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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中国经济报告》2017年5 月刊(http://business.sohu.com/20170428/n491043276.shtml)。

从人口角度看大城市的危机

--人口视角下的雄安新区

易富贤

一、北京、上海的人口变迁

1950年代,北京、上海的生育率(妇女人均生孩子数)均为5.2,略低于全国的5.9。1960年北京、上海的人口分别为740万、1056万人。

1963年中国在大城市开始计划生育宣传,1964年在大城市落实政策,1973年在全国展开。上海作为计划生育的模板,并且城镇人口比例高,出生率下降最快,从1963年的30.3‰降至1964年的20.6‰、1965年的17.0‰、1967年的12.5‰。北京的生育率也从1964年4.41降至1965年的2.89、1967年的2.53。1960年代上海、北京的生育率平均为2.8、3.8,全国还有5.7。

1970年代开始在上海、北京等城市试行独生子女政策,1980年在全国推广。

1 各地生育率的比较


可见,上海的生育率最低,其次是北京,东北也低于全国。

虽然寿命在大幅延长,但是由于低生育率和人口外流,上海的人口仅从1960年的1056万增至1980年的1152万,占全国比例从1.60%降至1.17%。北京的人口则是从1960年的740万增至1980年的904万,占全国比例从1.12%降至0.92%。1990年,北京、上海的人口增加到1086万、1334万。上海、北京的经济占全国比例从1960年的10.1%、3.7%降至1980年的7.1%、3.2%,再降至1990年的4.1%、2.7%。

1980年北京、上海的外来人口只有19万、6万人,到1990年也还只有54万、51万人。1990年上海开始开发浦东,拉开了外来人口的小闸,经济占全国比例也开始触底反弹。1980-1989年年均只增加3.0万外来人口,而1990-1995年年均增加13.0万人。1996年拉开了外来人口的大闸,1996-2013年年均增加48.3万外来人口,非户籍人口总数由1995年的113万迅猛地增加到2014年的987万。

而北京1990-1994年年均只增加1.9万外来人口,经济占全国比例也还继续下降。1994年外来人口总数还只有63万;但是1995年一年就增加118万。虽然后面几年又严控外来人口,但1995年涌入的这118万年轻人口给北京经济增添了活力,北京经济占全国比例也触底反弹。2000年北京再次拉开了外来人口的水闸,2000-2014年非户籍人口年均增长44.1万人,非户籍人口总数由1999年的157万增加到2015年的823万人。

北京、上海非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990年的5.0%、3.8%增加到2015年的37.9%、40.6%。

二、如果没有外来移民,北京、上海的经济比东北还差

1 北京、上海的外来人口及GDP占全国比例

北京、上海户籍人口相对增长缓慢,从1980年的886万、1147万增加到2016年的1363万、1440万人,部分是外来人口入籍,因此实际外来人口比上图要多。东北的净移民率几乎为0。

外来人口大多是青壮年劳动力。比如2010年北京、上海的非户籍人口占全市总人口的36%、39%,但却占全市20-39岁人口的52%、59%。

年轻人越多,创新活力越强,中位年龄反映了经济活力。全国、北京、上海、东北的常住人口的中位年龄2010年为36岁、36岁、38岁、40岁,2015年为38岁、37岁、40岁、43岁,北京、上海比东北更年轻,经济也更有活力。

但是北京、上海的户籍人口的中位年龄,2010年高达42岁、47岁,2015年更是高达44岁、50岁,比东北还要高。

20-39岁的年轻劳动力是最有经济活力的人口。1990年北京、上海、东北的0-19岁人口占全国的0.69%、0.73%、8.09%,而2010年20-39岁人口占全国的1.93%、2.08%、8.12%。可见,2010年北京、上海的20-39岁人口有2/3是外来移民;而伦敦、东京都只有1/3,巴黎只有1/6是外来移民(包括大学生)。

而东北由于没有外来移民,20-39岁人口占全国比例从1982年的10.4%降至2010年的8.12%,占比减少19%;同期经济占全国比例从12.8%下降到8.6%,占比减少33%。如果没有外来人口,上海、北京的20-39岁人口占全国比例将从1982年的1.60%、1.12%下降到2010年的0.73%、0.69%,占比减少54%、39%,降幅超过东北,那么经济占比的降幅也将超过东北。

可见,如果没有外来人口,北京、上海的经济比东北更没有活力。


三、人口继续涌入大城市威胁中国的持续发展

流动人口主要是青壮年劳动力,而老人和儿童是很难外流的。比如安徽1990年的0-19岁人口占全国的5.18%,而2010年的20-39岁人口只占全国的4.03%,外流了22%;2000年0-4岁人口占全国的4.75%,2010年的10-14岁人口仍然占全国的4.75%,说明儿童没有外流;1990年的45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的5.01%,而2010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的5.12%,说明老人不但没有外流,以前在外打工者到老年还返回原籍。

一方面是东部大城市人满为患,一方面中西部的留守老人“老无所养”、留守儿童“幼无所靠”。

大城市靠吸引全国的年轻劳动力维持着经济繁荣,但是也加重了城市病:交通拥堵、环境污染、房价飙升。导致城市房价飙升的原因有三:土地供应是依照规划人口数进行的,增速低于实际人口增速;外来人口对住房有刚性需求;外来人口流入增加了城市经济活力,也提高了户籍人口的购买力。

其实最严重的城市病是超低生育率,这与人口密度太高也有关。2003-2012年东京的生育率平均为1.06。23个区、26个市的人口密度与生育率直线负相关,人口密的几个区房价高、通勤时间长、民生压力大,民不聊“生”,生育率只有0.7—0.8;人口较稀的地方,生育率为1.4。

伦敦的人口密度比东京要小,2011年生育率为1.84。33个区的人口密度与生育率也是直线负相关。内城的人口密度仍然太高,一些区每平方公里超过1万人,生育率只有1.3左右;人口密度较低、房价较低的外城一些区,每平方公里只有两千多人,生育率却在2.1左右。

2 东京、伦敦的人口密度与生育率的相关性


美国生育率能达到1.9-2.0,是因为城市规划得更加宜生。美国城市分为中心城区、建成区、都会区,芝加哥、费城、迈阿密的中心城区每平方公里都只有4千多人,建成区则只有1千多人,都会区低于1千人。洛杉矶的中心区、建成区每平方公里分别为3.1千人、2.7千人。人口最密的纽约,中心城区每平方公里也只有1.0万人,建成区也只有2.1千人。美国房价只是家庭收入的4、5倍。各大城市的平均通勤时间只有20多分钟。

