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ATA[博客-财经网-名家博客-李子暘 最近更新20篇文章]]> <![CDATA[博客-财经网]]> <![CDATA[朝贡体制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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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王朝对藩属国“册封赏赐”,藩属国向中央王朝“称臣纳贡”。这种制度被称为朝贡制度。我们中国人对朝贡制度很熟悉。这得算是最有“中国特色”的制度之一了。

朝贡制度起源于周朝。周天子和诸侯国之间的关系是朝贡制度的起源。这套制度时断时续,历经演变,到明清两朝发展得最为完善和成熟。我们这里所说的朝贡制度,指的就是明清两朝的朝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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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使臣记录的进贡景象

说到朝贡制度,一般有两种认识。

第一种认为朝贡制度就是一套虚礼,是天朝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不惜当冤大头。外国来朝贡,虽然有贡品,但天朝给他们的赏赐往往更多,因此给中国政府的财政造成很大压力。一言以蔽之,天朝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另一种是著名学者费正清的观点,可称之为功能主义观点。费正清认为,朝贡制度实际上是一种贸易工具。表面上朝贡制度是政治性的,其实大家都是为了做买卖。外国使臣带来的贡品,从中国带走的赏赐,再加上他们顺便进行的买卖,实际上就是当时的国际贸易。

第一种说法很难解释朝贡制度为什么持续了那么长时间。很难想象中国政府顶着巨大的财政压力,仅仅是为了虚礼就把一套制度坚持那么长时间。要知道,国家的登基大典、总统宣誓仪式,学校毕业典礼、公司开业仪式,民间的婚丧嫁娶等等,绝不仅仅是虚礼,而是有着丰富的社会作用和意义。

费正清的观点揭示了朝贡制度的一个重要作用,但会让人们忽略朝贡制度本身的作用和意义。固然,朝贡制度能够同时发挥国际贸易的作用,但这套制度的本意并不在此。

朝贡制度首先是一种国家间的外交制度,或者说,朝贡制度是一种国际关系体系,是国与国之间外交关系的根本原则和基础。

1648年,欧洲残酷的“三十年战争”结束以后,参战各方签订了一系列条约。这一系列条约构成了所谓“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了以国家平等、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为基本原则的国际关系体系。今天的国际关系,仍然以这个基本原则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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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合约》签订

朝贡体系是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同为国际关系体系。比较这两种国际关系体系,最大的区别在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国家间互相平等为基础,而朝贡体制则以国家不平等为基础和前提。在朝贡体制内,中央王朝的地位是最高的,藩属国的地位低于中央王朝。他们之间,并不平等。

今天的人们认为,国家之间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这是天经地义。朝贡体系却以国家不平等为基础,看来果然落后,应该被淘汰。但如果我们深入了解历史,就会发现,问题不是那么简单。

国际关系,或者是国家外交的主要目标,就是维持和平。外交家的工作就是奔走在各国之间,纵横捭阖,想尽各种办法,阻止战争。如果战争仍然发生了,那就是外交努力失败了。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后的几百年,欧洲的大小战争就没停过。1300-1850年,英法进行了至少46次战争。瑞典这个现在著名的中立国,在此期间也参与了32场战争。中世纪以来的欧洲民族国家史,基本就是一部战争史。理想中的平等国家之间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在现实中变成了互相推翻主权,激烈争夺领土。

反观朝贡体系下的东亚,从明朝1368年建立开始,到1841年朝贡制度解体,之间将近500年的时间,东亚各国之间,只发生过两场战争。1407年,中国出兵讨伐越南;1592年,日本丰臣秀吉进攻朝鲜。除此以外,在中国、朝鲜、越南、日本这些东亚国家之间,维持了长期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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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国王李倧

有人会说,中国和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战争也不少啊。但要知道,一,那些游牧民族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他们不像朝鲜日本越南那样有健全的国家机器和成熟的政府。中国和游牧民族之间的武力冲突,并不能算作国家间的战争。二、中国和游牧民族的武力冲突往往规模很小,一般死伤人数都不过千。这种边境冲突和正规战争,区别很大。

