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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金融时报》FT中文网

20161226 07:19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0719?full=y

如何评估中国全面二孩政策?

易富贤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611日,中国废止了为时三十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实行全面二孩政策。该政策到201711日已经实行了1周年。20161126日国家卫计委首度对全面二孩政策实施效果做出评价,宣布:“2016年出生人口将超1750万,与全面两孩政策预判基本吻合”。笔者不敢苟同,本文对政策效果进行全面评估。

一、单独二孩、全面二孩的理论破产

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之所以只决定2014年实行单独二孩政策,是因为当时蔡昉等20多位顶级人口学家论证全面二孩后生育率(妇女人均生孩子数)将反弹到4.4(出生4700万),而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更是论证生育率会上升到4.5(出生4995万)。 三中全会后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副主任王培安、翟振武等人在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媒体宣传说,单独二孩后每年会多出生两百万人,生育率将反弹到1.8以上。

20141月各省陆续实行单独二孩政策后,申请人数低于预期,34日,《环球时报》发表笔者的《全面二胎也不会生育井喷》,623日,财新传媒的《新世纪》发表对笔者的采访《生育潮去哪儿了》,822日,财新网发表笔者的《单独二孩实践表明生育政策亟待继续放开》,判断单独二孩遇冷。可是财新传媒却因此而挨批,此后再也不敢发笔者的文章了。

2015327日,翟振武在《人民日报》发文章,认为“(单独二孩)政策遇冷的说法不准确” 。20151029日,十八届五中全会会议公报宣布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习近平作了重要讲话,坦承“单独二孩遇冷”:“全国符合政策条件的夫妇有1100多万对。截至今年8月底,提出生育二孩申请的只有169万对,占比为15.4%” 。但是20151110日,中新网发表《卫计委回应单独两孩政策遇冷:政策效应符合预期》,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仍拒绝承认“单独二孩遇冷”,他认为“单独两孩政策的效应是合乎预期的”。

结果:2015年是单独二孩出生高峰年,2015年《统计公报》显示,2015年不但没有多生200多万人,反而少生了32万人;2016年《卫生统计年鉴》则显示,2015年比2014年少生了64万人,比2012年少生了90万人;201610月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2016》,公布了2015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震惊国人: 2015年的生育率只有1.05而不是1.8,全世界最低!可见,单独二孩确实遇冷。

2014年后国家卫计委和中国人口学会又组织人口学者,完成《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人口变动测算研究》,建议十八届五中全会只放开二孩。报告的主编是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参与论证者包括翟振武、王谦、姜卫平等十多位官员和人口学者。根据《后记》记载,李斌主任、王培安副主任多次主持专题研讨会,听取各分报告测算报告,充分听取专家意见,并听取了总报告的汇报。该报告判断2015年的生育率为1.6,预测全面二孩后,生育率将上升到2.1(出生2189/年,与两三年前预测的4700万、4995/年呈天壤之别),到2050年还有1.72;峰值人口将在2029年达到14.50亿,到2050年还有13.83亿。根据这份报告,中国人口危机还不算太严重;而如果停止计划生育,人口又会失控”。

2015年笔者在《大国空巢-图文版》中判断全面二孩后生育率只会上升到1.4,即便停止计划生育也只能反弹到1.6,然后会快速下降。现在看来这些判断仍然有些乐观,但是比国家卫计委的预测要准确、前瞻得多。但是国家卫计委以“数据不符”为由,禁止出版。2016520日,国家卫计委更是下发《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加强新形势下计划生育宣传工作的意见》(国卫办宣传发[2016]21号),提出要“协调有关部门,加强负面信息的管控”;88日下发各“相关部门” ,同日将笔者全面封杀(到目前为止,只封杀了笔者一人,似乎该文件是专门针对笔者)。

2015年的生育率只有1.05而不是1.6,意味着关于全面二孩政策的预测基础就是错误的。台湾地区、韩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超前中国大陆23年、21年 ,在鼓励生育的情况下,2001-2015年平均生育率只有1.151.20,全面二孩政策能让中国大陆的总和生育率到2050年还能维持在1.72

二、国家卫计委、人口学会的辩护理由不成立

20161126日在人口与发展高级资讯会上,国家卫计委首度对全面二孩政策实施效果做出评价,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宣称“2010年以来,中国总和生育率在1.54-1.64之间波动,预计‘十三五’期间将在1.8上下波动”,“2016年出生人口将超1750万,与全面两孩政策预判基本吻合”;翟振武仍坚称中国人口将达到14.5亿的峰值。

20161215日翟振武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新论:平稳过渡到“二孩时代”》,认为“我们不必为所谓的‘超低生育率’而担忧”。他认为2015年实际生育率为1.6,抽样调查的1.05是错误的,理由有三:首先,无论哪个国家,人口调查得出的出生人数或0岁组人数,都可能比其他年龄组存在更多的漏报,这是人口调查方式的通病。第二,中国人口流动规模巨大,更难以采集到0岁孩子的准确数据。第三,很多政策外出生的孩子被瞒报。

翟振武的这些理由不成立。首先,其他国家的0岁人口并不存在太多漏报,比如美国、日本、台湾近年公布出生400万、100万、21万左右,生育率1.91.41.2左右,出生人数与生育率是吻合的。而中国国家统计局一方面公布生育率只有1.05(只出生1100多万),一方面又公布2015年出生1655万,相差46%,如此之大的差距,可见中国人口数据是多么的混乱!其次,流动人口多会因为“两头统计”导致出生重报,而不是出生漏报。第三,2015年已经将上户口、上学等与计划生育脱钩,超生瞒报率很低,出生重报率很高。

翟振武认为中国过去几年生育水平大体上在1.6左右”,依据有三:首先,国家统计局公布每年出生1600多万,其中2015年出生1655万;第二,2015年户籍人口2岁到5岁每个年龄组的人数都超过了1600万;第三,从2012年到2015年,每年的孕妇住院分娩量都超过1600万。

翟振武的这些依据都不成立。

统计局公布的出生人数有20%以上水分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人数是参照前些年的小学招生人数,但是小学招生是有巨量水分的,因为小学和初中是义务教育,普及率接近100%,教育经费由中央和地方按比例分担,西部地区为8:2,中部地区为6:4,学校和地方政府有强大的动机虚报学生数以获得更多经费。2013年教育部针对教育统计乱象,决定实行以身份证号为基础进行统一编码的电子学籍,导致虚报的学生数有所缩水,比如初中1-3年级每个年级的平均在校人数从2011年的1673万,突然降低到2013年的1466万。

国家统计局公布1999-2001年年均出生1767万人,2005-2007年小学年均招生1712万(平均6岁上小学),2007年小学1-3年级平均每个年级1717万学生,这三个数据基本一致。这些孩子到2010年是9-11岁,都已经上了户口,但是2010年人口普查9-11岁平均每岁只有1427万人,2010年户籍9-11岁平均每岁也只有1411万人。这些孩子到2015年已是14-16岁,都有了户口,有些甚至有了多个户口了,但是2015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14-16岁平均每岁只有1434万人,2015年户籍14-16岁平均每岁也只有1455万人。这些孩子到2013年读初中1-3年级,平均每个年级只有1466万学生。可见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人数有20%以上的水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0年后出生数据的水分更多。1991-2015年公布的出生人数中有大约8000万水分,也就是说2015年实际人口应该只有12.9亿,而不是公布的13.75亿。中国的各项社会、经济规划全部建立在错误的人口数据基础上的。

2015年户籍低龄组水分更多

翟振武根据2015年户籍人口“2岁到5岁每个年龄组的人数都超过了1600万”来断定生育率为1.6,也是站不住脚的。近年户籍低龄组人数的暴涨,是因为实行了户籍仁政,不管无户口人员是哪个年代、什么原因(包括超生),都要及时落户,绝不允许再设障碍。这就导致低龄组人口注水却非常容易:

A、以前少量还没有上户口的超生者上了户口;

B、过去千方百计在异地上了户口的超生者又以“无户口”为由光明正大地在父母户籍所在地上了户口,使得他们有了多个户口;

C、一些非超生者也趁着对低龄组户籍放松的政策,堂而皇之地上了多个户口。

比如2007年活产1251万,与2010年户籍3岁人口的1253万相当,那么2007年生育率只有1.2左右;但是2015年的8岁户籍人口却变成了1647万了。

2008年住院分娩率已经高达94.5%2015年更是高达99.7%,不存在因为医院外出生而漏报了。2010-2013年平均每年只活产了1482万人(这还有水分),但是2015年户籍2-5岁平均每岁却有1712万人,国家统计局也公布2010-2013年年均出生了1617万人,意味着户籍、公报的出生中有16%9%的人不是出来的,而是从天而降的!2015年只活产了1454万人,国家统计局公布出生1655万人中多出的201万人是从哪里来的?

医院分娩数据也不可靠

翟振武的“2012-2015年每年的孕妇住院分娩量都超过1600万”的说法也是错误的。根据《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2016》,2012-2015年只活产了(包括住院分娩)1544万、1511万、1518万、1454万,没有一年超过1600万。

并且2008年以来的活产数是有水分的,首先是新型农村医疗合作制度(新农合)的建立。新农合2003年试点,2008年初步建立。当年基金支出从2005年的62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1188亿元、2013年的2909亿元。各级财政对新农合的人均补助标准由2005年的每人每年20元提高到2008年的80元、2011年的200元(住院费报销70%)、2016年的420元。比如目前湖南长沙县、望城县生孩子可报销1300元。新农合的受益者除了农民外,更有各级医院。个人、医院有强大动力虚报分娩数据冒领经费。

其次,进城生孩子的农民工比例增加。以前农民工生孩子大多返回老家,但是近年很多农民工开始在城市生孩子了,流动人口子女在现居住地出生的比例由2010年的27.5%上升到2014年的56.6%。流动人口本身就容易导致两头统计。何况农民工的各项福利(比如新农合)关系仍然在原籍,于是他们自费在城市生孩子,再与农村的医院联系,在原籍的医院再“出生”一次,以获得报销。

第三个原因,是近年放松对低龄组的户籍限制,于是家长乘机给刚出生的孩子获得多个户口,以便获得多种福利。比如说,现在一些农民工夫妇,选择一方获得城市户口,可以享受各项城市福利;另一方将户口留在农村,可以保留在农村的一些优惠。而他们的孩子,就尽量获得城、乡户口。而从出生证到户口,证据链更完整,今后很难清理这些多户口。

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引述《评论家季刊》的观点:“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被绞首的危险。”比如尽管中国严厉打击用B超鉴定性别,但是出生性别比仍然居高不下,2015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0-4岁性别比仍然高达116%。医院和医生都敢冒如此大的风险鉴定性别,那么面对新农合这么大的馅饼,面对城乡利益的诱惑,面对低龄组上户宽松的政策空间,又如何保证活产数没有水分?

虚报教育数据的受益者是学校和地方政府,是“政府行为”,长期有20%以上的水分。户籍数据的水分受益者是个人,动机更强,这就导致2015年低龄户籍人口数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数(与教育数据相衔接)还要多。虚报分娩数据的受益者是个人和医院,“个人行为”和“政府行为”相结合,更为高效,那么2015年活产数虚报25%在逻辑上也讲得通。

201611日开始全面二孩政策,怀孕周期266天,到9月下旬才迎来出生高峰,到年底将只多出生几十万二孩,而2015年活产只有1454万(可能有25%的水分),2016年出生人口又如何能如王培安所宣称的“超1750万”?

三、中国确实已经陷入超低生育率的陷阱

客观调查的数据显示中国的生育率在1990年后就低于了更替水平,1995年低于1.52000年人口普查证实只有1.22,说明中国至少在1990年后就应该停止计划生育。但是国家计生委和中国人口学会一次次以“超生漏报为由将生育率修改为1.8

2010年人口普查再次证实生育率只有1.1820151%人口抽样调查查明生育率只有1.05,但是国家卫计委和中国人口学会又以“超生漏报为由将之修改为1.6

中国都可以生1个孩子,第1个孩子是不存在漏报的,1孩生育率是独立于“漏报”的指标,与生育政策无关,而是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相关。1孩生育率反映了没有政策限制下的生育现实,与总和生育率平行变化,二者直线正相关。比如美国的总和生育率从1971年的2.27下降到1976年的1.74,再回升到1990年的2.081孩生育率也平行地从1971年的0.89下降到1976年的0.74,再回升到1990年的0.851970-2014年间1孩生育率与总和生育率的相关系数高达0.95。台湾的总和生育率从1980年的2.52下降到2010年的0.90,然后回升到2015年的1.181孩生育率也平行地从1980年的0.84降至2010年的0.48,再回升到2015年的0.60, 1980-2015年间1孩生育率与总和生育率的相关系数也高达0.95。新加坡1974-2015年的1孩生育率与总和生育率的相关系数高达0.96

中国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和2015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1孩次生育率只有0.8590.7250.562,直线下降。根据中国的1孩生育率,用台湾、香港、新加坡、韩国、美国的1孩生育率与总和生育率的线性公式,推测中国在没有生育限制情况下2000年、2010年、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只能达到2.01.61.1;在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下,总和生育率怎么可能有1.81.61.6

从全球来看,中华文化圈的生育率最低。2015年除中国大陆外,总和生育率最低的就是台湾、香港、新加坡、韩国,分别只有1.181.201.241.241孩生育率分别只有0.600.650.600.63。中国大陆的1孩生育率比这些地区还要低,并且2015年还只是允许单独二孩,那么总和生育率只有1.05也就不足为怪了。2015年中国的1孩子生育率只有0.562孩及以上孩次再怎么漏报,总和生育率也不可能达到1.2,更不可能达到国家卫计委宣称的1.6

有人认为是推迟生育导致2015年调查出来的总和生育率失真。其实推迟生育的进度效应对生育率影响不太大。比如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湖北省宜昌市的生育率只有0.970.94,很多人也以为是出生漏报和进度效应导致如此低的生育率。2015年宜昌市委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进行了30%人口大样本的深度回顾性调查。他们用常规方法测算,宜昌2000年、2010年、2014年的生育率只有0.840.800.79,比人口普查的数据还低;他们用年龄递进生育模型(反映进度效应)测算,2000年、2010年、2014年的生育率只有0.990.930.91,与人口普查基本一致。因此,中国应该接受现实,尊重客观调查的生育率结果。

2015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05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中国的生育意愿是全球最低。2010-2015年的多项全国性的调查显示,中国的理想子女数只有1.81.9。比如2010年、201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显示20-44岁妇女平均理想子女数只有1.78个、1.88个。2013年国家卫计委在29 个省的调查显示,2044岁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只有1.93个 。而实际生育率通常只是理想子女数的50-70%,比如日本1992-2010年平均理想子女数是2.53个,但是平均实际生育率只有1.37;德国、波兰、匈牙利2011年的理想子女数是2.12个、2.27个、2.12个,但实际生育率只有1.391.301.24;台湾地区2015年理想子女数还在2个以上,但实际生育率只有1.18。中国大陆的理想子女数比台湾还要少,在单独二孩政策下,实际生育率竟然比台湾还要高?竟然能达到1.6

中国的1孩生育率和生育意愿是全球最低,首先是因为长达三十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彻底破坏了人口结构和人口生态,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观念,少生的文化已经成为大众心理,形成了生育的“爬蚤心态”(用玻璃罩限制跳蚤跳的高度,跳蚤碰壁后自动适应不断降低的罩子高度;后面取下罩子,跳蚤不跳了,变成了爬蚤)。并且中国的经济模式、社会制度、城市规划都是围绕着独生子女政策进行的,不但形成了文化惯性,而且形成了经济惯性,即便停止计划生育,也很难改变。

既然2015年的生育率只有1.05,那么全面二孩后的出生高峰年,生育率绝不可能达到预期2.1,暂时能反弹到1.3就不错了(甚至可能只有1.2),然后快速下降。即便是完全停止计划生育,生育率也只能暂时反弹到1.4左右,随即就会下降到1.2以下,如果不采取有效的鼓励生育政策,生育率会长期低于1.0

如果继续1.05的生育率,那么中国人口在2016年就开始负增长,到2050年只有10亿,到2100年只有4亿;中位年龄将从2010年的36岁,提高到2030年的46岁(美国40岁,印度31岁)、2050年的57岁(美国42岁,印度37岁)、2100年的64岁。中国今后将是极端老弱,经济活力不断下降。今后很多社会经济问题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都是计划生育惹的祸!

停止计划生育后,让人口走向可持续发展之路,是习近平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这需要改革整个社会、经济、价值体系,难度比1979年的改革开放要大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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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 国家卫计委抬出张敏才文章的来龙去脉 ]]>


最近国家卫计委下属的多家网站,比如中国人口学会(http://www.cpaw.org.cn/view/408943.shtml),中国计划生育协会(http://www.chinafpa.org.cn/xwzx/gzdt/201604/t20160420_11294.html),中国人口宣传教育网(http://www.nhfpccpcc.org.cn/channel/newsinfo/1766),在大力宣传张敏才批我的文章《荒诞的易富贤现象----评《大国空巢》及其作者》。这篇文章是大有来头。本来简述一下该文的来龙去脉。

张敏才是1980年独生子女《公开信》的起草人之一,后面担任北京军区计生办主任(大大降低了军队的生育率,因此获得“中国人口奖”),中国计划生育协会秘书长。

这篇文章是根据2010年张敏才在南京的中国人口学会年会的讲演稿整理而成的,发表在北京大学的 《人口与发展》上。

我当时偷偷地旁听了2010年中国人口学年会。张维庆、李斌等作了“重要讲话”,强调老年红利。彭希哲在大会演讲中特别强调老年化不可怕,是中国人的福音。

在这次会议的空闲期,我在一个场合中听到一群人在讨论,其中一位年轻教师激愤地说:易富贤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国家计生委和中国人口学会为什么还是利用各种场合批易富贤。我悄悄地将我的名片递给他,他很惊讶,说原本以为参加人口学会年会毫无意义,但是想不到竟然碰到易老师,那么这次开会非常有价值。

张敏才在演讲中强调,是国家计生委主任李斌特别邀请他在年会上批我的《大国空巢》,以正视听(因为我在《大国空巢》认为计划生育“始于草率,行于暴力,终于搪塞和掩饰”)。他在会议上介绍了《公开信》的起草过程,以说明当时是如何严格论证的。但是我听后更加愤怒了,原来基本国策就是那么草率论证的,简直是儿戏!与我坐在一排的一位年轻学者(他不认识我)听了张敏才的演讲,也很愤怒。

演讲完后,我在走廊上碰到张敏才,将名片给他,希望就《公开信》请教他(他是起草人),他看到我的名片,脸色大变,说要回房间上洗手间。我在走廊上等了他很长时间,他一直不出现。我刚走,他就出来了,然后到会场与主席台的翟振武耳语。2个小时后我被驱逐出南京,连夜逃往上海。

2013年出版《大国空巢》后,国家卫计委其实是组织了人马批驳《大国空巢》的,但是水平太差,在网络上反响太差,也没有人看。今年我回国,国家卫计委又感到紧张了,但是实在拿不出像样的东西来反驳我,只好抬出张敏才的文章。

有朋友问我,为什么2013年能在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大国空巢》,而2015年在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大国空巢-图文版》却被国家卫计委阻拦出版?我想2013年之所以能出版《大国空巢》,可能有下面几个原因:

1、当时李斌到安徽当省长去了,王侠接任国家计生委主任。相对来说,王侠比较开明。如果当时李斌仍是计生委主任,那么2013年版《大国空巢》也无法出版。我2007年在香港出版《大国空巢》的时候,是李斌当国家计生委主任,一个月内国家计生委领导就已经人手一册了,但是随即就通知有关部门,严厉封杀《大国空巢,中央电视台还专门开了会。2008年《凤凰周刊》出了一期《香港:华语“禁书”之都》,专门介绍了《大国空巢》被禁情况。2015年准备出版《大国空巢-图文版》时,李斌已经重新担任国家卫计委主任了。

2、当时面临机构调整,国家计生委和卫生部合并为国家卫计委。国家计生委的各派人马,放松了对我的盯梢,而是摩拳擦掌,要在国家卫计委上占住好位置。他们如愿以偿,在国家卫计委中,官员大多来自原国家计生委,比如卫计委主任李斌,副主任崔丽、王培安、王国强、金小桃,办公厅主任于学军。一班抓计划生育的来管医疗,国际笑话、历史笑话!


2007年封杀《大国空巢》,使得人口真相被压制,人口政策也迟迟不能调整。现在国家卫计委提出要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长期性,“这个长期坚持起码是二十年、三十年”。那么他们必然要禁止《大国空巢-图文版》的出版,否则真相一旦公开,他们的理论体系立马就崩溃。

我在2013年版《大国空巢》中反驳了张敏才的指责

张敏才(原中国人口学会秘书长、1980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公开信》的起草人之一)等人口学者又非常傲慢,认为“人口学是一门科学,自有它独立的理论体系和架构,要想自成一家,有所建树,冰冻三尺,绝非一日之寒”,认为笔者没有资格研究人口问题,“业余速成的往往是劣质产品”。 看来张敏才真将中国人口学当成科学了!

其实,人口政策攸关每个家庭的利益,攸关民族的兴衰,每个人都有发言权。对人口政策最没有发言权的恰恰是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家,因为他们是利益集团。并且人口是“生”出来的,也会变“老”,最后会“死”去,笔者是生物医学出身,还略懂一点“生”、“老”、“病”、“死”常识,大学和研究生期间也还学过人口统计学。而张敏才等人是既不懂“生”(比如,由于不知道不孕率在快速增长,认为“低年龄组生育率低于政策生育率是矛盾的”;根本不知道现在的育龄妇女还有多少有生育能力和生育意愿,滑稽地认为放开二胎后的头几年生育率会超过4.4 也不知道剖腹产等对今后人口素质和经济的危害),又不懂“老”、“病”、“死”(不知道今后老年医学将为解决“人口问题”起关键作用),但却垄断着“生死攸关”的人口政策。中国的人口学比当年纳粹德国的优生学更加臭名昭著,所造成的后果更严重。

由于打着“人口学”的旗号,无论是政界、媒体界、学术界,一提到人口问题,就说需要征求人口学家们的意见(等于将人口政策的话语权拱手让数百位人口学者垄断;这就导致虽然主流人口学家的能力和学术信用很差,但影响决策的能力却超强)。其实,人口学(Demography)的英文定义:Demographyis the statistical study of all populations。学科性质决定了人口学只是一门视野狭小的“术”的学科,根本无力承担“策”的重担,何况中国人口学者连本职的人口统计都做不好。

尤其是,中国人口学是联合国人口基金帮助建立的,一开始就是为计划生育服务的,全名应该是“人口控制学”(人口学家应该叫做“灭口专家”),而中国需要的是“人口发展学”。人口学家们被灌输的是“人口控制论”思想,对“人口发展”来说是负起点(比“零起点”的普通老百姓要低得多),他们在学术上受制于联合国人口基金,在行政上受制于国家计生委(中国人口学会的会长张维庆、名誉会长彭佩云都是原国家计生委主任,常务副会长王培安是现任国家计生委副主任)。因此,他们普遍有一种爬蚤心态(研究结论不敢突破“停止计划生育”的上限,只能在核桃壳里做道场)和鸵鸟心态(认为存在漏报,生育率不会那么低,人口控制还是有必要的)。在人口观念上,全国人民都已经过河了,一些人口学家们却还在摸石头。但是他们内心也是知道“计划生育”不能长期生存的,2003年将“计划生育委员会”改为“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为自己留下“人口”后路。

将人口政策的话语权交给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家,相对于将是否判处死刑交给死刑犯自己决定一样。日本、台湾、韩国生育率持续低迷,过度迷信人口学家的建议也是原因之一。

人口政策是国家的大政策,其影响超过政治和经济制度,需要战略大视野。人口学者对人口问题所涉及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心理、伦理、人权、国防、外交等问题的见解并不比普通老百姓高明(这倒不能怪他们,因为个人的时间、精力有限)。

要记住这人命关天的惨痛教训,今后的人口学,应该是一门松散的大学科,分属于各种学科(其实绝大多数学科都与人口有关,不同的学科研究视角不同,综合起来就能获得全貌),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对学者也是一种保护,不必为学术的失误承担政治风险),不需要保留或另设“人口学会”。

停止计划生育之后,要维持人口可持续发展,需要调整整个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是需要全民共同参与的系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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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 我将参加博鳌亚洲论坛,并在国内做一些讲座 ]]>

2015119日我很荣幸地接到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周文重先生的邀请信,邀请我作为distinguished panelists(嘉宾)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年会(3月22-25日),参与“Rethinking the Population Policy”(人口政策再讨论)分论坛的讨论。

博鳌亚洲论坛与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是全球最重要的两大顶级论坛:http://finance.sina.com.cn/zl/china/20150328/181621834521.shtml

每年参会人员包括十多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80位左右部长或国际组织领袖,50位左右经济学家,全球500强企业中的150家左右的代表,1600位商界领袖以及1000位左右媒体人士。

2015年年论坛情况:http://www.boaoforum.org/annual2015/15497.jhtml

2016年的年会还在筹备阶段: http://www.boaoforum.org/2016nhhq/21998.jhtml

我是学术个体户,长期在网络摆地摊,这次竟然进了世界顶级精品店,并成为两百多嘉宾之一,深感荣幸!

我这些年在北大等地做过近百场讲座,其实第一场讲座的“规格”就很高,是2005423日到芝加哥参加美华学社的国际学术大会,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和韩启德副委员长还发来贺电,包括199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Leon M. Lederman、美国农业部副部长Joseph Jen、中国驻芝加哥副总领事、易富贤在内的共13人演讲。

4月份我将在国内,到一些高校进行讲座,这次讲座的重点是从人口结构看中国的宏观经济和区域经济(结论当然是呼吁尽快停止计划生育),如果高校等机构和媒体朋友感兴趣,请与我联系:daguokongchao@gmail.com daguokongchao2013@qq.com


“博鳌观察 ”给“今日头条”提供一则关于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嘉宾介绍:

http://toutiao.com/search/?keyword=%E5%8D%9A%E9%B3%8C%E6%98%9F%E7%9B%98%E7%82%B9

其中2016-01-18 :http://toutiao.com/i6240937837751960066



博鳌星盘点丨2016年会上有哪些“奠基者”与“开拓者”?

