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ATA[博客-财经网-名家博客-郑风田 最近更新20篇文章]]> <![CDATA[博客-财经网]]> <![CDATA[ 郑风田:中国粮食储备体系是该进行大修了 ]]>

“将近7年啦,中储粮才想起来把存在我们仓库里的16000多吨粮食拉走。如今这些粮食已经坏了,连猪都不能吃。近日,河南新野县金硕粮油有限公司负责人向记者反映河南万吨小麦被忘 7年变质事件。对此,中储粮的回应是:已卖给企业,企业拒不出库。(58日中新网)

国以农为本,民以食为天。粮食在我国向来神圣如同天物,如今却被这样糟蹋,无论是谁的原因,其糟蹋粮食的行为都不可原谅。尤其是作为国家大粮仓的中储粮,难逃失职之责。其实近年来中储粮一直丑闻缠身,暴露出诸多管理问题。比如去年央视《焦点访谈》曾报道过辽宁、吉林等地一些中储粮粮库和粮商相互勾结,用陈粮顶替新粮赚取差价;再比如2013年,检察机关在中储粮河南分公司系统挖出110硕鼠,以空买空卖转圈粮”28亿斤,骗取国家粮食补贴资金7亿多元。还有黑龙江等地多次发过储备粮库大火等问题。20139月,中央巡视组向中储粮反馈问题时明确指出,其存在内部监督管理不够严格基层腐败案件高发多发虚报库存、掺杂使假等问题时有发生等问题。 

中储粮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的问题,一方面是管理制度出现了问题,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过量的国家粮食储备数量,让小牛拉大车,国家粮食收储规模过大过多,代理库、代储点等数量繁多庞杂,环节过多,才导致乱象丛生。 

曾几何,我国农户储粮一直是个中国特色的传统,曾占粮食产量的一半,被不少国外粮食研究专家称赞。农民在夏收或者秋收后,一般都先在自家房子里储存几个月,反正农民的房子也足够大,场地也足够多。农户储粮一方面可以躲过粮食收获时集中上市带来的价格下跌,另外也可以在市场价格合适时再出手,对整个粮食市场其实是一个平滑作用,减轻季节性的粮食波动。加工企业是用粮大户,他们的收购行为刚好与农民相反,在粮食集中上市价格低谷时,多收购一些;而在淡季价格上升时少收购些。农民与加工企业参与收购储粮的模式多年来一直存在,但近年来由于国家储备的大包大揽,大大抑制了农民与用粮企业贮粮的积极性,使这两个过去收粮用粮的主体大大减少了收贮意愿,也基本上把粮食收储的压力都转移到国家储备上了,庞大的收贮数量,繁杂的体系,再加上管理不善,才导致许多奇怪问题的出现。

我国现行的粮食收储体系是近二十年前在特殊背景下形成的,当时为了激励农民更多的生产粮食,也为了解决农民售粮的后顾之忧,才形成敞开收购的收储政策,后来国家收储的数量也越来越大,再加上国家制定的比较高又每年增长的收储价格,大大压抑了市场机制,市场调节手段完全派不出用场,责任与压力也基本上都转移到国家储备上来了。

目前我国粮食收储的外界环境完全变了,一方面国际粮食价格低迷,世界整体粮食过剩,而我国国内的粮食价格高企,如果再继续执行巨量的粮食收购行为,其实是对农民发出错误的信号。所有不少专家呼吁,小麦与水稻收贮也应该象去年的玉米一样,取消临时收储备,让市场这只手发挥主导作用,防止目前一方面国家粮库收来的高价粮卖不出去,另外一方面国外便宜的粮食通过进口与走私进入国内市场,让粮食价格恢复其本来面目。

其实按照世界通行的粮食储备规律,一个国家的粮食储备数量供国内市场三个月食用量就可以了,或者是当年粮食产量的15%左右。而目前我国的粮食收储数量太过庞大,更出现有些地方国家收储与加工企业争收的现象。中储粮自身变成了一个逐利单位,失去其作为平衡国家粮食均衡量的主要功能,需要加工其公益性的责任强化。

改革的方向其实很清楚,就是改变过去一头独大的收贮格局,大力鼓励粮食加工企业与农民贮粮,当然国家可以把过去高昂的代储补贴的一部分拿出来,用来支持农民与企业建库。当然精兵简政后的国贮库,也要象其他国有企业一些,加强责任管理与问责,不能因为所谓的粮食贮备秘密而处于灯下黑,缺失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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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 郑风田:我国村霸形成的六大推手? ]]>

如何解决农村“好人干不了,恶人争着干”的局面?

在我国部分农村地区,出现了一些“土皇帝”式的村霸,他们无法无天,操纵选举、开设赌场、暴力抗法、霸占资源,呈现出乱政、抗法、霸财和行凶“四大特征”。近期检查部门公开了一批村霸案件,既有要求村民结婚要给其上供号称“万岁”的村霸,也有收取长达6年保护费,甚至当着民警的面欲将他人活埋的村霸。 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依法惩治“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犯罪积极维护农村和谐稳定的意见》,要求各级检察机关坚决依法惩治“村霸”和宗族恶势力刑事犯罪。我国的村霸都是哪些人?出现的成因是什么?如何进行治理?

一、村干部直接沦为了村霸:村霸演变的危险路径

村霸的一个最惊人现实是基层村干部不少直接沦为了“村霸”。在2008年全国立案侦查的涉农职务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中,农村基层组织人员4968人,占42.4%。其中,村党支部书记1739人,村委会主任1111人。 近十年了,村霸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扭转。2016623日,在最高检新闻发布会上,最高检反贪污贿赂总局四局局长宋寒松披露,“一些省份村两委负责人案件超过了整个涉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的半数,有的市县更高达70%80%。” 2015年,山西警方发布公告,前9个月抓获的869名涉嫌涉黑涉恶犯罪嫌疑人中,有27人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村支部书记和村主任。20156月,浙江省金华市公安局披露,自2014年年初以来,金华市公安机关已成功摧毁黑恶势力团伙176个,打击处理涉案人员1228人。其中,有农村恶势力团伙55个,涉案人员314人,其中村干部91名。据统计,2014年以来,31个省级纪检监察部门网站上发布了涉及近400名“村官”违法违纪案件。 2013年,河北省公安厅的统计数据显示,河北省近几年打掉的涉黑组织头目中,身份是村支书或村主任的有9名。

二、为何村干部变成了村霸?村霸产生的六大原因

基层社会生态非常复杂,土皇帝似的村霸之所以形成,探究其根源,或系基层组织涣散无力,或因当地政府把“狠人治村”当作一个法宝,牵涉到牵涉背后的上级政府、基层选举、治安管理等问题,还有贪腐歪风盛行背后的农村政治生态的破坏。其中以下六个原因是关键:

第一,选举制度有漏洞,病人容易上来,带病上岗严重。

基层“两委”班子选举制度不健全,不透明,导致基层组织弱化,使村庄坏人进入领导班子。我国村官是通过选举上来的,村民选举是我国的草根民主政治,但由于各种制度的不完善,虽然对村民委员会成员的选举和罢免程序在修订完善,目前困扰村民选举一些大是大非的问题,包括贿选、选举暴力、家庭宗族控制、黑恶势力渗透等一直难以解决。一些坏人靠钱开道,用重金送钱送礼收买选票,目前有愈演愈烈之势,一张选票往往要花上几十元、乃至几百元,还要请吃饭、发烟,选举下来,花销数万元。贿选的手段也多种多样,从“暗箱操作”拉票贿选到“公开活动”拉选票;从个别人单独活动拉票贿选到有组织的拉选票;从请吃喝、送礼品拉票贿选到直接送现金拉选票;从当场兑现钱物拉选票到承诺当选回报;从送钱送物的单一手段到多种手段拉选票等等。还有一些依靠宗族上台。核心的原因是这种西式的“民主”大试验在中国遇到水土不服问题。一旦当选上就会利用当村官的权力去为自己谋求更大的资源,主要是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把送出去的钱赚回来 。近期被宣判的河北定州村委会主任孟玲芬,在2012年当选村主任,当选后任人唯亲,胡作非为,安排多位亲戚担任村干部。她以权谋私、欺压村民,“说的话没人敢不听、要的钱没人敢不给、决定的事没人敢不从……”当地村民对“村霸”孟玲芬深恶痛绝。后以寻衅滋事、故意毁坏财物、职务侵占等7项罪名,被有期徒刑20年。如何通过选举办法的完善,让坏人难入村委班子需要制度创新。

第二,宗族暴政充当最大保护伞。

很多村霸之所以有恃无恐,与其背后的宗族保护伞有密切相关。 家族、宗族控制问题在选举社会一直难以解决,“多数人暴政”问题严重。选举一般是多数人的暴政,而我国乡村自古就受宗族、家族势力的影响很大,选举为这些势力的复活提供了很大的空间,难以根治。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农村宗族势力作为一种反动势力曾经被取缔过。但改革开放以后又在农村死灰复燃,并对农村治理构成威胁。尤其是那些山高路远、交通不便的地区,宗族势力愈发强大。再加上近年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滞后,宗族势力就变成了村庄的凝聚力,是异族或者反对者进行打击报复。

第三,“上头有人”是另外一层最大的保护伞。

最高检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村霸”肆无忌惮,横行乡里,称霸一方,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上头有人”,受欺压村民敢怒不敢言,查办“村霸”和宗族恶势力备受阻挠,治理难度大。比如河北省公安厅2013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河北打掉的涉黑组织头目中,村支书或村主任的有9名,这些人采取非法手段操纵选举、侵吞集体财物、侵害群众利益,将村委班子变成了自己的家天下,“村官”沦为“村霸”,却上级部门长期监管失控,有些甚至充当“保护伞”,某种程度上助长了违法乱纪之风。上级的某些实权人物,有意无意成了一些“村霸”们的靠山,成为村霸们的有恃无恐、无法无天的后台,对党和政府形象的杀伤力,不可低估。一些乡镇将不犯事、不出事作为衡量村干部的标准,导致 “权力置换财力,财力纠结势力,势力保护权力”的恶性循环。让一些村民敢怒而不敢言,更让乡镇一级认为这个村干部办事能力强,也是村霸的另外一个特色。

第四,监管不足,或者面对举报不作用推波助澜。

一些“村霸”长期横行乡里、欺压百姓,除了村民防范意识薄弱和维权意识缺乏外,也与当地政府对村干部缺少监管有关。一些村霸长期为非作歹,上级部门应该接到过举报或者告状,但有些上级部门“大事化小”了,使举报的村民遭到打击,最后演变成村民们对村霸“避之唯恐不及”,“谈虎色变”,陷入恶性循环。 广东汕尾陆丰市南塘镇乌石村原村委会主任黄明被称为汕尾“胡汉三”,其放狗撕咬村民的恶行令人胆寒,但当地村民向镇政府、县政府无数次反映情况,上级政府却一直不予查处。

第五,农村公共安全产品缺乏,有村霸产生的土壤。安全真空留下的机会

我国乡村公权力很弱,缺乏相应的公安力量,农村治安的不易:派出所人少,管的地很广;留守的老人没精力防范蟊贼,更没力气对抗凶手。很容易让那些不怕死的村霸们为所欲为。部分村干部成为安全力量,由于得不到有效的监督,时间长了就形成的村霸。村霸们由于敢于使用暴力手段维持农村秩序,还因此常常被认为是能人,甚至被捧为乡贤乡绅,这对我国基层的乡村治理都是一个大问题。河南省郑州市航空港区大寨村原治保主任张中彦案,就是典型案例。张中彦通过正当竞选手段当上村官,利用村治保主任的身份组建“治安队”,向村民和商户收取卫生费、场地费、租金等,严重扰乱市场秩序;利用村庄附近工厂员工大量聚集的特殊条件,经营赌场,暴力护赌,牟取暴利。同时,他还是大寨村的电工,仅在20122014年就通过私自抬高电价,赚得电费差额100余万元。村霸之所以霸道,不少是由于普通村民权利缺位和体制衔接松弛的后果,村官虽小但有处置集体土地和安全事务的权力,由于缺乏监督,他们不少人在行权过程中饱私囊,再以霸权维护私利。

第六,农村纠纷调节机制失衡 村庄治理缺乏规范使村霸长期坐大。

村民间的纠纷一般应该由村调解委员会、治保会解决,但我国不少村庄这些机构遇到问题不愿管、不敢管,让纠纷双方依靠势力大小来解决,无形中让村霸势力盛行起来。再加上农村青壮年外出打工,乡村公权力很弱,缺乏抗衡力。村庄治理基本上没有规范的约束制度,公开、透明、监督机制等形同虚设,村庄治理缺乏规范使村霸长期坐大 。

三、治理村霸问题的六个建议

治理村霸问题,必须要过去偏重于经济的乡村治理,转向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并重,通过全面的改革,加强党建,破除宗族势力,革新乡村风俗和观念,彻底消除乡匪村霸产生的土壤。

第一,加强基层党建选对人 重点选拔带头人。

治理村霸必须加强农村基层党建,选好用好带头人 。“农村富不富,关键在支部” 。对一个村庄而言,干好干坏在很大程度取决于村里的党组织。现实中不少农村的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有组织没力量。总体而言,我国哪个村的村支书得力,那个村的党员作用发挥得就明显,很多工作就会容易落实。反之,哪个村政治风气不好,则往往跟村支书的不作为或者乱作为有关。江西抚州金溪县安吉村原党支部书记彭荣辉任村党支部书记10多年来,该村培养发展的党员几乎全是其亲朋好友。2014年村“两委”换届选举时,他拉票贿选,甚至将贿选开支以“务工补贴”的名义报销。这样的人必须清除出干部队伍。

第二,以大学生村官或者下派第一书记破除农村宗派势力。

要激励更多的外乡大学生到农村任村官,通过引进大学生交叉任职,逐渐稀释和淡化农村的宗族观念,让宗族恶势力难成气候。大学生村官与当地没有宗族纠缠,接受过系统的高等教育,知识水平新,有利于强化农村基层组织队伍。

还可以选派“第一书记”到问题村。可以自上级各级党政机关与企事业单位 。 中组部等三部门曾下发通知选派“第一书记”,明确指出了选派的重点范围:党组织软弱涣散村和建档立卡贫困村。“第一书记”是破解农村宗族势力的利器。

第三,源头治理:对选举制度进行修改,阻止宗族坐大。对举报多者一票否决。

在村级换届选举中,确保把那些德才兼备、有文化,有思想,有道德,守法纪,能够带领广大百姓的成为村干部、真正符合群众意愿的人员选进“两委”班子,防止有劣迹的分子把持基层政权。通过准入制,把那些政治素质差、道德品质差、曾违法违纪且现实表现不好等不适于担任村委会成员的人限制在外。

第四,以村庄间的联合党建加强村庄间的监督,破除村霸。

村霸之所以横行,缺乏监督是一个主要原因。可以通过村庄间的联合党建来破除。 浙江金东目前探索的区域性党建合作,可以有效地打破村庄间的壁垒,增进村庄间的有效合作,对我国的乡村治理很有价值。

  浙江金华的金东区是一个我国南方典型的“村多村小”格局,共有508 个村( 社区) ,500 人以下的有307 个,300 人以下的120 多个。存在的问题很多,包括资源分散、基层组织建设强弱不均,重点项目在弱村难以推动等等,村庄间的污染治理也极易引起矛盾纷争。金东区创建展开区域化党建工作,将包括508 个村( 社区) 在内的729 个基层党组织整合成86 个区 域党委,打破以往的单位党建壁垒,统筹整合资源力量,实行“组织共建、资源共享、党员共管、事务共商、难题共解、发展共促”。

  金东区的区域化党建协同创新工作,是一种乡村基层社会治理的有益创新,更容易打破村村本位主义, 通过区域性的党建,建立超越村庄的区域性党委,党委的组成是各个相邻村庄的村书记,这样的架构其实是建立 起村庄间沟通的一个桥梁,可以增进村庄之间的互动与换位思考,有利于村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我国的村庄历史都不短,村内的宗族、宗派问题严重。本村选举产生的村庄领导,难免会出现选举的赢得能吃现象,对小户、小姓保护会受到制约。而区域性党委比较容易超越本地矛盾,采取更公正的超然态度来解决,从而更容易解决问题。

第五,让公共安全力量覆盖到村庄

  村里尽是老弱妇孺,财政应支持村里组建义务保安队。农村没钱请保安,应该安保下乡。有了这些保安,村里的治安就会好起来。村霸横行的机会就会少些。

第六,村庄运行要增加监事制度,增加村务透明度

要加强乡村治理机制体制改革,防止基层“一把手”一人说了算。可以通过制度建设,把“村官”手中掌握的土地发包,宅基地安排等与村民利益息息相关的权力还给农民。通过制度建设,改变目前村庄干部当选后利益太大,上台后权力得不到约束、为所欲为,最后沦为村霸的悲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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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 郑风田:从收玉米农民被判刑看粮食部门要脱敏 ]]>

收购玉米的农民被判刑说明长期以来粮食专营问题是到了该脱敏的阶段了。在大农业时代,粮食已连续多年过剩,库存已满,我国也已近四十年没有出现饥荒的背景下,还有没有必要专门设置一个庞大的粮食专门机构?还是如美国一样,成立一个大的从田头到餐桌都管的农业部门,把粮食相关业务都并入农业部门?