而中国的城市建成区全部以超过1万人/平方公里规划的,县城的人口密度比纽约中心区还高。北京东、西城区每平方公里是2.5万人,上海虹口、黄浦、静安区超过3万人,通勤时间普遍超过1个小时。北京、上海都可以生1个孩子,但是总和生育率长期只有0.7,不仅仅是因为生育政策限制,也是因为高密度的城市规划。目前中国有近60%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但是城市建成区的面积只占0.7%的国土面积、5%的耕地面积。笔者在《大国空巢》中论证,即便所有城市的人口密度降至4千人/平方公里,也有足够的土地。

一孩次生育率反映了没有政策限制下的生育现实,与总和生育率平行变化,1995-2014年东京的总和生育率平均为1.06,一孩次生育率为0.61。2010年北京、上海的一孩次生育率低于0.6,2015年甚至低于0.5,意味着即便鼓励生育,总和生育率也难以达到1.0了。

长期的低生育率,经济依赖移民,使得北京、上海的人口结构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


横坐标:各年龄组占总人口的比例。从下往上:0-4岁,5-9岁、……85+岁。左侧是男性,右侧是女性。内侧是户籍人口,外侧是外来人口。

纽约、东京的人口数据是采纳官方预测。假设2017年后北京、上海的人口不再流入、流出,生育率稳定在1.0。

2010年北京、上海的人口结构非常“拉风”,20-49岁青壮年劳动力占总人口的60%、56%,而纽约、东京都只有46%。但是2040年,北京、上海的20-49岁人口占比只有28%、23%,而纽约、东京还有44%、32%。也就是说,今后北京、上海的经济活力连东京都不如,更是远低于纽约、伦敦、巴黎。

现在的外来年轻人给北京注入了“生机”,很多将在此终老,今后却可能成为“危机”。北京、上海的65岁以上老人将从2015年的231万、309万增加到2050年的791万、907万。全国、北京、上海的20-64岁劳动力与65岁以上老人之比将从2010年的7.6、8.9、7.6降至2030年的3.4、2.9、2.4,再降至2050年的1.7、1.2、1.0。今后北京、上海的老龄化比全国更严重。妇女长寿6-7岁,将是老龄化的最大受害者。

外来人口不断流入,就像堰塞湖的水位不断抬升一样,今后随时有崩堤的风险,将出现治理危机。

四、上海、北京面临人口拐点

过去的实际人口一直超前于规划,比如北京1993年的规划是2010年人口要控制在1250万人以内;但是2010年实际人口达到1962万人。

现在的新规划是,北京的人口在2020年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然后长期稳定在2300万人左右;上海的人口到2040年控制在2500万人左右。其实今后的实际人口将低于规划。2015年、2016年上海的外来人口连续两年负增长,2016年北京也开始负增长,有人认为是政策所致。其实即便是没有政策调控,上海、北京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也在下降,原因如下:

首先,人口结构比全国要老,经济活力低于全国。2015年上海常住人口的中位年龄比全国要高2.3岁了。北京的中位年龄也将在2018年开始高于全国。这在国际大城市中应该算是绝无仅有。

国际大城市的生育率只略低于全国,然后靠吸引少来外来年轻人口使得中位年龄低于全国、经济活力高于全国,从而长期保持吸引外来年轻人口的能力。比如2011年英国的生育率为1.91,伦敦为1.84。2010年美国的生育率为1.93,纽约市为1.81。2010年美国、英国、日本全国的的中位年龄为37岁、40岁、45岁,而纽约、伦敦、东京分别只有35岁、34岁、42岁。

第二,上海、北京的经济优势下降。区域发展不平衡是人口流动的动力,而区域均衡化发展是趋势。比如以前纽约州的人均GDP远高于全国,吸引人口流入;1930年后人均GDP相对优势不断下降,吸引人口的能力也下降。纽约州的人均GDP与全国的比例,从1930年的168%降至1950年的122%;而密西西比、南卡州却从1930年的32%、38%,升至1950年的51%、62%,再升至1980年的70%、78%。

1980年上海、北京的人均GDP是全国的6.1、3.4倍,2002年是全国的3.6、3.3倍,对外地人口有强大的吸引力。而2005年湖南、四川、安徽、贵州的人均GDP只是全国的66%、59%、57%、34%,人们千里迢迢也要到大城市讨生活。

但是2016年,上海、北京的人均GDP只是全国的2.0、2.0倍了,还将继续下降;而湖南、四川、安徽、贵州的人均GDP已升至全国的83%、72%、71%、60%,还将提升。收入差距在缩小,考虑到路费和骨肉分离的精神成本等,中西部很多人就选择留在家乡。

上海的外来人口来自安徽的比例最高,2003年上海的人均GDP是安徽的6.0倍,但是2016年只是安徽的2.9倍了。上海对安徽劳动力的吸引力也在下降。

第三,全国的生育率从1990年的2.3下降到2000年的1.22、2010年的1.18、2015年的1.05,意味着可流动的年轻人口数量不断减少。

第四,高铁、互联网正在改变区域经济格局,零售、金融、研发、制造不再依赖于物理性场所,传统产业下形成的大城市的地位将下降,而怀化、赣州、襄阳等中西部新兴的交通枢纽城市,将吸纳人口流入。美国1930年后人口重新分布的过程中,中西部也崛起了一批中等城市,比如1930年4.8万人口的凤凰城现在崛起为第六大城市。

第五,2006年开始,中国的经济中心向西南转移,这是唐朝以来的最大转向。川渝、云贵桂的经济占全国比例都在提升。云贵桂的生育率是全国最高,今后将是中国最有经济活力的地区,将吸引人口回流。

第六,一带一路将给中国西部地区带来发展机遇,从而遏止人口东流。

2016年上海常住人口2420万,如果人口不再流出,生育率稳定在1.0(很难),那么2017-2040年之间将出生260万,死亡480万,2040年总人口将降至2200万。需要吸引300万移民才能让2040年总人口达到2500万,但是上海是无力再吸引到300万移民的。

北京、上海的人口面临拐点,也意味着房地产等产业面临拐点。

五、从人口角度设立雄安新区的必要性和急迫性

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设立河北安新区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笔者认为意义深远。

第一,顺应城市化发展规律。

英国的城镇化超前中国一百多年,1901年伦敦人口占全国的16%,75%集中在内城,平均每平方公里人口达到1.5万人,其中伊斯灵顿等几个区接近3万人,长期被工业烟雾所笼罩。1901年后伦敦开始疏散人口。2011年伦敦总人口占全国的13%;平均每平方公里只有5126人,其中外城3901人,内城也不到1万人,密度最高的伊斯灵顿区也只有1.4万人,空气比1585年时还要洁净。