博鳌观察 2016-01-18 09:46

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在特定的领域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可能是某个领域的开拓者,也可能是某种思想和理论的缔造者,这些思想和理论开历史之先河,引发了全球范围的广泛思考与议论;他们以开拓者的身份,创造了不同的奇迹,赢得了荣誉和掌声,被行业尊称为“开拓者”和“奠基者”,被人们冠以“父”之名。今天,小编就为大家盘点一下即将在2016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的“开拓者”们,提前感受一下他们的风采!

Jeffrey Sachs

休克疗法之父

个人荣誉

Jeffrey Sachs是美国著名经济学教授、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所长、可持续发展领袖、联合国高级顾问、畅销书作家以及专栏作家。

20世纪80年代中期,担任玻利维亚政府经济顾问时,Jeffrey Sachs将“休克疗法”引入经济领域,根据玻利维亚经济危机问题,提出了一整套稳定经济、治理通货膨胀的经济纲领和经济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功。因此,他被“休克疗法之父”。

Jeffrey Sachs获得过多种奖项和荣誉,2004年4月及2005年4月,连续两年入选《时代》周刊评选的“世界百名最有影响的人物”。

中国故事

Jeffrey Sachs也是中国经济学家协会顾委部成员,他关注中国经济,对中国发展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2010年在《国际金融报》的专访中,Sachs详细解答了他对中国形势和发展现状的看法,并献策中国挑战,引起广泛关注。

在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中,他表达了对中国经济的赞叹,认为中国奇迹很棒,如同以前的日韩。

代表著作

《贫困的终结》(2005年)

《共同财富:拥挤地球的经济学》(2008年)

《文明的代价》(2011年)

《推动世界:肯尼迪如何寻求和平》(2013年)

《可持续发展的时代》(2015年)

Leo Melamed

金融期货之父

个人荣誉

Leo Melamed是金融期货的创始人,也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荣誉主席。

1972年,Leo Melamed以芝加哥商品CME交易所主席的身份创建了国际货币市场——第一家交易外汇的金融期货交易所。在此之后,他带领着CME研发了一系列的金融期货产品。1987年,Leo Melamed推出了Globex---全球第一套期货电子交易系统。

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莫顿米勒称金融期货为那一阶段“最伟大的创新”。

正是基于Leo Melamed伟大的创新和贡献,他被誉为全球“金融期货之父”。

中国故事

Leo Melamed是CME集团董事会成员,也是战略委员会的主席。他是全球很多国家的顾问。

2010年,中国证监会邀请Leo Melamed加入国际委员会。

近几年,Leo Melamed几乎每年都会到访中国,谈论他对中国经济和金融期货的看法。作为国际金融论坛创始成员及其顾问委员会副主席,他对中国资本市场、尤其是金融期货市场的建设,多年来发挥着特别的作用。

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中,Leo Melamed参与对话《金融期货之父:中国期货市场的开放》,认为,“亚投行是一个非常好的举措,相信亚投行会为亚洲的整个发展提供很好的服务。”

代表著作

《弹性汇率的价值 》(1988年)

《论市场》(1993年)

《第三大行星》(1987年)

自传《逃向期货》(1996)

自传《向传统呐喊》(2010年)

Yossi Vardi

以色列科技之父

个人荣誉

Yossi Vardi可谓是创业圈的和科技界的传奇,他参与创立、领导和经营了80多个高科技、能源、自然资源和清洁科技公司,并为部分公司提供了资金支持,其中的许多公司已经上市。

作为Mirabilis有限公司的创始投资人,Yossi Vardi与同事率先推出了即时通讯服务。ICQ是最先成功的互联网创业案例之一。

Yossi Vardi在政府与公共机构拥有丰富的职业经验:他曾担任以色列发展部和能源部的办公厅主任、以色列国家石油公司和以色列化工集团的董事长。此外,他还曾担任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顾问,以及亚马逊、AOL、西门子Albis和联合信号等公司首席执行官的顾问。同时,他也是世界经济论坛的会员和欧盟-以色列企业对话机制的联席主席。

这位传奇人物身上拥有太多荣誉和光环:

曾两次被以色列总理授予“高科技终身成就奖”;

被著名科技博客网站TechCrunch Europe评为“互联网人物”;

被特拉维夫大学评为“年度企业家”;

被《华尔街日报》评为“欧洲25位科技领袖”;

被Ynet网站评为有史以来200位最伟大的以色列人之一;

被Israel 21c评为以色列十大标志性科技先锋;

······

中国故事

20世纪90年代,Yossi Vardi第一次来到中国,2008年奥运会和2011年世界经济论坛的时候,再次踏足中国,他表示,几次经历都感受到中国年轻人的热情和激情,这些正是创业家精神。

在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中,Yossi Vardi在“创业者说”分论坛作主题演讲,提出,“物联网和互联网加在一起,将是一个崭新的时代,会提供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但是它的安全在哪里?我们将会有更多的人在不同的终端上消费,这是对于创业家来说可以关注的一个领域。”

代表言论

物联网和网络安全将成为下两个创业风口

商业计划书和PPT没意义

投资人而不是投资项目

你要有足够的准备、力量和信心去面对可能的失败,创业失败可能是很令人沮丧的,要把所有的员工都遣散,但这些都是创业的一部分

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两位,他们在特殊领域方面的独到见解,提供了我们认识相关问题的另一种视角,这些启发性的思考足以让他们成为该领域令人敬服的意见领袖。

Edmund Phelps

著名经济学家

个人荣誉

Edmund Phelps是美国经济学家,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新华都商学院院长。

2006年,Edmund Phelps因其“在宏观经济跨期决策权衡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就”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Edmund Phelps被誉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缔造者和影响经济学进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研究方向集中在宏观经济学的各个领域,他最重要的贡献在于经济增长理论,提出了著名的“经济增长黄金律”。

中国故事

这位经济大师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广泛的了解,曾多次访华,并已连续多年参加博鳌亚洲论坛,发表讲话。

多年来,Phelps也一直致力于把他的“创业创新”理念引入中国。2013年出版《大繁荣》一书,阐释了他对创业创新的理解。该书得到当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希勒,经济学家林毅夫等人的推荐。

在《大繁荣》一书中,Phelps指出,大众参与的创新带来了庶民的繁荣兴盛,即物质条件的改善加上广义的“美好生活”。他提出,中国发展创新型经济的好处,使创新型经济在草根得以发展,实现大众创新。对费尔普斯提出的“大众创新”,李克强总理从更广的范畴做出了回应。李克强总理认为,中国的就业压力是巨大的,经济增长首先是要保就业,所以必须鼓励“大众创业”。在新的形势下,要想冲破固有的利益藩篱,必须推动“万众创新”,“万众创新”可以促进“大众创业”

代表著作

《通货膨胀政策与失业理论》(1972年)

《政治经济学:入门教材》(1985年)

《宏观经济思想七流派》(1990年)

《大繁荣》(2013年)

易富贤

《大国空巢》作者

个人荣誉

易富贤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员,也是《大国空巢》作者。

2000年起,易富贤开始研究中国人口问题,通过数据分析,否定中国的计划生育,提出“不停止计划生育更待何时?”,率先在海內外中文网络媒体掀起了反思计划生育的思潮。整理成《大国空巢》一书。

2007年香港版《大国空巢》,直言人口变化问题,被央视定禁书;

2013年跟新版本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

新版《大国空巢》荣誉榜单:

新华网3月“十大好书”

“2013年度100本风云图书”榜首

《新京报》“2013年度好书”87本候选书单

中国故事

易富贤从2000年开始研究中国人口问题,他的《大国空巢》引发了对中国人口问题的思考。他一直关注中国人口政策的变化,并就中国人口现状和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

单独二胎政策实施后,易富贤表示,人口政策能“动”起来,说明决策层有政治勇气,但单独二胎”理论在国内国外均已证明破产,只有尽快停止计划生育才是根本解决途径,并发表文章《从单独二孩实践看中国人口决策的缺陷》。

随着“全面二胎”的放开,易富贤再度发言,表示,“全面二孩”政策是一个伟大的进步,但是由于生育观念、性别歧视等问题,全面二胎面临着重重现实挑战,呼吁配套政策的出台。

代表言论

“全面二孩”政策,标志着中国已经到了U弯的底部,我相信中国人口政策不会止步于“全面二孩”政策。只有停止计划生育,才标志着一个“尊重生命、保障人权、人口是财富、将人当人看“的崭新而伟大的新时代的开始。

注:本栏目仅作信息参考,不代表论坛官方观点。更多精彩,请关注“博鳌亚洲论坛”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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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 东北是中国人口问题最严重的地区 ]]>

思想报道

腾讯文化陈菲2016-02-26 18:29


[摘要]允许生一个孩子的社会是不正常的,不允许存在单身、丁克的社会也是不正常的。但是如果“丁克”成为潮流,那么是不正常的。

http://cul.qq.com/a/20160226/052315.htm

腾讯文化 陈菲 发自北京

要点1:中国经济中心即将西移:1,发达国家由于人口老化和劳动力短缺,经济占全球比例将不断下降,给中国东南沿海带来的机遇将减弱:2,中国的人口和消费中心仍然在中西部,内需市场将给中西部带来机遇;3,西部地区的生育率高于东部,今后的劳动力比东部要丰沛:四是印度、东南亚、西亚、非洲人口结构年轻,经济将充满活力,将给中国的西部地区带来空前的发展机遇。

要点2:东北生育率全国最低:1,东北的城镇化水平高;2,城镇化质量不高;3,传统生育文化传承较差;4,政府对计划生育抓的比较严;5,结婚率低,离婚率高,婚育年龄晚,大龄未婚男女比例高;

要点3:主流人口学家们之所以屡测屡错,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影响人口变化的因素很多,而人口学家知识面狭隘,无法把握人口变化规律;二是他们普遍有一种爬蚤心态和鸵鸟心态他们用理论解释事实,当事实超出了他们的预测后,他们不是根据事实去修正理论,而是削足适履,修正客观人口数据以使得数据符合他们的理论。

要点4:中国即便停止计划生育并鼓励生育率,峰值人口也只能勉强达到14亿,今后还将下降。中国人口是不可能达到15亿的。

要点5:允许生一个孩子的社会是不正常的,不允许存在单身、丁克的社会也是不正常的。但是如果“丁克”成为潮流,那么是不正常的。如果主流家庭不愿生、养不起三个孩子,说明经济、政治、法律、文化制度以及伦理体系出了问题。

要点6:中国人口政策,其实是在转U形弯(U turn),“全面二孩”政策,标志着中国已经到了U弯的底部,我相信中国人口政策不会止步于“全面二孩”政策,下一步就是停止计划生育。

【编者按】错误人口数据会引导错误的政策制定,那为何主流人口学家为何屡测屡错?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员易富贤日前在接受腾讯文化独家专访时指出,“中国的生育率就一直低于更替水平。但是有关人士用种种复杂的‘游戏’遮盖住了这一问题。以至后来人口减少的真相暴露出来,但势头已很难扭转。”人们对计划生育从原来一边倒的“支持”到后来逐渐开始质疑和思考的态度转变,易富贤表示喜闻乐见,这表明政府和人民都在不断反思和修正。对计划生育政策未来发展方向,他也持有乐观态度。“2014年以来的中国人口政策,其实是在转U形弯(U turn),本着‘稳中有进’的原则,不希望翻车。‘全面二孩’政策,标志着中国已经到了U弯的底部,我相信中国人口政策不会止步于‘全面二孩’政策,下一步就是停止计划生育了。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以下为腾讯文化对易富贤独家专访内容,鉴于篇幅较长分为两篇,此为第二篇

中国经济中心将西移?

腾讯文化:在《大国空巢》一书中提出,您指出人口问题是造成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您做出这种判断的依据是什么?苏联时代的人口问题对当下的俄罗斯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易富贤(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员):1950年到1970年,美苏人口比例、经济比例基本保持稳定。1970年之后苏美两国人口比例发生了微妙的改变,苏联和美国的人口比例在1970年为118.3%,这一比例缓慢降低到1980年的116.8%、1990年的115.3%;然后以1990年为转折,这一比例快速降低到1993年的111.9%、1995年的109.1%、2000年的102.3、2005年的96.5%。苏联和美国的15-64岁劳动力之比在1960年之前就开始下降,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却稳定在115%;也是以1990年为转折点,这个比例下降到1993年的109.9%、2000年的102.9%、2005年的98.6%。人口均势被打破,也意味综合国力的均势被打破。俄罗斯的20-59岁劳动力在1985年达到顶峰后就开始减少,到1990年跌到低谷,国力也跌到低谷,导致苏联在1991年解体。而当时美国的劳动力却仍然在增加。

究其原因,1940年之前俄罗斯的出生人口一直远远超过美国,但1940年后一直低于美国。1946年到1971年美国生育率平均为3.14,俄罗斯只有2.53。

腾讯文化:您曾呼吁中国人口政策要猛回头,不能慢慢游。这是否意味着您认为应当尽早全面废止计划生育?规避计划生育是否存在风险?

易富贤:我在2000年就呼吁调整人口政策,2004年明确提出“不停止计划生育,中国还在等什么”,我当时判断停止计划生育后生育率只能在1.8、1.9,今后还将下降,不存在人口膨胀问题,不存在风险。但是当时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却预测即便是在独生子女政策下,2033年中国人口仍将达到15亿;而一些所谓的开明派人口学家也预测,全面二孩后总人口将超过16亿。

腾讯文化:作为人口学者,对于之前提出“中国经济中心西移”的说法,您的立论依据是什么?

易富贤:发达国家经济占全球比例在 1960-2004 年一直稳定在 83% 左右。当1979年中国打开国门的时候,面对的是社会发展水平超过中国大陆上百年的欧美国家和实力正在上升的日本、香港、台湾、韩国。中国的外贸、外资、技术、管理全来自东部海洋,加上海运的廉价,使得中国经济中心一再东移。中国进出口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78年10%上升到1985年的23%、1990年30%、2000年的39%、2006年的65%。加上海运便宜,给中国东南沿海带来了发展机遇,驱动内地劳动力涌入东南沿海。比如广东 20-39 岁黄金年龄劳动力占全国比例从 1982 年的 5.25% 增加到 2010年的 9.33%,经济占全国比例也从 1980 年的5.7% 增加到 2010 年的 10.5%。而中西部的劳动力却一直在外流。

各地人口全球占比(图片源于网络)

我在 2005 年就判断,中国经济中心即将西移。这一判断在 2008 年变得非常清晰。我的依据有四:一是发达国家由于人口老化和劳动力短缺,经济占全球比例将不断下降,给中国东南沿海带来的机遇将减弱:二是中国的人口和消费中心仍然在中西部,内需市场将给中西部带来机遇;三是西部地区的生育率高于东部,今后的劳动力比东部要丰沛:四是印度、东南亚、西亚、非洲人口结构年轻,经济将充满活力,将给中国的西部地区带来空前的发展机遇。

现在看来我的这一判断是准确的,发达国家经济占全球比例从 2004 年的 83% 下降到 2015 年的 67%,还将继续下降。由于发达国家给东南沿海的贸易机会减少,中国进出口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2006年达到65%的历史峰值,然后下降到2010年的49%、2015年的38%。东南沿海的经济占全国比例在2006年达到顶峰后开始下降,比如广东、长三角(沪江浙)的经济占全国比例从2006年的11.42%、20.63%下降到2015年的10.06%、19.07%,今后还将下降。而中西部经济占全国比例却从2006年之后不断回升,比如川渝的经济占全国比例从1978年的7.41%下降到2006年的5.41%,然后上升到2015年的6.33%,今后将达到8-10%。

东北是中国人口问题最严重的地区

腾讯文化:根据您的研究,中国当下人口问题最严重的是哪个地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哪些?

易富贤:中国人口问题最严重的是东北。东北的生育率在1960年代后期就开始下降,1970年下降幅度也大于全国,1979年后就一直低于更替水平,比全国早11年。1990年后中央和国家计生委非常重视计划生育工作,推行一票否决制,全国的生育率从1990年的2.3剧降到1991年1.8、2000年的1.22、2010年的1.18;而东北的生育率则从1990年的1.8下降到1991年的1.27、2000年的0.91、2010年的0.74。20-29岁黄金年龄劳动力占全国比例,东北从1982年的10.0%下降到2010年的8.1%,到2030年将只有6.0%。由于劳动力减少和老化,东北经济占全国比例从1978年的14%下降到2000年的9.9%、2015年的8.0%,今后还将下降。

图片源于中国城市报

东北生育率全国最低,有下面一些原因:第一,东北的城镇化水平高。东北的城镇化率在1942年就达到23.8%,而全国只有10%左右。1975年,全国平均城镇化率为17.37%,而辽宁、吉林、黑龙江分别为36.47%、32.34%、36.48%;在1990年全国为26.4%,辽宁、吉林、黑龙江分别为50.9%、42.7%、47.2%;2010年全国为49.7%,辽宁、吉林、黑龙江分别为62.1%、53.4%、55.4%。东北的生育率在1980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时,就已经低于了更替水平。也就是说,1980年东北不但不应该实行独生子女政策,而且应该采取措施防范生育率的过度下降。

第二,城镇化质量不高。东北作为老工业基地,计划经济比重高,改革开放以来,东北的经济占全国比例不断下降,大量工人下岗,很多人生活比较困难。比如2000年吉林省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4810元,低于全国平均的6280元;2010年吉林省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5411元,低于全国平均的19109元。

第三,传统生育文化传承较差。南方很多地方有上千年、数百年的祖坟、宗祠,传统生育文化保留的比较好。而东北大多为移民后裔,传统文化根基浅。另外,由于是能力较强、敢于闯天下的移民后裔,相对来说,养儿防老的观念就弱一些。

第四,政府对计划生育抓的比较严;而东北体制内的人口比例高,一方面没有超生的条件,一方面也没有超生的意愿。

第五,结婚率低,离婚率高,婚育年龄晚,大龄未婚男女比例高。

第六,东北人因为是“共和国长子”,两代人对国家形成了过度的信赖,国家政策最容易深入人心。

由于以上这些原因,东北民众已经完全习惯了一胎化政策,少生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

错误人口数据引导了错误的政策,主流人口学家为何屡测屡错?

腾讯文化:您曾经在采访中说过,是错误的人口数据引导了错误的政策。根据您的研究,之前的人口数据错误表现在哪些方面?出现错误的原因是什么?

易富贤:俄罗斯科学院国民经济预测研究所人口和生态中心主任阿纳托利·维什涅夫斯基说,1966年后,俄罗斯的生育率就一直低于更替水平。但是有关人士用种种复杂的“游戏”遮盖住了这一问题。20世纪90年代,人口减少的真相暴露出来,但势头已无法扭转。

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有关人士一直以“种种复杂的游戏”掩盖真相。1990年后,中国的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至少当时就应该停止计划生育,但中国却反而实行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加上其他经济层面的原因,使得生育率跳跃性地从1990年的2.3降到1997年的1.4、2000年的1.22。2004年成立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将人口普查1.22的生育率修改为1.8;预测即便继续一胎化,2033年总人口仍将达到15亿人,建议坚持一胎化不动摇。其实,当时即便彻底废止计划生育,总人口也达不到15亿。

2010年人口普查再次证实只有1.18。但是80多位学者参加的“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学术研讨会却得出结论:“‘十二五’期末人口总量达到13.9亿左右”,“人口惯性增长势头依然强劲,人口峰值将在2033年将达到15亿人。”其实,当时即便停止计划生育,2015年人口都达不到13.9亿。

2012年后人口学家们又恐吓性预测全面二孩后生育率将达到4.4、4.5。

主流人口学家们之所以屡测屡错,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影响人口变化的因素很多,而人口学家知识面狭隘,无法把握人口变化规律;二是他们普遍有一种爬蚤心态(研究结论不敢突破“停止计划生育”的上限,只能在核桃壳里做道场)和鸵鸟心态(认为存在漏报,生育率不会那么低,人口控制还是有必要的)。他们用理论解释事实,当事实超出了他们的预测后,他们不是根据事实去修正理论,而是削足适履,修正客观人口数据以使得数据符合他们的理论。

中国人口不可能达到15亿

腾讯文化:《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一书中,提出中国人口的承载上限是15亿,您是否认可这个判断? 您认为中国人口何时会达到15亿?

易富贤:首先,最适人口理论本身就是伪科学。随着生产力水平提高,土地对人口的承载能力在不断提高,比如清朝之前,生产力落后,中国很难承载两亿人口;但是现在人口13亿了,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假如生产力停滞不前的话,理论上是存在人口承载上限;但是生产力水平低,也意味着人口再生产的效率低(婴幼儿死亡率高、寿命短),实际人口是难以达到人口承载上限的。2015年中国人口比1950年增加了1.4倍,但人均GDP却增加了24倍。 因此,根据现有的生产力水平来断言未来人口上限,是刻舟求剑。

其次,中国即便停止计划生育并鼓励生育率,峰值人口也只能勉强达到14亿,今后还将下降。中国人口是不可能达到15亿的。

腾讯文化:在当下的中国,“丁克现象”是否存在道德上的争议?

现代社会中的“丁克”现象屡见不鲜(图片源于网络)

易富贤:正常的社会,是多样性的社会,有人多生,有人少生、不生、单身。只允许生一个孩子的社会是不正常的,不允许存在单身、丁克的社会也是不正常的。但是如果“丁克”成为潮流,那么是不正常的。孩子抚养靠家庭,受益却在社会(维持国家的运转和养老)。如果家庭养3个孩子的每一项成本都计算,是人均GDP的几倍,但是他们由于耗费在孩子身上的时间多,工龄反而短,最后领取的养老金反而比丁克要少。无子女者如果不额外纳税,却领同样的养老金,是利用社保体系剥削其他人,不劳(养育子女)而获(养老金),是对多子女者的经济剥削。现在韩国等国开始开征“单身税”了。如果主流家庭不愿生、养不起三个孩子,说明经济、政治、法律、文化制度以及伦理体系出了问题。

腾讯文化:从现实的角度讲,您预测中国人口政策下一步的继续调整会是怎样的?直接停止计划生育吗?或者说,中国还需要计划生育吗?

易富贤:2014年以来的中国人口政策,其实是在转U形弯(U turn),本着“稳中有进”的原则,不希望翻车。“全面二孩”政策,标志着中国已经到了U弯的底部,我相信中国人口政策不会止步于“全面二孩”政策,下一步就是停止计划生育了。只有停止计划生育,才标志着一个“尊重生命、保障人权、人口是财富、将人当人看“的崭新而伟大的新时代的开始。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

腾讯文化:您长居美国,能否简单介绍美国的相关生育政策,我们能从国外成功经验中学习哪些?

易富贤:美国的生育政策也有很多缺陷。但仍然有很多可取之处,比如美国家庭的养育成本较低,比如房价只是家庭收入的4-5倍,公共教育投入较高,从学前班到高中是免费义务教育,大学也可以贷款。美国很多财税政策是“添丁不加银”,医疗保险、门票等以家庭为单位,不论有几个孩子,费用都一样。美国的托儿体系比较完善。

从“谩骂”到“支持”一路走来

腾讯文化:您在微博中提及,2000年你开始反对计划生育时遭到一面倒谩骂,后来很多反对者后面逐渐变为支持者。您觉得这种态度转变背后的原因何在?

易富贤:计划生育理论体系本身就是错误的。以前人们支持计划生育、反对我,是因为他们想当然,而没有仔细思考。我们在网络宣传,揭露了计划生育理论的荒谬性,引发了人们去思考,就很容易从支持计划生育转而反对计划生育。因此,人们之所以容易“觉醒”,是因为计划生育理论本身站不住脚。

腾讯文化:回过头来看,您的许多观点的提出在当时的环境来说,是比较“出格”的。为什么愿意一路踩着“雷区”走过来?

