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ATA[博客-财经网-名家博客-郑风田 最近更新20篇文章]]> <![CDATA[博客-财经网]]> <![CDATA[ 郑风田:推动精准脱贫向纵深方向发展 ]]>
我国精准脱贫工作已到了关键阶段,需要向纵深方向发展。根据我国贫困的具体情况,中央提出要通过实施“五个一批”工程解决7000多万人的贫困问题。近期,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课题组在全国调研时发现,各地非常重视扶贫工作,在人力、物力与财力上倾情投入,也创造出许多好的扶贫经验与模式,但也存在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改进。“五个一批”工程是扶贫工作的重要抓手,在实施过程中需要加强对细节的把握,使脱贫具有可持续性。

  第一,产业扶贫需要加强产业链的打造与完善。发展生产脱贫也叫产业扶贫,是我国开发扶贫的主渠道。有些地方的贫困就是因为整村位于山沟里,自然条件非常差、自然灾害风险大,过去基本上种植一些低附加值的玉米等农产品,收入非常低。扶贫部门通过投入资金进行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原来干旱的农田就可以种植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如猕猴桃、草莓等。与传统的农作物相比,种植猕猴桃的收入要高出许多,每亩可达到万元以上。通过种植方式的调整与种植条件的改善,可以让贫困农户实现脱贫致富。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课题组最近到贵州遵义地区调研了解到,有一个县的贫困村,原来山上都是光秃秃的,后来村里一个种植能手承包了几千亩荒山,全都种上了果苗。现在满山遍野都是果树,原来的荒山秃岭变成了果园,每亩果子收入3000—5000元。如此一来,农民的收入自然大幅度提升。

  调研还发现,许多贫困地区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时,选定的产业大多是目前市场价格比较好的弥猴桃、草莓、蓝莓等。但这些水果共同进入成熟期后,可能出现供远大于求而导致价格大跌,从而导致卖果难问题。因此,在具体实施产业扶贫的过程中,不能把精力单纯放在种植环节,还要注意打造产业链。一方面应该种植一些耐贮藏的经济作物,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引入冷库、加工、流转、品牌宣传等,加强后续产业链的建设,增强产业发展的可持续性。

  第二,异地搬迁脱贫需要培育贫困户的就业技能。有些贫困户处于自然条件非常恶劣的地区,需要通过异地搬迁才能脱贫。异地搬迁一定要有计划地组织实施,确保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但异地搬迁也会带来新问题。例如,农民原来在山里生活,如果搬到城镇等新的地区,可能出现语言不通,又没有生产技能等情况,因此确保异地搬迁贫困户在新的地区习得生存技能非常关键。做到这一点,需要加强培训,并适当提供就业机会,从而使异地搬迁脱贫具有可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也曾提出,一定要让农民在新的生活居住地找到一个可持续的生存方式。这是异地搬迁的重要内容。

  第三,生态补偿脱贫要注意生态林与经济林的平衡。在一些生态脆弱带,通过退耕还林与生态补偿,让贫困户脱贫。在这一过程中,要加大贫困地区生态保护修复力度,增加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扩大政策实施范围,让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就地转成护林员等生态保护人员,从而实现脱贫。需要注意的是,目前移民搬迁大部分是建生态林,而种植经济林的比较少。如果过多地建设生态林,现行的补偿可能难以让贫困户真正脱贫。因此,可以通过增加种植经济林,让农民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从而实现可持续的脱贫。

  第四,发展教育脱贫要注意提高培训质量。打破贫困的代际传递,要靠教育。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智。扶贫资金通过向基础教育倾斜、向职业教育倾斜,帮助贫困地区改善办学条件,对贫困家庭幼儿特别是留守儿童给以特殊的关爱来实现脱贫。除了向基础教育倾斜之外,职业教育对脱贫非常重要。在义务教育之后,如果让贫困户子女免费接受职业教育,学一项技能,如驾驶、木工、电工、水暖工等,就比较容易脱贫。目前,不少地区的教育培训重数量轻质量,应该加强对培训质量的监督,确保教育扶贫的效果。

  第五,社会保障兜底要全覆盖。对贫困人口中完全或者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由社会保障来兜底。通过社保兜底,给这些人基本的生活费,解决他们的温饱问题。目前,社保兜底的范围还不够。我国农村年满60岁的老年人近1亿,如果能够扩大低保覆盖面,会大大增加农村老年人的幸福感。因此,要统筹协调农村扶贫标准和低保标准,加大对农村上述群体的社会救助力度,最好能够做到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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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 郑风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六点建议 ]]>
郑风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六点建议
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让农民朋友们欢心鼓舞,对城市居民也是一个好机遇。乡村振兴是一个系统工程,如何才能让乡村来一个彻底的面貌大转换呢?提出以下六点不成熟建议:
1.一定要有村庄规划。近年来去过不少村庄,发现有规划的村庄与无规划的村庄差别非常大。我国传统的村庄生产生活是混在一起的,在自给自足发展阶段还可以,但对于进入小康阶段就很不合适了。比如如果一个村庄生产、生活、商业、工业、养殖等不分开,会带来很大的问题。如果某个家庭进行规模养殖,很可能让邻居们整天闻到臭气,引发冲突。传统的庭院经济也有不少弊端,如果在庭院里种些菜果还可以,但如果要养猪、养牛,一方面很耗劳力,另外一方面也让家庭整日处在臭气中,那些先富裕起来的村庄很可能选择放弃。近年来我国家庭散养猪、牛大幅度减少就是例证。记得德国巴伐利亚在山东南张楼村推广“城乡等值”经验,一个主要的做法就是把村庄进行功能分工,把生产、生活、商业、工业进行功能分区,就如一个大学,不能把所有东西混在一起,要有教学区、办公区、学生生活区、教工生活区、文体活动区等。我国传统的村庄进行功能分区的还比较少,导致一个村庄生产与生活混在一起,一旦发展养殖或者工业,会带来很大的冲突,村庄也容易陷入脏乱差。村庄规划与功能分区是乡村振兴的起始阶段,也是必须要经历的阵痛。
2.合并小村庄,建设乡村小镇。我国目前有57万多个行政村,有360多万个自然村,村庄的数量多规模小,尤其是南方的自然村庄,几十人、百多人的自然村庄占相当比例,行政村也有不少是千人以下,这样的村庄规模,可以满足自给自足阶段,但难以形成规模优势。最近一些年参观过不少合并后的村庄,效果都非常不错。我国首先进行富村并穷村的是江苏苏南,几个甚至十几个村庄合并后建设成乡村小镇,非常漂亮宜居。乡村小镇的生活品质与县城差不多,由于规划好,比县城美丽多了。适当的村庄撤村,有利于形成有规模的乡村小镇,也有利于重新规划与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大大提升农民朋友的生活品质。当然这个过程一定是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加上对基础设施的大力投资才可以。
3.大力向村庄投资。近年参观过不少贫困村,发现重金投入的贫困村一般都大转换,变得非常漂亮宜居。记得还曾专门向福建的一位熟悉农村情况的基层领导咨询:一个村庄大概投入多少资金就可以变得与城市硬件差不多?他回答说:平原村庄一般要投入一千万,主要用于村庄的道路、下水道、污水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一个村庄投入千万资金,村庄的硬件服务水平就可以与城市看齐,村庄生活服务品质也因此而大大的提升。当然山区的村庄投入就更多了,山区与丘陵地带,由于交通不便,需要投入几千万可能才有效。如果把我国现有的行政村合并掉三分之二,既把近六十万个行政村合并成二十万多个乡村小镇,每个小镇投入三千万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我国乡村的面貌就一定会大大的改变。
4.乡村要开拓新功能与新业态,发展观光休闲与养老产业,搞田园共同体。在自然条件好、交通便利的村庄要多发展新产业新业态。单纯地靠农业,农村会一直穷下去。农村要振兴,必须要走综合之路,也就是田园共同体。要发挥乡村的多功能性,不能仅仅把乡村看成是农产品生产的地方,也不仅仅是农民居住的地方,它还应该成为城市的后花园,成为城市居民旅游观光休闲的地方,更应该成为城市居民退休养老的地方,如果把后两个职能开发出来,乡村振兴就有希望了。
5.吸引能工巧匠下乡。乡村发展需要能工巧匠,现在许多乡村建筑盲目模仿城市建筑,不适合乡村特点,庸俗而又没有美感,这都是因为缺乏懂乡村特点的设计师造成的。如果根据农村的自然条件,设计出适合乡村特点的建设与景点,一定会大大吸引外来观光者,这些有美感的设计需要众多的能工巧匠下乡。
6.吸引打工青年返乡。农村不缺资源,关键缺乏懂经营、能干又会干的人才。而那些在城里打工见过世面,又有能力改变家乡的人才应该创造条件吸引他们返乡。我曾参观过不少我国的乡村超级村庄,也就是那些年产值上亿的村庄,这些村庄的带头人年轻时大多要么打过工要么当过兵,在外见过世面。回到家乡带领村民致富,很容易找到致富门路。
目前我国大多数地区城乡差距太大,村庄无论硬件与软件与城市相比差太多。多年来,农村年轻人的出路似乎只有一条,那就是到城里打工。但城镇也有城镇的难处,昂贵的住房靠农民工的那么点收入根本不可能买得起。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城里留不下,农村又不愿意回。如果乡村振兴了,至少选择的机会更多一些。城市老人,尤其是大城市的老人,在城里生活不但住房面积小,而且环境太差。如果有机会到美丽的乡村小镇养老,估计会长寿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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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 郑风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点在哪 ? ]]>
郑风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点在哪 ?

我国乡村衰败的主要原因是农村单向的人、财、物向城市流动造成的。欧洲的“年轻人进城,老年人下乡”城乡互动机制值得我国学习。

乡村本来是应该能够产生乡愁的地方,但经常去农村的人可能感受最多的却是凄凉:大量的空心村、386199部队,没有活力,没有生机,脏乱差,污水横流等等。

从中央政策上来看,并不是不重视乡村发展,从新农村建设战略实施开始,已经连续数十年对农村进行大量的投入,但结果似乎是杯水车薪,有起色的乡村并不多,大部分农村还是老样子。

同样作为中国的土地,城市,无论大小,近年来都得到长足的发展,城市原来破旧拥挤的住房被新型居民小区替代,老城区被开发区替代,大马路、大广场、大公园无数。为什么我国会出现城市片面繁荣而农村陷入衰败现象呢?这就是我国单向的农村资源向城市流动体制造成的。农村大量的人、财、物单向地流向了城市,一个抽水机型的体制。而城市向农村流向却远不足。

其实不独是中国,欧洲、日韩等国家都经历过乡村衰败阶段,只不过他们的时间来得更早一些,经过精心的政策设计和数年的投入发展,原来衰退的乡村早已经振兴,可以与城市平起平坐了,城乡基本上达到了均衡。

美国整个国家似乎是一个大农村,大学、公司不少都设在乡间小镇,反倒是大都市的内城是最贫困最危险的地方。但美国的经验基本上很难学,我国的大学、公司基本上都设在直辖市与省会城市,县城有大学的极少,更不要提乡村了。公司也都把总部设在大都市,想扭转也比较难。

欧洲的“年轻人进城,老年人下乡”让人印象深刻。年轻人喜欢热闹,城里工作机会也比农村多,所以年轻人离开乡村到城里发展很正常,但在意大利罗马等欧洲城市的郊区农村,你会发现不少原来工作在城里的老年人却到乡村买房定居,他们把城里的房子出租或者出售,自己搬到山青水秀风光好的乡村去养老,这种城乡互动模式既解决了城里的城市病问题,也解决了乡村的人气问题。老年人都有退休金,也喜欢安静与环境好的地方,农村小镇养老比城市优势大多了。而老年人的房屋或出租或出售,也解决了到城里工作的年轻人的住房问题。这样的城乡人力资源的双向流动,让城乡都受益。欧洲的德国,二战后经过重建,城市发展非常迅速,但农村的年轻人都跑到了城市,农村没有人气,但他们通过“城乡等值”计划,向农村进行大量的投入,道路等基础设施得到极大的完善,现在乡村与城市并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城乡差距非常小。

反观我国,目前城乡资源基本上都是单向流动:大量农村的人、财、物都单向流向了城市,而从城市向乡村的流动,除了国家的财政投入、数量极少的返乡创业外,其他的人、财、物流向农村的就非常少了。这也是为什么乡村这么衰败的主要原因。如何建立我国城乡的社会资金与社会人才向乡村流动,就成为我国乡村能否振兴的关键点。因为只有这样的流动才是可持续的,才能改变乡村衰败、城市畸形繁荣的格局。

所以应该在城市资源向乡村流动的障碍上作文章。目前最大的障碍是土地政策,除了基本农田外,应该放开农村的建设用地市场,允许社会资金进入建设,也应该允许城市老人到乡村购房养老。我国城市年满60岁的老人上亿人,如果能有几千万城市老人到乡村小镇买房养老,农村就不至于那么衰败了。

当然现在我国大部分的乡村还无法吸引城镇老人来乡村养老,因为缺乏政策的引导,社会资金进不到农村,农村的软硬件条件都太差。如果政策逐步放开,允许农村可以建设养老房出售出租,大量的社会资金就可能到乡村小镇建设养老小区或者观光旅游度假区,原来衰败的农村就因此可以激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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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 郑风田:如何破解我国深度贫困问题? ]]>

郑风田:如何破解我国深度贫困问题?

我国目前已进入脱贫攻坚阶段,而深度贫困问题是脱贫攻坚扶贫的重中之重。6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太原市主持召开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集中研究破解深度贫困之策。他认为深度贫困地区的区域发展是精准扶贫的基础,是精准扶贫要组成部分。如何理解我国的深度贫困问题?如何来破解?

什么是深度贫困问题?按照国务院扶贫办的标准,在国家层面上,深度贫困问题主要涉及“三区”“”、“三州”“及三类人”。“三区”是指西藏、新疆南疆四地州和四省藏区;“三州”是指甘肃的临夏州、四川的凉山州和云南的怒江州。“三类人”主要包括:一是因病致贫人群,特别是重病和慢性病群体是下一步攻坚的难中之难,必须千方百计给予帮扶;二是因灾和市场行情变化返贫人员,需要提高脱贫的稳定性;三是贫困老人,这个群体由于年龄大、病多、没有劳动力,脱贫要有托底性的制度安排。针对这些地区和群体,国家需要出台更加优惠的政策,让他们实现稳定、持久的脱贫。

习总书记之所以讲深度贫困问题的发展是精准扶贫的基础,主要原因是深度贫困地区大多是边疆地区、民族地区与革命老区,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社会文明程度较低,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贫困人口占比和贫困发生率高,人均可支配收入低,集体经济薄弱,脱贫任务重,越往后脱贫成本越高、难度越大。而深度贫困群体又以年龄大、病多、没有劳动力为多度。深度贫困攻坚任务具有艰巨性、重要性与紧迫性,要以解决突出制约问题为重点,强化支撑体系,加大政策倾斜,聚焦精准发力,攻克坚中之坚,确保深度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早日脱贫。

深度贫困问题是最难啃的“硬骨头”,常规的办法很难起作用,一定要采取超常规的方法。而加大内生动力培育力度显得十分重要。目前我国贫困户内生动力不足是目前脱贫攻坚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不少地区出现农民争当贫困户的现象。对于建档立卡,进去的不想出来,进不去的,想各种办法想进入。还有些贫困户错误的认为脱不脱贫是政府的事情,是外派第一村书记的事情,与自己无关。等靠要思想严重,不以贫困为耻,反以贫困为荣。针对这种情况,扶贫一定不能仅仅单纯依靠物质扶贫,还必须两条腿走路,重视精神扶贫的建设。一定要加大宣传教育力度,让贫困户转变思想观念,改变等靠要思想,要在农村开展“扶志工程”。等、靠、要思想是我国农村最大的贫困,应开展“扶志”工程,加大宣传教育,解决部分农民“靠着墙根晒太阳,等着别人送小康”的思想,从“要我富”彻底转变成“我要富”。要对勤劳致富的先进典型加宣传与表扬,增强贫困农民脱贫致富的信心。要通过弘扬传统的孝道文化,发挥传统文化的威力,让农村贫困老年人得到物质与精神上的双重援助 。应该将孝道文化融入到精准扶贫过程中,将物质帮扶与精神帮扶结合起来,将扶贫与扶志结合起来,将扶贫与扶孝结合起来,为精准扶贫的推进出实效、上台阶注入新的发展动力。

深度贫困地区脱贫其实是有规律可遵循的。举一个例子,在一个学校里,往往有优生班和差生班,对于差生班来讲,也存在一个差生集中连片的问题,在教育规律上,让差生班迎头赶上,还是有规律可循的,那么对照之下,贫困地区的集中连片问题其实也存在类似的规律。我国多年来在解决深度贫困问题上其实已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和案例,只要高度重视、思路对头、措施得力、工作扎实,深度贫困是完全可以战胜的。

