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ATA[博客-财经网-名家博客-何亚福 最近更新20篇文章]]> <![CDATA[博客-财经网]]> <![CDATA[“超生”出来的亿万富翁]]>


何亚福

 

1218日,太平洋建设董事局主席严昊在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上的演讲中表示,“我父亲常讲什么叫成功?成功就是先天的品种再加后天的平台。我一直总结我自己,人生只有三个字:生得好。未来做得再好,我觉得是属于父辈的传承。”

 

严昊说自己“生得好”,这是大实话,因为他的父亲严介和是太平洋建设集团的创始人,在2017年胡润富豪榜单中,严介和与严昊家族的财富为1150亿元,在中国排名第八。

 

不过,虽然严昊家族现在富可敌国,但如果时光倒退到1986年,估计那时没有什么人会说严昊是“生得好”。因为在那一年严昊出生时,严介和仍然是一位穷教师。1960年,严介和出生在江苏省淮安市的一个大家庭里,他是家里的第9个孩子,出生时严介和母亲已经44岁。严介和长到6岁时,因为文革举家搬到了农村。那是个贫穷的年代,吃饱饭都是个难题。2005年作为黑马富豪参与某电视台节目录制时,严介和回忆起儿时的贫困说:童年时家里穷得买块布都很困难,他穿的鞋是用乡下的稻草、废麻袋编织的。如果沾水鞋子会受潮烂掉,因此逢着下雨他就赤脚。

 

成年后的严介和抓住了1977年恢复高考的机遇,考入本地师范学院,毕业后成为中学的语文老师,出生于“书香门第”的他,算是继承了家业。

 

1986年,严介和的第二个孩子严昊出生,因为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严介和不但丢掉了教师的铁饭碗,还要缴纳巨额的“超生罚款”,因此,他被迫下海经商。以至多年后,严介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仍不时感慨万千:“这不是下海,而是跳海,一种被逼无奈的跳海!”

 

前几年,外界给严介和贴了一个标签——“全球华人第一狂人”。我认为,严介和之所以“狂”,也与他当年敢于“超生”有关,毕竟在那个年代,循规蹈矩的人是不敢冒着丢掉铁饭碗和承受巨额罚款的风险而“超生”的。

 

本文的标题《“超生”出来的亿万富翁》其实是一语双关的:一方面,虽然严昊现在是亿万富翁,但按照当时的计生政策,严昊本人是“超生的孩子”;另一方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超生”造就了严介和这位亿万富翁。

 

我们可以设想,假如严介和不“超生”,那么他很可能一直以教师为职业,直到退休。严介和因“超生”而丢了工作,后来成了亿万富翁,可谓因祸得福。那么,严介和应该感谢计生政策使他丢掉工作并承受巨额罚款吗?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虽然苦难不会压倒我,虽然经历苦难之后,我会变得更坚强,但我并不希望出现更多的苦难。因为,假如没有这么多的苦难,这个世界会变得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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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今年全国出生人口很可能低于去年]]>

本文刊于20171114日《新京报》,略有删节

何亚福

 

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近日透露,2017年前8个月,全国住院分娩婴儿活产数为1162万,同比增长2.4%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全国住院分娩婴儿活产数,与全国出生人口不完全一样,因为还有极少数婴儿不是住院分娩的。但根据国家卫计委公布的数据,近几年我国的住院分娩率均达到99%以上,因此如果数据准确的话,全国住院分娩婴儿活产数基本上就等于全国出生人口,误差不超过1%,所以本文把“全国住院分娩婴儿活产数”与“全国出生人口”作为同义词使用。

 

根据王培安给出的数据可知,今年前8个月我国平均每个月出生145.25万人,如果今年后4个月也是平均每月出生145.25万人,那么今年后4个月出生人口共有581万人,全年出生人口为1743万人。

 

但实际上,按照已公布数据的趋势来看,今年下半年的出生人口很可能少于上半年。比如,今年前5个月,全国住院分娩活产数为740.7万人,也就是平均每月出生148.14万人,稍微多于今年前8个月的平均每月出生人口。而且,今年前5个月的活产数比去年同期增加7.8%,而今年前8个月的活产数只比去年同比增长2.4%。因此,今年全国出生人口很可能低于1743万人。

 

至于去年我国的出生人口,有两个数据,一个是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去年我国出生人口为1786万人;二是根据国家卫计委的统计数据,去年全国住院分娩活产数为1846万人。可见,无论是与去年的哪个数据相比,今年我国出生人口低于去年都是大概率事件。

 

为何今年下半年的出生人口很可能少于上半年呢?原因是,去年是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实施的第一年,许多非独夫妇以前被压抑的二孩生育意愿都集中在政策放开的初期释放出来,因此,去年上半年怀上二孩的妇女大幅增多,这些孕妇都在去年下半年和今年上半年生二孩。

 

国家卫计委统计数据显示,去年我国二孩及以上出生人口占比超过45%;而今年前8个月,全国出生人口中,二孩占比达到52%。为何今年二孩占比提高了,但出生人口反而可能不及去年呢?原因是,一孩出生人口下降了。根据国家卫计委的数据,2013~2015年我国一孩出生数量分别为1056万人、972万人、886万人,逐年减少。一孩出生人口减少,主要原因是我国育龄妇女总量减少。

 

育龄妇女减少也可以从结婚登记人数不断减少得到佐证。根据民政部数据,近几年我国结婚登记人数如下:2014年,全国办理结婚登记1306.7万对,比上年减少了2.98%2015年,全国办理结婚登记1224.7万对,比上年下降6.3%2016年,全国办理结婚登记1132.88万对,环比下降了7.5%

 

不但今年出生人口很可以低于去年,而且明年出生人口也极可能低于今年,主要有如下两个原因:一是全面两孩政策带来的生育堆积主要集中在头一两年释放出来,此后便很快衰减。二是育龄妇女大幅减少。“十三五”期间,我国育龄妇女总量每年减少约500万人,五年就减少2500万人。

 

《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提出的一个目标是,2020年全国总人口达到14.2亿人左右。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6年末我国总人口为13.8271亿人,如果2020年全国总人口要达到14.2亿人,这意味着从2016年末到2020年末这四年间,我国人口净增长要达到3729万人,平均每年净增长至少要达到932万人。净增人口等于出生人口减去死亡人口,由于这四年平均每年死亡人口约有1000万人,这意味着这四年平均每年需要出生至少1900万人。但从上述分析来看,这一目标几乎是不可能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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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是保姆虐童, 不是家长虐童!]]>

何亚福

 

最近,上海携程亲子园事件在网络上刷屏,许多人借此事件而指责携程。如果携程亲子园是携程公司自己管理、自己招聘保育员,那么携程应该对此事负有主要责任。但事实并非如此。

 

据各大媒体报道,亲子园为携程委托《现代家庭》杂志社下属“为了孩子”学苑管理。《现代家庭》杂志社是上海市妇联直属单位,该杂志社由上海市妇联100%持股。携程亲子园系上海市政府实事项目。531日,上海市妇联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宣布,2017年上海市政府实事项目公共托育服务第一批试点已揭晓,长宁区携程亲子园已完成实事项目验收。

 

那么,携程为何不自己管理亲子园呢?事实上,携程此前曾试图开办内部托育中心,为员工解决后顾之忧,然而,亲子园仅开了一周,就被相关管理部门紧急叫停,理由是缺少“行政许可”。

 

企业自办亲子园其实是好事,有利于解决员工带孩子的后顾之忧。但既然相关法规不允许,那就只能委托给第三方。选择属于妇联监管的第三方,本来也并没有错,因为妇联是有政府背景的。在许多人眼中,有政府背景的机构当然比民间机构更容易得到人们的信任。只是大家事先都没有想到,这个妇联监管的第三方是如此之烂。

 

在整个过程中,携程做错了什么吗?主要的错误,就是在监管方面存在失职。亲子园开园后,就已安装视频监控给亲子园,但项目负责人并未按要求抽查视频情况,也未及时上报虐童事件。为此,担任亲子园监管方代表的携程HR高级总监邵某也已引咎辞职。

 

综上所述,亲子园事件的根源,是如下两个因素:

 

一是相关行政法规不允许携程自办亲子园。如果携程亲子园是携程公司自己管理、自己招聘保育员,我相信不会发生虐童事件。这是因为,如果保育员和小孩家长都是携程员工,谁好意思虐待同一个公司员工的小孩?