易富贤:苏轼说:“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有辞于天下”。译文:天下的祸患,最不能挽回的,莫过于表面上四海升平、八方宁靖,而实际上却危机四伏。消极旁观而不作为,那么祸乱就会发展到无可挽回的地步。起来坚决地制止它,又担心天下人已经习惯于这种虚假盛世的表象而不相信我。只有仁人志士,能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挺身而出。这本来就不是能够在短时间内一蹴而就的,更不是企图追求名利的人所能做到的。国家安定平静,无缘无故地触发巨大的祸患的导火线。我触发了它,我又能制止它,然后才能有力地说服天下人。

中国人口危机确实如此。我研究人口问题越深入,危机感就越强,感觉到计划生育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严重的战略决策失误。如果大家都坐视不管,今后必将“恐至于不可救”。就必须有人“出身为天下犯大难”,向公众发出警告;但是“无故而发大难之端”,“天下狃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一开始必然会遭致民意反对。通过广泛而持续地宣传,网络民意在2006年就已经逆转,一面倒赞成调整人口政策;2008年是一面倒支持停止计划生育了。

我研究人口问题也确实是如苏轼所说:“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由于计划生育是人命关天,我是欲罢不能呀。我研究人口学的动机并不高尚,看到个人自杀不能无动于衷,看到国家和民族自杀岂能坐视不管?我想其他人如果能像我这样认识到中国面临空前的人口危机,都会竭力呐喊的。

虽然我的一些做法,事后回顾起来还有不妥之处,我早期的一些研究也还比较毛糙。但是我不是圣人,不是先知,我的理论和思想体系有一个完善的过程。总体来说,我自己还是比较满意的,成功掀起了反对计划生育的思潮,改变了很多人的人口观念,很多人响应我的理论成功“生产自救”,很多意外怀孕的人因为我的理论而让孩子“死里逃生”。我的理论应该是经得住“生命核算”的。当然,肯定会有人在战场已经长出鲜花的时候,指责我哪一枪打歪了,哪一棒力度不够,哪一枪的抛物线曲线不够优美。

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能较好地概括我的研究经历。而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最能表达我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心情。《大国空巢》2013年能在大陆出版,司马迁的“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和辛弃疾的“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最能代表我的心境。一方面,书能够公开发行,我有如释重负的感觉;另一方面,再好的理论,如果不能扩大影响,不能转变为政策,还不如农民的“种树书”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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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 东北是中国人口问题最严重的地区 ]]>

思想报道

腾讯文化陈菲2016-02-26 18:29


[摘要]允许生一个孩子的社会是不正常的,不允许存在单身、丁克的社会也是不正常的。但是如果“丁克”成为潮流,那么是不正常的。

http://cul.qq.com/a/20160226/052315.htm

腾讯文化 陈菲 发自北京

要点1:中国经济中心即将西移:1,发达国家由于人口老化和劳动力短缺,经济占全球比例将不断下降,给中国东南沿海带来的机遇将减弱:2,中国的人口和消费中心仍然在中西部,内需市场将给中西部带来机遇;3,西部地区的生育率高于东部,今后的劳动力比东部要丰沛:四是印度、东南亚、西亚、非洲人口结构年轻,经济将充满活力,将给中国的西部地区带来空前的发展机遇。

要点2:东北生育率全国最低:1,东北的城镇化水平高;2,城镇化质量不高;3,传统生育文化传承较差;4,政府对计划生育抓的比较严;5,结婚率低,离婚率高,婚育年龄晚,大龄未婚男女比例高;

要点3:主流人口学家们之所以屡测屡错,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影响人口变化的因素很多,而人口学家知识面狭隘,无法把握人口变化规律;二是他们普遍有一种爬蚤心态和鸵鸟心态他们用理论解释事实,当事实超出了他们的预测后,他们不是根据事实去修正理论,而是削足适履,修正客观人口数据以使得数据符合他们的理论。

要点4:中国即便停止计划生育并鼓励生育率,峰值人口也只能勉强达到14亿,今后还将下降。中国人口是不可能达到15亿的。

要点5:允许生一个孩子的社会是不正常的,不允许存在单身、丁克的社会也是不正常的。但是如果“丁克”成为潮流,那么是不正常的。如果主流家庭不愿生、养不起三个孩子,说明经济、政治、法律、文化制度以及伦理体系出了问题。

要点6:中国人口政策,其实是在转U形弯(U turn),“全面二孩”政策,标志着中国已经到了U弯的底部,我相信中国人口政策不会止步于“全面二孩”政策,下一步就是停止计划生育。

【编者按】错误人口数据会引导错误的政策制定,那为何主流人口学家为何屡测屡错?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员易富贤日前在接受腾讯文化独家专访时指出,“中国的生育率就一直低于更替水平。但是有关人士用种种复杂的‘游戏’遮盖住了这一问题。以至后来人口减少的真相暴露出来,但势头已很难扭转。”人们对计划生育从原来一边倒的“支持”到后来逐渐开始质疑和思考的态度转变,易富贤表示喜闻乐见,这表明政府和人民都在不断反思和修正。对计划生育政策未来发展方向,他也持有乐观态度。“2014年以来的中国人口政策,其实是在转U形弯(U turn),本着‘稳中有进’的原则,不希望翻车。‘全面二孩’政策,标志着中国已经到了U弯的底部,我相信中国人口政策不会止步于‘全面二孩’政策,下一步就是停止计划生育了。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以下为腾讯文化对易富贤独家专访内容,鉴于篇幅较长分为两篇,此为第二篇

中国经济中心将西移?

腾讯文化:在《大国空巢》一书中提出,您指出人口问题是造成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您做出这种判断的依据是什么?苏联时代的人口问题对当下的俄罗斯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易富贤(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员):1950年到1970年,美苏人口比例、经济比例基本保持稳定。1970年之后苏美两国人口比例发生了微妙的改变,苏联和美国的人口比例在1970年为118.3%,这一比例缓慢降低到1980年的116.8%、1990年的115.3%;然后以1990年为转折,这一比例快速降低到1993年的111.9%、1995年的109.1%、2000年的102.3、2005年的96.5%。苏联和美国的15-64岁劳动力之比在1960年之前就开始下降,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却稳定在115%;也是以1990年为转折点,这个比例下降到1993年的109.9%、2000年的102.9%、2005年的98.6%。人口均势被打破,也意味综合国力的均势被打破。俄罗斯的20-59岁劳动力在1985年达到顶峰后就开始减少,到1990年跌到低谷,国力也跌到低谷,导致苏联在1991年解体。而当时美国的劳动力却仍然在增加。

究其原因,1940年之前俄罗斯的出生人口一直远远超过美国,但1940年后一直低于美国。1946年到1971年美国生育率平均为3.14,俄罗斯只有2.53。

腾讯文化:您曾呼吁中国人口政策要猛回头,不能慢慢游。这是否意味着您认为应当尽早全面废止计划生育?规避计划生育是否存在风险?

易富贤:我在2000年就呼吁调整人口政策,2004年明确提出“不停止计划生育,中国还在等什么”,我当时判断停止计划生育后生育率只能在1.8、1.9,今后还将下降,不存在人口膨胀问题,不存在风险。但是当时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却预测即便是在独生子女政策下,2033年中国人口仍将达到15亿;而一些所谓的开明派人口学家也预测,全面二孩后总人口将超过16亿。

腾讯文化:作为人口学者,对于之前提出“中国经济中心西移”的说法,您的立论依据是什么?

易富贤:发达国家经济占全球比例在 1960-2004 年一直稳定在 83% 左右。当1979年中国打开国门的时候,面对的是社会发展水平超过中国大陆上百年的欧美国家和实力正在上升的日本、香港、台湾、韩国。中国的外贸、外资、技术、管理全来自东部海洋,加上海运的廉价,使得中国经济中心一再东移。中国进出口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78年10%上升到1985年的23%、1990年30%、2000年的39%、2006年的65%。加上海运便宜,给中国东南沿海带来了发展机遇,驱动内地劳动力涌入东南沿海。比如广东 20-39 岁黄金年龄劳动力占全国比例从 1982 年的 5.25% 增加到 2010年的 9.33%,经济占全国比例也从 1980 年的5.7% 增加到 2010 年的 10.5%。而中西部的劳动力却一直在外流。

各地人口全球占比(图片源于网络)

我在 2005 年就判断,中国经济中心即将西移。这一判断在 2008 年变得非常清晰。我的依据有四:一是发达国家由于人口老化和劳动力短缺,经济占全球比例将不断下降,给中国东南沿海带来的机遇将减弱:二是中国的人口和消费中心仍然在中西部,内需市场将给中西部带来机遇;三是西部地区的生育率高于东部,今后的劳动力比东部要丰沛:四是印度、东南亚、西亚、非洲人口结构年轻,经济将充满活力,将给中国的西部地区带来空前的发展机遇。

现在看来我的这一判断是准确的,发达国家经济占全球比例从 2004 年的 83% 下降到 2015 年的 67%,还将继续下降。由于发达国家给东南沿海的贸易机会减少,中国进出口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2006年达到65%的历史峰值,然后下降到2010年的49%、2015年的38%。东南沿海的经济占全国比例在2006年达到顶峰后开始下降,比如广东、长三角(沪江浙)的经济占全国比例从2006年的11.42%、20.63%下降到2015年的10.06%、19.07%,今后还将下降。而中西部经济占全国比例却从2006年之后不断回升,比如川渝的经济占全国比例从1978年的7.41%下降到2006年的5.41%,然后上升到2015年的6.33%,今后将达到8-10%。

东北是中国人口问题最严重的地区

腾讯文化:根据您的研究,中国当下人口问题最严重的是哪个地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哪些?

易富贤:中国人口问题最严重的是东北。东北的生育率在1960年代后期就开始下降,1970年下降幅度也大于全国,1979年后就一直低于更替水平,比全国早11年。1990年后中央和国家计生委非常重视计划生育工作,推行一票否决制,全国的生育率从1990年的2.3剧降到1991年1.8、2000年的1.22、2010年的1.18;而东北的生育率则从1990年的1.8下降到1991年的1.27、2000年的0.91、2010年的0.74。20-29岁黄金年龄劳动力占全国比例,东北从1982年的10.0%下降到2010年的8.1%,到2030年将只有6.0%。由于劳动力减少和老化,东北经济占全国比例从1978年的14%下降到2000年的9.9%、2015年的8.0%,今后还将下降。

图片源于中国城市报

东北生育率全国最低,有下面一些原因:第一,东北的城镇化水平高。东北的城镇化率在1942年就达到23.8%,而全国只有10%左右。1975年,全国平均城镇化率为17.37%,而辽宁、吉林、黑龙江分别为36.47%、32.34%、36.48%;在1990年全国为26.4%,辽宁、吉林、黑龙江分别为50.9%、42.7%、47.2%;2010年全国为49.7%,辽宁、吉林、黑龙江分别为62.1%、53.4%、55.4%。东北的生育率在1980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时,就已经低于了更替水平。也就是说,1980年东北不但不应该实行独生子女政策,而且应该采取措施防范生育率的过度下降。

第二,城镇化质量不高。东北作为老工业基地,计划经济比重高,改革开放以来,东北的经济占全国比例不断下降,大量工人下岗,很多人生活比较困难。比如2000年吉林省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4810元,低于全国平均的6280元;2010年吉林省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5411元,低于全国平均的19109元。

第三,传统生育文化传承较差。南方很多地方有上千年、数百年的祖坟、宗祠,传统生育文化保留的比较好。而东北大多为移民后裔,传统文化根基浅。另外,由于是能力较强、敢于闯天下的移民后裔,相对来说,养儿防老的观念就弱一些。

第四,政府对计划生育抓的比较严;而东北体制内的人口比例高,一方面没有超生的条件,一方面也没有超生的意愿。

第五,结婚率低,离婚率高,婚育年龄晚,大龄未婚男女比例高。

第六,东北人因为是“共和国长子”,两代人对国家形成了过度的信赖,国家政策最容易深入人心。

由于以上这些原因,东北民众已经完全习惯了一胎化政策,少生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

错误人口数据引导了错误的政策,主流人口学家为何屡测屡错?

腾讯文化:您曾经在采访中说过,是错误的人口数据引导了错误的政策。根据您的研究,之前的人口数据错误表现在哪些方面?出现错误的原因是什么?

易富贤:俄罗斯科学院国民经济预测研究所人口和生态中心主任阿纳托利·维什涅夫斯基说,1966年后,俄罗斯的生育率就一直低于更替水平。但是有关人士用种种复杂的“游戏”遮盖住了这一问题。20世纪90年代,人口减少的真相暴露出来,但势头已无法扭转。

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有关人士一直以“种种复杂的游戏”掩盖真相。1990年后,中国的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至少当时就应该停止计划生育,但中国却反而实行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加上其他经济层面的原因,使得生育率跳跃性地从1990年的2.3降到1997年的1.4、2000年的1.22。2004年成立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将人口普查1.22的生育率修改为1.8;预测即便继续一胎化,2033年总人口仍将达到15亿人,建议坚持一胎化不动摇。其实,当时即便彻底废止计划生育,总人口也达不到15亿。

2010年人口普查再次证实只有1.18。但是80多位学者参加的“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学术研讨会却得出结论:“‘十二五’期末人口总量达到13.9亿左右”,“人口惯性增长势头依然强劲,人口峰值将在2033年将达到15亿人。”其实,当时即便停止计划生育,2015年人口都达不到13.9亿。

2012年后人口学家们又恐吓性预测全面二孩后生育率将达到4.4、4.5。

主流人口学家们之所以屡测屡错,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影响人口变化的因素很多,而人口学家知识面狭隘,无法把握人口变化规律;二是他们普遍有一种爬蚤心态(研究结论不敢突破“停止计划生育”的上限,只能在核桃壳里做道场)和鸵鸟心态(认为存在漏报,生育率不会那么低,人口控制还是有必要的)。他们用理论解释事实,当事实超出了他们的预测后,他们不是根据事实去修正理论,而是削足适履,修正客观人口数据以使得数据符合他们的理论。

中国人口不可能达到15亿

腾讯文化:《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一书中,提出中国人口的承载上限是15亿,您是否认可这个判断? 您认为中国人口何时会达到15亿?

易富贤:首先,最适人口理论本身就是伪科学。随着生产力水平提高,土地对人口的承载能力在不断提高,比如清朝之前,生产力落后,中国很难承载两亿人口;但是现在人口13亿了,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假如生产力停滞不前的话,理论上是存在人口承载上限;但是生产力水平低,也意味着人口再生产的效率低(婴幼儿死亡率高、寿命短),实际人口是难以达到人口承载上限的。2015年中国人口比1950年增加了1.4倍,但人均GDP却增加了24倍。 因此,根据现有的生产力水平来断言未来人口上限,是刻舟求剑。

其次,中国即便停止计划生育并鼓励生育率,峰值人口也只能勉强达到14亿,今后还将下降。中国人口是不可能达到15亿的。

腾讯文化:在当下的中国,“丁克现象”是否存在道德上的争议?

现代社会中的“丁克”现象屡见不鲜(图片源于网络)

易富贤:正常的社会,是多样性的社会,有人多生,有人少生、不生、单身。只允许生一个孩子的社会是不正常的,不允许存在单身、丁克的社会也是不正常的。但是如果“丁克”成为潮流,那么是不正常的。孩子抚养靠家庭,受益却在社会(维持国家的运转和养老)。如果家庭养3个孩子的每一项成本都计算,是人均GDP的几倍,但是他们由于耗费在孩子身上的时间多,工龄反而短,最后领取的养老金反而比丁克要少。无子女者如果不额外纳税,却领同样的养老金,是利用社保体系剥削其他人,不劳(养育子女)而获(养老金),是对多子女者的经济剥削。现在韩国等国开始开征“单身税”了。如果主流家庭不愿生、养不起三个孩子,说明经济、政治、法律、文化制度以及伦理体系出了问题。

腾讯文化:从现实的角度讲,您预测中国人口政策下一步的继续调整会是怎样的?直接停止计划生育吗?或者说,中国还需要计划生育吗?

易富贤:2014年以来的中国人口政策,其实是在转U形弯(U turn),本着“稳中有进”的原则,不希望翻车。“全面二孩”政策,标志着中国已经到了U弯的底部,我相信中国人口政策不会止步于“全面二孩”政策,下一步就是停止计划生育了。只有停止计划生育,才标志着一个“尊重生命、保障人权、人口是财富、将人当人看“的崭新而伟大的新时代的开始。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

腾讯文化:您长居美国,能否简单介绍美国的相关生育政策,我们能从国外成功经验中学习哪些?

易富贤:美国的生育政策也有很多缺陷。但仍然有很多可取之处,比如美国家庭的养育成本较低,比如房价只是家庭收入的4-5倍,公共教育投入较高,从学前班到高中是免费义务教育,大学也可以贷款。美国很多财税政策是“添丁不加银”,医疗保险、门票等以家庭为单位,不论有几个孩子,费用都一样。美国的托儿体系比较完善。

从“谩骂”到“支持”一路走来

腾讯文化:您在微博中提及,2000年你开始反对计划生育时遭到一面倒谩骂,后来很多反对者后面逐渐变为支持者。您觉得这种态度转变背后的原因何在?

易富贤:计划生育理论体系本身就是错误的。以前人们支持计划生育、反对我,是因为他们想当然,而没有仔细思考。我们在网络宣传,揭露了计划生育理论的荒谬性,引发了人们去思考,就很容易从支持计划生育转而反对计划生育。因此,人们之所以容易“觉醒”,是因为计划生育理论本身站不住脚。

腾讯文化:回过头来看,您的许多观点的提出在当时的环境来说,是比较“出格”的。为什么愿意一路踩着“雷区”走过来?

易富贤:苏轼说:“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有辞于天下”。译文:天下的祸患,最不能挽回的,莫过于表面上四海升平、八方宁靖,而实际上却危机四伏。消极旁观而不作为,那么祸乱就会发展到无可挽回的地步。起来坚决地制止它,又担心天下人已经习惯于这种虚假盛世的表象而不相信我。只有仁人志士,能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挺身而出。这本来就不是能够在短时间内一蹴而就的,更不是企图追求名利的人所能做到的。国家安定平静,无缘无故地触发巨大的祸患的导火线。我触发了它,我又能制止它,然后才能有力地说服天下人。

中国人口危机确实如此。我研究人口问题越深入,危机感就越强,感觉到计划生育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严重的战略决策失误。如果大家都坐视不管,今后必将“恐至于不可救”。就必须有人“出身为天下犯大难”,向公众发出警告;但是“无故而发大难之端”,“天下狃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一开始必然会遭致民意反对。通过广泛而持续地宣传,网络民意在2006年就已经逆转,一面倒赞成调整人口政策;2008年是一面倒支持停止计划生育了。

我研究人口问题也确实是如苏轼所说:“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由于计划生育是人命关天,我是欲罢不能呀。我研究人口学的动机并不高尚,看到个人自杀不能无动于衷,看到国家和民族自杀岂能坐视不管?我想其他人如果能像我这样认识到中国面临空前的人口危机,都会竭力呐喊的。

虽然我的一些做法,事后回顾起来还有不妥之处,我早期的一些研究也还比较毛糙。但是我不是圣人,不是先知,我的理论和思想体系有一个完善的过程。总体来说,我自己还是比较满意的,成功掀起了反对计划生育的思潮,改变了很多人的人口观念,很多人响应我的理论成功“生产自救”,很多意外怀孕的人因为我的理论而让孩子“死里逃生”。我的理论应该是经得住“生命核算”的。当然,肯定会有人在战场已经长出鲜花的时候,指责我哪一枪打歪了,哪一棒力度不够,哪一枪的抛物线曲线不够优美。

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能较好地概括我的研究经历。而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最能表达我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心情。《大国空巢》2013年能在大陆出版,司马迁的“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和辛弃疾的“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最能代表我的心境。一方面,书能够公开发行,我有如释重负的感觉;另一方面,再好的理论,如果不能扩大影响,不能转变为政策,还不如农民的“种树书”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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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 “全面二孩”无法成为拉动经济的灵丹妙药 ]]>
思想报道腾讯文化陈菲 2016-02-27 07:40
http://cul.qq.com/a/20160227/010081.htm

[摘要]中国应该果断停止计划生育,并在经济和文化体系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才能打破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文化惯性和经济惯性。

腾讯文化 陈菲 发自北京

要点1:人口政策缺乏的是“动”的勇气,不是“迈大步”的力气。十八届三中全会,人口政策能“动”起来,说明决策层有决策勇气。

要点2:随着社会发展,生育率会自发地下降,即便中国1980年就不实行计划生育,峰值人口只能达到16亿,而不是50亿。在当时,中国根本没有必要实行计划生育。

要点3:全面二孩后,2016年生育率只会为1.3左右,2017年也只有1.4(不到1.5),然后下降到2020年1.35,对经济拉动作用很弱,根本不可能拉动经济0.5%。

要点4: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施行),民众已经养成了生育的“趴蚤心态”。

中国的经济模式和城市规划都是围绕独生子女政策进行的,并将惯性地延续下去。计划生育不可能对文化惯性和经济惯性造成有力的冲击。

要点5:如果认为人口是负担,那么中国不缺人;如果认为人口是财富,那么中国当然缺人。人口政策调整的最大意义是“人”,是生命,是人性,是希望,是人伦,是亲情,是权利和自由,是社会和经济的活力。

【编者按】计划生育是与人们息息相关的政策,也是人们热议的话题。年前,“全面二孩”政策落地,意味着2016年以后出生的“二孩”生来便拥有了合法的身份,不用再躲躲藏藏。这一政策无疑给中国人口“再生产”提供了一定的便利,与此同时,人们也开始了新一轮的对计划生育与自身切身利益乃至整个社会发展的种种反思。

究竟计划生育从何而起?在社会发展历程中它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迟迟未动的人口政策开始进行调整完善,出现这种“转向”的原因是什么?“全面二孩”政策能够遏制中国的老龄化趋势吗?人口与经济繁荣、文明兴衰之间有怎样的联系?究竟中国家庭应该需要几个孩子?中国人口的上限在哪?中国人口政策应该走向何方?……以上都是人们非常关心和关注的问题,也是社会需要直面和商榷的问题。

对于“全面二孩”政策的推行,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员易富贤日前在接受腾讯文化独家专访时指出,这一举措具有重大的意义,“十八届五中全会,突破重重阻力和人口学家理论恐吓,废止了为时三十多年的一胎化,是‘人口再生产’的伟大的历史性转折。说明我们的制度还有自我纠正能力、还有活力。”但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应该果断停止计划生育,并在经济和文化体系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才能打破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文化惯性和经济惯性。”

从2000年开始,易富贤着手研究中国人口问题,他的《大国空巢》曾经一度引发了对中国人口问题的思考。他一直关注中国人口政策的变化,并就中国人口现状和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单独二胎政策实施后,易富贤表示,人口政策能“动”起来,说明决策层有政治勇气,但单独二胎”理论在国内国外均已证明破产,只有尽快停止计划生育才是根本解决途径,并发表文章《从单独二孩实践看中国人口决策的缺陷》。随着“全面二胎”的放开,易富贤再度发言,表示,“全面二孩”政策是一个伟大的进步,但是由于生育观念、性别歧视等问题,全面二胎面临着重重现实挑战,呼吁配套政策的出台。以下为腾讯文化对易富贤的独家专访内容,鉴于篇幅较长分为两篇,此为第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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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于网络

计划生育缘起于导弹科学家宋健的人口预测

腾讯文化:计划生育政策的源起是什么?当时中国是否需要计划生育政策?

易富贤(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员):受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影响,欧美国家掀起优生学的思潮,希望通过选择性的控制生育以“纯化种族”。纳粹集中营事件曝光使得优生学臭名昭著,改头换面变成了人口学。1968年出版的《人口爆炸》和1972年出版的《增长的极限》掀起了控制人口的全球思潮。1974年基辛格被授权起草绝密的《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 200 号》,提出利用联合国人口基金等组织,在发展中国国家推行计划生育。1979年联合国人口基金资助中国5000万美元以建立计划生育和人口学体系。1978年宋健到欧洲开会,有人提供给他控制人口的资料,他据此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50年达到50亿;这一令人惊恐的预测促进中国在1980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

其实随着社会发展,生育率会自发地下降,即便中国1980年就不实行计划生育,峰值人口只能达到16亿,而不是50亿。在当时,中国根本没有必要实行计划生育。

腾讯文化:中国计划生育自1960年代试行以来,经历过哪些重要的调整?

易富贤:196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提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当时的计划生育只是在部分地区试行,对全国的生育率影响还不大;1970年全国的生育率仍在5.0以上的较高水平;1971年国务院转发卫生部等《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1973年12月开始全面实行“晚(晚婚晚育)、稀(间隔4年)、少(只生两个孩子)”的计划生育;1978年陈慕华副总理提出了一胎化设想,并在部分地区实行。1980年9月发表《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标志着独生子女政策在全国推行;1984年人口政策开了一个小口,比如允许农村独女户生育二孩。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2014年实行单独二孩政策;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2016年1月1日开始实行全面二孩政策。

腾讯文化:持续三十多年的一胎化政策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带来了哪些方面的影响?

易富贤:以两个人口学指标为例。日本1951年的中位年龄为22岁,而美国为30岁。青年日本追赶中年美国,收入差距不断缩小。1991年日本的中位年龄38岁,超出美国5岁;1992年经济增速开始低于美国。1979年中国的中位年龄22岁,美国为30岁。2015年中国38岁,开始超过美国;2030年中国45岁,超出美国5岁;2050年中国55岁,美国只有42岁。今后走在前面的是中年的美国,而在后面追的是老年的中国。

20-64岁劳动力是驱动经济的动力,老龄化是阻力。1946-1973年日本经济年均增长8.9%。日本劳动力与65岁及以上老人之比在1975年开始低于7.5,在1992年开始低于4.8,在1994年开始低于美国,2011年只有2.5;1975-1991年经济年均只增长4.4%,1992年后增速低于美国。中国的劳动力/老人在2010年降至7.5,2021年将降至4.8;经济增长率也在2012年开始减速,下行压力将不断增大。2035年中国的劳动力/老人将只有2.5,开始低于美国,更是远低于印度的6.6,经济活力也将低于美国和印度。

可以说,几十年的计划生育,尤其是生育率从1990年的2.3跳跃性下降到2000年的1.22、2010年的1.18,奠定2011年后经济下行、今后长期经济衰退的人口学基础。

允许生育“两个子女”还是不够的

腾讯文化: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迟迟未动的人口政策开始进行调整完善,出现这种“转向”的原因是什么?

易富贤:我认为有几个原因:第一,十八大之后的中央领导的人口观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再认为人口是负担,而是将人口视为财富。第二,中国的民众在调整人口政策上达成了高度共识。第三,人口危机全面爆发,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负增长已经拖累经济增长。第四,2014年开始的单独二孩政策,申请率远远低于预期,当初预测每年会多出生200多万人,累计多生1000万人,但是实际上累计只会多出生几十万人。

腾讯文化:经济学家科斯在一次公开课中直言,计划生育是他听过最荒诞的政策之一。他认为中国家庭只生一个小孩,甚至会导致中国消失。至少需要允许“两个子女”的人口政策。才能维持人口增长。你如何看待?

易富贤:他的观点是对的,但是允许“两个子女”是不够的。计划生育不但导致中国人口数量的萎缩,也导致结构的老化。计划生育使得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从中国人口占世界比例从1980年的高于22%降低到2015年的不到19%,并且近年中国出生人数只有世界的10%。由于育龄妇女的减少和对生育文化的破坏,现在即便停止计划生育,如果不出台有效的鼓励生育政策的话,今后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也将低于10%。

2050年中国的中位年龄将达到55岁,而世界平均水平只有36岁。中国经济占全球比例将在2027年前后达到17.5%的峰值后开始下降,今后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外交上的地位也将不断下降。一个在1820年占全球37%人口的大国就这样因为错误的人口政策而一步步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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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二孩”政策无法成为拉动经济的救命稻草

腾讯文化:如何评价全面放开二孩之前的“单独二孩”方案?政府选择实施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时机是否合适?