具体的做法就是要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坚持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管理体制,坚持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的工作责任制,坚持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等多方力量、多种举措有机结合和互为支撑的“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以重大扶贫工程和到村到户帮扶措施为抓手,以补短板为突破口,解决深度贫困地区面临的突出制约问题。国家要加大对贫困地区的各项投入力度,比如新增扶贫资金要多向深度贫困地区倾斜,新增扶贫项目要多在深度贫困地区布置,新增扶贫举措要多集中于深度贫困地区。 国家各级财政要加大对深度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规模。要通过各种举措,要集中优势兵力打攻坚战,加大各方帮扶力度要通过多种形式,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形成强大的政策全力,帮助深度贫困地区早日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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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 郑风田:精准扶贫需要弘扬孝道 ]]>

郑风田:精准扶贫需要弘扬孝道

单纯的物质扶贫对农村贫困老人难以做到可持续,易返贫,需要重视精神扶贫的打造,通过弘扬孝道,让农村贫困老人彻底摆脱贫困。

我国贫困人口中的老龄化问题非常严重,在精准扶贫建档立卡中老年人要占去一多半,更令人堪忧的是,这些老龄贫困者都基本上是深度贫困,脱贫难、易返贫。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我国的宏观转型背景有关。

在中国的农村,过去几千年来都是家庭养老,但是近年来随着2.8亿人口涌进城市打工,大量的农村形成空心村,大多村中老人的儿女不在身边,自己又没有退休金,很容易出现赤贫问题。过去媒体已报道过不少恶性案例,比如农村生病老人因子女外出打工不在身边被饿死的惨例,还有农村老年人自杀率居高不下等。城市老人有退休金,而我国农村老人们却没有。如果农村出现对年迈父母不孝敬、不管不顾,老人们很容易陷入生活困境,尤其是如果生病就可能出现看不起病的问题,长期抱病生活会陷入凄凉。

精准扶贫仅有物质扶贫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两条腿走路,重视精神扶贫的建设,只有这样才能让农村陷入贫困的老年人真正脱贫。通过弘扬传统的孝道文化,发挥传统文化的威力,让农村贫困老年人得到物质与精神上的双重援助,过上真正的幸福晚年生活。应该将孝道文化融入到精准扶贫过程中,将物质帮扶与精神帮扶结合起来,将扶贫与扶志结合起来,将扶贫与扶孝结合起来,为精准扶贫的推进出实效、上台阶注入新的发展动力。

孝道扶贫在新时代下显得非常有价值。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百善孝为先”,孝是首德,在所有善行中居第一位。几千年来我国孝道与家庭养老一直广受关注,也是最优良的传统之一。家庭养老模式是儒家文化几千年的优良传统,赡养老人是儿女们的应尽责任,家庭在提供生活照顾和精神慰籍方面具有无可替代性。过去农村家庭子女如果不养老人会面临很大的道德压力,遗憾的是,近年来这种传统孝道有弱化的趋势,必须在新时代下重塑孝道文化,具体建议如下:

首先要重塑农村孝道文化建设,加大宣传,鼓励“以孝为荣”的传统正能量。要充分运用各类媒体加大宣传对农村贫困老人的关爱与帮扶,营造尊老、敬老、爱老的浓厚氛围,激发农村子女的养老意愿, 让村民在家行孝事,出门见孝道,耳濡目染,潜移默化,营造“百善孝为先”的浓厚氛围。并且对近年来出现那些“人为财死”“唯利是图”等负面的价值观进行批判,督促教育子女履行好赡养、照顾好贫困老人的义务,

其次可以在贫困村成立村庄孝道委员会,把孝道扶贫措施与内容具体化 村庄孝道委员会在人员构成上可以重点吸纳村庄的乡贤,包括老教师、老党员、老干部等,让那些德高望重、敢直言、有热心的人当委员会成员,并通过村民代表会议讨论表决产生。村庄孝道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制定本村的孝道制度、评优惩戒不良行为等。可以在村庄开展“好媳妇”、“好公婆”评选活动,通过的“孝道”的评选活动,充分发掘孝道先进榜样的力量,弘扬爱心敬老文化,倡导优良淳朴的家风、村风和民风。村庄孝道委员会还可以对村庄不良行为进行监督,尤其特别是对不尊老、不敬老、不养老的道德失范行为进行监督,甚至可以评选负面典型,张榜公布教育劝导,并助其自我觉醒与自我转化。

第三,制定具体切实可行的孝道赡养公式,明确子女的具体赡养标准,将孝道扶贫纳入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我国各地已进行了不少有益的探索,比如有些地方通过开展农村调研,对年满六十周岁及以上贫困农村老人的子女、健康、居住生活情况等进行详细摸底,再根据老人的实际生活消费情况进行深入分析,制定出适合本村的孝道赡养标准。山东有些地方提出每年每位成年子女应付父母不低于600元现金、200斤小麦面、10斤玉米面、10斤花生油。有些村庄更具体,区分了农村留守与非留守老人的情况分类对待,对于非留守老人,规定每年成年正常子女应付父母每天一元钱,每天一斤面,每年20斤花生油、20斤玉米等杂粮面,而对村庄留守老人,规定每年每位成年子女以现金的形式支付赡养费,其数额原则上不低于前述非留守老人相当金额。这些具体村庄做法接地气、易操作,容易形成共识,也更易可执行。

第四,对有些拒绝尽孝子女进行惩罚。仅有正面鼓励是不够的,因为依靠道德规范的约束远远不够,还要有强制性的法律约束,要利用法律规范的强制性来规范个别子女的不孝行为。尤其是农村法制不健全,农民法律意识比较弱的情况下,一方面要加大法制宣传,让村民知法、懂法、守法,在村民中广泛普及《老年人权益保护法》, 对不遵守孝道者不仅让其在村庄抬不起头,更应该对其绳之以法。

第五,国家扶贫政策要兜底,对年满六十岁的老人国家尽可能给予低保的扶持。国家对贫困老人的物质生活条件要多投入,包括要提高新农合报销实际补偿比例、加强最低生活保障救助和完善临时救助等。条件成熟后要对我国农村年满六十岁的老人实行普惠制的养老。普惠制的养老金制度在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农村普遍被采纳并且运行效果良好。该制度可以有效地避免逆淘汰现象,实行普惠制给老人们提供一个基本的保障;其操作管理也简单易行。世界银行在1994年的报告中指出,普惠制的养老金制度由于不考虑投保人的收入、财富与工作年限,避免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难题,管理成本极低,还可以有效地缓解贫困,更易获得百姓的热烈拥护。对农村老人的资助其实也是对农村儿童的帮助。因为这些农村老人并不会独享这些社会福利,我国农村大都有老带小的传统,老人们会把他们得到的福利代际传递到孙辈,这对我国未来的花朵,尤其是留守儿童的成长是大有益处的。资助农村老人其实等同于助农村留守儿童。

当然对于那些村庄集体经济条件好的地区,也可以给老年人提供集体福利。比如浙江金华探索的“居家养老”就挺有价值的,他们在村庄建一个老年社区中心,每天让老人们集中在一起免费吃两顿饭,加强老人间的交流,改善老人们衣食住行的条件,也便于及时发现老人们存在的问题,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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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 郑风田 焦贝贝:如何让乡村脱贫又美丽? ]]>

郑风田 焦贝贝:如何让乡村脱贫又美丽?

通过美丽乡村建设让农村脱贫致富新模式:云南红河州扶贫新思路

目前我国农村基础设施落后,成为影响农民脱贫的主要障碍之一。为了改变农村落后贫困的现状,云南红河州于2013年启动实施了以宜居红河?美丽家园为主题,以房、村、镇、城建设改造提升为主要内容的美丽家园行动计划。几年过后,红河州美丽家园行动计划在乡村环境改善,乡风文明建设,产业结构优化,城乡投资增长,扶贫开发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效,20157月已完成14万余户农村居民拆除重建和改造提升,完成278做美村庄建设,水、电、路等村庄基础设施不断改善,公共服务设施配套推进,资源要素实现有效聚集,人居环境得到明显提升,全州43万农村居民直接或间接受益。已兑现农户建房补助资金21.6亿元,发放农户建房贷款23.2亿元,拉动农户直接投资233亿元,同时有效拉动了建筑建材、家具家电、运输服务诸多行业的消费需求。

一、红河州美丽乡村建设的三大特色

在实地考查的基础上,我们认为红河州的美丽乡村建设脱贫有以下三个方面值得全国学习:

其一,美丽乡村的内核:把美丽乡村建设与农民住房建设改革结合起来,提升农民住房质量。

解决农村住房问题是美丽家园建设的根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国政府把改造重点放在城市,通过住房制度改革,城市居民的住房质量得到大幅度提升,城市居民也因此成为有产阶层,尤其是一线城市京、上、广、深等还因有家里有几套房而成为千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所有这些的成功都得益于1996年我国推行的城市住房改革。遗憾的是,我国农民虽然拥有的住宅占地面积与目前整个城市建设占地面积差不多,但由于改革滞后,这些土地面积还基本上是沉睡的资产,农民的房屋质量也很差,农民的住房主要靠自己解决,农民建房也是穷其一生,但生命周期却只有短短十多年左右,而城市的住房五十多年。由于个体农户经济实力薄弱,农民居住分散,缺乏统一整体的建设规划,村庄私搭乱建问题严重,房屋质量较低,十年推倒重建又造成资源的大量浪费。提起农村,或许我们首先想到大面积的乡村基本上是污水横流,垃圾成灾,毫无美感。

提升农民住房质量,红河州的美丽家园这个抓手选得相当好,通过多项制度改革,使农民的住房质量因此而得到大幅度的提升。围绕住房问题,红河州提出要通过农村民居建设改造提升来实现以房惠民以房带产以房聚财以房扩需以房促变的目标。以房惠民,就是通过解决老百姓的住房问题惠及民生。以房带产,就是通过解决农村住房问题促进农村产业发展,尤其是在一些贫困、落后的地方,通过让老百姓建房,调动他们就业、创业的积极性,促进产业发展,增加财富积累。以房聚财,就是通过实施美丽家园行动计划,不仅让老百姓有房,而且解决房子宅基地和房屋使用权,从而解决他的财产问题,把房子变成财产,甚至把房子变成资产来经营。比如,哈尼梯田周围的老百姓,把房子拿出来,搞一些乡村旅游、农家乐,把自家的房子变成财产,财产变成资产。以房扩需,就是通过扶持老百姓建房,给予补贴,一定程度上就拉动了内需,农村金融自然就活跃起来;老百姓把房子建起来,还要买一些家俱、家电,农村的消费就带动起来。以房促变,就是通过房子的改善,促进城乡面貌的改变,促进老百姓精神面貌、生活方式、文明素养的改变。比如,一些地方人畜不分,通过这一行动解决了人畜分离等问题,促进农村文明进步。在进行农村住房改造升级时,红河州政府还充分考虑到了房屋的抗震设计,大力推行农村民居地震安全工程项目,雇佣专业建筑施工队,保证住房坚固性,实现可持续利用,让农民住的安全,住的放心。

让农民建设住房也能够享受到抵押贷款。目前制约农村内需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住房建设,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农村内需都可迎刃而解,而农村住房建设的最大障碍就是农民没有住宅抵押贷款的权利。调查显示,农民一生中60%以上的投资是住房投资。农民挣钱能力有限,仅有的钱也不敢消费,因为大部分人可能要穷其一生才能盖得起一套住房。许多农民一生的大轨迹就是攒钱盖房、娶媳妇、生子,然后儿子再攒钱建房子,几代农民就这样一直循环往复。如果农民也如城里人一样能够盖房靠贷款,最大的资金压力就解决了,农民可以用自己所建房子进行抵押贷款,靠月供来偿还贷款,就可以腾出钱来进行其他方面的消费了。所以,解决农民建房的资金贷款问题,以此来作为撬动中国农村内需的支点,从而拉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是完全可行的。银行贷款都需要抵押,而农民所有的生产资料或者牛羊猪等活体是不能作为抵押的,这就是一直困扰农村发展的主要难题。目前农村内需不足,最重要原因就是缺少金融政策这个抓手。房子是农村内需的基石,因为冰箱、洗衣机等其他现代生活设备,都需要有完善的电路与下水道等基础设施,而过去农民的住房没有这些设施,如果住房长期得不到改善,这些家用电器等现代生活设备的消费便不可能提振。红河州通过制度创新,让农民建房能够得到银行贷款,解决了农民建房的后顾之忧。

通过这些改革,农民住上了新房,改善了居住条件,就过上了尊严、体面的生活。变建房贷款压力为创业致富动力;因地制宜加快培育特色产业、主导产业,扶持了一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群众发展特色种养殖产业;立足自然人文、产业资源优势,打造了一批可邑小镇式的旅游村镇,推动产村产镇融合发展,加快了三次产业融合转型升级。

其二,美丽乡村的标准:红河州版的美丽乡村是“白天看绿化,晚上看亮化,刮风下雨看净化,街头巷尾看美化,举手投足看文化”。

美丽村庄建设的境界和标准究竟是什么?至今为止,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则,全国几十万个村庄,地理环境、民风民俗、经济发展状况千差万别,不可能也不应该照搬一成不变的普适性模式。红河州迎难而上,主动开启了探索城乡一体化改革的新思维,从其他成功中寻找启发和借鉴,避免盲目决策带来不可逆转的破坏。提出了白天看绿化,晚上看亮化,刮风下雨看净化,街头巷尾看美化,举手投足看文化的乡村建设理念,着力将红河州打造为风貌各异、特色鲜明的滇南村落。

白天看绿化,红河州结合中低产林改造、荒山绿化、退耕还林、封山育林工作,全方位强化村庄、集镇的绿化美化工程,以增加绿量为重点,大力发展常绿乔木、果木、柳树、水冬瓜树等本地保水保土树种,形成道路河道乔木林,房前屋后果木林,公园绿地休憩林,村庄、集镇、城市周围水源林的绿化格局。

晚上看亮化,刮风下雨看净化,街头巷尾看美化,红河州投入大量资金,全面推进村镇城安全饮水管网、电网、路网、垃圾处理、排水防涝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计划逐步提高农村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水平,力争用5年时间完成排水管网的雨污分流改造,建成完善的城乡排水防涝工程体系,这将有力缓解村庄晚上漆黑一片,交通不便,污水横流,垃圾成灾的落后环境,塑造村镇城容貌整洁、环境清新、秩序井然的人居环境。

举手投足看文化,这里的文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村民个人的文化素质,美丽乡村建设,建设的不仅是物的新农村,更是人的新农村,改变城乡面貌容易,改变人的精神面貌不容易。红河州广泛开展公民道德素质提升工程,逐步转变城乡公民的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力求从待人接物,言谈举止方面提升村民素质,使乡村呈现文明的新面貌。第二是村民对民族、村落古老文化的认知程度,乡村旅游是农村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柱,其中古村落旅游又是具有很强吸引力的项目,古村落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当地的政府和居民,因此,只有提升村民的文化意识,才能较好的发展乡村旅游产业。

其三,美丽乡村的产业支撑:发展新型的农业,坚持“生态建设产业化、产业发展生态化”道路。

美丽乡村必须要有美丽的产业来支撑,红河州提出其农业要坚持生态建设产业化、产业发展生态化道路。农民的房屋改造需要贷款,有还钱的压力,如果产业跟不上,就会造成美丽乡村建好后,农民为了还钱,又大批流动到城市务工的局面,那美丽乡村就只是摆设,失去了它的意义。

生态建设产业化,是从原来分散的生态建设到联合协作的一大跨越,这种做法并没有破坏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而是通过一定组织形式和利益机制,把生态建设过程各个环节进行整合,实现经营的规模化、专业化。产业发展生态化,红河州政府表示,坚决杜绝无序采矿、非法挖山采石,杜绝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杜绝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开发,坚持走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路子。严格限制森林采伐,加强森林资源保护和植被恢复,增加森林涵养水源能力。

按照上述方针,红河州政府正在着力打造一批特色鲜明,优势突出、规模集中、产业关联度高的农业产业和农业龙头企业集群,实现主导产业做大做优,产业结构优化扩展,特色产业竞争力不断增强,为村庄、集镇持续发展打下坚实地基础。

二、如何让我国乡村更快脱贫美丽?