一位收购玉米的农民被判刑,后来高法介入,内蒙古农民王力军因收购玉米被判非法经营罪一案终得洗冤。内蒙农民王力军201411月至20153月间,从周边农户手中收购玉米。2015年底,经群众举报王力军因无证收购玉米被工商局等相关部门查获。2016415日,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人民法院以被告人王力军没有办理粮食经营许可证和工商营业执照而进行粮食收购活动,违反《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相关规定为由,依据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判处王力军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20161216日,最高法就此案做出再审决定书,指令由巴彦淖尔中院对此案进行再审。最高法认为,王力军从粮农处收购玉米卖予粮库,在粮农与粮库之间起了桥梁纽带作用,没有破坏粮食流通的主渠道,没有严重扰乱市场秩序,且不具有与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非法经营罪前三项行为相当的社会危害性,不具有刑事处罚的必要性。后经基层法院审理,重回正本。

农民收购玉米被改判,让外人惊奇。尤其是在目前举国大力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背景下,在国家玉米临储政策取消后,农民卖粮难是个大问题。一位农民收购玉米,卖到别处去赚一个差价行为,既解决了自己的就业,也帮助的种粮户,应该大力鼓励才对。所以此案的判断一爆出就曾引起国人的极大关注。从这些事件中又可以记取什么?那就是粮食该不该回归一般农产品的身份,要不要去脱敏。

粮食是一个独特的中国概念,在国际学术界找不到相应的词汇,比较接近的是谷物,但不完全一样。长期一来,我国粮食一直都是一个敏感的词汇,这其实是得益于两个美国人:一个是布朗,提出谁来养活中国,另外一个是基辛格,提出粮食的武器论。但时光过去三十多年之后,尤其是中国近年来一直出现的粮食过剩问题,使粮食脱敏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粮食是非常重要,但在大农业的格局下,大力地发展水果蔬菜、肉蛋奶,会使粮食的消费愈来愈少。而这些我国有广阔的国土。真正用来种植粮食的土地数量有限。

中介收购是中国农业的一大特色。

无证无照经营在城市可能少点,但在中国的农村,应该是很常见的。原因是中国属典型的小生产大市场,农民家庭经营规模十分有限,粮食产量也不太大,如果农民自己拉到市场去卖,很不合算。中介通过上门收购,省去农民自己亲自拉到市场上去卖的麻烦,大大减低了农民的负担。从学术语言来讲,这应该叫农业社会化服务。目前主管部门正在大力提倡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不就是这样的服务吗?给农民提供产前、产中与前后的服务,其中的产后服务就是应该让农民享受到更多的上门农产品收购服务,减去不必要的麻烦。

没有取得营业许可的中介,应该非常多。对于我国地广人稀的农村,一般的正式部门难以覆盖到,让这样的非正式部门存在,可以大大减轻农民的不便程度,提高农民获得服务的水平。就如城市过去黑车屡屡难禁,就是因为在城乡结合部,难以打到车。这样虽然看似不合法的黑车,因为解决了居住在附近居民出行难的问题,虽然屡屡被打击,但却一直坚韧成长。

粮食专营的前世今生

如果这位仁兄收购的是一般的水果蔬菜或者是肉蛋奶,可能也没有太大的问题,但却不小心跟粮食干上了,麻烦也就来了。为什么当初订立了这样的规定?粮食真的有那么特殊吗?这应该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产生的。过去在粮食紧缺时代,为了防止倒买倒卖,炒作粮食价格,让消费者受损,所以制定了粮食专营等规定。但在目前这样的背景下,这样规定的理由早已不存在,这样的规定的确已变得没有必要,也是该考虑取消这样规定的时候了。早200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就明确规定,“从2004年开始,国家将全面放开粮食收购和销售市场,实行购销多渠道经营”。因为是中央文件,所以从性质上看,粮食不应该专营了。

粮食专营制度早该废除了。

其一是为了解决粮食的国家安全问题,国家已经建立从国储到地储的完善粮食储备体系。如果不是人为地去囤积倒卖,就不应该限制粮食的收购,尤其是对作为饲料粮食的玉米。目前除了国家储备,还应该鼓励农产品加工企业等其他主体来收购,以解决国家高库存带来的高成本问题。其实一个良好的储备体系应该是国家储备、企业储备与农民储粮相结合。这样既可以减轻国家的库存负担,避免国家什么都大包大揽,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也能够让市场发挥主导作用,提高粮食市场的运营效率。

其二是近年来我国粮食早已显过剩,农民卖粮难的问题反复出现。如果还保持这样的审批制度,会加大农民卖粮难的难度,影响农民的种粮积极性。

其三多方主体的参与可以更好地发挥市场的主导力量。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农产品的整体改革方向是让市场的力量扮演核心作用。多主体参与也是市场健康成长的需要。

庞大的粮食局系统是否应该进行行业改制,并入农业部门?

不同的农业行业农民收入差距太大。粮食虽然很重要,但在我国有一个奇特的现象,越重要的农产品,反倒是收入越低。这与常规的想象刚才相反。种粮的农民与其他农民获利的地位差别太大。大鹏种菜,一亩大棚年收入2万以上很正常;一亩果园,收入5千以上也很正常,唯有种粮食,收入数百元才正常,而种植玉米收入还是负数。这个帐农民会算。通过专营,让从事最重要的农产品生产的农民反而赚最少的钱,这是一个的尴尬局面,需要反思。

美国农业经济学家盖尔?约翰逊说,中国不存在粮食生产问题,反倒是有一系列与粮食收购、贮藏和购销有关的政策问题。

从国家粮食局到省的粮食厅再到县的粮食局到乡的粮管所,这些机构设置都突显出粮食非常重要。但在大农业时代,粮食已连续多年过剩,库存已满,我国也已近四十年没有出现饥荒的背景下,还有没有必要保持这个庞大的专门机构?还是如美国一样,成立一个大的从田头到餐桌都管的农业部,把粮食部门并入农业部门?

目前我国农业的管理是分段管,农业部门主要集中在管理生产,在奶粉事件中已显现这种管理的弊端。一时出事,段与段之间的缝隙就是死角,容易出事。真正的安全食品都需要全产业链,需要从田头到餐桌在一个部门内监管。这几年中央一号文件也一直号召要一二三产业融合,而在农业产业管理上,是否也应该打破目前的分段管理模式,进行从田头到餐桌一体化管理,需要反思。长期来看,还有没有必要再单独保持一个粮食部门?这种体系究竟还有没有单独存在的必要呢?我以为其实真的没有必要。粮食局系统也应该列入改革之列,虽然我国有粮食安全的压力,但已有一个农业部门,粮食局系统主要协调粮库,其实完合可以交给市场来解决,没有必要还保留这个特殊机构,转为行业协会来管理,可能更有效率。至少粮食部门是没有必要单独分开,可以一并合入农业部门,成立大的一体化的农业管理部门,实行产业链的全模式管理。这对食品质量要求很好,加工流通消费者要求愈来愈高的背景下,分割的产前、产中与产后管理,弊端实在是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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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 郑风田:乡村工匠式人才是破解农业供给侧改革难题的关键 ]]>

今年一号文件的主线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核心目标是解决优质农产品供给问题,发展农业新业态。文件提出要以市场为导向,紧跟消费需求变化,不仅要让人们吃饱、吃好,还要吃得健康、吃出个性;不仅满足对优质农产品的需求,还要满足对农业观光休闲等服务性需求,满足对青山绿水的生态化绿色化需求。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调优产品结构,突出一个“优”字;需要调好生产方式,突出一个“绿”字;需要调顺产业体系,突出一个“新”字。上述目标的实现,需要打破传统的生产经营理念,对人才的数量质量要求都很高,迫切需要对目前的涉农人才培养模式进行变革,培养农业类工匠型人才以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乡村发展呼唤工匠式人才

为了破解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难题,今年一号文件提出了不少好政策,但这些政策如果顺利实施,对实际执行人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主要包括:

第一个亮点与挑战:从传统数量型农业到新型质量兴农,需要新的绿色生产方式和新的生产经营型人才。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我国更多的消费者从温饱进入小康阶段,我国的食物供给不仅面临数量安全,而且还面临质量安全,如何满足这种数量与质量的双安全,对人均资源稀缺的我国的确是一大挑战。我国的粮食过剩是低品质的过剩,为了生产更多的粮食,施用了太多的化肥农药,不但污染了土壤与地下水,还造成面源污染,是不可持续的。改变目前的供给状态,需要采取可持续的发展方式,需要通过产业链的重新整合,对育种、生产、流通与销售进行重塑 。一号文件提出要推行绿色生产方式,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具体包括推进农业清洁生产,深入推进化肥农药零增长行动,开展有机肥替代化肥试点,促进农业节本增效,集中治理农业环境突出问题;实施耕地、草原、河湖休养生息规划;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详查,深入实施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继续开展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及种植结构调整试点,扩大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试点范围;加大东北黑土地保护支持力度等等。

上述绿色生产方式,都是对旧的生产模式进行变革,而这些变革的完成需要新的思维,需要新的人才队伍、新的技术变革以及新的新型经营主体或者是新农人,这类人才在当下的中国还有比较大的缺口。

第二个亮点与挑战:“三区”“两园”、三位一体等新业态新发展模式,可以大大提升中国农业的优质水平,但这些模式对人才的需求也很高。

为了破解农业供给侧改革的难题,一号文件的突出亮点是建立“三区”“三园”加“一体”。“三区”即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通过“三区”建设,推动生产要素向优势产区聚集,切实将区域资源优势变成产品优势、产业优势和竞争优势。“三园”即现代农业产业园、科技园、创业园,“一体”是指田园综合体。一号文件提出,支持有条件的乡村建设以农民合作社为主要载体、让农民充分参与和收益的田园综合体,一体就是发展合作社的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综合合作。

一号文件提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包括推进三大调整,具体包括:调优产品结构,突出“优”字,消除无效供给,增加有效供给,减少低端供给,拓展高端供给。调好生产方式,突出“绿”字,推行绿色生产方式,修复治理生态环境,既还历史旧账,也为子孙后代留生产和发展空间。调顺产业体系,突出“新”字,着力发展农村新产业新业态,促进三产深度融合,实现农业全环节升级、全链条升值。

上述调整的动作难度都相当大,单纯依靠目前已平均年龄57岁的传统农业从业人员,显然已很难完成重任。

第三个亮点与挑战:拓展农业的多功能性,发展乡村休闲农业与养老产业,这些功能的挖掘,也需要新型专业人才。比如休闲旅游观光养老产业的发展都是对传统农业的挑战,需要用新的人才理念来经营。乡村规划、住宅设计人才非常短缺,是一个制约瓶颈。

一号文件提出将壮大新产业新业态作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举措,农村的绿水青山、田园风光、乡土文化、土特产品对消费者的吸引力越来越大。中央提出要像当年抓乡镇企业一样抓新产业新业态,使之成为农业农村发展新的增长点,成为农民持续较快增收新的动力源,再在农村来一次新的‘异军突起’,让农村成为引人入胜的天地、农业成为令人向往的产业。但现有的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旅游发展中,乡村规划、乡村建筑,包括民居民宅,既不规范,也不符合乡村地域特点的美观。很多建设盲目地套用城市的一套发展理念,出现诸多问题。而目前的大学又没有这方面的专业设置,培养这方面的人才,迫切需要今后高等学校、职业院校要开设乡村规划建设、乡村住宅设计等相关专业和课程,要培养一批专业人才,扶持一批乡村工匠。

乡村工匠式人才需要激励各类人才下乡。

新理念新方式需要新的人力,在打造农业发展新业态发展过程中,要重点打造和培养一大批新型人才,培养和扶持一批乡村工匠。如何营造良好的氛围,吸引各类人才下乡,成为“新农人”,需要真金白银。“新农人”包括投资农业的企业家、返乡务农的农民工、基层创业的大学生、农村内部的带头人等。要营造农业创业和就业的良好环境,引导和鼓励他们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费孝通先生曾经介绍过传统中国的人力资源双重循环回路,即乡村地区通过科举等方式向城市输送人才,这部分人力资源再通过告老回乡等方式,作为“乡绅阶层”回流到乡土社会,并广泛参与到乡村社会的管理和乡土社会秩序的构建之中。目前我国这种双重循环早已断裂,农村基本上成为“抽水机”,大量农村优秀青年通过大学、打工、当兵等离开农村。使城乡之间的经济“剪刀差”变成人力资源“剪刀差”。国家应该采取有效的政策吸引部分有志农业的青年返乡,重新构建双重循环回路,培养一批新业态建设能手,并且给予荣誉与奖励,以此来吸引更多的人能够留在农村,培育农村工匠式人才。

2.8亿农民工是新农人最大的潜力股,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吸引他们返回创业。

在各类人才中,农民工返回创业人才尤其重要。实际上返乡创业一直是我国农村发展的一个法宝,了解我国农村的人都应该知道,我国不少已经富起来的村庄,大部分的带头人都是走出去见过世面而回乡创业的人。浙江横店的徐文荣,年轻时走南闯北,后返乡创业,外出打工时发现剿丝厂挺赚钱,于是在家乡也创办类似的剿丝厂,很快掘得第一桶金。而全面知名百亿元村江苏张家港市的永联村带头人吴栋材也是一位回乡创业者。吴栋材年轻时也是走南闯北,既当过兵,也做过生意,后来回到家乡当生产队长,通过养鱼获得第1桶金,不过当然的挖塘养鱼后来变得了一个现代化的年产值200多亿的大钢厂。与老先生聊天发现,当年他当兵时的战友与打工时的朋友都在企业创业时或多或少地提供过不少帮助,使企业渡过一个个难关,最终成长为一个巨型企业。

回乡创业的农民与传统的农民相比,一个最大的优势已了解外边的世界是如何的精彩,当然也知道外面的世界也有不少的无耐。这些人与大学生村官相比,不是飞鸽牌而是永久牌的,在外打工,难免受别人各种气,即使创业成功了,还被叫做“农民企业家”。而在自己的家乡,出去见过世面的人都应该属于是精英级人物,除了创业得来的财富外,在自己的家乡获得的尊敬与敬仰也是在外打工所无法得到的。改革开放我国农民辛苦创业,拉开了我国农村工业化的序幕,也直接促成我国过去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如果充分利用好两亿多外出打工的农民,是未来30年我国农村发展面临的最主要课题之一。

回乡创业也利于缓解城市就业压力、减轻农业土地压力等。我国的农民工回乡创业尚在起步阶段,虽然在实践中摸索出一些有效的模式,但仍存在着不少问题,主要包括有:国家层面针对农民工回乡创业的推力不足;地方政策存在“扶大忽小”,政策落实不到位; 创业培训体系尚未成型; 创业后的孵化机制薄弱。要促进农民工回乡创业, 既需要在教育培训方面下功夫,为回乡创业人才提供必要的知识和信息,更需要当地政府各部门和国家层面上的各个政策部门通力合作,从资金支持、政策保障、财政优惠、公共服务、投资环境等各个方面,为回乡创业建立起全面的保障体系。

乡村工匠式人才产生需要有效的人力培训。

一号文件指出深入推进现代青年农场主、林场主培养计划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轮训计划,探索培育农业职业经理人,培养适应现代农业发展需要的新农民。重点围绕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整合各渠道培训资金资源,建立政府主导、部门协作、统筹安排、产业带动的培训机制。

国外对义务教育之后的一些“社区教育”、“双元制教育”等理念值得借鉴。我国在义务教育阶段完成后,相应的农业知识与技能培训基本上是缺失的。仅有的培训也只是单向的如何让他们到城市去打工,这种单向的流动培训对农业发展很不利。所以应该针对16岁以上,脱离义务教育阶段又未能顺利升学的农村青少年,应建立完善的农民职业教育体系,做到“无缝衔接”。针对正在农村地区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老、中、青年农民,应以社区教育为基础,根据不同的职业需求,分别提供各种培训和教育服务。

乡村工匠式人才需要从娃娃抓起培育。

从更长远的考虑,工匠式人才应该从娃娃抓起。我国目前的教育目前主要是文化课程的教育,未来需要针对16岁以下的农村青少年,从娃娃抓起,引入“双元制”教育理念, 增设劳动技能课程,适当安排适应当地需要的劳动技能和技术教育。培育学生的职业兴趣,使得技能课程教育能够更好地贴近农村生产与经济发展的需要,并使学生在结束义务教育之后能够有充分的准备选择未来的职业生涯,为其将来进一步的职业培训打下基础。此外,应在课程设置上,适当增加乡土教材尤其是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的自编乡土教材。使得学生加深对农村、对家乡的热爱和了解与认同感在教育目标定位上,培养一批立志农村经济发展的人才。

乡村工匠式人才需要靠科技武装。

农村工匠式人才一定要掌握新技术。一号文件提出要强化科技创新驱动,引领现代农业加快发展。加强农业科技研发,强化农业科技推广。打造一批“星创天地”。要完善农业科技创新激励机制。加快落实科技成果转化收益、科技人员兼职取酬等制度规定。通过“后补助”等方式支持农业科技创新。实施农业科研杰出人才培养计划,深入推进科研成果权益改革试点。发展面向市场的新型农业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和产业孵化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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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 郑风田:中央一号文件将迎来乡村新业态的“异军突起”吗? ]]>

