,包括我们很多城市比欧洲国家还要大,哈尔滨7.3万平方公里,河南4万平方公里,而苏格兰只有7.7万平方公里,苏格兰不是一个城市概念。所以,我们今天城市概念已经守不住。

城市当中要坚持城区的概念。我们说发展城市,多大的空间摆动你的投资,摆动你的经济,联系到土地问题,城市土地国家所有,但是城市交通属于公共基础设施,实际上当时宪法背景里头严格是说城市的城区土地属于国家所有,现在变成城市土地国家所有,只要划进城市都算,导致我们骨架拉的很大。

但是,是好是坏都有道理,没有骨架拉大,也就没有中国城市的今天。但是说问题,由于骨架拉的大,我们城市质量不可能这么高,因为支持高密度的社会经济活动的单位土地面积非常的惊人。

为什么进城要这么高成本?城市要大投资,上海有些路段投资需要30亿元一公里。什么叫城区?我们的现在城市化认同没有边,历史上城市是有边的,城墙,那个时候出于防卫的需求,城墙建设在那个时候轻而易举,我们古代城市蛮紧凑。我们现在房屋突破城墙了,我们城市的概念又变成城乡一体的行政区划,这样就导致我们这个扩大,将来五年、十年能不能往里收一收?要把城市建设集中到城区,建城区。

比如说,我在上海看上海最老的区静安区到今天没有合并,几万平方公里,一平方公里到今天容纳3.2万人,白天整个这个区是上海最重要的商业区,20几万人进去上班、进去消费,这个地方一看不那么乱,也不是一塌糊涂。经验摆在这里,怎么个道理?老上海基础设施投资累计比较大。

刚才有一个嘉宾讲的很好,不要光注重地面,还要注重地下。我去新加坡看它的城市规划,地下规划了两百米,二十米干什么,六十米干什么,两百米防河。我们现在投资十米已经财政无力支撑。地方摊的太大,城市建设很难达到有效运行的标准。再往城市投,再往城建去投,城乡差距更大。

城乡一体化是指权利的平衡,权利平等加上流动,最后达到城乡人均收入差距缩小。北海道的景观和东京的景观不一样,各有各的好处。现代化的发展看起来,城市越来越像城市,而农村越来越是一个新农村。老年人可以去住,平时忙完五天可以出去,这个看来是一个趋势。所以,看起来是要把城市概念收缩到城区概念,城市这个概念已经变了。

从哈尔滨的建城区看,密一点、紧凑一点,活跃度就高一点。我们现在很多地方开发了很多新城,叫万事俱备、就缺人气,当然也有北京、上海这样的太拥挤的现象,但是主流的现象,我的观察,我们六百多个城市主要的倾向是城市的硬件太大、人气不足,这样会使我们的投资和管理的精力都会膨胀,很费工夫,不是摊开就行。

第二,要有城区概念。我查了宪法有这个概念,城市郊区的土地不是国有,要分开,要有城区的标志,这个标准我的看法跟中国的实际情况天南地北,不同的区应该有一组不同的标准,但是都要有一个。哪怕一个县城也要有有一组指标定义。

我们现在连最基本的统一要守的一平方公里容纳人多少人都没有标准。我们很多地方列出了鬼城,这个当然不太好,听着不舒服,也不符合实质。但是我们确实有一些指标离开城市太远。城区要有城区的标准。

然后,非常重要的是,城市要扩张的时候,要有一个指标,就是原来密到什么程度可以扩。浦东新区建的时候浦西多密?很多人没有讨论过这个事情。现在城市都稀稀拉拉,再跨出去搞一个新城,想法再好,它撑不起来。老城、新城之间有发展规律,老城密度到不到临界点,这是为什么很多新政造了很好、规划也很好却缺乏人气的原因。只有过了临界点才能往前走,否则撑十年也撑不起来正常的城市人气。因为原来城市老区这个压强不够,集聚的资源不够。

包括我们一流的城市上海,整个亚洲最大的一个工商都市城市之一,现在搞远了,老城区压力够不够?你看看上海大洋山规划新区三百公里,碧水湖空中看是一个正圆形人造的,建设的漂亮,规划很漂亮,到那去访问,问问他们当地工作人的感受,叫“聚精会神聚人气”,就是没人气,到市中心地铁都没有。我们各个地方很多城市领导人,你的老区到底压强到多少,老区不够密能不能收缩一下,把有限资金配套到老区完善上来?要有一个标准。