可见,如果以维持和平为标准衡量,就会发现,朝贡体系要优越、有效得多。

人们之所以主张国家之间地位平等,主要是担心如果国际关系不平等,大国会欺负小国。但我们在朝贡体系的现实中看到,中国不但不欺负藩属国,反而会提供安全保护。只要藩属国承认中国的宗主国地位,接受册封,中国甚至都不会干涉他们的内政,更没有兴趣去抢夺他们的领土,占领他们的国家。

1592年日本进攻朝鲜以前,中国作为宗主国,负责保护朝鲜的安全。因为有中国的保护,朝鲜根本无需花钱建立国防。当时,朝鲜全国军队的兵力总数甚至不到1000人,完全是象征性的。

今天的世界已经没有朝贡体制了,但实际上,在表面的威斯特伐利亚国家平等体系中,一些地区却在事实上存在着朝贡体制的变体——某地区有个独大的国家,其他小国承认它的地位,它负责保护地区安全,照顾小国利益。

这些地区包括:美国通过北约领导的西欧、美国领导的南北美洲、澳大利亚领导的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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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约峰会

西欧历史上战乱不断,但二战后大家都接受美国的领导和保护,就此实现长期和平。法德这样的世仇,都就此消散。中美洲、南美洲国家19世纪多次发生战争,但美国势力扩张到全美洲以后,战争就少多了,美洲国家也建立起了内部协调和谈判机制。澳洲最为典型,由于澳大利亚一国独大,澳洲可能是发生内部战争可能性最小的地区。

也就是说,凡是国家间实际上不平等,存在领导国家的地区,往往都比较和平。相反,在那些标准的“威斯特伐利亚型”地区,比如非洲、中东、原苏联东欧部分等等,各国实力差不多,彼此平等,谁也不服谁,反倒很容易矛盾激化,大打出手。

从联合国的架构也可以看出来。联合国大会是一国一票。在这个大会中,美国和马尔代夫的地位是平等的,都是一票。结果就是联合国大会成为一个清谈机构,没有决策和行动能力。

但世界上的事情毕竟还要有人去做决定啊。怎么办呢?就只好再建立安理会。安理会是有决策和行动能力的,可以发动对某国的制裁和打击,但安理会就不是一国一票了,而是五大国说了算。国家平等原则事实上被搁置了。

这就引出问题了,国家关系的不平等到底有没有危害?对于那些小国家来说,到底是表面上的平等地位重要,还是承认大国的领导地位,然后得到足够的安全保护和利益收获重要?另一方面,对于大国来说,是否应该主动承担起维护和平、照顾小国利益的责任和义务?

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朝贡体制就是腐朽没落,但真实的历史事实表明,作为一种国际关系体系,朝贡体制的表现很不错。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在表面的国家平等原则之下,实际上是鼓励各国扩张势力,竭力取得压倒邻国的优势。这往往会激化国家间的竞争关系,最终导致战争甚至世界大战。

朝贡体制,表面上虽然是国家的不平等,但实际上是根据国家实力大小,相应地分配权利和责任。事实表明,这种国际体系更稳定、更和谐。

到底是谁死要面子活受罪?

在很多人印象中,明清两朝都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海上对外贸易肯定很不景气。大家只能聊胜于无地通过朝贡活动变相做点买卖。

可真实的历史是,明清时期的海外贸易很兴盛。现在的东南亚的大量华人,很多就是明清时期移居过去的——这规模可不比英国人移民北美小。也就是说,即使有海禁,但民间通过海上的贸易和各种往来,从来就没有被真正断绝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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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世纪广州对外贸易的景象

大家以往对中国海外贸易的印象,很多来自近代史上西方人的记载。近代以来,西方人来到中国以后,往往抱怨中国对外封闭,不和他们做买卖。这种抱怨也对也不对。

中国人确实对和西方人打交道限制颇多,但同时,中国和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的贸易正在红红火火地进行。清朝时,中国每年都会建造1000多艘远洋船。中国船事实上统治了东亚海域。国际贸易并不是西方人带来的新鲜东西。在西方人到来以前,东亚海域就存在一个充满活力的贸易体系。

荷兰人最初来到东南亚做生意时,处处都遭遇中国商人的竞争,并且,通常情况下,中国人会胜出,因为中国商人更了解当地人的需求。由于长期经营,中国人有一个强大得多的商业网络作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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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东西洋航海图》,约绘于17世纪初
现藏英国牛津博德利安图书馆中国文献馆