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继续锁定三农工作。文件提出把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新的历史阶段农业农村工作主线,同时明确了目标、方向、底线等重大问题。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其中一个非常大的突破就是提出将壮大新产业新业态作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举措。这个新业态主要是开拓农业农村的多功能性。近年来国际学术界早已认定农业农村具有四大职能,而我国主要利用了两大职能。传统的农业主要是进行农产品的生产,农村是农民居住的地方,这是两个传统的职能。而多功能性主要是指农业与农村也可以成为城市的后花园,成为消费才旅游、观光、休闲、渡假的地方,也可以成为城市养老产业的发展基地。这两个新职能在发达国家已发展的非常成熟,而在我国需求量很大,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但受制于土地红线,近年来刚刚开始发展,还比较缓慢。

中央提出要像当年抓乡镇企业一样抓新产业新业态,使之成为农业农村发展新的增长点,成为农民持续较快增收新的动力源,再在农村来一次新的‘异军突起’,让农村成为引人入胜的天地、农业成为令人向往的产业

农村的绿水青山、田园风光、乡土文化、土特产品对消费者的吸引力非常大。每年的节假日大量的城市居民到农村去旅游,乌镇、周庄人山人海。但我国大部分的村庄还处在深闺人未识。由于缺乏外部资金的投入,不少农村虽然景色不错,但脏乱差也很严重,缺乏建设和维护。前些年去意大利调查发现其首都罗马的养老方式很不少借鉴意义。不少在首都罗马市区工作的老人退休后“养老下乡”,到郊区买房养老。意大利的农村跟我国的农村相似,虽然建得很漂亮,但年轻人基本上都走光了,郊区农村变成了空心村。年轻人和老年人最大的区别在于年轻人喜欢往人多的地方去,而老人更喜欢清静的地方。意大利罗马农村的年轻人大部分都跑到市区人多的地方工作去了,那里的工作机会也比较多,收入会更好些,这样郊区农村的房子就空了下来。在市区工作的老人退休后会更喜欢到清静、人少而环境质量好的地方,郊区农村刚好满足这些条件,所以意大利的老人自然就选择了“养老下乡”,退休老人选择从市区移到郊区去买房子养老。

前几年我们作过一个北京市小产权房的调查,结果发现,在北京郊区农村买小产权房的相当比例是原来生活在城里的老人。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他们回答是在郊区生活成本低,房子便宜,生活环境很好,也很安静。城里腾出的房子要么让孩子们住,要么出租出去贴补家用。这种小产权房式的养老其实挺有意义的。因为目前我国不少城市的单位与工作岗位都集中在市区,大部分年轻人刚开始工作,基本上是买不起市区的房子的。以我们单位为例,我们单位在三环边,这里房价太高,基本上没有新房,二手房年轻人也不可能买得起。所以不少年轻人选择到六环附近的郊区昌平与通州等地买房,这样每天在路上的时间来回就要3-4个小时以上。当下的情况中,大多年轻人在市区买不起房子,住在郊区的年轻人大好的时光都花费在路上了。而与此同时,市区的小区却居住着很多退休老人,这些市区小区的周边都是马路,人口多,也十分拥挤,生活环境与郊区要差不少。如果能够进行一种置换,让在市区居住的老人到郊区去养老,而让年轻人在市区居住,这种互换就可以解决目前在城里工作的年轻人大抓的时间都耗在路上带来许多拥堵与污染,而城里老人也可改变被迫在无清静不健康的生活环境。可以把郊区村庄的集体建设用地拿出来一块,专建养老公寓让市区老人们搬来居住养老。我国不少城市都面临同样的问题,这应该是一个有很大潜力的产业,值得提倡去搞“养老下乡”。

农村的小产权房虽然不合法,但不能因此而把相应的开发都统统拒之门外。今年的一号文件打破了过去的政策坚冰,提出探索农村集体组织以出租、合作等方式盘活利用空闲农房及宅基地,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加大盘活农村存量建设用地力度。允许通过村庄整治、宅基地整理等节约的建设用地采取入股、联营等方式,重点支持乡村休闲旅游养老等产业和农村三产融合发展。这些土地政策的突破为农村的休闲农业及养老产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除了农村土地政策的保驾护航外,为了这个新业态的“异军突起”,还应该在人才培养上下功夫。现有的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旅游建设不能盲目地套用城市的一套发展理念, 迫切需要今后高等学校、职业院校要开设乡村规划建设、乡村住宅设计等相关专业和课程,要培养一批专业人才,扶持一批乡村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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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 郑风田:农民工欠薪怪圈为何难破? ]]>

郑风田:农民工欠薪怪圈为何难破?

农民工欠薪一直陷入年年干活年年欠、年年讨薪年年难的怪圈,这个看似可以依靠制度常态化解决的问题,为何一直难破?2016年的农民工欠薪有什么新特点?年初中央出台了《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意见》,从规范企业工资支付行为、健全工资支付监控和保障制度、推进企业工资支付诚信体系建设、依法处置拖欠工资案件、改进建设领域工程款支付管理和用工方式等五个方面提出十六条具体治理措施。这个意见执行的力度与效果如何?2016的外界宏观环境对农民工欠薪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如何才能彻底解决农民工欠薪问题?

23日大年初七,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建立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的长效机制。而他在年前云南考察时,当听到农民工欠薪哭诉后要求各地要负起责任来,尽快帮助农民工依法讨薪。解决农民工欠薪问题,不仅事关公平,也是总理屡屡提及“社会底线”。我国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成功经验,其中很重要一条就是把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让农村劳动力能够自由流动,从而释放巨大的社会潜能。我国共有2.7亿农民工,农民工欠薪最容易造成连锁反应 ,农民工就业稳,整个社会的大盘子就稳了 。

国务院文件下发后各地追缴力度加大、开局不错但形势严峻

中央政府对农民工欠薪问题不可谓不重视,领导多次指示强调要解决欠薪顽疾,并出台具体措施要求各地狠抓落实。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一次考察中就对施工企业负责人说:“农民工不远万里外出打工很不容易,一定要确保他们按时领到工资!”近日总理又在一份批示中再度强调,对于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要抓住典型、依法加大惩处力度,同时要加快建立健全相关黑名单制度和配套措施,对损害群众利益的企业形成多方面威慑。早在2016年年初,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意见》,从规范企业工资支付行为等五方面提出16条具体治理措施,国家12部委在年底又联合下发《关于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的通知》,引导各地各部门联合行动重拳打击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确保农民工足额拿钱过年。

   各地对农民工欠薪问题也非常重视,不同省市在国务院《意见》的基础上也出台了相应的本省情况《实施意见》,依法严惩拖欠农民工工资违法行为,目前反馈效果效果不错。比如湖北全省2016年前三季度劳动监察机构立案查处工资拖次类案件同比下降7.7%;涉及农民工人数同比下降23.2%;处理农民工讨薪突发事件同比下降23.7%,实现了三个下降的目标 。南昌市劳动监察局的数据显示,2016年以来,南昌市范围内农民工工资欠薪的总额已经下降了约一半。

 

农民工欠薪数量惊人

从目前各地对农民工欠薪的清理成绩单上来看,我国农民工欠薪的数量还是挺很惊人的,动辄以数十亿来计。比如山西省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1-10月全省人社系统共查处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1889件,涉及农民工4.82万人,追回工资6.07亿。河南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全省法院共受理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5441件,涉及农民工8128人,涉案金额12.8亿元,已追回劳动报酬10.7亿元。山东2016111月全省共为15.39万农民工追回工资待遇9.21亿元,曝光用人单位88家,向公安机关移送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85起。陕西2016111月共查处工资类违法案件3431件,涉及农民工7.7万人,追发工资待遇11.4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均略有下降。地市级的欠薪数量也挺惊人,比如人民网的消息称,125日,河南洛阳市中级法院一号审判庭内,农民工代表拿到执行款3.9亿元,又譬如河北定州为1573名农民工讨薪2000万元。

从上述不算完整的数据来看,省级层面欠薪往往达数十亿元,而地级市有上亿元,县级层面往往是上千万。农民工欠薪呈覆盖面、数量巨大等特点。

工程领域欠薪老大难问题依然积重难返

过去农民工欠薪的高发领域是建筑行业,从目前的形势看,由于其深层次的矛盾依然没能解决。比如来自湖北省的数据显示,2016年前三季度全省建筑领域拖欠工资案件占拖欠工资案件总数的46.9%,建筑行业依然是欠薪重灾区。

长期以来建设行业一直是农民工欠薪的高发行业,当然也是农民工就业比例高的行业。主要原因是不少工程项目往往是在建设资金还不到位的情况下就开工建设,还有的企业为了获得机会,往往采取低价竞争,垫资现象严重。建设单位工程款支付比例低、到位晚,加上挂靠承包、违法分包、层层转包等问题屡屡出现,很容易引发拖欠农民工工资纠纷。

近年建筑行业劳动力短缺,农民工工资上涨过快,劳务成本大幅上升,使建设行业发生欠薪日益严重。许多地方农民工欠薪顽疾旧账未清又添新账,积重难返。

产能过剩成为新的高发区

虽然农民工年年欠薪很相似,但其实年年欠薪实不同。建设工程领域的欠薪并没有明显好转,而其他行业的欠薪问题却明显增多,由于产业过剩带来的行业性欠薪明显增多。欠薪问题由建筑行业向其他行业蔓延趋势明显,欠薪问题高发期由原来的阶段性、季节性演变为现在的全年化、常态化。比如来自河南省的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全省发生的工资类案件、涉及的劳动者人数、追发工资金额同比分别增长了36.17%27.39%51.47%,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的形势仍很严峻。来自陕西的统计称2016 群体性欠薪案件数量较2015年同期明显增加。

当前我国的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很大,实体经济尚未根本性好转,钢铁、煤炭等行业产能过剩矛盾非常突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欧美国家一般认为产能利用率在79%-83%比较合理,产能利用率低于75%即为严重过剩。当前我国产能过剩的行业,包括煤炭、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行业,产能过剩主要集中在低端产品方面。目前我国的煤炭、钢铁、有色、水泥等行业产能过剩较为严重,财政部数据显示,20161月份至2月份,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62415.5亿元,同比下降5.8%;国有企业利润总额2226.1亿元,同比下降14.2%。其中,中央企业1942.6亿元,同比下降8.2%。地方国有企业283.5亿元,同比下降40.9%。其中,煤炭、钢铁、有色等行业继续维持亏损状态。38家煤炭类上市公司中,20家预告2015年净利润亏损;33家钢铁类上市公司中,18家预亏;103家有色类上市公司中,23家预亏。透过上述数据可以看出,煤炭、钢铁类企业的亏损比例均在50%以上。盲目投资与低水平重复建设,不但导致生产能力过剩、市场无序竞争、浪费资源和污染环境,,而且会发生欠薪问题,增加社会安全隐患。

农民工就业合同依然不高

劳动合同是农民工欠薪的源头,只有抓好源头管理,做到一环扣一环,才能真正遏制农民工欠薪发生。劳动合同本是保护农民工的有力手段,尤其是对发生欠薪、工伤纠纷时,劳动合同是最重要的依据之一,一份标准的劳动合同应该是工资发放标准、社会保险等重要依据,可以有效地避免和减少劳动纠纷。但现实情况却是不该缺省的劳动合同往往成为农民工欠薪的难点。

以建设行业为例,农民工劳务合同签订率2016年仅为54.1%,好的在60%70%左右,余下的农民工游离在合同保护之外。虽然官方文件规定签定劳动合同是对总包公司、施工队的一项硬性政策要求,但不签合同却是建筑行业的潜规则。更不提不少劳务公司其实是挂靠在大劳务公司名下的,根本不具备法人资格,更别提能与农民工签定劳动合同了。

从农民工自身来看,其实也有农民工不愿签合同或者是没能意识要签订劳务合同。国灰不签劳务合同可以来去自由,不受纪律时间的约束。另外不少农民工与他们的包工头之间往往是同村或者同乡的,有地缘或者血缘关系,依据的往往是乡里乡亲的的信任关系。熟人关系往往代替了劳动合同关系。一旦出现问题,往往就会发生欠薪问题。

农民工欠薪需要两方面作战:政府部门要重在落实中央文件,重在预制机制建设;农民工也要注意合同规范。

要重在落实中央有关农民工拖欠的相关文件。2016年年初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意见》,指出要明确工资支付各方主体责任。在工程建设领域,施工总承包企业对所承包工程项目的农民工工资支付负总责。要推进企业工资支付诚信体系建设,建立拖欠工资企业“黑名单”制度,将企业拖欠工资等违法信息纳入有关部门征信系统。各地要抓紧继续落实中央文件精神,加大对欠薪者的惩罚力度。

要在预防欠薪机制上下功夫。政府部门在预防欠薪机制的建立和落实上也要多下功夫,比如建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保证金制度;再如改变建筑行业按照完成工程量支付农民工工资的习惯,对农民工也按照劳动法的规定每月支付工资。我国目前的不少工程项目,尤其是政府工程,一般采取先建后补,也就是垫付制度,你先把路、楼等工程修好了,然后钱才给施工方。施工方先垫付制度是属于目前的财政拔款制度问题,这样的体制不改,农民工欠薪估计永远解决不了。还有些项目年初开始但却在年末财政拔款才能到,财政部门有责任。政府部门应该在这些方面进行改革,理顺体制问题带来的欠薪隐患。

干活拿钱本来天经地义,但农民工欠薪却成了不治之症。政府部门、农民工自身、司法部门、企业协会、公益组织、劳动者个体……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让欠薪浮出水面。政府的协调对解决欠薪非常重要。要组建由政府牵头、行业协会主导、工会和企业家协会参加的矛盾调解机制,对农民也应该加大欠薪方面的法律援助力度,让农民工告在出现欠薪情况可,可以告状有门,能够打赢官司。

政府也可以通过建立和完善征信体系,对恶意欠薪者纳入征信体系,形成威慑制度。

如何增加对农民工相关法律法规知识的教育培训也非常重要。对农民工加强培训,增强他们的合同意识,提高劳务合同签订率也非常重要。农民工屡被欠薪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在不少就业时基本上没有签订合同,这也是不少欠薪者借此拒付的原因之一。由于农民的口头契约一直是个约定俗成的东西,而进入城市后什么都要拿证据。农民工对法律不了解,对基本的事实很多都一无所知,对主体证据上都缺乏相关法律意识。以欠薪高发地的建筑行业为例,农民工往往呈现老龄化特点,法律意识也不强,不知道签定合同,也往往没有维权意识,很多人也没有多少文化,接受到的法律宣传教育也少,甚至是法盲。许多农民工在维权过程中拿着一张小白条就找来了,私人之间开具的欠薪证明,也没有施工单位的章,查起来很难。只能通过对农民工进行比较全面的法律培训,让他们意识到在与用工单位商讨时一定要签订劳动合同,这样如果才能在遇到欠薪时保护自己。

目前的农民工欠薪维权成本偏高,程序周期长,农民工着急回家过年,没钱、更耗不起。《中国农民工维权成本调查报告》的数据显示,农民工为了索要不足1000元的工资,完成所有程序,各种维权成本至少要920元;花费时间至少11天到21天,折合误工损失550元至1050元。如何降低农民工欠薪的维权成本也是政府应该努力的方向。

农民工无异是这个社会最弱势的群体之一,如何对待这个最弱势、最无助的群体,既是衡量社会的文明程度,也是彰显社会的治理程度。彻底解决农民工欠薪需要“制度补血”,农民工欠薪彻底解决可能还需要慢长时间,而消除城乡二元差距是关键。目前我国的城乡差距比较大,城市居民欠薪的发生概念很低,而刚进城的农民往往成为欠薪的主体。通过各方面来消除城乡二元差距,缩小城乡居民间法律维权认识差距,以此彻底解决欠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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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 郑风田:提高我国精准扶贫效果的五点建议 ]]>

郑风田:提高我国精准扶贫效果的五点建议

20171月在西安参加了一个扶贫会议,在会上我做了以下的发言:如何实现真正的脱贫致富?