第三,我们对城市建设的人才要求要有一个标准。我们过去是扩大的人才战略,做大规划、做大工程,但是哪些城市还有活力?你修一个剧场,有一批人天天在找什么戏剧,下一步你要多找一点这号人。图书馆不但有书,而且还要有人去看书。有好多事是要用心思去管理的。还有去纽约的访问,我就问为什么态度这么好?我们考核就看看书量。我们现在很多公共设施没有人员活动,没有活动照样发补贴、薪水。

现有的建造设施要吸引人利用,这是下一步新型城镇化非常重要的一方面。看哪里才能做好,留一座空城不是好政绩,这是负面的政绩。现在我们有了骨架,看看谁能够往骨架上长肉,组织活动,吸引人气。

我看过一些案例挺有意思,同样的城市人口,同样的消费水平,如果这些积极活动分子去搅动,活动频率就会高起来。加上这一段发展转型,我们文化的需求,对活动的需求,下一阶段。中国的城市不要再往摊上做文章,要往已经摊开的面积上做活动。

最后一点,要遵守市场的自发性。我们老觉得城市这么复杂的东西,没有专家、没有官员、没有人画张图怎么行?这么说话有道理,因为城市高度复杂,城市很难建成,而中国城市专家太少,真正懂城市的专家太少。还有一个问题要批判一下,再大的专家知识也有限,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你看现在电商,我们这么多零售商现在拿它没办法。现在城市遇到什么问题?商场空空如也,等着客人上门。而电商到处在找地方建配送仓库。北大门口现在成了一个货品站,天天在门口快递员打电话拿包裹。所以,无可如何,得给我们技术变化很快的城市建设留一点空间,自发性空间。

我去新加坡访问,他的土地让开发商说、让市场说批在哪,以后再给城市空间去对接,不是一切都是自上而下,自上而下很重要,但是自上而下有信息成本问题,我们哪个城市可以预言未来?怎么生活、怎么出题,怎么消费,怎么娱乐?所以,要给城市的活跃发展留下足够的自发性空间。

我研究过很多成功的城市案例。我们很多新区不成功,我们很多的工业区、高新技术园区还不如很多城镇,我们很多城市太高大上。浦东新区成立的时候请专家去开会研究,我就问了一个问题,陆家嘴有没有保姆买东西的地方?中环有了,纽约有了,华尔街擦个鞋都有了。我们现在的城市太高大上,高大上的结果就是生活不方便。市场都欢迎高端人口,我们没有低端人口,高端人口就变成低端人口,他不得不浇花。

我们对多样化的城市,城中村可以十年不拆,但是要搞安全、搞卫生,不能按国有土地房地产业模式去搞,一搞所有成本都上去了,城市竞争力就下去了,城市舒适性就下去了。从短期看,城中村里头消费能力挺强,他们是我们城市的尾巴,农村的头。你去看城中村里头的人民的生活,他的房子随时可以拆掉,怎么可以投资?我们的政策一定要留一点自发性。纽约还有格林威治村,还有很多小艺术家,人生的成长道路是一个台阶一个来的。


我们现在的城市建设确确实实需要地方财力转型,划一些不错的城中村改造,也请一些专家出谋划策怎么改,跟我们高端城市之间变成一个多元化的城市空间,这可能是我们下一阶段可以做的一些东西。过往15年高歌猛进、硬件扩张式的城市,要进行一场新的比赛,能够让我们城市生活质量提高,能够让我们的城市对国民经济有一个更大的提升。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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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当下流行的投资得加“引号”]]>

此文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在“新华网思客会•新经济跨界谈”上发表的主旨演讲。

今天的主题是“新经济”,我们听到很多新常态、新经济、新技术、新的商务模式……这些都非常重要,那么也要容我问个问题,旧的东西都不要了吗?我的观点是:旧的东西恐怕有的还得要,它和新的东西不是对立的。

一个有效的法门

我要说的这个旧的东西也不是太旧,就是中国改革经验当中反复出现的一个有效的法门,无论经济增长是高速、低速还是遇到周期,或是什么困难,都应该坚持用改革推进国家经济体制的转型。这件事情并不因为出现了新机会其重要性就降低了,如果把这件事情抓住了,会让中国抓住更多新的机会,这是我想说的中心观点。这个观点也是我从经济现象当中研究经济、观察经济、思考经济过程当中产生的。

2007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11.4%,今年以来可能是7%左右,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很多行业、企业、地方日子过得非常艰难,这是一个现实,所以就会有一个怎么样把这个困难的局面加以改变的问题。