 

二是《现代家庭》杂志社下属“为了孩子”学苑以低薪招聘禽兽员工(包括保育员和保洁员)。

 

在亲子园事件中,携程是受害者,不但贴钱给亲子园,而且自己员工的小孩还被妇联下属机构的员工虐待。

 

我在网上看到许多人把携程亲子园虐童事件简称为“携程虐童事件”,这种简称是严重误导。打个比方,有一位家长请了个保姆照顾孩子,保姆虐待孩子,最后人们说是“家长虐童”,这是何等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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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文在寅为何担忧韩国面临人口悬崖?]]>

刊于2017年9月5日《新京报》,略有删节

何亚福

 

韩国总统文在寅8月31日召集三个部门开会,强调必须动员一切政策手段解决低生育率问题,否则国家恐面临人口悬崖。文在寅说,今年上半年,韩国新生儿数量仅为18.8万人,创2008年来新低。预计今年韩国生育率将比去年的1.17进一步减少,达到历史新低,为1.03。

 

如果今年韩国生育率真的只有1.03,这意味着仅达到更替水平的一半,也难怪文在寅担忧韩国面临人口悬崖。那么,韩国为何会陷入极低生育率呢?这要从当年韩国的鼓励少生政策说起。

 

韩国是一个地狭人稠的国家,人口密度相当于中国的三倍以上,并且自然资源贫乏。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韩国的生育率高达6.0。在这种人口压力下,韩国从1962年开始全面推行鼓励少生的政策。最初,政府提出的节育口号是“不节制生育的后果是成为乞丐”;1966年,开展“3.3,35运动”,即是“只生三胎”,三年三胎最晚生育到35岁;1973年,变成了“不分男女,优育标准两个”的鼓励两胎标语;到了1980年代,由于在人口高峰期出生的一代韩国人达到生育年龄,韩国政府出台了鼓励只生一胎的政策,口号是 “两胎也多”、“我们就生一胎吧!”、 “一胎就可以满足”。但是鼓励一胎政策又导致了“好男胎”风气,还出现了人工性别选择的堕胎,韩国出生性别比持续攀升,从1980年的107.2上升到1990年的最高点116.5。在这种情况下,韩国政府只好又提出了“父母一代盼望儿子,我们一代没有伴侣”,“以爱孕育,不分男胎女胎”的口号。

 

随着鼓励少生政策的实施,再加上韩国在60年代至80年代出现了经济起飞,韩国的生育率急剧下降,到1995年,总和生育率降到1.63。

 

在这种情况下,韩国政府于90年代中叶批准了人口政策的转变,取消鼓励少生的政策,防止生育水平进一步下降。然而,政策调整后,韩国的生育率并没有回升,2004年生育率进一步下降到1.2。极低的生育率引起了韩国朝野的极大忧虑,不得不于2005年通过并实施了“低生育率与人口老龄化基本法”,成立由总统亲自担任主席的“低生育率与人口老龄委员会”,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

 

鼓励生育的措施包括:孩子出生后,女性可以有一年时间在家养育子女,每月领取40到50万韩元(约400到500美元)的底薪,并保留职位。多育家庭在住房、购车、电费方面都有补助或优惠。韩国不少地方政府也奖励多生,比如首尔中区在2007年实施累进制奖励,生育的孩子越多,按每个孩子获得的奖励越高,生育10个孩子可以获得高达9120万韩元的奖励,大约相当于9万美元。

 

大韩家庭保健福利协会还向国民征集了许多鼓励生育的标语,获奖的标语有:“爸爸,我一个人很孤单,我想要弟弟妹妹”、“两个子女比一个子女幸福,三个子女比两个子女幸福”、“多支蜡烛当然比一支蜡烛的光更明亮”、“留给子女的最大遗产是兄弟姐妹”等。

 

然而,鼓励生育的政策未能有效提升生育率,2005年甚至创下1.08的最低纪录。近十年来韩国生育率基本上徘徊在1.1至1.3之间。

 

由于生育率极低,韩国人口老龄化的势头比日本还凶猛。根据韩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至去年11月1日,全国共有5127万人,其中65岁以上老人678万人,占总人口的13.6%,首次超过了0-14岁的少年儿童人数,后者共有677万人。

 

文在寅警告,如果不加大力度鼓励女性生育,采取育儿、住房和就业改革等举措,对国家的伤害将“毫无办法挽回。”然而,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降低生育率容易,要提升生育率却很困难,韩国至今仍未找到能有效提升生育率的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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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古今中外如何促进人口增长-----鼓励生育与强制生育]]>

本文首发于201771日澎湃新闻网

何亚福

 

根据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同名小说改编的十集网剧《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讲述到,基列国面临严重危机的人口危机,生育率雪崩式坍塌。为了提高生育率,基列国实行强制生育政策,强制女性成为生育机器。

 

古今中外,为了促进人口增长,所采取的措施既有鼓励生育,也有强制生育。这两者的区别是:鼓励生育是奖励多生孩子的家庭或个人,但不惩罚少生和不生孩子的家庭或个人;强制生育则是惩罚少生和不生孩子的家庭或个人。

 

中国古代的鼓励生育与强制生育

 

在中国古代,主流的人口政策是鼓励生育,促进人口增长,有些诸侯国或朝代还出台了一些强制措施来促使自己的子民多生、快生。

 

春秋时期的越国国王勾践卧薪尝胆,发愤图强,制定了一个国策,叫做“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其中“十年生聚”是指用十年时间繁殖人口,聚积物力。勾践所推行的措施,既有鼓励生育,也有强制生育,具体如下:

 

鼓励生育措施:据《国语·越语》所记,越国当时对孕妇实行“公费医疗保险”,女人生产时只要通知政府,政府就会派大夫去帮助孕妇生产。如果生的是男孩,奖品是两壶好酒和一条狗;如果生的是女孩,奖品是两壶好酒和一头小猪;如果是双胞胎,政府安排免费保姆;如果是三胞胎,政府安排免费奶妈。

 

强制生育措施主要是强制早婚,规定如下:“令壮者无取老妇,令老者无娶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三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强制早婚早育,女子十七岁,男子三十岁,如果还不结婚,其父母就要被治罪。二是规定青壮男子不能娶年龄大的女人,老男人则不准娶年轻女子。

 

西汉初年刘盈(汉惠帝)当皇帝时期(公元前195~公元前188年),也推行了强制早婚的措施。据《汉书·惠帝纪》记载,在公元前189年,刘盈下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算”是当时计征人头税的一种计量单位,是开国皇帝刘邦在建国后第四年定下的税收办法,15岁以上、56岁以下的国民,都要缴纳人头税,每人税款金额是120钱,称为“一算”。五算就是720钱,也就是说,如果适龄不结婚,就要缴五倍人头税的罚款。

 

现代国家的鼓励生育与强制生育

 

在当今世界,有很多国家都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具体措施包括观念倡导、名誉奖励、经济奖励、生育保障等几个方面。举例来说,法国从1920年起给生育4个及以上孩子的家庭颁发共和国家庭勋章,其中45个孩子的家庭是铜质勋章,67个孩子的家庭是银质勋章,8个及以上孩子的家庭是金质勋章。德国发放育儿津贴,近年来,德国女性生育第一个孩子和第二个孩子,每个孩子可获得每月184欧元的育儿补助,直至年满18周岁;生育第三个孩子可获补助190欧元;自第四个孩子起,育儿补助提高到每人每月215欧元。日本从1972年起实行儿童津贴制度;2010年的规定是,孩子15岁前每月可领取1.3万日元;2012年改为3岁以下的儿童每月领取1.5万日元,315岁的儿童每月领取1万日元。

 

虽然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奖励生育,但对于不生孩子的家庭,并没有什么惩罚措施,因此不属于强制生育。

 

在上个世纪,最典型的强制生育政策是由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制定的。1966年,齐奥塞斯库为了使罗马尼亚人口从当时的2300万增加到2000年的3000万,他发布法令,把怀孕列入国家政策。他宣称,胎儿是社会的财富,不生育孩子的人就是背叛国家的人。他规定,禁止离婚、禁止避孕。罗马尼亚人要靠走私才能获得避孕套和避孕药。一般情况下禁止堕胎,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允许堕胎,例如40岁以上的、已生4个孩子的妇女才允许堕胎。

 

为保证政令畅通,依据齐奥塞斯库的指令,执法者纷纷进驻机关、工厂、农村、学校、以及各个单位,对妇女进行严格的监控,督促她们每月必须做妇科检查,以确保没有使用避孕工具;对那些避孕的妇女和默许堕胎的医生一经查出,严厉打击、处罚监禁。罗马尼亚的老百姓把这些执法者鄙夷地称作“月经警察”。

 

许多罗马尼亚妇女不愿成为生育机器,铤而走险偷越国境想到邻国寻求庇护,却往往被当作“叛国者”遭到边防军的射杀;罗马尼亚国内地下流产与堕胎服务应运而生,却因卫生条件和医疗技术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导致怀孕妇女死亡率不断上升;更严重的是,由于当时罗马尼亚国内妇产医院、妇产专家、产科医师、儿科医师以及妇幼保健工作者的数量远远无法应对大量出生的婴儿,致使许多新生婴儿因得不到及时护理而死亡......

 

世间有一些事本来是好事,但如果政府采取惩罚措施来强制推行,就变成坏事了。齐奥塞斯库希望提高罗马尼亚人口的生育率,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如果罗马尼亚政府采取经济手段而不是行政手段,对多生孩子的夫妇进行适当的经济奖励,但不惩罚少生孩子和不生孩子的夫妇,那么无疑会得到罗马尼亚人民的支持,效果也会好得多。

 

单身税是否属于强制生育?