1910年德国柏林总人口207万人,主要集中在内城,每平方公里人口达到3.1万人,其中克罗伊茨贝格区高达4.1万人。1910年后人口往周边疏散。2010年总人口346万人,平均每平方公里只有3750人,其中内城1.0万人,克罗伊茨贝格区也只有1.4万人。

中国2015年的中国城镇化率为56%,相当于美国1930年的水平。1930年前,美国人口也是不断涌入纽约、芝加哥等大城市;当城市化率在1930年达到56%后,人口开始重新分布。纽约市、芝加哥市的人口占全国比例从1850年的2.22%、0.13%提高到1930年的5.63%、2.74%,然后降到1980年的3.12%、1.33%,再降到2015年的2.66%、0.85%。

1960年日本东京都的人口86%集中在东京湾的23个区,其中台东区每平方公里为3.2万人。后面东京将人口往西部26个市疏散。2011年东京都平均每平方公里6025人,其中市部5273人,区部1.4万人,台东区为1.8万人。东京的人口密度仍过高,是生育率低的原因之一。

第二,探索新人口形势下的经济发展模式。

2015年上海、北京的20-39岁常住人口占全国的2.16%、2.10%,但是0-19岁常住人口只占全国的0.91%、0.93%,0-19岁户籍人口更是只占全国的0.59%、0.65%,意味着今后20-39岁黄金年龄劳动力将锐减,经济占全国比例将下降,政治地位也将下降。

有人说,北京、上海还有足够的土地,可以承载更多的人,应该继续吸引移民。

从“承载”角度是没有问题,但是如果靠吸引外来人口延续目前的发展模式,那么这两座2000多万人口的城市将是无底洞,将加重其他省份的老年化危机。

2004年之后,年轻劳动力仍然在迅猛地流入北京、上海,但是两市的经济占全国比例却在下降,说明劳动力继续涌入大城市不但加重城市病,也不利于国家宏观经济了。

尤其是,移入的年轻人不得不适应大城市民不聊“生”的环境,生育率非常低,将使得全国未来劳动力短缺、宏观经济持续衰落。

并且上海、北京已经面临人口拐点。今后北京对南方各省的人口吸引力将下降,而对东北的吸引力将加强,对老年化严重的东北将是雪上加霜。

因此,现在需要通过设立雄安新区探索在老年化社会、不依赖外来移民的情况下新的发展模式。

第三,探索人口发展的新模式。

长期的超低生育率使得中国面临严峻的人口危机。有人建议迁都到人口结构好的地方去。但是首都肩负着重大政治责任,岂能脱身而逃?明朝时面临的主要威胁来自北方草原,因此明成祖朱棣多次御驾亲征,并放弃富庶的南京,定都北京,天子守边,确保了国家安全。

今后中国所面临的最大危机是老年化,当务之急是“休养生息”。2015年全国的生育率只有1.05,全世界最低;其中东北最低,其次是华北。也就是说,今后中国的主要安全问题仍然来自北方,而西南相对最安全。北京扼守东北和华北,是解决危机的最佳地点。如果迁都,将导致整个东北、华北的人口坍塌。

但是北京已经实行了四十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以及各项政策都是围绕主流家庭只有一个孩子进行的,即便停止计划生育,这种模式在错综复杂的利益链的驱动下仍将惯性地延续下去。

国际经验也表明,旧城是很难改造成“宜生”的城市的。比如东京城市改造了几十年,但是1993年以来的生育率一直徘徊在1.0-1.1左右。香港、新加坡、台北的超低生育率,也与错误的城市规划有关。

而中国过去建立了众多的“新区”,但都只追求“旺财”,而没有考虑到“旺丁”,结果照样民不聊“生”。

因此,北京要有效提升生育率,就必须彻底排除旧模式的干扰。雄安新区肩负着“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的重担。笔者希望雄安新区不但宜居”、“宜业”,更要“宜生”。

经济政策是几十年的政策,而人口政策是千年政策。如果说深圳是“物质再生产”的新区,那么我希望能将雄安新区建成“人口再生产”的新区,引领全国的人口增长。只有让人口恢复了可持续发展能力,中国才能既“雄”且“安”。今后回顾历史,会发现雄安新区的设立确实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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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 人口视角下的美国大选及启示-《多维CN》 ]]>

特朗普参选总统后,美国主流媒体和世界舆论一片看衰。我在初选时就判断特朗普赢面很大,我在20162月印刷了数百本《大国空巢-图文版》,其中就引用了特朗普的观点。在特朗普成为共和党候选人后,我判断特朗普终将赢得选举。

2016118日特朗普当选总统后,矛头直指中国,很多学者对中美关系的前景表示悲观。12月《多维CN》月刊向我约稿,下面是201612月《多维CN》(第17期)发表我的《人口视角下的美国大选及启示》。我分析了特朗普当选的原因以及对美国今后的人口和经济的影响,判断中美关系不会很差,因为美国(尤其是共和党)更应该与中国合作,我建议中美携手共同应对人类历史上未曾出现过的人口危机。现在中美已经决定习近平将于201746日至7日访美,中美关系将翻开新的一页。

《多维CN》月刊主要在港台、东南亚、美国公开发售。在国内虽不公开发售,但会递送到几乎所有高级领导和政治领域的专家案头,相当于国际视野的内参。不少关注研究中国问题的研究中心、智库、媒体、官员等也关注《多维CN》,比如美国著名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将他们的研究报告在《多维CN》上首发。柏林大学的某研究中心,甚至把多维对中国当今政治的分析当成了教科书。而在中国国内,更有不少媒体、大学和社科研究机构的专家教授,甚至于包括给政治局上课的“帝师”,都把多-维当成了泛中国议题研究的重要参考。


人口视角下的美国大选及启示

易富贤

在美国主流媒体和世界舆论一片不看好的声浪中,特朗普成功当选美国总统,让很多政治分析人士大为震惊。其实笔者在选前就从人口角度分析特朗普将会胜选。

美国民主党、共和党支持者的人口学构成和趋势

1 不同种族、年龄人口对两党的支持率

来源:美国有线电视台(CNN)的出口民调(ExitPolls

比如说2016年男性白人的选票占总选票的34%,其中31%投给了民主党的希拉里,62%投给了共和党的特朗普。

民主党赢得了大多数年轻人的选票,而共和党却获得了多数老人的选票。一方面是因为年轻人的思想都比较自由,而老人比较保守。比如201618-29岁、30-44岁、45-64岁、65+岁的白人,43%37%34%39%支持希拉里,47%54%62%58%支持特朗普。可见,年轻白人支持民主党的比例高于中老年人,但是即便如此,18-29岁的白人也是大多数支持共和党的。201218-29岁白人选民,也是44%支持民主党,51%支持共和党。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年轻人中少数族裔比例高,而老人却主要是白人