日本历史上的“锁国”也是类似情况。日本的锁国只是针对西方人的锁。对东亚的中国、朝鲜、东南亚,日本一直都有活跃的贸易。仅1654年一年,苏州的一个大商家就向日本出口了价值40万两白银的商品。1728年,一艘日本商船从越南带回了两头大象作为礼物先给幕府将军。

当时中国的对外贸易,包括朝贡贸易、官方贸易、商业贸易、走私贸易四部分。朝贡贸易固然重要,但从份额来讲,比重其实很低。相比那些未被记录的私人贸易,朝贡贸易差不多就是冰山一角。有人研究计算过,整个清朝时期朝贡和官方贸易额,只占到贸易总额的3%左右。

在朝贡活动中,中国确实在经济上是吃亏的,但国家间开展贸易的前提是建立外交关系,而朝贡体制正是外交关系的核心和基石。所以,朝贡体制虽然比重很小,但对整体贸易的作用至关重要。朝贡活动中的亏损会通过其他贸易几倍几十倍的得到补偿。维持朝贡制度,对中国来说,仅仅在经济上,也是利远远大于弊的

尤其是中国南方地区,贸易依存度比北方要高得多。南方地区沿海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也依赖关税和贸易。18世纪30-90年代,贸易关税贡献了福建省六分之一和广东省近四分之三的地方税收。

对于朝贡体系中的其他国家,同样是利大于弊。朝贡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不靠武力维持。朝鲜、越南等国对中国天朝,是真心的倾慕和向往。他们需要从中国输入各种文化和物资,甚至还需要输入合法性——能否得到天朝册封,是他们的统治者能否被国内其他人承认的重要因素。

虽然乐于看到周边国家效仿儒家文化,但中国并不刻意对外输出文化,所以,朝鲜、日本、越南等国虽然都深受儒家文化影响,但中国从来不对他们提出任何“理论纯洁性”的要求。

结果就是,这些国家的儒家文化都带有深刻的本土因素。来自中国的儒家文化和他们的本土文化结合在一起。他们不是简单地输入外来文化。这种情况反而增加了历史上东亚国家之间的和谐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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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贵族,虽同属儒家文化圈,但服饰和中国差别明显

通过外交和贸易这两个主要方式,以朝贡体制为核心,东亚地区很早就建立起独立于西方、自成一体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国是这个体系毫无疑问的核心和主导国家——官方和民间层面都是如此。

由于朝贡体制的核心作用,东亚国家的贸易,除了走私贸易以外,都和政府有密切联系。政府向海外贸易商人发放贸易执照,同时,贸易也需要国际间协定的保障,比如每年许可的贸易量和通航量等等。政府在国际贸易活动中发挥主导和控制作用,在东亚地区可以说是源远流长的传统。

从这个角度上重新审视英国马嘎尔尼使团的遭遇,可能会另有一番感想。在英国人看来,中国人要求他们向皇帝跪拜叩头,是践踏中英两国的平等关系,绝对不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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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嘎尔尼使团访华

但在中国人看来,正常的国际关系本来就建立在国与国不平等的关系之上。英国要想加入中国主导的朝贡国际秩序,就得先接受不平等的地位,否则,整个朝贡国际体系就面临动摇甚至解体。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当整个国际关系体系被动摇之后,国际贸易也就无从谈起了。

中国人的问题在于信息不灵通,对英国已经非常强大一无所知,但中国坚持要求维持既有的国际秩序,先明确地位,再谈具体问题的做法,并非特别荒谬。毕竟,今天的外交场合中,外交官为了维持平等的地位,在一些“虚礼”上针锋相对毫不退让,也是常有的事。

更加引人深思的是,东亚各国在近代史上都多多少少遭受过外来侵略。但在各国恢复了独立地位以后,东亚再次出现了一个高度发达、活跃兴旺的贸易圈。所谓东亚经济奇迹,其实只发生在原中国朝贡体制圈的范围内。那么,在东亚这种历史和现实的传承中,是否存在什么尚待人们深入认识的规律呢?比如,国家到底在社会发展中应该是什么角色和地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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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万国来朝图

说到朝贡体制,我们中国人会格外兴奋——那是我们当领导国家的“好日子”。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的人,恐怕就会比较郁闷。在国家平等观念的对照下,他们当然会认为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可是,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成长和国家影响力的不断增强,朝贡体制已经通过各种变体正在重返东亚。