 

“单身税”,又称为“无子女税”,是指对没有生育子女的成年人征收的一种税。世界上个别国家和地区曾经征收过这种税。

 

美国的密苏里州Missouri早在1821年就规定,对于居住在该州的成年未婚男子,每年征收1美元的单身税。

 

意大利在1927年也开始征收单身税,但到了1943年,意大利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跨台后,单身税被废除。

 

前苏联从1941年开始征收“无子女税”,该税法规定,2050岁的无子女男性和2045岁的无子女女性,每月应向税务部门交纳个人收入的6%;苏联解体后,“无子女税”被废除。2006年,针对俄罗斯人口不断下降的严峻局面,俄罗斯卫生部长祖拉博夫和国家杜马健康保护委员会副主席格拉西缅科提议恢复“无子女税”,但至今为止,俄罗斯仍然没有恢复这一税种。

 

201411月,韩国媒体报道称,韩国要在未来几年针对未婚一族征收“单身税”。此消息一出,立即引发韩国网友热议。“单身税”一度登上韩国各大门户网站搜索词榜首。随后,韩国保健福祉部负责人对此进行了否认,称该消息为杜撰。

 

那么,征收单身税是否属于强制生育?笔者认为,如果单身税的税率很低(例如密苏里州的单身税只具有象征性意义),对单身者没有造成经济压力,那么还算不上是强制生育;但如果单身税的税率很高,给单身者带来沉重的经济压力,那么就属于强制生育。

 

生育问题只能由家庭自主决定

 

笔者认为,在生育问题上,只能采用鼓励、倡导的方法,而不能采取强制的惩罚措施。归根结蒂,生育问题只能由家庭自主决定。近几十年来,一系列有关人口与生育的国际文件都规定了自主生育的原则。举例如下:

 

19685月,在德黑兰召开的世界人权会议通过的《德黑兰宣言》第16条规定:“父母享有自由负责地决定子女人数及其出生间隔的基本人权。”

 

1969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进步和发展宣言》第4条规定:“父母有自由而负责地决定其子女的数量和出生间隔的专有权。”

 

19748月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第一次关于人口问题的全球政府间会议上,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的《世界人口行动计划》指出:“所有夫妻和个人都有自由而负责地决定其子女人数和生育间隔以及获得这种决定所需的信息、教育和方法的基本权利。”

 

1979年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以国际公约的形式规定了“男女有相同的权利,自由负责地决定子女人数和生育间隔,并有机会获得使他们能够行使这种权利的知识、教育和方法”。

 

事实上,全国人大的释法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释义》也明示:“我国已加入的国际公约规定:所有夫妇和个人都有自由和负责任地决定生育数量和间隔并为此获得信息、教育和手段的基本权利。公民依法行使生育权应当受到法律保护。”

 

在人类历史上,自主生育是常态,只是在特殊的时代、特殊的国家或地区才出现了强制少生或强制多生的情况。自主生育,应该是现代文明社会在生育问题上所达成的共识。当然,自主生育与鼓励生育并不矛盾,因为鼓励生育是为了提升育龄夫妇的生育意愿,减轻夫妇抚养孩子的负担,而生多少个孩子、何时生孩子,最终的决定权仍然在育龄夫妇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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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人口红利的实质是一种“透支消费”]]>

何亚福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在中国财富论坛上的主旨演讲中表示,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到2010年达到峰值,所以2010年就成为了中国的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的含义,就是人口红利达到了峰值,从此以后转入负的红利。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都较低。一个国家处于人口红利期间,对经济发展有三个有利的人口特征:一是劳动力人口供给充分,且劳动力价格低廉,从而使得国内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拥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二是由于劳动力人口结构较年轻,使得储蓄率较高,如果资本市场健全,能将储蓄转化为投资,会加速经济增长;三是由于人口老化高峰尚未到来,社会保障支出负担轻,财富积累速度比较快。

 

但另一方面,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也带来不利的影响:第一,由于少儿人口减少,从而减少了内需,而内需不足是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一大阻力。第二,由于需要抚养的孩子少了,父母有更多的时间参加工作,妇女劳动参与率过高,造成就业压力增大。

 

近段时间,大学生涉及校园贷引发的恶性事件接连发生,校园贷属于一种透支性信用消费,不可避免的会带上贷款该有的利息和其他业务费用。人口红利其实也是一种“透支消费”。一个人的收入与支出相平衡,就不会有透支消费。一个国家平均每对夫妇至少要生2.1个孩子,才能达到更替水平。如果生育率达不到更替水平,就相当于人口的 “透支消费”,也称为“寅吃卯粮”。有些夫妇现在只生一个孩子,认为不生二孩可以节省抚养孩子的费用和精力。但只生一个孩子,其实是对未来的一种透支或预支。正如俗话说:“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透支消费在未来是需要连本带息偿还的,其结果必然是加重了未来人口的负担,透支未来的可发展潜力。

 

打个比方,一位工人每月1日领工资,他在上半月就把工资全部花光了,那么下半月就只能举债度日了。这位工人在上半月就相当于生活在“人口红利”里,在下半月就相当于生活在“人口负债”里。

 

同样道理,今天的人口红利就是明天的人口负债。现在少生孩子,虽然可以减轻当前的抚养负担,但会导致未来的劳动力减少,加重将来的养老负担。现在一对夫妇如果只生育和抚养一个孩子,那么将来却要赡养四个老人。

 

有人说:“将来的老人有养老金,所以不需要养子防老。”然而,养老金制度不过是社会化意义上的“养子防老”,本质上仍然是年轻人养老人,只不过不是具体的某个子女养某个老人,而是众多的子女养众多的老人罢了。当老人领取养老金的时候,如果创造财富的年轻人比领取养老金的人还少得多的话,那么养老金就会大大贬值了。养老金换来的产品和服务是由当时的工作人口创造的,并不是在你缴纳养老金的时候创造的。也就是说,你可以不依靠自己的子女来养老,但所有老人则必须依靠所有年轻劳动人口来共同养老。

 

(本文刊于2017622日《新京报》,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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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政府和社会都需要分担女职工的生育成本]]>

本文刊于2017518日《新京报》,见报标题为《女职工生育成本该由谁来承担》

何亚福

 

近日,浙江省政府公布《浙江省女职工劳动保护办法》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在劳动合同或者聘用合同中与女职工约定限制结婚、限制生育或者缩减产假等损害女职工合法权益的内容。

 

事实上,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二十三条也规定:“各单位在录用女职工时,应当依法与其签订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中不得规定限制女职工结婚、生育的内容。”

 

然而,侵犯女职工合法生育权益的事情仍时有发生。例如,据媒体近日报道,济南朱女士反映,自己单位规定员工什么时候生二胎有时间表,一年两个人,朱女士被排到了2020年,但由于已接近高龄产妇,朱女士选择去年生孩子,结果被单位罚了两千多块钱和七个月的绩效。

 

用人单位侵犯女职工合法生育权益,当然是错误的。然而,用人单位也有难处。就以上述朱女士的单位为例,单位里一共25个人,其中17个都是育龄妇女。如果都生孩子了,单位可就没法运转了。

 

今年是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第二年,据国家卫计委通报,全国已有29个省份修订了地方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在《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的98天产假基础上,各地修订后的条例均增加了生育奖励假或延长产假,普遍达到138天至158天,并有男方陪产假或护理假,一般为15天至30天。

 

延长产假虽然使女职工有更多的时间照料新生婴儿,但也可能会让女性就业面临更大困难。一些女性之所以就业难,很重要一个原因是不少用人单位认为女性结婚以后要怀孕、休产假、哺乳孩子,不如招聘男性节约人力资源成本。虽然男性也享有陪产假,但陪产假的天数远远少于女性休产假的天数。

 

如果一家企业刚把女职工培训出来,女职工就结婚生孩子,两年后又生二孩,那么这几年对企业来说就增加了雇用女性的成本。企业不是慈善机构,如果女职工的生育成本完全由企业承担,那么企业为了降低人力资源的成本,就会尽量不招聘女性。生育既是一个家庭的事,也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事。女职工的生育是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未来的劳动力和纳税人,因此,政府和社会都需要分担女职工的生育成本,这样才能保障男女平等就业的权利。

 

从政府方面来说,要缓解女职工生育给企业所带来的压力,应该给雇用女职工的企业相应的补贴,或者给予相应的减免企业所得税,企业雇用女职工的比例越高,减税的幅度越大。

 

从社会方面来说,要完善生育保险制度,对生育医疗费用实报实销,还包括生育津贴,从而将一部分生育责任从女性身上转移,由社会保障体系承担。

 

值得注意的是,与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以及工伤保险这四个社会保险的险种相比,生育保险的参保人数最少。而且,生育保险的保障对象只有城镇企业的已婚女性职工,没有把广大的乡镇企业、个体经营者以及城乡居民纳入生育保险的范围之内,导致其他人员丧失了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的权利。因此,还需要提高生育保险参保率,并逐步实现生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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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时代不同了,“人口危机”含义也变了]]>

本文刊于2017420日《新京报》,略有删节

何亚福

 

