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ATA[博客-财经网-名家博客-郑也夫 最近更新20篇文章]]> <![CDATA[博客-财经网]]> <![CDATA[土改:费孝通与董时进]]>


19471010,国共决战开启之际,中国共产党公布了其《中国土地法大纲》,旋即在舆论界掀起空前激烈的争论。本文讨论的费孝通、董时进均为这场争论中的重量级人物。二人此前已是名满学术界的农村问题专家。费著有:《江村经济》《禄村农田》《乡土中国》。董著有:《农村经济学》《农村合作》《粮食与人口》《农民与国家》。《中国土地法大纲》公布前后,二人各有惊世骇俗的言论。董是彻头彻尾的土改反对者,费是非暴力土改的提倡者。二人在现代中国历史的关键时刻所展示的态度与见识,值得今人记取和反思,亦是我们认识土改和那个时代的重要视角。

 

一.       土地制度与社会历史观

《中国土地法大纲》的理论支点和矛头指向无疑是剥削和阶级。但耐人寻味的是,“阶级”一词在《大纲》中竟未出现,“剥削”一词只出现一次。何故如此?策略使然。《大纲》第十二条说:“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的营业,不受侵犯”。此时,共产党还不想将矛头对准资本家。若讲铲除剥削行为、消灭剥削阶级,资本家就必须与地主同等对待。就当时的策略而言,分田地足以唤起农民——他们构成了中国民众的大多数——对共产党的拥戴。而分割资本家的财产,一来难乎其难——厂矿如何分割,作价卖掉吗,谁来买?二来工人看重的是就业的机会。且其时中国工业规模和资本家群体还小的很,要唤起民众反叛,擎出分田大旗足矣。若考虑长远一点,为夺权后坐江山计,搞工业一时还离不开资本家,搞农业不怕没了地主富农(虽实则不然)。故当下打击的对象集中于地主富农。但革命理论的正宗支点毕竟是剥削与阶级。要撇开资本家,只好找出一个理论上独属于地主的恶名,选中的便是“封建”。故《大纲》第一条便是:“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剥削”一词在《大纲》中只出现这一次——笔者注)的土地制度”。就是说,封建是最坏的,即刻要扫除的剥削是“封建性及半封建性的”。

《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后,费孝通迅速发表了三篇文章:《损蚀冲洗下的乡土》(19471130日),《黎民不饥不寒的小康水准》(1948111日),《地主阶层面临考验》(1948214日)。

费孝通支持土地制度改革,却并不认同《中国土地法大纲》的理论支点,无论是明言的“封建”,还是因策略而藏匿于后的“剥削”、“阶级”。这在当时支持土改的言论中是罕见的。

在费孝通的史观中,封建结束于秦代,取而代之的是皇权。他在1947年的《论皇权》与《论绅士》中说:

 

秦以前是贵族专政,秦以后是皇帝独裁。……封建解体,在政治上说,是政权不再像金字塔一般的从上逐渐一层层的分下去,而集中成了大一统的皇权,皇帝是政权的独占者,朕即国家。他在处理政务时固然雇用了一批助手,就是官僚。可是官僚和贵族是不同的。官僚是皇帝的工具,工具只能行使政权而没有政权。贵族是统治者的家门,官僚是统治者的臣仆。(费孝通,1947A,39,1

 

“阶级”这个自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后就炙手可热的词汇鲜少进入费孝通的著述。《乡土中国》(1948)不谈阶级,《江村经济》(1939)亦是如此。请看《江村经济》中与“阶级”关联的段落:

 

    (开弦弓村)当领导人并不与享有特权的“阶级”有关。(费孝通,1938,第六章第四节)

村里财产分布的不均匀,并没有在日常生活水平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不同。少数人有特殊的值钱的衣服,但住房和食物上并无根本的差别。(同上书,第七章第一节)

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不拥有生产工具,偶有锄头。长工来自那些土地太少,以致劳力有余的家庭。尤其是那些需要钱娶妻的人,他们愿意为别人做几年长工。我没有遇到过一辈子都没有土地的人。这个村庄中的雇工总共只有17人。这说明,在这个村子的经济生活中,雇工制度不起主要作用。(同上书,第十一章第三节)

 

以上引文第一段中“阶级”两字打上了引号,说明费使用该词之特殊意趣,而上下文的意思并未显示他对“阶级”概念的积极态度。后两段引文出自“第七章生活”、“第十一章土地的占有”,并非放在“阶级”的专题讨论中。只是笔者觉得涉及阶级论者关注的事项。从费孝通著作中看到的是不谈“阶级”。且慢,费孝通的著作中还有一处谈到了阶级。《皇权与绅权》中的第二篇《论“知识阶级”》。在该文中,他将知识分为用于生产的自然知识和关于社会规范的知识,后者与文字关联。知识阶级靠着垄断文字和规范知识来保持自己的社会地位。在这里阶级与某种垄断相关联。如果垄断是阶级的属性,农村中的土地可以买卖,且多数人有地,则可质疑中国农村存在阶级。当然,这是笔者的推断。准确地说,费孝通在讨论中国农村的两部专著中避谈阶级。

费孝通关于土改的文章,除了不谈封建,也绝口不谈剥削。或许可以这样理解,他不否定一般意义上的剥削:借贷的利息,资本家雇佣工人,乃至前现代的土地租佃,只反对四十年代末叶那个特定时空下的租佃。原因不在于一般意义上的剥削,而在于眼前的租佃令农民活不下去了。他的眼睛看的是当下的实况,不是巫师与书生们口中、笔下的大字眼。

理论必须彻底,不然说服不了自己,遑论他人。反对剥削的理论家们,讨伐对象从来都是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一以贯之。费孝通不接受这一分析框架,以为当下的问题怨不得古人与传统,由此或可间接看出他的分析与“剥削观”拉开了距离:

 

如果几千年来,我们一直生的像现在这样严重病,带病延年也绝不能延得这样长。现在的病症是从我们转变中发生的。我们必须在历史背景中,才能了解这病源,但是得病的责任并不是我们祖宗,而是我们自己。(费孝通,1947B44

这些因素发生在我们近百年的历史里。……我想在以往的传统环境中,我们中国是有一套足以使大多数人民过得去的办法的。……标准放低了看,多少是常常做到“黎民不饥不寒”的小康水准的。(费孝通,1947C56

有人会说地主这阶层是寄生在农民身上的剥削者,他们已经侥幸的被供养了几千年,现在该被清算了;把田拿走,如果他们自己没法找到生存的机会,那是活该。我不愿在道德立场上讨论这问题,只想从事实上说。(费孝通,1948B75

 

二.       乡村困境与地主的出路

不受“封建剥削”等意识形态话语的束缚,费孝通对乡村困境给出了别具一格的解释。人们常常认为中国地少人多,费恰从“人多”破题:

 

为什么人口会这样多呢?这问题有人认为是不必问的,人口繁衍是生物现象;也有人认为是儒家思想提倡的结果。我却愿意从劳力上来看,农作活动有季候性,在一个短的时期中需要相当多的劳力,也就是所谓“农忙”。农村里必须养着能足够应付农忙时所需的人口,虽则农忙一过这些人在农田上可以并没有工作可做,也就是所谓农闲。在充分利用人力来工作的农业技术下,农忙和农闲所需劳力的差别可以很大。如果单看农忙时期的农村,人口并不能说太多,因为没有这样多的手脚,现有农田在现有技术下并不能充分经营。

农业虽则在短期需要大量劳力,但是有三分之二的日子是没有农作可做的,于是发生周期性失业的情形。换一句话说,我们是“养工一年,用在农忙”。这些劳工并不能离开农村,离开了,农忙期会缺工,可是农闲期怎么办呢?这里引入了乡土工业,乡土工业在劳力利用上和农业互相配合了来维持农工混合的经济。也只有这种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才能维持原有的土地分配形态。(费孝通,1948A6970

租这种土地来耕种的人并不完全靠土地上的收获来维持生活,而利用农业里多余的劳力从事各种手工业,增加收入。……从整个乡土经济说,那是手工业津贴了土地制度。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才能维持住传统土地制度,也维持了地主的收入。(费孝通,1948C140

一半以上正产量作为地租算不算很高呢?单凭百分比是看不出意义来的。……在传统经济中却有一道防线挡住了这潜在的问题暴露成佃户和地主中间的严重冲突。这道防线是乡土工业。……中国从来不是个纯粹的农业国家,一直有着相当发达的工业。可是传统的工业却并集中在都市里,而分散在无数的乡村里,所以是乡土工业。各地依它的土产加工制造成消费品。(费孝通,1948A6769

从整个经济分析上来说,农业技术,劳力需要,人口数量,农场面积,乡土工业,地租数量,自主权利等因素是一个有机的配合。中国传统社会能很久的维持着这配合,那是因为它至少可以给在这种经济里生活的人不饥不寒的小康的生活。……贫穷跟着乡土工业的衰落侵入农村。……佃户并不像以往一般驯服了。怎能驯服呢?交了租就要挨饿了。为了生存,佃户和地主之间发生了严重冲突。地主不会明白为什么佃户变了,他还是收取和以往同样的租额,并不是过分的要求。租户们眼里的收租者却变了,成了来要他最后一粒谷的催命鬼——看不见的是没有声音的西洋工业势力,它打碎了传统有机配合中的一个齿轮,那一个地主们本来不关心而其实是保证他们特权的齿轮,乡土工业。……从理论上说,地租原是在土地能在供养耕者之外还有剩余的情况下发生的。可是中国的租佃制度却并不直接建筑在土地生产的剩余上,而间接地建筑在农民兼营的乡村工业上,所以乡土工业崩溃实在打击了中国“地租”的基础,注定了地主阶层的命运。地主并不能在同意之外获得地租。虽则在短期间地主固然可以靠压力来赢得“被迫的同意”,但压力包括费用,而反抗可以无限的增长,因为反抗的动力是生存的要求,和压力正比积累;两者竞赛,以有限压无限,总有穷时,所以我们可以预言其结果。(费孝通,1948A7072

 

人多是因为农忙的需要,农闲时多余的人进入乡土工业中。农田与乡土工业两份收入,使得地租可以承受。中国的乡土工业被西方工业摧毁,带来中国农村的危机。费孝通的解释独辟蹊径,洞穿了人云亦云的“农村问题在于地少人多”的浅表。费没有说,人多岂能无端发生?笔者以为,人多很可能正是此前资源与人力的合理搭配与充分利用所造就的经济繁荣所致,甚至可以说,发现人多之日就是曾经繁荣的经济出了问题之时。人多首先是结果,而后才是原因。

面对乡村凋敝和冲突升级的现状,费孝通同意土地制度改革,但反对暴力土改,提出了给地主出路的方案:

 

一块不能同时养活地主和佃户两重人物的土地上要能继续生产,只有让耕者去享受这土地上的出产。……至于怎样能实现这目的,其实也不出下面几个可能性:地主自动放弃地租。放弃可以是有赔偿的,可以是没有赔偿的;有赔偿的话赔偿的数目绝不能影响到耕者的温饱水准,不然也就等于没有放弃地租了。……放弃的程度可以是一部份的,可以是全部的。……问题是要用多少压力才能使地主明白非放弃不可了。决定这问题的因素很多,其中一个因素是要看原有靠地租生活是否能在转变到生产事业里去。(费孝通,1948C140141

问我是否想为地主阶层作谋臣策士。我觉得这些质问的确很中要点,我承认自己虽已属“没落的地主”或已抛弃了地主身份的人,但确自觉有为这个进退两难、前后夹攻下的阶层考虑他们的前途的责任。这阶层在现在还是存在着,是一个事实。它是个历史的产物,在时代的巨变中进退维谷。我并不想在维持地主阶层特权的前提下作打算,而是想怎样为这阶层里的人求一条合理的出路:怎样才能使他们可以放弃这事实上既不易又不值得维持的特权。我也曾想到所谓“转移阵地”的说法:详细一些说,就是由政府发行土地公债,使地主在获得报酬之下把土地脱手给农民,把地租改为利息,再把他们的资本投入工业。(费孝通,1948B,8283

我愿意明白的说,我所着眼的是地主这个制度,要取消的是制度,不是那批人,人可以转变到别的社会层里去的。要减少改革制度的阻力就得对那些人的生活有个合理的安排。(费孝通,1948C141

 

三.政府的职责是制度改革

以上为地主寻求出路的言论发表于1948214日。费孝通希望地主有出路,丝毫不影响他期待政府启动土地制度改革。他的一篇批评文章可以证实。

同年815日,晏阳初发表《开发民力建设乡村》一文。文中提出:乡村复兴要开发民力,而民力的开发:

 

    必须灌输知识——知识就是力量;必须增加生产——生产就是力量;必须保卫健康——健康就是力量;必须促进组织——组织就是力量。……这条路,今日也许有些人以为缓不济急。……30年前应该走这条路,今日还是只有这条路可走。舍此别无二途,更无捷径。(晏阳初,1948

 

这里所说的组织既不是政府的组织,更不是江山易主后的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日后农会在台湾农业的复兴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晏阳初堪称农会发起人。

几日后,便是针对晏阳初的这篇文章,费孝通撰文“评晏阳初《开发民力建设乡村》”:

 

先生所提出来的理由很值得怀疑。他首先把饥饿、物价、战争作为现实问题是以现象代替了问题,因之忽视了造成这些现象的当前不合理的土地制度。晏先生提出30年前的事来作为不必从这些基本问题下手的理由。这如果能成为理由的话,必须是晏先生在过去30年的做法解决了农村问题。事实上,除了晏先生自己,很少人士认为这前提可以成立的。晏先生在农村工作上有他的贡献,但是过去30年的历史却说明定县路线并没有解决农村问题。在我看来,定县实验的最大缺点就是不从社会制度去谋改革。

为什么不从土地制度入手不能解决中国农村问题呢?……简单说来,在农民的负担中,地租是一个重要项目。过去几年的内战主要关键,在我看来,也就发生于土地制度的争执上。农民业已自觉,要求改革这不合理的制度,而地主阶层硬是要维持这特权,不从国家全体利益打算,而从阶级利益打算。和平方法既不能解决问题,结果引起战争。战争又增加了农民负担,征派跟着一层层加上农民肩头,反抗的势力更扩大。

我并不愿意从政治立场上去批评晏先生的用心。但是晏先生自己却应当明白,以往他是以私人的资格,为社会服务,能做多少就可以说是他的贡献,批评者必须从他所做的事上着眼,不应当从他没有做的事上去挑剔,但是现在他的任务是代表政府去实行农村政策,他就得负着政策的责任。如果这个政策并不能复兴农村,反而避重就轻,以慈善家的救济态度来拖延农村问题的解决,他将因这政策的错误而受到指责。……晏先生的乡村工作是技术性的,当中国社会矛盾的死结解开了,他所提倡的四项工作,知识,生产,健康,组织都是十分重要的。这些是开发民力所需要的技术。但是晏先生30年来的实地工作的经验并没有“觉悟”这些技术性的工作必须有一个实施的条件,那就是没有封建传统压迫和没有外来强权欺凌的局面。他还是30年前的晏先生,一个把中国问题看成是单纯教育问题的晏先生。(费孝通,1948D

 

这段笔墨官司的背景大致如下。19461113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反对在中国大局改善前贷给中国此前答应的五亿美元。南京期盼晏阳初赴美,运用其声望获得这笔援助。晏阳初19475月抵美,两次见到杜鲁门,还见到马歇尔、洛克菲勒等政商界要人。被晏阳初的乡村复兴计划深深打动,杜鲁门在援华法案中特设“晏阳初条款”,杜鲁门的意思是原定的全部款项(五亿五千万美元)用于晏阳初的中国农村复兴计划。经两院协调,最终缩减后的三亿三千万美元中的百分之十用于晏阳初的农村项目。赴美后不久,194885日,中美正式换文公布:成立中国农村复兴联合会(简称农复会),11日中美政府分别委任晏阳初、蒋梦麟、沈宗翰、穆懿尔,卜凯(赛金花的丈夫,著有《中国农家经济》)为委员会委员。14日晏阳初在上海《大公报》发表了《开发民力建设乡村》。

当时美国援助的叫停以及晏阳初授命赴美,一定为知识界一些人士获悉。反对国民党政府的费孝通不希望有美元注入内战。但从以上费的文章中可以鲜明地看出他的两个观点。其一,解救中国农村靠的不是技术和慈善,而是“从社会制度去谋改革”。其二,复兴中国农村,个人可以有种种选择,国家的政策必须是制度改革。

费孝通批判晏阳初的文章发表(828日)后半个月,辽沈战役才开打(912日)。撰文时,国共战局尚扑朔迷离。故没有理由认为,费孝通赞同土地制度改革的主张,是在押宝胜利的一方。吊诡的是,费的和平土改主张,日后恰恰被他所批评的“不谋制度改革”的国民党政府在台湾实行。

晏阳初赴美游说援华法案的是非殊难说清:它涉及到援助一个民不聊生的社会时,也间接帮助了执政党;抑或为了两党公平对决,社会就不该接受外援。而说得清楚的是晏阳初单纯的、一贯之的农村复兴的思路。国民党战败后农复会跟随赴台。当年农复会的张宪秋回忆:“晏先生强调改良农村应由平民教育着手,故可能认为不必办理土地改革”,而蒋梦麟赞成土改。(张宪秋,1991)当年农复会的蒋彦士回忆:两位美国委员说:要不要土改你们决定;而蒋梦麟赞成土改,晏阳初不赞成土改。国民党高层选择了土改,晏阳初只好离开台湾(蒋彦士,1991),远赴世界各地推广他的农村建设之梦。诚如费孝通所说:“他还是30年前的晏阳初。”

 

四.       费孝通作为公知的绝响

费孝通的好作品绝大部分完成于民国时期。一些作品的影响已超出社会学、人类学,乃至整个学术界。其中的《乡土中国》直到今天仍在社会上享有盛誉。作为专业人士,我亦认为《江村经济》与《乡土中国》这对姐妹篇是优秀作品。但如果他只有这两部讨论乡村的作品,只好说他仅看到了、写出了中国乡村的一个面向。正如当年结构功能学派被诟病的:只看静态与和谐,漠视变迁与冲突。而对一个经历了土改全过程的学者,若只写出《乡土中国》,并暴得大名,几乎是一种耻辱。何况,费孝通在四十年代曾被外媒誉为中国第一专栏作家。如果对土改不置一词,就是“伪公知”。

194710月《中国土地法大纲》公布后,费孝通以其敏锐,预感到暴力土改可能发生,以其勇气力陈:“取消的是制度,不是那批人“,要给地主出路。一句话,他反对暴力土改。这是那个剧变的大时代中悲天悯人之声。这三篇小文所在的《乡土重建》与《江村经济》《乡土中国》合成了他的乡村研究——从传统到近代,括和谐与冲突——的整体。

但费的这三篇文章,绝非完美;相反,充满矛盾和疑问。虽人书俱老,仍然值得再三分析和反省。

其一,在社会历史观上与土地制度改革的主流派分歧巨大,费孝通为什么不在封建、阶级、剥削这些核心词上驳斥对方,详述己见,是件颇费思量的事情。笔者愿做如下猜想与判断。一方面,费孝通是“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践行者。他可以无视那些伟大的主义及其极具杀伤力的字眼,专心于自己微观的路数和具体的解答。这种对主流话语“不搭理”的做法,显示出他在方法论上的自信和孤傲。但是另一方面,这位通才又确实太随意,少执著,不坚持。比如,他明明透彻地定义过封建,以后在讨论当代土地与地主时竟也捡起“封建”的字眼。须知,名不正则言不顺。

其二,农村的复兴必须土改吗?费的论证远不充分。尽管他洞悉西方工业的打入对中国乡土工业的摧毁。中国农村的衰落与自1937年开始历时十余年的内外战争无关吗,和平红利不会助其复兴吗?他在上文中说:受了更高教育的乡村子弟不回来了,而“穷户就站不住脚,开始离乡”,“这两极也就是都市中劳资阶层的来源”。(费孝通,1947C64)既如此,为什么不可以认为城市化会缓解农村地少人多的状况,改善乡村人的生活,而必须土改呢?