易富贤:人口政策缺乏的是“动”的勇气,不是“迈大步”的力气。十八届三中全会,人口政策能“动”起来,说明决策层有决策勇气。之所以只实行单独二孩政策,是因为国家卫计委和翟振武、蔡昉两个课题组预测,如果全面二孩,将出现难以承受的出生高峰,每年会出生4995万、4700万人。国家卫计委和翟振武等人预测,单独二孩足以将生育率提升到1.8(出生1800多万),每年多出生200多万人,累计会多出生1000万人。面对这些人口预测,决策层对全面二孩都望而却步,更加不敢停止计划生育了。

2015年是单独二孩政策的峰值出生年,但是国家统计局公布,只出生1655万,比2014年还少出生32万,比2013年只多生15万。其实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还有大约20%的水分,比如国家统计局公布1999年、2000年、2001年出生1901万、1771万、1702万;但是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11岁、10岁、9岁人口只有1394万、1445万、1425万;这些孩子到2013年读初三、初二、初一,只有1424万、1477万、1497万。国家统计局公布2010出生1592万,但是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0岁只1379万。因此,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5年出生1655万也有约20%的水分。这也可以用生育率来验证,2015年进行了1%人口抽样调查,虽然目前还没有公布生育率数据,我根据蛛丝马迹推算生育率应只有1.25,那么2015年只出生1300多万人,远远低于预期的1800多万。

十八届五中全会,突破重重阻力和人口学家理论恐吓,废止了为时三十多年的一胎化,是“人口再生产”的伟大的历史性转折。《诗经》:“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人口政策改革坚定、有力地不断推进,说明我们的制度还有自我纠正能力、还有活力。

腾讯文化:全面放开二孩实施后,中国的人口生育率近期会出现显著的上升吗?全面放开二孩是否能使人口危机得到缓解?人口生育率的上升是否能够刺激经济增长?

易富贤:国家卫计委预测全面二孩政策后,每年出生人口将在2015年1800万的水平上多生300万,每年出生2100万左右,生育率2.1,这样总人口将在2029年达到14.5亿的峰值,有望提升经济潜在增长率0.5%。如果人口政策确实如此的话,那么十三五增加5400万人,出生10675万,当然能够刺激消费、拉动内需,年均拉动经济增长0.5%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实际情况应该是,全面二孩后,2016年生育率只会为1.3左右,2017年也只有1.4(不到1.5),然后下降到2020年1.35,那么十三五只出生7000万,对经济拉动作用很弱,根本不可能拉动经济0.5%。

2015年中国人均GDP增长6.3%,GDP总量增加6.9%。如果十三五人均GDP年均增长5.9%,人口增长是依照国家卫计委的预测,那么GDP总量年均增长6.7%,基本能遏止经济下行。但是如果十三五实际只出生7000万,那么各级政府卯足劲,GDP总量年均也只增长6.2%。

“计划生育”让民众很难走出“趴蚤心态”

腾讯文化:随着人口政策的调整,您认为长期严格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文化惯性和经济惯性能否逐渐被打破?

易富贤: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施行),民众已经养成了生育的趴蚤心态(用玻璃罩限制跳蚤跳的高度,跳蚤碰壁后自动适应不断降低的罩子高度;后来取下罩子,跳蚤不跳了,变成了爬蚤)。中国的经济模式和城市规划都是围绕独生子女政策进行的,并将惯性地延续下去,城市的生育意愿已经非常低;来自农村的新市民也不得不适应城市的生育模式,生育意愿也很低。目前的人口政策仍然是计划生育,那么就不可能对文化惯性和经济惯性造成有力的冲击。

中国都可以生1个孩子,一孩次生育率不受政策限制。在没有计划生育的情况下,一孩次生育率与总和生育率是直线相关的,比如台湾1992年、2001年、2013年一孩次生育率为0.76、0.70、0.58,总和生育率为1.73、1.40、1.07。中国大陆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滞后韩国21年、台湾23年,但是2010年、2015年的一孩次生育率只有0.725,低于韩国1989年的0.839;2015年中国大陆的一孩次生育率只有0.66,低于韩国1994年的0.826、台湾1992年的0.76。可见中国大陆的生育趴蚤心态非常严重,停止计划生育后,生育率也难以达到1.5,然后会快速下降。

中国应该果断停止计划生育,并在经济和文化体系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才能打破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文化惯性和经济惯性。

人口不是负担而是财富

腾讯文化:中国究竟缺不缺人?放开生育,是不是人权的体现?

易富贤:如果认为人口是负担,那么中国不缺人;如果认为人口是财富,那么中国当然缺人。“人”的意义是全面的,人口危机是就不局限于经济衰退、养老危机、光棍危机,更包括人伦危机、人文危机、人权危机、人道危机……。人口政策调整的最大意义是“人”,是生命,是人性,是希望,是人伦,是亲情,是权利和自由,是社会和经济的活力。

腾讯文化:有学者提出质疑,如果这么庞大的群体没有就业或者没有充分就业,那么他们将只会消耗基本生活保障成本,而不能提供任何养老金缴纳,那么放开“二孩”是在降低社会成本、还是在增加社会负担?如何看待这种说法。

易富贤:“人口多导致就业压力”自始至终都是中国实行计划生育的重要理由,其实与亚里士多德的 “落体速度与其重量成正比”一样荒谬。伽利略用两个铁球同时落地的实验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但是中国不少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至今理解不了“两个铁球”的原理。一个正常的社会是2个消费人口提供1个就业机会,比如美国3.2亿人口提供1.6亿个就业机会,巴西2亿人口提供1亿个就业机会。中国有8亿多劳动力,绝大多数是计划生育之前出生的,需要16亿多人口才能保证就业;但是计划生育减少了年幼消费人口,减少了内需市场,并提高了妇女的劳动参与率,使得中国劳动力“额外过剩”,导致就业难。如果继续计划生育和超低生育率,那么就业会越来越难。

放松人口政策后,由于增加了出生,刺激消费,拉动内需,对就业有所改善。但是如前所述,放开二胎后的生育率上升非常有限,对内需的拉动也很有限。中国应该彻底废止计划生育,并改变经济模式,有效提升生育率,才能有效拉动内需,改善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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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 中国进入“全面二孩”时代--《民主与法制》 ]]>
十八届五中全会的决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计生法,使得2016年的中国进入“全面二孩”时代。人口政策为什么需要调整?法律的修改历经了怎样的博弈?真的生二孩还需要做好哪些准备,克服哪些困难?本期封面话题将为您说说二孩的那些事。


《全面二孩》系列报道之一

中国进入“全面二孩”时代

本社记者李蒙

201611日凌晨2时半,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在广州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的产房内传出来,让孩子的父亲非常高兴,庆幸晚出生五天的孩子为家里省下了三万元。

他是爸爸妈妈的第二个孩子,预产期本来在五天前,如果“按期”出生,家里就得缴纳三万元罚款。晚出生了五天,这笔钱省了,因为从201611日开始,中国进入了“全面二孩”时代。

“全面二孩”政策能够在201611日就变成现实,多少有些突然。201311月,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了放开“单独二孩”政策,是1978年国家全面实行“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政策后的重大转变。当时还没有人敢预想,“全面二孩”能在短短两年后就成为现实。

20143月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国家卫计委科研所所长马旭表示,全面放开二孩没有时间表。10月,国家卫计委回应媒体报道,称目前暂无全面放开二孩的时间表。20151月,国家卫计委新闻发言人毛群安称,要坚持与十八届三种全会决定一致,坚决稳定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3月,马旭在两会期间再次表示,国家对于全面放开二孩暂时没有计划。

直到20157月,国家卫计委对全面放开二孩首次作了正面回应,称“国家目前正在抓紧制定相关规定”。但这样的表示给人的印象,是2015年全面放开二孩不太可能。所以当201510月底,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时,全国人民都觉得惊喜。

201512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修改计划生育法的决定,规定“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则是从立法上开启了“全面二孩”时代。

“单独二孩”遇冷导致“全面二孩”提速

“全面二孩”政策能够这么快出台,应该与“单独二孩”政策遇冷有很大关系。人口学家易富贤告诉本社记者,从2014年实行“单独二孩”开始,截至2015531日,在424天里,全国只有139万单独二孩申请,其中最后一批才实行单独二孩的山东竟然占了四分之一。在他看来,山东的数据有很大的水分,可能把很多够条件的夫妇都算上了。扣除山东的水分,全国应该只有116万例申请,那么,一年只有104万申请。减去政策前怀孕的18万例和政策后原来打算超生的30万例,其实只新增了56万例申请。而实际出生的人口显然还会低于申请数,因为有些人可能因为生育障碍想生却生不了,有些人虽然申请了但后来又不想生了。以国际人口学界通用的62.5%的出生/申请比计算,只会多生35万人,远低于国家卫计委此前预期的每年多出生200万。

单独二孩申请数一直在逐月下降,而且会持续下降。易富贤说,假设补偿性出生在14年内以45:27:18:10的比例释放,那么今后4年合计只会多出生78万人,远低于国家卫计委所预测的1000万。

到了2015831日,国家卫计委公布了最新数据,全国实行单独二孩政策516天,只有169万申请。用易富贤的上述办法计算,累计也只会多生80万左右。

易富贤认为,中国的人口政策之所以迟迟得不到调整,并非政治层面的阻力,而与人口预测失误有很大关系。错误的人口预测,显然会影响中央的人口决策。易富贤认为,十八届五中全会能决定放开二孩,“因天下之失望,顺宇内之推心”,说明党中央没有被错误的人口预测干扰,作出了非常有勇气的决定。

在易富贤看来,中国需要生育率接近2.3才能保持人口的世代更替,而1990年就已经低于更替水平,1995年后低于1.5,也就是1990年后就应该调整人口政策,但因为人口学家和计生委不相信生育率已经如此之低,总是以存在漏报等理由,将经过人口抽象调查甚至人口普查的1.5以下的生育率,人为提高到1.8,屡屡给出错误的生育率数据,使得人口政策迟迟得不到调整。

2004年,国内主流人口学家提交报告,预测如果实施“全面二孩”的话,生育率将长期稳定在2.0以上,峰值人口能达到16.07亿,超过15亿人口上限;建议为期15年的过渡期,到2020年全面放开二孩,这样2029年总人口达到14.7亿。

2006年,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将2010年人口普查的1.22的生育率修改为1.8,预测继续独生子女政策,生育率会稳定在1.8,总人口将在201020152033年达到13.6亿、14.1亿、15亿。

而易富贤早在2007年就出版《大国空巢》一书,预测2010年的全国人口只有13.3285亿,与2010年的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全国总人口13.3281亿)惊人地接近。他预测,即便停止计划生育,中国大陆的生育率将下降到2023年的1.47,峰值人口将不到14.7亿。

易富贤认为,抽样调查和人口普查的数据其实是基本准确的,并没有国内主流人口学家长年强调的严重漏报。反而,人口普查时还有重复统计的现象。应该相信抽样调查和人口普查的数据,不要认为提高生育率数据。

2014年底,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为13.6782亿,那么2015年应该只有13.75亿,与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当初的预测差了4000万;在易富贤看来,2014年的13.6782亿人还有数千万的统计水分。

易富贤说,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实行“单独二孩”,很多人口学家预测,如果全面二孩,生育率将达到2.4,每年将多出生1000万,说得最少的也认为有两三百万。但到了20158月的实际情况是,每年只能多出生几十万,这些人口学家的预测不攻自破了。显然,这些人口学家极大地高估了中国人当前的生育意愿,以为只要一放开政策,中国人就会抢着生、哭着生、争先恐后地生,实际情况根本不是这样。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全面二孩”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201510月,十八届五中全会召开,党中央体察国情,顺应民心,作出了“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政策”的英明决策,“一孩”时代从此宣告结束。

人口政策为什么需要调整?

  在中国人口学界,易富贤、李建新等许多人口学家其实已经有共识:中国的人口负增长估计在2015年至2025年就会出现(有学者认为恐怕是在2020年之前,甚至有人认为就是2016年),然后持续至少长达三四十年。这样的负增长非常可怕,将使中国的人口结构严重畸形,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沉重打击。

  人口结构危机包括:

  一、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根据易富贤的预测,中国60岁及以上老人将从2010年的1.78亿增加到2030年的3.7亿,2050年的5.0亿,占全国总人口的42%2010年中国老年抚养比(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与20-64岁劳动人口的比例)只有13%,也就是7.5个劳动力养1个老人。而2030年、2040年则分别只有3.3个、2.1个劳动力养1个老人。

  二、总劳动力快速减少。20-64岁劳动力是国家的经济脊梁。日本、欧洲(如希腊、西班牙、荷兰等)20-64岁人口在1998年、2010年达到顶峰后负增长,都是在拐点前夕就出现经济危机。中国的20-64岁总劳动力在2015年达到9.24亿的顶峰后开始负增长,经济也在2012年开始减速;到2040年总劳动力只有7.5亿,则结构高度老化,意味着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将不断增大。

三、"光棍危机"全面爆发。以24-28岁代表男性初婚人群,对应22-26岁的女性,2014年初婚人群性别比开始大幅超过100%,到2021年高达127%。从2015年开始,青壮年光棍快速增加,到2017年左右超过3000万,2022年左右接近4000万。

  四、独生子女快速增加。三十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进入婚育年龄,如果独生子女结婚,一对夫妇将赡养4个老人,根据政策还可以生育12个孩子,面临的家庭压力将非常大。

五、失独家庭高达千万。易富贤根据动态预期寿命和年龄别死亡率估算,2000年出生的每100个孩子,超过4个在25岁前死亡,超过8个在50岁前死亡。中国社科院人口所王广州教授估算,2050年中国失独家庭将超过1000万,老年孤寂,无人赡养。

  人口结构危机将导致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包括:

  一、经济发展长期衰退。青壮劳动力占总人口之比与中国经济发展增速是同步的,同步到了令人惊讶的程度。中国经济已经享受了30年毛泽东时代的人口红利,接下来的30年,将是人口还债的30年。也就是说,接下来是人口负增长和经济持续衰退的30年。

  二、养老危机全面爆发。目前在讨论的"延迟退休"政策就是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养老金空洞而引发的,但延迟退休意味着增加就业压力,青壮年就业减少将扩大"养老金空洞",实为双刃剑。

  三、单身光棍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三四千万光棍不会均匀分布在社会各阶层,只要不沦为社会最底层,还是可以找到老婆。三四千万光棍将向社会最底层集中,他们无婚姻、无家庭、无工作、无收入、无经济来源、无性生活,无论生理还是心理上都困窘到极点,但理论上他一个人还必须养活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6个老人。这样的三四千万人,人人都很容易产生强烈的报复社会的心理,制造屠童、爆炸等各种极端事件,成为最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即使现在全面放开了二孩生育政策,相当多一部分夫妇还是会选择只生一胎,因为生活水平越高生育意愿越低,而主流家庭即使每对夫妇生两到三个孩子,中国的人口负增长仍将长达三四十年。

  

人口常识需要矫正

  

  在易富贤看来,很多人的人口常识其实是错误的。在《大国空巢》一书中,他反复讲了一些人口知识。近几年,长年在美国工作的他多次回国讲学,每到一地,都希望告诉更多的人正确的人口常识。

  一、"人口多了资源少"是个伪命题。先有资源后有人口,资源多了人口才会多,资源少了人口就会少,"人口多了资源少"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人类的两次人口爆炸,一次是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玉米、土豆、番薯等高热量农作物在全球广泛种植;另一次是科技发展将氮气廉价转化为氮肥,农作物产量猛增:科技发展导致资源激增从而带来人口爆炸,而不是相反。

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是,人口多了,资源才多。因为人口多了,人的智力资源才多,科技才会发展,才能将以前不是资源的煤炭、石油、电磁场等变成资源。科技发展的动力是人口拉动需求,提供智力资源。资源越来越多,人口也越来越多,这是良性循环。打破良性循环,才是恶性发展。纵观人类发展史,人口、科技、资源都是成比例在增加,难道不是这样吗?有人担心资源总有极限,其实人口增加,“减法”地消耗现有的资源,但是却能“乘法”地使“非资源”(如氮气、太阳光)变为新资源(氮肥、太阳能),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中国人口最迟到2025年将进入负增长,即便今后千方百计鼓励生育,生育率也很难稳定在更替水平。但随着科技不断发展,新资源、新能源的开发利用仍有巨大潜力。例如,如果海水可以很方便便宜地变成淡水,水资源紧缺的问题就会一下子得到巨大缓解。如果太阳能的利用能取得突破性进展,能源的紧缺也将得到极大缓解。在这种形势下,将人口与资源的矛盾过分夸大,老是说人口多了资源怎么不够用,并不符合事实。

再者,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里,人均资源、能源的占用和耗用不是成倍地增长,而是翻了很多倍。当初预想三峡大坝建成后能供全国百分之多少的人用电,等真的建成了,发现与当初设想的百分比相距遥远,因为人均用电量已经翻了很多倍。既然经济发展导致资源、能源的消耗大幅增加,通过限制人口来节约资源、能源到底能起到多大作用?

二、"人口多了就业难"是个伪命题。人口与就业是"自由落体运动",人口越减少,就业越难。总体来说,是2个人的消费提供1个就业机会,比如美国3.2亿人口提供1.6亿个就业机会,巴西2亿人口提供1亿个就业机会。计划生育,消灭人口,也消灭就业岗位。中国有8亿多劳动力,绝大多数是计划生育之前出生的,需要16亿多人口才能保证就业;但是计划生育减少了年幼消费人口,减少了内需市场,并提高了妇女的劳动参与率,使得中国劳动力额外过剩,不得不发展外向型经济以从国际市场获得就业机会。而印度靠本国的内需市场就能够保证就业。

纵观人类发展史,人口越来越多,就业岗位也越来越多,而不是人口多了就业岗位反而少了。1900年全球人口只有16.5亿,难道就业岗位比今天还多?

改革开放以来,人口在不断增加,从1979年的不到10亿增加到现在的13亿多,但就业形势并不是越来越严峻。改革开放之初,城市失业率并不低,而随着经济发展,大量农村人口进城打工,每年有3亿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城市人口并没有觉得像改革开放之初那样难以找到工作。这种直观的感受告诉人们,就业形势并非是人口越多越困难,而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经济发展越好,就业就会越充分,而人口本身也是刺激经济发展、拉动就业的因素。

许多人认为,人口太多,教育资源有限,国民受教育程度将受影响。改革开放三四十年以来,农村人口受教育的程度大幅提高,现在农民的孩子上大学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而是普遍现象。反而,近年来,大学招生开始不足,高考报名人数每年持续下降几十万。其实,全国小学招生人数从1995年就开始负增长,从1994年的2537万下降到2014年的1658万。在农村,很多希望小学已经人去楼空,过去村村有小学,现在已经将过去几个小学的孩子合并到一个小学来上学。随着人口负增长的到来,高教资源恐怕将大大萎缩,农村教育的深层次问题已经需要引起足够的警醒。

三、"科技发展了就业岗位就少"是个伪命题。许多人认为,科技发展了,到处都用机器人,就业岗位就少了。真是这样吗?机器人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还是人生产出来的。发明一台机器需要一个科研团队,将一台机器开发到投入市场的水平,更是不知需要多少人。而大量生产机器的流水线,也需要人。现在检测机器是否合格所需的人,有时超过了流水线上生产机器的人。销售机器必须有人,售后服务同样需要人。而机器的维护保养和检修,也都需要人。用一个机器人取代一个人,可这个机器人背后恐怕需要几十个人。

有了计算机,有了互联网,就业岗位是少了还是多了?IT业产生了多少就业岗位,养活了多少人?新浪、腾讯、搜狐、网易四大网站,里面都是员工在干活,没有什么机器人。科技越发展,旧的就业岗位被淘汰,但是新的就业岗位就越多,因为每一项科技产业化都需要人去完成。人类历史显而易见的事实,不知为何总被歪曲。

再者说,人多了,意味着需求就多了,很大程度上可以刺激科技的发展。“科学是聪明人想出来的偷懒的办法”,“需要是发明之母”,都说明了这样的道理。而且,人多了,意味着聪明人也多了,全人类的智力资源也增加了,也会刺激科技的发展。

人的作用是很难被机器完全取代的,现在机器取代人的就业岗位非常有限。人工送一个快递只需要10元,如果用机器送到你家门口,那不知道需要多少钱。快递员能被机器取代吗?即使在发明机器人最多的日本,也很少有机器人取代了人的就业岗位。相反,一个新的科技项目,往往会直接产生许多就业岗位,还会拉动许多服务行业,增加很多附属服务行业的就业岗位。

四、"孩子多了养不活"是个伪命题。孩子的养育成本是递减的。比如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显示,家庭养1个孩子的成本为1002个孩子为160%3个孩子为186%,中国人有句俗话:"一个羊也是养,两个羊也是放",恰恰是真理。中国人现在是用养育三个孩子的成本,娇生惯养了一个孩子。经济越发展,养育孩子的成本越高,但养育孩子的个数与成本之间不是倍数关系,而是几何递减,因为边际成本低。“生下来,总能“活下去,多生养孩子,没那么可怕。如果主流家庭都有三个孩子,那么全社会的养育成本将大幅下降。并且中国政府的人口观念开始发生改变,不再认为人口是负担,而认为人口是财富,那么今后必然会增加人口投入,减轻家庭的养育成本。今后养三个孩子的压力可能比现在养一个孩子还要小,因此现在的年轻人不要被现在高昂的养育成本所吓到。

许多人现在感叹,一个孩子就已经耗费了我这么大的精力,要是有两三个孩子,我的精力怎么够啊?其实独生子女政策导致许多本来应该由政府承担的责任被转嫁给了家长。例如,中国家长往往天天接送独生子女上学放学,成为一道风景线。但试想一下,如果每家都有两三个孩子,父母还接送得过来吗?送了老大,送不了老二,接了老二,接不了老三。如果真是这样,政府就必须为每个学校、每个学生配备校车服务,家长其实就连一个孩子都不用接送了。独生子女政策导致的政府转嫁给家长的责任,其实可以随着生育政策的放开自然化解。

独生子女政策还导致,中国家长过分要求孩子学习成绩好,要求孩子必须非常优秀。因为一家只有一个孩子,承载着家长的所有希望,所以家家都要求这个孩子去读北大清华。但全班只有一个第一名,不可能人人第一。这样一来,父母逼孩子很累,孩子被逼也很累。而如果每家都有两三个孩子,家长就没必要过分要求孩子学习优秀了,有一个孩子能出人头地,另一个平庸一点,只要健康成长,将来能成家立业衣食无忧,父母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这样一来,孩子的压力也小了,父母的心理负担也轻松了许多,学校也不用那么紧张了。

五、"人口多了房价高"是个伪命题。中国人口最多,但中国的房价最高吗?不,全世界房价最高的城市是莫斯科,而俄罗斯只有1.45亿人口,经济已经衰退了许多年,人口负增长了很多年。

房价高,通常不是因为人口多,而是因为城市布局和公共服务分配不合理,导致人口过于密集在中心城区,从而拉高了房价。中国人老觉得城市拥挤,交通堵塞,而将这些现象的原因都归结为人多。其实呢?人可能并不多,只是都挤到了一起。北京人多,廊坊人少,但北京没人愿意去廊坊,因为廊坊的公共服务、就业机会、经济水平远远落后于北京。廊坊没有那么多高楼大厦,没有那么多就业机会,所以北京再拥挤,大家还是愿意挤在北京,这跟人多人少没有直接关系。

类似交通堵塞等很多“城市病”,其实并非仅仅是人口原因导致的。东京人口2000多万,与北京差不多,但每天上下班道路交通几乎感觉不到什么“高峰”,因为地铁发达,上班族几乎都乘坐地铁出行,街道上并没有多少车。北京的地铁线路和服务水平远远落后于东京,才导致交通堵塞,而不是人口原因。

中国城市面积现在只占国土总面积的0.7%,连百分之一都不到,城区人口密度一般超过每平方公里1万人,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更是达到了每平方公里2.4万人甚至3.5万人之多。而在美国,即使是芝加哥、洛杉矶这样的特大城市,中心城区的人口密度也只在每平方公里三四千人之间。也就是说,中国城市人口密度过大,才导致拥挤,而并非单纯由于人口数量导致的。易富贤认为,中国的城市何妨建得大一点,拿出5% 3%的国土面积建设城市,城市人口密度也会与美国差不多。能否拿得出来5% 3%呢?现在耕地抛荒面积达到了2亿亩,已经是城市面积的两倍。而可以开发的荒地其实还很多(本专题报道另有易富贤撰写的专篇文章详说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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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 向呼吁停止计划生育的网友和贤达拜年! ]]>

向呼吁停止计划生育的网友和贤达拜年!