1776年美国建国的时候,总人口才250万,白人占79%,黑人占21%。随着欧洲移民的增加,白人占比提高到1932年的89.8%,黑人占比则降至9.7%1932年后白人比例开始下降,分别在1980年、2001年低于80%70%。根据美国普查局2014年的预测,白人占比将在2020年、2044年低于60%50%

2 不同族裔的人口占全国比例(%



1968年以来,白人一直是支持共和党的。2000年、2012年、2016年共和党总选票中有91.4%89.4%86.7%是白人选票。1980年共和党的里根赢得了56%的白人选票而大获全胜,2012年共和党的罗姆尼赢得了59%的白人选票却败选,这是因为选民种族构成发生了改变,1980年白人选票占全国的88%,而2012年只占72%了。

支持民主党、共和党的比例,1980-2016年白人平均为40%55%,黑人为88%10%,拉美裔为66%30%1992-2016年亚裔平均为55%39%。这种选举的基本盘短时很难改变,那么意味着共和党赢得选举的难度越来越大。如果所有种族对某党的偏爱度都超过60%,那可能就意味着国家在分裂。实践也证明,奥巴马时期种族矛盾不但没有缓解,反而还有加剧的趋势。如果共和党要靠赢得60%以上的白人选票才能偶尔胜选,那么意味着美国族群间将不再和谐;如果民主党长期执政,意味着美国的两党民主政治的终结。

为什么特朗普会胜选?

特朗普胜选的原因,首先是他巩固了共和党支持者的投票率。在面对那么多负面信息和媒体一面倒的反对下,他仍然能获得62%的男性白人的支持。特朗普承诺给愤怒的白人、蓝领以工作、尊严、边界安全,激发了俄亥俄、宾州、密歇根等“铁锈地带”选民的投票激情。而希拉里“政治正确的主张对摇摆州来说是口惠而实不至。作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女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吸引女性白人的选票能力远不如2008年的奥巴马,也不如1996年的克林顿,她也没有能够如奥巴马那样吸引到少数族裔的选票。特朗普的选举造势活动中,每次都有数千、数万热情的参与者;而希拉里的造势活动却只有稀稀拉拉数百人。

其次是年龄结构改变有利于特朗普。201618岁及以上(18+岁)选龄人口比2012年增加896万,其中18-44岁只占151万,而45岁以上却占745万。一方面是年龄越高,投票率越高,比如2000-2012年这四次选举中,18-29岁、30-44岁、45-59岁、60+岁选民的平均投票率分别为42%58%67%70%;另一方面,18-44岁人口大多支持民主党,而45+岁人口却是一面倒支持共和党。2016年的65+岁白人比2012年增加了409万,这个年龄段白人投票率最高,且都是共和党的铁杆支持者。并且118日天气很好,有利于白人老人投票。

身体健康状况对选情也有影响。特朗普、希拉里分别是70岁、69岁,是美国历史上最“高龄”的一对总统候选人。特朗普身体好,每天都有造势活动,甚至一天好几场。而希拉里的身体明显吃不消,造势活动远远少于特朗普。美国的中位年龄在1935-1983年一直徘徊在28-30岁,但是2016年提升到了38岁,到2030年将达到40岁,意味着老人参选将是新常态,医学对政治的影响也将更为明显。

此外,2013年废止了《投票权法案》后也降低了民主党支持者的投票率。1965年美国总统约翰逊签署的《投票权法案》旨在保护任何人不受种族或肤色影响而平等享有投票权。2008年奥巴马当选总统之后,共和党认为种族歧视已成历史,2013年最高法院裁定《投票权法案》第四条违宪,等于是釜底抽薪地废掉了《投票权法案》。而在共和党的推动下,2016年共有17 个州(包括俄亥俄、威斯康星等关键的摇摆州)出台了新的选举限制,减少了投票点,增加了少数族裔、低收入者、年轻人的投票难度

表面上,2016年民主党的选民基础扩大。但是民主党增加的是投票率低的年轻人和少数族裔,2000-2012年这四次选举中,白人、黑人、拉美裔、其他族裔的投票率分别为62%63%43%45%,而2016年黑人投票率也有所下降。实际上,这次共和党却增加了数百万白人老人这一铁杆支持者。可以说,这次选举是“白人老人和少数族裔”之间的博弈,前者暂时占了上风。

选前,笔者曾从人口角度逐一分析了几个摇摆州的选情,判断特朗普会赢。这里以佛罗里达州为例看看“白人老人是如何与“少数族裔”博弈的。2012年佛州共投票850万张普选票,共和党比民主党少拿7万张。佛州有29张选举人票,是本次选举最关键的决胜州。2016年佛州18+岁选龄人口比上次增加了81万,其中白人32万,少数族裔48万,看起来对共和党不利。但是增加的这8118+岁人口中,18-44岁只占10万,45+岁却占71万,尤其是白人45+岁人口增加了36万。由于佛州的气候好,这些年有大量的老人移居佛州;2016年全国45+岁人口占18+岁选龄人口的53.5%,但是佛州却占62.5%,可见气候也影响了选举。白人占佛州18+岁总人口的64.8%,但是却占45+岁人口的70.4%,这些人的投票率是一个顶俩,并且是一面倒支持共和党。另外,佛州的拉美裔占全州18+岁人口的17.9%,高于黑人的12.9%;佛州的拉美裔中有31%是古巴裔,古巴裔有超过50%是支持共和党的。结果是,2016年佛州选票比上次增加了90,特朗普比希拉里多赢得11.3万选票而拿下佛州。

但是长远看,随着白人占比的继续下降,共和党今后胜选的难度将不断增加。

特朗普胜选对美国未来人口的影响及对中国的启示

特朗普"让工作回到美国的竞选口号对男性白人有强烈的吸引力,这其实有深层的社会原因。

人口再生产和物质再生产是人类社会的两大支柱,妇女是人口再生产的的主要承担者,男人是物质再生产的主要承担者。但是在远古时代,没有婚姻制,男性缺乏扶养孩子的动力,妇女独立艰难地扶养孩子,人口难以增加,也无从产生文明。婚姻制建立后,人口再生产和物质再生产完美地统一在家庭内,妻子分享丈夫的物质产权,男性获得了“人口产权”,劳动积极性提高,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人口增加,产生了人类文明。