其三,费孝通说:“过去几年的内战主要关键,在我看来,也就发生于土地制度的争执上。农民业已自觉,要求改革这不合理的制度,而地主阶层硬是要维持这特权,不从国家全体利益打算,而从阶级利益打算。和平方法既不能解决问题,结果引起战争。”(费孝通,1948D)笔者以为这是费孝通最大的误判,详细分析放在本文第十节。

最后要说的是,这三篇文章是费孝通作为公知的绝响。一年以后暴力土改全面展开,费孝通和平土改的主张从此息声。这符合他的性格:知其可为而为之,知其不可为而不为之。尚存选择之际, 还可作为之时,他做了,在那一时刻,已属难能可贵。他知道智者的责任、局限和历史的残酷无情。其上述文章的结语是:

 

    历史并不常是合理的,但是任何历史的情境中总包含着一条合理的出路,历史不能合理发展,是在人能不能有合理的行为。一个被视为“书生”的人,有责任把合理的方向指出来,至于能不能化为历史,那应当是政治家的事了。(费孝通,1948A74

 

这段话透露出费孝通对过往历史绝不乐观、对企图奋力抓住稍纵即逝之机会的心境。不幸一语成谶,

19491月中旬,费孝通赴西柏坡见毛泽东。这无疑是双向选择。笔者猜想,毛所以见费,其一,看中其曾经的反蒋和在舆论界的影响,其二,判定这个识时务者会与时俱进。毛没有走眼。

 

五.       董时进其人

董时进与费孝通大为不同。费在大陆文运亨通,大富大贵。董则鲜为人知,旧作在大陆淹没无闻。故在介绍董时进的土地思想之前,有必要简述其人。

董时进1900119日生于四川省垫江县母安桥(后更名武安桥)一个农民家庭。幼年的读书经历是:本村私塾,垫江的峡口学堂(新式),重庆某学堂。后考入上海南洋公学(即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今交通大学之前身)。1917年考入北平京师大学农学院。1920年考取清华大学公费留学美国的资格,在康奈尔大学攻读农业经济学。1924年获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世界粮食供给与人口》。毕业后去伦敦大学作学术研究,在欧洲考察一年。1925年回国。曾任北平大学农学院院长,后辞职专任教授。在江西农学院任院长四年。1938年回四川,任四川大学农学院院长。翌年辞去院长职务,到重庆开办“大新农场”,种植果树。

1938年在成都时创办《现代农民》月刊。杂志社三次被日机炸毁,刊物竟坚持下来。该刊以农民喉舌自居,揭露、抨击国民党基层政权的腐败,如刊出过《保长的威风》、《骇人听闻的乡长》、《一个佃农吃了地主的亏》、《役政的弊端》、《征粮舞弊应处死》等文章。1944年第七卷第三期刊出董时进的《请政府禁呼万岁》一文:“万岁两字原系在专制君主时代对于皇帝的称呼,自入民国,本应与皇帝二字同时停用,但事实竟不然。近些年来可用的很普遍。民主与君主绝对不同,民国的首领,无论是总统或主席都有一定的任期。至于一个地方的长官更不用说,哪里安的上万岁二字。愿政府通令禁止再用此称呼,违者以背叛民国论。” 第七卷第八期,有一篇题为“共产党的作风”的短评, 根据记者赴西北共区考察的笔记做出如下两段评语:第一段是推崇他们的三三制,即从事政治的人员中共产党员只许占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必须为党外人士。另一段说:“在共产党区域又可以看得见到处挂起共产党领袖人物的照片,贴起拥护推崇的标语,甚至于教科书上也编入赞美的课程。这种崇拜偶像,以个人为中心的人治主义,是以民主精神相背驰的。” 可见其反专制非针对某党派。该刊的更多篇幅是传播农业科技知识。1949年重庆解放后,该刊停办。

1944919召开民盟全国代表大会,选出30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21日又增选了三人:董时进,蒋匀田,叶笃义。(见《虽九死而未悔》)1945109日民盟会上冯素陶提出“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土地国有”的主张。董时进坚决反对。“我的主张得到张申府、李相符、李公朴、沈志远等同志的支持。也有一些人支持董时进的观点。两种观点争论不休,相持不下,最后只好提交大会审议表决,表决结果,通过了我的主张。大会闭幕后,董时进致书张澜主席,表示民盟政纲中的某些重要条款他不能同意,特声明退盟。”(冯素陶,1991;参见《中国各小党派现状》第10页)

19475月董时进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农民党”。

1948412,即中国《中国土地法大纲》发布半年后,《大公报》(上海版)刊登了在当时可能是规模最大的“土地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董时进第一个发言,反对土改,其根据是:中国土地问题不严重,中国乡村贫富差别没有城市严重,中国土地分配不平均没有其他国家严重;中国土地可以买卖,不是封建性质的。佃农种的地不比自耕农差,地租与其他资本的利息比还是低的;世界上没有完全无佃农的国家。与会19人(包括两个未到会者提供的意见)中多数人主张政府以债券收购土地,即所谓“买去地主”。三人(沙曾炤、漆琪生、秦柳方)支持共产党的土改政策。三人(沙曾炤、宋晓村、王艮仲)支持走土地集体化道路。无一人支持董时进的意见。

    董时进与共产党的全部交道其实只有一年多,他离开大陆后立刻写出的《我认识了共产党》(1951)回忆如下。

1949年初他接到上海转来的北平的农民党员的来电,说政协代表人选及日期等尚未决定,农民党有希望参加。叫他快去北平。在天津火车站董时进携带的剪报和笔记被检查,险些成阶下囚。在北平等了一些天,65终于在北京饭店见到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李表态“民主党没有发展的隙地。假使要走真正的农民的路线,那么农民会加入共产党,不会加入农民党。假使我们要走地主的路线,那么农民又会反对我们。他强调今后生产建设工作的重要,劝我们多拿技术来贡献给人民。他又说:研究过我们的文件,认为我们参加政协难获通过。……我的言论对于中共不够友好,曾经说过共产党是专制的。”(董时进,1951A31)董听后惊讶,觉得自己过去主要是批评国民党,不记得说过这些,问说于何处。李说在一篇关于解散民盟的文章中。董说:那明明是一篇批评国民党解散民盟的文章。于是李打开一本中共印制的《董时进言论集》,指给董看《我对于政府取缔民盟的感想》中的相关内容:“为什么说政府此一措施(即解散民盟)对于政府自己的影响可能是害多于利?因为一般人民对于政府大多恨它腐败贪污,而认为尚可取的,即是比较上还能给人民一点自由,政策不同的政治团体也还可以存在。人们对于共产党最害怕的是它的专制,太不给人民自由,党派根本不能存在。政府假设是聪明的,应该利用自己的长处去对付共产党的短处,使人民感觉在现政府之下有充分的自由,反对党派可以存在,可以活动。”对话已无继续的必要。625农民党宣布停止活动,不久解散。

董离京到上海后,思考今后的生存方式。“我知道我不但不能在新政府下面做官吏,连教书也是不成的,因为我所专门研究的是农业经济学。土地将来要分掉,(农场)也没有多长时间可以经营了。”(同上书,32)想来想去才找到一条路径:养蜂。“我开始养蜂,制蜜,卖蜜,并和朋友合作开办了一个养蜂讲习班。此事一上了轨道,一件早就要做而未做的事体,又从心坎底下翻上来,坚决地催促我把它完成,就是给毛泽东写一封长信,详细说明共产党的土改理论和方法的错误,劝他们修改。”(同上书,46)该信印制了400份,于194912月寄给毛泽东,同时也寄给中共若干要员,各党派领袖,关心此问题的朋友,和若干教育研究机构。(同上书,60,64))

信寄出后董时进回到重庆。不久他被叫到公安局谈话。以后又被要求对印发这封信立即写一份书面检查。董回忆自己回复的大意:“一则恐怕毛泽东本人看不到。二则大民主习惯。土地政策也不是一个人可以决定的。所以我必须将我的意见向其他有关系的人员建议。因而印了一些寄给其他各党派领袖,和政协的若干位代表。”(同上书, 67 , 68

很快,董时进看明白了:“士农工商”他什么工作都做不了。故迅速选择离开大陆。其回忆对这一年的经历讲述翔实,唯独避谈如何出走。想来是有人相助,不便透露。

以后定居美国。写出了若干本以早年中国大陆的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小说:《两户人家》、《阿宝救牛记》、《宋林远征记》等。《两户人家》为自传体小说。对那个时代的农村生活及民国初年农家子弟的求学之路做了细致描述。

董时进1979年、1981年、1983年有过三次中国之行。1984416日辞世,享年84岁。

 

六.       发保守主义土地问题之先声:反减租

董时进讨论土地政策的著述笔者未能搜集齐全,就笔者所见,他在土地政策上批评政府政策的的文章最早写于1946年,主题是反减租。

减租政策肇始于1926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规定最高租额及最低谷价》的决议,对地租作了一定的限制。同年10月举行的国民党中央与各省区代表联席会议,通过了国民党政纲决议案,以减轻佃农佃租百分之二十五为政纲,此后“二五减租”成为国民政府的政策。北伐战争开始于19267月。孟宪章教授认为:“二五减租在北伐时曾对农民起相当作用”。(1948)真正起到多大作用颇可分析,而更有把握说地,这是北伐军的一项策略。这项政策产生之时正值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党在当时应该是支持这项政策的。共产党到延安初期是搞分田地的,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减租减息取代了分田地。国民党统治地区的减租反倒未能真正实施,直到内战开始时,国民党欲重启减租政策,以争夺话语权。就是在这一当口,董时进发表了他的“论二五减租”,其主要观点如下:

 

地租之不易管制,和利息物价是一样的。试一想黄金美钞都有黑市,城市的房租尚且管制不住,广大乡间的地租如何管制得住。佃户交租,政府能一一派人去监督吗?即使能够监交,而监交官离开之后,岂不可以补交吗?

交租的事体除非佃户自己要减少,政府及任何人也无法执行。但是一般佃户肯去与地主为敌,动辄打官司吗?即使说不许地主换佃户,但岂不可以收回自耕吗?

又听说延安也曾经实行二五减租,但须知以强大的政治力量,集中于很小的一块地方,去执行一种政令,与普遍推行于全国,完全是两桩事情。

这无异是叫一般佃户望梅止渴,而同时徒挑起地主们的反感,实在不是帮助佃农的好办法。要帮助佃农减轻地租,最好是用釜底抽薪的政策,例如多开垦及改良土地,以增加耕地的供给,发展各项生产事业,以增加人工利用的机会,提高佃农智识,促进佃农团结,以增强他们的力量,务使竞佃土地不那么激烈,同时佃农亦可以自己起来争取本身的利益。那就毋须政府下令减租,而租自然可以减少了。此外我也主张征收土地累进税及遗产税,即以其收入帮助有志于农业,而缺乏土地及资金者,使他们成为自耕农。这个办法比减租更彻底,而且实施还比较容易。(董时进,1946

 

反对土改者,大多不反对减租。而反对减租者,必是反对土改中的最彻底者。董反对的理由,其一推行不动,其二没必要。容笔者逐一分析。

中国真正有效地推行过减租的只有两地:抗战时期的延安地区和1949年以后的台湾。而两地都如董时进所言“以强大的政治力量,集中于很小的一块地方,去执行一种政令”。况且台湾的“三七五减租”政策只是土改的前奏,减租迅速终结,无从看到它能否持续及将如何演变。笔者认同董时进“难以推行全国”的认识。并以为,甚至分田地都要比减租易行,因为前者是一次性的,后者重复进行;前者的操作借助于外力,而后者中的博弈必是发生在地主与佃户之间,在全国范围是难以监督实施的。

张五常在其《佃农理论》(1969)中提出如下观点。若政府规定了较低的地租比例,则有两个可能性。其一“补偿性支付”,即佃户私下与地主签订补偿协议,以获得租佃权,不然地主就收回土地了。台湾当时发生的“补偿性合约”占10%,多数因非法被纠正。其二“资源重新配置”,即佃户必须多投入劳力和化肥,以求地主当下和今后都租地给他。就是说,地主接受了政府的减租政策,是因为佃农的投入导致地主实际收入没有减少。“资源重新配置”实际上是一种市场调节。

从张五常的论述,我们完全可以倒推。若无政府减租政策,且地租偏高,佃户会随着其他劳动机会的出现而慢慢流出,导致地主要减租吸引佃户。即只要政府开辟其他谋生机会,地租必然随着其他职业的工资浮动,不可能独立于就业市场而居高不下。政府真正的着力点,应该是鼓励开荒及开拓非农的就业机会,建立城乡间畅通的就业市场。

反对者会说,等待非农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地租下降,是缓不济急。在这一点上,董时进与晏阳初略同,均以非凡的定力坚持保守主义的立场,反对官方下猛药。

 

七.国家非封建,土地未集中

《大公报》19484月的座谈会后,董时进深感发言时间太短,言不尽意,并认为透彻理解此问题的人太少,不顾朋友劝阻,写作了一篇长文,同年612日发表。就笔者所见,董时进对土改另外两次详尽的论述分别为《致信毛泽东谈土改》(194912月发出)和离开大陆后1951年出版的《论共产党的土地改革》。笔者在本节及后面各节中对董时进思想的评介,基本上是根据这三部作品。1951年书中的思想,前两篇文章中大多已具有。笔者引用时的选择根据是论述的透彻和详尽,而非观点发表之先后。故即使引文出自1951年的著作,读者也不要当作土改之“马后炮”来理解。三作的开篇都是从“封建”说起。

 

中共《中国土地法大纲》第一条便是: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国王以爵位和土地人民,颁赐给他的臣属,叫做封建。那些土地是不能自由分割或买卖的,乃是由那些贵族大地主,像一个一个小国家一样,将它一代一代传下去。一般农奴不但没有土地,甚至没有迁徙,和退佃的自由,必须世世代代在同一地主的采邑之下奴役。……中国的土地是私有和自由贸易及自由租佃的。……他和那人的关系,是一个双方愿意的,自由契约的关系,习惯上称两方为业佃或主客。所以也可以说,他和那人是宾主的关系,却绝不是主奴的关系。……硬把中国的情形和帝俄及农奴解放以前的欧洲国家的情形相提并论,以为凡属地主都是封建性的,凡是收租也都是封建性的,这实在是太荒谬得可笑。尤其可笑的是,许多人竟把这封建二字广泛地应用在一切他们所认为坏或旧的事物之上。打开每天的报纸,都有不计其数的“封建”,“封建”。……这样瞎扯和胡说,乃是中国现代浅薄文人所犯的一个大毛病。其贻害足以把一切是非黑白都弄得颠倒错乱,并使一切真理都被罩入五里雾中。想不到一个政党立法施政也是这样的马虎,毋怪乎要弄得全国骚然天怒人怨了。(董时进,1951B37

 

董时进所言其实是浅显的常识。今天的反省者们无疑应该看到,比为中国近代土地及社会扣上“封建”帽子更荒诞和费解的是,大多数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面对这顶大帽子的失语和默认,乃至“封建”一词不胫而走,为1949年以前的社会、土地,乃至一切看不上眼的东西盖冠定性。对一个严肃的批判者来说,这个“封建”几乎是绕不过去的。

封建制度下,全部土地都属于封建主,没有自耕农,因此土地一定是高度集中的。中国自秦代以后就告别了封建,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后的中国土地一定不集中。近代中国更不是封建,但土地是否集中是要撇开封建单独论证。土改的发动者一方面定性中国土地为“封建”,另一方面也必定要说其集中化严重,不然分田地的理由就没了大半。董时进对中国土地严重集中化的反驳如下:

 

中共中央委员会在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时有一篇宣言,开章名义便说:“中国的土地制度极不合理,就一般情况来说,估乡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农,估有约70%80的土地。残酷地剥削农民。而估乡村人口90%以上的雇农,贫农,中农及其他人民,却总共只占约20%30%的土地。”……共产党虽时常引用这些统计百分比,但从不肯说出它们是如何得来的。……土地所有权分配的调查统计,是一种极其烦难的工作。……就连最起码的人口调查也未着手,所谓四万万,五万万,都不过是约略的估计。如何能知道好多人是地主,好多人是富农,中农,贫农,雇农。……后来我看到好几篇谈论土地问题的文章,引述了左列(即下边——笔者注)的一个简短的统计表:

民国二十五年,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曾根据广泛的调查和统计资料,对全国土地占有情况更做了一次科学的研究,其结果如下:

农户种类                   地主   富农   中农   贫农雇农

在全国农户中百分比         4.0     6.0   20.0     70.0

在全国耕地面积中百分比    50.0    18.0   15.0     17.0

这一个表格便是中共的土改政策的原始根据。关于土改的一切文章和政策都是从这里产生的(董时进,1951B1823

 

我也是挂名农村经济研究会的一份子。决无菲议该会的成绩。不过对于这种统计表有两点不可不注意。第一,这些数字想必不是该会自己普查得来(因为该会并无固定的经费和固定的研究人员——笔者注:此语引自上文)。第二,表上的地主、富农、中农等分类的方法并无一定的标准,是可以随人而异,即在目前共产党的区域,这几种的成分也随时在变。(董时进,1948B

例如中共土改权威任弼时在19481月的“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一篇讲词中所说,在晋绥某处原评定地主富农占总户数22.46% ,经重新考虑之后,减为12.26% ,一减几乎减去了一半,而且他认为还可以再减。原来他们的所谓地主富农,并没有地亩的标准,而只是按乡村户数的百分比评定,他们认为在一般地区,应定为8%的左右。(董时进,1951B26

所谓“根据广泛的调查和统计资料”,则我更确知道,中国根本没有当得起这一个名目的东西。这完全是空中楼阁,根本没有砖石,没有水泥和钢筋,业务工程师和工人,不知怎么会建筑起来一个摩天大厦。然而中共就是以这样一个空中楼阁做根据,竟制造出了“土改”的大王国。

这样一个惊天动地的基本政策的根据是如此的虚假和脆弱。……他们看穿了一般人的马虎,客气,和遇事不留心,才拿它们出来骗人。现在把事情道破了,大家才知道是一个大笑话,不道破时,岂不是以为多少必有一点道理嘛。……他们绝不是因为看见了这个统计,或发现了中国土地分配的事实,才想起要实行土改,乃是早已打定了实行土改的主意,才去寻找或制造出这样的统计来做藉口。(董时进,1951B24

 

董时进认为以当时的统计能力,难以搞清楚土地分布的状况,而他尤其不满意中国土改所根据的那个统计调查。他也摆出了与中共所述不同的两项土地分布调查(分别由国民党政府土地委员会和北平大学农学院所做)。这两项调查的“户数种类”不是“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而是“五亩以下、五亩至十亩、……一百亩至一百五十亩等”。在“户数种类”的确定上,后者显然比前者精到。(1951B,111112)既然他认为那时这项统计调查难以精确,笔者就不列出董提供的这两家机构的调查数据。唯望今天的经济史研究者进一步澄清。

雇农中的一部分是没有土地的,因此佃农的百分比也是透视土地分布的重要指标。国民党政府土地委员会的调查结果是(%):地主2.05,地主兼自耕农3.15,地主兼自耕农又兼佃农0.47,地主兼佃农0.11,自耕农47.61,自耕兼佃农20.81,佃农15.78,佃农兼雇农0.02,雇农1.57,其他8.43。董时进同时给出了几个国家佃农的数据(%):日本42,美国42,法国47。董时进的结论是:“中国的贫弱混乱不见得是由于佃农太多。”(董时进,1948 B

 

八.       地租、土地、地主

关于地租存在的根据及其高低,董时进说:

 

只要利息存在,及允许任何东西出租,社会上便有所谓不劳而获。有人问社会主义的苏联借贷给中国,何以也要利息,编者的答复说:“苏联的资本是苏联劳动兄弟的积累,我们不能剥削苏联的劳动兄弟,故应该付利息。”收利息和收租是一样的不劳而获,苏联放账尚且要利息,则收租有何不该呢?……租借一种生产工具给他去生产和找钱,这和租一个店面给人家开店子,一辆车子给别人去拉生意,或借一笔本钱给朋友去做买卖,性质完全是一样的。承租人拿到这个生产工具,便有了工作,有了赚钱的机会。乡下的农民租到一股田地,常常是很高兴的。……地主要出租田地,也是要择人的,他常常是尽先在亲属里面物色,然后才找诚实可靠,而又有交情的邻居。一般来说来,中国的地租和欧美多数国家相比,大致利息高一些。……中国的地租按利息作标准说,与他种社会上的主要投资事项相比较,并不能算太高,而且毋宁说是较低的。……(与国外相比)中国的地租比较高乃是因为中国的地价比较贵,利息比较高,工资比较低,并非因为地主的剥削力量特别强。这种情形乃是地少人多,及工商各业不发达的结果,绝不是由于什么土地制度或封建制度的关系。(董时进,1951B36,3840

租佃是自由契约行为,地主的地租的高低,为社会上一般经济条件如工资利息等所决定,非地主所得而垄断。(董时进,1948B

乡下凡是有积蓄的都放账,故不限于地主富农,特如雇农赚的的工资,农妇卖鸡蛋的存款,为数不多,不好做别的用途,便只好放账,这些小额放账常常是利率最高的(董时进,1949

 

     关于土地的性质、购买土地的动机,及土地私有制的功能,董时进说:

 

    中国没有储蓄保险的制度,田地就代替了这种制度的功用。……目前中国乱到这样情形,币值贬到这个地步,而所谓总崩溃者并不到临,亦不能不归功于土地的不能贬值及不能毁灭的缘故。(董时进,1948B

不拘是从事何行职业,找到了钱,要安置,都可以拿去买田地。卖田地是安置钱的一种方法,但只是许多安置钱的方法中的一种。……例如存金银外币,买都市的房产地皮,搭生意,买股票,存银行,开店铺,办工厂等等。……做大生意的人也不大喜欢买田地,或只将很少一部份钱用去钱买田地。最喜欢买田地的,乃是一些乡下土生土长的分子,和小商小贩等人。这种情形,正好说明为什么中国没有大地主这一事实。(董时进,1951B1011

土地不过是财产之一种,而财产的种类甚多。如果要平分财富及废止利息也应该将一切财产都拿出来平均分配,将各种租金利息一律废除,不应限于土地一项。(董时进,1948B

 

对城乡私有财富的不同处理方式,是引发非议的热点,官方必须应对。董时进在批判其解答时,进一步阐释土地的性质:

 

新华社曾经以解决问题的方式,发表过一篇《城市土地房屋不能和农村土地问题一样处理》的文章。该文的主要意思是说,土地是自然物,不能增加,以故不能与城市的房屋一样看待。其中一段如下:“就私有房屋来说,其所以不能和农村中的土地问题一样处理,是因为这两者的所有权关系从而产生的这两者的剥削关系,一般的是不相同的。农村的土地是自然物,人们虽然可以开垦,但是却不能创造出一块土地来。因此地主占有土地并利用土地对农民实行极其残酷的剥削,这种土地所有权制度是封建性质的。”稍有头脑的人,一看就知道这些解答的话语,是何等的牵强而且含糊。土地是天然物,因而土地的所有就是封建性吗?封建的意思就是这样的吗?山上的柴草,暴露地面的煤炭,南京雨花台的石子,都是天然物,难道采集一些东西来卖钱,便是封建性的吗?水也是天然物,挑两桶水出售,也是封建吗?城市的房屋总是要建筑在土地上面的,为什么那些建筑房屋的土地,乃至未建房屋的空地,也和乡下的土地不同样处理呢?……至于该社所说“土地是天然物”这句话,根本就是错误的。(董时进,1951B1213

农业土地绝不应视为天然物,而实在是人造物。土地不但必须开垦,才能变成耕地。而且开垦仅仅是是天然的土地变成农业生产的土地的很小一部份工作。至于大部份的工作乃是披荆斩棘,掘井挖塘,开渠筑堤,平整地面,砌筑梯田,作埂掘沟,排除积水,培养肥性,开辟道路,修建桥梁等许多事项。(董时进,1949

 

关于“地主”董时进说:

 

许多人好把地主与农民对待(疑为“对峙”之误排——笔者注)称呼,好像乡下有两个固定对立的阶级,农民必非地主,地主便非农民,这也大有毛病。在封建的国家,土地属于贵族, 农奴附着于土地,地主与农奴确属显然分立。中国情形绝非如此,大多数农民(特别是在华北)都是自耕农,或半自耕农,他们多少都有一些土地,都是业主。业主的地不够耕种而租入一部份,即是半自耕农,业主的地自己不能全部耕种而出租一部份者则为自耕农兼地主。长期以来全部土地出租的地主比较上只占少数,其所有的总面积亦不甚大。……多数的地主则是由于善于经营及勤俭积蓄起家。(董时进,1948B

新民主主义规定要联络小资产阶级,中国小资产阶级无疑地是以乡间的中小地主及富农为主要部份,除去了他们之外,殆无所谓小资产阶级。(董时进,1949

所谓地主,不是罪犯,乃是普通老百姓,其中农工商兵学各界都有,并不构成一个特殊阶级。……卖田购地,和出租田地,都是合法的行为,不是犯罪的行为。(董时进,1951B91

 

九.耕者有其田也可不必

耕者有其田主张的支点是平等与效率。就效率而言,董时进不认为佃户效率低下,他说:

 

实际上,农民是否耕种自己的田,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社会上有很多很多的佃农,比自耕农的境况好,他们的庄稼也比自耕农做得好。世界上有不少的佃农成分比较多的国家,比佃农成分较少的国家更富裕,工业化的程度更高,人民的生活也更富裕。……实际上没有人到田间去能够就农作物的生长的好坏,断定出某块田是业主自耕的, 或某块田是佃农耕作的。(董时进,1951B5051

 

《大公报》座谈会上王寅生则是耕者有其田可以提升效率的主张者,他说:

 

        双季稻收成虽多,而所需肥料人工也多,增产部分地主要平分,而所增加的成本地主全不管,因此农民吃亏,以致双季稻不能在那里推进。(王寅生,1948

 

此一主张其实相似于“定额地租效率高于分成地租”的说法。当代经济学已经证明后者效率不低,只要市场交易中的讨价还价与流动性存在。比如,佃户的投入与产出明显增长后,地主坚守一成不变的分成比率是困难的,他最有可能拿到的是双方认可的比例。

    耕者有其田的实施可以带来平等吗?实施初始,效果是显然的。问题在于,这种平等是可持续的吗?董时进说:

每逢有一个人生,有一个人死,有一个人后来务农,有一个人由农改就他行职业,乃至有一个人迁来或移去,土地都非重新分配过不可。由此也不难想象这种理想是如何的不切实际,如何的难以实施。况且即使今天平均分配了,又如何能保持明天或明年仍然平均。(董时进,1948B

结果不过是一种不合理的新的不平代替尚比较合理的旧的不平。即使真能弄到平均,而经过若干时间之后,也依然会变成不平均。那时是否又要夺去多者以补少者?如其说否,则此一次之平均,便是不公道,无意义。如其说是,则不啻循环抢夺。(同上文)

 

董时进愿意这样理解“耕者有其田”:

 

说到耕者有其田,这固是一桩好事,但只能当作一种原则,由国家尽可能去扶持自耕农,帮助一些有志成自耕农而自己肯努力的人民。……若把耕者有其田硬解释成为要消灭佃农,不许租佃土地,或叫耕者将所有佃的土地抢夺过来,不分良莠勤惰,使每个人都有田地,那就是大错特错了。……农民自己有土地,是一件好事情,这道理是很浅显的,但是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使每个农民都耕自己所有的土地,这也是值得我们加以思索的。假如要问,为什么耕者不能都有田地,我的答复是:先问为什么工人不能都有工厂和机器,商人不能都有店铺,车夫不能都有车子,船夫不能都有船。(董时进,1948B

 

董时进为人为文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开门见山,旗帜鲜明。但在直面“耕者有其田”时,少见地显出含蓄。这个民国以来的第一政治话语毕竟让董时进退避三舍。《大公报》座谈会后编辑为董时进发言冠名的标题是“土地问题并不严重,耕者有其田也可不必”。不仅座谈会发言正文中,就是以后董时进也从未说过“耕者有其田可以不必”这样的重话。但这又算不上编辑歪曲。董发言的字里行间确有这层意思,过后董说:“不能不承认那篇记录大体是真确的,细微的差错或遗漏用不着声明。”(董时进,1948B)足见他默认了编辑代他捅破这层窗纸。

他反对田地一概平分的简单粗暴做法,主张细致、疏导、城乡一体治理、使有志于耕田者易于获得自己的田地的做法:

 

要解决这一个根本问题,必须从多方面下手,最要紧的是要多创造就业的机会,其主要事项包括:迅速发展工矿、运输、商务和制造各业,开发和改良适合于农用之荒地,而又同时实行必要的废田还湖,和废地还山的办法;改变农业生产的种类,尽量发展受地面限制较小的事业,和推广单位面积出产价值较大的物品,广泛的推行节制生育。

建立自耕农乃是一个次要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绝不是最难的。不过建立自耕农必须有一个重要原则,即是,只能帮助有志向,有能力,并愿付出相当的代价者,使成为自耕农,而不是夺取好好人家的田地,漫无分别的,向一切贫农,包括地痞流氓无赖以及自甘堕落者的身上乱撒。……首先筹一笔建立自耕农的基金,其法或发公债或借外债,或没收贪官污吏的财产,以供建立首批自耕农之用。此批款项贷给合格的农民,购买土地, 令其分期归还。俟陆续收还后,即随时再放给其他农民,帮助建立新自耕农。超过某一定面积,而非自行经营者,限令出卖。自行经营者可以毋需限制,或尽量将限度放宽,又所谓自行经营,并不限定亲自耕种。(董时进,1951B8990

或征购地主的土地,或开垦荒地。遗产税,累进税,及限田等方法,限制土地的集中,即富家子弟的不劳而获。这些都是比较合理可行的办法。(1948B

 

我们可以从董氏言论中看到,在反对平分土地的后面,是其内心反对同质化、平均主义的价值观,他认为那样将摧毁中国农村:

 

在过去乡下有贫有富的时候,田地太少的,可以利用余下的时间,在本地方出卖劳力或手艺,补助生活之不足。现在大家都是一样的穷了,谁都是嫌劳力有余,用武无地,雇用没有人请,卖劳力没有人要,田地上的出产不够吃,大家除了鼓起眼睛挨饿,还有什么办法?……今后一概都是耕种十亩八亩,谁也不能单独喂一头牛马,或制备全套的重要器具。……所以工商业绝不能对他们存太大的希望。但是共产党的先生们却说:“现在好了,大家都有田地,都能购买货品了。”这完全是欺人之谈。……在过去,比较富裕的人家可以送子弟入学读书,甚至去大都市进大学,所以农村中上能产生知识分子和各项人才。今后这些人家没有。……乡间通是一些贫苦无知识的农奴。(董时进,1951B5660

 

在董氏看来,中国农村的出路从常识即可看到,绝不依赖一次地动山摇的土改:

 

中国农民所最期盼的是一个太平世道,没有兵害他们,没有匪抢他们,没有贪官污吏压榨他们,没有人去拉他们当兵,抓他们的车马,占他们的房产,抢他们的粮草,他们可以安居乐业,出卖体力,找到饭吃。这些问题不解决,给他们田地也无益,这些问题解决了,即使耕种别人的田地他们也心安。许多人以为农民只要得到了田地,一切事情都解决了,那么,现实的自耕农也很不少,他们的日子都应该是好过了,然而事实却大不然。(董时进,1948B

 

十.       反对土地国有化

机器的使用常常需要规模化的农业生产,规模的追求则要求变个体耕种为集体农场。那个时期全社会对机器的痴迷,导致知识界中很多人将集体农场视为中国农业的出路。19473月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上出台了新政策,董时进的批判如影随形:

 

国民党三中全会定出了一套经济改革方案。一,改革农业分配关系……二,举办集体农场,利用新式机器和方法,增加生产,以示范于农民,并扩充农业试验研究场所,以增进生产技术。

大家对于机械的功用及耗费也不免有所误会。机械的主要用途在为节省人工或增加人工的效率,却不是增加每单位面积的产额。若以为机器耕种出来的田地就可以多出产,则是错误。用机械需要开支,若是节省下来的人力找不到地方利用,则机械对于贫穷的农民反而是损失。

集体农场原是共产主义下的一种制度,国民党原是反对共产党的,不知何以又在提倡共产党的制度。这和共产党并不实行共产主义,而在那里号召三民主义,主张耕者有其田及二五减租,是同样的奇怪。这些事体都不过是拿农民开玩笑。作政治斗争的工具,任何方面都不见得有为农民谋利益的诚意。(董时进,1947

 

在我们上文说及的1948412日《大公报》关于土改的座谈会上就有至少三人(萧铮、孙晓村、王艮仲)提出农场与合作社是中国农村的出路。19485月的《新路》上刊出社会学家吴景超的长文《论耕者有其田及有田之后》。吴文认为,只动生产关系、不动生产力,不算根本的改革,从耕者有其田转变到土地国有化才能发展农业机械。从这四人的言论可以看到土地社会化、国有化的思路已在知识界涌动。

董时进在批判集体农场和土地国有化上,依旧显示出其先知先觉和实实在在。其文一语中的:机器种地不增产,省出人力难安置。在反对土地国有化上,董时进不是孤家寡人。徐毓枏、戴世光都坚定地表示对这种策略性手段的反对:要消除地权不必分两次手续。戴世光批评这种“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态度。(戴世光,1948)徐毓枏更是一位少见的、几乎全面认同董时进土地观的学者。他认为:分地“不公平,……要提高生活程度则不必牵涉地权问题”。(徐毓枏,1948

江山易主自然决定了董时进对土地社会化的批判从国民党转向共产党,他预言土改后即将发生的土地国有化及其后果:

 

共产党的真正目的,并非是要耕者有其田。这不过是他们一时应用的一种策略,是在革命过渡时期用来拉拢一部份的平民和流氓地痞的手段。他们的真实意向是要将一切土地社会化,这即是收归国有。……至于好远的将来,他们并没有说,也是不肯说的。实际上是十年八年也不知,一年两年也可能。……一旦田地社会化了,什么人也没有田地。这与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恰恰相反。……在共产制度下,农人都会成为奴隶,也等于当了耕牛。……他们说:不是耕种自己的田地,生产情绪便是如何低,生产量会如何少,一旦有田地变成自己的了,大家就会如何努力生产等等。好似他们当真关心农民的利益和生产农业生产似的。然而他们转眼就要将一切土地收归国有,人人都没有田地,这恰恰是以耕者有其田相反。(董时进,1951B67

从今(土改——笔者注)以后,土地不但是不复可宝贵,而且成了一种最挨不得东西,挨到就有祸事上身。数千年来一切人们对于土地的信仰心,完全被粉碎了。……土地已成了无主之物,谁还爱护它,谁还肯去改良它?(董时进,1951B6465

 

十一.       费孝通与董时进之比较

董时进与费孝通,分别为1900年和1910年生人,属于一代人。均为地主家庭出身。都在少年时代离开家乡入城市读书,都有留洋经历,都获西方大学博士学位,都属学贯中西,都是通才。他们是上世纪40年代后半业讨论土地政策的最重要的公知。笔者尚找不到二位交往的记录,无论是面谈,还是笔墨交往。二位均与民盟有涉,但费刚好是在董退出后进入,失之交臂。

二人均挚爱生养自己的乡土。费孝通的作品中就影响广泛而论,首推《乡土中国》。何以如此?那是情感与理性的融合,是幼功与日后研习社会科学之合璧。情感者,对生养他的乡土的挚爱。幼功则系儿时亲身感受与少时聆听父辈议论家乡之积淀。董时进在离开祖国后,将其对故乡的眷恋通通注入到乡土小说的写作中。评论家说:《两户人家》“是了解上个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中叶中国农村的必读之书”,笔者深表赞同,并以为非董氏的遭遇与异国乡恋无以完成此书,非理性情感齐备则不能绘制如此不动声色的叙事风格。

二人对自己出身的阶级均充满温情,为其免遭灭顶之灾殚精竭虑。董时进是土改政策的最早的、也是最全面的批判者,其分析几乎涉及土改政策的每个层面。而费孝通是共产党194710月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后最早发文,努力寻找非暴力土改路径的人,很可能是“买去地主”的最早提出者之一。

二人均在相当长的时间中独立于国共两党之外。董时进自1925年回国,1950年出走,毕生特立独行。费孝通1938年回国,很长时间是无党派教授。1948年始逐渐亲共,直至与共产党政府密切合作。其心路历程颇堪寻味。(参阅郑也夫,2015)同为智者,在精神与智力生活中,董纯粹和超然,费务实与趋时。董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费是知其尚可为而为之。费有良知,董是圣徒。

董说:中国农村的要害不是土地权,是地少人多。费说:中国农村的问题不是人多,农忙时确实需要这么多人,而是西方工业打入后,农闲时农村人没了乡土工业供其打工赚钱。两相比较,费看得更深入。说要害在土地所有权,是国共两党共谋的意识形态。说要害在地少人多,则流于表面,或蔽于一时之困。换言之,出路不在减少人口。今日日本的人口密度是中国的2.5,韩国是中国的3.6倍。还原到20世纪中叶,东亚这两个国家人均耕地不会好过中国。

过后看,出路显然在于坚守私有财产权和经营权,推动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不走这条康庄大道,虽拒听地少人多之论,待土改破坏了经济生活后,之前不乏人言的地少人多之论竟成为执政党自我辩护的救命稻草。终于在国民经济全面崩溃后祭出了计划生育之国策。对此当然是决策者的权力不受约束要负首要责任,但地少人多之话语一直笼罩着中国舆论界也毕竟影响了朝野的认识。人少些或更好,但只要道路对头,人多些无妨。日韩不是这样吗?

费说:“过去几年的内战主要关键,在我看来,也就发生于土地制度的争执上。农民业已自觉,要求改革这不合理的制度,而地主阶层硬是要维持这特权,不从国家全体利益打算,而从阶级利益打算。和平方法既不能解决问题,结果引起战争。”(费孝通,1948D) 董说:“中共一面在实行土地分配,一面在打胜仗,大家便以为他们的土地政策即是他们胜利的原因。依我个人的看法,虽不能完全否认这一土地颁赏贫民的办法有多少刺激人心帮助军事的作用,但要说它是打胜仗的主要原因我却不敢相信。”(董时进,1948B)笔者认同董时进的看法。内战起因绝非土地问题。笔者以为是长期的战争导致中国农村的凋敝,而非农村的贫困与冲突导致战争。胜负也不取决于率先土改。制胜的因素常常极为错综复杂,要论证土改是制胜之因要做太多的论证。同理,“二五减租”不是北伐军的胜因,而是他们的策略。土改非一方的制胜之因,却是双方的共同策略。同为革命党,一方面,两党在土地政策上其实分歧不大,差别只在使用暴力与否。另一方面,革命党的性质决定了,两党都要做国家民族的引领人而不是农民意愿的跟随者。不是农民“自觉”土地制度的不合理,而是国共两党长期的宣传——从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到共产党的分田地——使农民有了土地的要求,而这宣传中带有太多的斗争策略的成分。

再往下说,费孝通以为土改可医治农村顽疾。董时进则明言:不对,要靠综合治理,地权大可不变。笔者赞同董时进。但费孝通岂是愚钝之辈,其判断必是综合考量的结果,笔者猜想费孝通多半是判断避免土改已不可能,进而寻找非暴力土改之路径。为什么判断已不可能?是因为,四十年代末叶,从国共两党到知识界到农民,甚至知识界比农民更甚,都认为必须土改。演至1948年,几乎是举国上下皆曰土改。而这其实是国共两党长期以来共同忽悠出来的局面,至此两党中任何一方都欲罢不能。董时进忠实于认知,悉心考量事情怎么办最恰当有效;费孝通精于时势,明辨难以更改之趋向。此一性情弱化了他认识事理的能力,看不到土改实非此一棋局之正招,中国病症之良药。在那个山雨欲来的土改前夜,董时进的胆识赫然高于其同代人。

国民党在话语权上渐渐让出优势,本质上是因为它与共产党几乎是操持同一套话语,但因为是执政党,不能像在野党一样不管不顾,毕竟要当家过日子。因而在土改的话语上比共产党慢了半拍。更关键处还在于他没有转换话语的余地,比如接受董时进的保守主义。这要话说从头。1905年同盟会确立其政纲为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分地权”。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中山变“平分地权”的口号为“耕者有其田”。1926年北伐前国民党提出“二五减租”。孙中山被执政的国民党奉为国父, 他的“平分地权、耕者有其田”被国民党一路高唱,将其带入改口难实施亦难的两难之中。共产党接过这套话语 ,凭藉在野党话语上的空间,释放出更激进的主张,渐次占据话语优势。两党多年来你追我赶的轰炸式宣传,导致“耕者有其田”的思想深入人心,令怀疑土改的论调不敢出场和难以流行。不然何以讲常识的董时进成了孤家寡人。如果没有共产党的存在,国民党政府对“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有缓行或搁置的可能,而有了共产党的存在,任凭国民党跑到台湾,还是亦步亦趋地搞起土改,因其害怕在最后的栖身之地失去合法性。足见信念与话语成了气候时的伟力。台湾的非暴力土改或许不错,笔者没有深入研究,不敢妄议,但毕竟赎买与剥夺,非暴力与暴力,不可同日而语。而撇开权力合法性不谈,不搞土改就一定不行吗?世界上没有土改的国家很多,无论在经济效率还是平等福利的层面上,成功的国家比比皆是。

土改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的最大悲剧,其惨痛代价当不下于文革。其发起前舆论界虽议论纷纭,但反对派声音之微弱,近乎失语。三十年后的包产到户是对土改和人民公社的一并否定。但人们批判的目光只盯着后者,几乎忘记了作为公社前奏的土改。脚的选择,替代不了脑的思考。武器的批判不等于批判的武器。我们为土改昂贵的账单付了款,对土改运动值得反思的深刻内涵却不思领取。敝人之所以愿意打捞和检点二位的历史言论,是因为它们令笔者肃然起敬更黯然神伤,愿与大家分享,一同从中吸取教益。

 

 

参考书目

戴世光 1948:评议《论耕者有其田及有田之后》,《新路》,512

董时进 1946:论二五减租,《现代农民》,第九卷第17

——— 1947:土地改革集体农场,《经济评论》第五期

——— 1948A:土地问题并不严重,《大公报》(上海版),412

——— 1948B:土地分配问题,《经济评论》第10期,612

——— 1949/2011:董时进致信毛泽东谈土改,《炎黄春秋》,第4

——— 1951A:《我认识了共产党》,自由出版社(香港)

——— 1951B:《论共产党的土地改革》,自由出版社(香港)

——— 1981/2012:两户人家,学林出版社

费孝通 1939/1986:《江村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

——— 1947A:《皇权与绅权》,观察社

——— 1947B:基层政治的僵化,《大公报》(上海版),92324日,《乡土重建》,岳麓书社,2012

——— 1947C: 损蚀冲洗下的乡土,《大公报》(上海版),1130日,《乡土重建》,岳麓书社,2012

——— 1948A:黎民不饥不寒的小康水准,《大公报》(上海版),111日,《乡土重建》,岳麓书社,2012

——— 1948B:地主阶层面临考验,《大公报》(上海版),214日,《乡土重建》,岳麓书社,2012

——— 1948C:对于各家批评的总答复,62324日,《乡土重建》,岳麓书社,2012

——— 1948D评晏阳初《开发民力建设乡村》,《观察》第五卷第一期(828

冯素陶 1991:往事的回忆,《我与民盟》,群言出版社

蒋彦士 1991:蒋彦士先生访问记录,《台湾土改的前前后后——农复会口述历史》,九州出版社,2011

孟宪章 1948:土地改革未能实现因为农民没有觉悟,《大公报》(上海版),412

万寅生 1948:土地必须改革,《大公报》(上海版),412

吴景超 1948:论耕者有其田及有田之后,《新路》,512

徐毓枏 1948:评议《论耕者有其田及有田之后》,《新路》,512

晏阳初 1948:开发民力建设乡村,《大公报》(上海版),814

张五常 1969/2000:《佃农理论》,商务印书馆

张宪秋 1991:张宪秋先生访问记录,《台湾土改的前前后后——农复会口述历史》,九州出版社,2011

郑也夫 2015:评《乡土中国》与费孝通,《中华读书报》916


            (载于《明报月刊》(香港),2017年8、9期。该刊发表时做了删节。这里的是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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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挽联]]> 拂晓启明星,不忍离去,苦等早霞来相会
泪波送行人,有心无力,悲哭英才化飞烟
                 郑也夫写于2017年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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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两数据挑战迫在眉睫的会长改选 ]]>

两数据挑战迫在眉睫的会长改选                     郑也夫

 

一个道理历经多番论辩,一种选择顺乎众人意志,是改革当行的两大根据。笔者连篇累牍,乃至毛遂自荐,意在阐明的是一个道理。惜应者寥寥,既得不到赞同,也听不见反驳。说其雄辩是自夸或少许粉丝的看法,未经争辩才是事实。这番道理是属于孤家寡人的一厢情愿,还是暗合众多同仁之所思所想,不经问卷调查恐无法确认。无奈之下,笔者拜托一位同仁相助,勉力着手一项问卷调查。笔者主张有三:直选,差额,任期。调查亦致力于此。

本次问卷调查是在网络上进行的。427日挂出, 5月7告一段落。11天中共209人填写,其中社会学人(含社会学院系学生)170(81.1% ),非社会学人39(18.7% )

下面的统计分析以社会学人为主,辅以社会学人与非社会学学人的比较。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从https://wj.qq.com/s/1322945/f639上,看到本调查的更详尽的统计分析。

 

一,填写本问卷的社会学人的基本情况

 

年龄

人数

百分比

——28

39

22.9

2940

90

52.9

4155

35

20.6

5563

3

1.8

63 +

3

1.8

合计

170

100.0

 

 身份

人数

百分比

社会学教学研究人员

125

73.5

研究生

   31

18.2

本科生

   11

6.5

其他

    3

1.8

 

 职务

人数

百分比

有行政职务

23

13.5

无行政职务

147

86.5

 

 理事与非理事

人数

百分比

学会或专业委员会理事

40

23.5

非理事

130

76.5

 

二,对“会员直选会长还是理事代选会长”的回答

1170名社会学人的回答

 

人数

百分比

会员直选

  139

81.8

理事代选

31

18.2

 

2,不同年龄组的回答

年龄

会员直选

理事代选

合计

人数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28

34

87.2%

5

12.8%

39

2940

75

83.3%

15

16.7%

90

4155

25

71.4%

10

28.6%

35

5563

2

66.7%

1

33.3%

3

63 +

3

100.0%

0

0.0%

3

 

大体而言,年龄越高,支持理事代选的比例越高。但即使在支持理事代选最高的年龄组( 5563)中,也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支持理事代选。

 

3,不同身份群体的回答      

 

会员直选

理事代选

合计人数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教学研究人员

100

80.0%

25

20.0%

125

研究生

26

83.9%

5

16.1%

31

本科生

10

90.9%

1

9.1%

11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各组中赞同直选的比例,本科生高于研究生,研究生高于从业者。

 

4,有无行政职务者的回答

 

会员直选

理事代选

合计人数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有行政职务

13

56.5%

10

43.5%

23

无行政职务

126

85.7%

21

14.3%

147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有行政职务中赞同代选的比例( 43.5%)大大高于无职务者( 14.3% )43.5%是较高的数字,但即使在有行政职务这个群体中,赞同直选的比例(56.5%)仍然高于不赞同者。

 

5,理事(学会理事或专业委员会理事)群体与非理事群体的回答

 

会员直选

理事代选

合计人数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理事

25

62.5%

15

37.5%

40

非理事

114

87.7%

16

12.3%

 130

 

社会学会的理事或各专业委员会的理事,赞同理事代选的比例达到37.5%,比非理事中的比例12.3%要高很多,但赞同直选的比例仍超过60%

 

6,社会学人与非社会学人的回答

 

     会员直选

理事代选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社会学人

139

81.8%

   31

18.2%

非社会学人

   34

 87.2%

    5

 12.8%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非社会学人赞同直选的比例略高于社会学人。

 

三,对“等额选举还是差额选举”的回答

1170名社会学人的回答

 

人数

百分比

等额选举

6

3.5

差额选举

164

96.5

其中:两人差额

21

12.4

三人差额

80

47.1

三人以上差额

63

37.1

 

2,不同年龄组的回答

 

等额选举

差额选举

合计人数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28

1

2.6%

38

97.4%

39

2940

3

3.3%

87

96.7%

90

4155

2

5.7%

33

94.3%

35

5563

0

0.0%

3

100.0%

3

63 +

0

0.0%

3

100.0%

3

 

3,不同身份群体的回答

 

等额选举

差额选举

合计人数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教学研究人员

5

4.0%

120

96.0%

125

研究生

1

3.2%

30

96.8%

31

本科生

0

0.0%

11

100.0%

11

 

值得注意的是,本科生中无一人赞同等额选举,研究生中只有一人。

 

4,有无职务者的回答

 

等额选举

差额选举

合计人数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有行政职务

2

8.7%

21

91.3%

23

无行政职务

4

2.7%

143

97.3%

147

 

5,理事(学会理事或专业委员会理事)群体与非理事群体的回答

 

等额选举

差额选举

合计人数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理事

4

10.0%

36

90.0%

40

非理事

2

1.5%

128

98.5%

130

 

6,社会学人与非社会学人的回答

 