本人近年到过不少贫困村庄,也对国际扶贫界有一定的了解,从全球及我国的国情来看,我国的精确扶贫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发力:

其一农村工业化是脱贫的最大利器。

近年来国际政策界一直对全球的反贫困效果不显著进行反思。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休克疗法的提出者SACHS认为发达国家应该增加援助,进行大规模的脱贫。而前世界银行的高级经济学者现纽约大学教授EASTERLY认为近年来全球大规模的扶贫效果并不显著,许多扶贫资金打了水漂漂,要么被精英捕获,那么孳生腐败,基本上没有起到脱贫作用。其中非洲的赤贫一直是全球发达国家反贫困失败的最大的痛,目前有近十亿人口还没有解决饥荒问题。

我国是三十年来脱贫最显著的国家之一,其中一个最主要的经验应该是原来的农民,后来洗脚上岸,纷纷办起了民营企业,正是这些农民创业者或者叫农民企业家不但解决了自己的贫困问题,而且还解决了大量的就业问题。目前我国农民有近2.78亿人能够外出打工,中国能够成为世界工厂,跟我国的农村工业化关系密切。设想一下:如果我国没有长三角、珠三角等地的世界工厂,大量的农民没有外出打工的机会,相信我国的贫困者数量不知要翻几翻。印度的反贫困效果与中国相比差了不少,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印度农村鲜少有工业化,农民外出就业的机会有限。印度新总理上台之后,也开始学习中国招商引资办企业,以此脱贫。但印度农村的土地属于私有,征地是印度最大的脱贫障碍之一,由此造成基本设施建设落后,农村工业化效果差强人意。

我国的下一阶段脱贫,不应该忘记过去通过发展农村工业化而脱贫的经验,通过鼓励农民工回乡创业,通过东部工业向中西部转移来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外出就业问题。贫困家庭一旦有一个人在城里找到工作,这个家庭的贫困问题可以说基本就解决了。比如目前东部地区的农工工工资高涨,北京周边的建筑技术工人每日的薪金甚至达到了500多元,北京的保姆价格甚至达到了每月5千至7千多元。贫困地区应该加强对劳动力的技能培训,通过走出去来解决脱贫也是一条有效之路。

其二是选择有经营能力的人当村庄的带着人。

近年来走访过不少村庄,发现贫困村庄与富有村庄一个最大的区别在于村庄的带着人有没有经营能力。其实许多贫困地区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反倒是有不少村庄的自然资源非常好,但村庄农民呈现原子化状态,一盘散沙,形不成合力,让资源一直在沉睡之中。通过让有经营管理能力的人当村干部,通过资源的整合,完成可以脱贫致富。近年来贵州的六盘水市,通过制度创新,引进一批煤老板回村创业,这些原来的煤老板由于有经营能力,回到村庄后,通过办合作社,对全村的资源重新进行了整合,不少地区实现的快速的脱贫致富。我国过去的超级村庄以及近年来新出现的新的超级村庄,无不都是有经营能力的人在经营村庄,通过全力吸引外部资源,对本村资源进行重新,要么成为旅游观光胜地,要么成为有机食品生产基地。这些都需要眼界、经营能力与对外交流能力。而我国目前贫困村有这些能力的村庄带头人大少了。驻村干部可能帮助引来一些外部资源,但是如何让有经营能力的人来经营村庄,需要通过有针对性的选拔。

其三要充分利用农村的多功能性来脱贫致富。

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其实可以有诸多功能的,目前只是利用了很少的一部分。农村至少应该有四大职能:第一个职能是农村居民居住的地方,第二个职能是农产品生产的地方。目前广大农村地区只是挖掘了这两个职能。其实农村还可以成为城市的后花园,可以成为城市居民旅游观光渡假的地方,也可以成为老龄化社会城市居民养老的地方。而后两个职能在发达国家很盛行,而在中国还非常弱。应该加在农村后两个职能的挖掘,让农村变成山青水秀风光好的地方,让农村变成美丽的乡村,吸引城市居民来消费。我国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如何让在城中居住的人到农村养老,还需要制度创亲的。

其四是打破目前城乡资源流动的障碍,吸引社会资金投资农村与农业。

目前我国的体制属于抽水机体制,资源只是单向的从农村向城市流动,未来应该打破制度障碍,允许城市资源向农村流动。比如允许城市居民到农村购买养老房,允许他们投资开发。这些农村贫困就不会一直持续下去了。目前对农村的各种限制障碍太多,需要从改革的眼光来进行变化。

其五大力向农村投资,提高贫困村庄的基础设施水平。

德国二战结束后农村碉败,农村留不住年轻人,后来通过提倡城乡等值,通过向广大农村地区大力投资,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让居民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城市,都能获得相同的公共品服务,目前的德国农村已变成山青水秀人美的地方。我国近年也有不少村庄得到政府的大力投资,变成三星级四星级的美丽村庄,吸引大量的城市居民来此观光旅游。我国应该继续加大对村庄人居环境的改造,通过改人改厕、改路等投入,大大提升农村的基础设施水平,以此来实现脱贫致富。如果每个村庄得到一千万的投资,我想我国的农村也可以一改过去脏乱差,成为真正的美丽乡村。中国的农村脱贫致富问题就可以真正地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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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 郑风田:中国农业机械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

郑风田:中国农业机械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中国农业机械一直面临“无机可用”、“无机好用”、“有机难用”的困境,如何通过改革解决该问题?政府应该用好农机补贴这个杠杆,让市场机制来发挥核心作用,激励农机企业去竞争与技术创新,不能让已进补贴目录的企业不思进取。补贴要从过去的补购买慢慢过渡到补使用,发放农机使用券,让农民用脚投票,农民愿意使用谁的产品,谁就可以获得补贴,要通过补贴政策的调整来激励企业提升农机创新水平与服务水平。

15日,农业部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提出,到2020年,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种养加全面机械化取得显著进展,区域协调共进的农业机械化发展新格局基本形成,有条件的地区率先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

随着中国农村劳动力成本的飙升,易用好用的农机设备有很大的市场空间,比如摘棉花机、采茶叶机等。由于农忙季节我国农村临时雇佣劳动力成本每天动辄三五百元,如果能够有相应的农机设备可以替代,一定会大受欢迎,农业机械在我国降成本提升竞争力方面中被寄予很大的希望,但这个希望能否被满足还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我国现实阶段对农机的巨大需求与实际的农机设备与服务供给之间还存在巨大的差距。比如以秸秆还田为例,目前每年的夏收与秋收,广大基层政府为了不让农民烧秸秆可谓是层层布控,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如果有相应方便、宜用又便宜的农业机械设备让农民能够使用上,直接在收割作物时打碎还田或者打成捆,可以节省多少农村防秸杆燃烧的防控成本啊?至少目前这样的农机设备要么不多,要么太贵,这才导致基层出现那么大的问题。记得在日本曾看到稻田收割后,稻秸直接被打成捆,是很优质的生物质燃料,可以被统一送到能源使用部门。目前我国一体化的农机化设备还太少,或者太贵,农民要么买不起,要么用不起,所以这方面的需求能否在下一个五年得到满足,我们拭目以待。

另外一个广受诟病的是农机服务质量与水平还有待提升。城市居民家庭电器坏了,一个电话,厂家专家的维修队伍就上门服务了。什么时候中国的农民也能够享受到这样的服务?农业机械设备在使用中难免出现这样那么的问题,如何让用户享受到周到的售后服务,是目前农机厂商急待解决的难题。

目前每年200多亿的巨额农机补贴养活了一大批的生产厂家,也可以说是农机补贴太肥了吧?如何通过制度创新,激励这些厂家创新研发,多生产出一些适应我国农业实际又便宜好用的农机设备,而不是躺在现行补贴上不思进取,还需要精巧的政策设计。如果能够有一套好的补贴激励机制,让中国的农机生产厂家积极地去创新而不是固守成规,是十三五应该重点考虑的问题。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由于有巨大的政府购买财政补贴,其创新不足一直被诟病,不过这个行业已经开始对补贴进行调整或者缩减补贴了。同样的道理,目前的我国农机补贴也应该进行机制设计,通过好的补贴机制促进农机行业的创新。如何设计一个好的补贴机制让行业创新?可以通过在使用端的创新安排来实现。

过去的农机补贴主要是激励购买,其实更应该激励使用。让那么在实际使用中获得农民赞成的设备获得更多的补贴才是一个好的机制。也就是让农民用脚投票,而不是现行的人为圈定目录。我国农机行业更应该在服务方面下功夫,中国其实没有必要象日本那样,家家都买成套的农机设备,因为中国的农户规模甚至不到日本的四分之一,如果家家购买根本不合算。应该进行补贴进行调整,不是鼓励农民购买,而是激励其使用,发放农业机械使用券,以此降低中国的农业生产成本。如果现行政策鼓励购买的政策不调整,家家都去购买,中国的农业生产成本不但降不下来,反倒会上升,重蹈日本的覆辙。日本农产品成本高昂与家家购买成套的农机设备而每年的利用率又非常低有很大的关系。中国的农机服务如果做好,不但可以大大提升其每年的使用时间,而且与日本相比,节约折旧费用。所以农机使用券应该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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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 郑风田:我国优质小麦产业面临的大问题 ]]>

虽然我国是全球小麦生产大国,但却不是强国。我国小麦不但很难出口,而且每年还进进口200多万吨的优质小麦。为什么进口那么多?我们不能自己生产吗?存在的症结在什么地方?

近年来参加了不少大大小小的小麦产业相关论坛,了解到第一手的我国小麦产业目前发展的现状及存在问题。如何才能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这里记录下一些我的思考。

小麦是我国最重要的口粮,随着国民生活水平的提升,饮食习惯的改变,诸如家庭厨房外包化比例越来越高等等,我国食用加工过的食品比例已越来越高,食用面包、糕点的数量也急骤增加。针对这种趋势,我国的小麦生产应该超越目前只重产量不重品质的初级阶段,大踏步地迈向追逐品质、品牌的小康生活水平。小麦产业链一定要加强育种、引种、农户、合作社、基地与加工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当然也可以通过一二三产产业的融合,整体提升我国小麦产业的竞争力,满足现实社会不断增长的对品质健康安全的增长需要。

1.我国小麦产业目前存在哪些主要问题?优质小麦缺口200多万吨。

小麦应该是我国北方人最重要的口粮了,对我国的粮食安全来说极为重要。我国北方人的主食是面食,南方人的主食是米,而小麦是面食的主要来源。我国是世界第一大产麦国,近年来我国的小麦产量在过去的5年里以每年增产大于250万吨的速度增长,201513000万吨,是世界小麦生产大国。我国小麦种植面积最大的是河南、山东等11个省份,约占全国小麦总面积的90%。从供求关系来看,我国小麦总产量和消费量基本持平,甚至略有盈余。我国虽然是小麦大国,但却不是强国,世界出口前几位的是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俄罗斯等国。面条等面食产品又以意大利面在世界享有盛誉,而面包法国的影响巨大。我国的面食产品虽然以中餐馆的形式走出去一部分,但还以中国菜更知名,近期重庆小面在国外闯出一定的知名度,但整体来讲还微不足道。从进出口来看,我国的小麦不但很少出口,近年来反倒进口不少。尤其是用为满足面包、糕点等新兴面食产业的小麦原材料缺口很大,每年进口达200万吨。所以讲目前我国的小麦生产还不能满足加工业和消费者的快速增长需求,品种、品质、品牌都还有巨大的提升空间。

科普一点小麦的知识:我国食品工业产值整体约为11万亿元,而以小麦为原料的方便食品占重要比重。作为主粮,小麦的主要加工品包括馒头、面条、面包、蛋糕、饼干等等,不同的小麦制品,对小麦的品质要求也不相同。小麦可以分为强筋、中筋和弱筋三种,主要根据籽粒、蛋白质含量、湿面筋含量、面团稳定时间等评判。强筋小麦面筋强度大,面团稳定时间长,适合做面包和面条;中筋小麦面筋强度适中、延展性好,适合制作面条和馒头;弱筋小麦 蛋白质含量低、面团稳定时间短,则适合做饼干、糕点等酥脆食品。

2.优质小麦源头:长期追求产量最大化,导致优质小麦品种少,优生育种与产量增产的矛盾突出。

长期以来我国的小麦产业主要还是以追求增产为主,普通小麦多用来制作面条,中筋小麦所占比较很大,导致“强筋不强,弱筋不弱”,或者叫该强的不够强,该弱的又不够弱的现象。我国强筋小麦和弱筋小麦的发展相对比较慢,而近年来国内却对强筋、弱筋小麦的需求增长很快,导致进口不断增加。增加的原因是面包与糕点等快速需求增加所致。年轻一代的消费者,受西式生活方式的影响,食用馒头的比例越来越少,而食用面包与糕点者则上升很快。

3.农民种植优质小麦面临的问题:传统产业链解决不了优质麦生产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建立起一套小麦产供销体系,也即农业家庭种植小麦,被中介收购,然后被储备体系或者加工企业收购。这种体系适合于一般面食的需求,对强筋、弱筋小麦等新市场则面临市场失灵问题。农民也不敢轻意种植,因为种植后优质不一定得到优价,但优质小麦一般产量低而且不稳定,相关的栽培技术指导也缺乏。导致优质麦不但很难卖出高价,反倒是因为存在品种稳定性差,还有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风险而卖不出去。农民如果种植传统小麦,至少可以卖到国家粮食储备体系中去,当然还有诸多中介帮助。而目前我国尚未建立起优质小麦的收储体系。解决途径当然是应该尽快建立小麦的分级收储体系,建立不同等级的品质指标。而目前有需求的加工企业也很难从目前的储备体系中购买到符合要求的小麦,只能要么进口,要么去自建基地。另外一个途径是建立优质强筋小麦种植基地,但这种区域化种植基地又有可能因规模化种植不够,难以获得高的订单率。  

4.小麦产业链急待整合重塑

小麦产业链是一个从生产、储运、加工到销售、消费的全过程。优质强筋与弱筋小麦如何要快速发展,则必须加强对产前产中与产后的产业链整合,才能避免风险,获得利润。也就是说需要产业各方要有稳定的合作才能避免市场风险。而我国目前公司+农户的模式一直难以进行有效的合作。农民每家不足十亩地,规模有限,公司要与数千家乃至更多的农户打交道很困难。公司+农户这种模式的毁约率一直居高不下,成为一个顽症,也即市场价格高时,农民就会毁约;市场价格低时,企业也会以各种套路拒收农民的产品,这样的格局使原来公司与农民之间签订的合约就成为一纸空文。公司面临众多农户难以起诉,而农民面临数倍于自己的公司毁约时,也很难去追究。解决之道可能需要地方政府来介入,通过牵两头,让供求双方建立更紧密的联系,来避免因市场的不稳定而带来的毁约风险。根据以上问题,我国必须实现小麦产业链的上下游贯通,提高种植、流通、加工各个环节的产业化程度。 要推进产销衔接、定单收购等实现我国优质小麦生产区域的布局;可以以乡镇或村为单位来实一村一品、一乡一业甚至一县一业来建优质小麦生产基地,推广优质专用小麦配套生产技术,做到统一品种、统一栽培措施、统一收储,提高农业种植、流通、加工、销售各个环节的组织化、产业化,通过专用小麦的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产业化开发,来满足市场的需求。

5.各地的实践:构筑小麦产业利益共同体,做真正的好产品就要从农田抓起。

河南的延津一直在探索优质小麦生产模式,目前优质小麦种植达50万亩,2016517中国优质小麦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也在延津县隆重成立,该联盟的主要目的就是推进“优质”小麦的升级。 延津县组还建立了新乡小麦产业集团,形成了以小麦为“领头雁”,以“面粉—面条—面点—速冻食品”和“白酒—包装—印刷—物流”两条产业链为两翼的“雁阵”形发展布局,成为新乡小麦的核心生产加工区,也为我国的优质小麦生产创出了一条新路。

而加工需求企业也没有闲着,今麦郎集团在2005年启动了“今麦郎优质麦工程”,在河北隆尧黑龙港流域等地发展了万余亩“今麦郎农业示范园”,目前已推广百万亩。今麦郎集团董事长范现国说:“我们发展优质麦,提高了农民的收入,而且我们提出了‘第一车间在农田’,做真正的好产品就要从农田抓起。”

我国的优质小麦最大的困难点还是在育种上,如何通过繁育体制的改革,让那些虽然产量低,但品质高的小麦能够更多的培育出来,改变过去单一追求产量的格局,还需要慢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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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 郑风田:农业“三项补贴”调整的大方向 ]]>

农业三项补贴究竟该如何调整?这几年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政策口,乃至基层官员,大家都认为应该改革了,只是不同领域的人认为改革的方向与内容差异比较大。而改革应该就共性的东西达成一致。农业三项补贴的改革都有哪些争议呢?

20164月,财政部和农业部发出《关于全面推开农业“三项补贴”改革工作的通知》,决定将“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农作物良种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这三项补贴合并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目标调整为支持耕地地力保护和粮食适度规模经营。

农业三项补贴是指从2004年开始实行的,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及之后陆续实行的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农业物良种补贴,也就是农民都很熟悉的粮食直补、综合直补和良种补贴。

2015年,财政部、农业部选择安徽、山东、湖南、四川和浙江等5个省,由省里选择一部分县市开展农业“三项补贴”改革试点。试点的主要内容是将农业“三项补贴”合并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目标调整为支持耕地地力保护和粮食适度规模经营。一是将80%的农资综合补贴存量资金,加上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和农作物良种补贴资金,用于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对象为所有拥有耕地承包权的种地农民,享受补贴的农民要做到耕地不撂荒,地力不降低。二是20%的农资综合补贴存量资金,加上种粮大户补贴试点资金和农业“三项补贴”增量资金,按照全国统一调整完善政策的要求支持粮食适度规模经营。

农业三项补贴究竟该如何调整?这几年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政策口,乃至基层官员,大家都认为应该改革了,只是不同领域的人认为改革的方向与内容差异比较大。而改革应该就共性的东西达成一致。农业三项补贴的改革都有哪些争议呢?