红河州版的美丽乡村为未来我国脱贫变美提供了不少有益的建设,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我国乡村要真正的美丽,还面临许多制度障碍,只有通过不断的探索,打破这些发展中的桎梏,才能整体上让我国的乡村更美丽。

其一是建设农村宅基地的退出机制,让农民的资产能够流动,让农村的房和地“活起来”。

目前美丽乡村的建设,还存在较大的资金缺口。仅靠政府和村民的力量显然不够,要设法集聚社会资金,而农民住房只有能够流动才能吸引外来资金,否则是一潭死水。 资金是逐利的,只有看到价值,资金才会流进来。吸引社会资本的进入,必须破除这些障碍,农民的村庄建设才可能打破这种在低水平上的恶性循环。要破解城乡资源流动的制度障碍,必须综合进行农村土地、宅基地的也完全改革,实保障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加快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等农村产权的确权、登记和颁证步伐,加快流转建设,只有这样,才能让农民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本。

赋予农民建房抵押贷款与退出的权利,困扰中国多年的农村内需启动难的困境就可以找到一个突破口,就能够将新农村建设落到实处,从而启动农村建设的新热潮。1978年,政府赋予了农自主经营土地的权利,换来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繁荣。可以预料,通过赋予农民抵押贷款与流动的权利,可以再拉动农村增长繁荣30年,带动乡村的真正发展,打破目前城市畸形繁荣而农村陷入衰落的困境。

第二,政府加大对农村建设的投资。德国、韩国、日本的农村几十年前也很破烂,但现在基本上都是风景如画,主要原因是政府加大对农村的投资。目前我国美丽乡村的建设速度,和我国巨大的需求相比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加大政府对村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经过二十多年的建设,我国乡村就会变成真正美丽的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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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 郑风田:专业小镇起死回生的秘诀 ]]>

郑风田:专业小镇起死回生的秘诀

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一个企业、产业乃至专业小镇的兴衰,与家庭幸福其实也遵循着同样的规律。不少专业小镇因势而起,但在发展中不可能一帆风顺,一定会遭遇到各种各样的危机。这些危机,小到招工难、融资难,中到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上涨,大到产业链整合、品牌创造、创新能力,都有可能对专业小镇发展形成致使一击。有些专业小镇由于准备充分,应对得当,能够在劫后化蝶,通过各种努力进行产业升级,在危机过后又重获活力新生,也有些则从此灰飞烟灭,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而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决定兴衰的两种最重要的力量,其一是技术与产业链的创新与升级,其二是优秀人才的培育,当然这背后都需要当地政府或者产业协会的精心谋划。而这两点往往是我国不少专业小镇最缺乏的,迫切需要在未来的发展中补齐,唯有这样,才能在未来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硅谷专业集聚区,在IT产业中一枝独秀。这并不说明硅谷在发展中是一帆风顺。其实硅谷的产业发展,也与许多专业集群发展一样,会遭遇到各种危机。但硅谷之所以能够安然渡过各种危机,主要得益于两条:源源不断地创新来源以及创新型人才培育。硅谷起源于斯坦福大学,是该校的毕业生走出校门创业的地方。大学的研发能力能够让硅谷的产业一直处于领跑。而到目前为止,硅谷附近除了有斯坦福、加州大学BERKELEY分校等顶级学府外,还有不少技术性大学。这些学校不但与硅谷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各种研发技术也让硅谷的产业一直能够领跑于世界,产业出现的新问题,也能及时得到研究部门的关注与解决,是真正的产学研互动。当然这些大学培训的人才也源源不断地进入硅谷,使硅谷永远保持鲜活的生命力。

反观我国的不少专业小镇,过去主要拚价格,拚成本。但随着人民币的强劲升值以及我国农产品原材料价格的不断攀升,这些传统的单一价格法宝就不存在了,唯有不断通过人才与产业链的创新,才能在危机中生存下来,否则只能面临被淘汰的命运。但是我国不反的专业镇还停留在初级阶段,绝大多数制造业公司还只是满足于接订单,挣那点可怜的加工费,这也是不少专业镇灭亡的共性原因,要想生存发展,要必须想办法实现两个升级:产业链升级与人才升级,只有实现两个升级才能获得自救。

产业链升级如何升级?我国不少专业小镇都起源于刚刚改革开放,抓住了历史机遇,从而赢得第一次发展起飞的机会。但在以后的竞争中,那些能够生存下来的,一定都是对产业链进行不断的升级,通过打通产业链,形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才能坚持下来。一般纺织品行业完整的产业链应该是纺纱、织布、提花、印染,最后做成服装。如果一个专业小镇一直处于这些产业链的最低端,市场的萎缩、竞争对手的挤压迟早会让专业小镇的产品不具备竞争力。只有告别粗放的生产方式,打通与延长产业链,才能获得新生。重庆的回龙坝专业小镇,背靠直辖市重庆,应该不缺技术,如何让该产业重现活力,必须打通产业链,不能仅仅在停留在上游阶段。当地政府也应该积极走出去招商引资,引进新技术,让产业小镇去获得重生机会。

人才升级是关键。产业能否顺利升级,人才升级是关键。如果这些专业小镇不再满足于低价与仅仅招农民工,也开始招些大学毕业生,也就是“制造业白领”,自建品牌与营销网络部,通过品牌与营销,同样的产品,所收获的利润可能要高出数倍。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的制造业虽然创造了奇迹,但中国的制造商们却吝于研发、品牌管理、财务规划和环境健康管理。如果把制造产品转变为品牌产品可以为公司创造许多无形资产管理的白领职位。在OECD(经合组织)国家这些资产占公司资产的比例达三分之一以上。过去人们一讲产业升级以为就是所谓的高科技附加值产业提高,其实大错特错。并不是讲产业升级就一定是上高新科技、机械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层面的产业升级,那就是大力增加“制造业白领”,通过研发、品牌、渠道的建设,提高制造业的产品附加值,减少对订单的依赖度,也可以让产业重获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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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 郑风田:精准扶贫新模式解析 ]]>

郑风田:精准扶贫新模式解析--四川开江的“联合党建”

四川开江县位于大巴山南麓,是秦巴山区集中连片扶贫开发重点地区和川陕革命老区,贫困面宽、量大、程度深。针对过去脱贫中存在的组织引领能力不强、脱贫攻关思路不清、结对帮扶效果不佳、群众持续增收困难等问题,开江县集思广益,探索出一条精准扶贫的新路子,那就是让党建引领扶贫,通过“联合党建”脱离致富,让贫困户住上好房子、过上好日子。

联合党委引领扶贫

强带弱、富带穷是中国特色的扶贫模式,如果让八方支持不走形式,其组织动员形式非常关键。开江县根据本地的实际,组建了联合党委来引领扶贫,探索出企业帮穷村、强村带弱村,走出了一条扶贫新路。其具体做法是:坚持“乡镇统筹、以强带弱、以富带穷、村村互动、企地共建、资源共享、共创共建”的原则,积极发挥镇、村、企业资源优势,整合党建资源,建立“乡镇++企业”党组织模式,充分整合资源,发挥乡镇、部门、村、企业等资源优势,探索建立“1+N”党组织设置模式

联合党委的具体做法是:联合党委隶属乡镇党委管理,由乡镇党委副书记担任联合党委书记,贫困村第一书记、企业负责人等担任联合党委副书记,各村党支部书记和乡镇淀办工作人员担任联合党委成员 。由乡镇党委牵头,党组织成员共同参与,明确共建目标,制定共建计划,签订共建协议,共同寻找发展结合点。乡镇、部门、村、企业各确定名工作人员担任联络员,负责日常工作。每月召开一次党员代表联席会议,分解落实共建任务事项,成立联合党组织。该模式在精准扶贫实际执行过程中非常有效,取得了明显的脱贫效果。截至目前,全县建立联合党组织多个,带动51个贫困村、数万个贫困户走上致富大道。

大力向贫困村进行基础设施投资

贫困村之所以贫困,往往是“行路难、饮水难、通信难”。要想真正脱离,必须改变贫困县的基础条件。开江县在扶贫过程中,抓着扶贫问题的牛鼻子,在贫困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上下功夫,通过政府支持、项目拉动、企业参与、村级配合等方式,对贫困村的路网、水利、危房等基础设施进行了大投入,有效地改进了贫困村的基础环境,为脱贫致富打下良好的基础。例如:开江县宝石镇程家沟村是开江县51个建档立卡贫困村之一,基础设施条件很差,近年来政府投资4000万,改扩建道路11公里,硬化社道20公里、新修产业路45公里 ,新建蓄水池85口,整治山坪塘72口,解决人畜水12处,改厨、改厕、改圈40八户,投资130万元,完成村电视光纤网络建设,实现全村网络全覆盖。开江县永兴镇柳家坪村,平均海拔800米以上,有建档立卡贫困户404人,投资500万元,全面改造水泥道路10公里、硬化社道10公里、新建产业便道8公里 ,拓宽村主干道路2.5公里 ,建设集中饮用水点3处、红层找水饮用水井175口、畜水池19口、山坪塘14口,改厨、改厕、改圈50余户。基础设施的改进,贫困户出行方便了,种出的产品也可以比较容易走出外,外部的资源也比较容易地进入,打通了资源互动的障碍,贫困地区进入到发展地区的网络中去。

产业扶贫是可持续的精准扶贫

产业扶贫是让贫困户永远脱贫的利器。贫困山区虽然耕地少,但荒山丘陵有时也是聚宝盆,关键是要建好一个产业,并把产业链打造完整。不能仅有种植,还要有贮备与加工,有与市场直接对接的公司。橄榄油是世界公认最健康的食用油,被誉为“液体软黄金”。 四川开江县根据本地的自然资源优势,近年来大力发展油油橄榄,将油橄榄产业作为特色优势农业产业重点推进,为贫困户带来很大收益。

开江县是中国油橄榄之都主产区,引种发展油橄榄已达40年,通过多年的努力,开江油橄榄品种资源得到有效保护,苗木培育初具规模,基地建设进展顺利 “政府引导、业主开发、部门服务、农户参与”的运行机制基本形成。依托开江天源油橄榄公司、对贫困户进行科技培训,让有劳动力的贫困户掌握实用种植技术。开江县贫困户把油橄榄树当成致富树精心栽种, 树年年长,果年年结,钱年年进,技术不担心,销售不用愁,油橄榄是开江贫困户致富的法宝。开江县采取“公司+基地+协会+农户”的模式经营管理,解决油橄榄种植户单个经营、管理水平落后的问题,提高了油橄榄产量和效益。 油橄榄的发展全面推广不仅使生态得到保护,而且还成为老百姓增收致富重要渠道,一座座荒山真正变成了金山银山。

要真正成为脱贫致富的主导性产业,必须不断延伸油橄榄产业链。开江县与中国林科院油橄榄研究所、四川大学华西药学院等科研院所建立合作关系,油橄榄产品开发向纵深发展,全方位打造油橄榄精深加工链条,开发系列产品,包括橄榄鸡、橄榄鱼、橄榄酒、橄榄护肤品等特色农副产品。    

回乡创业转化本地资源,生产出畅销的产品来。

我国有2亿多外出务工者,这些人在城里打工,增长了见识,学会了经营,而且知道城里什么样的产品有销路。如何营造良好的氛围,吸引各类人才下乡, 要营造农业创业和就业的良好环境,引导和鼓励他们成为精准扶贫的主力军。

费孝通先生曾经介绍过传统中国的人力资源双重循环回路,即乡村地区通过科举等方式向城市输送人才,这部分人力资源再通过乡贤回乡等方式,作为“乡绅阶层”回流到乡土社会,并广泛参与到乡村社会的管理和乡土社会秩序的构建之中。目前我国这种双重循环早已断裂,贫困地区基本上成为“抽水机”,大量优秀农村青年通过大学、打工、当兵等离开农村。使城乡之间的经济“剪刀差”变成人力资源“剪刀差”。 贫困地区要采取有效的政策吸引部分有志农业的青年返乡,重新构建双重循环回路,培养一批脱贫致富能手,并且给予荣誉与奖励,以此来吸引更多的人能够留在农村,让贫困地区走出贫困。

通过返乡创业者的创业,不但可以带领本村人致富,而且能够实现城乡资源对接,满足城市的消费需求。开江县积极吸引农民工回乡创业,建立秦巴野猪、跑山鸡、林下野鸡等养殖示范基地多个,通过回乡创业脱贫。 返乡创业者通过养殖跑山鸡,不但自己“脱贫摘帽”,而且通过规模养殖,还带动本村其他村民脱贫致富。

通过让贫困户入股,捆绑脱贫。

贫困户往往因为缺乏资金,在产业开发与发展中进入贫困陷阱。开江通过让贫困户入股来脱贫,使贫困户走上致富路。开江县回龙镇陈家沟村成立四季花果协会,建立特别党小组,通过引进企业发展观赏茶花980亩,带动470余户贫困群众致富增收。建立利益链接机制,通过土体入股,农户按占地所种茶花树销售总额的千分之35分红,通过协调贫困户小额信贷100万元入股茶花基地,茶花公司为每户贫困户前三年每年按10000元分1000元的比例进行分红。

乡村旅游观光带来绿色脱贫。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其中一个非常大的突破就是提出将壮大新产业新业态作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举措。这个新业态主要是开拓农业农村的多功能性。近年来国际学术界早已认定农业农村具有四大职能,而我国主要利用了两大职能。传统的农业主要是进行农产品的生产,农村是农民居住的地方,这是两个传统的职能。而多功能性主要是指农业与农村也可以成为城市的后花园,成为消费才旅游、观光、休闲、渡假的地方,也可以成为城市养老产业的发展基地。这两个新职能在发达国家已发展的非常成熟,而在我国需求量很大,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但受制于土地红线,近年来刚刚开始发展,还比较缓慢。中央提出要像当年抓乡镇企业一样抓新产业新业态,使之成为农业农村发展新的增长点,成为农民持续较快增收新的动力源,再在农村来一次新的‘异军突起’,让农村成为引人入胜的天地、农业成为令人向往的产业

随着贫困地区基础设施的改进,道路改善,会吸引一大批城里人到农村观光、旅游、渡假,通过旅游脱贫,是没有污染的产业。农村的绿水青山、田园风光、乡土文化、土特产品对消费者的吸引力非常大。每年的节假日大量的城市居民到农村去旅游,乌镇、周庄人山人海。开江通过对贫困户的基础设施的改建,发展成片油菜、银杏、油橄榄、等特色产业,已形成连片开发,每年春节花海飘香、橄榄溢翠。在精准扶贫中,开江充分利用这些优势,发展特色乡村旅游品牌,为贫困村探索出另外一条致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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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 郑风田:国人为何打脸美国进口牛肉? ]]>

美国进口牛肉为何遇冷?

中美刚签订进口美国牛肉条约时,媒体曾一片欢呼,更有人不切实际的想象:盛传每斤10元的美国牛肉会把每斤30多元的内产牛魔王给打下去。不曾想刚到岸的美国牛肉却是每斤200-300多元,顿把中国消费者给浇个透心凉。这坑爹的价格究竟怎么回事呢?美国市场便宜的牛肉价格为何出口到中国就变得那么贵呢?是进口商太黑心了吗?其实这还真冤枉他们了。

事实的真相是:美国的普通牛肉并不比国产牛肉便宜,每斤也是30-40元,与国产牛肉价格差不多。美国每斤10元的牛肉有,但真不多,应该是属于最低端的,质量最不靠谱那种,当然不可能让它出口。美国是一个分层的社会,其农产品也是分层的,既有最便宜的牛肉,也有很贵的牛肉,消费者各取所需。只不过,美国的牛肉产业许多规则跟国际格格不入,比如允许使用瘦肉精,允许添加生长素,还可以使用抗生素等等。

美国的这一做法产生了不少冲突,比如美国曾经跟标准严格的欧盟战斗了很多年,因为欧盟养牛不允许添加使用生长素与抗生素。在国际市场上,美国牛肉的出口量并不怎么样,只排在第四。因为它不上不下,高端的牛肉有澳大利亚、新西兰,低端的印度这几年出口迅猛,表现强劲,已占据世界第一了,只不过它是出口水牛肉。牛在印度教里是圣物,是不准宰杀的。

看官看一看我国的进口标准就知道了,国家质检总局发布的《关于进口美国牛肉检验检疫要求的公告》,允许进口的美国牛肉指30月龄以下的剔骨和带骨牛肉,包括心、肾、肝、瓣胃、牛筋,不包括扁桃体、回肠末端、碎肉及机械分离肉。在中国口岸入境时,不得检出中国法律法规禁止的非天然产生的兽药、促生长剂、饲料添加剂和其他化合物,包括莱克多巴胺(瘦肉精),低于或等于本底水平的内源性激素不在禁止之列。输华牛肉的牛须有完善的记录,可以保证追溯到牛只的出生农场。这样的规定,美国市场的普通牛肉根本满足不了这些标准,那些便宜的牛肉标准低下,可追溯性差,难以达到出口标准要求。而达到标准的可能不到10%,价格当然高大上了。

所以国内的肉牛生产者还是有市场的,情况并不是那么悲观。虽然近几年我国陆续放开了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牛肉进口,但国产牛肉产业并不是没有希望。当然要上规模,要加强产业精的整合来降低生产成本,通过从牧草和饲料种植再到肉牛养殖、加工、销售的全产业链整合,降低生产成本,与进口牛肉抗衡。我国的牛肉消费量增长迅速,20122016年我国人均牛肉消费量增长33%,我国是全球牛肉消费量增长最快的国家,2016年牛肉消费量达800万吨,市场规模达3600亿元。我国也是全球第二大牛肉进口国,去年牛肉进口量达到82.5万吨,金额约26亿美元。随着西式的生活方式传播,国内牛肉市场还是有很大的增长空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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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 郑风田:中国粮食储备体系是该进行大修了 ]]>

“将近7年啦,中储粮才想起来把存在我们仓库里的16000多吨粮食拉走。如今这些粮食已经坏了,连猪都不能吃。近日,河南新野县金硕粮油有限公司负责人向记者反映河南万吨小麦被忘 7年变质事件。对此,中储粮的回应是:已卖给企业,企业拒不出库。(58日中新网)