     等额选举

差额选举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社会学人

6

3.5%

   164

96.5%

非社会学人

    2

  5.1%

    37

 94.9%

 

四,对会长任期的回答

任期

人数

百分比

1

28

16.5%

2

77

45.3%

3

65

38.2%

 

,结语与讨论

1,两个数据应该叫停迫在眉睫的改选

170名社会学人参与填写的选择问答中,产出了两个占压倒优势的数据。其一, 81.8%的回答者赞同“会员直选会长”,而非“理事代选会长”。其二, 96.5%的回答者赞同“差额选举”,而非“等额选举”。这两个数据不可能不影响到学会负责人们。他们的决策不外三个选项。其一,如果觉得此项问卷调查可信,则应叫停几个月后即将启动的中国社会学会长改选。因为很可能已经来不及更改选举方式,故可以延迟改选。在此期间筹划和准备新的选举方式。其二,若质疑这一问卷调查,则应立即启动围绕这三个问题——直选、差额、任期——的问卷调查。在一项可靠的调查的基础上决策会长产生方式。其三,置之不理。选择哪一项都不是容易的事情。而选择第三项其实是最艰难和代价高昂的,很可能将长久地受到后人的责难。现任会长对此前和现行的规则几乎不负责任,但对当下的选择负有不容推卸的责任。因袭旧制省心,改弦更张费神。故改革常常需要压力和契机。愿这项调查成为现任会长和少数有权力者决心变革的契机。

2,关于会长任期

现行会长任期为三年制。笔者主张一年任期制。本次调查结果为:赞同二年者最多,三年者其次,一年者最少。笔者以为二年制与三年制无结合的可能,而二年制与一年制有结合的可能。二者结合的方式为:正式会长任期一年;之前待任期一年;在待任期的一年中,待任的会长、副会长可以协助任期中的会长、副会长。一方面帮助后者,另一方面熟悉学会工作。此方案有利于换届的衔接。笔者之所以赞同一年制,其一关系到上述的待任期,其二毕竟会长的工作内容有限,利害关系不大,对连续性要求不高。会长职务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项荣誉,荣誉应该分享,而非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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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论差额直选社会学会长]]>

论差额直选社会学会长                    

 

一,学界的大佬政治

中国社会学30年来产生会长的程序大致如下。一,几位大佬商议出下届会长人选。二,将人选作为候选人送至理事会,每个理事在选票上唯一的候选人名下画圈或画叉,每次投票候选人均以绝对优势通过。究竟大佬几人,商议方式如何,外人无从知晓。但可以猜测到的是,几位大佬商议后征求过少数vip的同意。此有通告和谋求支持的意味。如此推测的理由是,每每正式换届投票前,圈内人大多知晓下界会长内定为何人。投票前内情外露,可以理解为这一方式的固有特征,或许也可以理解为制度自信:传出去怕什么。

对以上程序作如下几点分析。其一,会长从费孝通传递到袁方可以称为禅让。费有这个权威。当他不再过问此事乃至仙世后,禅让难以为继,取而代之的是几位大佬的合议。这不是元老院,因为元老院成员需要有正式资格,元老院成员几人,如何从中产生下届首脑,均有章可循。而大佬合议较之元老院裁定要远为任性和不透明。其二,理事会之上有常务理事会。下届会长候选人的产生完全未经常务理事会审议,直接在理事会上投票。笔者对此有同情的理解:既然是等额投票,既然必定通过,不经常务理事会,也算免去了一个形式主义的环节。或曰讲效率,或曰坦荡荡、赤裸裸。其三,理事和常务理事均非选举产生,而是学会领导向各地社会学研究与教学机构分配名额,多由各机构领导出任。理事会有浓厚的学术官员色彩。故此选举是由官选官,由未经选举的理事们经等额投票推出会长。

以上描述还望当事者们匡正与补充。

此种风格的所谓选举,当下极具普遍性。原因之一,人同此心。前任会长及大佬们或有属意之人,或相信自己的眼力,决意自己选定后任会长,只求披上选举的外衣。原因之二,上下四方的此种示范比比皆是,其方式及合法性可一并复制。

但是此种权力更替方式有其巨大的脆弱性:易引发不满,难回应挑战。例如,有个张三,不满意大佬们推出的下届会长不是张三而是李四。再比如,有个怪物郑也夫不满意会长都是学术官僚。而张三和郑也夫不会温和地劝说大佬们接受自己的认识,他们几乎无例外的会从表层的不满深入到制度的批判,即"大佬推选——等额投票"的方式。

制度是为着社会生活的稳定有序而制定或演化而成的。当其效果逆反、催生混乱之日,必是改革之声鼓吹之时。

 

,认识改革的心路历程

我是个理念人。成为这一角色可以追溯到80年代我步入学术界之初,甚至追溯到敝人的知青岁月( 19681977 )。敝人好逆向思考,以言论为快事,但从不诉诸,乃至拙于行动。我终生铭记马克思的名言:"理论要说服人就要彻底,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我在很长的时间里笃信:讲清楚一个道理,就能影响和改变社会。2007年我写出的《中国社会学会长任期刍议》(《南方都市报》,2007729日),便是理念人的典型行为,以为说得这么透彻、雄辩,焉能没有效果。而从1994年我撰文反对发展私人轿车,2007年这篇《刍议》,现实生活一步步消蚀着我曾经的信念,我渐渐认识到:改变社会更靠行动,而非理念,尤其在当下中国。

2004年一个叫布罗维 (Michel Burawoy) 的人当选美国社会学会主席,他的就职演讲的题目是保卫公共社会学。他说:传统的公共社会学参与社会的方式是诉诸媒体,在媒体上发表文章和谈话,评论社会问题。当代公共社会学家则是身体力行地加入地方活动,加入社会运动。我与布罗维在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中形成了同样的认识。我已经在一些事情上以做代替单纯的说。

从笃信理念转变为看重行动的根据是:权力者可能会畏惧或漠视一种理念,却必须面对人们对自己切身利益的正当诉求;大众很可能麻木于精英们的理念宣讲,却每每同情身边被压迫者;理念的追求能否持续殊难预料,而利益诉求一定是可持续的,因为压迫与剥夺将长久存在。而被压迫被剥夺者中必有不甘心者,即使比例不高。变革的要素是动力,没有动奢侈谈什么变革。利益诉求的动力永存,故可以对其寄予厚望。我理解的权利与利益是宽泛的:土地、房屋、被选举权,等等。形形色色的利益诉求,将辐辏出一个讲理的、有规矩的社会。

我不会梦想自上而下的改革。一个对社会有担当的无权者愿意这样看:有权者未被推动而无作为,责任在无权者;有权者受到推动仍无作为才负有责任;就是说公民也有公民的责任。更大程度上,你去“推”,才有管理者的 “动”。具体到学术界,我不相信社会学的新老会长们会自觉自愿的改革会长产生的制度。我们必须拿出一个他们无法漠视的行动。故在抛出《刍议》十年后,写出了《我的自荐书》(《南方周末》,2017323日)。

 

,自荐书发表后的动静

《我的自荐书》于2017323日在《南方周末》发表。对社会学界来说这应该算是爆炸性的新闻。但该文发表后我竟然没接到同仁一个电话。因该文发表时被删节,我将全文挂到我的新浪博客上。只有十个跟帖评论,和我以前的一些博文相比,少得可怜。我明白,这话题圈外人不明就里或漠不关心,圈内人极度敏感故沉默是金。为让圈内更多同人看到此文,参与讨论。我打听到中国社会学网站负责人的手机, 327号发出短信要求该网站挂出此文。对方回信说要请示领导,我略有不解,29日发去短信:“网站是价值中立的平台。它登出的文章不代表主办者的价值观。如是,它拒绝挂出的文章要么是空洞无物,要么是和政府抵触令主办者为难。《我的自荐书》已经刊登于报纸 显然无二者之嫌。敝人是社会学中人 拙文讨论社会学界要事。刊登不说明你们在价值观上站队 而拒绝刊登则有价值观上站队之嫌了。上面的话请转给领导。也请将他的意见告诉我。”他回信说转给领导了,我催问多次后他们于45日方才回复:“经社会学研究所信息化管理办公室领导小组讨论,认为中国社会学网是刊登学术文章、会议征文、数据资源、公告信息类的网站,现在还无适当的栏目可以登载您的自荐书。感谢您对中国社会学网的关注。”我以为这理由完全说不通。同人的网站如此狭隘和封闭,不如不办。

几天后,一家报纸拟就该事件追踪报导,我给他提供了十多位社会学家的姓名电话。过后他告诉我,其中大部分人拒绝接受采访。大约五人(不足名单三分之一)接受了采访。其中三人要求匿名。支持我文中观点的有三个人,分别为潘绥铭教授,郭于华教授和外地一位资深社会学教授。三位的具体看法恕不详述。匿名的批评大致如下:郑也夫多年不参加年会,不缴纳会费,无参选会长资格;郑也夫是个公共社会学家,早就脱离了学术评价系统,很难产生出标准化的学术作品。我觉得这两点意见都忘记了一个前提,即大佬们产生下届会长候选人的传统方法是否会改革,不然评议敝人高下做甚。比如说,如果我出席过年会,缴纳了会费(我听说都是集体缴纳),就有资格成为候选人了吗?批评我的学术能力和作品质量也存在丢失前提的问题。我既然要求参选,索性对此回复几句。不生产标准化作品,在批评者看来是个不足,而我觉得学术上生产出标准件是可怜的,我会竭力避免。我专业不专业要在比较中判定。不能说《社会学研究》上的论文大多不专业吧。我在该刊上发表过七篇论文。这个数字高于不止一位前任会长,也高于传闻中的下届会长。我的著作《代价论》《信任论》《后物欲时代的来临》《吾国教育病理》《文明是副产品》,我以为都有足够的专业水准。

其实我被上述批评拉偏了。讨论我个人高下是小问题,讨论会长产生方式才是大问题。我以为这个大问题可以分解为三: 一,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应该由全体会员投票产生,还是由理事投票产生。二,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应等额选举产生,还是差额选举产生?。三,中国社会学会会长的任期。提出这样硬邦邦的问题,被采访人很可能拒绝回答。且答复的人过少,不足为证。匿名的问卷或稍有助益。故我设计了一个问卷挂到网上。

 

,问卷

填写问卷者中,社会学界160人,其中社会学教师或研究人员122人,学会理事或专业委员会理事40人,在单位有行政职务的23人,29-40岁占54.4%40岁以上占25%

社会学界160人中,81%赞同直选,即全体会员选举会长。

96%赞同差额选举,49%选择三人差额选举。

45%赞同两年任期,38%赞同三年任期。我赞同任期一年。我怀疑选择二年、三年者是没读过或没读懂《我的自荐书》。在换届衔接上,美国社会学会长一年制要比我们的三年制更好。(注:此处已经更正了笔误。发表时和一下转载还是笔误的状态:美国社会学会长三年制要比我们的一年制更好)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项问卷调查是通过网络进行的。身份均为自报,笔者无从判断其真实性。虽然回答问卷的人数不少,但非随机抽样,也无回收率的参照。笔者以为,这是一次抛砖引玉。希望其引发的争议促进社会学学会与社会学业内的某调查机构合作,对会长选举制度做一次全面深入的问卷调查。

长期以来,问卷调查是我们学科的长项。我们针对外界的种种事项,做过不计其数的调查。在业内议论纷纭之际,是拿起这一工具扪心自问的时候了。

 

,我的几个观点

选举的关键,不外如何选举与如何产生候选人。

选举方式。其抉择不外由全体会员选举会长,还是由代表即理事们选举会长。笔者毫不犹豫地认同前者,即直选。理由有二。理事选举会长,意味着理事代表会员们选举会长。但现在的理事不是选出来的,故他们代表不了会员。换言之,理事会若只做传递信息之类的事项,其产生程序不够严格也罢,甚至由各单位行政官员担任亦可。若要承担选举会长这种过硬的事情,则理事们必须是选举产生。而选举产生数百名理事,谈何容易。其二,学会的规模,即会员的数量,与采取直选还是二级选举(会员选举代表或曰理事,代表们选举会长),有一定关系。中国计算机学会4万余名会员,他们采用会员选举代表,代表选举理事长的方式。而其会员选举代表的规章,极其复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从其网站一阅其祥。美国社会学学会8000余名会员,每次换届大约半数会员放弃投票,即约4000名会员直选会长。中国社会学学会3200余名会员。这个规模的学会,若采取严格的二级选举,无异于自找麻烦。

选举人的产生方式。我认为等额选举不是选举,是披着选举外衣的另一种游戏。我不是一个僵化的人,脑子里没有意识形态化的政治正确。我对这另一种游戏并不抱绝对拒斥的态度。我认为,与其几个大佬推出一个所谓候选人,在理事会上经等额投票通过,还不如索性几个署名的元老,类似元老院,推出下届会长,不必走投票的过场。它大大好于形式主义的投票。为什么?不浪费精力是次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是:匿名大佬推出候选人由理事会投票来背书,推举新会长的责任人隐身逃遁了。与之相比,署名的元老们推出下届会长,是有责任人的。无责任人的事情怎么能好过有责任人的事情呢。重读马克思的名言:理论要说服人就要彻底。无论是保守派还是改革派,其制度抉择及辩护要说服人,就要彻底。表里不一的方式与说辞,岂能赢得人心。若拒绝差额直选,就索性选择元老院推出会长的制度,并踏下心来为之辩护。若没有建立元老院的勇气与责任心,逻辑上就只剩下一条出路了:差额直选。

至此,候选人如何产生成为最后的关键。美国社会学学会的方式是经100名会员推荐可以成为候选人,而最终面对选举人的是两位候选人。问题是如果被100个会员推荐的候选人超过两人,是如何筛除多余,留下两位呢?笔者尚不知晓美国社会学学会的做法,望知情者赐教。笔者直观的感觉,候选人从N个变为两个,靠哪个小组来完成,他们经何种程序获此权威,都绝不简单。中国社会学界同仁须借鉴、研讨和商议。

我倒觉得还有另一条出路,即不筛除候选人,N个候选人一同面对投票人。略述如下。凡经100人联署推荐者统统成为候选人。选举以电子网络投票方式进行。每个会员在注册中明示自己用于投票的邮箱。学会预告投票时间,比如某日晚20点至21点。会员可在家中或办公室参与投票。网络投票进行多轮,每轮5分钟,过时不投票以弃权论处。每轮每个投票人只能投一人,否则以弃权论处。若候选人多于十人,第一轮投票淘汰一半的候选人。以后每轮投票淘汰一人,直到一名候选人获得选票超过当下投票人的半数。相比纸本选票,电子网络投票给主办者留下更大的舞弊空间。因此学会必须将选举运作承包给一家中立机构。该机构公布每轮次的投票统计,不公布但保留每个投票人的投票记录,供监督部门查询。

有会员会说:为什么你对会长选举如此费神,我们并不怎么介意谁做会长啊。任何一项选举,程度不同的都会面对此种场景:有资格投票者中颇有一些不介意,乃至放弃投票的人。问题在于还有很多在意的人,无论是选举人,还是潜在的候选人。后者有其积极功能。

微观而言,其功能兼及社会学界的“里子与面子”。好的“里子”指学科内部的良性运转,学术水准以学术荣誉合一,学术交流摆脱形式主义和非学术的噪音。“面子”易非小事。游戏规则乃社会学研究的题内之义。如果我们连自己行业的游戏规则都制定不好,还有什么颜面议论他人与社会,更不必说损害这个学科的社会影响力。

宏观而言,社会大系统的演化基于每个子系统的新陈代谢。在选举规则上,每个子系统的改良都会影响左邻右舍、上上下下。一个研究社会、研究组织、研究制度的学科,岂敢在业内的游戏规则上抱残守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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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为马布里送行,替北京队脸红]]>

       数年来我看北京篮球的比赛都是因为有马布里。我相信似我者不在少数。别的外援是来华挣钱的,他是来拼命的。他的球技曾经高过CBA所有人,现在综合实力也不弱于任何人。我相信他将是这个城市篮球史上空前绝后、独一无二的人物。

       再留马布里一年,北京队能丢掉什么?换言之,辞退他,明年乃至后年北京队就能拿冠亚军?别的不说,另一位为北京队拼老命的一流外援永远也找不到,也是可能的。

       如果有人发起挽留马布里的活动,我愿加入。如果真如球队管理者所说,是经济上谈不拢,有人发起球迷捐款留马活动,我也愿加入。赞同留马是情感所致。若硬要谈功利,无论留马还是弃权马,今后多年北京队将在季后赛门槛前后徘徊。

       但我估计,马布里走定了。以他的心气,明年所在的球队战绩有可能高过北京队。那时北京队的面子往哪里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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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我的自荐书]]>

我的自荐书 

(按语:下面的文章发表于323《南方周末》,但被删节。一些微妙的、有意思的东西看不到了。请读者相互转告,既花时间阅读,就要读原汁原味。谢谢。郑也夫)

 

简历。郑也夫,,1950年生人,无党派。1982年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哲学硕士,1986年美国丹佛大学社会学硕士。自19822013年先后在北京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从事社会学研究与教学。未担任过任何行政职务,未申请过任何课题项目,没有过一分钱课题经费。主要学术著作《文明是副产品》《吾国教育病理》《后物欲时代的来临》《信任论》《代价论》《中国知识分子研究》。主要社会评论杂文集:《半开放社会》《抵抗通吃》《被动吸烟者说》《走出囚徒困境》。创办并主编《北大人大清华社会学硕士论文选编》十余年。现为北京市政府交通问题顾问,曾任央视《实话实说》节目总策划。

自我评价。对学术始终保有纯正的追求,有敏锐精准的学术判断力,对学界腐败嫉恶如仇。做人做事苛刻决绝,常有面折同事的言行。一定程度上此系边缘人的角色行为,或许有制衡权力者的功能。若走向中心,对角色转换的自觉会令敝人性格趋向宽容。

动机是人们面对反常行为时常常猜想和热议的。一个无官无职的退休教授自荐担任会长前所未有。笔者愿自白动机,与其说是为免遭非议,勿宁说这正是这一非常举动的题内之义,即宣扬一种理念,推动一项变革。

长期以来,在中国学术界,学术荣誉与院系官职合二而一。换言之,学术官僚在极大程度上垄断了学术荣誉。一方面,这刺激了中国几代学人热衷于行政职务之谋求。另一方面,要么与动机取向关联,要么是长久忙于事务所致,学界官僚们平庸的学术水平令学术荣誉蒙垢。中国学术界的一个历史遗憾,是在其社会最开放的年代中,未能将研究机构中的学术荣誉与行政职务分离,即让学术权威脱离行政职务,让院长、系主任、所长等行政职务成为教授团决议的朴实的执行人。

社会学会长职务又与院长、系主任、所长职务不同。会长没有后者那么繁重的事务负担。其主要工作是利用其声望和判断力促进学术交流。应该说会长职务是中国社会学界的一项至高的荣誉。这性质决定了:其一,评选会长职务的根据是学术成就的高下,而非行政职务之大小。其二,荣誉应分摊,而非垄断,故会长任期应定为一年。其三,有行政职务者,因事务工作负担已经很重,不是做会长的最佳人选。

1979年中国社会学会成立。19792008共六届30年的社会学会长,由费孝通、袁方、陆学艺、郑杭生四人担任。其中费11年,袁6年,陆9年,郑7年。四人中无一人无行政职位。30年来会长的角色中并存着的行政化与垄断的双重特征。2005年以前会长任期没有年限,学会章程亦不健全。2005年修订了学会章程,有如下制度安排。其一,会长任期三年。其二,设副会长10人。为什么副会长要设10名之多?我们无法理解为这是给予10位学者做事的机会。如是就只能理解为这是荣誉的授予。但只设一个副会长是荣誉,设10个副会长荣誉不贬值吗?因副会长可以连任,自第七届至第九届的9年中共有3人作过会长,14人作过副会长(上述三位会长也做过副会长,此处计算未包括)。17人中无一人无行政职位。行政化成色十足。再看荣誉的垄断程度。如果按照笔者提议的制度安排,正会长均任期一年,每届设正副会长各一名,则9年中,将有9位会长和9位副会长,共18人。与过去九年的实况相比,笔者的设计中会长多6名,副会长少5名,且副会长均为当年唯一的副会长,而不是默默无闻于10人之中。现行的制度造成的显然是荣誉垄断,且荣誉集中在几个会长身上。官僚化与垄断性虽并存于此,却分属两种制度安排。即使坚定地维护会长官僚化,也没必要保持现有的垄断方式,以及10名副会长共存的荒诞。

美国社会学会从其成立的1906年到1915年,会长任期两年。1916年至今均为任期一年。比如任期从20158月开始,到20168月终止,被称为2016年的会长。这称呼有道理,因其任期的重头在2016年。在美国社会学学会110年的历史中,106人担任过会长。中国学者所能想到的卓有贡献的美国社会学家,大多能从历届的会长中找到。对于一年任期下的换届是否仓促,有没有来不及适应的问题,其选举制在细节上有很好的应对。即会长、副会长要提前两年选出,待任一年,之后正式任职一年。比如20153-4月份开始提名2017年的会长和副会长,515日会员在网上匿名投票。20157月份公布Michèle LamontKathleen Gerson胜出。20158月份社会学年会闭幕时,2014年选出的会长Ruth Milkman和副会长上任(他们已经待任一年),而20157月份选出的会长、副会长Michèle Lamont和副会长Kathleen Gerson即刻成为“待任会长(President-Elect)和待任副会长”,他们将在20168月上任,而名称上是2017年会长。他们以此解决一年任期制中的衔接问题。

美国社会学学会有大约15000名会员,学生也可以成为会员,有资格投票的会员约8千多人。获100名会员(包括学生会员)提名者,可以成为会长候选人。而会长的产生是全体会员直接投票的结果。2016年的会长选举中,49%的会员,即4千多人参加投票。20117通过的中国社会学学会章程规定:“第十条,会员享有下列权利:一、本团体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第十八条,理事会的职权是:…… 二、选举和罢免会长、副会长、秘书长,选举和罢免常务理事。”实际情况是,中国社会学学会拥有2300多名会员,300多名理事是单位申报后经资格审查和会员大会鼓掌通过而产生,会长则由理事(投票人须达三分之二)选举产生。章程对这一重大事务的阐述并不清晰,这是不妥当的。更重要的是,学会的规模毕竟不是很大,会长是从全体会员还是理事的选举中产生,是值得斟酌的。笔者倾向于前者。且认为,学生,至少是研究生可以成为没有投票权的会员。

现代汉语中的“民主”一词大约来自日语,democracy译为“民主”不如译为“选举制”,因为选举之后是当选者主事和决策而非“人民做主”。选举制是人家改良了一、二百年的东西,我们搞选举不可以不借鉴。美国学会会长的一年制,要比我们现行的三年制,在换届衔接上处理得更好

与一年任期制相比,笔者更激进的主张是选择会长的唯一考量是学术成就。这本来算不上激进,学术荣誉理当来自学术成就,只因积习日久,常识才显得突兀和激进。敝人以为,行政职务确也在考量之内,非因它是积极因素,在于它属消极成分。即一个人能否同时做好两份事务工作——会长和一个学术机构的行政领导——应该是引起评委们审慎评估的事情。至少是,一个人不能同时兼任二职。