日本总务省日前发布的人口推算数据显示,截至2016101日,包含在日外国人在内,日本总人口为1.27亿人,较2015年减少16.2万人,人口数量连续6年负增长。不久前,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发表预测称,日本人口到2065年将减至8800万,到2115年将减至5100万,突显人口问题的严重性。

 

近年来,有关日本人口危机的报道已经屡见不鲜了。现在一提到“日本人口危机”,人们都知道是指日本面临人口老龄化和低生育率的危机。但在半个多世纪以前,人们提到“日本人口危机”时,意思却完全相反,是指生育率过高、人口增长过快的危机。

 

二次大战结束初期,一方面,由于日本是战败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国内失业严重、实物短缺、住房紧张、人民生活贫困。另一方面,由于二战期间的数百万海外军人被遣送回国,家人团聚,结婚率上升,1946年至1948年三年间出现了婴儿潮,总和生育率超过4.0;同时,由于死亡率下降,使得人口自然增长率大幅度上升,人口剧增。而且日本国土狭小,人口稠密,自然资源贫乏,因此,日本政府认为,人口这样增长下去不得了,日本人口非控制不行。于是从1948年开始,日本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抑制人口增长的措施:一是通过《优生法》规定,妇女出于健康和经济等原因可以提出堕胎申请,而如果一个胎儿离开了母体也能够存活,就不能堕胎了,这就相当于有条件地将堕胎合法化。二是成立了日本家族计划协会,这个协会的最大工作就是派发避孕套。三是废除家庭补贴与孩子抚养补贴,理由是如果贫民没有了家庭补贴与孩子抚养补贴,就不会再想多生孩子了。

 

随着抑制人口增长政策的实施以及战后日本经济的起飞,日本生育率逐渐下降,到五十年代末,日本生育率已降至2.1的更替水平,之后一直到1975年,日本生育率都在更替水平上下波动,没有明显的变化。1975年以后,日本生育率缓慢下降,到1989年,日本生育率创下1.57新低时,震动了日本政府和国民,被称为“1.57危机”。从那个时候开始,日本政府出台了多项措施鼓励生育。但鼓励生育的政策收效甚微,近年来,日本生育率在1.4附近徘徊。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日本人口危机的演变,可以给我们研究中国人口问题带来一些启示。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中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来控制人口增长,但近年来,中国也与日本一样陷入了低生育率危机,人口政策也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逐渐放宽。中国与日本不同的是,日本早已实行了鼓励生育的政策,而中国尚未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最多只是鼓励生二孩,仍然限制生三孩),许多中国人的人口观念也仍未转变过来,他们仍然认为中国面临“人口太多”的危机。例如,在2013年,笔者关于中国人口问题的专著《人口危局》出版后,陕西省宜川县一位镇长发微博说:“刚才朋友看到我车里放的《人口危局》这本书,他的第一反应是:哎呀,现在中国人口就是太多了,不控制不行~~~我说:你搞错了吧,这本书的观点和你说的恰好相反。”确实,《人口危局》一书讲的是中国面临人口老龄化、低生育率以及性别比失衡的“危局”。

 

总的来说,与几十年前不同的是,当今世界遇到了一个新的人口危机,那就是过低的生育率造成人口老龄化的危机,这种危机已经在越来越多的国家中显现出来。因此,当你看到“人口危机”这个词时,如果你的第一感觉是“人口太多”或“人口增长过快”,这说明你对人口问题的认识已经落后于时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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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免征“抢生”二孩社会抚养费,合法合情合理]]>

【本文的删节版刊于2017327日《新京报》,见报标题为《“抢生”二孩,该不该“罚”?》】

何亚福

 

323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两起“抢生”二孩案。所谓“抢生”,指的是孩子生育在政策调整之前。如果按照调整后的政策,孩子是合法出生;但按调整前的生育政策,这个孩子则被界定为“超生”。现在法律改了,社会抚养费是不是还得征收?

 

我认为,对“抢生”二孩父母免征社会抚养费,既符合法律原则,也合情合理。

 

首先,从法律方面来看,我国《立法法》第93条规定:法律、法规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这是“有利溯及”原则。比如,201512月新修订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孩子,对自愿生育一个孩子的夫妻,不再发放独生子女证,不再享受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等相关奖励优待政策。但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之前已经领取独生子女证的,继续按规定的条件、标准、年限,享受各项计划生育奖励优待政策,并没有因新法的修订而取消,这符合“法不溯及既往”原则。而免征“抢生”二孩父母的社会抚养费,则符合“有利溯及”原则。

 

我国《刑法》第12条规定了新旧法律不一致时的“从旧兼从轻”原则,即法律适用原则上从旧,然而,当适用新的规定更有利于当事人时,就应该适用新的法律。例如,我国1997年修改《刑法》,取消了“投机倒把罪”,那么司法上就不能在1998年以后再对被告人发生在1996年之前的所谓“投机倒把”行为按照旧的《刑法》进行处罚。“从旧兼从轻”原则是我国处理各种法律问题的一项基本原则,除了刑法适用外,其他涉及到的法律问题也都适用这一原则。

 

事实上,“有利溯及”原则和“从旧兼从轻”原则也符合国家卫计委此前的相关表态。据123日《新京报》报道:在“全面二孩”政策落地后,围绕着该政策的一大焦点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在政策施行前出生的“二孩”。国家卫计委基层指导司司长杨文庄认为,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应该遵从三个原则:首先是法不溯及既往,其次是“从旧兼从轻”,第三是有利于当事人原则。在政策调整过程中,既有法律的衔接问题,也要保持工作的稳定,更要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

 

其次,免征“抢生”二孩父母的社会抚养费,也合情合理,更符合全面二孩政策的初衷。因为全面放开二孩是针对低生育率和快速老龄化这种新的人口形势而实施的政策,生育二孩既符合现在的政策,也有利于改善我国的人口结构。我国已实行全面二孩政策,但在巨大的经济压力下,许多育龄夫妇仍存在不愿、不敢生二孩的心态。为此,中央明确提出构建家庭发展支持体系,完善医疗、托育、教育、社保、税收等相关经济政策,鼓励按政策生育。在这种形势下,对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前生二孩的夫妇,没有处罚的,不再处罚,是利国利民的善举。否则,一方面鼓励育龄夫妇生育二孩,另一方面又对已经生育二孩的夫妇进行处罚,这是不合情理的。

 

从根本上来说,向所谓“超生”夫妇征收社会抚养费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征收社会抚养费的理由是什么?原国家计生委新闻发言人的解释是:“法律规定超生者必须缴纳社会抚养费,不是罚款,而是超生者对社会进行的经济补偿。因为,多出生人口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我在《人口危局》第9章已经从十个方面质疑了这种说法(见附录)。在此补充如下:退一步来说,即使假定计生委的上述解释是合理的,但一些“抢生”二孩只是比全面二孩政策落地早出生了一天,难道就是“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比如,一些地方的计生部门向20151231日出生的二孩家庭征收社会抚养费,而对201611日出生的二孩家庭免征社会抚养费,难道早生一天比迟生一天,会多侵占价值几万元的社会公共资源?

 

附录:

对社会抚养费的十点质疑

----摘自《人口危局》第9

 

征收社会抚养费的理由是什么?国家计生委新闻发言人的解释是:“法律规定超生者必须缴纳社会抚养费,不是罚款,而是超生者对社会进行的经济补偿。因为,多出生人口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我认为,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理由如下:

 

第一,如果说“多出生人口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那么首先就要对“多出生人口”下一个定义:什么叫“多出生人口”?从人口学上来说,下一代的人口数量要与上一代保持不变,平均每对夫妇要生2.1个孩子,也就是说: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从人口学上来说是不能算作“超生”的,但现在很多的“社会抚养费”却是针对第二胎的。

 

第二,退一步来说,假定生第二胎确实属于“多出生人口”,那么,丁克家庭连一个孩子也没有,为国家节省下的那部分“社会抚养费”,国家是否应该返还给丁克家庭呢?但如果奖励丁克,那岂不是鼓励人们“断子绝孙”?

 

第三,按照征收社会抚养费的逻辑,如果一个中国人移居国外,等于是放弃了在中国的原本属于他的那份社会公共资源。那么,国家是否应该对移居国外的中国人给予奖励?

 

第四,什么叫“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如果说超生婴儿“侵占了社会公共资源”,那么非超生婴儿也一样“侵占了社会公共资源”;如果说超生婴儿“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难道超生婴儿所使用的“社会公共资源”是社会免费提供的吗?他们吃的、穿的、用的东西不是父母花钱买的吗?如果硬要说超生婴儿“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那么外国旅游者及其他外国在华人员也“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要不要对外国在华人员征收“社会抚养费”?

 

第五,自然资源和社会公共资源并不是平均分配给每个人的,一个富人占有的自然资源和社会公共资源比一个穷人多几倍甚至几十倍。如果说因为“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就要征收“社会抚养费”,那么这个“社会抚养费”应该向富人征收才对,但现在很多的“社会抚养费”是向穷人征收的。

 

第六,人不仅仅是消费者,也是创造者,而且通常来说,人的一生中创造的价值大于他消费的价值,也就是说,人的价值是正数而不是负数。“超生婴儿”长大后,也一样为国家、为社会贡献税收。所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出生婴儿都有补贴;而“社会抚养费”却把婴儿的奶粉钱也要抢走!对超生者进行罚款或征收“社会抚养费”,这在世界各国中是绝无仅有的,可以说这是中国的一大发明!