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远远没有达到“历史的终点”。在它未来的发展演变中,各种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人类经验,都值得研究和借鉴。

当然,现在指望着全面恢复朝贡体制,多半也是空想。对当代人来说,了解朝贡体制的真实历史,不在于立刻动手改变国际秩序,而在于拓展我们的思路,打破固有的思维限制,寻求古人的经验教训和未来发展的结合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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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银行业生存的秘密]]>
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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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银行生意的基本模式说起。这里所说的银行,是指可以吸收公众存款的储蓄银行,也称为特许银行。因为这种银行在哪个国家都不是可以随意开办的,需要领取国家颁发的特许牌照。你说他们是垄断也可以。

银行的生意是这样的:左手从储户那里拿到钱(银行的债务),右手借给来贷款的人(银行的债权)。银行挣什么钱呢?挣的是这之间的利息差。当然,还有一些手续费、账户费等其他收入,但银行基本的业务模式就是赚取利差。

其他的企业经营时一头是债,另一头是商品或者服务。银行却两头都是债,这边向储户承诺,那边接受贷款人的承诺,这样的结果就是,银行天生就是一种非常不稳定的结构。他们永远无法摆脱两种风险。

风险一:贷款人违约,没有按时还款。这样,银行就无法向储户支付利息及本金。两个承诺都泡汤了。这被称为信用风险。

风险二:银行要把储户的存款期和贷款人的借款期一一匹配。如果银行揽到的储蓄都是一年期的,发出去的贷款却都是十年期的,那就麻烦了。一年过后,如果有储户上门取钱,会发现银行金库里空空如也,只有一大堆放贷合同。这被称为流动性风险。

从基本业务模式来说,银行可以空手套白狼,一分钱都没有就开张做生意,只要他们确保贷款人都按时还钱,并把储蓄和贷款的期限完美匹配。显然,这在现实中是根本做不到的。

所以,银行不但不能空手套白狼,还得事先准备好一大笔钱才能开业,这就是股东投资,也称为股权资本。如果贷款人还不上钱,银行要拿投资人的钱来补偿储户,也就是用实实在在的资本应对信用风险。

怎样应对流动性风险呢?银行不能把存款都放贷出去,要留出一部分作为准备金——准备着储户随时来取钱。准备金占存款总额的比例叫做准备金率。目前我国这个比例是百分之十几,上下会有浮动。

银行采取的这两种方法,可以缓解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银行仍然是一个非常脆弱的结构。从本质上来说,所有银行都永远处于资不抵债的“濒临破产状态”。

不仅如此,银行的应对之策还引出了新问题。投资人把钱放在银行,虽然得到了股权,但银行的内部人,也就是经理人员,会有动机勾结贷款者把钱弄出去,变成坏账,然后侵吞。反正亏的是投资人的钱,内部经理人自己可是赚得钱包鼓鼓。棘手之处在于,投资人不可能时时刻刻防范内部人。

再有,虽然股东投资可以应付一些贷款违约,但真要出现大面积贷款违约,那钱也根本不够。类似的,准备金可以应付日常储户提款需要,但如果大量储户来取钱,就会出现银行最害怕的“挤兑”。银行的灭顶之灾就来了。

可见,虽说所有企业都需要财产权的法律保护,但银行对财产权法律保护的要求格外多。股东需要政府颁布监管银行内部人的法律,需要通行的会计准则和监管机构,需要财产评估和抵押机制,需要法庭和警察来执行贷款合同。储户则需要政府的存款保险制度,确保自己的储蓄不会一夜之间灰飞烟灭。

除了这些银行本身的财产权需要法律保护以外,一些伴随着全球贸易出现的金融工具,也对法律保护有高度的依赖,比如汇票和支票。如果国际贸易只能通过金银货币来进行,人们就要把大量金银货币跨洋翻山地运来运去。汇票、支票的出现,大大减少了这些麻烦。各家银行结算了这些票据以后,只需要运送净额的少量金银货币即可。

这些票据,只是一张张纸片。人们为什么愿意用整车整船的货物,换一张小纸片?就是因为相信国家法律能够确保票据被执行,相信违法者会受到制裁,自己的货物不会打水漂。这就要求国家有能力制定和实施关于金融票据的种种法律。