这一轮经济,包括最新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基调还是一个“稳”,要稳住增长,这个稳不住很多其他事情也提不上议事日程。稳住经济怎么稳?很形象的说法就是“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哪匹马跑得慢,我们就加加鞭子让它跑得快一点。

但是仔细研究,要让哪匹马对经济增长做贡献恐怕都离不开进一步推进改革。比如消费,现在的好消息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提高,特别是出现了很多新的消费形态,但是再深入进去,你就发现增加消费首先要收入,而收入的改革就涉及到一串财税制改革问题。所以,如果没有改革、不重弹老调子地讲拿改革促转型,大概很难释放生产力。

“淘宝”为什么要下乡

今年淘宝融资以后要做三件事,其中一件事就是把网上的模式推到农村去。本来,很多县长们认为是要帮农民卖山货和绿色食品,结果实际上不是这样,农民用淘宝主要是买东西。这说明农村的购买力没有释放,过去购物不方便。

那么农民消费的钱哪里来的?不是种地的收入,而是来自工资收入,是外地打工的收入。外地打工收入怎么被限制消费了呢?是被“城中村”限制了。城中村是“城市的尾巴、农村的头儿”。城中村密度很高,我访问过的城中村有9万人住在一平方公里上,那个经济活动的流量是非常旺盛的。还有,一个拾荒者的收入,可能比我的工资高,但是没法花,为什么?所有城中村都是临时性的,时刻可能拆,所以有很多钱他要汇到老家,他自己的消费也就逛逛街买件衬衫,买不了家用电器,因为那个房子随时可能被拆,这些流量加到一起不得了。

所以那次我和马云讲“淘宝村”要重视城中村的“淘宝村”。大量集聚的人口、活跃的人口,有收入的人口在这里,但是怎么样让城中村的人可以在里面好好住下去呢?这个问题可不容易解决,社会学家在城中村的调查我看到过了,夫妻关系都是临时的,老婆都是临时的,他怎么买固定电器呢?好大的一个问题是,谁决定哪些城中村要拆,哪些不要拆呢?有程序吗?“城中村”这个词在我看来是起错了,世世代代是农民的村子,是城市扩大把人家围上了。好的法治应该让农民有权保护自己。这个问题没有深层的改革去推,消费潜力就发挥不出来。

现在流行的“投资”,得打个引号

讲到投资,这是另外一匹“大马”,投资驱动。我们经常是经济过热的时候批评投资,经济下行的时候又求助于投资,关于投资的问题不同意见非常多。

其实,现在流行的“投资”得打个引号,那能叫“投资”吗?!这些年流行的“投资”是这三个东西:第一是发改委立项,第二是向农村征地,第三把这块地押到银行套一笔钱,政府是没有资本金的。

说政府主导投资,可以啊,你给我资本金啊。为什么投资一定要资本金呢?投资有不确定性,今天钱放进去是不是明天越来越多?那不一定,这从制度上看就造成隐患,你要投错了谁负这个责任?

现在政府投资不讲资本金,也蔓延到政府主导的国有企事业、国营单位。政府手里有大量的储蓄,也在进行大把的投资,但就是不把政府的储蓄转成政府的资本金。资本金怎么来的?是过去投得好才有资本金,投对了才建立更大的自由资本。把这个砝码去掉,我们对投资就没有约束了。所以我的看法就是不单单是政府投还是民间投的问题,无论是政府投还是民间投都有一个“约束机制要对”的问题。民间投的有自有资本,风险大的话自有资本高一些,把握大了自有资本可以低一些。

跟许多县委书记说加大投资,他想的就是立项、拿地、套钱,这个投资比拿别人钱消费还要严重,他是拿别人钱投资,投错了别人负责。

咱们政府这么高的储蓄,每年总数多少万亿,可在新技术方面投了什么?阿里巴巴前些年我们投了吗?现在人家上市了,县长们指望阿里巴巴给淘宝村投资。我们对新的有前景的东西,连自己的储蓄都不投,不要反省吗?