国以农为本,民以食为天。粮食在我国向来神圣如同天物,如今却被这样糟蹋,无论是谁的原因,其糟蹋粮食的行为都不可原谅。尤其是作为国家大粮仓的中储粮,难逃失职之责。其实近年来中储粮一直丑闻缠身,暴露出诸多管理问题。比如去年央视《焦点访谈》曾报道过辽宁、吉林等地一些中储粮粮库和粮商相互勾结,用陈粮顶替新粮赚取差价;再比如2013年,检察机关在中储粮河南分公司系统挖出110硕鼠,以空买空卖转圈粮”28亿斤,骗取国家粮食补贴资金7亿多元。还有黑龙江等地多次发过储备粮库大火等问题。20139月,中央巡视组向中储粮反馈问题时明确指出,其存在内部监督管理不够严格基层腐败案件高发多发虚报库存、掺杂使假等问题时有发生等问题。 

中储粮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的问题,一方面是管理制度出现了问题,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过量的国家粮食储备数量,让小牛拉大车,国家粮食收储规模过大过多,代理库、代储点等数量繁多庞杂,环节过多,才导致乱象丛生。 

曾几何,我国农户储粮一直是个中国特色的传统,曾占粮食产量的一半,被不少国外粮食研究专家称赞。农民在夏收或者秋收后,一般都先在自家房子里储存几个月,反正农民的房子也足够大,场地也足够多。农户储粮一方面可以躲过粮食收获时集中上市带来的价格下跌,另外也可以在市场价格合适时再出手,对整个粮食市场其实是一个平滑作用,减轻季节性的粮食波动。加工企业是用粮大户,他们的收购行为刚好与农民相反,在粮食集中上市价格低谷时,多收购一些;而在淡季价格上升时少收购些。农民与加工企业参与收购储粮的模式多年来一直存在,但近年来由于国家储备的大包大揽,大大抑制了农民与用粮企业贮粮的积极性,使这两个过去收粮用粮的主体大大减少了收贮意愿,也基本上把粮食收储的压力都转移到国家储备上了,庞大的收贮数量,繁杂的体系,再加上管理不善,才导致许多奇怪问题的出现。

我国现行的粮食收储体系是近二十年前在特殊背景下形成的,当时为了激励农民更多的生产粮食,也为了解决农民售粮的后顾之忧,才形成敞开收购的收储政策,后来国家收储的数量也越来越大,再加上国家制定的比较高又每年增长的收储价格,大大压抑了市场机制,市场调节手段完全派不出用场,责任与压力也基本上都转移到国家储备上来了。

目前我国粮食收储的外界环境完全变了,一方面国际粮食价格低迷,世界整体粮食过剩,而我国国内的粮食价格高企,如果再继续执行巨量的粮食收购行为,其实是对农民发出错误的信号。所有不少专家呼吁,小麦与水稻收贮也应该象去年的玉米一样,取消临时收储备,让市场这只手发挥主导作用,防止目前一方面国家粮库收来的高价粮卖不出去,另外一方面国外便宜的粮食通过进口与走私进入国内市场,让粮食价格恢复其本来面目。

其实按照世界通行的粮食储备规律,一个国家的粮食储备数量供国内市场三个月食用量就可以了,或者是当年粮食产量的15%左右。而目前我国的粮食收储数量太过庞大,更出现有些地方国家收储与加工企业争收的现象。中储粮自身变成了一个逐利单位,失去其作为平衡国家粮食均衡量的主要功能,需要加工其公益性的责任强化。

改革的方向其实很清楚,就是改变过去一头独大的收贮格局,大力鼓励粮食加工企业与农民贮粮,当然国家可以把过去高昂的代储补贴的一部分拿出来,用来支持农民与企业建库。当然精兵简政后的国贮库,也要象其他国有企业一些,加强责任管理与问责,不能因为所谓的粮食贮备秘密而处于灯下黑,缺失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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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 郑风田:我国村霸形成的六大推手? ]]>

如何解决农村“好人干不了,恶人争着干”的局面?

在我国部分农村地区,出现了一些“土皇帝”式的村霸,他们无法无天,操纵选举、开设赌场、暴力抗法、霸占资源,呈现出乱政、抗法、霸财和行凶“四大特征”。近期检查部门公开了一批村霸案件,既有要求村民结婚要给其上供号称“万岁”的村霸,也有收取长达6年保护费,甚至当着民警的面欲将他人活埋的村霸。 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依法惩治“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犯罪积极维护农村和谐稳定的意见》,要求各级检察机关坚决依法惩治“村霸”和宗族恶势力刑事犯罪。我国的村霸都是哪些人?出现的成因是什么?如何进行治理?

一、村干部直接沦为了村霸:村霸演变的危险路径

村霸的一个最惊人现实是基层村干部不少直接沦为了“村霸”。在2008年全国立案侦查的涉农职务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中,农村基层组织人员4968人,占42.4%。其中,村党支部书记1739人,村委会主任1111人。 近十年了,村霸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扭转。2016623日,在最高检新闻发布会上,最高检反贪污贿赂总局四局局长宋寒松披露,“一些省份村两委负责人案件超过了整个涉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的半数,有的市县更高达70%80%。” 2015年,山西警方发布公告,前9个月抓获的869名涉嫌涉黑涉恶犯罪嫌疑人中,有27人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村支部书记和村主任。20156月,浙江省金华市公安局披露,自2014年年初以来,金华市公安机关已成功摧毁黑恶势力团伙176个,打击处理涉案人员1228人。其中,有农村恶势力团伙55个,涉案人员314人,其中村干部91名。据统计,2014年以来,31个省级纪检监察部门网站上发布了涉及近400名“村官”违法违纪案件。 2013年,河北省公安厅的统计数据显示,河北省近几年打掉的涉黑组织头目中,身份是村支书或村主任的有9名。

二、为何村干部变成了村霸?村霸产生的六大原因

基层社会生态非常复杂,土皇帝似的村霸之所以形成,探究其根源,或系基层组织涣散无力,或因当地政府把“狠人治村”当作一个法宝,牵涉到牵涉背后的上级政府、基层选举、治安管理等问题,还有贪腐歪风盛行背后的农村政治生态的破坏。其中以下六个原因是关键:

第一,选举制度有漏洞,病人容易上来,带病上岗严重。

基层“两委”班子选举制度不健全,不透明,导致基层组织弱化,使村庄坏人进入领导班子。我国村官是通过选举上来的,村民选举是我国的草根民主政治,但由于各种制度的不完善,虽然对村民委员会成员的选举和罢免程序在修订完善,目前困扰村民选举一些大是大非的问题,包括贿选、选举暴力、家庭宗族控制、黑恶势力渗透等一直难以解决。一些坏人靠钱开道,用重金送钱送礼收买选票,目前有愈演愈烈之势,一张选票往往要花上几十元、乃至几百元,还要请吃饭、发烟,选举下来,花销数万元。贿选的手段也多种多样,从“暗箱操作”拉票贿选到“公开活动”拉选票;从个别人单独活动拉票贿选到有组织的拉选票;从请吃喝、送礼品拉票贿选到直接送现金拉选票;从当场兑现钱物拉选票到承诺当选回报;从送钱送物的单一手段到多种手段拉选票等等。还有一些依靠宗族上台。核心的原因是这种西式的“民主”大试验在中国遇到水土不服问题。一旦当选上就会利用当村官的权力去为自己谋求更大的资源,主要是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把送出去的钱赚回来 。近期被宣判的河北定州村委会主任孟玲芬,在2012年当选村主任,当选后任人唯亲,胡作非为,安排多位亲戚担任村干部。她以权谋私、欺压村民,“说的话没人敢不听、要的钱没人敢不给、决定的事没人敢不从……”当地村民对“村霸”孟玲芬深恶痛绝。后以寻衅滋事、故意毁坏财物、职务侵占等7项罪名,被有期徒刑20年。如何通过选举办法的完善,让坏人难入村委班子需要制度创新。

第二,宗族暴政充当最大保护伞。

很多村霸之所以有恃无恐,与其背后的宗族保护伞有密切相关。 家族、宗族控制问题在选举社会一直难以解决,“多数人暴政”问题严重。选举一般是多数人的暴政,而我国乡村自古就受宗族、家族势力的影响很大,选举为这些势力的复活提供了很大的空间,难以根治。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农村宗族势力作为一种反动势力曾经被取缔过。但改革开放以后又在农村死灰复燃,并对农村治理构成威胁。尤其是那些山高路远、交通不便的地区,宗族势力愈发强大。再加上近年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滞后,宗族势力就变成了村庄的凝聚力,是异族或者反对者进行打击报复。

第三,“上头有人”是另外一层最大的保护伞。

最高检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村霸”肆无忌惮,横行乡里,称霸一方,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上头有人”,受欺压村民敢怒不敢言,查办“村霸”和宗族恶势力备受阻挠,治理难度大。比如河北省公安厅2013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河北打掉的涉黑组织头目中,村支书或村主任的有9名,这些人采取非法手段操纵选举、侵吞集体财物、侵害群众利益,将村委班子变成了自己的家天下,“村官”沦为“村霸”,却上级部门长期监管失控,有些甚至充当“保护伞”,某种程度上助长了违法乱纪之风。上级的某些实权人物,有意无意成了一些“村霸”们的靠山,成为村霸们的有恃无恐、无法无天的后台,对党和政府形象的杀伤力,不可低估。一些乡镇将不犯事、不出事作为衡量村干部的标准,导致 “权力置换财力,财力纠结势力,势力保护权力”的恶性循环。让一些村民敢怒而不敢言,更让乡镇一级认为这个村干部办事能力强,也是村霸的另外一个特色。

第四,监管不足,或者面对举报不作用推波助澜。

一些“村霸”长期横行乡里、欺压百姓,除了村民防范意识薄弱和维权意识缺乏外,也与当地政府对村干部缺少监管有关。一些村霸长期为非作歹,上级部门应该接到过举报或者告状,但有些上级部门“大事化小”了,使举报的村民遭到打击,最后演变成村民们对村霸“避之唯恐不及”,“谈虎色变”,陷入恶性循环。 广东汕尾陆丰市南塘镇乌石村原村委会主任黄明被称为汕尾“胡汉三”,其放狗撕咬村民的恶行令人胆寒,但当地村民向镇政府、县政府无数次反映情况,上级政府却一直不予查处。

第五,农村公共安全产品缺乏,有村霸产生的土壤。安全真空留下的机会

我国乡村公权力很弱,缺乏相应的公安力量,农村治安的不易:派出所人少,管的地很广;留守的老人没精力防范蟊贼,更没力气对抗凶手。很容易让那些不怕死的村霸们为所欲为。部分村干部成为安全力量,由于得不到有效的监督,时间长了就形成的村霸。村霸们由于敢于使用暴力手段维持农村秩序,还因此常常被认为是能人,甚至被捧为乡贤乡绅,这对我国基层的乡村治理都是一个大问题。河南省郑州市航空港区大寨村原治保主任张中彦案,就是典型案例。张中彦通过正当竞选手段当上村官,利用村治保主任的身份组建“治安队”,向村民和商户收取卫生费、场地费、租金等,严重扰乱市场秩序;利用村庄附近工厂员工大量聚集的特殊条件,经营赌场,暴力护赌,牟取暴利。同时,他还是大寨村的电工,仅在20122014年就通过私自抬高电价,赚得电费差额100余万元。村霸之所以霸道,不少是由于普通村民权利缺位和体制衔接松弛的后果,村官虽小但有处置集体土地和安全事务的权力,由于缺乏监督,他们不少人在行权过程中饱私囊,再以霸权维护私利。

第六,农村纠纷调节机制失衡 村庄治理缺乏规范使村霸长期坐大。

村民间的纠纷一般应该由村调解委员会、治保会解决,但我国不少村庄这些机构遇到问题不愿管、不敢管,让纠纷双方依靠势力大小来解决,无形中让村霸势力盛行起来。再加上农村青壮年外出打工,乡村公权力很弱,缺乏抗衡力。村庄治理基本上没有规范的约束制度,公开、透明、监督机制等形同虚设,村庄治理缺乏规范使村霸长期坐大 。

三、治理村霸问题的六个建议

治理村霸问题,必须要过去偏重于经济的乡村治理,转向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并重,通过全面的改革,加强党建,破除宗族势力,革新乡村风俗和观念,彻底消除乡匪村霸产生的土壤。

第一,加强基层党建选对人 重点选拔带头人。

治理村霸必须加强农村基层党建,选好用好带头人 。“农村富不富,关键在支部” 。对一个村庄而言,干好干坏在很大程度取决于村里的党组织。现实中不少农村的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有组织没力量。总体而言,我国哪个村的村支书得力,那个村的党员作用发挥得就明显,很多工作就会容易落实。反之,哪个村政治风气不好,则往往跟村支书的不作为或者乱作为有关。江西抚州金溪县安吉村原党支部书记彭荣辉任村党支部书记10多年来,该村培养发展的党员几乎全是其亲朋好友。2014年村“两委”换届选举时,他拉票贿选,甚至将贿选开支以“务工补贴”的名义报销。这样的人必须清除出干部队伍。

第二,以大学生村官或者下派第一书记破除农村宗派势力。

要激励更多的外乡大学生到农村任村官,通过引进大学生交叉任职,逐渐稀释和淡化农村的宗族观念,让宗族恶势力难成气候。大学生村官与当地没有宗族纠缠,接受过系统的高等教育,知识水平新,有利于强化农村基层组织队伍。

还可以选派“第一书记”到问题村。可以自上级各级党政机关与企事业单位 。 中组部等三部门曾下发通知选派“第一书记”,明确指出了选派的重点范围:党组织软弱涣散村和建档立卡贫困村。“第一书记”是破解农村宗族势力的利器。

第三,源头治理:对选举制度进行修改,阻止宗族坐大。对举报多者一票否决。

在村级换届选举中,确保把那些德才兼备、有文化,有思想,有道德,守法纪,能够带领广大百姓的成为村干部、真正符合群众意愿的人员选进“两委”班子,防止有劣迹的分子把持基层政权。通过准入制,把那些政治素质差、道德品质差、曾违法违纪且现实表现不好等不适于担任村委会成员的人限制在外。

第四,以村庄间的联合党建加强村庄间的监督,破除村霸。

村霸之所以横行,缺乏监督是一个主要原因。可以通过村庄间的联合党建来破除。 浙江金东目前探索的区域性党建合作,可以有效地打破村庄间的壁垒,增进村庄间的有效合作,对我国的乡村治理很有价值。

  浙江金华的金东区是一个我国南方典型的“村多村小”格局,共有508 个村( 社区) ,500 人以下的有307 个,300 人以下的120 多个。存在的问题很多,包括资源分散、基层组织建设强弱不均,重点项目在弱村难以推动等等,村庄间的污染治理也极易引起矛盾纷争。金东区创建展开区域化党建工作,将包括508 个村( 社区) 在内的729 个基层党组织整合成86 个区 域党委,打破以往的单位党建壁垒,统筹整合资源力量,实行“组织共建、资源共享、党员共管、事务共商、难题共解、发展共促”。

  金东区的区域化党建协同创新工作,是一种乡村基层社会治理的有益创新,更容易打破村村本位主义, 通过区域性的党建,建立超越村庄的区域性党委,党委的组成是各个相邻村庄的村书记,这样的架构其实是建立 起村庄间沟通的一个桥梁,可以增进村庄之间的互动与换位思考,有利于村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我国的村庄历史都不短,村内的宗族、宗派问题严重。本村选举产生的村庄领导,难免会出现选举的赢得能吃现象,对小户、小姓保护会受到制约。而区域性党委比较容易超越本地矛盾,采取更公正的超然态度来解决,从而更容易解决问题。

第五,让公共安全力量覆盖到村庄

  村里尽是老弱妇孺,财政应支持村里组建义务保安队。农村没钱请保安,应该安保下乡。有了这些保安,村里的治安就会好起来。村霸横行的机会就会少些。

第六,村庄运行要增加监事制度,增加村务透明度

要加强乡村治理机制体制改革,防止基层“一把手”一人说了算。可以通过制度建设,把“村官”手中掌握的土地发包,宅基地安排等与村民利益息息相关的权力还给农民。通过制度建设,改变目前村庄干部当选后利益太大,上台后权力得不到约束、为所欲为,最后沦为村霸的悲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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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 郑风田:从收玉米农民被判刑看粮食部门要脱敏 ]]>

收购玉米的农民被判刑说明长期以来粮食专营问题是到了该脱敏的阶段了。在大农业时代,粮食已连续多年过剩,库存已满,我国也已近四十年没有出现饥荒的背景下,还有没有必要专门设置一个庞大的粮食专门机构?还是如美国一样,成立一个大的从田头到餐桌都管的农业部门,把粮食相关业务都并入农业部门?