其一是农业三项补贴该不该补给租地者。

不种粮的有补贴,真正种粮的却拿不到。曾记得过去几年,每年的两会,总会有一些基层的代表向农业主管部门的领导发问:现在农村有些人出外打工地交给别人种,结果真正种地者却拿不到农业补贴,而不种地在外打工者却拿到农业补贴。原因是我国的农业补贴是按承包者发放补贴的,执行的后果是农业补贴演变成了一个变相的地租了。目前我国已有四分之一以上的土地流转了,也就是讲这5亿多的耕地,其实际的种植者却拿不到补贴款。农业真正种地的拿不到农业补贴,而不种土者却拿到补贴,说明农业补贴并没有真正地在补贴农业。

其二是农业三项补贴该不该合并。

另外一个议论是在农村调研基层官员们经常讲的,说农业补贴不应该直接发放给农民,因为不少农民拿着补贴用来买酒喝了,并没有真正用到农业生产中来。农业补贴应该集中起来由政府统一使用,可以解决农村许多公共品投入不足问题。另外基层官员们抱怨农业补贴发放流程长,

其三,农业三项补贴的种粮效果已十分有限,就像炒菜用味精,放不放都中。

据人民日报的报道“良种补贴一年每亩20元,就像炒菜用味精,放不放都中。”现在农民外了打工收入不错,一天100多元。我们也曾做些不少的实地调查,看农业补贴是不是起到激励农民种植粮食的作用,结果发现其效果已变得十分有限。农民就那么点地,即使没有种粮直补,土地还会一直种植下去的。当然如果再回到原来交农业税的时代,种地要交很多钱,那农民真会放弃种粮的。补贴对农业来讲其实是一种补偿,因为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一直难以缩小,通过补贴增加农民的部分收入。

其四是农业三项补贴的发放也存在调整不及时的问题,也就是说农业补贴发放有时固化了。

记得在上课时讲到农业补贴问题,有些同学讲,他们老家的承包地早就改挖成鱼塘了,但三项补贴却还一直照领。农村有民不举官不究的传统,原来的农业经营方式变了,按道理讲不种粮食的种粮补贴就不应该发放了,但由于统计没有跟上,达不到原来政策真正设计的目的。

其五,农民对三项农业补贴有很深的感情,不能轻言取消。

一般农户不反对整合补贴“做大蛋糕”,但担心“被切蛋糕”; 农业补贴在刚开始推出时,对中国的农民震动是很大的,甚至到现在,农民对这个政策也是极度热爱的,因为几千年来都是农民要交皇粮国税,现在不但不交了,还能从国家拿到补贴,这对农民的冲击还是蛮大的。记得数年前曾经陪同政策口的比较高层的官员到农村调研,农民在谈到补贴时对中央的那个感激之情,甚至要脆谢皇恩了。这是一般人体会不到的。虽然数量不多,但农民来讲其边际效益却是巨大的。因为过去都是农民往外交钱,现在是中央给发钱,是正的收入,正的边际效益。这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农业补贴的改革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

其六,农业三项补贴挤出两亿多亩耕地出来。

这些年的粮食十几连增,与农业三项补贴究竟有没有关系,还需要进一步论证,但上次的土地普查居然多出二亿多亩耕地,应该不客气地讲是农业补贴逼出来的吧?我国一直把守住18亿亩红线作为很硬性的任务,没想到建了这么多的房子,搞了那么多的城镇化,征用了那么多的耕地,土地一普查,不但18亿亩耕地没少,还居然多出2亿多亩。这也是中国乡村的一个奇特逻辑:你如果按面积征收农业税,我就少报,如果你按面积发放补贴,我就实报或者甚至多报?农业统计啥时能够把基本的数据给搞准啊?看来现代科技对我国的农村不起作用啊。

其七,种粮大户该不该补?

在我国的许多地方,农业“三项补贴”已成为农民收入的补偿,一些农民即使不种粮或者不种地也能得到补贴。而真正租地种粮的大户如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除却自家的承包地外,其他租的地拿不到补贴。该不该让种粮大户拿补贴?有些人认为他们对粮食贡献大就该多拿。也有些人认为他们本身就是农民的能人富人,还多拿,更拉大了农民间的收入差距,让富者更富,穷则更穷,“垒大户”不好。

所以农业三项补贴究竟如何改?主要还是应该根据国际通行的规律以及我国的国情来调整。wto对农业补贴其实是有许多约束的,作为其会员,你不能违反。而农业过去出现的不少情况,也必须有针对性地解决。农业补贴必须考虑到这些情况,比如:

其一农村地力出现问题。

十几年来,我国农业出现的一个令人担忧的就是地力的下降。过去农民没有外出打工的机会时,一般自家养些牛、猪与鸡的,杂草、秸杆与粮食就转化为肉蛋奶与有机肥了。但现在杂草用除草剂,秸杆一烧了之。种地靠化肥农机农药,这样下去,我国延续数千年的农牧结合的种植传统就丢掉了,这对土壤的破坏是相当大的。所以如何通过政策补贴的调整引导农民去培肥地力十分重要。

秸杆焚烧对基层是一个相当大的考验,每年的收获季节也是他们最忙的季节,层层防控禁焚烧。目前采取的方法主要是堵,记得在山东淄博调研时,当地的农业局长告诉我他们已彻底解决了该问题,主要方法也不外乎补贴。目前作物秸杆的处理成本非常高,农民一把火烧了最简单。但如果每亩发放补贴,比如100多元,农民就会把这些秸杆收集起来,不会乱烧了。补贴是激励,比简单的惩罚更有效。

其二是农资补贴带来的面源污染问题。

我国农业另外一个比较大的争议就是农资的补贴。目前我国的亩均化肥农药施用量已高居全球前列,对土壤造成严重的面源污染,而且带来地下水质的变劣。甚至有些专家认为目前我国的化肥施用量减少一半也不会对农业产量造成影响。但一些农民却讲,目前的农产品,如果不用化肥根本就不长。高产只能靠化肥催。虽然农业部已提以后化肥农药零增长,但到基层农户,如何来监管?

其三是良种补贴是不是达到了真正让农民种上好种子也是争议较大的。

其四,仅有补贴是不够,如何提高综合服务是大方向。

农民在经营过程,除了补贴,更应该提供综合服务。比如新型经营主体面临“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如何采取贷款贴息、现金直补、重大技术推广与服务补助等方式也是非常必要的 。

其五,未来改革方向应该补收入,缩小收入差距。欧美国家主要采取收入补贴。以后的补贴应该向国际标准靠,向低收入者补。目前我国农村居民间的收入差距已非常大,以后应该通过收入补贴,降低农民间的收入差距。

附:财农〔201626号  

财政部和农业部发出《关于全面推开农业“三项补贴”改革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农业(农牧、农村经济)厅(局、委员会):

2015年,经国务院同意,财政部、农业部印发了《关于调整完善农业三项补贴政策的指导意见》(财农〔201531号),在全国范围内从农资综合补贴中调整20%的资金,加上种粮大户补贴试点资金和农业“三项补贴”增量资金,统筹用于支持粮食适度规模经营,重点用于支持建立完善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同时选择部分省开展试点,将农作物良种补贴、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合并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目标调整为支持耕地地力保护和粮食适度规模经营。从试点情况看,调整完善农业“三项补贴”政策方向正确,目标明确,操作简便,取得了预期效果。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2016年在全国全面推开农业“三项补贴”改革,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重要意义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业补贴政策的有效实施,明确要求在稳定加大补贴力度的同时,逐步完善补贴政策,改进补贴办法,提高补贴效能。推进农业“三项补贴”改革,是按照中央“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总体部署做出的重大政策调整,是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顺应农业发展新形势的重要举措,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农业生产领域的具体体现。全面推开农业“三项补贴”改革以绿色生态为导向,推进农业“三项补贴”由激励性补贴向功能性补贴转变、由覆盖性补贴向环节性补贴转变,提高补贴政策的指向性、精准性和实效性。各地要充分认识全面推开农业“三项补贴”改革的重要意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精心组织,周密部署,确保改革工作平稳顺利推进。

(一)有利于提高政策的指向性、精准性和实效性。将农业“三项补贴”中直接发放给农民的补贴与耕地地力保护挂钩,明确撂荒地、改变用途等耕地不纳入补贴范围,鼓励农民秸秆还田,不露天焚烧,主动保护耕地地力,加强农业生态资源保护意识,实现“藏粮于地”,使政策目标指向更加精准,政策效果与政策目标更加一致,促进了支农政策“黄箱”改“绿箱”,进一步拓展了支持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政策空间。同时,统一资金审核和发放程序,减少了工作环节,减轻了基层负担,节约了时间和成本,提高了工作效率。

(二)有利于促进粮食适度规模经营。当前农业虽然保持增量增收的好势头,但数量与质量、总量与结构、投入与产出、成本与效益、生产与环境等方面矛盾日益上升,特别是家庭小规模经营仍占大多数,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影响了农业现代化进程。通过政策引导,加快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培养新型职业农民,鼓励多种形式的粮食适度规模经营,有利于推动农业生产加快进入规模化、产业化、社会化发展新阶段,符合现代农业发展方向。

(三)有利于推动农村金融加快发展。长期以来,农民“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始终得不到很好解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业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通过调整部分资金支持建立健全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并强调其政策性、独立性和专注性,既是撬动金融和社会资本支持现代农业建设,有效缓解农业农村发展资金不足问题的重要手段,也是新常态下创新财政支农机制,放大财政支农政策效应的重要举措,同时兼顾了效率与公平,适应农业产业升级对金融支持的需要,也有利于推动农村金融发展。

二、主要内容

2016年起,在全国全面推开农业“三项补贴”改革,即将农业“三项补贴”合并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目标调整为支持耕地地力保护和粮食适度规模经营。中央财政已将2016年用于耕地地力保护的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资金全部提前下达,其中下达黑龙江省、广东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资金,包含了需兑付给直属垦区农场和兵团团场职工的用于耕地地力保护的资金,由农业部直属垦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商当地省级财政、农业部门研究落实;年度执行中下达的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资金全部用于支持粮食适度规模经营;中央财政通过上划部门预算下达农业部直属垦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储粮总公司的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资金,全部用于支持粮食适度规模经营。

(一)加强耕地地力保护。用于耕地地力保护的补贴资金,其补贴对象原则上为拥有耕地承包权的种地农民;补贴依据可以是二轮承包耕地面积、计税耕地面积、确权耕地面积或粮食种植面积等,具体以哪一种类型面积或哪几种类型面积,由省级人民政府结合本地实际自定;补贴标准由地方根据补贴资金总量和确定的补贴依据综合测算确定。对已作为畜牧养殖场使用的耕地、林地、成片粮田转为设施农业用地、非农业征(占)用耕地等已改变用途的耕地,以及长年抛荒地、占补平衡中“补”的面积和质量达不到耕种条件的耕地等不再给予补贴。鼓励各地创新方式方法,以绿色生态为导向,提高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水平,引导农民综合采取秸秆还田、深松整地、减少化肥农药用量、施用有机肥等措施,切实加强农业生态资源保护,自觉提升耕地地力。

(二)促进粮食适度规模经营。用于粮食适度规模经营的补贴资金,原则上以2016年的规模为基数,每年从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资金中予以安排,以后年度根据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的预算安排情况同比例调整,支持对象重点向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新型经营主体倾斜,体现“谁多种粮食,就优先支持谁”。各地要坚持因地制宜、简便易行、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原则,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农业生产率、土地产出率和资源利用率。鼓励各地创新新型经营主体支持方式,采取贷款贴息、重大技术推广与服务补助等方式支持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的粮食适度规模经营,不鼓励对新型经营主体采取现金直补。对新型经营主体贷款贴息可按照不超过贷款利息的50%给予补助。对重大技术推广与服务补助,可以采取“先服务后补助”、提供物化补助等方式。要加快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在粮食生产托管服务、病虫害统防统治、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等方面,积极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符合条件的经营性服务组织开展公益性服务,积极探索将财政资金形成的资产折股量化到组织成员。

近几年,用于粮食适度规模经营的补贴资金,要按照财政部、农业部、银监会印发的《关于财政支持建立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的指导意见》(财农〔2015121号)要求,重点支持建立健全农业信贷担保体系,中央财政下达地方用于支持粮食适度规模经营的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资金统筹用于资本金注入、担保费用补助、风险补偿等方面,通过强化银担合作机制,着力解决新型经营主体在粮食适度规模经营中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力争用3年时间建成政策性、独立性、专注于农业、覆盖全国的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各地要充分发挥财政注入资本金的作用,尽快启动农业信贷担保业务运营,并根据业务开展情况,合理确定财政注入资本金的规模和节奏。

三、保障措施

农业“三项补贴”改革事关广大农民群众切身利益和农业农村发展大局,事关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财政、农业部门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细化政策措施,注重宣传引导,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完成各项改革任务。

(一)加强组织领导。农业“三项补贴”改革工作由省级人民政府负总责,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农业部门具体组织实施。要建立健全工作机制,明确责任分工,密切部门合作,抓好工作落实。要结合本地区实际,抓紧制定实施方案,务必于630日前将需兑现到农民手中的补贴资金发放到位,让农民群众吃上“定心丸”。要做好政策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主动与社会各方面特别是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进行沟通交流,赢得理解和支持。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安排相应工作经费,保障各项工作有序推进。各省份实施方案在报送省级人民政府审定前要与财政部、农业部充分沟通,正式印发后要及时报送财政部、农业部备案。

(二)加强资金管理。中央财政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资金按照耕地面积、粮食产量、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等因素测算切块到省级财政,由各省份结合本地实际确定补贴对象、补贴方式和补贴标准。省级财政、农业部门要切实做好资金拨付和监管工作,督促县级财政、农业部门做好基础数据采集审核、补贴资金发放等工作。农业“三项补贴”改革后,中央财政不再安排农作物良种补贴资金,各地农作物良种推广工作可以根据需要从上级和本级财政安排的农业技术推广与服务补助资金中统筹解决。对于骗取、套取、贪污、挤占、挪用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资金的,或违规发放补贴资金的行为,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三)加强督导考核。各省级财政、农业部门要密切跟踪农业“三项补贴”改革工作情况,加强信息沟通,重大问题及时报告财政部、农业部。财政部、农业部将强化监管督导检查,研究制定资金管理办法和绩效管理制度,适时对各地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落实情况开展绩效考核,考核结果将作为以后年度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资金分配的重要因素。

财政部 农业部

2016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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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 郑风田:王石不能成为永不退休的太上皇! ]]>
王石已65岁了,也许真的是该离开了,普通人都退休好几年了,他不能永远不退休,成为万科的太上皇。近年来他显然不在状态,放下万科,给万科一个新生的机会,万科与王石都得到解脱了。

“宝万之争”也该收官了吧?从王石的强硬拒绝到宝能的罢免绝杀再到王石的致歉,使得这场吸引眼球的公司股权争夺战显得悲情而残酷。王石是万科一个时代的象征,曾经为万科的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但现在作为一位年近古稀的董事长,在这场争夺战中显得难以适应时代变化,还是早点光荣地退下吧。放下万科,才有新的万科。

创始人离开创办的企业,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企业,也许更能发现问题所在。如果一直身在其中,只缘身在其山中,反倒是把企业给作死。适当的放手可能更有利于万科的成长。 人们总爱拿苹果的乔布斯当年离开苹果来比喻王石。乔自己也讲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回来。如果没有当年的离开,也许就没有后来苹果的再次辉煌。

作为创始人,王石能够把万科带到现在,真的很不容易。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永不放手。就如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一样,孩子养大了,不一定要死守一辈子。其实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适当的放手,可以让万科吸取更充足的营养,也许更有利于万科的成长。就如一个人的健康成长,还是应该吃百家饭,才能活得更健康,更有活力。

近年来王石给公众的印象好象一直游离在企业之外,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彻底离开一段时间,让万科单独飞一飞呢?王石近年来玩了许多企业家都不敢偿试的东西,比如跑到美国游学啦,登山啦,与年轻的美女谈恋爱啦等等。这样的活动当然可以为公司做些免费广告,但显然更带来不少负面的影响。按道理讲,作为一个巨型公司的董事长,王石先生本来应该日理万机辛苦操劳的。

万科的股权之争,似乎对王石的同情多,对宝能华润的指责不少。更有恐吓式的声音宣称一旦王石离开,万科呈悬厓式坠落,或者将大厦倾倒,人心四散。其实这些都是没有根据的瞎想象。万科作为一家成熟的标杆型大企业,如果离开一个人就活不下去了,那说明这个企业真的不配为标杆企业,早晚要死掉。一个好的企业,首先应该是规范化的管理,离了谁都应该能够运转自如,有点象自动驾驶的汽车,这样的企业才是成功的企业。

从这次万科的股权之争来看,王石真的是有些老了,出了许多外界看来很明显的昏招,这也说明他的理念也许真的OUT的,也到了该离场的时候了。似乎,这会成为万科新生的一个机会。

万科作为一家上市公司,就应该遵守股份公司的规则。万科通过上市股权分散就要承担股份被收购、控制权发生转移的后果。如果你想一直控制公司,完全可以选择退市,只有这样才能把控制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上市公司争夺战是只认钱,不认人的。与你当初对公司的贡献关系不大。

万科之所以成为了我国房地产界的老大,跟现有团队有重要关系,但并不是说万科就属于现行团队的了。现代股份制企业规定资本是属于所有者的,现行的管理团队也只能是职业经理人,不能因为管家把房子管理不错就让管家把房东赶走,管理层不能挟持企业,无论功劳多大,管理层还是打工的,不能说因为把房子管理的好,就顺带把房间主人也给换了。这个道理相信大家应该懂的。万科成为房地产的老大,也跟数年来房地产突飞猛进有很大的关系。万宝之争其实跟王石一开始就想赶走现行大股东有密切关系,当王石发现宝能成为第一大股东时,不是调查资金来源,而是对民营资本挖苦,抱国企大腿,是王石有错在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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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 郑风田:魏则西之死能够换来什么? ]]>

监管百度最有效的手段是消除它的垄断地位,让它最强大的对手重新回来,让消费者能有所选择;部队医疗也应该完全与承包者脱钩。

大学生魏则西轻信百度搜索广告,进入莆田系隐形参与的武警二院接受癌症治疗,在花光东凑西借的20多万元后,不幸去世。魏则西的悲剧,暴露了我国医疗广告监管存在的诸多漏洞。魏则西之死,不能白死了,最少应该推动一些监管漏洞的改进。此次恶性事件牵涉到监管部门、百度、部队医院、莆田系,是长年日积月累监管漏洞造成的。魏则西用他年轻的生命能够给我们这些生者换来些什么?这次事件的各利益悠关方又该如何吸取教训?