 

第七,农村地区实行“一孩半”政策,如果一个家庭有一儿一女,并且是先生女儿后生儿子,就不算“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这个家庭不用缴纳“社会抚养费”;另一个家庭也是一儿一女,只不过是先生儿子后生女儿,难道就是“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必须向这个家庭征收“社会抚养费”?

 

第八,现在“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对象,并不仅仅是针对“超生婴儿”,而且还包括没有“准生证”的第一胎婴儿。同样是第一胎,难道没有“准生证”的婴儿比有“准生证”的婴儿占用更多的社会公共资源吗?

 

第九,很多地方的计生条例都规定:超生的胎次越高,征收的社会抚养费基数越大。例如,如果超生第二胎征收的社会抚养费是5万元,则超生第三胎征收的社会抚养费是10万元。同样是这个家庭的孩子,难道第三胎占用的社会公共资源比第二胎多一倍吗?

 

第十,社会抚养费究竟属于行政罚款还是行政收费?如果社会抚养费属于行政罚款,那么根据《行政处罚法》第29条的规定:“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也就是说,如果超生两年后未被发现,就不能再征收社会抚养费了。如果社会抚养费属于行政收费,那么“超生”就不是一种违法行为,计生委官员所说的“党员干部、社会公众人物如果超生,不可以做人大代表”这种说法就站不住脚了。

免征抢生二孩社会抚养费,合法合情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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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中国未来一百年都不存在“人口太多”的问题]]>


何亚福

 

311日,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目前中国的人口问题不在数量问题,更应该关注的是人口素质和人口结构问题。“不光是现在不缺,未来几十年,未来一百年都不会缺人口数量。”

 

我基本同意这句话:“目前中国的人口问题不在数量问题,更应该关注的是人口素质和人口结构问题。”然而,“未来一百年都不会缺人口数量”,这句话则值得商榷。

 

一个国家是否缺人口数量,有什么客观标准呢?有一种观点认为,劳动力供过于求,就是不缺人口数量;劳动力供不应求,就是缺人口数量。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对的,因为一个国家的劳动力是否供过于求,与这个国家的人口数量无关。一般来说,经济繁荣时劳动力供不应求,而经济萧条时劳动力供过于求。例如,在1929~1933年“大萧条”时期,美国的失业率一度达到25%,劳动力明显供过于求。但你能说那时美国人口太多吗?当然不能这么说,因为那时美国人口只有1.2亿。而美国人口在200610月突破3亿时,失业率只有4.5%

 

其实,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量很难说是“缺”还是“不缺”。比如,1900年中国人口只有4亿,你说那时中国缺不缺人口数量呢?如果说那时中国不缺人口数量,但那时中国人口不到现在的三分之一;如果说那时中国缺人口数量,但那时还有很多中国人找不到工作,到处流浪,饥寒交迫。再比如,秦始皇时代中国人口只有二千万,你说那时中国缺不缺人口数量呢?这是很难一概而论的。

 

现在中国人口超过13亿,很多人都说中国不缺人口数量。然而,日本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336人,中国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42人。可见,日本人口密度比中国大得多,如果说中国不缺人口数量,那么日本也应该不缺人口数量,但为何日本现在仍然鼓励生育呢?

 

又比如,在1960年代初,韩国人口只有2500多万,如果说那时韩国缺人口,但那时韩国的人口政策是鼓励少生;现在韩国人口超过5000万,如果说现在韩国不缺人口,但现在韩国的人口政策是鼓励多生。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在1960年代初,韩国生育率高达6.0,而现在韩国生育率只有1.2

 

所以,单从人口数量来看,很难说一个国家缺不缺人口。但从人口结构来说,则可以说一个国家缺不缺某种类型的人口。人口结构可分为几个方面的结构,本文只讨论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

 

从年龄结构方面来说,如果一个国家长期生育率过低,老年人口比重过高,少儿人口比重过低,那么就可以说这个国家缺少孩子。比如,2013811日《南方日报》刊登一篇报道称“欧洲什么都不缺,就是缺孩子”。其实,许多欧洲国家的生育率都高于中国,例如,法国生育率为2.0,英国生育率为1.9。由于现在中国的生育率远远低于更替水平,因此可以说中国缺孩子。

 

从性别结构方面来说,虽然近几年中国的出生性别比连续下降,2015年降到113.51,但仍然高于正常值。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6年我国男性比女性多3359万人。由于男多女少,单身男性的比例远远大于单身的女性,因此可以说中国缺女孩。

 

综上所述,中国不存在“缺少人口数量”的问题。但另一方面,中国也不存在“人口太多”的问题,不光是现在不存在“人口太多”的问题,未来几十年、未来一百年都不存在“人口太多”的问题。由于中国的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因此中国人口在未来几十年、未来一百年都将不断下降。我在《人口危局》第1章已经详细分析过,“中国人口太多”是一种错觉,在此不再重复。

 中国未来一百年都不存在人口太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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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简述2017年两会有关人口政策的建议]]>


何亚福

 

2017年全国两会已经闭幕了。许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今年两会上提交了关于人口政策的建议。2016年是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第一年,由于生育成本、经济负担、照料负担等问题,相当一部分家庭“不敢生、不愿生”。针对这一问题,今年两会上有多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就如何完善二孩配套政策、减轻育龄夫妇负担提出了建议。举例如下:

 

全国人大代表、中山纪念中学原校长贺优琳建议对生育二孩进行财政补贴奖励等优惠政策,并保障女方各种福利,延长男方产假,同时还要完善整个社会的配套服务,相应地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体系。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列玉建议,政府应为生育“二孩”后的母亲提供三年的补贴,其金额应为当地平均工资的七到八成。

 

全国人大代表、南京理工大学教授吴晓蓓和江苏瑞信律师事务所主任刘玲建议,制定0-3岁托幼行业标准,大力培养专业的婴幼儿保育员以适应对0-3岁婴幼儿的护理、照顾、教育。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副主席孟晓驷也认为,0-3 岁托幼服务欠缺,加剧了妇女工作与家庭照料之间的矛盾冲突。建议加强对公共托幼服务的职业培训和政府监管,为家庭提供更多安全、普惠、负担得起的公共托幼服务,比如完善0—3岁幼儿的公共托幼设施及服务。

 

全国政协委员、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刘大钧认为,“目前很多家庭由于经济困难无法养育二孩,所以我建议给予生育二孩的家庭进行补贴,减少他们的经济负担。”

 

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副院长孙丰源建议,各地应加强妇幼保健队伍、产妇救治中心、新生儿救治中心的建设。根据实际需求增加床位、改善服务,有计划地补充、增加产科和儿科医护人员储备,特别是助产士及护士。此外,应大力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重视儿科医生培养,并且在机制体制上稳定儿科医生队伍。

 

我认为,今年两会上有关人口政策改革的建议,最有价值的是下面四位代表、委员提交的提案议案。

 

1. 全国人大代表、惠州市政府副秘书长、林芝市鲁朗景区管委会援藏干部黄细花提交了《关于全面放开生育的建议》、《关于把“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改为“人口发展与生育健康法”的建议》、《关于取消放开二孩政策前已经出生二孩征收社会抚养费及处罚的建议》、《关于修改收养法的建议》、《关于修改婚姻法的建议》等几份与人口政策有关的建议。其中,《关于修改婚姻法的建议》提出把法定婚龄改为18岁,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2010年至2017年,黄细花几乎每年都在两会上提交有关人口政策改革的建议。可以说,迄今为止,黄细花是全国人大代表中提交人口政策改革建议最多的一位,也是影响最大的一位。媒体称,有一朵“花”叫“黄细花”;有一种“网红”叫“代表红”。

 

2.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省科技厅厅长赖明勇建议,停止计划生育并鼓励生育,多途径减轻抚育幼儿家庭经济压力。赖明勇说,“全面开放二孩的政策实施后,我国生育率的提升依然有限,可见在当前我国的发展阶段,停止计划生育并鼓励生育势在必行。”

 

赖明勇在2014年两会上也提交过《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建议》和《关于加速人口政策改革,全面放开二胎生育的建议》。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落地后,赖明勇今年又进一步提出停止计划生育并鼓励生育的建议,值得赞许。事实上,湖南省统计局今年2月也发布报告建议指出,调查数据表明,群众的生育意愿已经大幅下降,即使解除生育限制,受其他客观因素的制约,人口增速也不可能出现爆炸性增长的局面。因此,建议生育政策应该顺应时势,及时调整,避免人口出生率大幅下降,延缓人口老龄化的过程。

 

3. 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教授建议,取消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限制。蔡继明认为,交通拥堵、空气污染、住房价格上涨等“大城市病”并不是因为城市大造成的,是城市的管理、城市的交通、城市的人口布局不合理,水平低造成的。“人往高处走,人口向大城市聚集不仅是中国的规律,而且是世界的规律。人口的流动、人口的配置是市场在发挥作用,而我们的政策应该顺应这种市场规律。”他说。