一位收购玉米的农民被判刑,后来高法介入,内蒙古农民王力军因收购玉米被判非法经营罪一案终得洗冤。内蒙农民王力军201411月至20153月间,从周边农户手中收购玉米。2015年底,经群众举报王力军因无证收购玉米被工商局等相关部门查获。2016415日,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人民法院以被告人王力军没有办理粮食经营许可证和工商营业执照而进行粮食收购活动,违反《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相关规定为由,依据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判处王力军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20161216日,最高法就此案做出再审决定书,指令由巴彦淖尔中院对此案进行再审。最高法认为,王力军从粮农处收购玉米卖予粮库,在粮农与粮库之间起了桥梁纽带作用,没有破坏粮食流通的主渠道,没有严重扰乱市场秩序,且不具有与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非法经营罪前三项行为相当的社会危害性,不具有刑事处罚的必要性。后经基层法院审理,重回正本。

农民收购玉米被改判,让外人惊奇。尤其是在目前举国大力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背景下,在国家玉米临储政策取消后,农民卖粮难是个大问题。一位农民收购玉米,卖到别处去赚一个差价行为,既解决了自己的就业,也帮助的种粮户,应该大力鼓励才对。所以此案的判断一爆出就曾引起国人的极大关注。从这些事件中又可以记取什么?那就是粮食该不该回归一般农产品的身份,要不要去脱敏。

粮食是一个独特的中国概念,在国际学术界找不到相应的词汇,比较接近的是谷物,但不完全一样。长期一来,我国粮食一直都是一个敏感的词汇,这其实是得益于两个美国人:一个是布朗,提出谁来养活中国,另外一个是基辛格,提出粮食的武器论。但时光过去三十多年之后,尤其是中国近年来一直出现的粮食过剩问题,使粮食脱敏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粮食是非常重要,但在大农业的格局下,大力地发展水果蔬菜、肉蛋奶,会使粮食的消费愈来愈少。而这些我国有广阔的国土。真正用来种植粮食的土地数量有限。

中介收购是中国农业的一大特色。

无证无照经营在城市可能少点,但在中国的农村,应该是很常见的。原因是中国属典型的小生产大市场,农民家庭经营规模十分有限,粮食产量也不太大,如果农民自己拉到市场去卖,很不合算。中介通过上门收购,省去农民自己亲自拉到市场上去卖的麻烦,大大减低了农民的负担。从学术语言来讲,这应该叫农业社会化服务。目前主管部门正在大力提倡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不就是这样的服务吗?给农民提供产前、产中与前后的服务,其中的产后服务就是应该让农民享受到更多的上门农产品收购服务,减去不必要的麻烦。

没有取得营业许可的中介,应该非常多。对于我国地广人稀的农村,一般的正式部门难以覆盖到,让这样的非正式部门存在,可以大大减轻农民的不便程度,提高农民获得服务的水平。就如城市过去黑车屡屡难禁,就是因为在城乡结合部,难以打到车。这样虽然看似不合法的黑车,因为解决了居住在附近居民出行难的问题,虽然屡屡被打击,但却一直坚韧成长。

粮食专营的前世今生

如果这位仁兄收购的是一般的水果蔬菜或者是肉蛋奶,可能也没有太大的问题,但却不小心跟粮食干上了,麻烦也就来了。为什么当初订立了这样的规定?粮食真的有那么特殊吗?这应该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产生的。过去在粮食紧缺时代,为了防止倒买倒卖,炒作粮食价格,让消费者受损,所以制定了粮食专营等规定。但在目前这样的背景下,这样规定的理由早已不存在,这样的规定的确已变得没有必要,也是该考虑取消这样规定的时候了。早200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就明确规定,“从2004年开始,国家将全面放开粮食收购和销售市场,实行购销多渠道经营”。因为是中央文件,所以从性质上看,粮食不应该专营了。

粮食专营制度早该废除了。

其一是为了解决粮食的国家安全问题,国家已经建立从国储到地储的完善粮食储备体系。如果不是人为地去囤积倒卖,就不应该限制粮食的收购,尤其是对作为饲料粮食的玉米。目前除了国家储备,还应该鼓励农产品加工企业等其他主体来收购,以解决国家高库存带来的高成本问题。其实一个良好的储备体系应该是国家储备、企业储备与农民储粮相结合。这样既可以减轻国家的库存负担,避免国家什么都大包大揽,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也能够让市场发挥主导作用,提高粮食市场的运营效率。

其二是近年来我国粮食早已显过剩,农民卖粮难的问题反复出现。如果还保持这样的审批制度,会加大农民卖粮难的难度,影响农民的种粮积极性。

其三多方主体的参与可以更好地发挥市场的主导力量。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农产品的整体改革方向是让市场的力量扮演核心作用。多主体参与也是市场健康成长的需要。

庞大的粮食局系统是否应该进行行业改制,并入农业部门?

不同的农业行业农民收入差距太大。粮食虽然很重要,但在我国有一个奇特的现象,越重要的农产品,反倒是收入越低。这与常规的想象刚才相反。种粮的农民与其他农民获利的地位差别太大。大鹏种菜,一亩大棚年收入2万以上很正常;一亩果园,收入5千以上也很正常,唯有种粮食,收入数百元才正常,而种植玉米收入还是负数。这个帐农民会算。通过专营,让从事最重要的农产品生产的农民反而赚最少的钱,这是一个的尴尬局面,需要反思。

美国农业经济学家盖尔?约翰逊说,中国不存在粮食生产问题,反倒是有一系列与粮食收购、贮藏和购销有关的政策问题。

从国家粮食局到省的粮食厅再到县的粮食局到乡的粮管所,这些机构设置都突显出粮食非常重要。但在大农业时代,粮食已连续多年过剩,库存已满,我国也已近四十年没有出现饥荒的背景下,还有没有必要保持这个庞大的专门机构?还是如美国一样,成立一个大的从田头到餐桌都管的农业部,把粮食部门并入农业部门?

目前我国农业的管理是分段管,农业部门主要集中在管理生产,在奶粉事件中已显现这种管理的弊端。一时出事,段与段之间的缝隙就是死角,容易出事。真正的安全食品都需要全产业链,需要从田头到餐桌在一个部门内监管。这几年中央一号文件也一直号召要一二三产业融合,而在农业产业管理上,是否也应该打破目前的分段管理模式,进行从田头到餐桌一体化管理,需要反思。长期来看,还有没有必要再单独保持一个粮食部门?这种体系究竟还有没有单独存在的必要呢?我以为其实真的没有必要。粮食局系统也应该列入改革之列,虽然我国有粮食安全的压力,但已有一个农业部门,粮食局系统主要协调粮库,其实完合可以交给市场来解决,没有必要还保留这个特殊机构,转为行业协会来管理,可能更有效率。至少粮食部门是没有必要单独分开,可以一并合入农业部门,成立大的一体化的农业管理部门,实行产业链的全模式管理。这对食品质量要求很好,加工流通消费者要求愈来愈高的背景下,分割的产前、产中与产后管理,弊端实在是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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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 郑风田:乡村工匠式人才是破解农业供给侧改革难题的关键 ]]>

今年一号文件的主线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核心目标是解决优质农产品供给问题,发展农业新业态。文件提出要以市场为导向,紧跟消费需求变化,不仅要让人们吃饱、吃好,还要吃得健康、吃出个性;不仅满足对优质农产品的需求,还要满足对农业观光休闲等服务性需求,满足对青山绿水的生态化绿色化需求。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调优产品结构,突出一个“优”字;需要调好生产方式,突出一个“绿”字;需要调顺产业体系,突出一个“新”字。上述目标的实现,需要打破传统的生产经营理念,对人才的数量质量要求都很高,迫切需要对目前的涉农人才培养模式进行变革,培养农业类工匠型人才以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乡村发展呼唤工匠式人才

为了破解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难题,今年一号文件提出了不少好政策,但这些政策如果顺利实施,对实际执行人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主要包括:

第一个亮点与挑战:从传统数量型农业到新型质量兴农,需要新的绿色生产方式和新的生产经营型人才。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我国更多的消费者从温饱进入小康阶段,我国的食物供给不仅面临数量安全,而且还面临质量安全,如何满足这种数量与质量的双安全,对人均资源稀缺的我国的确是一大挑战。我国的粮食过剩是低品质的过剩,为了生产更多的粮食,施用了太多的化肥农药,不但污染了土壤与地下水,还造成面源污染,是不可持续的。改变目前的供给状态,需要采取可持续的发展方式,需要通过产业链的重新整合,对育种、生产、流通与销售进行重塑 。一号文件提出要推行绿色生产方式,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具体包括推进农业清洁生产,深入推进化肥农药零增长行动,开展有机肥替代化肥试点,促进农业节本增效,集中治理农业环境突出问题;实施耕地、草原、河湖休养生息规划;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详查,深入实施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继续开展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及种植结构调整试点,扩大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试点范围;加大东北黑土地保护支持力度等等。

上述绿色生产方式,都是对旧的生产模式进行变革,而这些变革的完成需要新的思维,需要新的人才队伍、新的技术变革以及新的新型经营主体或者是新农人,这类人才在当下的中国还有比较大的缺口。

第二个亮点与挑战:“三区”“两园”、三位一体等新业态新发展模式,可以大大提升中国农业的优质水平,但这些模式对人才的需求也很高。

为了破解农业供给侧改革的难题,一号文件的突出亮点是建立“三区”“三园”加“一体”。“三区”即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通过“三区”建设,推动生产要素向优势产区聚集,切实将区域资源优势变成产品优势、产业优势和竞争优势。“三园”即现代农业产业园、科技园、创业园,“一体”是指田园综合体。一号文件提出,支持有条件的乡村建设以农民合作社为主要载体、让农民充分参与和收益的田园综合体,一体就是发展合作社的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综合合作。

一号文件提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包括推进三大调整,具体包括:调优产品结构,突出“优”字,消除无效供给,增加有效供给,减少低端供给,拓展高端供给。调好生产方式,突出“绿”字,推行绿色生产方式,修复治理生态环境,既还历史旧账,也为子孙后代留生产和发展空间。调顺产业体系,突出“新”字,着力发展农村新产业新业态,促进三产深度融合,实现农业全环节升级、全链条升值。

上述调整的动作难度都相当大,单纯依靠目前已平均年龄57岁的传统农业从业人员,显然已很难完成重任。

第三个亮点与挑战:拓展农业的多功能性,发展乡村休闲农业与养老产业,这些功能的挖掘,也需要新型专业人才。比如休闲旅游观光养老产业的发展都是对传统农业的挑战,需要用新的人才理念来经营。乡村规划、住宅设计人才非常短缺,是一个制约瓶颈。

一号文件提出将壮大新产业新业态作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举措,农村的绿水青山、田园风光、乡土文化、土特产品对消费者的吸引力越来越大。中央提出要像当年抓乡镇企业一样抓新产业新业态,使之成为农业农村发展新的增长点,成为农民持续较快增收新的动力源,再在农村来一次新的‘异军突起’,让农村成为引人入胜的天地、农业成为令人向往的产业。但现有的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旅游发展中,乡村规划、乡村建筑,包括民居民宅,既不规范,也不符合乡村地域特点的美观。很多建设盲目地套用城市的一套发展理念,出现诸多问题。而目前的大学又没有这方面的专业设置,培养这方面的人才,迫切需要今后高等学校、职业院校要开设乡村规划建设、乡村住宅设计等相关专业和课程,要培养一批专业人才,扶持一批乡村工匠。

乡村工匠式人才需要激励各类人才下乡。

新理念新方式需要新的人力,在打造农业发展新业态发展过程中,要重点打造和培养一大批新型人才,培养和扶持一批乡村工匠。如何营造良好的氛围,吸引各类人才下乡,成为“新农人”,需要真金白银。“新农人”包括投资农业的企业家、返乡务农的农民工、基层创业的大学生、农村内部的带头人等。要营造农业创业和就业的良好环境,引导和鼓励他们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费孝通先生曾经介绍过传统中国的人力资源双重循环回路,即乡村地区通过科举等方式向城市输送人才,这部分人力资源再通过告老回乡等方式,作为“乡绅阶层”回流到乡土社会,并广泛参与到乡村社会的管理和乡土社会秩序的构建之中。目前我国这种双重循环早已断裂,农村基本上成为“抽水机”,大量农村优秀青年通过大学、打工、当兵等离开农村。使城乡之间的经济“剪刀差”变成人力资源“剪刀差”。国家应该采取有效的政策吸引部分有志农业的青年返乡,重新构建双重循环回路,培养一批新业态建设能手,并且给予荣誉与奖励,以此来吸引更多的人能够留在农村,培育农村工匠式人才。

2.8亿农民工是新农人最大的潜力股,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吸引他们返回创业。

在各类人才中,农民工返回创业人才尤其重要。实际上返乡创业一直是我国农村发展的一个法宝,了解我国农村的人都应该知道,我国不少已经富起来的村庄,大部分的带头人都是走出去见过世面而回乡创业的人。浙江横店的徐文荣,年轻时走南闯北,后返乡创业,外出打工时发现剿丝厂挺赚钱,于是在家乡也创办类似的剿丝厂,很快掘得第一桶金。而全面知名百亿元村江苏张家港市的永联村带头人吴栋材也是一位回乡创业者。吴栋材年轻时也是走南闯北,既当过兵,也做过生意,后来回到家乡当生产队长,通过养鱼获得第1桶金,不过当然的挖塘养鱼后来变得了一个现代化的年产值200多亿的大钢厂。与老先生聊天发现,当年他当兵时的战友与打工时的朋友都在企业创业时或多或少地提供过不少帮助,使企业渡过一个个难关,最终成长为一个巨型企业。

回乡创业的农民与传统的农民相比,一个最大的优势已了解外边的世界是如何的精彩,当然也知道外面的世界也有不少的无耐。这些人与大学生村官相比,不是飞鸽牌而是永久牌的,在外打工,难免受别人各种气,即使创业成功了,还被叫做“农民企业家”。而在自己的家乡,出去见过世面的人都应该属于是精英级人物,除了创业得来的财富外,在自己的家乡获得的尊敬与敬仰也是在外打工所无法得到的。改革开放我国农民辛苦创业,拉开了我国农村工业化的序幕,也直接促成我国过去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如果充分利用好两亿多外出打工的农民,是未来30年我国农村发展面临的最主要课题之一。

回乡创业也利于缓解城市就业压力、减轻农业土地压力等。我国的农民工回乡创业尚在起步阶段,虽然在实践中摸索出一些有效的模式,但仍存在着不少问题,主要包括有:国家层面针对农民工回乡创业的推力不足;地方政策存在“扶大忽小”,政策落实不到位; 创业培训体系尚未成型; 创业后的孵化机制薄弱。要促进农民工回乡创业, 既需要在教育培训方面下功夫,为回乡创业人才提供必要的知识和信息,更需要当地政府各部门和国家层面上的各个政策部门通力合作,从资金支持、政策保障、财政优惠、公共服务、投资环境等各个方面,为回乡创业建立起全面的保障体系。

乡村工匠式人才产生需要有效的人力培训。

一号文件指出深入推进现代青年农场主、林场主培养计划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轮训计划,探索培育农业职业经理人,培养适应现代农业发展需要的新农民。重点围绕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整合各渠道培训资金资源,建立政府主导、部门协作、统筹安排、产业带动的培训机制。

国外对义务教育之后的一些“社区教育”、“双元制教育”等理念值得借鉴。我国在义务教育阶段完成后,相应的农业知识与技能培训基本上是缺失的。仅有的培训也只是单向的如何让他们到城市去打工,这种单向的流动培训对农业发展很不利。所以应该针对16岁以上,脱离义务教育阶段又未能顺利升学的农村青少年,应建立完善的农民职业教育体系,做到“无缝衔接”。针对正在农村地区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老、中、青年农民,应以社区教育为基础,根据不同的职业需求,分别提供各种培训和教育服务。

乡村工匠式人才需要从娃娃抓起培育。

从更长远的考虑,工匠式人才应该从娃娃抓起。我国目前的教育目前主要是文化课程的教育,未来需要针对16岁以下的农村青少年,从娃娃抓起,引入“双元制”教育理念, 增设劳动技能课程,适当安排适应当地需要的劳动技能和技术教育。培育学生的职业兴趣,使得技能课程教育能够更好地贴近农村生产与经济发展的需要,并使学生在结束义务教育之后能够有充分的准备选择未来的职业生涯,为其将来进一步的职业培训打下基础。此外,应在课程设置上,适当增加乡土教材尤其是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的自编乡土教材。使得学生加深对农村、对家乡的热爱和了解与认同感在教育目标定位上,培养一批立志农村经济发展的人才。

乡村工匠式人才需要靠科技武装。

农村工匠式人才一定要掌握新技术。一号文件提出要强化科技创新驱动,引领现代农业加快发展。加强农业科技研发,强化农业科技推广。打造一批“星创天地”。要完善农业科技创新激励机制。加快落实科技成果转化收益、科技人员兼职取酬等制度规定。通过“后补助”等方式支持农业科技创新。实施农业科研杰出人才培养计划,深入推进科研成果权益改革试点。发展面向市场的新型农业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和产业孵化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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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 郑风田:中央一号文件将迎来乡村新业态的“异军突起”吗? ]]>

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继续锁定三农工作。文件提出把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新的历史阶段农业农村工作主线,同时明确了目标、方向、底线等重大问题。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其中一个非常大的突破就是提出将壮大新产业新业态作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举措。这个新业态主要是开拓农业农村的多功能性。近年来国际学术界早已认定农业农村具有四大职能,而我国主要利用了两大职能。传统的农业主要是进行农产品的生产,农村是农民居住的地方,这是两个传统的职能。而多功能性主要是指农业与农村也可以成为城市的后花园,成为消费才旅游、观光、休闲、渡假的地方,也可以成为城市养老产业的发展基地。这两个新职能在发达国家已发展的非常成熟,而在我国需求量很大,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但受制于土地红线,近年来刚刚开始发展,还比较缓慢。