劳动参与率,是经济活动人口(包括就业者和失业者)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1960年美国妇女的劳动参与率还只有35%,因为当时生育率(妇女人均生孩子数)高达3.6,很多妇女需要照顾孩子,男人则需要努力工作以养家,20+岁男人的劳动参与率高达88%,虽然辛苦,但是在妻子和孩子面前有尊严。当时的非婚子比例还只有5%

人口决定需求,需求决定消费,消费决定就业,社会的工作机会是有限的。但是1960年代之后,越来越多的女性追求物质再生产的成就,劳动参与率不断提高到1980年的45%;男性劳动参与率自然不断下降到1980年的81%

1970年代之后,由于贪图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成本,在资本的推动下,美国的制造业不断外移,工作机会也流失。1980年美国的从事工业的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30%,随着资本的外移,该比例降至1990年的26%2000年的23%2010年的17%。而德国由于制造业没有如美国那样往外转移,2014还有29%的劳动力从事工业。

制造业的萎缩,一方面导致美国经济占全球比例从1985年的34%下降到2015年的24%,一方面也导致整个就业市场的萎缩,因为没有制造业的支撑,服务业也就没有可服务对象。美国20+岁男性的劳动参与率从1980年的81%降至2000年的77%,奥巴马上台后,更是进一步从2007年的77%降至2016年的74%,意味着大量男性退出了劳动力市场,是隐性失业。这对“铁锈地带影响最大,这些人是特朗普的重要的选票来源。

笔者2009年在《二十一世纪》发表《独生子女政策与中国发展模式的困局》,根据总人口与就业机会的比例关系,判断美国必将重振制造业,将就业机会转移回国。这次特朗普上台,是要动真格的了。这将对中国外向型经济造成很大的冲击。中国也应该吸取美国的教训,在通过“一带一路”拓展国际市场的同时,也必须防止资本外移所导致的就业机会的流失。

美国男性劳动参与率下降,他们没有能力养家,这就进一步驱使妇女将劳动参与率提高到2003年的60%(此后保持稳定),一部分妇女从此丧失了培养新一代的激情(也缺乏时间和精力)。男女在物质再生产和人口再生产的互补性平衡就被打破,加上社会福利的改善,很多妇女就不必依靠丈夫而是依靠社会福利这个公共父亲来协助扶养孩子,非婚子比例从1960年的5%提升到1980年的18%2008年的41%

1 美国历年的劳动参与率和生育率



2014年全国、白人、黑人、拉美裔、亚裔-太平洋岛民的非婚子比例分别为40%29%70%53%16%(东亚裔应该低于5%)。也就是说,黑人、拉美裔的孩子很大比例是靠社会福利这个公共父亲来扶养的,而白人、亚裔除了扶养自己的孩子外,还得额外纳税来当公共父亲1989-2013年白人、黑人、拉美裔、亚裔-岛民的平均生育率为1.822.132.701.81(东亚裔应该只有1.3)。拉美裔和黑人的生育率高于全国,人口占全国比例不断上升,很大程度是因为社会福利制度造成的。

有养家能力的中产阶级享受生活而不去养孩子,对社会是一种浪费,也是制度性地剥夺他们的生育权。将人口和社会持续发展的重担交给单亲母亲,对她们也是不公平的,没有丈夫的帮扶,很多单亲母亲生活在贫困之中,也没有自由选择职业的余地。并且这种社会福利制度也是不可持续的。1986-2006年,美国的20-64岁劳动力与65+岁老人之比稳定在4.8,能够维持社会福利制度。但是劳动力/老人在2007年开始下降,2016年只有3.92030年、2050年只有2.72.4,意味着老人福利将压制儿童福利,政府无力提高儿童福利,单身母亲将越来越养不起孩子,生育率将下降(2007年后就已经开始了),社保制度就面临危机,最后最大的受害者是所有妇女(比男人长寿7岁)。

特朗普提出了新的人口政策。他的“可负担照顾儿童计划”是让产妇有6周的有薪产假,准许开设照顾儿童存储账户,照顾孩子和老人的费用(上限是4个)可以全额抵税。能够享受照顾抵税的收入,设有上限:夫妻俩收入不超过50万美元,个人收入不超过25万美元。而低收入者也无法享受抵税、免税政策的优惠,因为他们不纳税;但是却可能激发他们的工作积极性而提高收入。因此这项政策,最大的受益者是中产阶级,将极大地促进中产阶级的生育积极性,也可能将改变美国的种族结构。

特朗普的改善就业的计划如果成功,也将提升男人的养家能力,那么妻子则能腾出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抚养孩子,妇女的劳动参与率将有所下降。妇女的劳动参与率保持在50%应该还是比较合理的,因为寿命延长,育婴期占生命周期的比例缩短,老年化在提高,妇女不参加物质再生产对个人和社会都不利。但是男性的劳动参与率应该维持在80%以上才行。

这种“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的传统家庭模式比“不亲其亲,不子其子”的社会福利更符合生物学本能,也更为高效,也对妇女更为有利,在丈夫的帮扶下,生活更加安定,也有更多的职业选择,并且妇女比男人长寿7岁,晚年能依靠孩子养老。但是也应该出台一些政策,降低低收入家庭的养育成本,保障他们的生育权。也就是应该在“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的基础上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家庭为主,社会为辅。

共和党的价值取向也有利于提升生育率。共和党坚守传统的家庭价值,限制堕胎,反对同性婚姻,家庭更加稳定,生育率也更高。将各州2000-20165次选举对共和党、民主党的支持率平均,将2010-2015年的生育率平均,从下图可见,各州对共和党的支持率与生育率正相关,而对民主党的支持率则与生育率负相关。

3 各州2000-2016年对民主党、共和党的支持率与2010-2015年的生育率


2各州对民主党、共和党的支持率与生育率的相关性




1960年代、1970年代,美国的自由主义思潮高涨,传统家庭价值被颠覆,生育率从1960年的3.65降至1976年的1.741980年共和党的里根当选总统后,恢复传统的家庭价值,生育率也回升到1989年的2.0,到2007年一直稳定在2.0-2.1左右。而欧盟、日本的生育率则从1976年的2.01.85降至1989年的1.671.57,再降至2007年的1.551.34。这种生育率的差异奠定了美国现在经济活力超过欧盟和日本的人口学基础。

奥巴马执政后,美国的生育率从2007年的2.12下降到2015年的1.84,如果这种势头不能遏止,那么将奠定美国今后经济衰退的人口学基础,奥巴马时代将是美国由盛转衰的拐点。奥巴马时期的生育率下降,除了经济原因(老年化导致经济减速)外,还因为在民主党的推动下出台了一系列自由主义政策,比如2013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了《捍卫婚姻法案》无效,2015年最高法院裁定同性婚姻在全美国合法,奥巴马称之为“美国的胜利”。同性恋人群比例很低(他们的权益可通过其他民法来保障),真正愿意结婚的人比例更低,但是同性恋婚姻却将颠覆传统的家庭价值。