 

虽然中国的户籍迁移政策逐渐放宽,但仍然强调大城市要严格控制人口规模。因此,蔡继明的建议具有针对性和前瞻性。我认为,户籍政策的改革方向应是逐步放松直至完全取消限制,实现迁徙自由。

 

4. 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常委李崴在今年两会上提交了三份与人口问题有关的提案:一是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即使全面放开,生育率也将远远低于更替水平。这种人口不断衰微的趋势将严重威胁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相违背。二是建立人口数据问责制。一个国家的虚假的统计数据会影响政府的决策而威胁国家的长治久安,尤其是人口统计数据。三是修改现行《收养法》。现行《收养法》与以严厉限制生育为特征的一胎化政策一脉相承,存在诸多弊端和不足。李崴建议,全面修改《收养法》,放宽收养条件,创造更加友善的收养环境。

 

李崴曾在2011年两会上提交过一份《关于计划生育政策需要尽早调整的建议》,这份提案建议放开生二胎政策。他在2015年两会上又提交了一份《调整计生政策,全面放开生育二孩》的提案认为“人口政策必须放开,刻不容缓”。他在2016年两会上提交的提案中指出,考虑到中国目前的低生育水平和日益加快的老龄化,最迟在2017年底就应该全面放开生育。李崴的提案对人口政策改革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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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通俗易懂地说明如何计算总和生育率]]>


何亚福

 

最近,有一位网友问我:“据媒体报道,《中国统计年鉴2016》显示:2015年,中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047。这个数据是怎样得出来的?”考虑到有不少网友还不懂得如何计算总和生育率,所以我打算写一篇短文来通俗易懂地说明这个问题。

 

总和生育率的英文是total fertility rate(缩写是TFR),是指假设妇女按照某一年的年龄别生育率度过育龄期,平均每个妇女在育龄期生育的孩子数,这是一个合成指标。

 

由于总和生育率是平均每位妇女生育的孩子数,所以不能带千分号。有一些新闻报道或文章把总和生育率带上千分号,例如,2017218日澎湃新闻网刊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杨春滋的文章《全面二孩后,农村也望却步》,其中提到:“2015年全市总和生育率为1.17‰,远远低于自然更替生育率2.1‰”,这是不对的,应该把千分号去掉。如果是“一般生育率”(指某一年每千名育龄妇女的活产婴儿数,英文是general fertility rate,缩写是GFR),则需要带千分号。

 

下面具体说明如何计算2015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6》表2-17《育龄妇女分年龄、孩次的生育状况》,把“生育率”这一列的15~49岁妇女各个年龄的生育率加起来,得数是1047,由于这是以每千名妇女为单位,所以再除以1000,就得到总和生育率为1.047

 

总和生育率的另一种计算方法是把15~49岁妇女按五年一组的年龄段进行统计(即15~19岁,20~24......40~44岁,45~49岁分别为一组),把每组的年龄别生育率相加,再乘以5,把所得到的数再除以1000,就得到总和生育率为1.054

 

两种计算方法得出的结果虽然有所差异,但都显示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只有约1.05。当然,由于这是抽样调查,有可能存在误差,实际生育率不一定是1.05。不过,即使误差达到20%,也显示2015年中国的生育率已经很低了。

 

有人提出质疑:在上面的计算过程中,为何把15~49岁的女性都包括在内?事实上,把15~49岁的女性作为计算总和生育率的对象,是国际人口学界计算TFR的通行做法。

 

还有人问:“你采用《中国统计年鉴2016》的数据,怎么得出了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原因很简单,《中国统计年鉴2016》是2016年出版的,而不是指2016年的数据,表2-17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样本数据,所以根据这张表计算得出的是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

通俗易懂地说明如何计算总和生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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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 <![CDATA[“进口新娘”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光棍危机]]>

何亚福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毛寿龙在《新京报》专栏发表文章认为,中国目前已经进入男女性别失调的社会,未来30年将有3000万男性缺乏女性配偶。适度推动移民政策改革,让更多的外国女性能够到中国来工作和生活,对于减少“光棍危机”,也不失为一种良策。

 

此文发表之后,引起强烈反响,被英国《每日邮报》引用。

 

对毛寿龙教授的观点,笔者认为有一定道理。不可否认,男女性别比例失调确实是我国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在我国农村地区,天价彩礼现象越来越普遍,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农村地区存在严重的男多女少问题。由于女孩出生得少,导致一家有女百家求,由于娶媳妇竞争激烈,彩礼就水涨船高了。

 

从长远来看,要解决“光棍危机”,最根本办法还是要使出生性别比恢复到正常范围。不过,即使未来几年出生性别比恢复正常了,也是“远水不解近渴”,并不能解决现有的适婚青年男多女少问题。立杆见影的办法有以下两个:

 

第一个是“引进”外国女性,简化外国未婚女性在中国的就业、婚姻等方面的政策。目前,全球还有一些国家男女比例也失调,不过他们是女多男少,例如俄罗斯、乌克兰等国。因此,我们也不妨“互通有无”。

 

第二个是鼓励中国未婚男性出国工作,并鼓励他们与所在国的女性结婚;制定相关政策,放宽与中国男性结婚的外国女性加入中国籍的条件,而不应把她们遣送回国。。例如,《重庆晚报》 曾报道,铜梁县有几位男青年去缅甸工作后结识当地女子,日久生情带回老家成为事实夫妻,组成新家庭。但当地警方核实这几位缅甸女子非法入境的身份后,将她们遣送回国。

 

事实上,即使不放开这些政策,中国的“剩男”们也已经用脚投票了,偷偷摸摸娶了没有合法身份的越南新娘、缅甸新娘。

 

但是,有些不法分子也瞅准了这块婚嫁市场,玩起了仙人跳、一女嫁多夫,甚至将一些有艾滋病、性病的新娘嫁给了中国剩男,生下不健康的后代,给家庭带来悲剧,给社会带来沉重负担。所以,与其偷偷摸摸,不如正大光明从政策上予以支持与引导。同时,要继续打击跨国人口贩卖活动。

 

此外,限制中国女性与外国人结婚,也有助于缓解我国的“光棍危机”。但这种做法涉嫌干涉中国女性的婚姻自由,因此笔者并不赞成。

 

无论是引进外国女性与中国男性结婚,还是让中国男性出国与外国女性结婚,基本方向应该是让中国男人与外国女人结婚更方便,让外国女人更容易加入中国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有大量人口移居国外,据统计,截至2013年,中国海外移民人数累计930多万人,成为全球第四大移民输出国。但另一方面,却很少有外国人移居中国。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将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前来中国工作和生活。因此,中国有必要设立移民机构,并制定相关法规,规范移民管理程序,优先引进外国年轻女性来华定居。

 

由于中国光棍的数量过于庞大,“进口新娘”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光棍危机,而不能完全解决光棍危机。如前所述,从长远来看,要解决“光棍危机”,最根本办法还是要使出生性别比恢复到正常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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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我不是股评师,本文只是个人炒股原则]]>

何亚福

 

前两天,我写了一篇文章《楼市回报真的比股市高10倍甚至100倍吗?》发在博客上。有一位网友问我:“你是人口学者,怎么写起了股评文章?”呵呵,也难怪他感到奇怪,因为在那之前,我并没有写过任何股评文章。其实严格来说,那篇文章也算不上是股评文章,只是反驳欧成效《楼市回报比股市高10倍,以后可能是100倍!》一文的论证方法。写那篇短文,也只花了我2个小时。

 

我不是股评师,也不打算写很多篇文章来谈论股市。据我了解,在股市中赚大钱的人大多是“闷声发大财”,不屑于写股评文章。

 

财经作家吴晓波写过一篇文章《我从不炒股 中国股市从诞生起就是“怪胎”》,他自称“从不炒股”,但他却写了多篇股评文章。我看了他写的几篇股评文章,发现他对中国股市有严重误解。例如,他说信奉“价值投资”理论的人从来没有在这里赚到过一分钱。对吴晓波这种说法,我只能呵呵了。我在上一篇文章提到牛散刘元生,其实就是一位价值投资者。刘元生确实没有“赚到过一分钱”,因为他从不卖出,但账面财富增长了几百倍。

 

据我的观察,痛恨股市的人,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炒股亏损的人,另一种是从未炒过股的、对股市有误解的人。我喜欢股市,有很多种原因,其中两个原因是:

 

第一,股市还是相对公平的地方。股市交易遵循价格优先和时间优先两个原则,基本上不存在“官员优先”。当然,在股市中也存在“内幕交易”这种不公平的事,但这是一种违法行为,一经查出,会受到法律制裁。

 

第二,股票交易手续简单、快捷。买入或卖出股票,只要价格合适,几秒钟就可以成交,不像房产过户手续那么麻烦。

 

我不打算在股市中暴富,只打算做到年化收益率达到10%就足够了。做到这一点其实也不难。但从长期来看,也会有巨大的收益,计算公式是:本金x1+10%^nn为投资年限。

 