我们说我们投资太多,但其实没有投到对的地方去。关键是机制体制上面出现问题。我们把花钱就叫投资,挖地就叫投资,这个概念完全误掉了。投资,是牺牲今天的消费增加明天的消费,一个企业不对国家和未来非常有信心,怎么能投资呢?所以地方债务的问题不是债务量有多大,而是那个债务形成的资产的回报怎么样。从体制机制看就是谁对这个回报负责任。

政府规划很重要,但规划错了谁负责任?我现在强烈主张在每一份规划上刻上名字,世世代代可以记住。

无论哪匹马,要让它对我们的稳增长做贡献,对持续的增长做贡献,离不开一个老经验,这就是拿改革来促进我们这个体制的转型,这个事情不下决心做,原来那条路它走不远的,它的代价会越来越大,最后没有办法说服人家沿着那样一条路还可以继续走下去。


只有改,认真地改、全面地改,用改革来推转型,我们才可以把这个时代很多新的技术、新的经济体,新的商业模式的这些好处更大限度地释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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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增强中国改革的穿透力]]>

研究大国改革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研究怎样把改革共识变成实际生活,这中间会遇到很多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穿透。

改革是这个时代的潮流,很多国家都在讨论改革,但是不同国家的改革,特点是不一样的。大国的改革因为国家大、层次多、发展不平衡,形成改革共识不容易,形成共识后要贯彻更不容易。研究大国改革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研究怎样把改革共识变成实际生活,这中间会遇到很多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穿透。

这个穿透是双向的。好不容易做出的正确决定,能不能贯彻到国家的方方面面,这是很大的挑战。底层的问题、底层的经验、底层的奋斗传递到顶层去,路途更长,关键也在于能不能有效地穿透。改革是不是具有穿透力,穿透问题解决得好不好,如何增加中国改革的穿透力,这对当下改革而言意义重大。

第一,改革的目标要清晰、简单。目标清晰、简单,穿透力就强。比如经济方面,“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起决定性作用”这一条规定,就是简单、清晰的体制目标。在民主、法治方面,把权力放到笼子里去,放到法治的轨道上去,规定社会政策就是要动员更多的社会成员来参与社会治理,共享社会改革发展成果,这些都足够简单,因为市场、民主和法治问题,不能搞复杂了。文化方面,流传下来的东西往往都是简单的。因为我们是大国,复杂的东西很难有穿透力。

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定下的改革目标足够清晰,并且足够简单,剩下的是要坚持。简单的东西要坚持,不能把任何改变都叫做改革,更不能来来回回地改。

第二,要适当减少对于改革决定和改革目标的解读。决定是行动的纲领,不是一套复杂的理论。当然,有些决定需要理论界用专业知识进行适当讨论,以便增加各方面的理解,但是决定的主旨应该是行动。当前有些解读加进了很多别的东西,一句话变成五句,五句话变成五十句,有可能改变了原意。

就土地制度改革来说,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通过的改革方案,意思很清楚,三条底线,同时鼓励地方更加多样地探索、实践和创造。但在有些解读当中,只剩底线,鼓励多方面创造这个意识没有了。底线是一层线,还有一层是放开要冲的线。如果把底线变成一个封闭的圈,只能在这个圈里行动,改革就很难完成它本来应该完成的使命。

第三,解读中央的决定,应该拿实践的经验来解读。一个决定写得再正确、再明了,落实的时候还是会碰到各方面不同的情况,能不能贯彻下去,贯彻的时候还要解决什么问题,这是增加改革穿透力非常重要的一环,也是薄弱的一环。中央的决定现在讲了很多,底层落实了什么,有哪些经验可以推广运用,哪些是有缺陷和误差的,这些应该要提上日程。要用经验来阐释中央的决定,否则这个决定只是一句话。


第四,大国穿透力要讲究一些结点。拿经济方面来说,我们一般认为产品的市场发展好一点,要素的市场发展弱一点,但什么是要素市场呢?并不是每一个村庄都是要素市场,要素市场的游戏规则、定价机制相对是很集中的。比如说全球油价下滑,什么是全球油价?在哪里定?在全世界很少的一些地方定价,这就是高端市场。所以,增强中国改革的穿透力,要充分利用这些结点。在这些结点上,新的体制站住了,原有的体制突破了,就会产生很大的放射力和辐射力。例如自贸区扩大到天津和深圳,这就是穿透力。

第五,增强中国改革的穿透力,需要把一些硬障碍去掉。我们强调依法行政,但现有法律法规中,有一部分明显跟三中全会的新要求相冲突。但是往市场方向走,跟以往的法律可能就有矛盾,这是如今改革和八十年代改革不一样的地方,相关的调整也在进行当中。为了收到大国改革的规模化的红利,增加改革的穿透力,这方面的努力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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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土改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中国新土改应该怎么弄,目前主要面临哪些问题?应该如何解决?新土改对中国经济会产生哪些影响?作为一个长期研究我国土地问题的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对此发表了一些看法。