美国的大学和媒体是一面倒支持民主党的,台湾和大陆的很多学者在美国短期留学几年,接触的是民主党的政见,缺乏对美国社会的深层洞察。比如台湾政治家们复制美国民主党的政治理念,在亚洲率先推行同性婚姻合法化。在一大批单身未育的政治家们的言传身教下,台湾的生育率从2000年的1.68下降到2015年的1.18,奠定今后经济长期衰退的人口学基础。

而俄罗斯的生育率却从1999年的1.16上升到2015年的1.78。原因是普京呼吁回归传统的家庭价值,限制堕胎,反对同性恋婚姻,并出台鼓励生育的经济政策(应该比特朗普的政策更加有效)。

中美需要合作而非对抗

特朗普当选后似乎将矛头指向中国。其实人口结构决定了中美之间更应该合作,而不是对抗。“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当初美国拘泥于传统的冷战思维,外交短视,导致了伊拉克危机和现在的ISIS危机。

几十年的计划生育已经使得中国的人口结构满目疮痍,面临深重的老年化危机,不可能挑战美国的世界领袖地位。而与中国大陆文化类似的台湾、香港、澳门、新加坡、韩国,已经在1.2左右的超低生育率的泥潭中挣扎了十多年而无力自拔。停止计划生育后,让人口走向可持续发展之路,是习近平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这需要改革整个社会、经济、价值体系,难度比1979年的改革开放要大多了。习近平多次提出要恢复传统的家庭价值。

美国的人口结构也不断老化,传统盟友都已垂垂老矣,就更需要与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国在国际事务上进行合作。美国的人口种族结构决定了民主党长期执政的可能性,那么在民主党所倡导的价值观和经济体系下,生育率将继续下降,人口将不断老化,经济活力也将不断减弱。而欧洲、加拿大、台湾的政党已经比美国民主党还要“自由”,只有美国共和党是西方文明的中流砥柱,但是却是拔剑四顾心茫然,昔日的“政治上的盟友”变成了“价值观上的对手”。特朗普任内需要大幅改革社会、经济、价值体系,才能让美国的人口走向可持续发展道路。

从面临的任务和价值观来看,特朗普与习近平、普京更有共同语言。今后世界所面临的最大危机,不是“政治”上的差异,而是人口和文明的存续。负责任的大国领袖确实是应该携手共同应对人类历史上未曾出现过的人口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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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 中国人口政策应改弦易辙-《中国经济报告》 ]]>

该文发表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中国经济报告》(2017年两会前那一期)

http://business.sohu.com/20170307/n482561324.shtml,还是作为封面专题


中国人口政策应改弦易辙

易富贤 苏剑


中国生育政策的回顾

中国在1960年代在部分地区试行“晚、稀、少的计划生育政策,在1973年在全国展开。1980年宋健等人预测中国人口将达到40亿,于是1980年在全国推行独生子女政策。总和生育率(妇女人均生孩子数,简称生育率)从1973年的4.54的降至1990年的2.3

1990年后,当时的国家领导人非常重视计划生育,推行一票否决制,加上教育、医疗、住房等的产业化改革降低了民众的养育能力,生育率跳跃性地从1990年的2.30下降到1991年的1.801995年的1.462000年的1.22,奠定了2012年以来的经济下行的人口学基础。

其实,即便1980年就彻底废止计划生育,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生育率也会自发下降,峰值人口也只能达到16亿,然后会下降。比如社会发展水平落后中国十多年的印度,生育率从1980年的4.8自发地降到2013年的2.3;目前发展水平与中国贵州、西藏相当的几个较发达的邦,生育率只有1.6-1.8

1990年后中国的生育率已低于更替水平,当时就应停止计划生育。但是,国家计生委和人口学家们不相信生育率如此之低,在1996年、2000年预测,如果继续一胎化,总人口将在2010年达到14亿(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只有13.4亿人)。在这种预测下,1997年“计划生育”进入了“党纪处分条例”,2001年更是出台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2006年易富贤在《从社会发展水平看调整人口政策的急迫性》中判断,即便停止计划生育,生育率也将从2006年的1.95降到2023年的1.47,那么峰值人口达不到14.5亿,建议尽快停止计划生育。但是2006年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却判断“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总和生育率已降到1.8左右,并稳定至今;预测继续独生子女政策,总人口也将于2015年超过14.0亿人(国家统计局公布2015年只13.75亿人),在2033年前后达15亿;建议坚持计划生育不动摇。


人口政策的伟大转折

中共十八大之后,迟迟未动的人口政策迈出了跨时代的一步,相继实行单独二孩、全面二孩政策,提出了要防止“人口过快下降”。并将上户口、入学等与计划生育脱钩。

战略决策勇气来自于理论勇气。习近平总书记认为人口是创造奇迹的“巨大力量”,认识到“主要经济体先后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增长率下降,给各国经济社会带来压力”,而“我国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之一,老年人口数量最多,老龄化速度最快,应对人口老龄化任务最重”。习近平明确指示,“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加强顶层设计,完善生育、就业、养老等重大政策和制度,做到及时应对、科学应对、综合应对”。

依照这种执政理念,人口政策调整幅度原本可以更大。2014年之所以只实行单独二孩政策,根据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的解释,“我国粮食安全以及基本公共服务资源配置规划,均是以2033年前后总人口峰值15亿左右作为基数制定的”,如果全面放开二孩,生育率将反弹到4.4(出生4700/年),总人口将在2044年达到15.35亿。这种预测来自于蔡昉、李建民等人完成的《中国人口发展报告2011/12》。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也预测,如果全面二孩,每年出生人口峰值将达到4995万,生育率将达到4.5

于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先实行单独二孩政策。当时国家卫计委和中国人口学会预测,单独二孩后每年会多出生两百万人;生育率将反弹到1.8以上,累计效应释放后,会波动在1.61.7;总人口将在2030年达到峰值14.53亿,到2050年为13.85亿。

2015年是单独二孩出生高峰年,2015年《统计公报》显示,2015年不但没有多生200多万人,反而少生了32万人;2016年《卫生统计年鉴》则显示,2015年比2014年少生了64万人,比2012年少生了90万人;2015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2015年的生育率只有1.05而不是1.8

2016年之所以只实行全面二孩政策,是因为王培安、翟振武等十多位国家卫计委官员和人口学者在《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人口变动测算研究》中,预测全面二孩后,生育率将从2015年的1.6上升到2.1(出生2189/年,与两三年前预测的4700万、4995/年呈天壤之别),到2050年还有1.72;峰值人口将在2029年达到14.50亿,到2050年还有13.83亿。如果停止计划生育,人口又会超过15亿人口上限。

2015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05而不是1.6,意味着全面二孩政策的理论基础是有缺陷的。


中国生育率到底有多少?