下面是我炒股的基本原则,有些原则可能与很多股评师的说法完全不同:

1)业余炒股,不要把炒股当作职业。不要在炒股上花太多时间。

2)只用闲置的钱炒股。不能借钱炒股,更不能用杠杆炒股。

3)选择低市盈率、高股息率的股票。并看看这个公司过去多年来的净利润增长率是否高。

4)我没有“止损”的概念。如果你看股评文章,你会发现很多股评师会告诉你要懂得“止损”。但我买股票,只等到这个股票估值足够便宜时才买入;如果股价跌了,那么意味着估值更便宜,更值得买入。

5)不要频繁交易。其他行业需要“勤劳致富”,但在股市中,过于勤劳(频繁交易)可能会导致亏损。为什么很多炒股的人亏损,而很多炒房的人赚钱?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炒股的人频繁交易,而炒房的人即使想频繁交易也难以做到,因为房产过户手续比较麻烦,不像股票交易手续这么简便。

6)不要太贪心。既不要企图买在最低点,也不要企图卖在最高点。比如,如果某种股票最低价是1元,最高价是10元,那么如果你在股价3~4元时买入,在6~7元时卖出,就应该满足了。

7)不需要看复杂的图表,不需要研究高深的理论,也不要经常看股评师的文章。但一定要懂得市盈率、市净率、股息率、净利润增长率等基本概念。

8)熊市以买股为主,牛市以卖股为主。分批买进,分批卖出。越跌越买,越涨越卖。

9)账面浮亏时,要沉得住气,因为只要不卖出,就不等于实际亏损,只要这种股票估值足够便宜(我原则上只买估值足够便宜的股票),股价总会回升,账面也会变成浮盈;帐面浮盈,只要不卖出,也不等于实际赢利。

10)宁可错过,不可做错。把炒股赚到的钱当作是意外之财。这样,即使踏空了,也不后悔。因为即使踏空了,也只是错过一次赚钱的机会,并没有亏损。

 

最后要说明的是:本文内容,仅是个人经验,我不是股评师,本文没有推荐任何具体的股票。任何人在炒股时据此操作,盈亏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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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楼市回报真的比股市高10倍甚至100倍吗?]]>

何亚福

 

201715日,人文经济学会微信公号发表了yevon_ou(欧成效)写的一篇文章,标题是《楼市回报比股市高10倍,以后可能是100倍!》。文章是这样论证的:“当2001年时,股市2100点,莘闵虹梅一带房子2100/㎡。二者比例1:1。到2009年时,股市2200点,房子22000/㎡,比例是110”。

 

我认为,这样的论证方法有问题,这是因为:

 

第一,2001年股市2100点时,是牛市;而2009年股市2200点时,是熊市(其实2009年最低点只有1844点,最高点达到3478点)。拿2001年的高点与2009年的低点来比较,似乎8年间,股市(更准确地说是上证指数)几乎没有涨。但事实上,在2007年牛市期间,上证指数最高达到6124点。如果拿上证指数基日(19901219日)到我写本文为止来比较,基日指数定为100点,虽然现在股市比较低迷,但仍然有3200多点,26年间上证指数也涨了至少30倍。

 

第二,莘闵虹梅位于上海,属于一线城市地区。众所周知,近十多年一线城市房价确实涨了很多倍;但另一方面,绝大多数三四线城市以及县城的房价却没有涨多少倍。比如,在广东省雷州市和遂溪县,现在二手房价格1500/㎡的比比皆是。

 

按照欧成效这种选择性取样的论证方法,别人可不可以这样论证:暴风科技2015324日登陆A股,以7.14元价格开盘,到521日,暴风科技盘中冲高至327元,相对于7.14元的发行价涨幅高达40多倍。请问:中国哪个地方的房价能在这么短的时间涨了40倍?如果拿暴风科技的涨幅来论证股市回报比楼市高10倍甚至100倍,显然,这种论证方法是不对的。

 

在美国,巴菲特在股市中赚了几百亿美元,请问有哪个炒房客赚的钱比巴菲特多吗? 在中国,如果长期持有优质公司的股票,那么回报率绝不低于楼市回报。比如,牛散刘元生持股万科28年,获利逾700倍。

 

炒股既可能有高回报,也有高风险。我认识一位股民,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几万元入市,现在资产已达几百万;我也认识另一位股民,在2015年股灾中,资产从几十万亏到只剩几万元(因为他不但利用了融资,还利用了场外配资,杠杆率过高)。我一向不建议人们用杠杆炒股。

 

“打工皇帝”唐骏年薪超过1亿元,但他并不买房子。唐骏在2016125日《中国经济周刊》上发表文章《为何我从来不买房而坚持住宾馆》说:“我崇尚流动性近乎到了偏执的程度,所以我从来都不买房子,买了房子我就没有了流动性。过去19年我一直住在宾馆.....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在当下房价昂贵的中国,住宾馆也是一种投资收益。如果购买一处500平米的住房,正常价格需要5000万元,但用这5000万元进行投资理财,每年的收益在600万元左右。而住一个500平米的宾馆房间,每年的成本在200万元。所以住宾馆的结果是获得了400万元的年收益。当然,最大的好处就是流动性,我可以随时搬进我想住的宾馆。”

 

需要说明的是,我写这篇短文,并不是论证股市的回报率比楼市高,更不是建议大家不买房。我认为,楼市和股市的投资回报率谁更高,要作具体分析。楼市的回报率是否高,要看你买的是什么地段的房子;股市的回报率是否高,要看你买的是什么股票,以及在什么价位买入和卖出。既不能笼统地说楼市的回报率一定比股市高,也不能笼统地说股市的回报率一定比楼市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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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无性婚姻是日本人口危机的一大元凶]]>

本文刊于2017223日《新京报》,略有删节

何亚福

 

日本家族计划联盟最近发布的报告显示,47.2%的已婚男女称自己处于无性婚姻状态,即夫妻双方超过一个月没有性行为,且在近期也不期望改变现状。这比上一次在2014年的调查结果高出2.6%。该联盟称,他们在2004年首次进行的该项调查仅显示无性夫妻比例为31.9%,十年间竟急速增长,显示出无性婚姻的趋势在不断加大。

 

为何日本的无性婚姻如此普遍?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近二十年来日本经济低迷,民众面临巨大生活压力,尤其是日本男性工作压力大,早出晚归,回家后经常感到疲倦,影响心情;其次,由于夫妻交流少,家庭生活变得枯燥无趣,进而影响夫妻感情;第三,随着孩子逐渐长大,家庭中缺少了足够的私密性;第四,日本色情业发达,即使双方性生活出现问题,人们也能通过其他途径解决生理需求,这导致很多夫妻不愿积极面对和解决无性婚姻问题。

 

长期无性婚姻往往会导致家庭的解体以及重新组合。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2015年登记结婚人数中,再婚的比例约占26.8%,这一数字创1952年以来最高纪录。这种趋势表明,离婚和再婚的现象在日本的接受程度越来越高。

 

近年来,日本不结婚人数也在上升。日本政府通过的2014年版《少子化社会对策白皮书》指出,日本年轻人的未婚率继续上升,25岁至29岁之间,男性达到71.8%,女性达到60.3%。而女性的晚育问题也十分的严重,第一个孩子出生的平均年龄为30.3岁。

 

无性婚姻普遍、不婚率上升以及生育率下降,导致日本近年来面临严重的少子化和老龄化危机。据日本厚生劳动省推算,2016年一年间日本国内出生的婴儿数量为约98万人,这是自1899年开始统计以来,首次跌破100万人。

 

日本是当今世界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65岁以上老年人在总人口中的所占比例已达到27.3%。日本国立人口问题研究所的推算显示,日本65岁以上老年人所占总人口的比例,预计将在2024年突破30%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严重的人口老龄化是日本经济近二十年来萎靡不振的主要原因之一。在1996年,日本人均GDP规模还高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第三,甚至在2000年还夺下第二名的良好佳绩,但在2000年之后,日本人均GDP便一路走低,2015年下滑到第20名。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2013年出版的《李光耀观天下》一书中,也把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最大原因归结为“人口骤减”,并称他个人对不愿采取接纳移民政策的日本未来“感到极为悲观”, 强调老龄化将使经济失去活力。

 

日本内阁会议在20153月敲定了新版《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指出少子化“已处于可能动摇日本社会经济基础的危险状态”,并提出减轻3个子女以上的多子女家庭负担、为年轻人结婚提供支援等具体措施,营造有利于结婚、生育、育儿的社会环境,并从根本上扭转日本社会日益严重的少子化问题。但在目前看来,日本鼓励生育的效果不佳,无法扭转出生人口不断下降以及老年人口比例不断上升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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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向新婚夫妇送补品,泰国为鼓励生育真是拼了]]>

本文刊于2017213日《新京报》

何亚福

 