百度是这次风暴的核心眼。作为处于在目前的中国事实上的搜索垄断平台,如何对百度加强监管,让它不作恶,应该是监管部门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君不见在全球同样处于搜索垄断地位的GOOGLE就相对老实多了,但它并不是天生就这样,而是重罚加官司带来的。GOOGLE曾因一则虚假医药广告被重罚5亿美元。而欧盟一个接一个的垄断官司调查,让GOOGLE不敢放任。百度的竞价排名,因为贴吧等事件这几年一直处在风暴的中心。之所以百度不倒,得益于它在中国目前处于事实上的垄断地位,当然监管处罚太弱应该是主因。其实对百度最有效的监管是让它的对手重新回来。之所以近年来百度那么任性,是因为垄断之位消费者没有别的选择。如果搜索领域百度能有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让消费者有所选择,百度自然也会收敛许多。前些年任性的GOOGLE离开中国,近年来一直想重新回归。其实可以重开跟GOOGLE的谈判,在它承诺遵守中国的相关规定之后,可以让它回归。这样至少让我国的消费者能够有一个更优的搜索平台选择。对于搜索平台,至少以下几条应该做到:除了给百度重罚,让这几年它卖虚假医疗广告赚的钱吐回来之外,还要对百度严加监管,要按照国际上通行的搜索结果分类,让其搜索结果分成两栏,无广告的置于左边,有广告的部分小体置于右边,让搜索者能够明白哪些是广告,哪些是非广告;对网络平台上的医疗广告要象对待黄、赌、毒一样审查,因为虚假的医疗广告真的比黄赌毒更害人。

承包医院:虽然国家严令禁止公立医院不能外包,但不时有部队武警医院科室外包的新闻。承包本是我国刚改革开放时的一个法宝,但用在人命关天的医学领域,其效果就大打折扣了。因为你生病后,医生的话基本上就变成圣旨了,如果医生想从病人身上赚钱,基本上是十拿九稳,病人是无法反击的。所以诸多部队等公立医院外包,这些承包者很容易拿消费者开刀。这次事件后承包必须脱钩。部队医院,应该分类管理,要么民营化出售,要么公立自营。一身二体对于部队形象造成太大的伤害,真的很不合算。

莆田系这次又成人眼球。莆田的民营医院虽然作恶多端,但也不能一棒子打死,如何加强对其的监管惩罚,不让劣币驱逐良币,是未来监管部门面临最紧迫的课题。

当然作为一般的消费者,我们病人其实也要吸取教训,对于难治之病,大的公立医院都治不好,相信那些小医院其实是病急乱投医,给别人送去被骗机会。所以还是要提高警惕,不能轻易上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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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 郑风田:破除猪周期要跳出旧思维 ]]>
目前调节猪周期的基本依据似乎只是猪粮价、猪饲比等指标,其实这恰恰是我国猪肉老犯周期病的症结之一,过分地追求产出效率使我国的养猪业一直在一个怪圈内难跳出.

中国国家统计局1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3月份,CPI同比涨2.3%1-3月平均,中国CPI同比涨2.1%3月份,我国食品价格上涨7.6%,非食品价格上涨1.0%。在食品价格中,鲜菜价格上涨35.8%、畜肉类价格上涨16.5%,其中猪肉价格的涨幅达到28.4%。从上述的价格中,食品价格似乎成为推动CPI上涨的主要推手。但其实许多研究者一直不同意这个结论,因为CPI中食品类的比重被人为地划定三分之一,而猪肉又占食品类的近三分之一。CPI中这么高的食品类比重与我国众多城市居民的实际生活支出比例严重不匹配,教育医疗等隐型支出并没有被如实准确反映出来。当前短期的高菜价是我国前期低温寒潮对蔬菜生长造成的影响,但随着开春天气的转暖,相信用不了多久,随着露天蔬菜的大量上市,菜价暴跌现象又会重现。猪肉的价格其实也遵循同样的道理,近期的快速上涨,其实是对前两年猪周期进入低谷,大量养殖户亏损,近500多万养猪户退出的自然反弹,目前的猪肉价格上涨应该还处于补偿性与恢复性的阶段。

猪周期似乎成了近二十年来我国农业的一个魔咒:每过几年都要来一个轮回,暴涨之后就是暴跌。虽然各位专家与监管部门想出了许多对策,但效果似乎很有限。中国的猪肉市场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股市:数量庞大且规模不大的养猪户进出行业的门槛很低,形成特殊的羊群效应,看到有赚钱的机会,几十万甚至上千万的养猪户蜂涌而入,如果亏损了又数百万乃至上千万的退出。国外同类行业之所以解决了猪周期问题,基本上靠的是规模效应:前五位的养殖者可以占到市场份额70-80%以上。我国要达到这个规模程度,还不知需要多少年,至少短期内是不现实的,因为数量庞大的小农户还需要在这个行业内生存。

那么,是不是我国这个猪周期就无解了?其实非也。目前调节猪周期的基本依据似乎只是猪粮价、猪饲比等指标,其实这恰恰是我国猪肉老犯周期病的症结之一。过分地追求产出效率使我国的养猪业一直在一个怪圈内难跳出:一方面本行业以缩短猪的生长周期为主要目标,从10个月到三个多月的成长期,用最低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另外一方面却是这个行业的主要消费者对滥用瘦肉精、抗生素等过分追求数量轻质量的做法日益不满。

虽然从猪肉的外表看差不多,但其实猪的生长时间、生活环境、所用饲料等不同带来的猪肉品质有质的不同。按一号土猪品质创始人陈生的观点,我国现在市场上猪品种是劣币驱逐良币,市场上盛行的是那些生长周期短、增长速度快的品种,而传统土猪品质口感相当好,但生长周期近10个月,是目前主流猪种生长周期的一倍,这样优质的传统土猪就被劣质的快速生长品种所替代,养殖户单纯地养殖这些生长周期快的猪可以卖到更多的钱,最终导致消费者面临的选择只能是生长周期短的差品质猪肉。

养猪业一直陷在唯猪粮比的误区,最后导致那些品质很好但产量不是太高的猪品种被淘汰。这对生产者是有利可图的,因为市场上没有合适的品质质量发现信号,但对消费者来讲,这个损失就太大了。农产品品质的好坏不如一般的工业品。从外观上能够看出来,有时可能会相反,那些品质好的,反倒是从面相上并不好看,而商家为了好看,故意用上各种化学品制造出色香味俱全的农产品。这些特点使农产品的品质提升更面临诸多难题。包括目前市场上的认证鱼目混珠,使消费者对于究竟什么是安全的、什么是不安全的难以进行有效的判断。

中国人民大学的数据调查显示,最近连续几年我国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中排在第一位的一直是食品安全。按美国的一家机构估计,中国已有3亿多人进入小康,未来到2020年,我国还会有更多的人进入小康收入水平。这种阶段的居民消费与温饱阶段有很大的不同,主要表现在:对食物的品质、健康、安全与生态环境等更为关注,但多年来我国养猪业却一直在追求数量导向,追求低成本高效率,但恰恰忽视了最重要的东西:品质与安全健康。

我国养猪业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低品质、低安全、低价格。从全国来看,我国的优质安全健康的猪肉还太少。目前猪肉产业链是一个半截子的产业链,产销不对接。未来猪产业必须要进行产业链重塑,要转型升级,要成为完整的产业链。养猪户通过合作社或者农业企业进行品牌建设,打自己的牌子,要进行专卖连锁经营。 用差异化、品牌化、全产业链等多种形式来破除目前陷入单一追求猪粮比、低投入高产出的养猪怪圈,从而彻底破解猪周期的魔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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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 郑风田:中国乡村不美丽的十大障碍 ]]>

郑风田:中国乡村不美丽的十大障碍

一般人想象中的我国乡村应该是山清水秀风光好,可以产生乡愁的地方。但是当你真正到中国的农村去看一看,你会发现我国大部分的乡村,有时甚至可以说是99%的乡村,却是另外一种景象:杂乱无章、破破烂烂,毫无美感,没有生机,有时甚至是污水横流。为什么理想中的乡村和现实有这样大的差距呢?

记得有一位知名专家宣称中国是一个国家四个世界,我国的北京、上海等都是现代化的大都市,高楼大厦林立,但是我国同时还存在很多农村,其水平跟非洲差不多,有时甚至比非洲还要落后。我国目前与发达国家最大的区别并不在大城市,如果拿北京与巴黎相比,北京人就很自豪,因为他们认为巴黎太小了,只相当于北京的朝阳区那么大,北京比巴黎更繁华;去过新加坡的北京人也特自豪,因为他们发现这个国家还没有北京的海淀区大。单纯从大都市来看,中国的现代化程度跟发达国家相比差别并不大。但是我国的农村,如果你到欧洲去、到日本和韩国去、到美国去,会发现这些发达国家的农村与城市差别很小,甚至比城市美丽多了。许多发达国家的乡村是一个能有乡愁的地方,是让大家流连忘返的地方,是礼拜六、礼拜天驾车去了就不想回的地方。但是我国的乡村如果你去了会完成产生去了再也不想去的想法。以北京郊区为例,记得我曾去过北京海淀区后山凤凰岭的农村,离中关村也就一个半小时的车程,你就会感觉乡村没法去。为什么?因为当你一进入农村的凤凰岭,手机信号就不正常了,一直时断时续的。道路也差很多,进入乡村的路一般都高低不平,基础设施很不健全。发达国家的乡村刚好反过来,不少是美丽如画。美国总统奥巴马会见我国习总书记时并不到是一直都在大都市,而是选择到乡村去会见,这样做是对最尊贵的客人之礼仪;美国前总统小布什会见最亲密的外国总统时,也一般会选择到他的克劳夫农场去。这也是为什么发达国家很看重乡村,把乡村变得特别美丽,而我国农村居民大都逃离乡村的主要原因。

制约我国乡村不美丽的主要障碍是什么?我认为有十大障碍,其中宏观政策层面的障碍有六条,村庄层面的微观障碍有四条。我也确信在未来的20年里,中国乡村建设会有一个很大的发展。如果我国下一步发展重点转向乡村,把原来被遗忘的角落慢慢建设起来,20年之后我国乡村一定会是另外一个景象。当我国的农村建设得比城市还要美的时候,中国可能会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了。

阻碍中国乡村不美丽的十大障碍是什么?首先是国家宏观政策层面的障碍,这个障碍直接决定了资源的投放。宏观层面的障碍有六条,具体包括:

一、中国乡村不美丽的宏观政策障碍

1、村庄房产不准在村庄外交易,这等于把乡村发展建设的咽喉给扼住了。

我国农村的三块地已有了很大的进展,但是很遗憾的是,我国农村村庄的房屋还是规定只能够允许在村庄内交易。其实村庄内每一家都有房子,谁还肯买别人的房子?这样的一个规定基本上堵死了农村房屋的价值提升,使乡村房屋变成了沉睡的资产。其实我国整个农村的村庄所占有的建设用地,跟所有城市建设用地的规模与面积差不多。我国的城市建设用地上的房屋为城市居民带来了巨大的财富效应,而农村居民虽然拥有同样大小的土地,但基本是还属无产阶级。因为农村的房屋基本上是不可交易的,没交易基本上就难产生任何经济价值。

记得20多年前,当时我准备毕业留校当老师时,不少人告诉我,你很有可能面临20年内一直没有独立房子只能住筒子楼的困境,因为不少已工作十几年的老师还是住在筒子楼。没想到毕业两年之后学校就分给我一套房子。这又是为什么呢?其实是我赶上了好时候,当时国家在推进城市的房改,允许城市居民可以进行房屋交易。而此之前居住的房屋都是单位分配的,无法从外部购买,也不准买卖,这样导致外来资本无法进入城市房地产市场,只能等着分房子。那时候的城市房改其实就是把原来垄断的不可交易房地产打破,允许各种社会资本进入到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允许城市房屋进行交易,城市居民就可以买房子了。有了房子的城市居民现在都变成了有产阶级,北京四环内的家庭如果有十几套房子,就可能变成亿万富翁了。如果规定城市的房产不可买卖交易,城市居民的资产估计要大大的缩水了。城市居民之所以能成为财富阶层,基本上得益于城市房子不再是单位的垄断,是可以进行买卖交易的。但是很遗憾的是,我国农村的土地是所谓的集体所有,相关规定农村的房屋只能在集体组织内部进行交易。这个规定把很多大量城市居民退休了想到农村买房养老的后路给斩断了,也导致农村村庄房屋建设没有外来资本投资,农村人的房子没法进行交易、没法进行买卖。举一个简单的反例,北京的中轴线一直往北的小汤山附近,有个村庄叫郑各庄,这个庄村书记二十多年前胆大包天,把村庄一部分土地拿来建了房子交易,现在这个村庄就变成北京市最美丽的村庄了。这样一个脱离原来脏乱差,把村庄改造成现代化的都市村庄,美丽如画,却被界定为非法。为什么是非法的呢?因定相关的规定说农村人在自家村庄土地上建的房子就是小产权房,不能进行交易,不给产权证。

因为我国有一个这样的政策,农村的土地如果想建设房子,必须被征用,然后交给城里的开发商,跟农民没有任何关系。如果这样的制度不改,基本上把社会资本往农村房屋建设村庄建设流的这条路给堵死了。这是我国目前乡村不美丽的最主要原因,也是最基本的问题与障碍。这个障碍是目前美丽乡村的最大障碍,等于把所有城市居民、外来想到农村投入的路给堵死了。目前这个路开了个小口子,也有的地方偷偷在做,做的地方农村不少变得美丽了。最近一两年我到了很多地方,乡村建的美丽的地方基本上都在打擦边球,都在偷偷搞。如果不允许城市居民到农村买房,把这个路给堵死了,农村想变美丽就比较难了。不过还好中央最近已经开了一个小口子,正在对农村的宅基地进行试点改革。也许以后农村建设用地可以像城市建设用地一样,同权同利同价进行交易。如果某一天农村建设用地真正向城市建设用地一样入市的话,拿出一块进行建设,我国乡村一定会有很大的变化。

2、农村人建房子99%的村庄目前还无法贷款。

农村房屋建设、村庄建设不能利用国家银行的抵押贷款,这是农村房屋质量很差、乡村不美丽的核心原因之二。城市的居民买房基本上靠贷款,贷上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三十年每年还一点,房子建得很漂亮,农村人要建房子建村庄大部分农民没有办法贷款。我国大部分农村基本上是两口子结婚生个儿子,用十几年时间攒钱建个房子。房子质量是什么样子?我国城市房子是70年产权,一般50年房屋质量可能就不行了。你知道农村房屋多少年淘汰一次吗?十年。十年农村的房子就重新建,你可以想像一下我国农村房子的质量状况。农村房子质量不好的原因是建房子还主要靠农民自己攒钱,无法依靠外来贷款资金。最近去云南红河州调研,发现当地在推广农村建房抵押贷款活动,经过三年的建设,有相当一批村庄旧貌换新颜,房屋质量得到根本的改善。这也是近些年为什么全国很多年轻人往云南跑,往大理、丽江、红河州跑的主要原因,农村再不是过去的破破烂烂了,取而代之的是山青水秀风光好,再加上民族风情,乡村变得别有风味。云南红河州对乡村改造有个很棒的理念,那就是要对农村发展进行一系列的政策改革,包括让农民村庄建设的时候可以进行抵押贷款。我也希望这样一个好政策能够更快一些在全国推广开来,因为现在99%的农村建房还享受不到这个政策。

3、对美丽乡村建设投入的资金太少。

国家近年来对农业投入迅速增加,但是对乡村建设的投入,按照农研会的余展老师提供的数据还不到1%,国家投入太低,地方政府也投入很少,是乡村不美丽的原因之三。

虽然近年来国家对整个农业的投入不少,但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农村的投入基本上还是集中在农业上,比如大江大河的改造、各种高产、稳产田的改造、农业机械化的推广,但对农村建设的投入甚至不到1%,真正用在美丽乡村上的投入太少了。韩国当年的新村运动就是对村庄建设直接投入巨额资金,使韩国农村大变样。每个村庄可以得到一笔钱,由村庄决定进行本村的村庄建设,村庄可以根据其特点,把本村改造建设好。