20161126日,国家卫计委首度对全面二孩政策实施效果做出评价,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认为“2016年出生人口将超1750万,与全面两孩政策预判基本吻合”。20161215日翟振武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认为“我们不必为所谓的‘超低生育率’而担忧”。他认为“中国过去几年生育水平大体上在1.6左右”,依据有三:首先,国家统计局公布每年出生1600多万,其中2015年出生1655万;第二,2015年户籍人口2岁到5岁每个年龄组的人数都超过了1600万;第三,从2012年到2015年,每年的孕妇住院分娩量都超过1600万。

对翟振武的这些观点,我们不敢苟同。首先,人口数据中最可靠的是客观调查的生育率,是15-49岁育龄妇女及其孩子的35套“榫卯”结构,每一组数据可能有偏差,但是作为整体还是比较可信的,并且“这些数据是调查数据直接汇总的结果,没有经过任何修正和调整”。中国所有人都可以合法生1个孩子,不存在漏报。1孩生育率反映了没有政策限制下的生育现实,与总和生育率平行变化;国际上,二者的相关系数通常在0.95以上。2015年台湾、香港、新加坡、韩国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181.201.241.241孩生育率分别为0.600.650.600.63。中国大陆的1孩生育率只有0.562,并且还只是允许单独二孩,那么总和生育率只有1.05是基本可信的。

第二,中国的生育意愿全球最低。2010年、2011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3年国家卫计委的调查显示20-44岁妇女平均理想子女数只有1.78个、1.88个、1.93个。2016年全国妇联的调查显示,一孩家庭中只有20.5%愿生二孩,有53.3%明确不想生二孩。而实际生育率通常只是理想子女数的50-70%,比如日本1992-2010年平均理想子女数是2.53个,但是平均实际生育率只有1.37;德国、波兰、匈牙利2011年的理想子女数是2.12个、2.27个、2.12个,但实际生育率只有1.391.301.24。中国的生育意愿如此之低,在单独二孩政策下,20151.05的生育率偏差不会太大。

第三,1990年后国家统计局参照小学招生公布的出生数是有大量水分的。1997年之前是乡村承担教育经费,小学招生数是准确的,比如1988-1996年小学招生20542万,与2000年人口普查10-18岁的20930万一致。后面义务教育经费由中央和地方按比例分担,现在西部地区为8:2,中部地区为6:4,学校和地方政府有强大的动机虚报学生数以获得更多经费,比如1997-2006年小学招生19514万,比2000年人口普查0-9岁的15913万多出23%。负责人口统计的张为民、崔红艳、翟振武等人认为“教育统计数据是比较纯净、真实、可靠的”,于是参照前些年的小学招生数确定每年的出生人数。2013年教育部针对统计乱象,决定实行以身份证号为基础的电子学籍,导致初中1-3年级每个年级的平均在校人数从2011年的1673万,突然缩水到2013年的1466万。

国家统计局公布1999-2001年年均出生1767万人,与2005-2007年小学年均招生1712万(平均6岁上小学)基本一致。这些孩子到2010年是9-11岁,都已上了户口,但是2010年人口普查、户籍9-11岁平均每岁只有1427万人、1411万人。这些孩子到2015年已是14-16岁,有些甚至有了多个户口了,但是20151%人口抽样调查、户籍14-16岁平均每岁只有1434万人、1455万人。这些孩子到2013年读初中1-3年级,平均每个年级只有1466万学生。可见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人数有20%以上的水分。1991-2015年公布的出生人数中共有大约8000万水分,也就是说2015年实际只有12.9亿人。

第四,2015年户籍低龄组水分更多。与户籍挂钩的个人权利有20多项,超生罚款难抵户籍的利益,因此绝大多数超生者都上了户口。近年实行了户籍仁政,不管无户口人员是哪个年代、什么原因(包括超生),都能落户,绝不允许再设障碍,这就导致低龄组人口水分增加:以前少量还没有上户的超生者上了户口;过去千方百计在异地上了户口的超生者又以“无户口”为由光明正大地在父母户籍所在地上了户口;一些非超生者也趁机上了多个户口。

2010年住院分娩率已达97.8%2015年更是高达99.7%,不存在因为医院外出生而漏报了。2010-2013年平均每年只活产了1482万人(还有水分),但是2015年户籍2-5岁平均每岁却有1712万人,国家统计局也公布2010-2013年年均出生了1617万人,可见后二者有大量人口不是出来的,而是水分。2015年只活产了1454万人,国家统计局公布出生1655万人中多出的201万人是从哪里来的?怀孕周期是266天,20169月下旬才迎来全面二孩的出生高峰,到年底将只多出生几十万二孩,2016年出生人口又如何能如王培安所宣称的“超1750万”?

第五,医院分娩数据也不可靠。根据2016年《卫生统计年鉴》,2012-2015年只活产了(包括住院、非住院分娩)1544万、1511万、1518万、1454万,没有一年如翟振武所说的超过1600万”。并且2008年以来的活产数是有水分的,首先是因为新型农村医疗合作制度(新农合)在2008年初步建立,各级财政人均补助标准由2008年的每人每年80元提高到2016年的420元,个人、医院有强大动力虚报分娩数。其次,流动人口子女在现居住地出生的比例由2010年的27.5%上升到2014年的56.6%,流动人口本身就容易导致两头统计,何况农民工的各项福利关系仍然在原籍,于是他们在城市生孩子后,在原籍农村再“生”一次。第三个原因,是近年取消低龄组上户限制,家长乘机给刚出生的孩子获得多个户口。

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引述《评论家季刊》的观点:“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比如尽管中国严厉打击鉴定性别,但是出生性别比仍居高不下。医院和医生都敢冒如此大的风险鉴定性别,那么面对新农合这么大的馅饼,面对城乡利益的诱惑,面对低龄组上户宽松的政策空间,又如何保证活产数没有水分?因此,2015年活产1454万人可能还有约25%的水分,那么1.05的生育率应该误差不大。