文/《理财周刊》甄爱军

日前,在由上海交通大学海外教育学院举办的高端讲座上,周其仁教授就中国启动新一轮土改问题,与本刊记者交流发表了他自己的一些看法。

土改可提高资源效率配置

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必须把城乡之间的大门打开,人员流动才能带动其他资源的流动和优化配置。周其仁表示,在城市化背景下,农村也必须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重新配置资源,其中重要一条就是允许土地产权有足够的流动性。而农村土地这种生产要素一旦活跃起来,带给中国经济的影响将是极其深远的。

【理财周刊】土改如何拉动经济?主要从哪几个方面来评判?对中国经济有何帮助?

【周其仁】:土改就是让资源的效率配置提高,收入分配更合理一些,并减少社会冲突。如果其他要素都活跃了起来,但土地还是死水一潭,那是不成的。这么多人创业、办公司,总要有块地来承载。农民工融入城市化,首先要有个落脚之地。这个改革贡献到底多大,取决于改革落实的力度、范围,不能光喊口号,要扎扎实实地落地。

【理财周刊】:关于土改给老百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农民有钱之后对中国经济有何好处?市民能否从中受益?普通老百姓能否享受到土改的红利?

【周其仁】:关键是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农民有房有地,为什么不能抵押融资?不能抵押,正规金融服务要覆盖农村就很难了,很难帮助农民从传统农业往现代农业、往更高多重收入方面转。金融支持有条件,因为金融总有风险,有抵押,就多一个支撑点。对此法律上要提供空间。过去有的法律禁止农村土地承包地、宅基地、农民房可以抵押,现在开始试点。这些都会带来好处。

至于城市居民,这里已经看到了,我们目前形成了城市房地产市场,品种还是比较单一。除了政府主导的市场外,社会保障的,还需要更多层次。刚到城市去谋生的年轻人,无论是城里来的,还是农村来的,得有立脚之地啊,这个立脚之地需要一个城市化的市场支持。我们现在实际上大量的这种初级进城的落地在灰色空间当中,没有合法保障。处于这种状态,要么住地下室,要么就是城乡结合部、“城中村”的农民房。人进入城市有个过程。今天华为驻欧洲的老总,当年新来乍到的时候,还不是住在城中村?总有第一步嘛。城市住宅,要有落脚的、流动的,不能都是豪宅。城市全是豪宅,这个城市会有竞争力吗?

完善征地制度迫在眉睫

要使农民分享城镇化红利,前提是完成农地确权,转向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体制,应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周其仁强调,现实可行的土改路径,就是“逐步收缩征地规模、探索农地农房入市”。

【理财周刊】制度方面还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土改如何推进?

【周其仁】:土地制度过去已经做了改革,比如家庭联产承包、长期不变。这里还有一个尾巴,农户家庭人口一动,地还要调。其实还是没有完全做到长久不变。确权就是让人和土地的边界划得更加清楚,否则很难有效地流转。划清楚以后,按经济要求流转,农业的规模经营就可以发展,让它来支撑农业下一波增长,这是改革的一个内容。

第二个方面就是农村建设用地,怎么盘活,参与到工业化、城市化过程当中来。这里已经有了很多突破,之前认为土地是不动产,农村地流转不到城里来,但这些年在地方一级做了试验,可以通过城乡土地增减挂钩,特别是经由市场型的挂钩,可以开拓出一个城乡建设用地市场。各种各样的置换,空间上可移动,让农村的建设用地在保证耕地不减少、质量不降低的前提之下,参与市场化配置。这是改革的第二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就是多年执行的征地制度。本来宪法规定,为了公共用途才可以征地,但实际上商业用途的也大量征用,导致收入分配的恶化和社会冲突的加剧。出路就是逐步收缩征地规模,开通农村建设用地进入市场的合法通道,形成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所以说征地制度改革,事关政府和农民的关系,这个处理不好的话,天下会大乱。

【理财周刊】如何改变这种现状,应该从哪里着手去做?

【周其仁】推进改革要依托经验,所以要试验先行,操作一下看看,因为实际发生的事情跟预先想的往往不一样。有些做了以后很难逆转,所以大胆改革和谨慎操作应该说都是很重要的。

诸多法规需要调整

新一轮土改,并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那么应该怎么做呢?周其仁认为可以一手实施“先行先试”的主动改革,一手从各地农地农房入市的实际经验中提取政策元素,两相结合勾画出城市化新土改路线图。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尤其要注意法治原则,此外还需要考虑其经济意义以外的社会意义。

【理财周刊】:土地流转目前遇到哪些政策性的障碍?如何改进?