我曾去过北京密云与河北相邻的一个村,近几年国家与北京市的各级投入近五千万,大量的资金投入后村庄大变样,这个村庄建得相当漂亮。最近去福建三明调研,看到不少村庄有很大的改变。询问当地有经验的官员,他们认为一个村庄如果投入千万左右,这个村庄就会有质的改变,村庄就会变得特别的漂亮。我们国家有不到70万的村庄,如果每一个村庄每年都投入上百万,经过十年的建设,我国的农村一定会彻底大变样。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德国,德国在二战后农村也像我国目前的农村一样,破破烂烂的,乡村居民都往城市跑。德国政府经过几十年的投入建设,现在德国农村已经大变,用如诗如画来形容不为过。村庄改造不能仅靠农民自己投,国家也投了相当一部分钱。这样大的投入才能真正改变村庄,这样让村庄变得很美丽。所以如果想让我国的农村变得美丽,如果纯粹等农民自己去投入,除了个别的超级村庄外,大量的村庄是不可能的。未来应该改变三农的投入方向,从过去大部分的资金投入农业,到慢慢转向村庄建设。如果三农投入农村建设占一大半甚至80%,我觉得美丽乡村就大有希望了。

4、我国有管农业的部、管工业的部,但是却没有管乡村建设的部。

美丽乡村建设缺乏一个主管部门,我国的农业部基本上管农业生产,原来的乡镇企业局改为了农产品加工局,虽然有一个部门在管乡村休闲旅游观光农业,还和农业连在一起了,旅游观光农业和村庄建设是有很大联系的,但毕竟还不是村庄建设。建设部虽然叫城乡建设部,但其主要的精力还是在管城市建设,农村村庄建设不是其主要业务;农村的土地建设又归国土资源部管。所以从主管分工来讲,虽说我国的乡村建设很重要,管理部门虽然也很多,但这几个部门还没有一个部门负责总管,真正的乡村建设其实是没人管的。整个乡村的规划、建设、发展这一系列的工作基本上是分散到各个职能部门去的,农业部门主管农业生产,旅游部门管吃、玩,国土部门管土地整治,这样没有一个总管,整个村庄建投难免就被遗忘了。我国乡村建设缺乏统一协调整,导致很多村庄建设庸俗化,不少农村建设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一点美感都没有。本来我们想象的乡村自然风光建设,乃至各种各样的生态环保,都没有。联合国每年都在评选最美丽乡村、最美丽城镇,入选的村庄大都是真正结合乡村的东西做的如诗如画的。我也希望中国网可以提供这样的平台,经过十年的努力评选一批、宣传一批,早日让那些美丽乡村让国人知道。

5、乡村仅仅看成农民住的地方,实际上乡村应该跟城市连起来,是城市居民旅游、观光、度假、休闲的地方。

实际上农村不仅仅是农村居民居住的地方,还有一个很大的功能就是城市居民旅游观光度假休闲的地方。现代社会对人的压力很大,有一部分人脑子出问题,工业化后变得抑郁了,如何办?据说这个比例在城市居民要达到10%的比例。过去这些人是要被送到精神病院去了,效果如何呢?可能进去前是五段,出来后就变成十段了。去意大利调研发现意大利罗马郊区有很多养猪场、养鸡场,他们把精神有问题的人送到农村的养猪场、养鸡场,待半年一年后就自己好了。所以城里人整日在水泥房子里呆太久了会很压抑,本来工作压力就很大,污浊的空气,难畅通的交通,各种各样不洁净的食物,不少城里人很希望在生活的空闲时间到乡村看一看,但是很遗憾的是目前我国大部分农村是没法看的,这是一个很大在的遗憾,农村建设和旅游观光度假休闲没有结合起来。如果把这个功能也作为农村发展很重要的职能,让城市居民来参与建设,乡村一定会有很大的不一样。

6、未来应该成为城市,相当一部分居民当成了养老产业的聚集地

城市现在已经变成了老龄社会,目前在城市想住养老院北京好的要排50年队,如果农村能够大量开发,让城里60岁老人退休后到农村养老,在农村再活25年,把乡村的一部分变得城里老人养老的地方,效果一定不一样。最近到德国的小镇,看到居民的房子花园都很大。随便走进一个大花园,进去后遇到一位老人在搞花,对我们特别热情。他原来在德国的中心城市工作,退休之后就在农村买了一个房子,经过二十多年的建设,他的花园房子建得非常的漂亮。但是一旦过了80多岁以后,他就会把房子卖掉,重新回到城市去。因为人老了之后养老院医疗设备还是城市好,所以最终见上帝的时候还是在城市。但有20年时间在农村小镇生活。这些人在城市积累了很多资金,在农村待了20年会对村庄投入很多钱进行改造。德国农村改造建设得那么美,跟这一波人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国老龄化社会来临,如果能够把乡村这个职能给考虑进去,农村可以成为城里老人退休后养老的地方,一定可以吸引一笔相当大的奖金,农村人员的结构也因此得以改变。

二、中国乡村不美丽的微观障碍

以上是制约我国乡村美丽的六大宏观障碍。从微观上看有四大原因:

1、我国村庄太多了,接近67万个村庄,规模太小,难以形成集聚效应。

从微观上看村庄自身也存在不少的问题。我国的村庄67万个行政村,数量还是太多,尤其是南方的自然村,规模太小,也太分散,不太容易进行统一的基础设施建设。如果能够形成一定的规模,不但能够聚集人气,也更容易进行统一的基础设施建设。江苏等地近年来一直进行的村庄合并,有一定的道理。通过把分散的小村庄进行合并,比较容易形成农村小镇,进行统一的规划与建设。

2、村庄建设缺乏组织性。

目前我国的农民按有些专家的意见,是呈现原子化的状态,也就是说村庄农民间呈现一家一户的状态,基本上象是一盘散沙,很难进行合作。这也可能是多年的联产承包所无法避免的后遗症。再加上大部分的村庄没有集体资产,村庄内的基础设施很难得到建设改善。村民的分散也难形成合力,这样难以有效地形成集体行动,导致村民们各自为政,村庄的统一规划建设无法进行。

3、我国村庄缺人,缺能人。

现在我国大部分的村庄基本上呈现空心村的状态,农村年轻有活力的都外出打工了,只留下386199部队。我国农民2亿多人在城市打工,在城里住老鼠窝,而在家里的房子却让老鼠住。村庄建设需要人才,更缺能人。如何解决目前这种困局,国务院已印发农民工回乡创业文件。如果我国城里的各种各样的精英每年几十万到乡村去,差别就会很大了。

4、村庄建设缺乏标准,什么样村庄都有,但是这些村庄基本上都是很随意的村庄,缺乏一种分工。

现在农村的房屋建设标准也太乱,导致村庄缺乏美感。近期对云南红河州的美丽乡村建设调研,发现他们根据本地的条件,提出的标准很有意思,那就是:白天看绿化,白天村庄一看绿莹莹的;晚上看亮化,如果到村庄去晚上黑洞洞的你就不愿意待,晚上看到灯火通明才好;刮风下雨看净化,我们知道为什么到农村去有时候一刮风下雨就露馅儿了,村庄生活的地方跟生产地方一定要分开,所以刮风下雨看净化,干干净净的。街头巷尾看美化,最后一个是举手投足看文化。一个乡村真正想吸引别人来得有内涵,很多村庄有几十年、几百年上千年的历史,要把历史发觉出来,这些都缺乏,就难以吸引别人来观光。

这四方面原因决定了我国真正美丽的村庄不能说1%不到,可能是万分之一都不到。

只有把美丽乡村建设的各种障碍消除了,我国的乡村才会逐步变得美好,美丽乡村建设一方面需要各种各样的宣传,更需要国家宏观政策的调整,也需要人才到农村去进行建设。未来20年应该是我国美丽乡村大发展时期。让我们携起手来,一起把中国目前破破烂烂的乡村改造成为最美丽的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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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 郑风田:如何减少草莓毒新闻对农民造成的危害? ]]>

郑风田:如何减少草莓毒新闻对农民造成的危害?

近日,央视一次并不专业的曝光,给整个草莓业带来巨大的杀伤力。央视在26日的一期节目中播出一组有关草莓的报道,栏目记者称在北京随机购买的8份草莓中均检测出含有百菌清和乙草胺两种农药。乙草胺是致癌物质,在国家的草莓残留物标准中并无登记,但与欧盟标准相比,他们称有的草莓超标6倍。

了解草莓种植现状的专家们都指出,乙草胺是除草剂类农药,而我国目前上市的草莓,基本上其种植是用薄膜覆盖,没有任何必要使用除草剂这类农药。而后北京市相关部门也对本地200多个样本进行了调查,其他地区如山东、河北、辽宁、浙江等草莓种植区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查,发布的结果都称均未检出乙草胺。但一个奇怪的现象是消费者并不买帐,消费者迅速变脸,导致多个草莓主产区销售下滑,价格陡降,种植户受损严重。形成事实上的“一人生病,全体吃药”。为何一个并不靠谱的报道会引起那么大的反应?如何才能减少误报给产业带来的损失?

食品安全报道容易产出恐慌效应。其实不独中国,从全球来看,食品安全事件的报道,都容易产生恐慌效应。所以对于这类报道,一定要科学专业,不能以偏盖全,以点带面,打击太多的无辜者。尤其是我国的消费者,近年来看到听到太多的谣言与丑闻,已成惊弓之鸟,“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态,使任何食品安全事件的曝光,一般都会在短期内让消费陡减,引起产业的剧烈波动。以我国的台湾为例,去年出现的劣质油事件,也引起全岛对所有食品安全的不信任感,对整个食品行业影响很大的负面影响。不如有一点值得欣慰的是,这个消费波动在我国比在其他国持续的时间要短很多。

比毒草莓更可怕的,是毒新闻。从食品安全特性来讲,其安全属性属于信任性特点,仅从外观看不出来。所以一旦出现安全方面的报道,消费者因为无法从外表来进行判断安全与否,他们的直接反应就是对所有的相关产品都不信任。因为食品安全有这类特性,未来对媒体报道要进行必要的科学培训,减少误报率。比如这次仅仅是记者在北京随机购买8份草莓样品检测,就因此而误杀整个草莓业。这八份样品是在哪里抽样的?产地在哪里?是什么品种?有无可信部门的监督抽检?如何没有科学的抽样,或者是泛泛而论,很容易打击到绝大多数从业者。提高媒体报道的精确度,减少误伤十分重要。未来的媒体报道,既要有可信的第三方监督,也要对所选产品的更准确的信息,不能再出现泛泛而论的哗众取宠,或者是不恰当地乱加“致癌”对消费者进行恐吓。

从产业协会来讲,未来应该增加透明度,积极主动地邀请消费者与媒体代表对整个产业链进行宣传,向消费者进行知识传播,减少消费者因为缺乏相关知识带来的盲信。欧洲在过去也曾多次受食品安全恐慌事件的伤害,他们以“透明农业”来增加消费者的信任度。比如生产车间向消费者与媒体开放,邀请有公信力的代表进行现场直播等等。这样的透明度其实也是一种消费者教育,大大地减少了消费者因为信息不对称与不透明带来的误判与伤害,提高了消费者对产品的信心。

增加第三方监管机构的介入。目前的政府辟谣虽然有一定的作用,但消费者对此类的辟谣信任度并不高。所以应该有必要选择在消费者心目中可信度比较高的机构介入,让他们向消费者披露相关检测信息。第三方的机构所带来的信任感会更高一些,让有公信力的机构提前积极参与,向消费者传达可信度高的信息变得十分重要。

增加相应的种植保险,减少农民损失。农民投资种草莓,本身应该认识到这个产业其实风险很大。因为草莓不易贮藏,成熟后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消费掉,否则无法保存。前些年更易出现的是大量的草莓集中上市,导致卖难倒掉事件。当然草莓如果风险降低后其收入远超传统作物,应该增加农民的风险意识,不能盲目扩大种植。

增加品牌与差异性。目前我国的产业品牌化还太低,缺乏品牌差异化,导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应该增加品牌价值,增加差异性。品牌会带来产品的忠诚度,减少消费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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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 郑风田:如何看待爷爷级农民工? ]]>

郑风田:如何看待爷爷级农民工?

爷爷级别的农民工,也称老龄农民工,年龄基本在50岁以上,有时也指老一代的农民工或第一代农民工,打工的时间持续可能25年以上,当然不少人应该是断断续续的。按国家统计局429日发布的《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4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17.1%,达到了4684万人。伴随着高龄农民工数量的不断增长,高龄农民工群体的生存环境、权益保障以及未来的养老等问题正日益受到社会关注。

50岁对于城里人来讲,可能还觉得自己不太老,但对农村人来讲,他们不少人可能已是爷爷级的人物了。我国农村早婚早育现象严重,20岁结婚并不奇怪,就算25岁“晚婚”,50的农民工应该有相当比例当上爷爷了。按照过去,做了别人的爷爷,应该到了颐养天年阶段,专享清福。但我国这个阶段的爷爷级农民工不少人还到城里继续从事艰辛的劳作。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前一阵子媒体对爷爷级农民工群体进行了一次比较密集的报道,基调基本上都把他们描绘成苦哈哈的,觉得他们生活十分凄惨,这么大年纪了还在从事这么辛苦的工作。所出的解决方案也基本上是让他们在城里留下来,给他们城市社保。

其实我认为上述的一些判断并不太靠谱,原因如下:

其一与其说凄惨不如说是幸运。为什么说爷爷级农民工并不凄惨呢?这个年龄能够在城里找到活干,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二十年前城里招工,别说50岁,就是35岁就没有要了。在劳动力严重过剩阶段,城里招工不但对年龄歧视,而且对性别也歧视。不少岗位专招年轻女生。还记得刚改革开放的电视讲城里的小保姆,基本上是清一色的小姑娘。现在我国的劳动力出现了短缺,用工单位也不再挑肥拣瘦了。比如家政服务业,估计再也难寻小姑娘当保姆了,目前这个家政阶段大多数的从事人员应该是奶奶级的。还比如理发店,十多年前服务员基本上都是小姑娘,现在不少理发店清一色男生。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讲现在招不到女生。同样的道理,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水平高,从小也没有吃过苦,城里一些苦累脏的行业他们不愿意干。这些行业只能退而次招年龄大的,愿意从事这些工作的人。苦、脏、累等建筑、废品等行业,老龄农民工要占相当比例。对于我国农村过剩的劳动力来讲,户均不到十亩地,现在又有机械化,一年也就两季,东北还只能种一季。慢长的时间如何打发是一个大问题。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大,爷爷级的农民还能到城里找到工作,某种程度上应该算一种幸运了,比在家闲着要强。

其二是爷爷级农民工最终归宿还是农村,难以在城里养老。早期深圳等地给农村工办养老时,第一代农民式多数在春节放假时是要把养老金给取出的,自家留着更放心。不少爷爷级农民工老伴还在老家看孩子,他们干不动时自然还是要回到那个老屋去作为养老归宿。新生代农民工对社保需求很大,与新生代农民工不一样的是,爷爷级农民工其实对城市的归宿感要差很多。爷爷级别的农民工能够在城里买得起房子的应该比例极低。既使给他们城里社保,老了之后他们大多数可能还是要回到乡村。

其三现在在城里打工工资吸引力大,比在家务农强出许多。另外现在城里的打工工资猛涨对爷爷级的农民工吸引力也蛮大的。老一代的农民工,早期的月工资基本上是二三百元,一直持续了数十年,挣得少。所挣不少的钱也基本上都给孩子娶媳妇了。目前我国各地用工成本直线上升,不少地区一天100150元,一个月好几千元,对于老一代的农民工来讲,这个数目还是有相当大的吸引力的。

其四应该鼓励城市用工单位善待老龄农民工。我国目前已提前进入未富先老的社会。媒体报道,不少老龄农民工害怕受歧视,很辛苦地掩盖老龄,比如将自己的白发染黑,靠吃肉补体力等等。其实很多国家,尤其是那些已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都在尽力挖掘老人的潜力。记得几年前到日本去,给我们开导游车的就是一位已七十五岁的老人。虽然反应迟一点,但还可以继续工作。据导游讲,现在日本不少退休老人都会在退休后继续工作,甚至要工作到八十多岁。这样做对自己对社会都是一个好事。对自己可以多有一份工作,多挣些钱,对社会也可以有贡献。比退休后在家无所事事其实要强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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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 郑风田:超级稻事件持续发酵的两个原因 ]]>

郑风田:超级稻事件持续发酵的两个原因

《南方周末》的一篇“安徽万亩隆平稻种减产绝收,当地下逐客令”文章,把超级稻“重产量不重质量”的弊端爆出,隆平超级稻(两优0293),多年来产量一直高歌猛进,更是在201410月实现亩产1026.7斤,创造了世界记录,引来舆论的极力美誉之。但安徽省安庆、合肥等等六市种植的“两优0293”发生大面积减产、绝收,受灾面积超过万亩,农民上访,安徽省农委种子管理总站向国家农业部上书,要求重新审定超级稻“两优0293”的种植区域,希望“不再包含我省”,向超级稻明星品种下“逐客令”。

一起普通的农作物病虫害事件持续发酵,看似简单,实则不简单,至少该事件折射出我国在稻米生产中还存在着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急待解决:

其一是我国小农面临的农作物保险缺失及赔付的复杂性。超级稻事件最初起源于农民所种水稻因为病虫害面临绝收压力,当农民所受损失被推到自然灾害原因时,农民就有可能因为这个无法抵抗的自然原因得不到任何赔付。于是乎,持续上访告状导致常规的病虫害事件逐步升级扩大。其实农民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虽然他们每家所种粮田不多,按每亩纯收益几百元计算,每家损失也不会超过万元。这个数目对于城市居民来讲可能没什么,但对于小农来讲就很有可能是致命一击。事件发生地的安徽,农民的收入远不如邻省的浙江江苏,在我国属于比较贫困的一类。其实这个困境并不是中国独有,发展中国家的小农抵预风险的能力低一直是研究者与政策制定者们最关注的问题。对于突然出现困境的小农,如何及时地弥补他们的风险显得异常重要。而遗憾的是,农作物由于受自然条件影响较大,一般的商业保险公司不愿意提供相应的服务,小农购买商业保险的动力也不足。如果政策补助的保险没有或者没跟上,小农们就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如果此时相关公司能够及时给予适当的补偿,也不致于让事件一直持续的发酵下去。万亩农田,就算一亩赔付千元,数量也并不是难以承受,比起这次事件持续发酵所带来的品牌伤害,补偿的成本应该是可以忽视不计的。隆平高科此次危机事件的处理需要进行反思。

其二是超级稻的高产目标与目前国人对稻米的实际需求目标渐行渐远,过去片面追求产量的战略已进入死胡同。今年春节日本的大米与电饭煲在国内被爆炒,其实反映出国人对质量的巨大需求一直得不到满足的现状,中国的消费者只能寄望于日本来填补。长期以来,我国由于有13亿人口的巨大高压,导致我国的农业生产战略基本上都是以数量最大化作为主要目标,每年的多少连增,也基本上是统计数量。与此相对应的战略就是研究产量最大化的超级稻,产量越高就越好。这种发展战略,在温饱阶段确有必要。但我国目前正处于从温饱到小康阶段转变。至少从改革开放到现在,我国还没有发生过因为吃不饱饿死人的问题,也就是讲我国的温饱问题早已解决,目前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如何解决百姓吃好问题。而超级稻的超高产量其实是满足不了消费者吃好的需求。因为从育种学来讲,如果追求产量最大化,其品质、抗性就难免要牺牲掉一些。太高的产量往往是用化肥给催起来了,其口感、品质差了不少。杂交稻的口感就比普通水稻差许多。

去年到日本参观养鸡场时,发现他们养鸡场所用饲料居然是稻谷,于是就好奇地问日本的农民为什么,他告诉我们说日本这些年稻米过剩,每亩产量600斤以下的稻谷才让人吃,超过600斤的就作饲料喂猪鸡了。这种做法虽然看似奢侈了些,但却不无道理。这也是日本大米虽然价格奇高,国人还是去追逐的主要原因。我国目前已有相当一批消费者对高品质的大米有需求,但目前的市场却无法提供或者远满足不了消费者对稻米品质的需求。

很遗憾的是,中国稻米优质化的道路还很慢长,短期内难以扭转。不仅仅目前稻米育种追求数量最大化,从整个产业链来链来看,目前各利益主体追求数量最大化的现状都难以改变。 以优质五常大米为例,按黑龙江五常大米协会会长的估计,目前市场上真正的优质五常大米不足1%,也就是说市场上99%标示的五常大米实际上却是假货。消费者虽然付出了高价,但却买不到真货,劣币驱逐良币,长此以往,优质稻米就被逐出市场。而从生产者角度来看,我国稻农平均户均10亩地,数量极有限,不可能直接把稻米卖到城里。稻农生产的稻米出路有两条,要么卖给国有粮库,要么卖给粮贩子,而这两个收购者也基本上只按数量来收购,不会因为品质多给钱,优质优价在收购环节反映不出来。这种现状也刺激农民在生产过程中追求产量最大化,当然也喜欢购买高产量的超级稻来种植。消费者与生产者的利益其实都没有得到满足。

此次超级稻事件反映出的这两个问题,短期内虽然难以解决好,但至少应该成为未来的政策发展目标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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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 郑风田:绿色化成功的关键 ]]>

郑风田:绿色化成功的关键

中共中央政治局近日审议通过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首次明确提出“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青山常在、清水长流、空气常新的绿色愿景,将在法治化、制度化的轨道上渐次展开。

绿色化就是在发展过程中要追求可持续的发展路径,不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绿色化能否成功的关键在于企业,而企业如何改革才能完成绿色化的要求?创新补偿是关键。

其实上世纪八十年代,绿色化在西方也曾引起较大的争议。当时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带来了诸多污染问题,该不该出台更严格的法律法规进行管制,绿色化的规制会不会导致企业竞争力下降一直是学界与政策部门争论的焦点。以哈佛大学教授、著名企业战略学家波特为一方的专家认为双赢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污染是资源低效利用的代价,更严格的法律法规会刺激企业追求创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从而降低污染。波特教授通过对美国和欧洲数家企业的跟踪调查,提出绿色环境保护和经济竞争力并不是人们想象的不可解决的二难困境,适当的绿色环境政策不但不会破坏企业的竞争力,与此相反的是,它可以剌激企业创新,从而剌激企业寻求节约资源提高管理效率的动力,企业经理可以使用对环境伤害较少或资源耗费较少的原材料,最终可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而另外一方是以全球著名企业战略咨询公司麦肯锡(McKinsey)的资深咨询员NoahWalley and Bradley Whitehead为代表,认为双赢是一湘情愿,未来的环境问题变得愈来愈复杂,而企业治理环境污染的成本却直线上升,有时大到企业难以承受的地步,例如,从19721992年,美国治理环境污染的成本是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的三倍,在天燃气和石油部门,情况更为严重

但是后来的结果表明,那些实现更严格绿色化的国家公司不但没有降低部分力,反倒是抓着了先机,成为绿色技术与产品的提供者。而那些父爱主义严重,听任污染的国家,其公司不少在以后的竞争中被淘汰。美国的汽车工业就是一个反例,当日本和德国的汽车制造商在更严格的燃油标准下不断创新去推出更省油污染更少的汽车时,美国的汽车公司却一直在游说政府反对严格的标准,最后的结果是日系车与德国车在竞争中脱颖而出,而美系汽车的静态思维导致整体落后、大面积亏损以及数万工作岗位丢失。

企业实现双赢的关键在于通过创新补偿来避免遵从成本带来的负担。在宽泛的意义上,创新补偿可以分为两类:产品补偿和程序补偿。所谓的产品补偿就是绿色环境规制不仅减少了污染,还创造出了更好性能或更高质量的产品、更加安全的产品、更低的产品成本(由于原料替代或更少的包装物)、具有更高回收价和净残值的(由于更加容易回收或拆卸)产品或者对于用户来说的更低的产品处置成本。而程序补偿是绿色环境规制不仅减少了污染,还引起了更高的资源利用效率、比如更高的程序产出,更加小心的监控和维护引起的更少的停工时间、原料的节约(由于替代、重新利用或回收生产投入物)、更好地利用副产品、在生产过程中更低的能源消耗、减少的原料的库存和采购成本、变废为宝、降低的废物处理成本或者更加安全的工作条件。创新补偿的案例非常多,例如卡瑞尔投资了50万美元来清除制造空调的流程中清洗铜制和铝制零件的有毒的溶剂。一年后,该公司的制造成本降低了120万美元。又如杜邦公司在NorthCarolina South Carolina州的3个化工厂实施了一个总值5亿美元的资产改善计划,该计划使有毒废气排放量减少了60%,而产量同时增加了20%Electrolux开发了一组环保产品,其中包括了一种太阳能驱动的割草机,链锯是由植物油润滑的,用的是节水的清洗配件,这样以来它在1997年的利润率比传统型的产品多3.8个百分点。

创新补偿是实现环境质量和企业竞争力的双赢的关键,政府的相关政策法规也应该朝着激励企业创新补偿的方向来进行,持之以恒,绿色化就能够带来更美好的企业生产环境,也在更高的台阶上提高我国企业的生产率从而整体提升生活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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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 郑风田:如何让黑土地从失血到止血? ]]>

从黑土地失血看如何提升保护我国土壤肥力?

近年来我国粮食产量增长很快,但许多粮食增产方式却是不可持续的,大多数的增产是建立在化肥和农药的过量使用上的,导致宝贵的耕地一直在失血、贫血, 土壤有机质快速下降。粗放的种植还养成农民种地不养地、广种薄收的不良耕作习惯。以东北的黑土地为例,在黑土地开垦初期,黑土地的土壤有机质含量平均为11.8%,而目前却仅为2.5%3.5%黑土层厚度也由开垦初期的80100厘米,下降到目前的2030厘米,黑土层目前正在以每年剥蚀0.31.0厘米的速度流失,导致黑土地的土壤流失风蚀严重,仅黑龙江黑土每年流失量就达23亿立方米。如果按照目前的侵蚀速度推算,我国东北黑土地4050年后就将大部分流失殆尽。

不仅仅是东北的黑土地,我国目前大地部分的土壤不少都是在这么一种恶性循环方式下耕种。如果不进行根本性的改变,长远来看将直接危害国家的粮食安全。我国农业再也不能走‘先剥夺后补偿、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了,要从现实出发,加强土地的保护。

第一是进行顶层设计,从法律法规上给予保护。

国家要从顶层设计着手,从法律和政策上对耕地予以支持。过去我国的现代农业,主要指农机化、水利化与科技化,未来应该把生态可持续性提到同等地位,要建立高标准的生态农田,重视土壤保护、水土流失、退耕还林还草等根本问题。

目前我国在“种地要养地”上相关的法律法规还存在大量空白,需要对掠夺性使用土地的做法进行制约,将养地的重要政策措施法制化、制度化,同时要进行日常的检查评估。

还需要从顶层角度改变我国耕地统计只重数量不重质量的做法。我国有18亿亩耕地“红线”,但这仅是耕地数量的保护,没有对质量的保护,对耕地质量的退化恶化保护关心程度不够。未来要从顶层确立耕地数量减少是硬伤,而质量退化则是内伤的观念,提出18亿亩红线的双重保护。

第二,进行科学规划,建立生态补偿长效机制

目前我国针对黑土地等土壤保护的缺乏科学规划和长效机制、法制建设滞后,责任机制有待完善 要对黑土地等相关土壤保护进行科学的总体规划。

建立黑土地生态保护利益补偿机制,建立土壤修改基金。国家应构建黑土地等不同类型的土壤生态保护的利益补偿机制,加大对耕地的保护性投入。国家应该积极推动相关的立法,保护我国的土壤肥力,构建土壤保护生态补偿机制,设立耕地补偿资金和土壤保护基金,加大对耕地的保护性投入,以鼓励用地养地的机制对从事水土流失防治和土壤质量保护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扶持激励。

第三,对现行政策要进行及时的调整

要调整现行不合理的破坏资源做法,鼓励用地养地的机制,主要包括:

1.补贴政策要从单条腿的"粮补""地补".

目前的补贴政策主要是增产,要改变这种做法,要强化政策引导,国家对于有利于养地肥田、提高地力的农业措施要进行补贴,让“粮补”和“地补”并行。

2.对破坏的土壤进行修复

对于已经受损的耕地,要设立并实施“土壤修复计划”。加快开发市场化补偿机制探索,试点建立耕地资源的“项目补偿”制度,实验性开展耕地质量恢复的市场化机制建设 吸引社会资金和技术参与耕地质量修复和土壤生态保护建设。

3.出台激励提升土壤有机质的补贴政策。

目前有机肥补贴的土壤有机质提升工程政策补贴“量小力薄”,补贴标准过低,项目耕地每亩补贴10元,农户施用农家肥按23立方米计,仅运输成本就要80120元,难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要增加补贴。

4.建立激励政策,强制秸杆还田。

要强制秸杆还田,加工补贴, 每亩补贴作业成本40元, 每亩施用秸秆有机肥500公斤补贴200元,调动农户使用有机肥的积极性。

5.补贴建立有机肥料工厂。建有机肥料厂,充分利用目前的工厂化养殖废料

6.每年评选可持续性农业示范户、示范村、示范乡、示范县标兵,挖掘相关经验

7.对粮食产量建立多样化的考核指标,除了过去的总产、单产外,还应该统计总的化肥施用量、有机肥施用量。

8.对农资补贴进行调整,改变片面靠多施化肥增产的方法。

据报道,吉林省农安县创业村农民姜成辉说,现在种6亩苞米,底肥就得600斤,追肥还得500多斤,粮食全靠化肥“催”。现在的化肥使用量比二三十年前增加了近一倍,黑土层越来越薄,营养越来越少,就像得了“贫血症”。农业投入逐年增加,农药、化肥使用量增长较快,使得对土壤的污染逐年加重,各种生态环境问题日益显现。 国家应细化相关措施,给予或加大补贴力度,才能更好地保护耕地。

9.配方施肥要成为强制选择。

目前配方施肥机制需要改革,需要强制性地进行配方施肥,做到科学施肥,改变目前盲目施用,导致的污染与浪费。

10.加大对有机肥料的研发与技术贮备,加大推广。

目前我国有机肥料的研发还很落后,应该加大研发,鼓励企业在有机肥料研发上投入,进行技术贮备。并对成形的技术进行示范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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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 郑风田:向农业面源污染宣战 ]]>

郑风田:农业面源污染战打响了

“农业面源污染量大类多、分布广,总体状况不容乐观。”农业部副部长张桃林说。我国农业的面源污染已超过工业的点源污染,成为目前我国最大的污染源。近日农业部已出台专门相关文件,正式向农业面源污染宣战。农业部的文件叫《关于打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该文件就防治农业面源污染提出了“一控两减三基本”目标:“一控”即严格控制农业用水总量,大力发展节水农业;“两减”即减少化肥和农药使用量,实施化肥、农药零增长行动;“三基本”指畜禽粪便、农作物秸秆、农膜基本资源化利用。

与工业等点源污染不同,农业的污染大多呈现面源,也就是分布十分广阔。农业面源污染主要的种类包括由于工业及矿业等带来的重金属污染,过量施用化肥农药等带来的土壤与地下水污染,工厂化养殖等带来的畜禽粪便污染,塑料薄膜等残留带来的白色污染。

重金属污染前些年在广东被查处的镉污染事件广受关注,镉因其易于集聚在大米,镉大米成为最知名的重金属污染品。我们的研究团队曾对我国的镉大米污染进行了梳理,发现其分布还是蛮广泛的,不仅仅是开矿带来的,有时还会因为磷肥等不过关施入带来。重金属污染主要分布在工业发达地区以及城市周边的郊区,过去甚至曾发生过用污染的水浇灌菜地,这些菜的质量可想而知。按道理讲,受重金属污染的土地不应该再继续耕种,但由于数量庞大,按环保部的污染普查有近五千万亩,如果都休耕,影响太大。如果进行土壤修复,还需要重金投入。记得曾参观过一个意大利的庞旧钢铁厂,也曾经污染严重,后来在欧洲土壤污染修复基金的帮助下,该废旧钢厂被改造成一个鸟语花香的绿色办公之地。重金属污染土地修复,一方面需要土壤修复技术,另外一方面需要修复资金。可以采取过去退耕还林的做法,让这些污染的土壤退耕,然后进行修复。

化肥农药的过量施用这几年广受关注。我国目前的化肥施用量是美国与印度之和,粮食增产的速度远赶不上化肥增长的速度,多用的化肥既是一种浪费,也带来土壤的污染板结,以及地下水的污染和不安全的食品。目前农业部已提出化肥农药零增长的目标,如何去落实这种目标比较难。现在农民已习惯于种懒田,因为种粮不赚钱,而化肥农药又相对便宜,施用还有国家补贴,也间接地刺激农民多用。如果要真正地减少化肥补贴,应该采取以下措施:其一是强制实行配方施肥技术,让农民根据土壤的需求施用;其二是强制实施秸杆还田,目前的秸杆都烧掉太可惜;其三是仿学欧盟,规定化肥农药不能再直接施入土壤,要通过包衣技术把化肥农药包在种子的周围后再施入,这样就可以大大减少化肥农药的施用量;其四是取消农资直补,改对有机肥等提升土壤肥力的技术进行补贴;其五是提倡人畜粪便还田并给予补贴;其六是大力宣传施用化肥农药的危害性,目前对其危害性认识不足,许多地方还把化肥农药当成宝,没有认识到其带来的广泛负作用。

工厂化养殖带来的牲畜粪便污染目前已愈来愈严重,去年广受关注的现代牧业公司在湖北英山的万头牧场,就因为粪便污染没有处理好,受到周边村民的围攻。美国近年来养殖业的一个突出变化就是远离人口稠密区。我国要想做到这一点比较难,故应该加大相应的污染处理技术。现在我国有机农业发展迅速,最缺的就是有机肥,这些工厂化养殖的粪便如果处理好,完全可以成为很有价值的有机肥,从而变废为宝。目前最当务之急的是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工厂化养殖粪便处理技术与设施,其二是相关的激励政策,其三是处罚成本。只有这些措施相配合,才能变废为宝,解决工厂化养殖粪便污染带来的问题。

白色的塑料薄膜污染目前扩张很快,因为大棚面积扩展的很快。这些薄膜也很难分解,又收集困难。目前应该采取强制性的措施。其实日本人对于垃圾的分类处理方法值得学习。如何在农村让农民也养成这些习惯,需要相应的激励政策。

农业污染的帐迟早是要还的,这个还的时间不会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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