据中新社报道:西方情人节来临前夕,泰国政府呼吁“生育救国”,鼓励适婚青年男女尽早结婚生儿育女。泰国卫生部表示,为鼓励年轻人结婚,将向在今年情人节期间结婚登记的新人赠送有关补品药物,介绍健康生育的相关知识。卫生部同时呼吁鼓励2034岁适龄女性积极婚育。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泰国的生育率很高,平均每对夫妇生六个孩子。泰国政府从1971年起在全国实施没有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政策后,泰国生育率快速下降,1990年降至2.1的更替水平,2015年进一步降至1.4,是东南亚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泰国成为东南亚国家计划生育的成功典范,既与泰国政府积极支持节育政策有关,也与泰国人口与社区发展联合会(简称PDA)及其领导人米猜·威拉瓦亚的成功运作分不开。米猜是泰国家喻户晓的“套套先生”,他与泰国多家电视台一起发起了一系列引起公众广泛注意的避孕宣传教育活动,例如:组织学生们进行吹避孕套气球的比赛;米猜和PDA成员一起在电影院或是交通拥堵地段等人群密集区域发放节育用品;甚至在圣诞前夜,组织交警把避孕套当做圣诞礼物分发给路人。经过这一系列活动,PDA成功地将避孕套分发到泰国的大街小巷甚至偏远的农村。

 

随着泰国生育率的快速下降,老龄化率不断上升,引起了泰国政府的担忧。据联合国数据显示,预计到2040年,泰国老年人口比重将升至33.5%,成为东盟国家中老龄化问题最严重的国家。泰国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委员会发布的人口预测报告也显示,到2040年,泰国60岁以上老龄人口的比重将为32.1%,其中65岁以上人口将为25%

 

低生育率对泰国经济有三重负面影响:一是劳动力减少将导致使泰国经济增速下降;二是养老金支出将大幅增长,养老保障体系负担越来越重;三是泰国家庭福祉有面临崩溃的风险。在农村地区,年轻人去城里工作后,留下很多老人独自生活或与孙辈同住。

 

为了应对低生育率问题,泰国政府近年来出台了新的人口政策,包括鼓励夫妻多生孩子、给予税收优惠以及与孩子相关的福利等政策。另外,为了缓解老龄化问题,泰国政府还出台延长退休年龄、安置老龄人口再就业的政策。2015年成立的老年人服务部,就是泰国政府为应对劳动力老龄化而设立的专门负责解决老年人就业和相关问题的部门。据泰国老年人服务部部长阿努汕介绍,目前泰国60岁以上人口约1000万,近四成仍然在工作。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陷入低生育率危机,许多国家开始鼓励生育。泰国、新加坡、韩国等国都经历了这个过程。为保障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新加坡政府甚至出面为单身者提供参与社交互动的机会,确保早婚早育者能更早更快地获得住房,支付包括医疗费用在内的育儿费用……而泰国现在则向新人赠送补品,也是“拼”了。为了应对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问题,中国已于去年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将来还有可能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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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2020年我国人口有可能达到14.2亿吗?]]>

本文刊于201728日《新京报》,有删节

何亚福

 

新华社26日报道:到2020年,全国总人口在14.2亿人左右,年均自然增长率在6‰左右,出生人口性别比下降到112以下。这是国家卫生计生委近日印发的《十三五全国计划生育事业发展规划》提出的发展目标。

 

这一句“到2020年,全国总人口在14.2亿人左右”是什么意思呢?是指到2020年把全国总人口控制在14.2亿以内,还是预测2020年全国总人口将达到14.2亿左右,还是2020年全国总人口争取达到14.2亿?《规划》是指导国家政策的纲领性文件,所表达的意思必须非常明确,不能有歧义。

 

笔者暂时找不到《十三五全国计划生育事业发展规划》原文,但在国家卫计委网站查到《“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全文,该《规划》列出了到2020年的主要发展指标,其中包括:到2020年全国总人口在14.2亿人左右,总和生育率提高到1.8 左右,这两项被列为预期性指标;而出生人口性别比下降到112以下,这一项被列为约束性指标。

 

另外,国务院125日印发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其中有如下内容:2020年全国总人口的预期发展目标是14.2亿。这一指标与上述“十三五”规划完全一致。可见,到2020年,全国总人口在14.2亿人左右,这是预期达到的目标,而不是控制在14.2亿以内,这与以前的人口规划有显著不同。例如,《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要求:“十二五”期间全国总人口控制在13.9亿人以内。

 

从字面上来看,“控制在一个数量以内”是不希望超出这个数量;而“预期发展目标”是预期或希望达到这个数量。“十三五”规划把以前的人口控制目标改为预期发展目标,这说明国家已经认识到目前的低生育率危机,希望把生育率提升到1.8左右。因此,“十三五”规划不再要求抑制人口增长,而是提出人口增长的预期目标。

 

那么,2020年全国总人口能不能达到14.2亿人呢?如果要实现这一预期目标,每年人口净增长要达到多少呢?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6年末我国总人口为138271万人(即13.8271亿人),如果2020年全国总人口达到14.2亿人,这意味着从2016年末到2020年末这四年间,我国人口净增长要达到3729万人,平均每年净增长至少要达到932万人。从目前来看,这个目标能否实现?

 

我们先看看近几年中国每年净增人口是多少。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1年至2015年全国每年净增人口分别为:644万人、669万人、668万人、710万人、680万人。2016年由于是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第一年,所以净增人口达到809万人。

 

可见,2011年至2015年全国每年净增人口在644万人至710万人之间波动,即使是在二孩堆积生育的2016年,净增人口也只是刚刚超过800万人,那么,2016年末到2020年末这四年间,我国年均净增人口要达到932万人,这恐怕不易。

 

况且,在2016年和2017年二孩生育高峰之后,由于二孩生育堆积势能已得到释放,二孩出生人口将开始减少;再加上在“十三五”期间,我国育龄妇女总量每年减少约500万人,五年就减少2500万人左右,这些因素叠加,也将导致出生人口下降。可见,2020年全国总人口14.2亿是一个难以达到的目标。

 

不久前,国家卫计委计划生育指导司司长杨文庄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央明确提出构建家庭发展支持体系,鼓励按政策生育。目前,按照中央的要求,国务院40多个部门已明确分工,推进全面二孩政策落实。”因此,如果在医疗、托育、教育、社保、税收等相关经济政策方面向生育二孩的家庭倾斜,将有利于鼓励更多育龄夫妇生二孩,也有利于实现2020年全国总人口达到14.2亿这一预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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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人工智能会使数十亿人成为“无用阶层”吗?]]>

本文刊于201726日《新京报》

何亚福

 

以色列历史学家赫拉利在新作《未来简史》中大胆预测了人类社会发展,被《泰晤士报》等多家媒体评为年度最佳图书。最近,赫拉利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正在研发的人工智能技术在许多领域的表现将超过人类,比如驾驶汽车、诊断疾病。未来,大量的工作岗位将被智能机器取代,数十亿人将成为“无用阶层”。

 

笔者同意“人工智能技术在许多领域的表现将超过人类”这一观点,但不同意“数十亿人将成为‘无用阶层’”这一论断。赫拉利所说的“无用阶层”,其实是指“失业阶层”。

 

从历史上来看,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越来越进步,机械化、自动化程度也越来越高。那么,是不是失业率越来越高呢?显然不是!因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新的行业不断涌现,创造的就业机会也会越来越多。比如,钟表的出现虽然使更夫失业了,但从事钟表行业的人比以前的更夫多得多。

 

以美国为例,1930年代初“大萧条”时期,美国人口只有1.2亿,失业率一度超过20%;现在美国人口有3.2亿,然而现在美国的失业率只有4.8%。以整个世界而言,200年前世界人口只有10亿,现在的机械化、自动化程度比200年前大大提高了,能不能说现在的73亿人口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多余的?当然不能这样说。

 

在古代,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90%以上,但仍然经常发生饥荒。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业人口比例越来越低,在经济发达的美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不到2%,不但养活了美国人口,还有大量的农产品供出口。古代人恐怕想象不到,农业人口竟然能降到如此低的比例。

 

技术进步往往是解放劳动力而不是使劳动力成为多余,因此,劳动力从旧的产业不断转入新的产业。农业技术的进步,使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脱离了农业生产,转移到制造业;工业技术的进步,使大量的工人脱离了制造业,转移到第三产业。一个人不从事农业生产,并不意味着这个人就一定会失业,因为他还可以从事制造业或服务业。同样道理,一个人的工作岗位被人工智能取代,他还可以从事其他行业。

 

如果人类只满足于吃饱饭,那么全世界只需要一小部分人从事农业生产就可以让全人类吃饱饭,这样现在世界上绝大部分人都是“无用阶层”。但正如俗话所说:“人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不是为了吃饭。”人类的需求从低到高,当低层次需求得到满足后,就会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类需求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分为五种: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为了满足人类各层次的需求,必然会有相应的行业被创造出来。

 

可以预测,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未来大量的人员将从事科学研究、创造发明、文化教育和艺术行业。尤其是,智能机器人的研究开发、制造、销售和管理可望成为一大产业。未来社会,越来越多的体力劳动密集型产业将升级为智力劳动密集型产业。

 

机器代替了人类的一部分体力劳动,人工智能则代替了人类的一部分脑力劳动。人是万物之灵,是人创造了人工智能,而不是相反。在人工智能面前,人类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自暴自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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