若当选会长,敝人愿推动以下几项工作:一,将学术交流的重心放在非年会期间的中小型研讨会上,与分会会长、系所领导和各路学者,深入研究如何搞好兼顾学理与当下社会问题的中小学研讨会。二,努力改造年会风格。打破VIP对年会重要时空的垄断,比如,会场上主席团成员在台上就坐,开幕式上过多的致辞,及特邀资深学者的发言。仪式性活动要极其简短,VIP不就坐台上,会长之外的致辞大可不必。简短开幕式后,主会场的学术发言交给一年来完成最重要学术作品(从去年5月份到今年5月,因为年会在夏季举办,这样才不会疏漏好作品)的那些学人,而不论他们资历如何。即让这些人占据年会最重要的时空,成为年会中最风光的人物。除此,还可以设置年度争议性作品论坛。仪式的改造极其重要,因为此地不是等级化的官场,而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学术界。多年来,我们的年会已经流行自报论坛名目,这增加了大家的积极性。但60个论坛的规模极可能导致水平下跌。平衡它的重要手段是与自发的论坛并存的各类“年度性论坛”。以年度作品的筛选保证这类论坛的质量,并保证有水准的学者的到会(作品入选,拒绝邀请就勉强了)。三,优秀作品是怎么筛选出来的?笔者的建议是,组织全国范围的优秀退休社会学家,请他们做评价与批评的主力军。年会之前评选出社会学年度优秀论文和图书。四,将同仁们的学术成果传播到社会。在主要媒体上建立社会学栏目并完善社会学网站。因笔者长期介入媒体的能力与关系,或许能尽绵薄之力。五,任期内,将与同仁们商讨改革产生本学会会长、副会长、秘书、理事的程序。

笔者多年来拒绝任何官方奖项。既然认为会长是一种荣誉,一个拒绝官方奖项的人,为什么要向此荣誉伸手。或许是因为我比披戴很多冠冕的人更在乎荣誉,当我质疑一个评价系统时,我不会主动接受它的评价。而此次的自荐行为,包含着敝人改革制度与破除陋习的强烈用心。

笔者深深以为,与其放言推进中国大社会之宪政,不如实践自己小学科的选举。后者才是切实的着力点。微观改善了,整体还能长久滞后吗?与此同理,与其宣扬一种理念,不如以一种包含了此种理念的行为亲自登场。笔者曾撰文《中国社会学会长任期刍议》(南方都市报,2007729日)《让学会走出社科院的阴影》(南方都市报,2008427日)。建议关心本文的读者一并阅读这两篇文章。而两文死水微澜之效果令敝人意识到:人们可能已麻木于理念的宣讲,却有可能热衷真人秀,会被同行间公开竞争的输赢吸引。

环顾学界生态,敝人以为,会长职务之产生是学术界制度与观念变革的可能的突破口。产生校长、院长、所长、系主任职务的程序已经固化,受到上级权力的太大制约。产生会长的程序虽有这样那样的不完善处(关于投票方式可参阅笔者文旧章《有限匿名制刍议》),毕竟在较大程度上豁免于学术界之外的力量。如果在这里发生了良性变异,必有其示范性、扩散性。

我是一个在乎输赢的人。但宁可个人受挫,也要搅动一池死水。

我是一个在乎荣誉的人。但不管他人臧否,敝人以挺身自荐为荣耀。

一枚楔子已经打进固化的模式中。如果你有一张选票或能够影响会长选举,是重新思考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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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我的新•年•期•许]]>

 

我的新            

——2017110在天则研究所“新许”论坛上的发言

 

讨论当下中国,不可能或者说不可以不谈论政治。但是我觉得也不能只谈政治,还有别的需要谈的东西。大家谈政治谈得很多了,我来补缺。如果时间允许我谈两个期许,时间不允许谈一个。

第一,教育。

2010年的时候,出于对中国教育的革命义愤,我不顾自己知识储备的不足,在暑假恶补了三个月,开了一门课“批判的教育社会学”,教学相长三年,20139月,我的《吾国教育病理》问世了。书中含蓄批评了温家宝。大约同期温家宝出版了《谈教育》。以后这两本书在亚马逊排行榜的教育事业类中,曾经相互占据第一。又过一段时间他的书就掉下去不见了。我的书相当长时间内还是排行榜第一,直到现在,三年过去了,我的书还在十名以内。我的核心观点是教育问题要解决的话,就必须分流。世界上分流最好的是德国,德国从洪堡时代就执行教育分流。人家下手非常狠,从十岁开始分流。他们认为十岁看得清楚了,没有潜力的孩子,就去读主体中学,以后做一个好的技工。有潜力的人读文法中学,其中大部分人日后读大学,这样不捆绑那些没有潜力的人。我觉得分流符合人性,因为不是所有人都爱读书,不是所有人都有潜力读书。写了这本书以后,开过若干次讨论会,有一次讨论会是我自己命的题:“假如我是教育部长,我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但是大家不太会玩这个游戏,说的不到位,但是题目是对的。如果我是教育部长,要做什么还是很费思量的。因为大家行动的惯性,因为环境的氛围,因为囚徒困境,因为权势阶层的利益链,不管你出台什么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一定会走偏、会泡汤,你真的找不到着力点。我觉得分流在中国几乎是分不成的,德国的分流甘心情愿,我们的分流不甘心请愿,读职高的人还想考大学,这不荒诞吗。但还是要知其不可而为之,因为不分流绝对是没有出路的。如果我作教育部长,唯一能够想到的着力点不在高等教育,也不在高中教育,在职业教育。

几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去重庆合川区,帮助一个商人办的三本高校讲课,我很钦佩他的办学方针。他说我这个学校不是北大清华,也不是一本、二本。往学生脑子里塞很多知识不太可能,要让他们玩得高兴。让他们吃好喝好,玩好。学校里搞话剧团,合唱团,篮球队,拳击队,武术队,热热闹闹的,让他们在这里健康成长,提高他们的情商,让他们变得阳光,到社会上找到工作,事实上他们很多人找到了合适的工作。他希望我过去当院长,我说这不太可能,因为我讲的东西你的学生可能很难接受,但是我仍然很受他办学风格的感动,觉得他做得很好。

我就想德国经验在中国走得成走不成,我觉得重点应该考虑的是搞不成原因是什么分流,因为我承认分流对于中国教育来说,难乎其难;但是如果不分流,中国教育绝对没有希望。那么分流难题在什么地方?

    其一,教育是镶嵌在社会结构当中的,若社会很不像样子,教育不可能光荣孤立。我们打造的社会结构是什么样?是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而德国是枣弧型结构,上面人很少,下面人很少,中等阶级是大部分。中国有一句话:教育改变命运。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待这句话。说得挺好,你是这么觉得的吗?挺好的一句话,但实际上这个话是前现代社会的好话,通过教育社会有了垂直流动的可能。现代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就看德国社会,人家中等阶级是大部分,一个德国公民,不管受的是高等教育还是职业教育,大多都将进入中等收入的社会,手艺人都可以很顺顺当当进入中等社会。我还有什么命运需要改变?想做亿万富翁,除了能力,那要是需要超好的勇气。要做顶级科学家,除了很好的智力以外,更要依靠卓越的想象力,你不是这种怪物就做不成。想做政治家,我们更不必谈了,概率微乎其微。底层人基本不属于德国本土人,都是移民,所以人家不需要靠教育改变命运。为什么要选择进入高等教育,日后做相应的职业呢?大多数是兴趣使然,看到德国教育这番情景,我觉得就跟共产主义差不多了。什么叫共产主义?马克思说就是摆脱异化,德国人的摆脱得非常像样子。我们社会打造的是金字塔型社会,我们还怎么把后生吸引到职业学校。他说:读了职业学校我连户口都解决不了,你不要忽悠我了。

其二,我们的职业学校办的也不怎么样。人家的学生是扎扎实实学一门手艺。一个礼拜的课程,三天在现场实习,两天在学校里学知识。实践能力和书本知识水乳交融。我们这里怎么实习,经常是三年学习,最后一个学期实习,还不对口,荒诞。所以到这儿来,没有学到真实的本领。在德国职业教育是就业的直通车,比大学毕业生还顺利。

我做了教育部长后打算怎么办?孩子们在职业学校里面,好吃好喝好玩,我希望办成这样。其实我们换个角度看,学好一门手艺需要几年时间?需要三年,甚至像高知那样更长的时间吗?我觉得不需要那么长时间,如果学习瓦工木工,一个心灵手巧的孩子两三年足够了,甚至有的孩子一年就可以上岗。但是我们能不能让他们一年就上岗呢?大行,为什么?因为他们将沦为马克思著作里所说的童工,这不合适,心智还没有成熟怎么就开始打工了呢。所以在学校待着其实不需要每个人都学太多的知识,社会上不需要每个人拥有这么多知识。他们在那儿成长,他们等着自己心智成熟了,到社会上打工,为自己挣钱。现在在学校里养着,高高兴兴的比什么都强。应该是这样,应该像合川这个学校一样,有种种游戏好做,让他们没有抑郁症,让他们发育健康,这不是很好吗。

人类进化靠的是什么,靠的不是政治家,靠的是顶级科学家。顶级科学家在人口中万分之一都没有,当然万分之一下面还有一个科学家的小金字塔。但是多数人不做科学家。你学那么多,从小上普高,上大学,你学那么多东西干嘛,这个手机你会用就完了,会上网就可以了,不需要你开发手机,所以不需要你学那么多东西,需要你健康成长,社会要帮助你,度过一个愉快的青少年时代。这就非常好了。   

所以我觉得只有把职业学校办得让学生们玩得高兴,读三本二本大学的同龄人看着嫉妒,我让我爸我妈逼到大学里,我也想到职业学校去玩,让这里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才能分流好。中国教育,第一不捆绑不爱读书的人和潜力上不善于读书的人。第二,不要因为高考极端激烈的竞争,让那些日后当科学家的人压力太大,丧失了创造力和想象力。只有这样的教育道路才对头。

 

    第二,路权

1994年的时候,两个学者率先反对私人轿车,一个是何祚庥院士,一个是敝人。何先生反对的理由非常简单,就是能源和污染的问题。我反对的理由比他广谱,他的理由我都同意,除此以外我主张体积革命。我们既然选择了城市的人口密集的生活,如果每个人选择挺大的交通工具就要堵死。选择城市生活,就必须选择小型的交通工具,或者合乘,这是我的主张。有记者问我,这么多年了,你的交通梦是什么,我的交通梦就是每个人都是哪吒三太子,脚踩风火轮呼呼地跑。2001年的时候,我听说一个信,我很少出国,但那时正好在美国,立即买了一本Time杂志,这期杂志登了一个叫卡门的人发明了一个踏板车。我是中国第一个写文章介绍这个工具的人,我说这是人类城市交通的希望。今天电动平衡车已经在中国出现了,我觉得非常好,但是现在不准他们上路。我觉得未来中国的交通一定是多元化的,如果你允许这种工具上路,如果有越来越多的孩子踏着它上路的话,一定会产生生产和消费上的规模效应。这个规模效应产生以后,十年后这种工具的技术水准将不得了,我们的交通问题马上为之改观。当然这里面还要注入一些时尚因素,有人觉得开奔驰才牛逼,但是不要紧,时尚是造出来的。哪吒三太子的风火轮完全可以造出时尚,滑板现在不是已经很时尚了吗?

还有一个事情。很多地方政府禁止电动自行车上路。但是你知道现在中国电动自行车有多少辆吗?两亿辆,你却告诉人家没有路权。那我问你轿车的路权哪儿来的?与电动自行车相比,排污的问题轿车不好,占路的面积问题轿车不好。轿车族声称:我为什么有路权,先来后到,我是先来的。但是传统的自行车比你先来的,你现在把自行车族打压的没有地方了,道理何在。关键问题是路权,我觉得有两亿人用的交通工具应该有它的路权。我觉得平衡车、踏板车也应该有它的路权,当然这件事情是非常费斟酌的事情,要统筹。当路权得到妥协后,伟大的科技将彻底改变轿车一家独霸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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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李林琢和他的火凤凰]]>

李林琢和他的火凤凰           

(按语:下面的文章发表于2月16日《南方周末》,但被删节。很多微妙的、有意思的东西看不到了。请读者相互转告,既花时间阅读,就要读原汁原味。谢谢。郑也夫)


语言不是精密的、恪守逻辑的东西。其弱项在此,妙处亦在此。比如“英雄不问出处”这句话。“不问”字面上最直观的指向明明包含“不许问、不想问”的意思。但实践中却发生了两个层面上的背离。其一,语义上硬生生落到“将相宁有种乎”的意味中。其二,叙事中人们最愿意打听和表述的是英雄之出身。而不打捞各色人等的出身,又怎能坐实“英雄宁有种乎”呢?

本文讲述的是我的老同学、画家李林琢。有根有梢才是故事,且从他的家庭出身和个人出身说起。我们那个时代反血统论的英雄遇罗克早就论述过:家庭出身和个人出身是两回事。

我们是老同学不错,但不是一个班的。他是北京八中66届初三一的,我是初三二的。当时算不上知根知底。68年分手,再见面已是30年后。他班上的同学多次和我念叨:李林琢那个工人出身是假的。是真是假要话说从头。  

林琢的父亲16岁从山东德州闯关东到了沈阳。随后进入日本兵工厂做学徒工,日后成了优秀的技工。多年后给工友表演,闭着眼睛摸多国造的螺丝拐头,可以准确无误地报出国别。后辞工经商。开始时做五金器材的生意。他不识字。多年后林琢看到父亲当年一个小本子上密密麻麻,都是他自篡的符号。可见其人有自己的一套。生意肯定不错,当时李家是在沈阳洋楼电话。林琢父亲借给大舅1000银元,大舅生意开张不久江山易主,他带上了资本家的帽子。林琢父亲合伙买了个轮船,这应该是其生意的高峰。轮船在辽沈战役中被炸沉。老家还有其经商后购置的田地。他娘,即林琢的奶奶不善经管,接连出卖田地。当时屡屡被父亲埋怨。解放后才改口:要不是你奶奶,咱家就背上了地主的帽子了。轮船被炸毁应是决定性打击。一解放父亲就随安东电厂迁京,改换身份,做了工人。他手艺好,做过朝阳区供暖技术组长,有过节能的重大发明。被评为市级劳模,受过彭真市长接见。曾经动员入党,外调后不再提。1981年去世前,拿出藏匿多年的最后一根金条, 在父亲的弟妹间平分。按照当年成分划分,他是工人吗?林琢能有一个好出身,不仅有赖毁船赔地的运气,更仰仗老爹的精明。一是离沈赴京,重做工人。二是守口如瓶,家中老底不与儿女们道。所以林琢在中学时代,一直真心以为父亲是血统工人。但林琢父亲一生最长的生涯分明是工人,能说他不是工人?但他毕竟不是等闲的工人。林琢无疑继承到这位游走于手艺与商业间,安度满洲国、民国、共和国三个时代的大能人身上的基因和后天阅历。

 

家里没人搞美术,哥哥爱画两笔,影响了林琢。小学时他拿自己涂抹的一张画给老师看,老师不信是他画的。中学时他课上的一张画中有马克思的侧面像,老师给了“五+”。他没进过少年宫等任何美术小组。沾了工人出身的光, 68年分配到特钢(后并入首钢)的炼钢车间。一个班出两炉钢。出钢时大干30分钟,汗流浃背,干罢喝盐汽水之痛快林琢至今不忘,然后就躺在钢筋焊的椅子上喘气休息。这份劳作的特征是强度极大、休息时间也特长。精力充沛、想入非非的年轻人总要在两炉钢之间的休息时找个事干。林琢开始涂抹。他父亲将他的画拿给一所美术师专的佟继武老师看。佟老师一般不收学生,看过习作后答应指导林琢。有了老师后林琢工歇时的涂抹更起劲。这项技能让他理所当然的成为炼钢车间黑板报(钢厂的黑板通通是铁板)报头的作画者。林琢说他用彩色粉笔作画,是连画带揉。这当口,北京画院的马泉老师到特钢体验生活,见到林琢的黑板报说:这是他见过的最好的粉笔画。那是抬高工农兵打击老九的时代。此言一出,林琢就成了工人画家。1971年北京市要办美展,厂里让林琢脱产一个月。在佟老师指导下他第一次画油画,以后换了张颂南老师接手指导,完成了林琢的画作“工人学习”,参展并获奖。这下子林琢在厂里名气大了去了。

1974年中央美院招生, 这是自1964年四清运动以来美院首次招生,机会极其难得。林琢报了名交了成绩。久等无音,托人打听,才知道准考证被厂部扣住已过了期。不久又来了个机会,中央美院从全国招收七人组成一个为期一年半的油画创作班。因为学完还回原单位,厂里放行。林琢如愿进入创作班。七位青年工人满心想着和老师们学画画,不想一进入就赶上了批黑画家的运动。七位学员多为工人和军人,腰杆硬,美院中哪个青年教师批判老画家,七人就一起批他。但到底是学不上画画了。运动临近尾声领导决定:开门办学,师生一同下工厂,并选中了首钢。刚刚解放出来的黑帮份子侯一民先生是这班的班主任,还是北京八中的校友,更是他的命中贵人。

工厂的混乱与社会的无序同构。林琢当炉前工时期,钢厂的事故高得出奇。一吨重的天车大钩一年中掉下来12,一次出钢时钢包大梁断裂,钢包摔进炉坑中钢水溅到十几米高的车间顶棚。六年中林琢遇到过几次爆炸,每次爆炸后车间都是灰尘弥漫,伸手不见五指。1973年与林琢同龄的一个青工在爆炸中身亡。如此环境下,炉前工们基本上人人有程度不同的烧伤。多年后林琢宴请当年工友,见面后他心中惊叹:一个个居然都活着。

做了六年炉前工未遭大难,美院深造后几乎一定跳出风险之地了。在首钢办学主要是在工厂绘画,每周只劳动一次。孰料在劫难逃,一周一次的劳动中偏偏出了大事。19741213,炼钢炉爆炸,喷出十几吨钢水。炉前的林琢调头飞跑,一摸脸耳朵没了,跑出车间就地打滚。事故中共五十多人受伤,四个重伤者中林琢是唯一活下来的。左臂和脸部严重烧伤。烧成什么样?他能下床后,路过其他病房的门口,病房内卧床的女孩儿看到后吓得赶紧往床底下钻。 医院护士说:看望这个工人的人数超过所有病人,包括高干。可能是因为那个时代战场一般的炼钢炉前造就了炉前工们战友一般的情谊。还因为这个家无背景,不说大话,一手拿钢钎一手握画笔的青年是首钢的骄傲,是同龄人的偶像。多年以后,林琢在其个展中一幅钢厂题材的油画下写道:“在钢厂,我流过六年血汗:至今怀念,共过生死的伙伴。”

烧伤前林琢早有女友,是邻居,一位著名史学家的女儿。女孩母亲文革中自杀,其父受冲击时,林琢母亲帮助照顾女孩和她的兄弟。两家相濡以沫,两小情深无猜。事故前女孩是上海一所大学的工农兵学员。事故后白天照顾林琢,晚上在家里为二人的关系吵成一锅粥。一个月后她返回上海,寄来绝交信。伤痛导致的半个月失眠、这期间得知另外两个重伤者刚刚死亡,而这封信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它将刚刚脱险的林琢,从301医院送到安定医院,定性为躁狂型抑郁症,一住三个月。躁狂症高峰期林琢的破口大骂席卷高层领导。导致医院到首钢和美院去调查,结论是:在工厂是好工人,在美院是好学生。幸免于难。他回忆说:“这里是个小社会,农民、音乐学院教师、名人子弟、外交官女儿、级别不低的官员,相会在这里。有人木呆呆的,有人翻筋斗,有人大唱:‘脱了大褂,换军装,皇军的洋枪我来抗’。一幅奇特怪诞的众生相,这些唱词平生第一次听到,也将没齿不忘。”我从其回忆中体会到的是林琢的一大优势,能从残酷的现状中找到好玩的东西,能从荒诞中发现美感。

事故发生后,作为班主任的侯先生第一时间问当事人:他眼睛和手坏了吗?得知眼睛完好,右手完好,侯松了口气:“那就没关系了”。怎么没关系了?身体、面孔都关系大了。身体还处在抢救期。因面孔烧坏,日后介绍过一打对象,对方虽事先耳闻,还是见过一面就不谈了。但我等俗人须明白,侯先生之说是“伯乐”的言辞,他的心思聚焦在一个他难得见到的有潜质的后生的艺术生命上。在医院探望时,侯先生问林琢有什么要求。林琢只说:希望病愈后能在中央美院继续耽搁了的学业。

林琢原本喜欢读书。休养期间读了不少书,包括第二遍通读《鲁迅全集》,也是因为这套书当时好找。鲁迅对汉代石画像的求索和谈论,在林琢内心深处存盘。他是同代美术学生中最早知晓这一宝藏的人。

1976年夏,林琢走出了病房。美院开始讨论对这位学员(那个进修班已经结业)该如何交代。有人说:他因工伤缺席了多少天进修,就给他补上多少天。侯先生正颜厉色道:是等价交换吗,那么李林琢的两个耳朵没了,该怎么补偿?言者无语。

林琢先插到工农兵学员中。不久赶上恢复高考后的招生,他破例成为唯一的先工农兵学员、后七七级的美院学生。1981年毕业,任壁画系秘书兼教师。

 

    1971年在首钢作为工人画家脱颖而出的时候,林琢说他压力很大,因为知道自己没受过正规训练,毫无基础,名实不符。现在受了正规训练,毕业留校了,他说压力更大了。因为他看得出周围师生的眼光,都认为是美院同情照顾,让他继续学业乃至留校的。他要为自己正名。

其实他的毕业作“钢之歌”(1981) 应该能为他正名。那幅画入选了第六届全国美展(1984),还不行吗? 但物极必反,否极泰来。七、八十年代之交,反映工厂的绘画已淡出美术界。几成绝响的“钢之歌”不被关注,即使进入全国美展。而墙内开花墙外红则要等待十年后的法国,此为后话。这幅画有这样几个特点:基调是蓝色,而非人们惯常看到炼钢炉前绚丽的火红和橘黄;非写实,是趋于动态的装饰风格;给人的基本印象是抒情之美,而非炉前的艰辛、热烈、豪情和力度。林琢解释如下。钢厂炉前的景观本身极美。笔者曾参观首钢氧气顶吹转炉,被其壮观深深震撼,知此言不虚。而我们只知炉前美景之一,不知其二。林琢或许习惯了炉前之绚丽红黄,偏要将炉前比较少见的湛蓝之美呈现,别致是美术家的当然追求。他说:“清晨的时候,霞光打进暗红色的炼钢车间,合成了一种罕见的蓝色。美极了,但转瞬即逝。”那是炼钢人独享,参观者无缘的,而那稀罕的蓝色一定深深地打动这位工人画家。老师对画作初稿的评价是: 苏联的味道。这句评价让林琢下了半年功夫“去苏联化”。白石老人说:学我者生,似我者死。林琢践行此道。我问:怎么去“苏联化”?他说:往变形走,往装饰美走。我的观感是:走得很动态,造就了一种流动的装饰美。习作定稿后,一些老师说:林琢没学过工艺美术的装饰啊,哪儿来的?我以为凡成才者,必有些无师自通的东西。而超越了苦难的审美对艺术家至关重要。从这幅画看出林琢已从车间的残酷和个人的苦难中升华。这幅作品没有赢得当下的喝采,却是林琢美术之路的起点和其艺术风格的雏形:变形,流动感,装饰美。