中央提出要像当年抓乡镇企业一样抓新产业新业态,使之成为农业农村发展新的增长点,成为农民持续较快增收新的动力源,再在农村来一次新的‘异军突起’,让农村成为引人入胜的天地、农业成为令人向往的产业

农村的绿水青山、田园风光、乡土文化、土特产品对消费者的吸引力非常大。每年的节假日大量的城市居民到农村去旅游,乌镇、周庄人山人海。但我国大部分的村庄还处在深闺人未识。由于缺乏外部资金的投入,不少农村虽然景色不错,但脏乱差也很严重,缺乏建设和维护。前些年去意大利调查发现其首都罗马的养老方式很不少借鉴意义。不少在首都罗马市区工作的老人退休后“养老下乡”,到郊区买房养老。意大利的农村跟我国的农村相似,虽然建得很漂亮,但年轻人基本上都走光了,郊区农村变成了空心村。年轻人和老年人最大的区别在于年轻人喜欢往人多的地方去,而老人更喜欢清静的地方。意大利罗马农村的年轻人大部分都跑到市区人多的地方工作去了,那里的工作机会也比较多,收入会更好些,这样郊区农村的房子就空了下来。在市区工作的老人退休后会更喜欢到清静、人少而环境质量好的地方,郊区农村刚好满足这些条件,所以意大利的老人自然就选择了“养老下乡”,退休老人选择从市区移到郊区去买房子养老。

前几年我们作过一个北京市小产权房的调查,结果发现,在北京郊区农村买小产权房的相当比例是原来生活在城里的老人。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他们回答是在郊区生活成本低,房子便宜,生活环境很好,也很安静。城里腾出的房子要么让孩子们住,要么出租出去贴补家用。这种小产权房式的养老其实挺有意义的。因为目前我国不少城市的单位与工作岗位都集中在市区,大部分年轻人刚开始工作,基本上是买不起市区的房子的。以我们单位为例,我们单位在三环边,这里房价太高,基本上没有新房,二手房年轻人也不可能买得起。所以不少年轻人选择到六环附近的郊区昌平与通州等地买房,这样每天在路上的时间来回就要3-4个小时以上。当下的情况中,大多年轻人在市区买不起房子,住在郊区的年轻人大好的时光都花费在路上了。而与此同时,市区的小区却居住着很多退休老人,这些市区小区的周边都是马路,人口多,也十分拥挤,生活环境与郊区要差不少。如果能够进行一种置换,让在市区居住的老人到郊区去养老,而让年轻人在市区居住,这种互换就可以解决目前在城里工作的年轻人大抓的时间都耗在路上带来许多拥堵与污染,而城里老人也可改变被迫在无清静不健康的生活环境。可以把郊区村庄的集体建设用地拿出来一块,专建养老公寓让市区老人们搬来居住养老。我国不少城市都面临同样的问题,这应该是一个有很大潜力的产业,值得提倡去搞“养老下乡”。

农村的小产权房虽然不合法,但不能因此而把相应的开发都统统拒之门外。今年的一号文件打破了过去的政策坚冰,提出探索农村集体组织以出租、合作等方式盘活利用空闲农房及宅基地,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加大盘活农村存量建设用地力度。允许通过村庄整治、宅基地整理等节约的建设用地采取入股、联营等方式,重点支持乡村休闲旅游养老等产业和农村三产融合发展。这些土地政策的突破为农村的休闲农业及养老产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除了农村土地政策的保驾护航外,为了这个新业态的“异军突起”,还应该在人才培养上下功夫。现有的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旅游建设不能盲目地套用城市的一套发展理念, 迫切需要今后高等学校、职业院校要开设乡村规划建设、乡村住宅设计等相关专业和课程,要培养一批专业人才,扶持一批乡村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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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 郑风田:农民工欠薪怪圈为何难破? ]]>

郑风田:农民工欠薪怪圈为何难破?

农民工欠薪一直陷入年年干活年年欠、年年讨薪年年难的怪圈,这个看似可以依靠制度常态化解决的问题,为何一直难破?2016年的农民工欠薪有什么新特点?年初中央出台了《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意见》,从规范企业工资支付行为、健全工资支付监控和保障制度、推进企业工资支付诚信体系建设、依法处置拖欠工资案件、改进建设领域工程款支付管理和用工方式等五个方面提出十六条具体治理措施。这个意见执行的力度与效果如何?2016的外界宏观环境对农民工欠薪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如何才能彻底解决农民工欠薪问题?

23日大年初七,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建立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的长效机制。而他在年前云南考察时,当听到农民工欠薪哭诉后要求各地要负起责任来,尽快帮助农民工依法讨薪。解决农民工欠薪问题,不仅事关公平,也是总理屡屡提及“社会底线”。我国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成功经验,其中很重要一条就是把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让农村劳动力能够自由流动,从而释放巨大的社会潜能。我国共有2.7亿农民工,农民工欠薪最容易造成连锁反应 ,农民工就业稳,整个社会的大盘子就稳了 。

国务院文件下发后各地追缴力度加大、开局不错但形势严峻

中央政府对农民工欠薪问题不可谓不重视,领导多次指示强调要解决欠薪顽疾,并出台具体措施要求各地狠抓落实。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一次考察中就对施工企业负责人说:“农民工不远万里外出打工很不容易,一定要确保他们按时领到工资!”近日总理又在一份批示中再度强调,对于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要抓住典型、依法加大惩处力度,同时要加快建立健全相关黑名单制度和配套措施,对损害群众利益的企业形成多方面威慑。早在2016年年初,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意见》,从规范企业工资支付行为等五方面提出16条具体治理措施,国家12部委在年底又联合下发《关于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的通知》,引导各地各部门联合行动重拳打击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确保农民工足额拿钱过年。

   各地对农民工欠薪问题也非常重视,不同省市在国务院《意见》的基础上也出台了相应的本省情况《实施意见》,依法严惩拖欠农民工工资违法行为,目前反馈效果效果不错。比如湖北全省2016年前三季度劳动监察机构立案查处工资拖次类案件同比下降7.7%;涉及农民工人数同比下降23.2%;处理农民工讨薪突发事件同比下降23.7%,实现了三个下降的目标 。南昌市劳动监察局的数据显示,2016年以来,南昌市范围内农民工工资欠薪的总额已经下降了约一半。

 

农民工欠薪数量惊人

从目前各地对农民工欠薪的清理成绩单上来看,我国农民工欠薪的数量还是挺很惊人的,动辄以数十亿来计。比如山西省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1-10月全省人社系统共查处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1889件,涉及农民工4.82万人,追回工资6.07亿。河南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全省法院共受理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5441件,涉及农民工8128人,涉案金额12.8亿元,已追回劳动报酬10.7亿元。山东2016111月全省共为15.39万农民工追回工资待遇9.21亿元,曝光用人单位88家,向公安机关移送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85起。陕西2016111月共查处工资类违法案件3431件,涉及农民工7.7万人,追发工资待遇11.4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均略有下降。地市级的欠薪数量也挺惊人,比如人民网的消息称,125日,河南洛阳市中级法院一号审判庭内,农民工代表拿到执行款3.9亿元,又譬如河北定州为1573名农民工讨薪2000万元。

从上述不算完整的数据来看,省级层面欠薪往往达数十亿元,而地级市有上亿元,县级层面往往是上千万。农民工欠薪呈覆盖面、数量巨大等特点。

工程领域欠薪老大难问题依然积重难返

过去农民工欠薪的高发领域是建筑行业,从目前的形势看,由于其深层次的矛盾依然没能解决。比如来自湖北省的数据显示,2016年前三季度全省建筑领域拖欠工资案件占拖欠工资案件总数的46.9%,建筑行业依然是欠薪重灾区。

长期以来建设行业一直是农民工欠薪的高发行业,当然也是农民工就业比例高的行业。主要原因是不少工程项目往往是在建设资金还不到位的情况下就开工建设,还有的企业为了获得机会,往往采取低价竞争,垫资现象严重。建设单位工程款支付比例低、到位晚,加上挂靠承包、违法分包、层层转包等问题屡屡出现,很容易引发拖欠农民工工资纠纷。

近年建筑行业劳动力短缺,农民工工资上涨过快,劳务成本大幅上升,使建设行业发生欠薪日益严重。许多地方农民工欠薪顽疾旧账未清又添新账,积重难返。

产能过剩成为新的高发区

虽然农民工年年欠薪很相似,但其实年年欠薪实不同。建设工程领域的欠薪并没有明显好转,而其他行业的欠薪问题却明显增多,由于产业过剩带来的行业性欠薪明显增多。欠薪问题由建筑行业向其他行业蔓延趋势明显,欠薪问题高发期由原来的阶段性、季节性演变为现在的全年化、常态化。比如来自河南省的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全省发生的工资类案件、涉及的劳动者人数、追发工资金额同比分别增长了36.17%27.39%51.47%,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的形势仍很严峻。来自陕西的统计称2016 群体性欠薪案件数量较2015年同期明显增加。

当前我国的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很大,实体经济尚未根本性好转,钢铁、煤炭等行业产能过剩矛盾非常突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欧美国家一般认为产能利用率在79%-83%比较合理,产能利用率低于75%即为严重过剩。当前我国产能过剩的行业,包括煤炭、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行业,产能过剩主要集中在低端产品方面。目前我国的煤炭、钢铁、有色、水泥等行业产能过剩较为严重,财政部数据显示,20161月份至2月份,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62415.5亿元,同比下降5.8%;国有企业利润总额2226.1亿元,同比下降14.2%。其中,中央企业1942.6亿元,同比下降8.2%。地方国有企业283.5亿元,同比下降40.9%。其中,煤炭、钢铁、有色等行业继续维持亏损状态。38家煤炭类上市公司中,20家预告2015年净利润亏损;33家钢铁类上市公司中,18家预亏;103家有色类上市公司中,23家预亏。透过上述数据可以看出,煤炭、钢铁类企业的亏损比例均在50%以上。盲目投资与低水平重复建设,不但导致生产能力过剩、市场无序竞争、浪费资源和污染环境,,而且会发生欠薪问题,增加社会安全隐患。

农民工就业合同依然不高

劳动合同是农民工欠薪的源头,只有抓好源头管理,做到一环扣一环,才能真正遏制农民工欠薪发生。劳动合同本是保护农民工的有力手段,尤其是对发生欠薪、工伤纠纷时,劳动合同是最重要的依据之一,一份标准的劳动合同应该是工资发放标准、社会保险等重要依据,可以有效地避免和减少劳动纠纷。但现实情况却是不该缺省的劳动合同往往成为农民工欠薪的难点。

以建设行业为例,农民工劳务合同签订率2016年仅为54.1%,好的在60%70%左右,余下的农民工游离在合同保护之外。虽然官方文件规定签定劳动合同是对总包公司、施工队的一项硬性政策要求,但不签合同却是建筑行业的潜规则。更不提不少劳务公司其实是挂靠在大劳务公司名下的,根本不具备法人资格,更别提能与农民工签定劳动合同了。

从农民工自身来看,其实也有农民工不愿签合同或者是没能意识要签订劳务合同。国灰不签劳务合同可以来去自由,不受纪律时间的约束。另外不少农民工与他们的包工头之间往往是同村或者同乡的,有地缘或者血缘关系,依据的往往是乡里乡亲的的信任关系。熟人关系往往代替了劳动合同关系。一旦出现问题,往往就会发生欠薪问题。

农民工欠薪需要两方面作战:政府部门要重在落实中央文件,重在预制机制建设;农民工也要注意合同规范。

要重在落实中央有关农民工拖欠的相关文件。2016年年初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意见》,指出要明确工资支付各方主体责任。在工程建设领域,施工总承包企业对所承包工程项目的农民工工资支付负总责。要推进企业工资支付诚信体系建设,建立拖欠工资企业“黑名单”制度,将企业拖欠工资等违法信息纳入有关部门征信系统。各地要抓紧继续落实中央文件精神,加大对欠薪者的惩罚力度。

要在预防欠薪机制上下功夫。政府部门在预防欠薪机制的建立和落实上也要多下功夫,比如建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保证金制度;再如改变建筑行业按照完成工程量支付农民工工资的习惯,对农民工也按照劳动法的规定每月支付工资。我国目前的不少工程项目,尤其是政府工程,一般采取先建后补,也就是垫付制度,你先把路、楼等工程修好了,然后钱才给施工方。施工方先垫付制度是属于目前的财政拔款制度问题,这样的体制不改,农民工欠薪估计永远解决不了。还有些项目年初开始但却在年末财政拔款才能到,财政部门有责任。政府部门应该在这些方面进行改革,理顺体制问题带来的欠薪隐患。

干活拿钱本来天经地义,但农民工欠薪却成了不治之症。政府部门、农民工自身、司法部门、企业协会、公益组织、劳动者个体……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让欠薪浮出水面。政府的协调对解决欠薪非常重要。要组建由政府牵头、行业协会主导、工会和企业家协会参加的矛盾调解机制,对农民也应该加大欠薪方面的法律援助力度,让农民工告在出现欠薪情况可,可以告状有门,能够打赢官司。

政府也可以通过建立和完善征信体系,对恶意欠薪者纳入征信体系,形成威慑制度。

如何增加对农民工相关法律法规知识的教育培训也非常重要。对农民工加强培训,增强他们的合同意识,提高劳务合同签订率也非常重要。农民工屡被欠薪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在不少就业时基本上没有签订合同,这也是不少欠薪者借此拒付的原因之一。由于农民的口头契约一直是个约定俗成的东西,而进入城市后什么都要拿证据。农民工对法律不了解,对基本的事实很多都一无所知,对主体证据上都缺乏相关法律意识。以欠薪高发地的建筑行业为例,农民工往往呈现老龄化特点,法律意识也不强,不知道签定合同,也往往没有维权意识,很多人也没有多少文化,接受到的法律宣传教育也少,甚至是法盲。许多农民工在维权过程中拿着一张小白条就找来了,私人之间开具的欠薪证明,也没有施工单位的章,查起来很难。只能通过对农民工进行比较全面的法律培训,让他们意识到在与用工单位商讨时一定要签订劳动合同,这样如果才能在遇到欠薪时保护自己。

目前的农民工欠薪维权成本偏高,程序周期长,农民工着急回家过年,没钱、更耗不起。《中国农民工维权成本调查报告》的数据显示,农民工为了索要不足1000元的工资,完成所有程序,各种维权成本至少要920元;花费时间至少11天到21天,折合误工损失550元至1050元。如何降低农民工欠薪的维权成本也是政府应该努力的方向。

农民工无异是这个社会最弱势的群体之一,如何对待这个最弱势、最无助的群体,既是衡量社会的文明程度,也是彰显社会的治理程度。彻底解决农民工欠薪需要“制度补血”,农民工欠薪彻底解决可能还需要慢长时间,而消除城乡二元差距是关键。目前我国的城乡差距比较大,城市居民欠薪的发生概念很低,而刚进城的农民往往成为欠薪的主体。通过各方面来消除城乡二元差距,缩小城乡居民间法律维权认识差距,以此彻底解决欠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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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 郑风田:提高我国精准扶贫效果的五点建议 ]]>

郑风田:提高我国精准扶贫效果的五点建议

20171月在西安参加了一个扶贫会议,在会上我做了以下的发言:如何实现真正的脱贫致富?