【周其仁】:法律上有一个问题,1988年土地管理法修订的时候说国有土地的使用权和集体土地的使用权都可以依法流转。这是1988年年底依据1988宪法修正案定下来的。两年以后出台“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的规定”,但再也没有出台集体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法规,但法无禁止就是合法。问题是10年后,1998年的《土地管理法》修订案出现了一条规定,“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不得用于非农建设”,除非是乡镇企业办得不成功,才可转让。下了这么一大禁令,既不符合1988宪法修正案,也不符合实际。

这一条修订我认为不合宪法,也完全没有道理。为什么对国有土地没有这么一条禁令,对农村建设用地就特设禁令呢?同地不同权,不能叫法治。这一条非修改不可。

【理财周刊】具体还有哪些细节要修改呢?

【周其仁】至于细则那个东西,这里一条,那里一条,太多了。根据改革,改革要跟法制一致起来,首先要厘清和清理跟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里讲的统一城乡建设用地市场冲突的法律条文,要梳理出来,定下修订的时间表。否则就改不动,因为一动就是跟这个法律条款冲突,这些问题要解决。

【理财周刊】这么看来,当前的改革要比过去复杂。

【周其仁】确实如此,目前的改革比过去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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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中国经济未来5年的4大支点]]> 本文为12月20日经济学家周其仁在“联想之星WILL大会”上的演讲:


2008年以后,中国的经济为什么下来?原因概括地讲就是,原先的增长方式很难维持下去了。首先是速度,一个大国,多年来连续保持平均14%的增长,这是二战之后世界范围内极其少见的,主要原因是什么?高度依赖全球化。

不要把帐都记在自己头上,说中国人艰苦奋斗、肯干,所以增长速度才会这么快。改革开放之前,我们也艰苦奋斗,也肯干,怎么没有富起来呢?这是因为,你的付出没有在全球范围获得评价。

长期封闭之后的开放,释放出一个巨大的潜能:我们的劳动和产品,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流通,这个不得了。

最早邓小平搞改革开放的时候,还没想到中国的产品可以出去,当时是缺钱,上个大项目全国要勒紧裤腰带,开放的最大需求是“引进外国资本和先进技术”。1970年代后期谷牧(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带团访问欧洲,德国总理到机场送的时候就带着协议,五十亿、一百亿美元,你们想要,马上就可以签。

这个情况让高层非常振奋,所以邓小平说,胆子要大一点,把门开大一点,多借一点外国资本。但是谁也没想到,他们的资本、技术一过来,和中国的资源,特别是劳动力资源结合起来了,不管什么产品,以前我不会做拉倒,一旦我学会了,就非常有竞争力。

国际市场一打开,发达国家的购买力和需求都是现成的,他们的生产成本又高,发现中国人的便宜,那就买吧,这是中国经济多年来高速增长的真正秘密。不是中国人以前不辛苦,后来变得辛苦了,而是同样的辛苦,评价的尺度变了。

特别1997年加入WTO的协议一签,5年后正式加入,贸易的壁垒大幅度打掉,中国国内改革之前又持续了一二十年,民营企业起来了,一部分国有企业先行改革了,体制和机制都已经有了变化。两者一结合,经济一下子飞起来了,这是双方之前都没有想过的。

中国成了世界工厂,甚至是世界车间,美国人的传统制造业有了替代品,贸易大量逆差,尽管经济增长、速度不差,但是(美国)就业状况越来越不好,为什么?我们这边是高速工业化,节节往上走,逼着美国人在IT方面不断创新,但是,这个创新主要是资本和技术,知识阶层获益了,普通工人没占到便宜。

发达国家的资本可以出来,工人可出不来。他们的工资水平也是刚性的,涨可以,随便降是不行的,你看,麻烦就开始了,社会一般阶层收入增长不多、失业率提高,反映在政治上,那就是大问题。

美国两党,哪一个上台都要增加社会福利和保障,让国外资本的投资所得,分出一部分来给普通人享受。次贷就是这么出现的,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引发发达国家经济衰退的起点。

美国的穷人买不起房子,商业贷款评估信用,也不给贷款,好,政府成立两房(房利美、房地美)帮你买,贷给你首付,商业贷款一看政府担保了,就跟着配发贷款,再把这些债务打包做成金融产品,上市流通。