“正名”完成于九年后。亚运会即将开幕,服务它的五洲大酒店的内部出了事故。六个花岗岩石柱被喷灯灼烧过度,烧成酥皮,承接装修的港商下落不明。怎么修补成了难题。有人说包不锈钢,包木头、地毯等等。林琢说了一句:搞浮雕。人家立即回复:你给个小样。他回家就用大可乐瓶做了个石膏的浮雕小样。五洲大酒店立即跟进,选了六个石柱中最边缘的一个叫他试试。一试手就获好评,最终六根石柱的浮雕大获成功。不少工程师说:五洲大酒店因祸得福,现在的石柱比未烧坏时要好看得多。酒店接着又商议大墙上的壁画。工程师们说能画个飞天才好。林琢说:不可。他交出了“云水”的画稿。店方说:太好了,跟我们想的一样啊。这正是社会上最常见的马后炮加自我拔高。还是“供应学派”说得靠谱,你的需求是天才的发明家供应出来的。五洲大酒店的成功反馈到美院同仁,大家才承认这小子的能力,他伤残了又留校了,却未必是因伤残而留校,亦未必伤残留校者便无能。“云水”是林琢的第一幅为公共场合制作的壁画。也是蓝色,也是形态飘逸。看过“钢之歌”的人会立即想到,这是一人手笔。“钢之歌”的萌芽日后将有无穷伸展。林琢以前做过木雕,陶瓷。而石头浮雕这也是第一次。以后浮雕将是他艺术实践之重镇。1990年的五洲大酒店让林琢轻舒一口气。他在中央美院站住了。可惜的是随着五洲大酒店日后更新内装修,这两幅作品已经灰飞烟灭。林琢平淡地说:在酒店这是常事。我这个局外人听着震惊。

接下来是1991年五位画家的巴黎个展,其中有法国人,捷克人。林琢的作品有木雕、陶瓷和“钢之歌”的照片。巴黎美术学院的宾嘎斯说:“钢之歌”是法国人画不出来的。一个记者问林琢:您经历这么大不幸为什么还能完成这么出色的作品?林琢说:“罗丹说过‘作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任何痛苦,……甚至亲人的背叛,对于他都有一种心酸的快乐’。”这些都刊登于第二天的《欧洲时报》。另一位法国画家林珐问林琢:“你的‘钢之歌’太好了,原作为什么不拿到巴黎?”林琢回答笔者这同一问题:这事不好意思和外国人讲。我们当时没有那份经济力。这是无收入的画展,根本不能预料能否现场卖出作品。林琢打算运到巴黎的作品有一百公斤,按照普通旅客的行李标准大大超重,托了关系才得以托运上飞机。而“钢之歌”长3.5米,根本就没有敢想能够带去。最终个展的五个画家中只有林琢的作品现场卖出,一卖就是67件。一个巴黎餐馆老板向林琢定制了一件木雕,选了一个8米长的非洲红木。雕好后给林琢5万法郎。林琢的作品在巴黎被承认。五洲大酒店与巴黎个展一同,帮助林琢卓然立身于中央美院。

两年后侯先生介绍林琢去深圳,说有些雕塑工程,要他争取一下。林琢拿自己的作品照片给深圳方面看,对方本来已经将2000平面的浮雕工程包给了湖北美术院校。看过作品,深圳方面愿意变通一下,分出一半给林琢,最后确定为900平米。这活太大了。他回京汇报,请侯先生出山。师生合手接下这大活。另一所美院来的是一个艺术团队(八个正副教授),接的活是“西方文明”。而中央美院就是侯李二人,接的活是“东方文明”。其态势几乎是打擂台。林琢过后回忆,他最费神的是要考虑高10米、长近百米的浮雕,必须近观精美、远看协调,且必须能从各个不同角度观看。画稿完成后,林琢督导一队刻工在湖南一个山村开干。浮雕与绘画不同,后者水准高下全凭画家一人。而上乘的浮雕既凭画家的技能,又靠石匠的手艺,二者缺一不可。我是从读贴中认识到刻工之重要的。依敝人之见,唐代书法第一人非欧阳询莫属,而第一作品则为褚遂良的“雁塔圣教序”。何故第一作品不是第一人所书,因神来之笔可遇不可求。古代石碑上每见“某人文”,“某人书”,而“雁塔圣教序”上还有“万文韵刻”,万氏乃隋唐之际第一刻工。若非这位刻工,圣教序当没有后世所见那般珠圆玉润。但经历一个世纪的革命加动乱,顶级的手艺人已不复存在。故想作顶级的浮雕,太难为了今天中国的艺术家。他们打好自己的画稿后,第一要务是选择刻工的团队,而后就是与石匠们的艰苦合作与博弈。雕刻侯一民、林琢的800平米浮雕的60多个石匠们分成七组。林琢曾对一个组的雕刻大为不满,将该组工头训斥一顿,全然不顾他是包工队长的侄子。几天后侄子被撤掉。调整后七个组中各有一名手艺高超的领班。“东方文明”从介入到安装完成,整个工程费时一年。林琢和他的四个美术助手,在湖南工作现场干了一百天。雕刻下来的碎石日后用来铺路,将该村落的土路全部改成碎石路。工作量可见一斑。世界之窗的大型浮雕1993年全部完工。其中“东方文明”部分1999年在第九届全国美展中被评为设计类银奖,即最高奖,因该奖项没有金奖。

林琢的浮雕一炮打响。其后接连设计制作信息产业部门前高12米、直径3米的花岗岩浮雕柱、外交部迎宾大厅200平米的汉白玉浮雕壁画《华夏文明》、徐州汉画馆浮雕。信息产业部的石柱位于最显赫的北京长安街上。国际人士一进入外交部大厅,就马上面对正面的大型浮雕。遗憾的是,多数国民看不到。林琢说:真是上帝的恶作剧,要我这个门脸被烧坏的人,为国家做门脸。而体量最大、林琢念兹在兹的还是深圳世界之窗中的“东方文明”。

完成“东方文明”之后三年,唐山市为纪念地震20周年,向中央美院、鲁迅美院两所艺术院校征集雕塑各三件。鲁迅美院的作品率先通过。中央美院出手了78件未获通过。侯一民先生要林琢也出点力。刚巧林琢手中有个凤凰雕塑,是为北京申奥制作的。那年申奥失败,这件作品暂时没了用场。小样送到唐山,该市规划局长一把握住:我们要了。还是那句老话:英雄不问出处,不管功劳再大,跳槽的韩信不是为刘邦定制的。以后这件高15米的不锈钢雕塑立在唐山火车站广场,命名为“新生凤凰”,两边是中央美院雕塑系教师所做的另外两座雕塑,。林琢称这件作品为“火凤凰”。我在他家里见过多个大小不等的火凤凰的小样,想来那是他情之所系。而他的全部作品中我最喜欢的也是火凤凰。一次在他家中看到一幅照片,夕阳中的火凤凰真是紫铜的颜色。我问林琢:唐山的火凤凰是什么颜色。他说:不锈钢。我说:镀成紫铜色多好,那才是真正的火凤凰。他说:你太浪漫了,那要增加很多成本,还有工艺问题,出资方很难答应的。我一向以为艺术家才是浪漫的,不想这一次浪漫的是看客。我因此也明白了,城市雕塑是艺术家、刻工、市领导、出资者多方合作与妥协的结果。成功的城市雕塑家必是多面手,必是集艺术、实干、管理,乃至谈判能力于一身的人才。

 

几年前的某天,林琢突然来电话:说他刚度过一劫,险些在抑郁中自杀。最后关头自己拨了急救电话,在安定医院又住了几个月,已经痊愈。我一直以为精神问题是艺术家的专利,且他们越忙越康健,闲下来便发病。经沟通才知道他不是这样,他是负荷太大,不仅是创作的负荷,更是与多方人士的博弈,特别是大工程中督导刻工的巨大压力,导致了精神失衡。

好在他又康复了。2016年精神抖擞地出任中国壁画学会会长。

写作此文时琢磨自己为什么喜欢火凤凰,才想到潜意识中我也将林琢看作一只浴火凤凰。人的一生诡异莫测。因此,宿命论与意志论在解释人生中永远各据一席之地。林琢的劫难中有宿命的色彩。若其父亲的轮船未沉,或没跑到北京重做工人,换成资本家出身林琢就不会分配到北京特钢厂,而将和我等一同奔赴农村。如是也就没有工人画家,也可能没有了炉前的那次惨烈的事故。但是宿命论显然解释不了以后的林琢。按常理,他几乎一定垮掉,从身体到精神。但他偏偏站起来,娶妻生子,儿子健康阳光得很,正在美国读博。林琢一路下来,完成了一件又一件巨大的城市雕塑。

除以上讲述,其主要作品如下。1988年月坛体育馆门前的现代雕塑《月》。1999年外语教学与出版社高8米的《马克•波罗》雕塑。1998年为纪念兰州—西宁—拉萨光缆干线竣工暨江泽民主席题词创作的纪念雕塑《建设者》,雕塑高8.5米,重百余吨,立于海拔5231米的唐古拉山口。哈尔滨高等法院的《人 法 道》汉白玉浮雕。河北石家庄井阱煤矿的《井阱煤矿死难同胞纪念馆装饰透雕及纪念碑》。2006的深圳东部华侨城的整体艺术设计壁画、雕塑。2007年海南省博物馆面积220平米的石浮雕景墙。2008年解放军总装备部的煅铜浮雕。财政部饭店总面积180平米的石浮雕《山高水长》。2013年石家庄河北建设厅大堂壁画和外墙浮雕。2014年廊坊建筑师会所大堂浮雕壁画《建筑世界》。2014年北京地铁国家图书馆站浮雕壁画《源远流长》。2015年北京首都图书馆的灯柱、彩色玻璃及浮雕壁画。2016年北京地铁郝家府站陶瓷浮雕壁画《天鹅湖》。

进入林琢故事的细节,我才想到2016年是唐山地震40周年。“大年”是忽悠将银色的“新生凤凰”变成紫铜色的“浴火凤凰”的最佳时刻。逝者如斯不舍昼夜,行文之际已是2017年。错过了十年一遇的机会。我是如此希望唐山火车站前矗立的“新生凤凰”披挂上紫铜色,成为名副其实的“浴火凤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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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与八一队交手,外援休战——对中国篮球联赛的建议    ]]>

    敝人是个对不公正格外敏感,对游戏规则特别在意的人。每次看到八一队在中国男篮联赛中登场,心头便有一丝悲凉。不是为八一队的挣扎(主持人愿意称之拼搏),而是为制度的缺憾和管理者的麻木。这太不公平了,有的队曾有三名外援,有的队的外援是当年NBA的全明星选手,而八一队则是清一色的本地土著。解决这个不公正不外两途。其一,八一队也引进外援。解放军总政治部智囊云集,可否引进外援及为何不可,一个侏儒岂敢置喙。另一路径却是军方自己不便提出的,即为这支仅存的全华班球队修改联赛规则。具体内容我们一会儿再说。

    中国篮球现状呈现出的另一个,也是更大的荒诞是,一方面联赛的水平逐年增进,日渐精彩,另一方面国家队在奥运会、世锦赛上的成绩却一落千丈。当年我们的联赛远逊今日,国家队却屡屡在世界级大赛上打入八强。今天我们的联赛风生水起,奥运会上却一场球都赢不下来。原因何在?各队(除了八一队)的灵魂、顶梁柱、得分手,统统是外援。于是联赛打下来,国家队中没了这些要害角色。

    何故要将上述似乎不相干的两个问题扯在一起,因为敝人有个一并解决的方案,即各队在与八一队交战时不可上外援,一概是全华班对垒。此乃一箭双雕:消除了对八一队的不公正,又给了国内球员挑大梁的机会。

今年的联赛已经开始了三轮,上述方案似乎来不及实施了,不尽然。如果通过了论证,方案完全可以在今年联赛的后半程中试行。如是,我们的联赛中每支球队都要打一场外援休战的比赛,后半程联赛中共有19场比赛是全华班对阵。如果今年试水成功,希望保持,则逻辑上明年联赛的常规赛有两种选择:其一,八一队主场是两队全华班的比赛,客场对手可以上外援。其二,凡常规赛中有八一队的比赛统统是两队全华班的对阵。我倾向于后者,即常规赛共有38场全华班的比赛。而笔者对季后赛的建议是,八一队主场是两队全华班对垒,八一队客场对手遵循现在的规则上外援。

此方案可将联赛中日益边缘化的昔日王者拉回中心,八一队重新有了问鼎的可能。对其他球队的刺激当不下于八一队:一昧砸钱买外援未必就能夺冠,因为面对拦路虎八一队须“赤膊上阵”,所以必须内修本土球员的功夫。而八一队的收益不仅在于自身的生机,还在于它完成着特殊的功能:为联赛增添了一项内容,树立了一个标杆,提供了一种检验。

笔者不是升降级制度的盲目支持者。升降级制度利弊参半。但毕竟解决了对八一队的不公正后,我们也有了选择升降级的可能性。

世间博弈之良好运行,重在制度;规章制度之推陈出新,贵在顺势。八一队时下的身份遭遇,是制度不协调的体现,这不协调却给了我们顺势而为的难得机会。

                          载于《体坛周报》2016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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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刘翔与华人田径]]>

    刘翔得了冠军,不光中国人高兴,连日本人和韩国人都高兴。因为这不仅是中国人的突破,而且是亚洲人的突破,黄种人的突破。但是更具体地说,是哪一种突破?有媒体说,是我们“短跨”上的突破。我觉得不准确。第一,说窄了。不仅是短跨,而且是男子短跑上的突破,因为亚洲男子在奥运短跑上好像还没有拿过金牌。第二,说宽了。这突破其实限于男子,华人中有过一位奇女子纪政,她不仅在短跨,而且在短跑上有过惊人的壮举。

纪政,1944年台湾新竹县人,祖籍福建晋江。1968年在墨西哥奥运会中以104的成绩获80米栏铜牌。1069年创200米栏262的世界纪录。19704次打破3项世界纪录(10010秒、220227225200224),2次平2项世界纪录(10011秒、100米栏128)。成绩震惊世界。重提纪政,是希望媒体有文化中国的观念。两岸政治的统一,应该始于文化的认同而非割裂,经济的交往而非封闭。徒呼统一,失去了文化上的记忆,是可怜和可悲的。 

华人中曾有8人奥运田径中夺牌:杨传广(1960年罗马奥运十项全能银牌,1963年破该项目世界纪录)、纪政(如上所述,1968年奥运铜牌,42平世界纪录)、朱建华(1984年奥运跳高铜牌,3破跳高世界纪录)、陈跃玲(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10公里金牌,1破该项世界纪录)、王军霞(1996年奥运5000米金牌、10000万米银牌,23000米世界纪录,110000米世界纪录并保持至今)、王丽萍(2000年悉尼奥运20公里竞走金牌)、刘翔(本届奥运110栏金牌,平世界纪录)、邢慧娜(10000米金牌)。可否比较8人的高下?很难。但是可以从三个维度上分析。一是奖牌成色。二是记录的高度。三是项目受重视的程度,选手和观众的重视程度越高,竞争就越激烈,夺冠难度就越大。一般说来,奥运金牌比世界纪录更被看重,因为前者是众多高手同场竞技的结果,后者则可能享有一些特殊的优势,比如风力、海拔,等等。综合三者,我认为,刘翔、王军霞、杨传广、纪政四位明星更为耀眼。王军霞有金银牌,有记录,且记录很高。杨传广只有银牌,但是项目重视程度和难度极高,且记录显赫。纪政只有铜牌,但是42平世界纪录,且覆盖宽阔,包括100米跑、200米跑和多项短跨,实属多才多艺。刘翔则是中国男子奥运田径夺金这个最重要的指标上的第一人。

      (摘自郑也夫著《奥运会与世界杯》,中国发展出版社,2016年7月,260万字,定居3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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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在自虐中躲避平庸——谈体育精神]]>

菲尔普斯说他的教练鲍曼称游泳运动员为战士,把其他人叫做平民。张国政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说出了更威猛的话:“我生命的轨迹可以用血写,可以用汗写,不能用水写。”

古代战士与平民的区别是,前者打仗、流血、牺牲,后者劳动、流汗、平凡。所以贵族们说:流血不流汗。科技使得现代的工作越来越不需要流汗,流汗最多的是和平时期的“战士”――运动员们。贯穿古今,战士与平民的区别是,前者承受着风险与危难,享受或追求着荣耀;后者从安全走向安逸,过着平庸的小日子。现代“战士”和古代战士的区别是,不再流血,但是训练远比古代战士艰巨;古代战士经历的战斗远比训练多,遭遇的战斗也不都是自愿,很多是对峙格局导致的。也就是说,现代战士的最突出的特征是,自愿投入的艰苦训练是前无古人的。自愿投入超强的艰苦训练,用我的话说,就是“自虐”。为什么要自虐?表层看,有货币的追求;深层看,为了牛逼,也就是躲避平庸。进入过这种“自虐-牛逼”的互动过程中的人,很难回归常人生活。因为“自虐”和牛逼中都有强刺激,适应了强刺激,就离不开它,哪怕是受苦也比日常生活中的无聊过瘾。大将军林彪、巴顿和平期间的身心不适、百无聊赖;巨星乔丹颠三倒四地退役和付出,盖尔布塞拉西失败后说他极其疲劳但还是要坚持到北京奥运的马拉松,占旭刚其实知道自己不行但是不能割舍那种压力千钧的战斗,乃至张国政说生命的轨迹宁用血写不用水写,深层原因都是:他们已经过不了平常人的日子了,他们千方百计地寻求刺激,躲避平庸。

现代社会在走向安逸,但是如果所有人也一同走向平庸,人类将是没有前途和美感的。体育的一大功能就是培养人们躲避平庸。笔者在少年时代陷进了中长跑训练,那时伙食太差,甚至吃不饱,所以那训练其实对我的身体没有好处。回想起来,它给我的最深刻而有益的教诲是使我从心底厌倦平庸。在“暖风吹得游人醉”的现代社会中,体育是挽救人们心理上从英雄堕落到平庸的最重要的力量。
             (摘自郑也夫著《奥运会与世界杯》,中国发展出版社,2016年7月,26万字,定价3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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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带领世界狂欢的巴西人——点评开幕式]]>

巴西人以壮美的画面揭开了奥运圣典的序幕:万顷碧涛上劈波斩浪的几位泳者。《论语》中最美的句子是“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而里约奥运的开场画面是“泳者六七人,击水大西洋”,壮哉。画面一转,进入金色沙滩上的排球人。这是巴西特色,他们以这种风格诠释着已经流失的奥运精神:民间,业余,自由,嬉戏。画面再转,则是亚马逊雨林、棕榈树,及蝴蝶幻化成的人类身影。热带雨林是巴西无与伦比的优势。这三幅简约的画面,尽数呈现了巴西的物华天宝。

既而是人杰地灵,即巴西的三原色:古朴的原住民,狂风巨浪中葡萄牙航海者的来临,碾压的车轮上雄强的黑人奴隶。三原色外,是阿拉伯人和日本人的涌入。近代的巴西是超过古代印度的人种博物馆。众多民族在这里和谐共处。巴西以其自然与人种的双重资源优势,傲视本星球。

本届开幕式的一大特征是呈现了不能再多的歌咏,展示了各色各样的狂舞。敝人说过,西欧工业人领导了人类的现代化,南欧的游戏人将领导世界的后现代。因为后者的长处是艺术化地生活,而非勤奋工作,更因为人类即将衣食无忧。在文化沙漠时代知青们私下传唱的《外国名歌二百首》中,敝人最喜欢的是黑人歌曲。我以为,黑人是最擅歌舞的民族。最伟大的舞蹈不发生在剧场的舞台上,最伟大的舞者非池中之物,而是大河畔、篝火旁的部落兄弟们。而巴西,以其葡人的文化和黑人的血脉,将南美碧蓝的艺术与非洲黑色的魅力,熔于一炉。从而执世界游戏之牛耳——Olympic Games 的中文直译不就是“游戏”吗?巴西丢失了世界杯的尊荣,但你走进里约的小街,会看到孩子们精湛的脚法,并由此慨叹:大力神金杯算个屁,街头万千孩子与足球精灵的共舞才是真格的。巴西是游戏的王国和体育的沃土。而游戏大于体育。巴西人是全方位的游戏人:欢歌,狂舞,街头杂耍,沙滩打球。中国美国的功利实用,德国日本的严谨刻板,法兰西人的小资情调,都不足以扛起后现代的游戏大旗。好得很,让巴西人带领世界狂欢。这个开幕式证明:他们才是奥利匹克精神的传人,才能打通精英体育与民间玩耍。

海洋、山川、雨林是巴西的自然资源,人种的交汇是其民族博大的基因库,而语言从来是文化的基因。我常常不明缘由,却无可名状地感动于一些地名的发音:珠穆朗玛、南迦巴瓦、火奴鲁鲁……它们是未被文字污染的人类最初的声音。里约热内卢,葡萄牙语的意思是“一月的河”,不管它是不是最古老的声音,它是唇、喉、舌、齿,交替之和声,多么悦耳动听。你好,里约热内卢。

本届开幕式中的一个关键词是:事半功倍。这是性价比最高的开幕式,据说是伦敦奥运开幕式费用的十分之一,与北京奥运的费用不可同日而语。而它也是奥运史上最美的一次开幕式。它突出的特征是反人海战术,反团体操,反宏篇巨制。它没有柏林奥运开幕式意志的凯旋之力度,没有北京奥运开幕式挥金如土的豪华。它敢于让三轮车手引领各国运动员入场,多么杂耍、玩笑、从容和市民化。它凭借一个真正游戏民族的天赋,和一个伟大混血民族的多样性,而一举胜出。

 

资深游戏迷的特征总是:越是热衷所知越多,所知越多越是热衷。笔者点评奥运多年,包括它的开幕式。抖落过往的开幕式与大家分享。

亚特兰大奥运开幕式。2000年的这届奥运,无论如何应该交个希腊主办。但这个世界是功利的,奥委会岂能幸免,乃至世纪之交的奥运交给了超级大国去主办。作为新贵的美国一定是有点不好意思。开幕式上大秀古希腊的运动画面。我当时的点评是:“不是一切有漫长历史的民族都有历史感,也不是一切缺乏历史的民族都没有历史感。所幸获得了奥运百年华诞主办权的美国人铭记着奥运历史。他们以新奇的投影手法为全世界呈现出古代雕塑中希腊运动家的影子。三千年来人类对健美的追求在一瞬间连接在一起,令人神往。”亚特兰大奥运开幕式的第二个把戏是真人秀。开幕式上十余名历届奥运英雄登场:施皮茨、科马内奇、比蒙、刘易斯、特别是那位97岁的老人。我当时这样评价其点火:“火炬由一代拳王点燃却令人莫衷一是:伤病的阿里呈现出的是一种悲壮,还是对现代体育的嘲讽?”