本人近年到过不少贫困村庄,也对国际扶贫界有一定的了解,从全球及我国的国情来看,我国的精确扶贫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发力:

其一农村工业化是脱贫的最大利器。

近年来国际政策界一直对全球的反贫困效果不显著进行反思。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休克疗法的提出者SACHS认为发达国家应该增加援助,进行大规模的脱贫。而前世界银行的高级经济学者现纽约大学教授EASTERLY认为近年来全球大规模的扶贫效果并不显著,许多扶贫资金打了水漂漂,要么被精英捕获,那么孳生腐败,基本上没有起到脱贫作用。其中非洲的赤贫一直是全球发达国家反贫困失败的最大的痛,目前有近十亿人口还没有解决饥荒问题。

我国是三十年来脱贫最显著的国家之一,其中一个最主要的经验应该是原来的农民,后来洗脚上岸,纷纷办起了民营企业,正是这些农民创业者或者叫农民企业家不但解决了自己的贫困问题,而且还解决了大量的就业问题。目前我国农民有近2.78亿人能够外出打工,中国能够成为世界工厂,跟我国的农村工业化关系密切。设想一下:如果我国没有长三角、珠三角等地的世界工厂,大量的农民没有外出打工的机会,相信我国的贫困者数量不知要翻几翻。印度的反贫困效果与中国相比差了不少,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印度农村鲜少有工业化,农民外出就业的机会有限。印度新总理上台之后,也开始学习中国招商引资办企业,以此脱贫。但印度农村的土地属于私有,征地是印度最大的脱贫障碍之一,由此造成基本设施建设落后,农村工业化效果差强人意。

我国的下一阶段脱贫,不应该忘记过去通过发展农村工业化而脱贫的经验,通过鼓励农民工回乡创业,通过东部工业向中西部转移来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外出就业问题。贫困家庭一旦有一个人在城里找到工作,这个家庭的贫困问题可以说基本就解决了。比如目前东部地区的农工工工资高涨,北京周边的建筑技术工人每日的薪金甚至达到了500多元,北京的保姆价格甚至达到了每月5千至7千多元。贫困地区应该加强对劳动力的技能培训,通过走出去来解决脱贫也是一条有效之路。

其二是选择有经营能力的人当村庄的带着人。

近年来走访过不少村庄,发现贫困村庄与富有村庄一个最大的区别在于村庄的带着人有没有经营能力。其实许多贫困地区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反倒是有不少村庄的自然资源非常好,但村庄农民呈现原子化状态,一盘散沙,形不成合力,让资源一直在沉睡之中。通过让有经营管理能力的人当村干部,通过资源的整合,完成可以脱贫致富。近年来贵州的六盘水市,通过制度创新,引进一批煤老板回村创业,这些原来的煤老板由于有经营能力,回到村庄后,通过办合作社,对全村的资源重新进行了整合,不少地区实现的快速的脱贫致富。我国过去的超级村庄以及近年来新出现的新的超级村庄,无不都是有经营能力的人在经营村庄,通过全力吸引外部资源,对本村资源进行重新,要么成为旅游观光胜地,要么成为有机食品生产基地。这些都需要眼界、经营能力与对外交流能力。而我国目前贫困村有这些能力的村庄带头人大少了。驻村干部可能帮助引来一些外部资源,但是如何让有经营能力的人来经营村庄,需要通过有针对性的选拔。

其三要充分利用农村的多功能性来脱贫致富。

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其实可以有诸多功能的,目前只是利用了很少的一部分。农村至少应该有四大职能:第一个职能是农村居民居住的地方,第二个职能是农产品生产的地方。目前广大农村地区只是挖掘了这两个职能。其实农村还可以成为城市的后花园,可以成为城市居民旅游观光渡假的地方,也可以成为老龄化社会城市居民养老的地方。而后两个职能在发达国家很盛行,而在中国还非常弱。应该加在农村后两个职能的挖掘,让农村变成山青水秀风光好的地方,让农村变成美丽的乡村,吸引城市居民来消费。我国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如何让在城中居住的人到农村养老,还需要制度创亲的。

其四是打破目前城乡资源流动的障碍,吸引社会资金投资农村与农业。

目前我国的体制属于抽水机体制,资源只是单向的从农村向城市流动,未来应该打破制度障碍,允许城市资源向农村流动。比如允许城市居民到农村购买养老房,允许他们投资开发。这些农村贫困就不会一直持续下去了。目前对农村的各种限制障碍太多,需要从改革的眼光来进行变化。

其五大力向农村投资,提高贫困村庄的基础设施水平。

德国二战结束后农村碉败,农村留不住年轻人,后来通过提倡城乡等值,通过向广大农村地区大力投资,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让居民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城市,都能获得相同的公共品服务,目前的德国农村已变成山青水秀人美的地方。我国近年也有不少村庄得到政府的大力投资,变成三星级四星级的美丽村庄,吸引大量的城市居民来此观光旅游。我国应该继续加大对村庄人居环境的改造,通过改人改厕、改路等投入,大大提升农村的基础设施水平,以此来实现脱贫致富。如果每个村庄得到一千万的投资,我想我国的农村也可以一改过去脏乱差,成为真正的美丽乡村。中国的农村脱贫致富问题就可以真正地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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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 郑风田:中国农业机械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

郑风田:中国农业机械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中国农业机械一直面临“无机可用”、“无机好用”、“有机难用”的困境,如何通过改革解决该问题?政府应该用好农机补贴这个杠杆,让市场机制来发挥核心作用,激励农机企业去竞争与技术创新,不能让已进补贴目录的企业不思进取。补贴要从过去的补购买慢慢过渡到补使用,发放农机使用券,让农民用脚投票,农民愿意使用谁的产品,谁就可以获得补贴,要通过补贴政策的调整来激励企业提升农机创新水平与服务水平。

15日,农业部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提出,到2020年,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种养加全面机械化取得显著进展,区域协调共进的农业机械化发展新格局基本形成,有条件的地区率先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

随着中国农村劳动力成本的飙升,易用好用的农机设备有很大的市场空间,比如摘棉花机、采茶叶机等。由于农忙季节我国农村临时雇佣劳动力成本每天动辄三五百元,如果能够有相应的农机设备可以替代,一定会大受欢迎,农业机械在我国降成本提升竞争力方面中被寄予很大的希望,但这个希望能否被满足还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我国现实阶段对农机的巨大需求与实际的农机设备与服务供给之间还存在巨大的差距。比如以秸秆还田为例,目前每年的夏收与秋收,广大基层政府为了不让农民烧秸秆可谓是层层布控,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如果有相应方便、宜用又便宜的农业机械设备让农民能够使用上,直接在收割作物时打碎还田或者打成捆,可以节省多少农村防秸杆燃烧的防控成本啊?至少目前这样的农机设备要么不多,要么太贵,这才导致基层出现那么大的问题。记得在日本曾看到稻田收割后,稻秸直接被打成捆,是很优质的生物质燃料,可以被统一送到能源使用部门。目前我国一体化的农机化设备还太少,或者太贵,农民要么买不起,要么用不起,所以这方面的需求能否在下一个五年得到满足,我们拭目以待。

另外一个广受诟病的是农机服务质量与水平还有待提升。城市居民家庭电器坏了,一个电话,厂家专家的维修队伍就上门服务了。什么时候中国的农民也能够享受到这样的服务?农业机械设备在使用中难免出现这样那么的问题,如何让用户享受到周到的售后服务,是目前农机厂商急待解决的难题。

目前每年200多亿的巨额农机补贴养活了一大批的生产厂家,也可以说是农机补贴太肥了吧?如何通过制度创新,激励这些厂家创新研发,多生产出一些适应我国农业实际又便宜好用的农机设备,而不是躺在现行补贴上不思进取,还需要精巧的政策设计。如果能够有一套好的补贴激励机制,让中国的农机生产厂家积极地去创新而不是固守成规,是十三五应该重点考虑的问题。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由于有巨大的政府购买财政补贴,其创新不足一直被诟病,不过这个行业已经开始对补贴进行调整或者缩减补贴了。同样的道理,目前的我国农机补贴也应该进行机制设计,通过好的补贴机制促进农机行业的创新。如何设计一个好的补贴机制让行业创新?可以通过在使用端的创新安排来实现。

过去的农机补贴主要是激励购买,其实更应该激励使用。让那么在实际使用中获得农民赞成的设备获得更多的补贴才是一个好的机制。也就是让农民用脚投票,而不是现行的人为圈定目录。我国农机行业更应该在服务方面下功夫,中国其实没有必要象日本那样,家家都买成套的农机设备,因为中国的农户规模甚至不到日本的四分之一,如果家家购买根本不合算。应该进行补贴进行调整,不是鼓励农民购买,而是激励其使用,发放农业机械使用券,以此降低中国的农业生产成本。如果现行政策鼓励购买的政策不调整,家家都去购买,中国的农业生产成本不但降不下来,反倒会上升,重蹈日本的覆辙。日本农产品成本高昂与家家购买成套的农机设备而每年的利用率又非常低有很大的关系。中国的农机服务如果做好,不但可以大大提升其每年的使用时间,而且与日本相比,节约折旧费用。所以农机使用券应该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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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 郑风田:我国优质小麦产业面临的大问题 ]]>

虽然我国是全球小麦生产大国,但却不是强国。我国小麦不但很难出口,而且每年还进进口200多万吨的优质小麦。为什么进口那么多?我们不能自己生产吗?存在的症结在什么地方?

近年来参加了不少大大小小的小麦产业相关论坛,了解到第一手的我国小麦产业目前发展的现状及存在问题。如何才能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这里记录下一些我的思考。

小麦是我国最重要的口粮,随着国民生活水平的提升,饮食习惯的改变,诸如家庭厨房外包化比例越来越高等等,我国食用加工过的食品比例已越来越高,食用面包、糕点的数量也急骤增加。针对这种趋势,我国的小麦生产应该超越目前只重产量不重品质的初级阶段,大踏步地迈向追逐品质、品牌的小康生活水平。小麦产业链一定要加强育种、引种、农户、合作社、基地与加工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当然也可以通过一二三产产业的融合,整体提升我国小麦产业的竞争力,满足现实社会不断增长的对品质健康安全的增长需要。

1.我国小麦产业目前存在哪些主要问题?优质小麦缺口200多万吨。

小麦应该是我国北方人最重要的口粮了,对我国的粮食安全来说极为重要。我国北方人的主食是面食,南方人的主食是米,而小麦是面食的主要来源。我国是世界第一大产麦国,近年来我国的小麦产量在过去的5年里以每年增产大于250万吨的速度增长,201513000万吨,是世界小麦生产大国。我国小麦种植面积最大的是河南、山东等11个省份,约占全国小麦总面积的90%。从供求关系来看,我国小麦总产量和消费量基本持平,甚至略有盈余。我国虽然是小麦大国,但却不是强国,世界出口前几位的是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俄罗斯等国。面条等面食产品又以意大利面在世界享有盛誉,而面包法国的影响巨大。我国的面食产品虽然以中餐馆的形式走出去一部分,但还以中国菜更知名,近期重庆小面在国外闯出一定的知名度,但整体来讲还微不足道。从进出口来看,我国的小麦不但很少出口,近年来反倒进口不少。尤其是用为满足面包、糕点等新兴面食产业的小麦原材料缺口很大,每年进口达200万吨。所以讲目前我国的小麦生产还不能满足加工业和消费者的快速增长需求,品种、品质、品牌都还有巨大的提升空间。

科普一点小麦的知识:我国食品工业产值整体约为11万亿元,而以小麦为原料的方便食品占重要比重。作为主粮,小麦的主要加工品包括馒头、面条、面包、蛋糕、饼干等等,不同的小麦制品,对小麦的品质要求也不相同。小麦可以分为强筋、中筋和弱筋三种,主要根据籽粒、蛋白质含量、湿面筋含量、面团稳定时间等评判。强筋小麦面筋强度大,面团稳定时间长,适合做面包和面条;中筋小麦面筋强度适中、延展性好,适合制作面条和馒头;弱筋小麦 蛋白质含量低、面团稳定时间短,则适合做饼干、糕点等酥脆食品。

2.优质小麦源头:长期追求产量最大化,导致优质小麦品种少,优生育种与产量增产的矛盾突出。

长期以来我国的小麦产业主要还是以追求增产为主,普通小麦多用来制作面条,中筋小麦所占比较很大,导致“强筋不强,弱筋不弱”,或者叫该强的不够强,该弱的又不够弱的现象。我国强筋小麦和弱筋小麦的发展相对比较慢,而近年来国内却对强筋、弱筋小麦的需求增长很快,导致进口不断增加。增加的原因是面包与糕点等快速需求增加所致。年轻一代的消费者,受西式生活方式的影响,食用馒头的比例越来越少,而食用面包与糕点者则上升很快。

3.农民种植优质小麦面临的问题:传统产业链解决不了优质麦生产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建立起一套小麦产供销体系,也即农业家庭种植小麦,被中介收购,然后被储备体系或者加工企业收购。这种体系适合于一般面食的需求,对强筋、弱筋小麦等新市场则面临市场失灵问题。农民也不敢轻意种植,因为种植后优质不一定得到优价,但优质小麦一般产量低而且不稳定,相关的栽培技术指导也缺乏。导致优质麦不但很难卖出高价,反倒是因为存在品种稳定性差,还有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风险而卖不出去。农民如果种植传统小麦,至少可以卖到国家粮食储备体系中去,当然还有诸多中介帮助。而目前我国尚未建立起优质小麦的收储体系。解决途径当然是应该尽快建立小麦的分级收储体系,建立不同等级的品质指标。而目前有需求的加工企业也很难从目前的储备体系中购买到符合要求的小麦,只能要么进口,要么去自建基地。另外一个途径是建立优质强筋小麦种植基地,但这种区域化种植基地又有可能因规模化种植不够,难以获得高的订单率。  

4.小麦产业链急待整合重塑

小麦产业链是一个从生产、储运、加工到销售、消费的全过程。优质强筋与弱筋小麦如何要快速发展,则必须加强对产前产中与产后的产业链整合,才能避免风险,获得利润。也就是说需要产业各方要有稳定的合作才能避免市场风险。而我国目前公司+农户的模式一直难以进行有效的合作。农民每家不足十亩地,规模有限,公司要与数千家乃至更多的农户打交道很困难。公司+农户这种模式的毁约率一直居高不下,成为一个顽症,也即市场价格高时,农民就会毁约;市场价格低时,企业也会以各种套路拒收农民的产品,这样的格局使原来公司与农民之间签订的合约就成为一纸空文。公司面临众多农户难以起诉,而农民面临数倍于自己的公司毁约时,也很难去追究。解决之道可能需要地方政府来介入,通过牵两头,让供求双方建立更紧密的联系,来避免因市场的不稳定而带来的毁约风险。根据以上问题,我国必须实现小麦产业链的上下游贯通,提高种植、流通、加工各个环节的产业化程度。 要推进产销衔接、定单收购等实现我国优质小麦生产区域的布局;可以以乡镇或村为单位来实一村一品、一乡一业甚至一县一业来建优质小麦生产基地,推广优质专用小麦配套生产技术,做到统一品种、统一栽培措施、统一收储,提高农业种植、流通、加工、销售各个环节的组织化、产业化,通过专用小麦的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产业化开发,来满足市场的需求。

5.各地的实践:构筑小麦产业利益共同体,做真正的好产品就要从农田抓起。

河南的延津一直在探索优质小麦生产模式,目前优质小麦种植达50万亩,2016517中国优质小麦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也在延津县隆重成立,该联盟的主要目的就是推进“优质”小麦的升级。 延津县组还建立了新乡小麦产业集团,形成了以小麦为“领头雁”,以“面粉—面条—面点—速冻食品”和“白酒—包装—印刷—物流”两条产业链为两翼的“雁阵”形发展布局,成为新乡小麦的核心生产加工区,也为我国的优质小麦生产创出了一条新路。

而加工需求企业也没有闲着,今麦郎集团在2005年启动了“今麦郎优质麦工程”,在河北隆尧黑龙港流域等地发展了万余亩“今麦郎农业示范园”,目前已推广百万亩。今麦郎集团董事长范现国说:“我们发展优质麦,提高了农民的收入,而且我们提出了‘第一车间在农田’,做真正的好产品就要从农田抓起。”

我国的优质小麦最大的困难点还是在育种上,如何通过繁育体制的改革,让那些虽然产量低,但品质高的小麦能够更多的培育出来,改变过去单一追求产量的格局,还需要慢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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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 郑风田:农业“三项补贴”调整的大方向 ]]>

农业三项补贴究竟该如何调整?这几年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政策口,乃至基层官员,大家都认为应该改革了,只是不同领域的人认为改革的方向与内容差异比较大。而改革应该就共性的东西达成一致。农业三项补贴的改革都有哪些争议呢?

20164月,财政部和农业部发出《关于全面推开农业“三项补贴”改革工作的通知》,决定将“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农作物良种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这三项补贴合并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目标调整为支持耕地地力保护和粮食适度规模经营。

农业三项补贴是指从2004年开始实行的,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及之后陆续实行的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农业物良种补贴,也就是农民都很熟悉的粮食直补、综合直补和良种补贴。

2015年,财政部、农业部选择安徽、山东、湖南、四川和浙江等5个省,由省里选择一部分县市开展农业“三项补贴”改革试点。试点的主要内容是将农业“三项补贴”合并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目标调整为支持耕地地力保护和粮食适度规模经营。一是将80%的农资综合补贴存量资金,加上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和农作物良种补贴资金,用于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对象为所有拥有耕地承包权的种地农民,享受补贴的农民要做到耕地不撂荒,地力不降低。二是20%的农资综合补贴存量资金,加上种粮大户补贴试点资金和农业“三项补贴”增量资金,按照全国统一调整完善政策的要求支持粮食适度规模经营。

农业三项补贴究竟该如何调整?这几年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政策口,乃至基层官员,大家都认为应该改革了,只是不同领域的人认为改革的方向与内容差异比较大。而改革应该就共性的东西达成一致。农业三项补贴的改革都有哪些争议呢?