实际上,远洋国际贸易、特许银行、民族国家差不多是同步发展起来的。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的互相需要。而且,谁也不可能一夜之间就从无到有地打造出高效的法庭、诚实的警察、准确的房地产和商业登记。这些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必然需要大量的时间和成本。这就解释了后发国家追赶先进国家的困难所在。所以,实现成功追赶的国家,屈指可数。

放债人自古就有,可能古埃及就有了吧,但吸收公众存款的储蓄银行却完全是个现代产物。在国家能力不强的传统社会,是不可能出现这种银行的。索马里无意之中做了一个社会实验。1990-2011年间,索马里差不多处于无政府状态。在此之前,索马里有储蓄银行,但在那个无政府期间,索马里的储蓄银行消失了。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一个政府有了银行所需的各种保护财产权的能力,包括制定和执行监管银行内部人的法律,强制执行各种贷款合同的能力,法庭和警察也都很能干,能有效处理各种复杂的经济问题,有存款保险制度,可以制止储户的挤兑,能够维持银行经营所需的种种社会条件,这样一个强大的政府,其权力也必然足以掠夺银行资产。

因此,除了上述那些财产权问题以外,银行还面对一个最大最难的财产权问题:怎样既享有政府的保护,也防止来自政府的掠夺?没有政府的法律保护,根本就不会有银行,但如果政府掠夺太多,银行也无法生存。

当然,在现实中,无论是那种类型的国家,都有自己的储蓄银行,没有被政府掠夺殆尽,原因就在于,银行离不开政府,政府也离不开银行。

储蓄银行出现初期,以英格兰银行为代表,政府主要需要银行帮助发行国债,筹措战争经费。另外,银行在远洋贸易上的作用,对商人很重要。政府当然也需要远洋贸易带来的种种收益和国家权力的扩张。政府、商人、金融家,事实上构成了一个互助三角。

那么,到了今天,基本上不打仗了,远洋贸易也早已成熟稳定。政府对银行的需要是不是不那么强烈了呢?

恰恰相反。虽然现在不打仗了,但政府对银行的需要却比过去要强烈得多。在当代社会,银行已成为政府整合各种社会群体、分配权益的重要工具。政府通过银行,收买一些人,讨好一些人,暗中剥夺一些人,向另一些人输送利益,实行广泛的权益再分配。

这其中的具体手段包括:对抗商业周期、收取通胀税、直接放贷给政治盟友的企业、为关键选区的特定行业融资、人为增加就业、投资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扶植战略产业、发放小企业信贷、学生贷款、资助住房项目等等。在这方面,不分意识形态,全世界的政府有很大的共同性。

而且,政府的很多政策,是以牺牲银行业的稳定和效益为代价的,比如,虽然法律上说政府应该制裁没有及时还款的违约贷款人,但如果贷款人在政治上足够重要,政府就会说服银行承担坏账。

存款保险制度,实际上是把储户的损失在全体纳税人之中分摊。这种制度的关键在于分摊是“默默进行”的。纳税人比储户要分散得多。毕竟,如果选民毕生的积蓄化为乌有,政府却说自己无能为力,这样的政府前景堪忧。

而且,很多纳税人同时也是储户。作为个体,他们很难看清复杂政治博弈中自己的利弊得失。但政府和银行的关系,正建立在非常复杂的政治博弈之上。政府财政、选票、经济增长、银行投资人、内部经理人、贷款人、储户、纳税人、需要救助的特定群体、高收入群体、外国人……数不清的群体和利益,通过银行和政治纠结在一起。离开政治,是不可能真正理解一个国家的金融和银行的。

最重要的是,政府和银行之间的这种关系,即使是在理论上,也不可能找到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政府和银行,注定将在相爱相杀中长期共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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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追求更好,还是避免更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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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共计9153字,建议阅读时间25分钟。

二战结束以后,人们反思历史,对一件事很困惑不解:英法等西方国家对战前德国的整军备战反应非常迟钝,似乎完全不知情。

德国是一战的战败国。为了防止德国再次发动战争,凡尔赛条约严格限制德国军事力量的发展。可事实是,希特勒上台以后,德国偷偷摸摸用各种办法违反条约,重整军备。

英法等西方国家为什么会容忍德国的这种行为呢?并且,正是因为这种容忍,德国才有条件发动再次发动战争,打败了法国,重创了英国。

更奇怪的是,面对德国的整军备战,英法等国不但不相应地准备战争,反而热衷于裁军,面对德国在东欧中欧的一再挑衅,英法优柔寡断,放纵了纳粹的野心,最终酿成大祸。

二战以前,英国的执政党是右翼的保守党。一般来说,保守党更强调国家利益,不应该对德国的战争威胁如此视而不见。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是不是情报搜集工作出现了重大失误?或者是德国的保密工作实在出色?