穷人很高兴,搬进新家里,但是就业岗位没增加,收入没增长,进去也是付不了租金、物业税等等,只要把房子退回来,退得多了,银行就要拍卖回款,房价也就跟着下来了,这个可是基准资产的价格,它一下跌,跟它有关的金融产品都不行了。

就是这么一个“次贷”,规模大概一百亿美金,居然后来会烧这么大一个泡(金融危机),华尔街一出事,发达国家都跟着出事。当时我们可没想到华尔街出事,以前我们都是跟它学,金融、投行、基金、保险……全是跟它学,老师一出事,学生这心里还挺高兴的。

没开心两天,火就烧过来了,美国的金融带动消费,金融下去了,消费也跟着下去,买不了你中国这么多东西,我们的出口就下去了,这时候正好是2008年,当时的四万亿刺激计划,就是这个背景下推出来的,也就是联想之星成立这一年(编注:国内创业投资开始兴起)。

2000年之前,我们的出口总量相当于GDP的30%多,这个数字全世界的大国里,独此一份。也就是说,我们的“高速增长”这架马车,高度依赖“出口”这一匹马,全球市场需求一收缩,首当其冲就是这匹马。

除了出口这匹马,另外一匹就是投资。这一匹历来也很猛,但是质量不高。以前我们没钱的时候倒还好办,哪里没路走了,就修条路,哪里没房子住了,就建几栋房子,尽管困难、紧张,但绝对是修不错的。

后来,我们有钱了,开始主动规划,政府的权力又很大。比如说土地,世界上没有我们这样的土地制度:只要我想要,就可以从农民手里拿,我来设定补偿金额,我来征地,我来变更属性。

一只手拿地,另一只手又可以在市场上招拍挂出售,干部又是5年一个任期,上来就要政绩,那就投吧,结果就是城市遍地开花,畸形发展,路修好了没人走,房子建好了没人住,引发一系列问题,资源浪费,社会矛盾突出,自然环境破坏严重。雾霾这个东西可不是外国输入的,是我们自己搞出来的,环保可能是现在社会最严重的问题。

而且,还害了一批干部。你们看这两年反腐打掉的干部,以前不腐败的时候,不是没工作能力,也不是没理想,革命时期严刑拷打还出过江姐,现在成吨的现金砸过来,很难扛得住。

2008年以来的经济低迷,怎么来的,就是这么来的。

过去的事说完了。未来怎么样,谁也没法准确预测。但是,经济这个东西啊,心态很重要。你看邓小平当年听汇报的时候,要是说得特别好,他就会说:没那么好吧?要是说的特别差,他就会说:没那么差吧?

如果让我说,未来5年、10年经济情况怎么样,我也没法预测,但是,有四个已经形成的支点,还是靠得住的。

第一个支点:国内市场体系和理念的兴起

据说当年毛主席让陈伯达算过,如果我们像苏联一样,全部搞成国有、集体农庄,把全国人民包起来,发工资行不行?陈伯达找了一屋子人来算,算完汇报说,不行,我们比苏联落后,农村人口太多,包不起。

现在看,陈伯达还是有贡献的。人要包下来,会有什么行为倾向?哪怕这里一点点、勉强生活,外面海阔天空,他也不会往外走。

向未来看,中国经济靠得住的一条还是:国家不包农民、不包民营企业,大家都得在市场上去拼。你看马云现在这么富有,市场一翻脸,他可能就没了。

现在好多人大富大贵,查20年前,家底都是一样的,都是无产阶级。一部分人、一些企业、一些地区先富起来,很多人尝到了这个甜头,前面有榜样,后边的人就挡不住,这个带动力量极其关键。

而且,80后、90后这一代人起来了,他们中很多人家庭条件不错,不像父辈当年一样,毕业马上要找工作,养家糊口。现在的年轻人家境不错,就可以任性一下,不想上班,要创业了。

社会有这个氛围,再加上前面有榜样,就是未来5-10年靠得住的力量。我看马云最大的贡献,不一定是淘宝网,而是让年轻人知道,只要敢做梦就行,万一实现了呢?

第二个支点:国际市场特别是新兴市场,还靠得住

我们从全球化里成长起来,学了不少本事,现在也可以用了。金融危机之后,新兴市场板块兴起、购买力增加,这是个现实,但是不好做,为什么呢?