中国实行计划生育,反对者不乏其人。由于农民的顽强抵抗,1980年以来有两亿多孩子死里逃生,从一定程度挽救了这个国家和民族。

2000年以来,形成了从网络草民到知识精英,再到政治精英的反计划生育的思潮。2000-2003年,我与张雷、Wei Zhao等海外网友(部分网友坚持到现在)在北美的一些中文论坛宣传。2003年中国大陆论坛开始允许讨论计划生育,我与何亚福、杨支柱、王鑫海、徐胜、黄华斌、阿蚌、自自强等众多网友(见2007年、2013年版《大国空巢》后记)在网络进行了非常艰辛的宣传。

除了广大网友“日顶一帖,日行一善,日拱一卒”外,大量社会贤达也坚持呼吁停止计划生育,梁中堂老师一开始就反对一胎化,2006年开始坚定地与我一起呼吁停止计划生育,茅于轼、孔庆东、李建新、袁刚、周孝正、程亚文、秋风、李红刚、陈子明(已经去世)、旷新年等老师十多年来坚持不懈地利用众多渠道呼吁调整人口政策。黄细花、张连起等众多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连续提交调整人口政策的提案。还有一些官员(我回国曾与网友见面,才知道其中一些是厅级官员)也以网名呼吁停止计划生育。还有很多贤达(如王小强、包月阳、袁绪程、余永定、姜明安、郑也夫、潘维、石小敏)在幕后实质性地推动政策调整。我曾发起的呼吁停止计划生育留言活动,数百位社会贤达参与,民政部的《社会与公益》20119月刊以《计划生育,改松绑了!》 一文选发了部分留言。

由于大家的共同努力,到2006年,网络民意基本逆转。此后在所有网络投票中,基本一面倒地支持调整人口政策(但一些只支持放开二胎)。2008年后,都是一面倒地明确支持停止计划生育(而当时所谓开明派人口学家却还在倡议“渐放二胎”),比如我在2009年人民网“E两会”上提交的《停止计划生育,恢复人口可持续发展能力》,得到4万多人支持和796人联署,只有数百人反对。2010年我根据当时的网络民意,曾总结《停止计划生育大“势”已定》(http://www.aisixiang.com/data/33393.html),《基层计生干部强烈要求停止计划生育》(http://blog.ifeng.com/article/5606838.html),当时网友的口号是:“强制寄生必寿终,大家争做掘墓人!”(http://bbs.tianya.cn/post-no01-384489-8.shtml)。2012年腾讯网组织的关于计划生育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93%的网民支持“彻底废除”,只有7%的网民支持“应该保留”(http://view.news.qq.com/zt2012/rglc/index.htm)。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因天下之失望,顺宇内之推心”,人口政策迈出了跨时代的一步,决定201611日实行全面二孩政策,标志着为时三十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停止计划生育还需要临门一脚,还需要大家继续“争做掘墓人”;而今后“生生不息”的人口政策和生育文化的建立,还任重道远,需要大家共同参与。

2007年版《大国空巢》后记致谢

2013年版《大国空巢》后记

茅于轼、孔庆东等各界贤达呼吁停止计划生育

2007年版《大国空巢》后记致谢

我的研究受到社会各界人士和广大网友的鼓励和支持。感谢王小强先生将我的多篇文章刊发在《香港传真》,并鼓励、支持我将近几年观点系统化整理此书在大风出版社出版;感谢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的仲大军先生多年的支持;感谢《光明观察》传播我的观点。感谢茅于轼、血健轩辕(网名)、杨支柱(杨支柱先生1998年在其《计划生育与法治》中就认为强制计划生育无法律依据)、梁中堂(梁中堂先生从1980年开始就反对宋健的独生子女政策,他在山西翼城县的“二胎”试点是中国计划生育的一个孤岛)、曹观法、李寒秋等社会贤达人士的支持。感谢王鑫海、如风两位网友帮忙校稿,并提出很多修改意见。

尤其要感谢广大网友的支持,由于大家共同的努力,反思计划生育才能形成思潮。其中何亚福先生2004919日与我联系(他在2003年写过《中国人口的相对量在减少》,与我算是殊途同归),之后我们并肩作战,活跃在各个网站,他用通俗、生动的语言写了大量文章,破解人们在人口问题上的思想误区。防风(黄华斌)分析人口数据,质疑计生委的生育率数据。王鑫海探讨人口与环境的关系,并将有专著出版。舟木从资源角度、阿蚌从基层干部的角度质疑计划生育的必要性。加拿大的张雷是我早期在海外论坛的支持者,给我提了很多建议。Henanyanling从人口密度优势和规模优势等多个角度质疑计划生育。徐胜,自自强,水寒火热,韦东生(嘉恒),Kulturo xiaoyu61611,杜杨,马典(攀枝花),李雷(石家庄), wuyannian1,陈开斌,王岩,王建霞,王心明,胡国鑫,汉博士,江南有丹柚,bin1997kk等网友活跃在各网站,进行了大量的宣传。Xiangjiang MaWei ZhaoHua LiJulian Qian、仰天长啸等大量北美网友除了对我表示支持、声援外,有些还以身作则,响应我的理论多生育一两个孩子。越来越多的人在反思计划生育,活跃在各个网站,呼吁调整人口政策,如新华网:心软,冇钱买表,无弃人,刘老太爷,常山赵子龙之剑,家庭计划,有点热血,新华呢佳,看刀耕火种,人口如棋,whymay等;法治论坛:高手寂寞,wczh,吾思吾行,fanguozhi,童光灿,淼城人,tiefa7559,天涯芳草等众多网友;凯迪社区:爱看美女,murki,喧寂斋,llll8888001,西岸听海,MATRIX,小米的步枪,国家栋梁,yide1,两个小乖乖,骆驼祥子,陈剑平,郑幼容,陈雨弘,蔡正强(浙江海宁),徐晓黎,千里烟云,等;人民网:人口是最宝贵的资源,崔树桢,徐二峨,舣洋,远山飞云等;中国改革论坛:jifengwang,大思想家,zhongwei等;天涯社区:fesel,快乐的声音,孙聚民,LegendX,天为人纲,来往变常,adamwang2006,国人002,重新来过不,阿飞和他的女人,秋燕饵,以道佐人,文辰水,岳扩旺,隆后,fslzycpeiying,黎光寿,熊志明,高阳裔,a12b12retinoscopy,你要查找的ID,永兴屯,无愁天子,我行你素,gavinchris2004,华夏之痛,ithind,灌水拍砖,七下八上,佚名过客,简单虫子,gulumufox7,海角老狼, 虾之小者等;网易:zhangqingk,南山,xyzxyz-007qqwweerr1997grubnow,陈祯清,张玉武,杨汝辉,刘武平,1juexing等;天益:我是天龙、韩定宏等。注:排名不分先后。

呼吁调整人口政策的网友和社会贤达很多,很多网友给我提出了有益的建议,难以一一列举(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暂时也不便一一列举),在此一并致谢!

2013年版《大国空巢》后记

这些年我的研究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鼓励和支持。王小强老师在内刊《香港传真》上发表我多篇文章,并支持我在香港出版《大国空巢》。2004年至今,8年来茅于轼老师给予我道义上持续的支持。梁中堂老师是1979年就参与人口政策的“老人”,一开始就反对独生子女政策,2006年开始与我坚定地站在一起,呼吁停止计划生育。杨支柱兄在2006年以来与我有很多深入的讨论,达成很多共识,这些年他一直笔耕于网络和报刊。孔庆东兄在2005年之后利用多种机会帮助传播我的观点,呼吁调整人口政策。马德先生主持的《光明观察》和仲大军老师的网站则帮助了我早期观点的传播。潘维老师也提供了传播平台(包括内刊和讲坛)。叶廷芳老师在2007年联名29名全国政协委员提交废止独生子女政策的提案,他说“好几次我流下了悲愤的眼泪”,在情感上与我有强烈的共鸣。戴国庆老师近年除了帮忙传播我的理论外,还与杨支柱兄一起为本书的修改提供了一些建议。黄文政兄在2003年就开始支持我的观点,在我邮寄资料遇到困难时,与我的族兄易武等慷慨解囊。

余永定、袁绪程、姜明安、袁刚、董克用、何亚福、王鑫海、王勋、金观源、何亚福、王鑫海、程亚文、旷新年、李红刚、陈友华、陈子明、刘钟毅、苏剑、李建新、穆光宗、梁建章、居雄伟、郑也夫、孙笑侠、童大焕、涂肇庆、王广州、丁金宏、游允中、赵虹、黄细花、杨莹、薛涌、文学、王建军、李茂生、王飞跃、廖进忠、陈潭、黄元河、丁力、曹思源、余晖、秋风、魏城、韩德强、滕彪、张宏良、袁伟时、李伟东、陈绍华、孙大午、于风政、周天勇、牧沐、梅新育、管清友、刘军宁、袁飏、顾海兵、毛寿龙、伊力哈木·土赫提、展江、贾葭、郑克强、旺秀才丹、左春和、郭洪钧、顾昕、曹顺庆、刘仁文、管益忻、马进、鄢烈山、汪海林、徐昕、郭松民、杨子云、蔡守秋、徐弢、孙晋、徐建民、邵晟东、郭琼虎、薛云、吴述纲、赵磊、薛蛮子、黎明、长平、盛洪、魏甫华、摩罗、许志永、阎桂丽、王建勋、冯兴元、肖雪慧、马勇、丁东、李子暘、陈玉宇、陈浩武、夏骏、彭中天、陈云、鲁晟、万庆涛、洪秀平、范瑞平、刘汉清、蔡铮、杨明佳、彭晓辉、梅志罡、高卫星、王孝俊、周家群、马武华、樊明、蒋晓蕙、马建、向继东、张英洪、常伟、崔春婷、许凯、和阳、肖郎平、金微、梁杰华、吴祚来、陈焕仁、宋鸿兵、张祥龙、夏业良、焦国标、罗志渊、罗竖一、吴洪森、朱毛斋、罗天昊、赵勃楠、李铁、吴钩、李寒秋、郑旭光、金满楼、傅蔚冈、尹建新、赵克罗、胡冰川、欧阳桃花、李春涛、仲富兰、黎来芳、何光伟、陈新欣、侯宁、黎光寿、老可、徐挺、张禹东、侯虹斌、刘佑平、李方平、张后奇、刘卫国、周明华、王以超、叶竹盛、张梦云、朱又可、尹名兴、杨桐、杨政文、高明勇、刘海波、张凯、刘帅、王攸欣、陈智富、陈林清、许西安、葛洪义、汪云志、李俊、杨团、张连起等数百位老师、朋友、贤达从不同的角度给我提供过帮助或者在我发起的“呼吁停止计划生育留言”活动中呼吁调整人口政策。在这里,我向大家表示感谢!同事,欢迎更多人继续“三言五语评计生”。

尤其要要感谢广大网友(徐胜、黄华斌、黄海清、赵伟、刘先平、丁昕、崔胜、孙聚民、何龙飞、大汉樊哙、心软、自自强、轩辕东、杨汝辉、吴德宣、宋剑雄、Mike Wu、李友林、李敏辉、连连风雨、月影风声、杜杨、花衣笛手、Henanyanling、舟木、人口如棋、阿蚌、伊文、祭轩辕、喧寂斋、小米的步枪、灌水拍砖、国年、默默祝福、天为人纲、来往变常、很寄生、华云龙、任星辉、应剑群、吴主任、夏小芽等,由于人数众多,暂时难以一一列举,今后会专门整理一份名单)的大力支持。有些贡献于幕后(收集、邮寄资料),有些奋战于前线;有些在网络“各领风骚一两月”,有些从2003年、2004年就一直坚持“日顶一帖,日行一善,日拱一卒”;有些还设法“生产自救”、“言传身教”。由于大家共同的努力,一座座壁垒被攻破,终于形成了从网络草民到知识精英、再到政治精英的反思计划生育政策的集体呼吁。我两次回国,都有一些网友从数百里、数千里之外赶来相见。

茅于轼、孔庆东等各界贤达呼吁停止计划生育

http://yi.fuxian.blog.163.com/blog/static/1090058022016173552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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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 全国政协委员张连起的履职关键词 ]]>
易富贤注:人口政策调整是一个全民共同参与的过程,既有广大网友们十多年的“日顶一贴,日行一善,日拱一卒”,也有无数社会先达(包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坚持不懈的呼吁,光是参与“呼吁停止计划生育留言”的贤达就有数百位,我在《大国空巢》中致谢了部分贤达,包括全国政协委员张连起先生。下面是《中国政协传媒网》刊发的张连起先生的《我的履职关键词》

首页>>电子杂志>>2016年杂志>>2016年第2期
http://www.cppccnews.com/2016-02/03/content_8706579.htm

我的履职关键词

2016-02-03 12:02:06 来源:中国政协传媒网 张连起我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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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连起(左三)为丰富提案内容,广泛征求意见

委员履职的关键是什么?我经常思考这个问题。

我认为,履职为民、咨政建言的积极性、创造性、务实性与精准性,来自于“谋大局、不偏执、不敷衍、识民情、接地气”的自我激励,来自于建言指向的“大局、精准、专业、务实”。

立身无党派,报国有情怀。作政协委员,我深切感受到协商的形式更丰富,频率更密集,调研议政更深入,监督建言更坦诚。我的委员履职也正是在这种制度性话语权和机制性影响力越来越浓的氛围下完成的。在十二届全国政协以来的三次会议上,我提交了18件提案。有人问我,这些提案效果如何?提案的选项、立意、对策是如何确定的?以2015年提案为例,《关于全面从严治党、防止“两面人”官员的提案》被列入重点督办提案,《关于适时放开二胎的提案》被当年的政策落地所印证,《关于进一步细化预算改革方向的提案》得到有关部门充分肯定和认真吸纳,《关于进一步完善股票发行注册制制度框架的建议》也被将要实施的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所吸收采纳。

今年,《关于适时放开“普遍二孩”的提案》的提出和办理,加深了我对委员建言要“大局、精准、专业、务实”的认识。

议政建言首先要瞄准“大局”。没有人口的“生生不息”,经济社会发展的“生生不息”无从谈起。我跟踪这个题目有四年多的时间,从中感到“未富先老”已经成为我国可持续发展道路上不可承受之重。于是,我与《大国空巢》一书的作者易富贤先生合作开展了相关课题的研究。

精准。我之所以没有在以前年度提交这个提案,是因为人口题目非常庞大,需要在粮食安全、社会保障等多方面深入研究,要综合考虑我国人口基数对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压力,在最合适的时间提出最合适的对策。我注意到,截至2014年年底,全国获批的“单独二孩”不到90万例,在符合条件的家庭中,占比不到8%。之前担忧的“二胎申请井喷”不但没有出现,还进一步证实了中国父母生育意愿降低。在高教育水平与高生活成本双重叠加下,年轻一代对生育议题持更保守态度。不愿生,不敢生,已成为不少人根深蒂固的意识。我意识到,到了建议国家实施“普遍二孩”的时候了。

专业。可能有人会问,你是搞财经专业的,不是人口专业的,能驾驭这个大题目吗?我的回答是,政协委员咨政建言不能仅局限于自己的专业领域,关键是要有专业精神和专业思考,必须在“有心人、弄清楚、想明白、能管用”上下功夫,外行人也可以说内行话。同时,最好结合相关专家的工作成果做出审慎判断。

务实。在调研人口问题的过程中,我接触到不少失独家庭,切实感到人口政策的调整不仅是放开“普遍二孩”,更重要的是打造计划生育升级版,从“人口控制”向“人口优化”转变。于是,我提出变社会抚养费为“失独家庭”救助基金的建议,以务实解决过去积累的遗留问题。

委员履职的过程,涉及不少环节不少领域,不能浪费相关资源。值得欣慰的是,我提交的提案着眼于把脉改革节奏、聚焦发展大局、秉承专业精神、谨守务实理念,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我想,体现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意味着居庙堂之高,更意味着处江湖之远。

犹记得,我到河北的一个失独家庭走访调研,家庭主妇诉说了失去孩子的苦痛,叹息育龄已过膝下无子的愁怨。我说:“国家已经意识到独生子女政策的历史阶段将要完成,肯定要调整有关政策。我实地了解你家的情况,就是感同身受一个政策的局限和一个家庭的命运,争取为失独家庭说几句话。”她听说我是无党派界别政协委员后,有些狐疑:“管用吗?”我说:“再微小的声音,也能汇入改革的交响。不是有那句话吗,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结束发布公告那天,她给我发来短信:“听到计生政策调整的消息,为政协委员和无数准备怀孕二胎的母亲感到高兴。”我内心清楚,自己的呼吁微不足道,二孩政策的推出是中央审时度势、当机立断的结果,一粒石子投入河中只能泛起微小涟漪。但我高兴的是,见证了这一重大政策的出台,在历史阶段的转折点上,做了一粒建设性的石子。为政协委员的称号注入了不负使命、不负重托的内涵。

(作者: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内部控制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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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 从人口角度看怀化发展-《怀化日报》 ]]>

从人口角度看怀化发展——访当代人口学专家、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员易富贤


编者按

“要有意识地把怀化培养成一个比较大的大中城市,来辐射带动周边一些地区。 ”日前,湖南省委书记徐守盛接受凤凰卫视《问答神州》专访时的讲话掷地有声,像一阵春风激荡起怀化发展风帆。为奋力实施“一极两带”和“一个中心、四个怀化”战略,本周刊致力采访怀化籍在外发展关键人物,与专家学者高端对话,透过他们的视角,畅想怀化发展明天。

易富贤在安江。(本报记者 陈甘乐 摄)

近年来,怀化洪江市籍当代人口学专家、《大国空巢》著作者、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员易富贤,学术著作丰硕,先后在《改革内参 ·高层报告》 《国际经济评论》 《社会科学论坛》 《二十一世纪》 《社会观察》 《南方论从》等学术刊物发表颇具影晌力的文章。

1 月 19 日,远在大洋彼岸的易富贤教授,接受了本报记者电话采访。

记者:湖南省委书记徐守盛最近接受凤凰卫视《问答神州》专访时指出, “要有意识地把怀化培养成一个比较大的大中城市,来辐射带动周边一些贫困地区。 ”对照徐守盛书记的讲话精神,你有何感想?

易富贤:怀化偏处湘西一隅,经济文化比较落后,过去湖南虽然也很支持怀化的扶贫,但是没有上升到战略层面,只是站在湖南看湘西,陷入了“越扶越贫”的怪圈。徐守盛书记这次提出要有意识地把怀化培养成一个比较大的大中城市,说明怀化在书记的心目中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也标志着湖南的大湘西开发开始从输血式转向造血式,这将是载入史册的战略性转向。

徐书记这次是跳出湖南看怀化,用一带一路的国际视野、 辐射大西南的全国性视野来看怀化,再站在怀化看大湘西和武陵山,宏观视野与湖南省情相融合。 我相信在市委书记彭国甫的带领下,怀化一定能实现徐守盛书记为怀化“手绘”的美好蓝图。

记者:作为颇具影响力的怀化籍当代人口学专家、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员,你对怀化有哪些情怀?

易富贤:我是洪江市 ( 原黔阳县 ) 塘湾镇人,离开家乡 28 年了,离开祖国也 17 年了,一方山水养活一方的人,尤其是像我这样从贫困地区连滚带爬走出湘西大山的学子,有着强烈的家国情怀,虽然身在异国他乡,但心在怀化,心系家乡的父老乡亲,也一直在关注家乡的发展,关注着家乡的“蝶变” 。

记者:拜读过你两个版本的《大国空巢》著作,从中发现你对怀化发展早有思想,谈谈著书时对怀化的“早期意念”好吗?

易富贤:我在 2000 年开始思考中国的人口政策。区域经济中心的转移其实就是人口的转移。比如,由于俄国和日本的崛起,给中国东北带来发展机遇,东北像抽水机一样吸引着内地移民,人口占全国比例从 1870 年的 0.9%提高到 1911 年的 4.3%、1940 年的 7.8%,东北成为中国最发达地区,在 1945 年时甚至超过日本成为亚洲第一经济体。

发达国家经济占全球比例在 1960-2004 年一直稳定在 83% 左右,加上海运便宜,给中国东南沿海带来了发展机遇,驱动内地劳动力涌入东南沿海。比如广东 20-39 岁黄金年龄劳动力占全国比例从 1982 年的 5.25% 增加到 2010年的 9.33%,经济占全国比例也从 1980 年的5.7% 增加到 2010 年的 10.5%。而怀化的人口却一直在外流,人口流失其实是实力的流失。

记者:几年前,网上就盛传你撰写的《将怀化建设成另一个 “重庆” 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文章为什么这么受欢迎?

易富贤:我在 2005 年判断,中国经济中心即将西移。这一判断在 2008 年变得非常清晰。我的依据有四:一是发达国家由于人口老化和劳动力短缺,经济占全球比例将不断下降,给中国东南沿海的机遇将减弱;现在看来我的这一判断是准确的,发达国家占全球比例从 2004 年的 83% 下降到 2015 年的 67%,还将继续下降:二是中国的人口和消费中心仍然在中西部,内需市场将给中西部带来机遇;三是西部地区的生育率高于东部,今后的劳动力比东部要丰沛:四是印度、东南亚、西亚、非洲人口结构年轻,经济将充满活力,将给中国的西部地区带来空前的发展机遇。

我在2005年就开始研究重庆。重庆以前人口外流比怀化还要严重,经济占全国比例不断下降。1997 年重庆直辖后,人口外流减少、回流增加,2008 年回流开始超过流出,经济占全国比例从 2007 年的 1.67% 上升到 2015 年的 2.22%。我曾经应邀给重庆市政府写过两万多字的报告,比如提出要遏止人口外流,吸引周边人口流入;要扬长避短,积极开拓西部国际市场 ; 限制房价,防止房价等民生成本上升,便于留住人口。2010 年我在西南大学演讲题目就是《从人口结构看中国经济中心西移和重庆崛起》 。这些年重庆的发展似乎与我的构想比较吻合,可能是不谋而合吧。

基于对国际和全国宏观经济的判断和重庆实践的总结,我开始对今后怀化的定位进行大胆构想,经过多次修稿,于 2009 年完稿《将怀化建设成另一个“重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这篇 6 万多字的报告也倾注着我对家乡的感情。

记者:你怎么看待武陵山扶贫攻坚和就近城镇化?

易富贤:我对家乡的贫困有着刻骨铭心的体会。我 2010 年回国,2012 年后每年都回国,看到年轻人纷纷逃离家乡,只留下老弱病残,感受到家乡正在沦落。我就在一些内参和媒体撰写文章,呼吁从人口角度进行扶贫,吸引人口回流。我的这些观点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认为为扶贫提供了崭新的思路。遏止人口外流的有效措施就是就近城镇化,因此国家提出的中西部就近城镇化战略与我的理念非常吻合。从水资源、 城建空间、 区位、 交通等情况综合判断,怀化是长沙以西、重庆以南最适合建成大城市的地方。如果怀化建成中心城市,将有力辐射武陵山片区,让武陵山片区能够就近城镇化。

记者:结合徐守盛书记的讲话精神和怀化“一极两带”和“一个中心,四个怀化”战略,能否谈谈你对怀化的建议?

易富贤:我谈几点浅见。我觉得只有将怀化建成中心城市才能辐射大西南,也只有吸引了足够的人口才能成为大中城市。因此,怀化当务之急是扩大城市人口规模。

城市的规划,要有前瞻,不能走目前大城市的老路。当年伦敦、柏林等大城市也曾与目前北京、上海一样,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达到2-4万人,1900 年后不断疏散人口,现在中心城区人口密度也只1 万人,全市人口密度只有3-5 千人。纽约在1920 年后、东京在1960 年后也不断疏散人口到周边。现在京津冀一体化,其实也是在进行人口再分布。

我上次到怀化,发现怀化的城市密度比纽约中心城区还要密,当然这与目前中国实行计划生育、以每平方公里1 万人规划城市的总体思路是一致的,但是这种规划将是民不聊“生”,城市还较小就会有大城市病,生育率将很低。

中国即将进入后计划生育时代,长期将是鼓励生育,那么城市规划模式将发生改变,城市人口密度必将下降,北上广城市改建的成本将很高,而怀化作为新兴城市,要有前瞻,不但要宜居、宜业,更要宜生,这样城市才有活力。

现在很多地方依赖土地财政。但是城市长期财源是“人”,而不是“地”。只有吸引了人口,才有税源。当年美国西雅图房价低,吸引了微软等大企业;现在德州的房价等民生压力小,生育率较高,也不断吸引企业和人口,人口和经济占全国的比例不断提高。

怀化的人口来源是武陵山片区,购买力弱,房价更加不能高。怀化长期是计划生育先进地区,因此生育率长期低于周边的邵阳、湘西州,更远低于铜仁和黔东南地区。也就是说怀化本地的人口资源并不丰富,不足以将怀化建成较大的中心城市。因此怀化要有宽阔的胸怀,精致打造城市,吸纳“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让他们落户怀化、安居乐业。

城市化的核心是工业化, 这也是怀化的短板,工业就业人员需要占总劳动力的25-30%,服务业才能发展起来,才能完成城市化。中小企业是经济活动中最具活力的细胞,也是就业的广阔天地。怀化应该积极吸引、扶持中小企业。建议怀化建立完整的经济发展数据,每月向有投资意向的企业提供怀化经济发展的综合数据,将这些数据都公布在网站上,为商家、投资者和研究者提供免费服务。要紧密跟踪学科前沿,吸引高科技人才来怀化创业。

今后劳动力短缺,各地将“抢人”。怀化要向浏阳学习,浏阳市政府每年春运都派车到广东各地免费接浏阳籍的打工者回家,然后直接参加浏阳本地的企业招聘会;在春节前派车免费送在浏阳打工的娄底、怀化的人回家,然后春节后再接回浏阳。

今后最短缺的是技术工人。怀化要为企业提供“特制”的员工培训项目,并由市政府予以资助。职业教育要非常灵活,要提前洞察到市场需要什么人才,就培训什么人才;有些专业怀化本地无力培训,要赶紧到外地培训师资或引进师资,也可先与外地职校联合培养学生;让企业经营管理者成为培训老师。如果怀化能建成武陵山片区的职业教育中心和活跃的劳动力市场,企业引进过来后,员工召之即来、来之能用,企业就会纷沓而至。职业教育要面向武陵山,尤其要面向生源充足的贵州,致力于使学生离开校门前就成为合符社会需求的劳动者,并在怀化本地就能找到工作,这样外地来的学生也就能在怀化安居乐业,并接家人过来定居,怀化的人口规模不断扩大。

水资源是城市的硬约束,最近国家也提出了“以水定城,以水定产”。怀化水资源丰富,产业布局余地大,根据耗水情况,有些企业可以布局在鹤城,有些布局到黔城、安江,有些布局到辰溪。沪昆高铁将是一条重要的国际性经济纽带,云南将吸引很多国际企业,但是缺水使得很多企业无法落户。要建成沪昆高铁经济带,就应该与贵阳和昆明进行信息共享,积极吸纳贵阳和昆明所不能消化的企业,在这一方面,宜宾、泸州、重庆将是怀化的竞争对手。

(记者 陈甘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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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 光棍影响金融业--《参考消息》 ]]>
http://www.cankaoxiaoxi.com/china/20160120/1057764.shtml

港媒称内地男女失衡引诸多问题:光棍影响金融业

2016-01-20 08:42:00来源:参考消息网责任编辑:朱方雨

核心提示:易富贤表示,男多女少的人口生态不仅影响婚配,在其他社会层面也有诸多影响。“比如信用卡、贷款、保险业务以及征信行业都将有所牵连。”

参考消息网1月20日报道港媒称,据国家统计局19日数据,去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为137462万人,较2014年末增加680万。其中男性人口较女性多出3366万人,“阳盛阴衰”的局面引发“婚配难”担忧。此外去年全年出生人口总数为1655万人,较上一年减少32万人,有专家预测2025年中国人口将出现负增长。

婚配问题愈发严重

据《香港商报》网站1月20日报道,就男多女少带来的问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陈剑表示,若此局面持续存在,将威胁人口生态,“最明显是婚姻挤压带来的巨大冲击,令婚配问题越来越严重”,将影响社会经济持续发展。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认为,男女比例失衡亦会引起就业性别挤压,“男性劳动力过剩会增加就业市场竞争,加大女性就业难度。”