其一是农业三项补贴该不该补给租地者。

不种粮的有补贴,真正种粮的却拿不到。曾记得过去几年,每年的两会,总会有一些基层的代表向农业主管部门的领导发问:现在农村有些人出外打工地交给别人种,结果真正种地者却拿不到农业补贴,而不种地在外打工者却拿到农业补贴。原因是我国的农业补贴是按承包者发放补贴的,执行的后果是农业补贴演变成了一个变相的地租了。目前我国已有四分之一以上的土地流转了,也就是讲这5亿多的耕地,其实际的种植者却拿不到补贴款。农业真正种地的拿不到农业补贴,而不种土者却拿到补贴,说明农业补贴并没有真正地在补贴农业。

其二是农业三项补贴该不该合并。

另外一个议论是在农村调研基层官员们经常讲的,说农业补贴不应该直接发放给农民,因为不少农民拿着补贴用来买酒喝了,并没有真正用到农业生产中来。农业补贴应该集中起来由政府统一使用,可以解决农村许多公共品投入不足问题。另外基层官员们抱怨农业补贴发放流程长,

其三,农业三项补贴的种粮效果已十分有限,就像炒菜用味精,放不放都中。

据人民日报的报道“良种补贴一年每亩20元,就像炒菜用味精,放不放都中。”现在农民外了打工收入不错,一天100多元。我们也曾做些不少的实地调查,看农业补贴是不是起到激励农民种植粮食的作用,结果发现其效果已变得十分有限。农民就那么点地,即使没有种粮直补,土地还会一直种植下去的。当然如果再回到原来交农业税的时代,种地要交很多钱,那农民真会放弃种粮的。补贴对农业来讲其实是一种补偿,因为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一直难以缩小,通过补贴增加农民的部分收入。

其四是农业三项补贴的发放也存在调整不及时的问题,也就是说农业补贴发放有时固化了。

记得在上课时讲到农业补贴问题,有些同学讲,他们老家的承包地早就改挖成鱼塘了,但三项补贴却还一直照领。农村有民不举官不究的传统,原来的农业经营方式变了,按道理讲不种粮食的种粮补贴就不应该发放了,但由于统计没有跟上,达不到原来政策真正设计的目的。

其五,农民对三项农业补贴有很深的感情,不能轻言取消。

一般农户不反对整合补贴“做大蛋糕”,但担心“被切蛋糕”; 农业补贴在刚开始推出时,对中国的农民震动是很大的,甚至到现在,农民对这个政策也是极度热爱的,因为几千年来都是农民要交皇粮国税,现在不但不交了,还能从国家拿到补贴,这对农民的冲击还是蛮大的。记得数年前曾经陪同政策口的比较高层的官员到农村调研,农民在谈到补贴时对中央的那个感激之情,甚至要脆谢皇恩了。这是一般人体会不到的。虽然数量不多,但农民来讲其边际效益却是巨大的。因为过去都是农民往外交钱,现在是中央给发钱,是正的收入,正的边际效益。这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农业补贴的改革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

其六,农业三项补贴挤出两亿多亩耕地出来。

这些年的粮食十几连增,与农业三项补贴究竟有没有关系,还需要进一步论证,但上次的土地普查居然多出二亿多亩耕地,应该不客气地讲是农业补贴逼出来的吧?我国一直把守住18亿亩红线作为很硬性的任务,没想到建了这么多的房子,搞了那么多的城镇化,征用了那么多的耕地,土地一普查,不但18亿亩耕地没少,还居然多出2亿多亩。这也是中国乡村的一个奇特逻辑:你如果按面积征收农业税,我就少报,如果你按面积发放补贴,我就实报或者甚至多报?农业统计啥时能够把基本的数据给搞准啊?看来现代科技对我国的农村不起作用啊。

其七,种粮大户该不该补?

在我国的许多地方,农业“三项补贴”已成为农民收入的补偿,一些农民即使不种粮或者不种地也能得到补贴。而真正租地种粮的大户如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除却自家的承包地外,其他租的地拿不到补贴。该不该让种粮大户拿补贴?有些人认为他们对粮食贡献大就该多拿。也有些人认为他们本身就是农民的能人富人,还多拿,更拉大了农民间的收入差距,让富者更富,穷则更穷,“垒大户”不好。

所以农业三项补贴究竟如何改?主要还是应该根据国际通行的规律以及我国的国情来调整。wto对农业补贴其实是有许多约束的,作为其会员,你不能违反。而农业过去出现的不少情况,也必须有针对性地解决。农业补贴必须考虑到这些情况,比如:

其一农村地力出现问题。

十几年来,我国农业出现的一个令人担忧的就是地力的下降。过去农民没有外出打工的机会时,一般自家养些牛、猪与鸡的,杂草、秸杆与粮食就转化为肉蛋奶与有机肥了。但现在杂草用除草剂,秸杆一烧了之。种地靠化肥农机农药,这样下去,我国延续数千年的农牧结合的种植传统就丢掉了,这对土壤的破坏是相当大的。所以如何通过政策补贴的调整引导农民去培肥地力十分重要。

秸杆焚烧对基层是一个相当大的考验,每年的收获季节也是他们最忙的季节,层层防控禁焚烧。目前采取的方法主要是堵,记得在山东淄博调研时,当地的农业局长告诉我他们已彻底解决了该问题,主要方法也不外乎补贴。目前作物秸杆的处理成本非常高,农民一把火烧了最简单。但如果每亩发放补贴,比如100多元,农民就会把这些秸杆收集起来,不会乱烧了。补贴是激励,比简单的惩罚更有效。

其二是农资补贴带来的面源污染问题。

我国农业另外一个比较大的争议就是农资的补贴。目前我国的亩均化肥农药施用量已高居全球前列,对土壤造成严重的面源污染,而且带来地下水质的变劣。甚至有些专家认为目前我国的化肥施用量减少一半也不会对农业产量造成影响。但一些农民却讲,目前的农产品,如果不用化肥根本就不长。高产只能靠化肥催。虽然农业部已提以后化肥农药零增长,但到基层农户,如何来监管?

其三是良种补贴是不是达到了真正让农民种上好种子也是争议较大的。

其四,仅有补贴是不够,如何提高综合服务是大方向。

农民在经营过程,除了补贴,更应该提供综合服务。比如新型经营主体面临“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如何采取贷款贴息、现金直补、重大技术推广与服务补助等方式也是非常必要的 。

其五,未来改革方向应该补收入,缩小收入差距。欧美国家主要采取收入补贴。以后的补贴应该向国际标准靠,向低收入者补。目前我国农村居民间的收入差距已非常大,以后应该通过收入补贴,降低农民间的收入差距。

附:财农〔201626号  

财政部和农业部发出《关于全面推开农业“三项补贴”改革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农业(农牧、农村经济)厅(局、委员会):

2015年,经国务院同意,财政部、农业部印发了《关于调整完善农业三项补贴政策的指导意见》(财农〔201531号),在全国范围内从农资综合补贴中调整20%的资金,加上种粮大户补贴试点资金和农业“三项补贴”增量资金,统筹用于支持粮食适度规模经营,重点用于支持建立完善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同时选择部分省开展试点,将农作物良种补贴、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合并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目标调整为支持耕地地力保护和粮食适度规模经营。从试点情况看,调整完善农业“三项补贴”政策方向正确,目标明确,操作简便,取得了预期效果。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2016年在全国全面推开农业“三项补贴”改革,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重要意义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业补贴政策的有效实施,明确要求在稳定加大补贴力度的同时,逐步完善补贴政策,改进补贴办法,提高补贴效能。推进农业“三项补贴”改革,是按照中央“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总体部署做出的重大政策调整,是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顺应农业发展新形势的重要举措,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农业生产领域的具体体现。全面推开农业“三项补贴”改革以绿色生态为导向,推进农业“三项补贴”由激励性补贴向功能性补贴转变、由覆盖性补贴向环节性补贴转变,提高补贴政策的指向性、精准性和实效性。各地要充分认识全面推开农业“三项补贴”改革的重要意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精心组织,周密部署,确保改革工作平稳顺利推进。

(一)有利于提高政策的指向性、精准性和实效性。将农业“三项补贴”中直接发放给农民的补贴与耕地地力保护挂钩,明确撂荒地、改变用途等耕地不纳入补贴范围,鼓励农民秸秆还田,不露天焚烧,主动保护耕地地力,加强农业生态资源保护意识,实现“藏粮于地”,使政策目标指向更加精准,政策效果与政策目标更加一致,促进了支农政策“黄箱”改“绿箱”,进一步拓展了支持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政策空间。同时,统一资金审核和发放程序,减少了工作环节,减轻了基层负担,节约了时间和成本,提高了工作效率。

(二)有利于促进粮食适度规模经营。当前农业虽然保持增量增收的好势头,但数量与质量、总量与结构、投入与产出、成本与效益、生产与环境等方面矛盾日益上升,特别是家庭小规模经营仍占大多数,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影响了农业现代化进程。通过政策引导,加快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培养新型职业农民,鼓励多种形式的粮食适度规模经营,有利于推动农业生产加快进入规模化、产业化、社会化发展新阶段,符合现代农业发展方向。

(三)有利于推动农村金融加快发展。长期以来,农民“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始终得不到很好解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业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通过调整部分资金支持建立健全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并强调其政策性、独立性和专注性,既是撬动金融和社会资本支持现代农业建设,有效缓解农业农村发展资金不足问题的重要手段,也是新常态下创新财政支农机制,放大财政支农政策效应的重要举措,同时兼顾了效率与公平,适应农业产业升级对金融支持的需要,也有利于推动农村金融发展。

二、主要内容

2016年起,在全国全面推开农业“三项补贴”改革,即将农业“三项补贴”合并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目标调整为支持耕地地力保护和粮食适度规模经营。中央财政已将2016年用于耕地地力保护的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资金全部提前下达,其中下达黑龙江省、广东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资金,包含了需兑付给直属垦区农场和兵团团场职工的用于耕地地力保护的资金,由农业部直属垦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商当地省级财政、农业部门研究落实;年度执行中下达的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资金全部用于支持粮食适度规模经营;中央财政通过上划部门预算下达农业部直属垦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储粮总公司的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资金,全部用于支持粮食适度规模经营。

(一)加强耕地地力保护。用于耕地地力保护的补贴资金,其补贴对象原则上为拥有耕地承包权的种地农民;补贴依据可以是二轮承包耕地面积、计税耕地面积、确权耕地面积或粮食种植面积等,具体以哪一种类型面积或哪几种类型面积,由省级人民政府结合本地实际自定;补贴标准由地方根据补贴资金总量和确定的补贴依据综合测算确定。对已作为畜牧养殖场使用的耕地、林地、成片粮田转为设施农业用地、非农业征(占)用耕地等已改变用途的耕地,以及长年抛荒地、占补平衡中“补”的面积和质量达不到耕种条件的耕地等不再给予补贴。鼓励各地创新方式方法,以绿色生态为导向,提高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水平,引导农民综合采取秸秆还田、深松整地、减少化肥农药用量、施用有机肥等措施,切实加强农业生态资源保护,自觉提升耕地地力。

(二)促进粮食适度规模经营。用于粮食适度规模经营的补贴资金,原则上以2016年的规模为基数,每年从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资金中予以安排,以后年度根据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的预算安排情况同比例调整,支持对象重点向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新型经营主体倾斜,体现“谁多种粮食,就优先支持谁”。各地要坚持因地制宜、简便易行、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原则,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农业生产率、土地产出率和资源利用率。鼓励各地创新新型经营主体支持方式,采取贷款贴息、重大技术推广与服务补助等方式支持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的粮食适度规模经营,不鼓励对新型经营主体采取现金直补。对新型经营主体贷款贴息可按照不超过贷款利息的50%给予补助。对重大技术推广与服务补助,可以采取“先服务后补助”、提供物化补助等方式。要加快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在粮食生产托管服务、病虫害统防统治、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等方面,积极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符合条件的经营性服务组织开展公益性服务,积极探索将财政资金形成的资产折股量化到组织成员。

近几年,用于粮食适度规模经营的补贴资金,要按照财政部、农业部、银监会印发的《关于财政支持建立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的指导意见》(财农〔2015121号)要求,重点支持建立健全农业信贷担保体系,中央财政下达地方用于支持粮食适度规模经营的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资金统筹用于资本金注入、担保费用补助、风险补偿等方面,通过强化银担合作机制,着力解决新型经营主体在粮食适度规模经营中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力争用3年时间建成政策性、独立性、专注于农业、覆盖全国的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各地要充分发挥财政注入资本金的作用,尽快启动农业信贷担保业务运营,并根据业务开展情况,合理确定财政注入资本金的规模和节奏。

三、保障措施

农业“三项补贴”改革事关广大农民群众切身利益和农业农村发展大局,事关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财政、农业部门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细化政策措施,注重宣传引导,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完成各项改革任务。

(一)加强组织领导。农业“三项补贴”改革工作由省级人民政府负总责,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农业部门具体组织实施。要建立健全工作机制,明确责任分工,密切部门合作,抓好工作落实。要结合本地区实际,抓紧制定实施方案,务必于630日前将需兑现到农民手中的补贴资金发放到位,让农民群众吃上“定心丸”。要做好政策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主动与社会各方面特别是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进行沟通交流,赢得理解和支持。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安排相应工作经费,保障各项工作有序推进。各省份实施方案在报送省级人民政府审定前要与财政部、农业部充分沟通,正式印发后要及时报送财政部、农业部备案。

(二)加强资金管理。中央财政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资金按照耕地面积、粮食产量、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等因素测算切块到省级财政,由各省份结合本地实际确定补贴对象、补贴方式和补贴标准。省级财政、农业部门要切实做好资金拨付和监管工作,督促县级财政、农业部门做好基础数据采集审核、补贴资金发放等工作。农业“三项补贴”改革后,中央财政不再安排农作物良种补贴资金,各地农作物良种推广工作可以根据需要从上级和本级财政安排的农业技术推广与服务补助资金中统筹解决。对于骗取、套取、贪污、挤占、挪用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资金的,或违规发放补贴资金的行为,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三)加强督导考核。各省级财政、农业部门要密切跟踪农业“三项补贴”改革工作情况,加强信息沟通,重大问题及时报告财政部、农业部。财政部、农业部将强化监管督导检查,研究制定资金管理办法和绩效管理制度,适时对各地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落实情况开展绩效考核,考核结果将作为以后年度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资金分配的重要因素。

财政部 农业部

2016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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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 郑风田:王石不能成为永不退休的太上皇! ]]>
王石已65岁了,也许真的是该离开了,普通人都退休好几年了,他不能永远不退休,成为万科的太上皇。近年来他显然不在状态,放下万科,给万科一个新生的机会,万科与王石都得到解脱了。

“宝万之争”也该收官了吧?从王石的强硬拒绝到宝能的罢免绝杀再到王石的致歉,使得这场吸引眼球的公司股权争夺战显得悲情而残酷。王石是万科一个时代的象征,曾经为万科的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但现在作为一位年近古稀的董事长,在这场争夺战中显得难以适应时代变化,还是早点光荣地退下吧。放下万科,才有新的万科。

创始人离开创办的企业,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企业,也许更能发现问题所在。如果一直身在其中,只缘身在其山中,反倒是把企业给作死。适当的放手可能更有利于万科的成长。 人们总爱拿苹果的乔布斯当年离开苹果来比喻王石。乔自己也讲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回来。如果没有当年的离开,也许就没有后来苹果的再次辉煌。

作为创始人,王石能够把万科带到现在,真的很不容易。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永不放手。就如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一样,孩子养大了,不一定要死守一辈子。其实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适当的放手,可以让万科吸取更充足的营养,也许更有利于万科的成长。就如一个人的健康成长,还是应该吃百家饭,才能活得更健康,更有活力。

近年来王石给公众的印象好象一直游离在企业之外,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彻底离开一段时间,让万科单独飞一飞呢?王石近年来玩了许多企业家都不敢偿试的东西,比如跑到美国游学啦,登山啦,与年轻的美女谈恋爱啦等等。这样的活动当然可以为公司做些免费广告,但显然更带来不少负面的影响。按道理讲,作为一个巨型公司的董事长,王石先生本来应该日理万机辛苦操劳的。

万科的股权之争,似乎对王石的同情多,对宝能华润的指责不少。更有恐吓式的声音宣称一旦王石离开,万科呈悬厓式坠落,或者将大厦倾倒,人心四散。其实这些都是没有根据的瞎想象。万科作为一家成熟的标杆型大企业,如果离开一个人就活不下去了,那说明这个企业真的不配为标杆企业,早晚要死掉。一个好的企业,首先应该是规范化的管理,离了谁都应该能够运转自如,有点象自动驾驶的汽车,这样的企业才是成功的企业。

从这次万科的股权之争来看,王石真的是有些老了,出了许多外界看来很明显的昏招,这也说明他的理念也许真的OUT的,也到了该离场的时候了。似乎,这会成为万科新生的一个机会。

万科作为一家上市公司,就应该遵守股份公司的规则。万科通过上市股权分散就要承担股份被收购、控制权发生转移的后果。如果你想一直控制公司,完全可以选择退市,只有这样才能把控制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上市公司争夺战是只认钱,不认人的。与你当初对公司的贡献关系不大。

万科之所以成为了我国房地产界的老大,跟现有团队有重要关系,但并不是说万科就属于现行团队的了。现代股份制企业规定资本是属于所有者的,现行的管理团队也只能是职业经理人,不能因为管家把房子管理不错就让管家把房东赶走,管理层不能挟持企业,无论功劳多大,管理层还是打工的,不能说因为把房子管理的好,就顺带把房间主人也给换了。这个道理相信大家应该懂的。万科成为房地产的老大,也跟数年来房地产突飞猛进有很大的关系。万宝之争其实跟王石一开始就想赶走现行大股东有密切关系,当王石发现宝能成为第一大股东时,不是调查资金来源,而是对民营资本挖苦,抱国企大腿,是王石有错在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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