以前,我们的对外贸易的对象是发达国家为主,生意好做,为什么?它出价高,基础设施、商业服务都很发达。我们就是个车间,只要按订单生产出来,港口发货就行了,只受累不操心,后续的都是人家给安排。

现在,要面对新兴市场,它们就不行了:基础设施和商业服务都跟不上,甚至钱也不够。你看咱们的总理现在主要忙什么——用“对外投资”带动“对外贸易”,跟发达国家当年对我们做的差不多。

没钱借给你钱,基础设施不行我们帮你建设,这些年我们的建设、制造能力可是起来了,人强马壮,矿山、港口、电力、铁路……什么造不出来?我们向西发展,哪个国家的资源都很好,用他们的土地、劳工,加上中国的制造设备,做通了再卖中国货,这个市场大有可为。

现在,中国的年轻大学生很多,“就业不行”成了社会问题。我在大学工作,我就经常说,你们还是要振奋一些精神,为什么老在国内转悠,世界大着呢,去开疆拓土、去跑啊、去营销啊。有些地方确实不安全,天上要飞炸弹的,销售经理要冒着炮火前进,但这才是企业家精神。

第三个支点:国内投资和内需,还靠得住

以前,我们投资效率不高,是在空间分配上出了问题。你看发达国家,经济空间分布是什么特点?大量人口和经济活动,分布国土面积上较小的地方,形成都市圈、大城市区。

我们拿这个标准去看自己,投资和布局还带有很强的农业特点——地区分割,效率就低了。进一步改革之后,人口和经济活动的继续集聚是挡也挡不住的,这是有重大意义的。人口集聚就会产生社会分工,社会分工是生产力的源泉,一类人专门做一件事,互相提供产品和服务,经济就发展起来了,这是经济学。

举个例子。你看村里有卖早点的吗?有人专门剪指甲吗?但是,村里人不吃早饭不剪指甲吗?规模太小,分工分不了。但是,到了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会,早点是巨大的产业,手机下单就有人专门给你送的。

我访问过一个地产公司的保安,他以前是保安,现在培训保安,培训过几千个,我说“你是怎么做农村年轻人思想工作的?”他说,我就说你好好干,站着就能领工资!在农村里,站就算是白站,在城里就给发钱?这就是分工的问题。

服务业要想像发达国家一样,比例到百分之七八十,我们的经济空间和人口还是要集聚,要集聚还是要投资,但这不是放宽土地、财政政策就行了,最大的课题是:我们要学会管理“高密度的社会经济体”。

你看现在北京的地铁里,人都快挤扁了,你怎么办?靠疏散搞好交通?我看不行,集聚还会继续,挡不住的,还是要提高城市的管理水平。

第四个支点:持续创新的能力,是靠得住的

以前老听说“我们的教育不成功”,去了印度我才知道,我们过去的教育也有非常成功的地方,“普及”做得好,这是一个重要方面。

知识这个东西很奇怪,生产的成本和学习的成本是不一样的,你看爱因斯坦、牛顿,他们的知识是怎么生产出来的,是哪个大学里培养出来的吗?门儿都没有!但是,一旦他们的原创知识生产出来,只要有一个有效的教育体系,就会很快被人学会。

中国在“原创知识生产”方面确实不行,原因是什么?不是经济问题,我们不展开讨论。我的判断是,这样的情况还会持续很多年。

但是,我们多年穷国办大教育,包括应试教育,培养了大量高效劳动力,能写会算、有抽象和想象能力。另一个层面,我们的工程师也很多。两者一结合,我们的集成创新(不是原始创新)的能力是非常靠得住的,不但能设计,而且有高效的劳动力可以生产。现在,印度也开始抓基础教育了,你到印度看,哥哥姐姐没有书包,弟弟妹妹开始有了。这个东西重视起来,6-9年就会产生效果。

没出路,才会找出路

谈到经济宏观形势,我的看法跟很多人不同。经济和人体一样,不能只有往上走,不能往下走,也要有春夏秋冬。收缩,不一定是坏的,你不收缩,钱多得数都数不过来,谁有空给你搞新?经济下行会带来很多痛苦,没办法,调整啊,全世界都在干这个事。但是,经济危机也有它的正面功能:可以激发积极力量的成长。

如果一直顺风顺水的事做着,旧常态还能继续下去,新常态就出不来。商业跟军队一样,没出路才会找出路,这是必要条件。

什么叫创新,毁灭性的创造。一个新的东西出来,很多东西就没有用了,废了,创新是很无情的。

舞台已经准备好了,怎么看它都不小,至于大家能在这个舞台上演多大的戏,可不是经济学家能说清楚的。未来,不是靠预测,而是靠行动,靠舞台上的这些角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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