报道称,除了社会问题,中国男性因无法成婚成为“光棍”对金融行业也有影响。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员、《大国空巢》作者易富贤表示,男多女少的人口生态不仅影响婚配,在其他社会层面也有诸多影响。“比如信用卡、贷款、保险业务以及征信行业都将有所牵连。”

不过“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有望缓解这一问题,陈剑表示,在仅有一次生育机会的情况下,一些家庭更加“偏好”男孩,相信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后,出生男女性别比差距会缩小。

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表示,二孩政策的实施将在短期内使得出生人口明显增加,在新增人口进入劳动年龄后,将降低人口抚养比,使经济潜在增长率提高约0.5个百分点,到2050年可增加约3000万劳动力。

出生性别比仍偏高

按官方数据,2015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较上年的115.88下降2.37,创近7年最大降幅。出生人口性别比则为113.51,相比联合国设定的103至107正常值,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仍旧偏高。

官方发布的《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在“十二五”(2011-2015年)期间,“争取将全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下降至115以下”。

人口遭遇巨大危机

报道称,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中国各地单独两孩密集启动,在死亡率不变的情况下,中国2014年的出生率为千分之12.37,较2013年增长0.29个千分点。而2015年官方数据中出生人口数不升反降,令不少人口学者大跌眼镜,这一反常情况表明中国人口正遭遇巨大危机。人口学者黄文政形容该情况“恐怖”,他认为一方面是因为育龄高峰期的女性数量在持续减少,另一方面新进入育龄高峰期的女性生育意愿在降低,而“单独两孩”政策带来的人口增加幅度要远远小于上述两个降低的因素。

人口学者姚美雄分析称,出生人口减少,说明目前民众的生育意愿已经很低了。若按目前生育情况看,随着育龄妇女的持续减少,中国人口将在2025年出现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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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 “全面二孩”配套政策何时来--《中国科学报》 ]]>

“全面二孩”配套政策何时来

2015年12月04日
黄顺江

  易富贤

  本报记者王剑

  最近有媒体报道,在一个招聘会上,一位女性求职人员在投递简历时,对方直接提出:“你打算生第二个孩子吗?”正当这位女性求职者犹豫时,招聘人员直接将简历退回给她。

  随着二孩政策的放开,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女性就业形势因此而潜伏着新的危机。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在介绍实施全面二孩政策有关情况时也表示,实施全面二孩面临一些挑战,比如,女性就业难度加大,就业性别歧视可能会加重。因此,相关配套政策的制定就成为重中之重。

  职场性别歧视由来已久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研究员黄顺江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因为女性生育和养育孩子会影响工作,孩子多了影响就更大,因而,不少用人单位不愿意接纳未生育孩子的年轻女性入职,这在私营单位会更明显。

  据黄顺江分析,实施二孩政策,对于刚刚大学毕业入职的女性影响并不大——因为她们年龄大多在25岁以下,工作一段时间后才会结婚生子。但是,对于年龄稍大的研究生、博士或博士后,毕业时年龄已接近30岁,她们对结婚生子的要求很迫切,走上工作岗位马上就面临结婚生子,在头三年几乎不能正常工作。如果紧接着再生育二孩的话,她们甚至可能需要5到8年不能全力工作。这种状况对工作的影响是很大的。因此许多用人单位不愿意接收刚毕业的研究生尤其是大龄女性。

  《大国空巢》作者、计划生育问题专家易富贤坦言,目前我国的《婚姻法》中,妇女在生儿育女方面的付出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妇女因为多生育,必然会减少在工作上的时间和精力,从而在社会和家庭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很多人自然选择少生孩子。

  易富贤指出,在全面二孩后,我们仍然是“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那么母亲仍然是“负担的制造者”。企业招收女员工,要考虑生育等问题会影响工作效率,为了规避风险,自然会选择少招女员工,从这个趋势看,妇女就业将更加困难。

  全面二孩面临重重挑战

  人口政策调整肯定会有一些社会成本,不能指望没有“阵痛”就能生孩子。易富贤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指出:“我认为,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将会面临三个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医疗的挑战。“70后”孕妇已属高龄孕妇,卫生部门要组织力量,做好生殖健康、妇幼保健方面的准备。比如邀请一些名医通过媒体普及备孕的知识;医院要调整科室力量,加强妇产科;工作单位也要给孕妇提供方便,让她们有足够的时间进行产前检查和生产。

  第二个挑战是托儿所压力。政府要引导多建各类托儿所、幼儿园等配套公共资源,给予财政支持和税收优惠。

  第三个挑战是社会管理。应该废止生育审批制度、一票否决制。豁免对“超生”“抢生”的各类处分和罚款,松绑计划生育所捆绑的各项政策(户口、上学等),“大赦天下尽欢颜!”

  在黄顺江看来,已经实施30多年的一孩化人口政策突然间终止,也会引起许多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

  首先,全面二孩政策势必加重地方政府财政负担。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在城市里执行得最严格,实施二孩政策后,城市居民家庭大多趋向于两个孩子,今后几年会骤然增加近乎翻倍的幼儿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需求。所以,全面实施二孩政策后,各个城市的公共服务开支将会有大幅度提升。

  其次,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势必加大女性就业难度。女性生育和养育孩子需要时间,会影响到工作。更多的用人单位会不愿意接受女性求职。

  关键在于改变观念

  应对就业性别歧视,最关键的是人口观念需要改变。美国经济学家、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曾说:“生儿育女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经济学家雪莉·伯格拉夫认为,尽责养育子女的父母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

  易富贤坦言,为了降低养育成本,改善生育环境,相关经济法、妇女儿童保护法、保障生育秩序的婚姻法、继承法等多项法律就面临重大修改,例如,国家可以通过税收政策,让企业不至于因为女员工生育而在经济上损失太多。

  黄顺江也有相同的观点,他认为,女性生育和养育孩子是国家和民族可持续发展的需要,需要全社会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女性就业问题,需要从国家层面制订更合理的就业政策,来保护女性的就业权益。在女性生育和养育孩子期间,工作受到影响的用人单位,应减免一些税负。同时,应支持女性在生养孩子期间全职做家务,在这段时间,丈夫应少缴或免除个人所得税等税种。 来源中国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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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 二孩时代 3大挑战-《iMONEY智富》 ]]>



二孩时代 3大挑战


2015-11-17 13:43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却仍然保留计划经济的特色,八十年代连生育也被纳入国家计划,夫妻只能生一个孩子,是为一胎政策。政策实行逾30年,今年终升级为二孩政策,无条件容许夫妻多生一个,全因要赶紧扭转中国未来的人口困局。

过去35年的一胎政策下,中国人口仅升近40%,壮年人口比例占大多数,抚养比率(即每名劳动人口要负担养活的非劳动人口比例)长年维持在0.5以下低水平,造就丰厚的人口红利(见iKnowledge),为中国这间世界工厂提供大量低廉的劳工,经济得以急速起飞,2011年更继美国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的生育率(即每名适龄妇女所生子女数目)在30多年间急速下滑,已触及警戒线,有专家预计其人口红利在15年后,即2030年完全消失。人口问题的征兆亦在近年陆续浮现:2011年劳动人口首现下跌、2013年抚养比率首次上升、去年老年人口突破一成。





此时此刻推出二孩政策,能否缓减人口老化,再造人口红利?是否有利中国经济转型?本刊访问多位学者及人口学专家,包括香港科技大学应用社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吴晓刚、《大国空巢》作者兼人口学专家易富贤,以及《经济学人》智库(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中国研究总监刘倩为我们剖析。新政策虽然放宽,却仍有夫妻继续走上生育维权之路,又是怎么一回事?最后亦会分析商家及投资者如何乘着国策东风,顺势捕捉良机。


错过时机 松得太迟


上月底五中全会宣布二孩政策后,“多生一个吗?”成为这两周内地最热的话题,不少70后、80后夫妇正面对人生交叉点。在一胎政策下,大部分家庭已有一个小孩,中年再生育,考虑自然更多。住在河南郑州的Charlotte(化名)是其中例子,育有一子的她跟丈夫讨论后,二人意见一致:“坚决不生。”

Charlotte接受本刊记者访问时表示:“太辛苦,孩子从小到大要付出的精力和心血实在太大,也太多了。”她的带孩子经是时下内地父母的最佳写照。当家里只有一个孩子,父母全力以赴给予最贴身、最无微不至的照顾,那份劳心劳力超乎旁人想象。她说儿子小时候不爱待在家,她就每天抱着他乘巴士“游车河”;儿子经常病,她每半个月带着儿子往医院跑,紧张得几乎崩溃;为怕儿子看太多电视伤眼,她又想尽办法跟他玩游戏和看书;孩子上学后,安排上各种补习班等,“带一个孩子已把我折腾疯了。”


▲二孩政策容许家庭多生一个孩子,但不少夫妻选择不生育。


儿子今年已15岁,Charlotte终于开始有空享受生活、去旅行、看电影。再生一个?她笑言这是“再跳入火坑”,又得重过以前的劳碌日子。她说有网友提议,劝人多生一个的应该每月捐2,000元人民币,支持事业女性生二胎基金,并赞助陪月费、保姆费等直至孩子上学,最好附送德国奶粉,虽是玩笑,却反映在内地养孩子,精神和经济负担都不轻,即使政策许可,一般夫妇也未必愿生,Charlotte说身边朋友都是这么想。


出生低迷 二胎无力回天

今天搞放宽生育,未必如35年前一呼百应、效果显着,例如两年前中央推“单独二胎”政策,容许其中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妻多生一个,至今却只有12%合资格家庭申请,反应比预期中冷淡得多。另一边厢,随着经济发展、教育普及,愈来愈多妇女不愿多生。在政策及个人因素交迭下,生育率一直持续下降。

生育率(即每名妇女生育数目)于1980年为2.3,到2013年只有1.24,有指实际数字可能更低,震惊不少学者。不仅因为这可能影响世代更替,也因生育率低于1.5,代表中国陷于低生育率陷阱中,难再提升。记者访问了多位学者及人口学专家,他们均估计,二孩政策未必能扭转中国的人口困局。


▲一胎政策强制家庭只准生一个孩子,令中国的生育率在几十年间大幅下滑。


著名杂志《经济学人》智库中国研究总监刘倩(见下图)接受本刊访问时指出:“无论是发达还是发展中国家,只要不是战乱,一旦陷入低生育率陷阱中,鼓励生育的政策是很难成功的。”除了经济因素外,人对制度的惯性,都令妇女倾向少生,甚至不生。




她举例指,即使九十年代中国开始容许农村居民生二胎,但2013年农村生育率亦只得1.35。城市的生育率一向远低于农村,甚至低于1,日后纵有二孩政策,也难以爬升至1.5水平。因此,她估计若二孩政策明年落实,将令2017年的出生率窄幅上升,但政策效果很快会消失,生育率将重拾跌势。


拖延廿年 新政为时已晚

在20年前的1995年,中国的生育率已触及1.5警戒线,但久久未见“救亡”措施,今天亦只把政策稍稍松绑,将一胎改为二孩,但生育限制依旧不改。拖延至今才推出的二孩政策,会否来得太迟,于事无补?自2000年开始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美国威斯康新大学妇产科研究员易富贤(见下图),于2013年撰写《大国空巢》一书,力陈中国人口问题,呼吁当局立即取消生育限制。





对于二孩政策,他透过电邮回复本刊记者时坦言:“我认为中国早就错过了调整人口政策的时机。”他指新政策无助改善老化的人口结构,是为时已晚。

目前中国新生婴儿人数及老年人数此消彼长,出生人口每况愈下,老年人口却连年增加。去年老年人口占总人口逾10%,意味中国正踏入人口老化时期。依此估算,15年后老人和幼年人口将各占总人口20%,而关乎全国生产力的劳动人口下降至60%,届时中国再不能像八十及九十年代般享有丰厚劳动力。中国是世上唯一实行强制一胎政策的国家,藉此避免人口急剧增加。

但易富贤指,其实生育率必然随社会经济发展而下降,他举例说,印度没有生育政策,生育率却仍在1980至2013年间从4.7跌到2.3;同期中国生育率由2.3跌到九十年代末的1.5,2013年再降至1.24。他形容,中国的一胎政策,是硬把生育率一下子压下去:“计划生育将中国的生育率提前推下悬崖。”


易富贤认为,中国早在1990年后就该取消生育政策,人口才能长远地接续发展。惟过了20多年,中央现在才推二孩政策,就算取消生育限制,生育率都不会大幅上升,效果亦短暂。“毕竟几十年计划生育所造成的人口后果,不能靠一个政策就能解决。 ”


人口红利 15年内消失

虽然有学者指出,经济发达加上限制政策,令中国生育率、出生率降低。不过香港科技大学应用社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吴晓刚(见下图)提出,中国过往透过政策压低生育率,才能制造丰厚的人口红利,令经济得以迅速起飞。人口红利指丰厚的劳动人力资源,壮年人负担的抚养比率偏低(见iKnowledge)。内地学者多以50%或0.5作为指标,低于此数即为享有人口红利。但抚养比不是愈低愈好,吴晓刚补充:“庞大劳动力要配合到经济发展而被用上,才能叫红利。”


▲香港科技大学应用社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吴晓刚指,人口老化令中国的人口红利慢慢消失。


六十至七十年代,中国经济发展有限,虽然当时年轻人口庞大,但苦无用武之地,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相反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工厂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中国的劳动人口及非劳动人口比例却在此时开始变化。1990年后中国的抚养比就一直处于0.5之下,开始进入人口红利黄金期,2005年后抚养比率更低于0.4,劳动人口占总人口达七成二,那时正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时候。


▲现时中国每年约有1,600万新生人口,占总人口约两成。


2011年中国成为继美国后世界最大经济体,但此后中国的抚养比便没有再下跌,反而在2013年首次回升,表示劳动人口比例开始减少,人口红利亦开始削弱。“原因不是出生率下降,而是老人增加。”吴晓刚说。而去年老年人口更突破总人口10%,中国正式踏入老化社会。推算15年后,中国老年人口占20%,劳动人口将下跌至60%,到时抚养比将多于0.5,表示人口红利全部消失。吴晓刚说:“中国的人口红利正逐渐变薄,现在还有一点时间,调整政策。”但现在才刚放宽政策,未来出生的婴儿数目要赶及接上人口红利的缺口,15年恐怕不够,只能拖延一下人口老化的步伐。


iKnowledge


人口红利与抚养比率


抚养比率即每个劳动人口(15至64岁)与非劳动人口的比例,其中又分为幼年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即幼年或老年人口(15岁以下)与劳动人口(64岁以上)的比例,两数相加就是总抚养比率。若总抚养比为0.5,代表每两个劳动人口须负担一个非劳动人口,不少内地学者视之为基准数,低于此数,即国家劳动人口资源丰厚,拥有人口红利;接近或高于0.5,则人口红利愈少。


中国抚养比变化


总抚养比 幼年抚养比 老年抚养比

1人养0.5人(1990年) 1人养0.42人(1990年) 1人养0.08人(1990年)
1人养0.35人(2013年) 1人养0.22人(2013年) 1人养0.13人(2013年)


点击图片看大图




经济篇 转型升级 人口重质

中国自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渐渐成为世界工厂,30多年后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超越日本,仅次美国,庞大而廉价的农村人口应记一功。然而,几十年过后,以往的优势慢慢变成未来的负担。中国人口正不断老化,生育率却持续下降;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要升级转型,过去密集而低技术的劳动力,已不适用于新经济。经济及人口发展均走入新拐点,中国能否调整步伐,再踏上直路,成为当下最大挑战。

农村婴儿 或成新生主力

刚宣布的二孩政策,被视为扭转人口困局的措施。现时中国每年新生婴儿约有1,600万,估计新政策于明年落实,会为明后两年多增约1,100万新生人口,但只可减缓人口老化,但难再提升生育率,长远解决人口接续的问题,依然成疑。

科大教授吴晓刚更认为,中国未来的新人口将集中在农村及小城巿,而非大城巿。有数据显示,现时中国的生育率约1.2,而城巿的生育率更低于1,比世界绝大多数城巿要低。他指城巿化、教育程度提高、育儿负担加重等因素,都令城巿妇女不愿多生。他又估计,二孩政策实施后,若生育率并没有因此大幅上升,中国将有机会全面取消计划生育政策。



▲居于城巿的妇女,受过教育,加上生活负担大,都不愿多生,甚至选择不生育。



▲二孩政策鼓励生育,但有估计指,新生人口较集中在农村及小城巿。


人力升级 幼儿教育做起

鼓励生育后,新生人口如何配合经济发展成为关键,吴晓刚指,中国劳动力要从过去的重量转为重质。以前目不识丁也可入工厂做低技术劳工,撑起中国的生产型经济,但现时中国经济正在转向,新经济需要更多懂计算机、写程序的人力,对低技术的劳动力需求较少。因此,他认为现在要做的,已不是生多少个孩子的数量问题,而是怎样去养育,从而提升人口的质素,尤其是来自农村或小城巿的孩子。

他指农村父母不少只知生不知养,当局可提供配套扶持,“例如很简单,在农村地方,很多父母不懂处理孩子发烧,结果孩子因高烧而变傻孩子。”此外,他提出要从学前教育开始,提升小城市或农村的人口质素。“以前农村家庭希望孩子上大学,就要到城巿,讲求的是高等教育。但将来讲的是学前教育,正是现时内地所缺乏的。”地区资源比不上大城巿,政府就更应设法扶持,提供均等教育,让这些小孩也能享有接近大城巿的资源。

妈妈仍要走维权路


在内地政策扭曲下,生育都变得复杂。首先,准父母在生育前,先要得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批准,取得准许生育证(即准生证),生出来的孩子才算“合法”;其次,生孩子的数目要由国家决定,不是个人选择,“多生”出来的孩子被视为“超生”,父母均需受罚;第三,过往一胎政策限制夫妻只能生一胎,但也容许双胞胎出生;二孩政策看似放宽,但其实只是由一胎变两孩,生育数目仍受限制,不得逾越。

中国有一群人,在政策放宽后仍不符合国家的生育规定,因而领不到准生证,变相被禁止生育。28岁居于北京的王贺莉是其中之一,她从未怀过胎,但因丈夫已跟前妻生下一对双胞胎,并由他抚养,他跟王贺莉再婚后,就是一家四口,不论在新旧政策下,这个家庭都已用满限额,即使王贺莉从未生过小孩,也无法领得准生证。她在电邮向本刊记者表示:“计生政策(即计划生育政策)把再婚排除在外,孩子要按婚前累计计算。”


▲王贺莉希望取消生育限制,让她可以当妈妈。


她指有许多再婚家庭,都遇上类似问题。政策僵化 漠视再婚家庭从事幼儿教育的王贺莉,特别喜欢小孩,一直希望生孩子,现在却被政策拦住不准生。她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没必要,因为中国人口老化,生育率不高,理应鼓励生育而非限制,希望可以废除计生政策。今年5月,她跟一群境况相似的家庭多次上访,但得到的只是官腔响应,深感无奈。


▲王贺莉和一班境况相似的家庭,在北京上访。


近日他们转到更高的上访机构寻求覆核,王贺莉坦言未必有用,但仍要一试,至少令更多人理解他们的困境。“其实我知道,国策不是我一个小小的公民就可以撼动的,但是我只想说,从国家的双独、单独二胎政策,以至全面二孩政策,就没有考虑有我们再婚家庭的存在?”

自古以来,生儿育女都是夫妇两人的自由选择,但在中国这片土地却要先得国家首肯,一个寻常女人想当母亲,原来并非理所当然。


投资篇 千亿商机 衍生爆升


二孩政策为婴儿幼儿概念股带来憧憬,有分析指新政策将为中国带来新一浪婴儿潮。婴幼儿用品及服务需求将大升,其中包括婴幼儿保健品。根据内地行业数据,婴幼儿保健品市场总值已破千亿元人民币。

本地品牌衍生集团(06893)年前以铺天盖地的广告打响名堂,旗下各种婴幼儿中式保健品如“七星茶”、“开奶茶”等,标榜以中药配方融入现代科技生产,一改凉茶的老套形象,老字号药行纷纷跟风开发同类商品,攻入婴儿市场。



▲“开奶茶”、“七星茶”令衍生闯出名堂。


受二孩政策消息刺激,衍生股价由政策公布当天起,至今累升近三成,上周四(12日)收报1.19元。集团创办人彭少衍接受本刊访问时,回想公司如何由主攻日用品转型至婴孩产品。他指当初衍生靠“澳雪”、“珍妮诗”等廉价洗涤用品起家,2003年非典后本港经济一池死水,这些平价必需品反而卖个满堂红。然而代理利润及毛利低,迫使公司转型开发自家产品。



▲彭少衍表示中医药养生概念备受追捧,未来将开发更多儿童保健品,新品包括草本软糖,打破“吃糖无益”的观念。


革新中药 开奶茶闯名堂

深信中药“有事保健、无事强身”的彭少衍,转型开发中药养生保健品,并瞄准当时不受关注的“小儿科”,身为人父的他,深切体会到小孩吃得睡得,关乎整个家庭的和谐。“父母最头疼两大问题,一是小孩不吃、二是不睡,小的不吃不睡,全家人都寝食难安。”

瞄准市场缺口,彭少衍利用“香港制造”的优势,从内地搜罗药材,提炼成半成品后,送到香港自家药厂加工、包装。公司2008年推出的“开奶茶”其实是中药固有方,上一辈见小孩食欲不振,都会去药材店“执剂开奶茶”,彭少衍看准新生代嫌煲药烦,于是想到利用科技提炼技术,将固方变成冲剂,更加入葡萄糖,甜甜的更易入口。“开奶茶”逐渐闯出名堂,更吸引内地客人来港扫货,“我们之前与本地连锁店合作,推出游客购物优惠,发现六成客人是游客。”




进军内地 伙京东拓电商

内地婴幼儿市场潜力无限,公司2012年起进军内地,除了沿用香港的广告攻势,在落脚点上也有不少哲学,“我们选择农村包围城市的做法,先找个体婴童店合作,上架成本比大型连锁店低。”彭少衍解释,作为新产品,首先要站稳阵脚,累积一定捧场客才能加大宣传力度。“当时内地对‘开奶茶’没什么概念,以为是产妇用来‘催奶’,妈妈喝完觉得没效,下次就不回头,但其实我们的产品是给小孩喝的。”

说话不徐不疾的彭少衍,经常强调即使内地机会处处,但也急不来,“市场根本不认识衍生产品,投再多钱也没有用,我们是小公司,烧不起钱。”根据公司去年财报,期内销售约2.5亿元,内地市场占近一成,彭少衍希望3年后,来自内地的销售能占到总销售一半。除了线下上架,公司今年也积极赶上内地网购大势,先后与京东、苏宁易购香港及海淘网站“拉拉米”达成合作协议,将公司产品直送至内地消费者家中。


部分婴孩产业相关公司


股份 相关业务 上周四收报(元) 今年变幅(%)*
衍生集团(06893) 婴幼儿保健品 1.19 36.8
好孩子国际(01086) 婴幼儿护理产品 3.40 25.9
恒安国际(01044) 婴儿纸尿裤 84.05 6.3
合生元(01112) 婴幼儿配方奶粉 16.28 3.4
中国儿童护理(01259)儿童护理产品 0.88 -24.1
*对比2014年12月31日收市价,期内恒指跌3%  

数据来源:彭博


社会老化 银发市场庞大


婴幼儿用品巿场因二孩政策被看好,但放眼未来,中国老年巿场潜力就更巨大。中国老年人口不断增加,去年已占总人口一成,达1.3亿人,现时七成劳动人口亦将进入老年,估计15年后老人数目倍增。科大应用社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吴晓刚认为:“二孩政策不会带来很大反弹,令出生率大增,长远来看影响不大,反而人口老化是无可避免的大趋势。从投资角度而言,应看老人相关事业,例如养老、生活服务等。”


▲中国人口老化成趋势,银发巿场比婴幼儿用品巿场更被看好。


部分养老产业相关公司

股份 相关业务 上周四收报(元) 今年变幅(%)*
康健国际医疗(03886) 内地医院及诊所投资 1.60 31.4
北控医疗健康(02389) 居家照顾 0.78 27.9
中国9号健康(00419) 健康养生 0.71 19.1
中国平安(02318) 养老保险 45.35 16.9
中国人寿(02628) 养老保险 28.90 -4.1
上海实业(00363) 上海自贸区成立 21.20 -5.6
养老产业公司
白云山医药(00874) 健康管理、养生 21.05 -8.7
凤凰医疗(01515) 医院投资 11.58 -18.7
*对比2014年12月31日收市价,期内恒指跌3%        
数据来源:彭博


转载自《iMONEY智富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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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 应对老龄化,推迟退休年龄势在必行 ]]>
分类:评论2015-11-11 02:30:27来源:新京报作者:易富贤

人口结构决定了中国的退休年龄将迟于英国、美国。现在的年轻人不用指望70岁之前能退休,越晚退休,年轻人将承担更多,因为得养现在的中老年人。

休养生息

  65岁及以上老人比例从4.9%提升至19.2%,中国只花了50年时间(1980-2030年),而美国花了103年(1924-2027年),英国花了116年(1906-2022年)。

  按照以往的数据推算,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需要每年出生2000万以上才能有效改善人口结构、缓解今后老年化,才能防止人口锐减,但是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近年每年只出生1300万左右。

  中国的65岁以上老人将从2010年的1.19亿增加到2030年的2.6亿、2050年的3.87亿,而劳动人口却不断减少。劳动力/老人人口比率将从2010年的7.6下降到2030年的3.3、2040年的2.1。中国的养老危机开始全面爆发,当务之急是“止血”,并“疤痕愈合”。人口政策调整相当于“止血”,养老制度的完善相当于“疤痕愈合”。

  对于少子和老龄化的问题,1970年代就引起日本政府的重视,1990年代开始采取政策措施解决这一问题,如鼓励生育。

  为了应对老龄化危机,2010年英国保守党上台后,实行退休金改革,因民众的强烈反对而引发200万人大罢工。2013年英国政府依然公布了改革计划,将女性的退休年龄从60岁逐步推迟到65岁与男性持平,并从2020年起男女的法定退休年龄推迟至66岁、40年代末期推至69岁。

  美国已将退休年龄推迟到67岁,并鼓励延迟退休。美国国会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格拉斯利曾建议,将退休年龄推迟到69岁。

  中国的劳动力/老人人口比率将在2035年、2038年开始低于美国、英国。即便中国将人口政策从全面二孩迅速转变为停止计划生育,2050年劳动力/老人人口比率也会降低到1.7,而美国、英国还有2.5、2.2。人口结构决定了中国的退休年龄将迟于英国、美国。现在的年轻人不用指望70岁之前能退休,越晚退休,年轻人将承担更多,因为得养现在的中老年人。

  现在已经全面放开二胎,很多年轻夫妇还指望父母帮忙带孩子。可以考虑实行这样的制度:将带孩子也算工作,父母(或社区内的老人)可以提前从正常岗位退休,但是靠子女(或社区内的年轻人)提供带孩子的报酬,仍然缴纳社保,一直到正常退休年龄。

  目前看,虽然银发潮也将带动一批产业发展,但养老产业只是积极围观的企业居多,未形成完整产业链、产业相关标准、政策和法规等。加快中国养老业的制度建设也非常紧迫。

说明:文章被编辑删除了1/3,然后补充了一些(见红色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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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 中国人口政策的脑梗阻在哪里?--人口数据腐败! ]]>

伏尔泰说:“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觉得自己有责任。”南宋负责丁家洲决战的贾似道、洪起畏指挥无能,临阵脱逃,导致决战惨败、南宋灭亡;但是洪起畏在墓志铭还不忘为自己辩护。

当年鼓吹要实行一胎化政策、后面一再用虚假数据反对调整政策的官员、学者现在摇身一变,纷纷洗刷自己,个个变成了政策的推动者,是他们在游说愚顽的中央领导,在一步步调整政策(从一胎化到单独二孩,再到全面二胎,今后还将推动全面三孩、四孩)。

连操纵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三十年的彭佩云(原国家计生委主任、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现在仍然是中国人口学会名誉会长)都被老部下陈剑(原国家计生委宣传处处长)吹捧为单独二孩政策的首功者和全面而二孩的核心推动者了。

为推进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而做出不懈努力的人们

http://chenjian.blog.21ccom.net/?p=227

计划生育之父:我问心无愧,政策是中央定的

http://3g.m4.cn/article/1453967

新浪本周人物:那些放开二孩背后的“少数派”

http://news.sina.com.cn/c/zg/2015-11-01/doc-ifxkhcfk7488141.shtml

其实他们的建议本质上是人口恐吓。十八大之后决策层下决心调整人口政策,但是国家卫计委和中国人口学会恐吓说,全面二孩每年将出生4700万、4995万,每年将多生三千多万;建议实行了单独二孩政策,生育率可反弹到1.8-2.4,累计多生1000万人。

单独二孩政策已经破产,几年累计只会多生几十万人,不到预期1000万人的1/102015年国家卫计委重新预测全面二孩后,每年只多生300多万(其实还过于夸张),不到几年前预测的1/10。如此严重地误导决策,这些官员和学者不被追责,现在反而以政策推动者自居

他们现在仍然在误导决策,认为目前每年出生1700万人(生育率1.6),预测全面二孩后,最高年份的出生人口将超过2000万,2030年总人口为14.5亿;这是建立在2017年生育率回升到2.0,再渐降到2030年的1.8的基础上的 。

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只1.18,抽样调查显示2011年、2012年、2013年只有1.041.261.24,哪来的1.6?全面二孩后生育率能提升到2.0?韩国和台湾地区的社会经济水平超前中国大陆21年、23年,在鼓励生育的情况下,2001-2013年平均生育率只1.201.14;中国大陆能靠全面二孩将生育率到2030年一直稳定在1.8以上?