悉尼奥运开幕式。我的点评如下:

超大型的仪式在现代社会中似有衰微之势。我们猜测其原因。其一,自希特勒的《意志的凯旋》,至金家父子一出出大型歌舞剧和团体操,近代政治家将宏大奢华的仪式牺牲在种族主义和政治乌托邦的圣坛上。人们恨屋及乌,厌倦了超大型仪式。其二,现代社会是个世俗的、崇尚实用的、个人主义的社会,这种品格和性情是与铺张、夸大、华而不实和滥用纳税人财产的方式格格不入的。当代政治家深明历史的遗产和时代的变迁,故极少操作超大型仪式,以避劳民伤财好大喜功之嫌。但也有避不开的,奥运的开幕式便是如此。你把全世界的目光乃至几分之一的贵宾都请到了主办国,不露一手民族特色对内对外都说不过去;你的舞台是庞大的体育场,比超大型的剧场还要大,宏大自然就成了基调;奥运是政府操办,开幕式是国家行为,有着雄厚的人才物力,特别是理由,可以大大地操办一回。本届开幕式创意甚多。但我以为最成功和出人意表的是骑手的率先登场。马的雄强与奔放使得这台戏开场即高潮。机器与电子不是亦可显示力量吗?本届开幕式中二者均得善用。但马儿比机器的优越在于它是生物,它有灵性和威严,它是人类最早的伙伴,它帮助人类获得了最初的速度与力量,它对观赏者有机器无法比拟的亲妮感。土著艺术是本届开幕式的特征之一。事实上它们可以抑制和抵销现代人的骄狂。现代人以为自己在衣食住行、声光电化、娱乐玩耍上统统超过古人。土著的艺术告诉我们那是无知的傲慢。

雅典奥运我写了18篇文章,竟然没谈开幕式,且印象全无。

北京奥运开幕式的盛宴上,“硬菜”无数,令我失语。我竟然只谈了刘欢。欢歌不是声带最好的人。我欣慰我们没有选择一位卖弄声带的人,而是选择了真正的艺术家。“我以为当代中国的大多数歌星都是在卖弄声带。刘欢的声带不是顶尖。说来吊诡,很多顶尖高手的硬件都不是最好,据说马连良是大舌头,可能他们因此诀别了卖弄末技。中国的大多数歌星文化低下。艺术家不能一个支点,要杂食一点。少年齐白石向王恺运学诗,成名的新凤霞向齐老先生学画。刘欢不是典型的歌手,也不是典型的学院派音乐家。两栖的经历使他超越了时下令人窒息的专业匠气。刘欢说自己酒量还行,啤酒可以从起床一直喝到睡觉。古人说:酒能通神。在一个行吟诗人已经远去的时代,刘欢有酒徒、异人和歌手的味道。”

伦敦奥运会,我没谈论它的开幕式,却评价了它的闭幕式。题目是:伺候俗人的闭幕式,如下:“去精英化、不侍奉任何神圣伟大,是伦敦奥运闭幕式给我的印象。文如其人。但即使想到了今天的英国人是这样的,也还是没想到他们敢把奥运的闭幕式演绎得如此普罗和时尚。这说明在英国神圣吃不开了。其实这个世界早就没了神圣。剩下的不过是拿神圣忽悠人。画虎不成反类犬。不敢这么画,说明在这里非这么画要丢分的。从网上获悉,伦敦奥运的支出只是北京奥运的几分之一。很多场馆设施是临时的,结束就拆掉、卖掉。还有一些场馆奥运结束后要瘦身,半数以上座位拆除,减少日后维护的费用。去神圣与节约是关联的。高举一个神圣的大目标,就有了奢华的根据——伺候神还不肯牺牲吗,自己不信也有了忽悠别人的理由。”

刚刚出版的《奥运会与世界杯》,收入了敝人点评五届奥运的89篇小文,为享受里约盛宴的朋友佐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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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前度龙哥今又来]]>

2008年举重比赛后的第一时间,笔者写出下面的文字:

龙清泉最后出场,一亮相,笔者心中一惊:这位选手小佛爷一般,真异人也。比起前面出场的选手明显粗壮许多。举重比赛各举各的,鲜有比肩而立的时候,但想想体重一个级别,粗壮必是身材更为短小。觉得陈燮霞好像也比对手粗壮。从网上查阅,龙清泉身高1.56,陈燮霞身高1.50。虽不及土耳其绝代异人苏莱曼诺尔古(1.47)、穆特鲁(1.50),但比起其他选手身材已属优异。同级别,身材短小便粗壮,且举起杠铃的高度低,里外的合适。接着摆谈咱们的“异人经”。姚明,鸟看众生,异人也。矮脚虎龙清泉,力举千钧,亦异人也。

中国最大的优势不是矿藏物产,甚至文化传统都在其次,首先是因为我们民族身体上的多样性,拥有更大的离散,更多的“异人”。这是我们最大的资源。中华民族的身体天赋如此多样,多样性帮助我们赫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无奈在后天的领地,我们崇尚的却是极其狭隘单一的标准:GDP、年收入、钢产量、高考分数。在这样的剪刀下,个体独特的天性,社会天然的多样性,都在压抑中萎缩。愿体育有形的教益,启示我们走出功利哲学的单一追求。

 

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八年后龙清泉又来了。其他人都是陪衬,真正对垒的是北京奥运冠军龙清泉和伦敦奥运冠军朝鲜人严润哲。这场血拼有三个揪心处。第一次是龙清泉在强项挺举的第二把134公斤失败后,毅然将第三把试举提升到137公斤,杠铃过肩后几次晃动,但最终站稳。拿回挑战对手的资本。第二次是朝鲜选手在其强项挺举上,已暴露今天挺举状态明显不好,一把靠着“两白一红”面前完成了165公斤,一把失手167公斤且伤了肩部后,竟然成功了169公斤。就在大家觉得严润哲冠军在握的时候,龙清泉昂首举起大赛中从未举起的重量170公斤,打破世界纪录,无可争议谱写了王者归来。要知道,这是奥运,蝉联冠军已然不易,这是隔届的双响炮。


 享用奥运大餐时,无望最佳佐餐:郑也夫著《奥运会与世界杯》,2016年7月,内涵五届奥运的评论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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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国人不踢球,责任在政府 ]]>

( 郑也夫按语:本文收入刚刚出版的《奥运会与世界杯》中。三个多月以前开始张罗这本书的出版。遭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打过交道的多个出版社,不是要求删节这里,就是要求删节那里。比如,本文的题目,某家出版社就坚决不同意用。周转了多家出版社,本书才得以不被阉割。可怕的“自审查”。您读读本文,有什么啊?“自审查”已经到了风声鹤唳的程度。)


我在多篇文章中说到,中国人在足球上的最大悲剧不是进不了世界杯,不是国际比赛上的长期失利,而是这一桩伟大游戏在中国的变味——蜕变成一场电视剧,而是广大国人对足球的态度——只看不踢,完全的移情,说得更难听些:看黄片,即别人做爱,我们看做爱。外国人看足球也上瘾,但是以相当数量人口的“亲自踢球”做基础,这游戏真实而非虚拟,堪称体育而非戏剧。

国人何以将足球谱写成这般模样?思考这一问题的路径不外两条:中国踢球的人为什么踢球?不踢球的人为什么不踢球?

中国踢球的人肯定是少数,特别是比较认真地踢球的人,“认真”的指标是有计划、有训练、有比赛。如此踢球的人在中国即使不是专业球员,大多也是少体校的。他们为什么踢球?从个体角度上看,他们中的多数人正在,或争取明日,以足球为饭碗。而从宏观的角度看,这桩事物在中国能够存在和持续,是因为世界上有这项运动。如果有一天世界上没有了足球的国际赛事,中国的这些足球队都将不复存在,因为他们的目的是为国争光,其前提是国际赛事的存在。没有了国际赛事,也就没有了方向和目标,光荣与耻辱,球队可以解散了。在中国,这种性质的事情不独足球。登山其实也是这样,如果不是外国人登山,并且登了阿尔卑斯山还不够,还打上门来,要登珠穆朗玛,中国大概不会有登山队的。并且至今为止,人家的登山大多不是国家行为,而是个人行为。世界杯的参赛倒都是国家行为,但要看到,在国外是先有个人的、民间的足球兴趣,后有各个级别的比赛,最后走向世界杯的。我们是前面的都没有,直奔世界杯主题。

中国狂热看球的人为什么大多不踢球呢?攀登珠穆朗玛峰,如果有电视转播大家也愿意看,但是大家仍然不会有攀登的愿望和企图。观赏与参与不是也分离吗?但是这不能和踢球相比。其一,因为登山的门槛太高。其二,因为踢球比登山更好玩。足球好玩,即使你不是从踢球爱上的足球,从观看比赛同样可以点燃亲自踢球的热情。如是,相当数量的适龄青少年会勃发强烈的踢球欲望的。为什么中国比较认真一点的业余足球人口少得可怜,原因不能再简单了:没有场地。

我小时候的足球启蒙之地是胡同。在一条狭窄的胡同里,一个比垒球大一点的小皮球,不知给我们带来了多大的乐趣。岂止中国,岂止我们这些连业余初段都不够的踢球人,贝利、马拉多纳,哪个没在街道上踢过球。场地是有成本的,使用场地是要买单的。在胡同和街道上踢球,意味着社会为孩子们买了单。为什么最没有本钱的小贩只能在街道上摆摊,因为那场地由社会买了单。不能说这绝对不好,因为要求正规场地也就是要求更多的资本,也就遏制了一些人的就业,遏制了商业的多样化。同理,街道对踢球来说,也是最方便和经济的。胡同和街道是公共空间,在车辆稀少的时代,踢球对行人和少数车辆也有干扰,但是大家容忍和接受了孩子们踢球。不然他们到哪里踢?你能管住他们不在街道踢球?他们是我们的孩子,他们要玩耍啊。但是现在街道已经专属于车辆了。不需要再有谁来干预孩子踢球,轿车的轰鸣足以宣布街道足球的死刑。街道启蒙了几代人的足球兴趣。在他们离开街道球场的时候,他们已经深深地热爱上足球。但这一原始启蒙地已经寿终正寝。

离开了街道,选择一块场地,就遭遇了买单的问题。在今日中国,大家看足球的热情大大高过篮球、排球、乒乓球,而与此同时,玩乒乓球、玩篮球的人大大多于玩足球的人,原因是场地问题。场地问题的本质是谁来买单。孩子要玩乒乓球,父母买得起这个单。家里有钱的买个球台也不新鲜。多数人是租个球台,20元钱一小时。经营者也划算,承包一个地下室,放上10个球台,一天收入1000元,够本。篮球的逻辑相仿佛,租个灯光球场,300元一小时可以拿下。足球不行,无论是对消费者还是出租方。原因在于其占用的地皮太大了。一块标准足球场地至少要7000平米,大约相当于8块篮球场。按照北京、上海市区的时下地皮价格(至少1平米1万元钱),就是7000万元。若有商人买下地皮,经营足球场的出租业,多半连利息都赚不回来。即使中等城市地价较低,学校也拿不出几百万元为操场买地皮。一句话,足球场是不赚钱的买卖,个人、学校都买不起,更准确地说,它是公共设置。而公共服务,比如灯塔、军队、义务教育,只能由政府买单。国外私人手里尚有地皮,中国的地皮都属国家,足球场(商业俱乐部的场地例外)便只能是政府买单。北京、上海、天津各有大约700所中学,市区按照400所计算。中学的足球场要综合使用,不可能不要跑道,这样每个球场加上跑道大约一万平米,地皮价格大约一万元。中国的直辖市若每个中学有一个标准足球场,市政府要拿出400万平米的地皮,相当于400亿元人民币。其结果是市政府不肯为它的中小学合格的操场买单,于是我们学校的操场小的可怜。以北京为例,四个老城区中共有四所中学拥有标准足球场。学校尚且如此,遑论社会性的公共足球场。您想,一个孩子中学毕业,18岁了,还没有踏上过足球场,忽然爱上足球了,那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必然是类似于是戏迷看戏。可惜,他连票友都不够格,因为他什么都不会。

政府为什么不肯为球场买单?舍不得那地皮,舍不得那钱。时下,各级政府的一项主要收入就是向开发商出卖地皮。但说到钱还没有说到根本。市场经济到来之前,政府不卖地皮,也没有重视学校操场。原因在于不重视操场,不认为锻炼身体还要耗费那么大的地皮。是说服政府,扭转这一观念的时候了。

毫无疑问,政府为很多公共设置买了单。为什么没有为学校操场买单?因为看不到操场的重要作用。我们花费地皮修建了很多厂房、道路、公共设置,为了什么?为了生产、交通,等等。这又是为了什么?为了大家生活幸福、便利。而球场自身就恰恰能够为大家带来幸福,政府为什么不能为之拿出地皮呢?当然操场还是学生锻炼身体必不可少的。政府所以没有为之付出必要的地皮,可能在于将操场、球场同“玩”联系在了一起。我们想说的是,学生,乃至公民的“玩”,也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当生产和生活日益提高的今天。而当某项“玩”完全地依赖于某项公共设置的时候,是需要政府买单的。正是因为我们社会中的球场的唯一可能的买单人忽视了球场,所以才有我们社会中足球场的高度匮乏。

政府为很多事情买了单。其中一项与体育相关的就是为奥运金牌买单。据一些学者计算,中国每块奥运金牌成本7亿人民币。作为纳税人我们明白,国家和个人一样是要面子的,争面子是要花钱的。请继续为奥运金牌买单,我们的唯一希望是金牌的追求要适当,效率应更高,即不必追求过多金牌,争取每块金牌成本更低些。因为面子不可没有,亦不可过份。球场不是面子,是基础设置,政府也须买单,甚至更需买单。而这里要额外强调的是,奥运金牌和学校(或公共)足球场建设是彼此独立的两种价值。人们通常误以为,某项运动在某个国家普及得越好,国际上拿金牌的可能就越大。其实普及与夺金的关系要复杂得多。中国跳水运动并不普及,却是金牌大户。中国乒乓球的普及和奥运夺冠没有真正的关系,夺冠的基础是专业运动员多。说普及利于奥运夺冠,容易将普及的价值捆绑到奥运金牌上,实际上矮化了大家从事该项运动的意义。我们从事这项运动有自身的道理,它是身体的锻炼,人格的陶冶,生活的乐子,这些都不次于奥运金牌。比如足球,如果仅仅为了金牌,似乎就没有必要建设很多足球场了,因为投资巨大,夺金概率甚低。修建足球场的动机,应该与金牌无关,唯此这理由才是坚实的。英国有最充裕的足球场和最激情的足球人(绝不仅仅是看球人),他们40年没有问鼎大力神杯了,他们觉得赔本吗?踢球本身就是价值。只有在本末倒置的地方,才会使体育跟着金牌走。

但是为什么政府为奥运金牌买单痛快,为学校运动场买单艰难呢?因为前者的反馈快,政绩突出,举世瞩目。后者则无声无息。且因为消耗了政府手中宝贵的地皮,必将影响它做更风光的事情。因此,要政府为学校操场买单,仅靠一般的说服是远远不够的。要立法,迫使每个地方政府为中小学操场提供地皮。中国有8700余所中学,76万余所小学。如果我们的多数学校都有合格的操场,我们将有数以亿计的孩子奔跑在足球场上。那是何等令人振奋的事情。与之相比,世界杯出不出线,算个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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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陈力丹匿名蹊跷所言不实(题目发表时被改成《回复陈力丹》)]]>

(郑也夫按:中国学术界的职称评定从来没有公正、完全从学术出发过。现在有人说20年前他作评委时的评定如何公正,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我的朋友孙立平那时和我说:后悔当初连副教授都不应参评,就一辈子作讲师。我俩都是一度拒绝参评的人。我无论如何没有料到,刚才说到那件事竟然牵扯到我,并且公然歪曲事实:将差额评选说成“等额评选”。我写的、下面的反驳文章,被《南方周末》未经同意改动了几处。我对《南方周末》一向尊重。这里呈现出原文和被修改处,用意在于让读者体会当下中国新闻媒体之处境,编辑们被迫谨小慎微的应对方式。)

日前一位非社会学界的教授短信提醒我:721南方周末上陈力丹的文章“评职称的记忆”好像说到你。那段文字如下:“还有一位年轻人Z参评研究员,他的一本普及性质的书在社会上有些名气,但这本书不是系统学术论著,而是一些有思想的小文章的结集,结果没通过。他随之在外边散布评委会如何不公正的言论。第二年评委会讨论过这个事情,不认可他的批评。我当时投的也是反对票。后来他调到人民大学,再后来调到北大。现在他也算是名人了,估计在学术研究越发规范的环境中,他对自己当年那本书的学术分量,会有自知之明。 ”

文中的Z就是敝人,因为从社科院社会学所调到人大再调到北大的,只有我一人。陈文蹊跷诡异,嘲讽一个匿名者的同时又以履历精准地锁定他。只能理解为,他希望尽可能多的人猜到这人是谁。陈文严重歪曲事实,容我一一说明。

我参评的那年47岁,且我比你大。你愿说“一个年轻人”,我没办法。

我参评的代表作《代价论》,是理论专著,收入三联书店哈佛学术丛书,不是“小文章的结集”。这本书去年重印。如果今年拿它参评正高,我不觉汗颜。

陈文说当时是“等额”投票,严重歪曲事实(这六个字被《南方周末》的编辑改成“不确”二字),社会学所是三选二。陈文只说因《代价论》非学术论著而不投我票,只字不提事实上他是在三个人的比较中否定了郑也夫。那二位是李庆善、陈一筠。读者网上查看我们三人1997年以前的作品,当可判断陈力丹作为一个评委的良心与判断力。请问陈力丹:敢在媒体上承认你当时赞同陈一筠而否定郑也夫吗?

当时评选分两轮。所里是第一轮,评出三人,我排序第一。按照所内规则,排序要带到院里。院里是第二轮,从我所的候选人中三选二。我听说院评委会上有过争议,社会学所之外的评委说:我们不懂社会学,社会学所的同志迅速商量再排个序。陆学艺所长等人改变了所评委会的排序。我有足够理由向院里反应陆学艺等人的不公正。但我的一贯作风是不靠拢组织(被改成“不靠拢领导”。之前他们就要去删掉“不靠拢组织”几个字,我不同意,做了申辩,他们没有反驳,却擅自做了改动。当今出版环境下我勉强可以理解)。所以我什么也没说,第二年评选时,我不再报名,这在当时社会学所内是前所未有的轰动性事件。我不知道陈力丹是何人,更不知道陈说我“散布评选不公”根据何在。我认为评选结果大家都可以议论,包括被评选人,只是我选择的是沉默和再不参评。我不需要散布对评选的看法,因为三位候选人的学术水准社会学所内人士心知肚明。从陈文内容判断,陈和其他院评委们第二年惊讶我没继续参评,集体讨伐了我用脚做出的抗议。这样的方式为何也要遭到评委大人们的非议?想来之前的评选中丢面子的是你们,不是我。

我落选后,杨雅彬副所长在陆学艺办公室和他大吵一架,指责他不公正。科研处长沈原说:所长破坏了规矩;所内不成文的规矩是在正高职称评定上,尽可能平衡老人和中青年,因为比学术老人吃亏,比工龄中青年吃亏。而这年的三选二,评上两个老人。而陈力丹要以敝人学术不足为陆学艺所促成的评选结果背书。

过后我去了人大,拒绝报名很快开始的职称评定。系主任李强动员未果,私下替我填写了一万字的申请表,我拒不签字,说:“刚来就挤了别人不合适。”李说:“系领导不能背压制人才的黑锅,我到学校力争多要一个名额。”我说:“要不来我可不参评。”不久,林克雷和我都评上了教授。那年我49岁。顺便说,我从来没有过一分钱课题经费,且拒绝任何官方奖项。

陈力丹是一场不公正评选中的评委之一,翌年又是缺席“审判”一个有洁癖的无声抗议者中的一员。受辱者还没说什么,二十年后辱人者却按耐不住,含沙射影、说三道四(以上文字发表时被做了较大改动)。敝人只好开口,澄清当年的评选和你今日的不实之词。

(《南方周末》,2016年,8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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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郑也夫19日字里行间书店演讲]]>

郑也夫演讲:从奥运会看后物欲时代的来临


七月蟋蟀、八月流火之际,北京大学社会学家郑也夫先生推出了《奥运会与世界杯》《后物欲时代的来临》。

前书中作者提出这样的观点:炫耀和牛B是人类的本能。在物质匮乏的时代,物质是炫耀的最大利器。当物质丰盈,当工业将一切商品成千上万地复制出来时,物质炫耀必将苍白无力,甚至荒诞无聊。游戏将取代物质炫耀,成为派遣空虚、证明自身存在的最佳手段。

而以上观点的最有力的证据莫过于正在进行之中的奥运会。我们没有购物,也没有更多地消费和排碳,却在观看奥运中收获了愉悦。

郑也夫写作奥运会与世界杯26年。《奥运会与世界杯》汇集了他五届奥运会和六届世界杯的写作,是他最好的文字。本书有三大特征:品味体育美学,从竞技中认识博弈,讨论游戏规则。

 

819(周五)下午二点半——五点,郑也夫将在字里行间书店(德胜门外大街1291-10地下一层东侧(孔子学院总部一层,冰窖口胡同东口,电话59322008)就这两本书做演讲并与到会朋友对话。会后,作者将与兴犹未尽的朋友在附件小餐馆以AA制方式聚会。欢迎光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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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评刘鹏局长举国体制说]]>

    (郑也夫按语:这是笔者写于2008年的旧文。所以挂出来,是因为八年过去了,问题丝毫没有解决,故我文章中的观点也因此仍有现实意义)

看过中国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对《人民日报》记者的谈话(载于《人民日报》200896),大失所望。对刘鹏先生的谈话做几点评价。

记者问:“您能否给‘举国体制’一个简短的定义?” 刘鹏答:“重要的经验是国家的高度重视和有效组织,就是集中有限的人力、财力、物力,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有效配置全国的竞技体育资源。我们将此形象地概括为‘举国体制’。”

笔者评语:这能算一个“简短的定义”吗?定义应该是对所谈论对象之特征作出的中性概括。刘鹏的回答中充斥着褒义词,这是界定一事物之大忌。如果读者剔除了褒义词仍能有所了解也不枉刘鹏先生的辛苦概括。可惜,不懂得什么是“举国体制”的读者,读过刘鹏先生的定义,对“举国体制”还是一无所知。打个比喻,人家让你给自行车下个定义,你能答复人家:“一种很有效率的交通工具”吗?这定义有信息吗?它连自行车是两个轱辘的信息都没有传递。

记者问:“中国竞技体育为什么要实行举国体制呢?”刘鹏答:“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体育社会化、产业化水平都比较低的情况下,要想使我国竞技体育具备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必须在集中有限资源、实施有效组织等方面下功夫。”

笔者评语:我明白,决策者在体育社会化、产业化水平较低的情况下,为了国际大赛上夺金搞出了现行的体制。问题是,这一体制在帮助我们获取金牌的同时,使得我们体育社会化的水准进一步下降。现在中小学生的平均体育水准甚至不如六十年代,现在多数青年人的体育技能甚至不如55岁以上的人。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人认为其原因恰恰是现行体育体制。刘鹏可能不同意,但至少应该清楚别人的质疑,正视这一问题。

刘鹏在回答记者的上个问题是还说:“在竞技体育领域之所以实行举国体制,在我看来,这涉及如何认识和看待竞技体育的价值与作用问题。……高水平体育竞赛不但可以满足群众的观赏和娱乐审美需要,而且在弘扬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凝聚力等方面更有着特殊的、无法替代的作用。”为什么它可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增强民族自尊心和凝聚力呢?刘鹏后面的谈话似乎给出了答复:“体育是一种实力,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笔者评语:如果大家相信竞技体育是一个国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且这个国家在国际赛场上屡屡获取大批金牌,它的竞技体育可以弘扬爱国主义、增加凝聚力就是合乎逻辑的。问题恰恰在于,竞技体育是不是综合国力的体现,大家相信不相信这一说法。事实胜于雄辩。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上四大体育强国金牌和奖牌总合的情况是:苏联:5099;美国:3394;东德:2066;西德:1340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上:苏联:49125;东德:4090;美国:3494;西德:1039。以后的莫斯科奥运和洛杉矶奥运均为不完整的奥运会,无法比较金牌多寡。1988年汉城奥运会上:苏联:55132;东德:37102;美国:3694;西德:1140。东德的奥运金牌和奖牌长期压倒西德,但是东德人羡慕和向往西德的生活和制度,每年都有大批东德人冒死穿越柏林墙,却没有反向穿越者。1988年东德的奥运金牌和奖牌甚至超过了美国,奖牌总数高达102枚,但仅仅一年后便是柏林墙倒塌,东德归并西德。苏联的奥运金牌长期压过美国。1988年汉城奥运会上苏联豪取55枚金牌、132枚奖牌,这很可能奥运历史上不可逾越的丰碑,须知那不是在本国的赛场上。这些金牌和奖牌带来了“凝聚力”吗?几年以后,苏联——这个奥运金牌第一大户解体。金牌成堆与国家解体的巨大落差,应该启发人们重新认识什么是凝聚力。

记者问:“有人说,举国体制就是计划体制甚至是集权体制,就是不计成本、劳民伤财。对此怎么看?”