利益驱动的人口造假自古就有,只是古代是通过隐瞒人口获利,现在是通过虚报人口获利。国家统计局一方面公布2015年生育率只有1.05(只出生1100多万),一方面又公布出生1655万,相差46%,这在古代是要被追责的。比如明朝严厉打击人口数据腐败,罪在官者处斩,罪在民者充军。光是空印案就处死数百官员。但是明朝仍然存在统计造假,地方官员将黄册(欺骗朝廷的官样文书)送给户部,而私编白册(真实的人口数据)作为实际征赋派役的依据。

清初按人丁抽税,人口严重隐报。“摊丁入亩”将人口与税赋脱钩,获得了准确的人口数;但是由于将耕地与税赋挂钩,又出现了耕地隐报。人口从1734年的2735万(16-60岁男丁;那么总人口约为9000万)增至1741年的14341万(总人口),耕地却从1734年的8.90亿亩减到1753年的7.08亿亩。


中国人口的展望

2015年台湾地区的理想子女数还在2个以上,但实际生育率只有1.182016年台湾发展委员会分三个方案预测了2016-2061年的人口,其中低方案是生育率降至2041年的0.9后维持固定,中方案的一直固定在1.2,高方案是升至2041年的1.5后维持固定。

中国大陆的生育意愿比台湾还要低。并且中国的经济模式、社会制度、城市规划都是围绕着独生子女政策进行的,不但形成了文化惯性,而且形成了经济惯性,即便停止计划生育,也很难改变。

本文假设中国立即停止计划生育,分三个方案预测未来人口:低方案:生育率从2016年的1.05上升到2017年的1.15,然后在2020年跌回1.05,再平稳降到2050年的0.9后维持固定。中方案:生育率从2016年的1.10上升到2017年的1.30,然后降至2025年的1.20后维持固定。高方案:生育率从2016年的1.15上升到2017年的1.45,然后渐降至2030年的1.228,在鼓励生育政策的推动下,再渐升到2045年的1.42055年的1.5,然后维持固定。

2015年人口结构采纳缩水后的数据(12.9亿人)。低、中、高方案下,总人口分别在2017年、2019年、2020年达到12.91亿、12.94亿、12.99亿的峰值后开始负增长,2050年只有10.3亿、10.8亿、11.1亿,2100年只有3.6亿、4.8亿、5.9亿。

中国长期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1820年的人口占全球的37%1950-1980年稳定在22%,但是2015年降至17.8%。低、中、高方案下,2050年只有11.5%12.0%12.2%2100年只有4.1%5.4%6.5%。注:其他国家的人口是将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5年修订版》的中、低方案平均。

人口数量的减少,也意味着结构的老化。65岁及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980年的4.7%提升到了2015年的10.2%;在低、中、高方案下,2030年升至19.3%19.0%18.8%2050年达到34.5%32.9%32.0%

老龄化是经济的阻力,劳动力是经济的动力,20-64岁劳动力与65+岁老人之比也反映了经济活力。中国的劳动力/老人从1980年的10.4降到2015年的6.8,在低、中、高方案下,2030年均为3.42050年分别为1.61.71.7,可见养老危机非常严峻。而2050年美国、印度则还有2.44.4

年轻人越多,创新活力就越强,所以中位年龄反映了经济活力。1980年中国的中位年龄不到22岁,而美国是30岁。中国2015年的中位年龄为39岁,超过了美国。在低、中、高方案下,中国的中位年龄在2030年为46.7岁、46.2岁、45.9岁,在2050年为57.3岁、55.8岁、54.9岁。而美国、印度在2030年只有40.0岁、31.2岁,2050年只有41.7岁、37.3岁。


建议:立即停止计划生育并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

易富贤(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员) 苏剑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

《中国经济报告》(http://www.chinathinktanks.org.cn/publication/detail/id/6)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旗下的大型综合类经济期刊,办刊宗旨:发布权威经济报告、前瞻中国宏观走势、解读宏观经济政策、评析热点经济问题,准确把握中国经济运行状况,为政界、企业界、知识界提供决策咨询参考。每期发行十万册,核心读者是:各级政府官员、学院研究机构专家学者、大中企业领导、商业精英、金融、保险、证券机构管理者,跨国公司、海外投资机构及驻华机构决策者。


赠阅包括两会、星级酒店、机场VIP候机室和南方航空部分航线。原本是几个月前给他们的。


他们等到两会前这一期发表,可能是便于赠送给两会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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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 如何评估中国全面二孩政策? ]]>

英国《金融时报》FT中文网

20161226 07:19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0719?full=y

如何评估中国全面二孩政策?

易富贤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611日,中国废止了为时三十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实行全面二孩政策。该政策到201711日已经实行了1周年。20161126日国家卫计委首度对全面二孩政策实施效果做出评价,宣布:“2016年出生人口将超1750万,与全面两孩政策预判基本吻合”。笔者不敢苟同,本文对政策效果进行全面评估。

一、单独二孩、全面二孩的理论破产

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之所以只决定2014年实行单独二孩政策,是因为当时蔡昉等20多位顶级人口学家论证全面二孩后生育率(妇女人均生孩子数)将反弹到4.4(出生4700万),而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更是论证生育率会上升到4.5(出生4995万)。 三中全会后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副主任王培安、翟振武等人在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媒体宣传说,单独二孩后每年会多出生两百万人,生育率将反弹到1.8以上。

20141月各省陆续实行单独二孩政策后,申请人数低于预期,34日,《环球时报》发表笔者的《全面二胎也不会生育井喷》,623日,财新传媒的《新世纪》发表对笔者的采访《生育潮去哪儿了》,822日,财新网发表笔者的《单独二孩实践表明生育政策亟待继续放开》,判断单独二孩遇冷。可是财新传媒却因此而挨批,此后再也不敢发笔者的文章了。

2015327日,翟振武在《人民日报》发文章,认为“(单独二孩)政策遇冷的说法不准确” 。20151029日,十八届五中全会会议公报宣布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习近平作了重要讲话,坦承“单独二孩遇冷”:“全国符合政策条件的夫妇有1100多万对。截至今年8月底,提出生育二孩申请的只有169万对,占比为15.4%” 。但是20151110日,中新网发表《卫计委回应单独两孩政策遇冷:政策效应符合预期》,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仍拒绝承认“单独二孩遇冷”,他认为“单独两孩政策的效应是合乎预期的”。

结果:2015年是单独二孩出生高峰年,2015年《统计公报》显示,2015年不但没有多生200多万人,反而少生了32万人;2016年《卫生统计年鉴》则显示,2015年比2014年少生了64万人,比2012年少生了90万人;201610月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2016》,公布了2015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震惊国人: 2015年的生育率只有1.05而不是1.8,全世界最低!可见,单独二孩确实遇冷。

2014年后国家卫计委和中国人口学会又组织人口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