我与他们没有私仇,只有公愤!

下面这篇文章是20156月份《领导者》杂志(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eaders.html)发表我的文章(有删节),其中关于单独二孩的数据不代表我最新的分析。

中国人口政策的脑梗阻在哪里?

中国迟迟不停止计划生育的原因--人口数据腐败

易富贤

中国需要生育率(平均每个妇女生孩子数)为2.3才能保持人口的世代更替(相对于上一代人不增加也不减少)。而中国的生育率在1991年就只有1.8了,2000年、2010人口普查显示只有1.221.18,说明中国至少在1991年就应该停止计划生育,那么1950年代出生的人还有再生育机会。那么中国计划生育迟迟没有废止的原因在哪里?

人们想当然地以为人口学家在人口政策上最有发言权。其实这是很大的误解。从“策”的角度,弗兰克·诺特斯坦(Frank Wallace Notestein)创立人口学的目的是控制劣等人口,而联合国帮助中国成立人口学也是为了控制中国人口,因此人口学有“反人类的原罪”。很多人口学家终生难以改变“人口控制”的思维惯性,部分学者需要漫长时间的痛苦挣扎才能转变观念。而其他学科的学者头脑中反而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

从“术”的角度,人口学是研究人口规模、分布、结构和变化的科学。但是影响人口变化的因素很多,而人口学家接受的只是人口统计学(张敏才等很多人口学家甚至不懂人口统计学)和社会学的培训,知识面狭隘,这就导致人口学家的预测一次次破产。

中国人口危机的重要原因就是让国家计生委和人口学家这一利益集团垄断人口决策。

彭佩云、田雪原摇身一变为开明派官员和学者

1980年中国的生育率只略高于更替水平,随着经济改革,生育率将继续自发下降的,人口峰值也连16亿都达不到,今后还将减少。但是宋健、田雪原等人的预测中国人口会达到40亿峰值。正是由于这一惊人的预测,才导致中国草率地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但是现在田雪原摇身一变,以开明派人口学者自居,说自己一直反对独生子女政策,一直在推动政策调整[1]

彭佩云在1988-1998年担任国家计生委主任,1998-2007年担任中国人口学会会长,2007年以来担任中国人口学会名誉会长。在她担任国家计生委主任的任期内,推广一票否决制等,使得生育率从1990年的2.3下降到2000年的1.22,奠定了中国今后长期经济危机的人口学基础,使得民族难以逆转地走向衰落。

彭佩云任期内还开了修改人口数据的先河,将客观调查的1.21.3左右的生育率一次次修改为1.8,以阻拦人口政策调整。

但是,现在彭佩云摇身一变,成为开明派官员,说她曾经试图推动两胎加间隔的生育政策,未能成功[2]。现在人口学界普遍将2014年的单独二孩政策归功于彭佩云2011年给中央领导写信。

联合国开罗人口会议对中国秘而不宣

1994年彭佩云代表中国政府签署并承诺遵守联合国开罗人口会议的《行动纲领》;《纲领》放弃“人口控制”,反对生育的“配额、指标、强制”。而中国的生育率在1994年只有1.5了,早就应该废止计划生育了。但是彭佩云并没有依据《行动纲领》建议国家领导人放弃“人口控制”(计划生育);相反,《行动纲领》对中国秘而不宣(不知是联合国本意,还是中国国家计生委要求),只有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俄语、阿拉伯语版本,独独没有中文版(中文也是联合国6种官方语言之一)[3]

2002年美国认为中国没有遵守《行动纲领》(中国计划生育是强制的,一胎化是最严格的配额),而拒绝给联合国人口基金提供捐款。200211月,彭佩云在赵白鸽(国家计生委国际合作司司长)和顾宝昌(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国际合作部部长)陪同下,参加联合国关于实施《行动纲领》的国际议员会议,为中国的计划生育进行辩护,认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指责是站不住脚的 [4]20039月中国人口学会的会刊《人口研究》发表了郭志刚、张二力、顾宝昌、王丰等人的《从政策生育率看中国生育政策的多样性》[5],他们将中国的政策生育率从1.38国家卫计委的《2013年生育意愿调查数据报告》显示,中国政策生育率为1.35[6]2003年符合生二孩的独生子女人数更少,那么政策生育率应更低)修改为1.47,在前言指出:“到目前为止,仍然有许多人(包括国内和国外)简单地认为当前中国的生育政策就是要求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并一言以蔽之称其为一孩政策。这显然是对我国生育政策缺乏了解而得出的一个不准确的归纳, 并由此而往往派生出对我国的生育政策乃至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的种种误解。”该文结论说:“把中国的生育政策笼统地归结为是一个不加区别的、全国一律的‘一孩政策’是不符合实际的”。这篇论文也以顾宝昌为第一作者发表在国际权威期刊《人口与发展评论》[7]。这篇文章的观点被张维庆、王国强、赵白鸽、于学军等国家计生委官员反复引用[8][9]:“中国实行计划生育绝对不是‘一胎化’、‘一孩化’”,以应对国际社会对中国计划生育的指责。2004715日,赵白鸽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向国际社会宣布:中国的计划生育不是强迫性的,是自愿的;中国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并非简单的“一孩”政策,而是一个多元化的生育政策[10]

习仲勋抵制制定计划生育法

1980年实行一胎化后,全国人大也启动了计划生育法的起草工作。王文等学者在调研的过程中,发现计划生育法在法理上站不住脚,他们的建议得到了全国人大负责立法的副委员长习仲勋(1981-1983年兼法制委员会主任,1988-1993年兼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的支持;国家计生委和人口学家们渴望的计划生育法一直难产。1998年彭佩云和蒋正华(原国家计生委副主任)双双担任副人大委员长,在2000年普查证实生育率只有1.22(说明早已经错过了废止计划生育的时机)的情况下,竟然于2001年出台了计划生育法!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误导决策

2000年普查证实生育率只有1.22,即使2004年彻底废止计划生育并鼓励生育,中国的人口峰值也不可能达到15亿。2004年成立了“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蒋正华、宋健和徐匡迪任正副组长,核心成员是彭佩云领导的中国人口学会(包括顾宝昌、翟振武等人),经过两年的研究,于2006年却得出这样的结论[11]:“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总和生育率已降到1.8左右,并稳定至今”、“目前生育率反弹势能大”,人口将于2010年达到13.6亿人,2033年前后达到峰值15亿人左右。建议坚持计划生育不动摇。

顾宝昌等人的两次人口政策建议

其实彭佩云所说的推动两胎加间隔的生育政策,是指2004年向中央转送顾宝昌等人的《关于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建议》,2009年向中央转送顾宝昌等人的《关于人口政策调整的再建议》。

我在2004年的文章中,从社会发展水平角度判断,停止计划生育后“估计也就只能达到1.81.9的生育率,要能达到2.1那真是老天保佑了” [12],因此很自信地提出“不停止计划生育,中国还在等什么?”[13] 我在2005年的文章(后面收录入2007年版《大国空巢》)中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对生育率的影响,推测停止计划生育,中国的生育率将从2006年的1.95下降到2023年的1.47,依照这种生育率走势,峰值人口将不到14.7亿(考虑补偿性出生)。

2004年底、2005年初比较了众多反映社会发展水平的参数与生育率的关系,发现人类发展指数(HDI,联合国用来反映社会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与生育率高度负相关,是诊断生育率的最佳指标,我根据日本、台湾、韩国、香港、新加坡过去的HDI与生育率的关系,推测即便是停止计划生育,中国的生育率也将从2006年的1.95下降到2023年的1.47;这篇文章原本是投稿人口学期刊,但是几个月毫无反馈,于是发表在2006211日的《光明观察》[14],和2006515日的《香港传真》[15],后面也收录入2007年版《大国空巢》。依照这种生育率走势,停止计划生育后峰值人口将不到14.7亿(考虑补偿性出生)。我在2007年版《大国空巢》中判断,“即便中国现在停止计划生育并千方百计鼓励生育,今后人口高峰也达不到15亿”,“现在停止计划生育都不可能达到1.9的生育率,更不可能达到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反弹,“弹”何容易?”,“停止计划生育后出生堆积高峰越高越好” [16]

但是2004年顾宝昌、翟振武等人口学家的《关于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建议》,却认为2000年的生育率为1.6(其实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只有1.22)、出生1771万(其实2000年普查的0岁人口只1379万,201010岁人口1445万;这些孩子到2013年读初二,也只1477万,其中可能还有水分,因为毛入学率高于100%),预测全面放开二胎,生育率将一直稳定在2.0以上,总人口将达16.07亿(超过15亿人口上限,因此他们反对放开二胎);他们建议采取为期15年的过渡方案,到2020年全面二孩,生育率也能长期稳定在略低于2.0的水平,总人口会在2029年达14.7亿。根据他们的建议,决策层只能小心翼翼走钢丝才能避免人口触及15亿人口上限,放开二胎需要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

韩国和台湾地区的社会经济水平超前中国大陆21年、23年,在鼓励生育的情况下,2001-2013年平均生育率只1.201.14;中国大陆能靠全面二孩将生育率稳定在2.0以上?

2008年网络民意已经是一面倒支持停止计划生育了。比如20092月我在人民网“E两会”上提交的《停止计划生育,恢复人口可持续发展能力》,得到4万多人支持和796人联署,只有数百人反对。但是2009年顾宝昌、彭希哲、曾毅等人的《关于人口政策调整的再建议》认为“多数人口学者所接受的生育率”是1.6,并将1.6作为最佳生育率预测,建议 “放开二孩、防止多孩”,并且还要“选择若干生育水平长期偏低、计划生育工作基础较好的大城市如上海,和较发达的省份如江苏、浙江的部分县市先行试点,先易后难、先点后面,逐步推开”。2010年普查证实生育率只1.18;但是2011年在清华大学开会,“多位与会人口学者”却认为有1.6[17];彭希哲更是在2011729日的美国《科学》上发文向国际社会宣布中国生育率为1.63[18]曾毅、郭志刚在2012年仍然认为生育率有1.6[19][20]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2年修订版》也认为中国2005-2010年生育率为1.632010-2015年为1.66[21],意味着人口政策根本不用调整!顾宝昌、彭希哲应该庆幸国家领导人高瞻远瞩,没有采纳他们的错误建议才是。

顾宝昌等人的这两份报告与其说是推动人口政策,不如说是用虚假的数据进行人口恐吓。

韩国的人口学和中国一样都是联合国人口基金帮助建立的,两国的人口学家的思维方式一致。比如韩国的生育率从1980年的2.82下降到1995年的1.63,这种惊人的下降值得高度警惕;但是韩国所谓的“开明派”人口学家在1995年认为最佳的生育率就是1.6,提出“稳定低生育率水平”;韩国生育率在2005年降低到极度危险的1.08,但是2006年韩国提出的“2020战略”仍然只是将目标生育率定在1.6[22]

错过2011年停止计划生育的三个台阶

2011年具有停止计划生育的三个天然台阶:1980年中共中央《公开信》说独生子女政策只能实行30年,到2010年到期;2010年实行了第六次人口普查,证实了生育率只有1.182011年开始十二五规划。但是20107月由中国人口学会举办的“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学术研讨会(80多位学者参加,包括目前活跃在人口学舞台的主要学者)得出结论:“‘十二五’期末人口总量达到13.9亿左右”, “人口惯性增长势头依然强劲,人口峰值将在2033年将达到15亿人。” [23] 总人口要从2010年的13.4亿增加到2015年的13.9亿,意味着每年增加1000万;但是即便国家统计局依照“每年出生1600多万(其实有20%的水分)、增加600多万人”的惯性,也只会公布2015年人口为13.7亿,在每年人口增量才数百万的情况下,中国人口学会五年的预测就误差两千万!2033年人口要达到15亿,意味着2010-2033年的生育率需要稳定在2.0以上;但是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18,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显示2011年、2012年、2013年生育率只有1.041.261.24。可见,中国人口学会的预测是多么的荒唐!但是他们的结论影响了“十二五”规划和“十八大”报告, “十二五”的人口总量目标是“全国总人口控制在13.9亿人以内”。

2011426日国家计生委和中国人口学会更是推荐翟振武、于学军到政治局上课,在2010年人口普查证实生育率只有1.18的情况下,还让胡锦涛总书记说出“切实稳定低生育水平”,陷国家领导人于不义!

单独二孩政策的破产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迟迟未动的人口政策终于迈出了跨时代的一步。这次人口政策调整得益于本届领导人新的人口理念。中国过去认为人口是负担,而习近平总书记却认为人口是“巨大的力量”[24]。在新的人口理念的指导下,十八大之后撤并了国家计生委,淡化了人口控制职能。并且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意见》首次提出了要防止“人口过快下降”[25]。 可以说,十八大之后,人口政策调整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2008年我在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上发表题为《停止计划生育,鼓励生育已刻不容缓》的报告(No.2008-08,总第18号),认为“允许独生子女生二胎只是杯水车薪”。我2011年发在的《改革内参-高层报告》的5万字的《重新认知中国的人口问题》,判断即便没有计划生育,中国的生育率也将从2010年的1.7下降到2029年的1.0左右;停止计划生育并鼓励生育,今后人口也达不到14亿;停止计划生育既能改善消费结构、缓解现在的就业压力,又能缓解今后的老年化压力、劳动力短缺和光棍危机。我在2013年版《大国空巢》(第257页)预测,即便是立即停止计划生育,正常生育率只能在1.61.7,累计只会补偿性出生2000多万(现在看来还过于乐观),总人口达不到14亿。

但是国家卫计委和主流人口学家又故伎重演,制造人口恐吓。蔡昉、李建民等“20多位顶级人口学家”完成的《中国人口发展报告2011/12: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预测:目前生育率为1.5,即便政策不变,到2050年仍然有1.38;全面放开二孩,生育率将超过4.4(每年出生4700万);即便单独二孩,生育率也会反弹到2.4左右,到2050年还将有1.75左右[26][27]

国家卫计委和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也宣布:目前的生育率为1.51.6,单独二孩,生育率将提升到1.8,到2050年还能稳定在1.6-1.7;全面放开二孩,将多出生9700万人,出生人口峰值将达到4995/年(生育率4.5[28][29][30]

国家卫计委认为:“我国粮食安全以及基本公共服务资源配置规划,均是以2033年前后总人口峰值15亿左右作为基数制定的” [31]。而蔡昉课题组、翟振武课题组预测全面二孩后人口峰值会达到15.35亿、15.01亿,都超过15亿人口上限。

面对这些连环恐吓,即便秦始皇、汉武帝再世也不敢全面放开二胎,更不敢停止计划生育,2014年实行单独二孩已经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了!

国家卫计委官员、翟振武等人在《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官方媒体上大力宣传说单独二孩政策的目标人群妇女有 1500万—2000万人,50%-60%愿意生育第二个孩子,近几年出生人口每年增加200万人左右,合计多出生1000万。

单独二孩实践已经证明国家卫计委、蔡昉、翟振武等人的预测是错误的。截至201412月底,全国只批准92万例单独二孩申请(其中山东占1/4),扣除山东水分,估算一年(365天)只能会批准95万例申请;扣除政策前怀孕的18万例和政策后原本打算超生的30万例,剩下的47万例以65%的出生/申请比(上海双独二孩的出生/申请比只有50%)计算,只会多生30万人[32][33]。几年累计多生人数不到国家卫计委和翟振武课题组所预测的1000万的8%

但是20155月,翟振武仍然狡辩:单独二孩申请符合预期,全国平均生育意愿是60%,按照1100万目标人群数量推算,单独两孩的出生人数总计约有660万,如果平均在四五年出生,一年约为130-160万;2014年的总和生育率已经达到1.59,预计2015年会上升到1.7左右[34]

可见尽管翟振武将单独二孩的目标人群从1500-2000万缩减到1100万,但是他仍然没有考虑到生育障碍率。“生育障碍率”是指生理上难以成功活产孩子(包括不孕)的比例,1529岁妇女的生育障碍率为11.0%3034岁为14.2%3539岁为39.3%4044岁为47.1%[35]。翟振武也没有考虑到生育意愿和生育现实之间存在40-50%的差距,比如,2005年日本理想子女数是2.11个,但是实际生育率只有1.26[36]台湾2008年理想子女数是2.0个,但是实际生育率只有1.1[37]。上海户籍人口中有200多万个双独家庭[38],但是2008年实行双独二孩政策以来,5年只收到15000例申请,只生下7000多二孩[39]

国家统计局公布2013年生育率只有1.24。根据近年育龄妇女结构,每年需要多出生110万左右才能将生育率提升0.12014年因为单独二孩只多生几万人,生育率能达到1.592015年因为单独二孩政策只多生30万人左右,生育率能达到1.7

单独二孩政策本来指望一个大西瓜(累积多生1000万人),但只收获了几粒芝麻(累积只会多生几十万人),而彭佩云连将这几粒芝麻也归功于自己。损害的却是国家政策的信用。

中国人口数据的“人工迷雾”

人口数据是各项政策的基础,秦国商鞅认识到如果不知道准确的人口数据,土地即使肥沃,人民虽然众多,国家也难免越来越弱,直到被别国分割,因此秦国户籍法规定“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举民众口数,生者著,死者削”。美国的官方网站提供了百年来的详细人口数据(包括各州、各城市数据)可供公众下载,这些数据科学可信(也符合逻辑),学者可以得出可靠的研究结论,各项决策可以科学进行。

而中国在利益的驱动下,1990年后的人口数据成为一团乱麻,很多人口数据都是互相矛盾的,比如国家统计局公布1999年、2000年、2001年出生1834万、1771万、1702万人;这些孩子到2013年读初三、初二、初一,分别只有1424万、1477万、1497万(初中是义务教育,普及率接近100%,毛入学率超过100%),以初中学生为参照,说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数据有20%的水分。现在国家统计局一方面公布每年出生1600多万(那么生育率在1.5左右),一方面又公布生育率只有1.2左右(那么只出生1300万左右),产生这种自相矛盾的数据是犯罪,公布这种数据是无耻!中国的各项政策规划(比如宏观经济、社保、就业、能源)全部是建立在错误的人口数据基础上的,后果将非常严重。

假如中国从来就没有人口学,人口数据要清晰得多,很可能早就停止了计划生育,那么人口问题要小多了。

彭佩云、田雪原等人一方面用虚假数据误导决策,一方面又以政策推动者自居,一方面还将人口政策“推不动”归罪于国家领导层。其实国家领导人是计划生育的受害者,并非利益集团,如果他们知道人口真相,没有任何理由阻止停止计划生育;将历史责任推给他们,算是栽赃!如果当初彭佩云、田雪原、顾宝昌等人不修正生育率,用真实的生育率进行预测,那么面对如此严峻的人口危机,有“壮士断腕”般的决心的国家领导人会无动于衷?

我在2007年版《大国空巢》中感叹:“中国人口统计已经进入了用后一个假象掩盖前一个假象,再用后后假象掩盖次前一个假象的怪圈,当越来越多的人牵扯进这个怪圈后,承认真相的阻力就越来越大”。

我在2013年版《大国空巢》中强调:“人口政策攸关每个家庭的利益,攸关民族的兴衰,每个人都有发言权。对人口政策最没有发言权的恰恰是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家,因为他们是利益集团。将人口政策的话语权交给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家,相当于将是否判处死刑交给死刑犯自己决定一样。日本、中国台湾、韩国的生育率持续低迷,过度迷信人口学家的建议也是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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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 “人口再生产”的历史性转折--南方都市报 ]]>

采访原文有五千字子,发表时浓缩为三千多字,删节使得部分内容上下文不能很好理解,我这次略微补充了一点(见紫色字体)。

评论周刊 | “人口再生产”的历史性转折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5-11-08 编辑:周炳文

http://www.oeeee.com/nis/201511/08/400456.html

日前,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全面二孩”政策。这是实施了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预示着计划生育政策改革的大幕正式拉开。全面放开二孩生育的背景,是中国人口形势已发生历史性转变,这些变化包括生育率进入超低水平、老龄化和人口红利消失等。其中,生育率过低乃至“低生育陷阱”成为谈论最多的问题之一。这些问题对于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南都记者就此专访了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者、《大国空巢》作者易富贤

南都:您长期关注中国的生育政策,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之前就预测即将有政策调整,这是如何判断出来的?

易富贤:单独二孩政策的申请率远低于预期,决定了五中全会和“十三五”规划必然会大幅调整人口政策,这是没有悬念的。我认为全面二孩政策也不足以改善中国人口结构,这几个月陆续完成了几万字的内刊报告,论证要尽快停止计划生育。

南都:您如何评价这个政策的调整?

易富贤:十八届五中全会突破重重阻力和人口学界的理论恐吓,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标志着持续三十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的进步。

生育意愿被严重高估

南都:在实施单独二孩之后,为何没有有关部门预估的200万的新生儿增长?

易富贤:2014年之所以只实行单独二孩政策,是因为有预测称,如果全面二孩,将出现难以承受的出生高峰,每年会出生4995万、4700万人。相关预测称,单独二孩足以将生育率提升到1.8,每年多出生200多万人,累计4年会多出生1000万人。面对这些人口预测,决策层对全面二孩望而却步,更加不敢停止计划生育了。

但是截至2015531日,相当于实行单独二孩政策424天,全国只有139万单独二孩申请。扣除山东的水分,全国424天只有约116万例申请,那么1年(365天)只有104万申请。减去政策前怀孕的18万例和政策后原本打算超生的30万例,因为政策只新增56万例申请;以62.5%的出生/申请比计算,只会多生35万人,远低于国家卫计委预测的200多万。

申请数在逐月下降,假设补偿性出生在1-4年内以45271810的比例释放,那么合计只会多生78万人,远低于所预测的1000万。

南都:为何会有如此重大的判断失误?

易富贤:单独二孩的实践其实暴露了中国人口学体系的“致命”弊端。人口学有“人口”二字,人们想当然地以为人口学家在人口政策上最有发言权。其实这是很大的误解。

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2014预测,全面二孩的目标妇女有1.52亿,60%-70%有生二孩意愿,将累计多出生9700万人。我曾用“剥竹笋”的方法,剥去数据“笋壳”。这里简述一下:

一,有人想生也生不了。“生育障碍率”是指生理上难以成功活产孩子(包括不孕)的比例。根据目标人群的年龄结构用年龄别生育障碍率计算,这1.52亿妇女最多只能出生5274万孩子。

二,生育理想转变不了生育现实。从理想到现实,需要“过五关”:脑动-心动-行动-胎动-婴动,层层折扣。1992-2010年,日本总和生育率只是理想子女数的51%-57%.

三,有人原本就会合法生二胎。中国的政策生育率为1.354,有相当部分人可以合法生二孩。

四,有人原本就打算超生。

五,有人会主动放弃生育机会。

剥去上述五层“笋壳”,9700万只剩下800万左右。仍然还有“笋壳”,比如双独家庭原本就可以生二孩。

从中可以看出,光是“人口学”是无力把握“人口变化”的。非常庆幸的是,当初没有成立“吃饭学”、“睡觉学”、“呼吸学”、“放屁学”,否则所有吃饭、睡觉、呼吸、放屁也得由专家说了算。

南都:过去人口政策迟迟未能调整的原因是什么?