刘鹏答:“做任何工作都不能不考虑投入和产出、成本和效益。雅典奥运会后,有一篇文章说中国运动员获得一枚奥运会金牌,需要投入7亿元人民币。文章是这么写的:‘2000年悉尼奥运会,体育总局事业费涨到每年50亿元。如此计算,雅典奥运会备战4年,中国就要花费200亿元。如果这次中国队获得30枚金牌,那么每枚金牌的成本差不多是7亿元,真可谓世界上最昂贵的金牌。’这种说法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1988年,国家对国家体委的财政拨款为2.36亿元,到2004年增长到8.8亿元。对于国务院主管体育工作的一个部门来讲,这是个非常有限的数字。这笔钱并不仅仅是竞技体育投入,更不仅仅是金牌支出,它包括体育总局直属系统5000多人的工资、办公费、群众体育经费等。这个作者用其杜撰出来的数字,算出的每块金牌的成本,只需要稍加分析,便可以知道多么荒诞不经。”

笔者评语:很遗憾,刘鹏的说法不令笔者信服。据我所知,上述说法来自体育总局的一位研究者李力研。李长年从事体育研究,他应该有自己的根据。我疑惑他说的“体育总局的事业费”是国家对全国体育系统(即刘鹏所说“三级训练网”)的投入。金牌的成本怎么可能仅仅是国家对狭义的国家体委的拨款,李力研不可能糊涂到这种程度。李力研的位置决定了他的说法可能有出入。刘鹏的位置决定了他更清楚金牌的成本。刘鹏本来可以对李力研的说法做出更有力的反驳,就是讲清奥运金牌的成本,讲清国家对竞技体育的各项投入。甚至这事情本来就不需要李力研和其他关心国事的人去费尽心思地推算,只要刘鹏和相关人士让国家对竞技体育的投入变得透明就行了。但是不仅事前不讲,事后反驳人家的说法时还是遮遮掩掩,语焉不详。刘鹏在前面一再说举国体制好,好应该好在效率上(这也是刘鹏强调的),效率应该体现于“性价比”。可是刘鹏没有告诉我们性价比,没有告诉我们中国奥运金牌的成本。比花钱多少更重要的是,金牌的成本是纳税人的钱,纳税人有权利知道花了多少钱。我们为什么失去了这一权利?

记者问:“听说现在很多国家都在学习和借鉴中国的举国体制?”

刘鹏答:是的。中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优势,已经引起西方国家的高度关注和强烈兴趣。一些国家积极借鉴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模式。”

笔者评语:西方国家有可能学习我们的一些东西。但是我敢断言,他们不会学习我们的账目不透明。在其民众的约束下,西方政府不会对竞技体育投入我们这样的比重(即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高投入和不透明不是所谓“举国体制”的重要特征吗?对此装聋作哑能够为举国体制下一个客观的定义吗?

记者问:“中国竞技体育要持续发展,是不是还要坚持举国体制?”

刘鹏:“对于举国体制,我们的态度很明确,一要坚持,二要完善。”

笔者评语:刘鹏通篇谈话说了举国体制无数好话,几乎没有说到这一体制的任何一项具体缺陷。我们疑惑,他果真有完善的愿望吗?他要完善什么呢?奥运后中国的竞技体育体制必须有大的改革。评价一名公务员是公民的权利。看过刘鹏的谈话,笔者以为北京奥运后他不适合继续担任体育总局的领导职务,因为他全然看不到旧体制的缺陷和问题,没有一丝一毫的改革愿望。

我一直以为中国奥运金牌的成本是天文数字。但是我本不想算账。因为我以为,随着北京奥运的胜利,我们可以长出一口气,中国人为面子奋斗的历史可以划上句号了,不管以前花了多少钱,今后不会了。但看过刘鹏的谈话。我改变了认识。我们应该好好算帐。我相信,看过帐目后,很多人会改变认识。(郑也夫写于2008912

 

(以下文字写于2008918

下面是一位网友就我的文章“评刘鹏局长坚持举国体制说”的跟贴。

“这一体制在帮助我们获取金牌的同时,使得我们体育社会化的水准进一步下降。现在中小学生的平均体育水准甚至不如六十年代,现在多数青年人的体育技能甚至不如55岁以上的人。”请问郑老师,这句话客观吗?六十年代我们实行的不是举国体制吗?“体育社会化水准进一步下降”的判断来自何处呀?是现在和六十年代比,还是和四十年代比,还是二十一世纪和二十世纪末比?是真下降了吗?是现在健身场所多,还是以前多呀?是现在健身人群多,还是以前多呀?

老师如果够老,该记得五六十年代的“劳卫制”,这才是更加典型的举国体制,而恰恰是这一举国体制提高了新中国那个时代人的体育素质!郑老师如果够老,可以问问您的孙子,现在在中小学学生有时间进行体育锻炼吗?这是举国体制造成的吗?郑老师如果不够老,可以问问您的儿子,在企业、在单位,有时间健身吗,有条件健身吗?这难道也是举国体制造成的吗?现在常拿中小学生体质下降说事。事实上,中小学生体质下降恰恰是举国体制不完善造成的!体育系统喊近20年的“体教结合”,教育系统理过吗?要是真正的举国体制,就可以强制执行,不折不扣地落实中央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的有关要求。

老师应该还记得“工间操”吧,这才是真正意义的举国体制;您或您儿子在二十一世纪做过有组织的“工间操”吗?要说,就应当说,举国体制还不完善,还需要进一步加强!现在实行的充其量是“举体体制”,只是全国体育系统一盘棋罢了?

还有就是举国关注的所谓金牌成本问题。试问哪个国家的金牌没有成本?美国的金牌就没有成本?就没有花纳税人的钱?真是奇谈!美国的所谓大学生运动员,在学校拿的奖学金、训练补助金、在国家设立的训练基地使用的设备和所需的花费,都是哪来的?全是社会赞助吗?您研究过美国政府对其备战奥运会的拨款方式吗?那些钱都是天下掉下来的吗?

我的答复如下。

我同意另一网友的看法,“举国体制”一词很模糊。我其实无意使用这一词汇,是刘鹏回答记者时使用了这一词汇,我在评价他的谈话时很难避免。我确实觉得,不使用这一词汇,可能表达的更清楚。

我觉得我们的现行国家体育政策重视奥运金牌,轻视群众体育和学校体育。几十年来走过的道路是,竞技体育的投资越来越高,金牌拿得越来越多,学校体育(少数尖子不算,他们和其他学生彻底脱离,他们其实是金牌战略的一部分)的投资所占比例越来越少,学生体育水准越来越低。大众体育的普及和水准也和金牌大国极不相称。

奥运的金牌都是有成本的。但是多数国家的奥运投资是透明的,是受约束的。我们的投资是不透明的,是不受两会的约束的。两会的最重要的一项事情应该是审查和辩论预算,但是我们的两会偏偏不讨论预算,向大家透露的预算简化到极点。

我不是说我们不要面子,不要奥运金牌,而是说,奥运投资要透明,奥运投资要受约束。我个人的观点是,奥运投资应该下调,更多的资金转移到学校体育上面。我说了不算。奥运金牌该花多少钱,应该寻找一种手段,广泛征求民众的意见。当然征求意见的前提是,告诉他们以往的投资数额,以往每块金牌的成本。

这位网友说:学生没有体育活动的时间。我说:更没有在本校从事体育锻炼的场地和设置。场地是比时间更硬的约束。缺乏场地和设置是因为学校体育没有进入决策和计划者的视野,进入他们视野的只是奥运金牌。

这位网友说:现在社会上健身场馆多了。那是商业体育,是针对有钱人的。我不但不反对,而且支持。但是同时,我还要呼吁:国家的体育政策和投资也应该转移,从奥运转向学校核社会。商业只能惠及一部分人,国家的保护伞才能荫庇亿万学生和大众。

笔者的“评刘鹏局长坚持举国体制说”是时下讨论这一重大问题的最犀利的文章。因为人所共知的原因,报刊不能发表。而网站只重吸引眼球,害怕严肃文章,它是决不肯将这样的文章放在首页上推荐的。所以恳求每个拥有博客的网友,将“评刘鹏局长坚持举国体制说”一文挂到你们的博客上。为这一稀罕的强音插上翅膀。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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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愚蠢,还是民族主义——评央视奥运直播]]>

说到巴西体育,是个地球人,不管真体育迷还是伪体育迷,都会脱口而出:足球王国。

足球王国在走了多年“背字儿”后,终于在自己家里打进奥运决赛。即便是伪体育迷,为了见识马拉卡纳体育场的狂热,也要看看直播呀。于是笔者将闹钟上到4:30

到时打开电视,从央视55+113频道,直到全都扫荡一遍,没有足球决赛的踪影。5频道在直播中国选手跳水争金,可以理解。但是5+ 是在重放已经全程直播过的女排比赛,就令人不解和不快了。难道东道国巴西参与的足球决赛直播还赶不上排球重播。这场足球决赛,生生等到半场过去,才给播放。笔者险些放弃了,去睡觉。

看过足球决赛已经是早晨七点多了,接上了笔者最热衷的田径,从七点半看到八点半,5套的主持人说话了:一会儿本套将直播女排争冠,田径比赛转到中央一套节目。笔者不解了:女排比赛要到9:15才开始,为什么8:30就放弃了田径。我只好立即跳到中央一套。没想到一套的主持人很快也说了:本套节目一会儿直播女排争冠。果然在田径比赛的最后一天,也是产生冠军(七项)最多的一天,在还有三项大赛正在或即将开始之际,央视弃船而去。于是,过了一会儿,央视的一套、五套,就一同直播女排。为什么要两套节目同时伺候一项内容呢?如果认为女排重要,拿收视人群更多的那个频道伺候它好了,两个频道用字幕互报节目。

我恼火央视的此种行径不是一年半载了。我其实是央视体育部的老朋友。当年以嘉宾的身份同张斌、黄健翔、刘建宏等人合作过多次节目。但朋友归朋友,道理归道理。为央视转播奥运的事情,我在雅典奥运和北京奥运期间,写过四篇文章,讨伐央视。你看这题目:《抗议央视歧视田径》《发现了央视的一段伪直播》。这四篇文章都收入刚刚出版的拙作《奥运会与世界杯》中。

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央视在节目轻重悬殊时,每每弃重就轻。更不明白为什么宁肯用两个频道伺候同一个节目,也不肯同时播出另一个节目。

黄健翔离职后,一次参与他的节目时,我就以上问题请教他,并问:是否民族主义情结所使然。他说:好像没那么复杂,主要还是调度问题、效率问题、对不同体育项目的理解问题。

一个已经离开的人应该没有包庇的意思。但我还是不能理解和同意。愚蠢可以选择一个次要的节目,舍弃一个重要的节目。更大的愚蠢,宁可用两个频道伺候同一个节目,也不搭理一个重要的节目。但一定是民族主义加上愚蠢,我才能稍稍理解这种行径。专门搞体育报道的,能对巴西争夺里约足球冠军的可视性浑然不觉,已经超出了敝人的想象力。民族主义可能源于自己,也可能来自上方。愚蠢则一定在自己,因为即使有指令,也肯定是有调度和腾挪空间的。这么做,从任何一个维度看,都是愚蠢的。时下,“刨坑说”很流行,但这愚蠢落毕竟是你等小人物操作和完成的,不“坑”自己吗?

好了,我有解了:他们愚蠢,且有严重偏执的民族主义。只占其一,不足以成就这样的行径,不足以解释这样的愚蠢。

 

附件:

抗议央视歧视田径(写于北京奥运期间)

本届(北京)奥运的田径比赛已经进行了四天。从央视四天来的田径转播看,他们严重歧视田径运动。

前三天(81517日)共决出了12块田径金牌。

央视只播出了6项:女子万米,女子铅球,男子百米,女子马拉松,女子百米,男子万米。其中女子万米好像还是几分钟以后才开始播放。

其它6项没有播出:男子铅球,男子20公里竞走,女子七项全能,男子链球,女子3000障碍,女子三级跳远。

17日晚央视拒不播出男子链球,女子3000障碍,女子三级跳远的时候,播出的是:2频道女篮小组赛美国对新西兰,3频道马术,5频道荣誉殿堂,7频道男子佩剑团体美国对法国的录像,12频道女排球预赛俄国对塞尔维亚。

这些播出的比赛在重要性上显然与田径决赛无法相比。

818共决出了6枚田径金牌。我们按照比赛开始的顺序描述央视的转播。

女子铁饼。除了中国选手外,总共只给了外国选手23个镜头。并且因为开始转播的时候比赛已经开始很久,而获得金银牌的那两次投掷分别是选手在第一和第二次投掷中完成的,电视观众在18日晚根本没有看到,更不必说第一时间。

女子撑杆跳高。比赛持续了极长的时间,而央视总共只为观众提供了两个选手(伊辛巴耶娃和银牌获得者斯图欣斯基)的比赛镜头。

男子跳远。总共为观众提供了45个镜头。

男子3000障碍。完全被割舍,18日晚3000障碍的一个比赛的镜头也没有提供。

当晚全程转播的只有占时很少的两项径赛:女子800和男子400栏。

与此同时,央视全程播出了美国对德国的男子篮球。这场比赛已无任何悬念,最终美国队以大胜。频道拥挤显然不是压制田径转播的理由。

悉尼和雅典奥运会期间,我们尚可以在第一时间从电视上看到更多的田径比赛。获得奖牌的关键的几次投掷或跳跃几乎都可以看到,因为国外的转播者非常在行。现在在北京举行,我们反倒看不到了。这是为什么?说得过去吗?

我们认为四天来央视对田径决赛的播出,反映出他们对奥运田径比赛的歧视。游泳决赛的转播几乎场场不漏,举重的每场转播都是从始至终而非选播几个重要镜头。为什么央视歧视田,是什么样的一种歧视,是个令人费解的问题。从动机的可能性上看,有两种偏见:一,项目歧视,央视的“调度”自己对田径无兴趣,并认为广大观众对田径也无兴趣,二,民族主义高于体育,央视的调度认为中国选手在田径上实力太弱,转播田径难扬国威。

作为热爱奥林匹克、热爱田径运动的中国人,我们强烈要求拥有观看奥运田径电视转播的权利。强烈抗议央视对奥运田径的歧视和偏见。你们是在转播奥运,不是自娱自乐,自吹自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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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刘鹏矮化中华体育精神]]>

从中国新闻网获悉:“20日晚7时,里约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新闻中心举行总结会,团长刘鹏与副团长杨树安、蔡振华和高志丹等出席了总结会。在会后,刘鹏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刘鹏指出,中华体育精神的核心就是顽强拼搏、为国争光。这是作为体育人,包括运动员、教练员和其他体育工作者神圣的职责和历史使命,这一条是永远不会变的。……刘鹏表示,他注意到了网上关于金牌价值的探讨。对此,他表示:首先,大家评论的,‘唯金牌论’是不对的。这个话我是赞成的。因为体育它是综合的价值,不能够把金牌作为唯一的标准。不过,刘鹏也特别指出:‘但是也有另外一种说法:既然如此,那就金牌要不要,就无所谓了。这种说法同样是错误的。因为我们奥林匹克的理念就是追求更快、更高、更强,我们中华体育的核心就是顽强拼搏、为国争光。’”

笔者以为刘鹏的说法是不妥的。如果说,中国奥运代表团成员的职责是“顽强拼搏、为国争光”,我觉得不离大谱。如果说“中华体育精神的核心就是顽强拼搏、为国争光”,恐怕是将中华体育精神说小了,矮化了,它并不限于“为国争光”的事情,有些体育活动甚至不是“拼搏”,诸多体育工作者的工作无论从直接和间接的意义上都与“为国争光”无关。笔者无意在此定义中国体育精神,但刘鹏的说法肯定不妥。由此看到的是,体育总局的负责人将奥运代表团成员的责任理解成中华体育精神了。

长久以来,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和主张:现在的中国体育总局应该分割成两个各自独立的部门,一个司职国家层面的竞技体育,即他们是搞金牌战略的;另一个是推动大众体育活动的。为什么要分开?如果合在一起,前者是硬指标,后者是软指标。后者几乎注定要屈从前者。从刘鹏的说法可以看出,不仅在操作的层面已经强化了“为国争光”,而且在认识上也扔掉了为国争光之外的价值。

体育主管领导的言论,使我坚定了自己的认识:国家体育部门应该一分为二。抓金牌的专职抓金牌好了。需要改革的是,这部门只是一个职能部门。国家在金牌战略上投入多少资金,应该由两会决定,向社会透明。

举国体制的争论其实有空洞之嫌。要紧的是由两会约束其投资,并使之透明。

完成了上述改革后,抓金牌的主要负责人不必辨析“唯金牌论”和“无所谓论”了。你的主要工作就是金牌,哪还有什么“无所谓”,要辨析的是“性价比”和项目选择,要杜绝的是吃药。

我们对国家体育制度的改革或许应该从这里思考和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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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接力赛传接棒谁是第一      ]]>

    本届奥运会上田径成绩好得惊人。如果排序的话,第一当推埃塞俄比亚24岁的阿亚娜,她以291745的成绩打破了王军霞保持了23年的2931的世界纪录。第二当推南非选手范尼凯克,他以4303的成绩打破迈克尔-约翰逊19年前创造的4318的世界纪录。

超人则首推博尔特,地球人都知道,无需赘言。第二当推英国人法拉赫,他万米比赛中摔倒后仍然夺冠,既而5000再次夺冠。第三是美国人伊顿。博尔特说:我不是强人,伊顿才是。中国人不知道伊顿,是因为我们的电视台不搭理人家。

而敝人必须格外地为日本人点赞。他们在男子4×100接力中,以3760的成绩打败美国队夺得银牌。这是真正打败美国队。2015年北京举行的世界田径锦标赛上,中国接力队获得银牌。但那次是美国队丢棒。而这次美国队没有丢棒,生生被日本队超过,踩线和成绩无效是事后裁定。无论是3760的成绩,还是货真价实地打败美国队,都是不可思议和令人生畏的。日本队胜在哪里,中日两队谁的传接棒技术更好,且看下面数据。

 

中国队                                                      日本队

苏炳添,10.08秒,27                            山形亮太,10.05秒,24岁,

谢震业,10.08秒,23                            卡姆波瑞,10.13秒,23

张培萌,10.36秒,29                            藤原美久,10.23秒,20

汤星强,10.38秒,21                            饭冢翔太,10.38秒,25

四人单项成绩总和:40.90                      四人单项成绩总和:40.79

本次接力成绩:37.90秒(预赛37.82秒)   本次接力成绩:37.60


牙买加队                                                    美国队 

博尔特,   9. 81                                      加特林,   9.89

布莱克,   9. 93                                      布罗梅尔,10.01

阿什迈德,10.05                      盖伊,    10.10

鲍威尔,  10.10                     罗杰斯,  10.10

四人单项成绩总和:39.89             四人单项成绩总和:40.10  

本次接力成绩:37.27                            本次接力成绩:37.62

 

(注:以上数据是为了比较本次奥运接力的四支队伍。故个人数据尽可能接近他们当下的百米能力。16名接力选手的个人百米成绩,凡参加本次奥运百米单项比赛的,以其中预赛、半决赛、决赛中的最好成绩为准。汤星强和饭冢翔太姑且以个人历史最好成绩为准。鲍威尔、罗杰斯、盖伊均过了个人的黄金期,成绩均假设为10.10秒)

 

四支接力队成员的个人百米成绩总和分别为:牙买加39.89秒,美国40.10秒,日本40.79秒,中国40.90秒。四队本次接力成绩分别为:37.27秒,37.62秒,37.60秒,37.82秒(前三队为决赛成绩,中国队为预赛成绩)。两项成绩之差越大,说明传接棒用时越少。四队个人总和百米成绩与接力成绩之差,可以称作“接力省时指标”,按照大小排列如下:日本3.19秒,中国3.08秒,牙买加2.62秒,美国2.48秒。进入“省时两秒俱乐部”的接力队很多。而迄今为止。进入“省时三秒俱乐部”的接力队很可能只有中日两支接力队。据笔者计算,里约奥运男子4×100接力赛中获得铜牌的加拿大队,和当年全盛期的法国接力队,应该都是只差一点点进入“省时三秒俱乐部”。

就以上四支接力队而言,日本传棒速度比中国队快0.11秒,比牙买队快0.57秒,比美国队快0.71秒。即,传接棒技术日本天下第一,中国虽很优秀,屈居第二。若保持各自的传棒速率,即使牙买加、美国队员的个人百米速度平均比中国、日本队员快0.2秒,在接力中打败中日亦非易事。

再细致地比较中国队和日本队。两队接力最好成绩相差0.22秒。四人百米成绩之和,中国队与日本相差0.11秒,就是说,传棒速率也差了0.11秒。两队年龄之差是8岁。四年之后,日本四位队员均在当打之年。中国的张培萌33岁,应该不在黄金期了。

中国男子4×100接力队四人的平跑实力乃前所未有,传接棒技术居世界前列。虽眼下成绩可观,但对比日本队,中国接力队在平跑和传接棒两端都略逊一筹,前景不可太过乐观。

但中日两队在里约的成绩一同说明,靠着传接棒的优势,我们颇可和欧美强队一搏。东亚人对传接棒技巧的深度挖掘,为打破短跑垄断,增加接力赛的均衡与多样性,做出了举世震惊的贡献。

郑也夫注:后面两篇分别为批评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和央视体育部的文章,凡关心国事者务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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