易富贤:中国的生育率在1990年后就低于更替水平,1995年后就低于1.5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只有1.22,说明中国至少在1990年后就应该调整人口政策。

我在2007年版《大国空巢》中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对生育率的影响,推测停止计划生育,中国的生育率将从2006年的1.95下降到2023年的1.47,依照这种生育率走势,峰值人口将不到14.7亿。

但是顾宝昌等人口学家2004年提交报告,预测全面二孩的话,峰值人口能达到16.07亿;建议为期15年的二胎过渡,到2020年全面放开二孩,2029年总人口达到14.7亿。根据他们的建议,决策层很难下决心调整政策。

2012年蔡昉、翟振武预测全面二孩后,每年将多生三千多万;2015年国家卫计委预测全面二孩后,每年只多生300多万。可见人口学理论体系存在“致命”的缺陷,顾宝昌等人的理论也不例外。

顾宝昌等人2004年预测全面二孩的话,生育率将长期稳定在2.0以上;即便在15年过渡方案下,生育率也将长期接近2.0

2015年国家卫计委对全面二孩的预测,也仍然存在同样的理论缺陷。卫计委预测全面二孩后,最高年份的出生人口将超过2000万,2030年总人口为14.5亿;这是假设2017年生育率回升到2.0,再渐降到2030年的1.8

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社会经济水平超前中国大陆21年、23年,在鼓励生育的情况下,2001- 2013年平均生育率只1.201.14;中国大陆能靠全面二孩将生育率稳定在2.0以上(顾宝昌2004年预测)、1.8以上(国家卫计委2015年预测)?

今后鼓励生育的难度会非常大

南都:低生育率如果就此持续,中国会面临怎样的问题?低生育率陷阱有多可怕?国外经验,控制人口增长与低生育率时鼓励生育的难易程度不同,后者要困难许多。

易富贤: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社保体制,是生育率下降的“势能”,是免费的。印度社会发展水平落后中国十多年,但是生育率从1980年的4.7“自发”地下降到2013年的2.31980年中国的生育率就只有2.3左右了,计划生育将中国的生育率提前“推”下了悬崖。而要鼓励生育,却需要昂贵的“动能”。日本鼓励生育几十年了,现在好不容易才将生育率提升到1.4。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也鼓励生育多年,但是近年生育率依然徘徊在1.11.2

南都:有无可能通过吸引移民消解这种人口低生育危机?国际上是否有过有效的经验借鉴?

易富贤:移民不能有效改善人口年龄结构,移民也会老;只有提升生育率才能有效改善人口结构。比如加拿大吸引移民的比例比美国还要高,但是生育率低,今后的老龄化远比美国严重。中国作为这么大一个国家,今后那么庞大的老年群体,靠移民只是杯水车薪。今后中国老龄化严重,经济减速,经济水平的相对优势下降,是无力吸引移民的,而且管理移民需要高超的行政水平。

南都:独生子女政策是否极大地加剧了中国老龄化问题?

易富贤:发达国家的生育率是“自发”下降的,老龄化速度比中国慢。65岁及以上老人比例从4.9%提升19.2%,中国只需要50年时间(1980-2030);而美国需要103年(1924-2027),英国需要116年(1906-2022)。可见,计划生育使得中国未富先老、速老。

应视人口为财富而非负担

南都:这一两年来经济下行,有评论认为部分原因是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缘故。对此您如何评价?

易富贤:中国目前面临的,与其说是经济危机,不如说是人口危机。以两个人口学指标为例。日本1951年的中位年龄为22岁,而美国为30岁。青年日本追赶中年美国,收入差距不断缩小。1991年日本的中位年龄38岁,超出美国5岁;1992年经济增速开始低于美国。1979年中国的中位年龄22岁,美国为30岁。2015年中国38岁,开始超过美国;2030年中国45岁,超出美国5岁;2050年中国55岁,美国只有42岁。今后走在前面的是中年的美国,而在后面追的是老年的中国。

20-64岁劳动力是驱动经济的动力,老龄化是阻力。1946-1973年日本经济年均增长8.9%.日本劳动力与65岁及以上老人之比在1975年开始低于7.5,在1992年开始低于4.8,在1994年开始低于美国,2011年只有2.51975-1991年经济年均只增长4.4%1992年后增速低于美国。中国的劳动力/老人在2010年降至7.52021年将降至4.8;经济增长率也在2012年开始减速,下行压力将不断增大。2035年中国的劳动力/老人将只有2.5,开始低于美国,更是远低于印度的6.6,经济活力也将低于美国和印度。

可以说,几十年的计划生育,尤其是生育率从1990年的2.3跳跃性下降到2000年的1.222010年的1.18,奠定2011年后经济下行的人口学基础。

南都:老龄化的养老问题,养儿防老和社会养老对中国来说,已经成为两难问题了,如何破解?

易富贤:养老的本质是人养老,不是钱养老。养儿防老是父母“各子其子”,孩子长大后“各亲其亲”,因此能够做到“货、力为已”,养小孩的投入能得到回报(物质和精神)。而社会养老是“各子其子”,但是“不亲其亲”,养小孩的成本靠父母,但是小孩的回报却是给社会,从经济学角度,养小孩是亏本的,因此生育意愿低。养儿防老是在慈爱之火浇上利润之油,能够持续燃烧下去,而社会养老却是泼上一盆水。

但是现在无法恢复传统的家庭养老,需要探索在“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的基础上,“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既让养老收益与养幼投入适当挂钩,又让“鳏寡孤独皆有所养”。

南都:对于生育,目前的计划生育以及现在放开二孩,所有的出发点都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但对于公众个体来说,这似乎是不够充分的理由,生育二孩,远远不是添加一个孩子的问题,特别是对于职业女性来说尤其有各种忧虑,如何缓解她们的担忧?

易富贤:现在虽然实行全面二孩政策,也仍然是将人口视为负担,那么母亲就是“负责制造者”,在这种人口理念下,很难保障妇女生育方面的权益。只有将人口视为财富,母亲是“财富的创造者”,则今后面临的不是“限制生育权”,而是“保障生育权”的问题。降低养育成本的相关的经济法,妇女儿童保护法,保障生育秩序的婚姻法、继承法等多项法律就面临重大修改。

南都:人口危机对家庭是一个巨大挑战,对社会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您觉得中国做好了这方面的准备了吗?该如何更好地准备?

易富贤:面对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老龄化,只有将人口视为财富而不是负担之后,中国才可能出台一些有利生育的政策,但是探索的过程将是漫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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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 十八届五中全会:人口再生产的历史性转折-《文汇报》 ]]>



十八屆五中全會:人口再生產的歷史性轉折


香港《文汇报》http://paper.wenweipo.com/2015/11/05/PL1511050004.htm [2015-11-05]
易富贤

人口再生产和物质再生产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两大支柱。十八届五中全会全面放开「二孩」政策,这是人口再生产的历史性转折。劳动力是驱动经济的动力,老年化则是经济增长不可忽视的阻力。人口政策调整的最大意义是「人」,调整的是社会和经济的活力。全面二孩的政策「转折」,预示着一个「尊重生命、保障人权、人口是财富、将人当人看」的崭新时代即将来临。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标志持续三十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退出了历史舞台。五中全会鲜艳的花朵,将转变为「十三五」的丰硕果实。

人口老化令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人口再生产和物质再生产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两大支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物质再生产」的历史性转折,取得了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但是可惜的是,同时实行了独生子女政策。几十年的计划生育,使人口结构满目疮痍,深远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每一个层面。这裡仅从经济角度举一个例子。劳动力是驱动经济的动力,老年化是阻力。以日本为例,1950年是10个20-64岁劳动人口对应1个65岁及以上老人;1946-1973年经济年均增长8.9%;1975年劳动力/老人开始低于7.5;1975-1991年经济年均只增长4.4%;1992年劳动力/老人开始低于4.8, 2013年只有2.3;1992-2014年经济年均只增长0.82%。

中国的劳动力/老人在1982年、2000年为10.0、8.7,1978-2011年经济年均增长10%。2011年劳动力/老人开始低于7.5,经济增长率也在2012年开始减速。劳动力/老人将继续降低到2021年的4.8、2037年的2.3,经济下行压力将不断增加。可以说,几十年的计划生育,尤其是生育率从1990年的2.3跳跃性下降到2000年的1.22、2010年的1.18,使2011年后经济下行。

「人口再生产」的历史转折
从人口角度看,现在面临的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育龄妇女在快速减少(20-29岁妇女从2011年的1.15亿降到2025年的0.67亿);生育率下降势能很大,提升生育率更是难上加难。中国人口佔全球比例已从1820年的37%降到2014年19%,50年后将不到10%。如果中国的人口政策不进行改革变化,那么中国将一步步萎缩成一个极端衰老的国家!

习近平总书记说:「凡是有利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就坚决干、加油干、一刻不停歇地干;凡是不利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就坚决改、彻底改、一刻不耽误地改」。十八届三中全会,人口政策迈出了谨慎的一步,实行单独二孩政策。十八届五中全会,突破重重阻力和人口学家理论恐吓,废止了为时三十多年的一胎化,是「人口再生产」的伟大的历史性转折。

如果认为出台全面二孩政策,只是有利于「应对人口老龄化」,那么是将人口政策调整的伟大意义大打折扣。人的意义是全面的,人口危机是不局限于经济衰退、养老危机、光棍危机,更包括人伦危机、人文危机、人权危机、人道危机等等。人口政策调整的最大意义是人,是生命,是人性,是权利和自由,是社会和经济的活力。全面二孩的最大意义在于「转折」,预示一个「尊重生命、保障人权、人口是财富、将人当人看」的崭新时代即将来临。

相信「十三五」期间,人口政策不会止步于全面二孩,而是会加速调整。当务之急是尽快废止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豁免超生的各类处分和罚款(每年用于计生的财政投入1000亿,社会抚养费才200多亿),鬆绑计划生育所綑绑的各项政策(户口、上学等)。如果还能改革经济政策和社会文化体系,降低养育成本,提升生育意愿,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的人口政策,让生育率不但不像台湾、韩国那样下降,而且回升到更替水平,那么将奠定今后几十年、上百年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国力上升的人口学基础。十八届五中全会的人口政策调整,是历史的大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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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 中国废止了一胎化,但仍未废止计划生育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
2015年10月30日 07:27 AM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4610

中国废止了一胎化,但仍未废止计划生育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者、《大国空巢》作者 易富贤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宣布的“全面二孩”政策是一个伟大的进步,但只有彻底停止计划生育,才标志着“尊重生命、保障人权、人口是财富、将人当人看“的新时代的开始。

中国在1978年试行一胎化,1980年在全国推行,这项政策剥夺了一亿多胎儿的生命。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宣布实行全面二孩政策,标志着持续三十多年的一胎化恶政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

中国在1960年代试行计划生育,1973年在全国推行。在陈慕华、陈云等人的推动下,中国1978年试行一胎化政策。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标志一胎化政策在全国推行。

中国计生部门宣称,1970年代以来的计划生育,使中国少生了4亿多人。其实,这是极为夸张的说法。1950-1970年中国人口与世界同步,占世界人口的比例,稳定在22%。除中国以外的世界人口从1970年的28.8亿增加到2010年的55.5亿;如果中国同步增长,人口也只会从1970年的8.15亿增加到2010年的15.7亿。也就是说,计划生育少生了2亿多人,而不是宣传的4亿多。比中国社会经济落后十多年的印度,2013年的生育率也降低到了2.3。因此,中国根本没有必要实行计划生育。

中国需要生育率(妇女人均生孩子数)在2.3左右才能维持人口的世代更替(相对于上一代人不增加也不减少),而1980年中国的生育率已经在更替水平附近,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还会继续下降,中国需要做的是在1990年代出台鼓励生育政策,防范生育率的过快下降。

中国在1980年之所以心安理得地在全国推广一胎化,是因为宋健、田雪原等人预测,他们预测说,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中国人口将在2050年达到40亿,这让中国国家领导人极为恐惧。其实,即便当时就彻底停止计划生育,中国人口也只能达到16亿峰值,今后还将减少。因此,一胎化的理论依据就是错误的。

中国计生部门认为,一胎化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其实刚好相反,计划生育加速中国人口老化,使得劳动力负增长,降低经济活力,奠定了现在经济下行、今后长期经济衰退和社会危机的人口学基础。中国目前面临的,与其说是经济危机,不如说是人口危机。以前能在经济高速增长中掩盖、消化的社会问题,将因为经济减速而变得非常棘手。

计划生育使得中国人口结构变成倒三角结构,这种不稳定的人口结构必然导致不稳定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今后中国四亿老人老无所养,数亿病人病无所医,四千万光棍,上千万失独家庭。今后很多社会问题可用一句话来概况:都是计划生育惹的祸!

1990年后,中国的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至少当时就应该停止计划生育,但中国却反而实行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编者注:即无论官员在其他方面取得多大的政绩,但如果计划生育抓得不力,仍会遭到惩处),加上其他经济层面的原因,使得生育率跳跃性地从1990年的2.3降到1997年的1.4。然而,中国却在1997年将“违背计划生育”纳入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

1998年,原国家计生委主任彭佩云、副主任蒋正华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在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22的情况下,却在2001年制定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2004年,中国成立了以蒋正华、宋健为正副组长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将人口普查1.22的生育率修改为1.8;预测即便继续一胎化,2033年总人口仍将达到15亿人,建议坚持一胎化不动摇。其实,当时即便彻底废止计划生育,总人口也达不到15亿。

2011年具有停止计划生育的三个天然台阶:1980年中共中央《公开信》说独生子女政策只能实行30年,到2010年到期;2010年实行了第六次人口普查,证实了生育率只有1.18;2011年开始十二五规划。但是2010年7月80多位学者参加的“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学术研讨会却得出结论:“‘十二五’期末人口总量达到13.9亿左右”,“人口惯性增长势头依然强劲,人口峰值将在2033年将达到15亿人。”2011年4月26日,国家计生委和中国人口学会更是推荐翟振武、于学军到政治局上课,在2010年人口普查证实生育率只有1.18的情况下,还建议“切实稳定低生育水平”。其实,当时即便停止计划生育,2015年人口都达不到13.9亿。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后,迟迟不动的人口政策终于“动”了起来,说明决策层有“动”的勇气。但是人口学家们集体论证:如果全面二孩,生育率将达到4.4、4.5,每年将出生4700多万、4995万;即便是单独二孩政策,生育率也将反弹到1.9-2.4。在这种人口恐吓下,决策层选择实行单独二孩政策。当时国家卫计委预测,单独二孩后每年会多生两百多万,累计多生1000万人。但是单独二孩申请率非常低,2014年只多生几万人,2015年也只会多生三十多万人,几年累计只多生几十万人,不到预期的1/10。期望收获一个大西瓜,结果只收获几粒芝麻。

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宣布实行“全面二孩”政策,但仍然“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从理论上讲,这只是标志着“结束独生子女政策”,但并不标志着“结束计划生育”,仍然是把人口当负担的旧时代的延续。全面二孩政策相当于:政府的手从老百姓的身体里抽开了,但仍然停留在裤裆里。

但是,从实践看,这是一个伟大的进步,是需要高度的政治勇气的。几十年的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绑架了整个官僚体系,过去几届中国领导人将抓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当成历史性政绩,尽管计划生育已经造成了很多社会后遗症,但多年实行计划生育的结果是,中国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而且,人口学家也仍然在继续进行“理论恐吓”:全面二孩已经“安全”了,但停止计划生育仍然“不安全”,在前述种种情况下,断然废止计划生育所遭受的政治阻力是可想而知的。

我在2007年港版《大国空巢》一书中呼吁:船大惯性大,调头要趁早。后来,我在2013年版《大国空巢》中再次呼吁:面对万丈悬崖,中国人口政策要猛回头,不能慢慢游。现在看来,中国政府仍然不敢“猛回头”,而是在“调头”。2014年以来的中国人口政策,其实是在转U形弯(U turn),本着“稳中有进”的原则,不希望翻车。媒体仍然会宣传计划生育的伟大成就、历史意义,但是这些其实都没有意义,只是防止翻车的策略而已,也不必过度解读。

“全面二孩”政策,标志着中国已经到了U弯的底部,我相信中国人口政策不会止步于“全面二孩”政策。只有停止计划生育,才标志着一个“尊重生命、保障人权、人口是财富、将人当人看“的崭新而伟大的新时代的开始。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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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 全面二孩是“转折”而非“终点” ]]>

网易新闻客户端头条:http://163.fm/EYZFjTl


  易富贤

  十八届五中全会是“人口再生产”的历史性转折

  十八届五中全会“因天下之失望,顺宇内之推心”,果断推出全面二孩政策,标志着持续三十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的进步!
  人口再生产和物质再生产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两大基本支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物质再生产”的历史性转折,取得了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但是可惜的是,同时实行了独生子女政策。
  几十年的计划生育使得人口结构满目疮痍。2010年40-44岁、20-24岁、0-4岁人口,美国分别为2121万、2186万、2044万,印度分别为0.74亿、1.12亿、1.21亿,中国则分别为1.25亿、1.27亿人、0.75亿人。美国人口结构是柱状形,印度是正金子塔型,都是稳定的人口结构;而中国今后将是高度不稳定的倒金字塔人口结构,必然导致不稳定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
  20-64岁总劳动力是驱动经济的动力,老年化是阻力。日本和欧洲都是在总劳动力负增长的前几年就开始出现经济危机。中国的总劳动力在2015年达到顶峰后开始负增长,2012年经济也开始减速。中国劳动力与老人(65岁及以上)之比,在2010年为7.6:1,而到2030年降低到3.4:1,到2040年只有2.1:1。人口结构决定了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中国目前面临的,与其说是经济危机,不如说是人口危机。
  以前能在经济高速增长中掩盖、消化的社会问题将将因为经济减速而变得非常棘手。今后四亿老人老无所养,数亿病人将病无所医,四千万光棍找不到老婆,上千万失独家庭对社会丧失信心,对社会的稳定的影响可想而知。中国急需收拾人口残局。
  十八届三中全会,人口政策迈出了谨慎的一步,实行单独二孩政策;但是该政策受益人口很少。五中全会实行全面二孩政策,标志着人口政策有了实质性的进步,是“人口再生产”的历史性转折。
  “人”的意义是全面的,人口危机是“人”的危机,就不局限于经济下行、养老危机、光棍危机,也包括人伦危机、人权危机、人道危机。这一政策调整的最大意义是“人”,是“生命”、是人伦,是公平、正义,是人的基本权利、是个人的自由,是经济和社会的活力。因此这次政策调整的意义是非常全面的。
  从社会角度,这次政策调整,可以降低失独家庭比例,可以缓解光棍危机,给家庭带来欢乐、幸福、希望,给人们更多的人性和亲情。从社会角度,婴儿潮是“孩动力”,可以拉动内需,改善就业,缓解今后的劳动力短缺和老年化。
  历史的总账是以“生命”进行“核算”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是“人口再生产”的历史性转折,其历史意义比“物质再生产”历史性转折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更为深远。

  人口政策不能止步于全面二孩
  十八届五中全会全面放开二胎,只是人口政策的“转折”,但不是“终点”。“转折”的意义就在于宣告一个新时代即将开始。从理论上来看,全面二孩政策仍然是“将人口当负担”的旧时代的延续。而只有停止计划生育才标志一个“尊重生命、保障人权、人口是财富、将人当人看“的崭新而伟大的新时代的开始。
  从人口学本身来看,全面二孩政策对改善人口结构非常有限。
  广东农村在1999年前实行二胎政策,但是广东六七千万户籍人口的生育率也从1983年的3.1降到1998年的1.9了,说明1998年放开二胎都为时已晚。
  中国从1980年代开始在恩施、翼城、承德、酒泉这4个800多万人口的地区全面二孩;但是作为一个整体,2010年的生育率只1.52,还是因为经济文化落后于全国。即便全国从1980年代就放开二胎,2010年的生育率也低于1.5。
  中国还对9000多万人口的少数民族(除壮族外)实行全面二胎或更宽松政策,但是作为整体,生育率也从1990年的2.86降到2010年的 1.64。全国的经济文化水平比少数民族高,即便停止计划生育,2010年生育率只能在1.6左右。
  全国其他地方由于长期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已经形成了生育的“爬蚤心态”(用玻璃罩限制跳蚤跳的高度,跳蚤碰壁后自动适应不断降低的罩子高度;后面取下罩子,跳蚤不跳了,变成了爬蚤)。比如湖北省长阳、五峰这两个经济落后的少数民族县,2000年生育率分别只有1.19、1.14;经省人大批准放开二胎后,并没有出现补偿性出生,2010年生育率分别只有1.13、1.27。新疆建设兵团汉族人口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十几年后改为允许生二胎,也没有出现补偿性出生高峰和生育率反弹,“十五”、“十一五”时期,生育率都稳定在1.0左右。
  上海户籍人口中有200多万个双独家庭,但是2008年实行双独二孩政策以来,5年只收到15000例申请,只生下7000多二孩 。河南2011年在全国最后才实行“双独二孩”政策,当时预计每年将多生1.8万人;但是两年来,仅有600多个家庭生了二孩 。2014年单独二孩申请率如此之低,预计收获一个“大西瓜”(多生一千万人),实际只能收获几粒“芝麻”(多生几十万人),说明民众的“爬蚤心态”已经非常严重。
  全面二孩的目标育龄妇女是单独二孩的10倍。但是全面二孩是城乡受益,而农村原本打算超生的比例高,即便没有政策也会超生,新政策只是避免了罚款,但并不增加出生人数。另外,单独二孩实行了2年,释放了一些补偿性出生。因此如果2016年全面二孩,每年可能只会多出生200多万人。如果近年的1.2左右的生育率准确的话,那么全面二胎后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5左右,几年后还将快速下降。
  从人口角度看,现在面临的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育龄妇女在快速减少(20-29岁妇女从2011年的1.15亿降到2035年的0.66亿);生育率下降势能很大,提升生育率更是难上加难(台湾、韩国的发展水平超过中国大陆20多年,在鼓励生育的情况下,近年的生育率只1.1、1.2)。如果在人口政策不拨乱反正,那么中国将一步步萎缩成一个无足轻重、极端衰老而贫穷的国家!
  我相信人口政策会加速调整,当务之急是尽快废止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豁免社会抚养费,将计划生育所绑架的一切(如户籍、上学)等尽快松绑。现在党纪已经删除了“计划生育”,今后废止计划生育法、停止计划生育的障碍已经不复存在。
  如果还能改革经济政策和社会文化体系,降低养育成本,提升生育意愿,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的人口政策,让生育率不但不像台湾、韩国那样下降,而且回升到更替水平,那么将奠定今后几十年、上百年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国力上升的人口学基础!

易富贤博客:http://yi.fuxian.blog.163.com/,易富贤微博:http://weibo.com/yifux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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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 驳一妻多夫去光棍论:实打实的“性狂想”--《时代周报》 ]]>

2015年10月27日05:10 时代周报

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mspl/20151027/051023585638.shtml

中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以来,出生性别比不断攀升。从2014年开始,24—28岁男性初婚人群与22—26岁女性初婚人群之比开始大幅超过100%,2018年将超过126%。然而,浙江财经学院谢作诗教授认为光棍危机并不可怕。他认为好的经济学不存在“短缺”、“过剩”之说,“价格”能解决一切问题。他建议低收入男子合找一个老婆,并允许同性恋结婚。

  有人说,谢教授是经济学帝国主义者。根据学者高小勇2005年出版的《经济学帝国主义》一书,经济学帝国主义,“指的当然是经济学在‘侵略’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传统领地,而且这种侵略并不是异想天开的瞎胡闹,而是真能分析出一些原来人们没有分析出来的东西”。例如,其“行为效果学”方法论,可以在其他社会科学中得以通用,并大行其道。

  这样,根据严格的科学定义,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经济学负责分析,能进行社会批判,能进行政策纠偏作为方法论使用。众所周知,负责建构与社会规范的是伦理学和法学。顾名思义,前者涉及一般道德意义上的建构与规范,后者则与国家的法正义和行政正义息息相关。

  就此而言,没有真经济学范式的谢教授将在经济学领域都站不住脚的理论侵入到社会学和生物学领域,可谓伪经济学帝国主义。例如,我们固然完全反对藐视女子情感的“一夫多妻制”,一妻多夫制更显荒谬。哪个情感、意志和理性完全正常的女生,在特定情况下与多个丈夫同居,能轻而易举地区分其腹中所怀的哪个男生的孩子?在古代,亲子鉴定技术不发达,如何区分?即便今日亲子鉴定如此发达,又有谁愿意这样去做亲子鉴定?

  由此可见,一妻多夫制,实打实的,是混乱不堪、情欲横流的“性狂想”。打开脑洞写本政治剧吧!—在一个古代或现代的君主国,或者私有制社会里,继承权混乱,危害如何?

  更恶劣的是,谢作诗将女人贬低为“物”,将男女关系简化为“性”。自古及今,无论是儒家社会,还是欧美社会,还是现代社会,都将“性”关进一夫一妻制的笼子里,社会制度终于遵循了生物学原则,让男人获得了人口财富的“产权”,让女人共享男人物质财富的“产权”。从而“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进而产生人类文明。

  相反,正如古罗马帝国的灭亡等案例证明淫乱毁灭民族意志(参考《罗马帝国兴衰史》)。在中国,西晋的灭亡与阮籍这些“意见领袖”所推崇的淫乱风尚有关。东晋史家干宝指责:“故观阮籍之行,而觉礼教崩弛之所由”,“礼法刑政,于此大坏,……国之将亡,本必先颠!”因此,固然不知自己所说、所做为何,谢作诗就是现代版的阮籍!

  真正有益的“建构”是承认如下事实:自古即今,传统家庭是人口再生产的基本单位,而人口是宏观经济的支柱。正视光棍危机,当务之急是“止血”,改变扩大光棍队伍的生育政策,并坚守传统家庭价值。对于现有光棍危机,只能忍痛,并慢慢等疤痕愈合。

  (作者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者、人口学专家,著有《大国空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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