战后,面对人们的追问,当初执政的保守党人苦涩地回答说:哪有什么秘密啊!所谓德国偷偷摸摸重整军备这个秘密,只不过是德国官方的不承认,加上西方国家公众的没有意识到而已。

当时英法的情报部门对德国的动向完全了解,向政府提交了大量报告。天天阅读这些报告的保守党政府首脑,对德国正在整军备战,非常清楚。这件事上,没有任何秘密可言。

既然对德国的动向非常清楚,为什么他们不及时作出反应?反而还要在国内宣扬裁军?莫非这些保守党人是叛国者、卖国贼?其中有什么大阴谋不成?

说到这里,就要说说二战前英法等西方国家的社会思潮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伤特别惨重,对欧洲人的心理打击特别沉重——比二战还要沉重。可以说,欧洲古典社会就是从此终结的。

人类对战争并不陌生,但以血肉之躯对抗机关枪、铁丝网、重炮这样的工业产品,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欧洲人被工业化战争造成的惨重伤亡吓坏了。一战以后,和平主义成为欧洲社会的重要思潮。

包括大哲学家罗素在内的众多欧洲精英,都是和平主义的热烈倡导者。他们竭尽全力反对战争,主张各国都要裁军,认为这样就能确保欧洲不会再发生可怕的战争。罗素认为,如果英国能削减其军备,那么“我们不威胁别人,也就不会有其他国家相对我们开战。”

后来成为法国总理的左翼领袖布鲁姆在他的书中写到:“如果一个国家开始裁军,它将不会在现实中惹来任何风险……它的榜样力量将引导所有其他国家追随其裁军行动。”

英国的左翼政党工党更是积极地把和平主义转化为实际的政治纲领。在竞选中,工党候选人宣称,将“关闭每一个征兵站,让军队解散,让空军缴械,禁止所有可怕的战争装备”“坚定不移地反对任何重整武装的主张”。

面对社会整体强烈的和平主义思潮,执政的保守党陷入了两难。他们其实并不主张和平主义,至少不像工党那样强烈主张。但是,他们能怎么办呢?

1936年,在一次下议院开会中,一位保守党议员批评政府“致力于单边裁军”,以至于让英国“不具备现代战争所需的几乎所有武器”。

当时的保守党首相鲍德温无奈地说:如果我现在宣布德国正在重整军备,所以我们英国也必须重整军备。会发生什么?能改变公众和平主义的强烈愿望吗?根本不可能。唯一的结果就是保守党在竞选中彻底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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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首相鲍德温

看来,是政客的自私导致了错误的国防政策。其实,也不是。

战后,丘吉尔在其历史巨著《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写道,鲍德温早就想要退休了。而他之所以没有退休,是因为一种恐惧和担心——如果工党上台执政,如果他们掌握了权力,和平主义就会彻底成为国家政策。

也就是说,保守党政府实际上面临着如下选择:

(一)勇敢地向公众宣布德国整军备战的真相,努力扭转错误的和平主义思潮,同时大力发展英国军备,准备很可能就要爆发的战争。代价是,保守党在竞选中失败,失去权力,工党上台执政。和平主义被全面贯彻执行。

(二)在公开场合呼应公众和平主义的要求,和工党一起,把所有反对和平主义的人都斥为战争贩子和危言耸听者。这样,可以保持竞选中的优势,继续执政,然后用各种办法架空和平主义,尽可能发展英国的军备。

保守党政府采取了第二种选择。他们保住了权力。虽然各方面的阻力很大,但他们还是竭力发展了英国的军备,比如继续生产新型战斗机。

这个政策后来被证明非常关键。在1940年的不列颠空战中,虽然整体上落后,但英国空军毕竟保持了相当的战斗力,所以才能阻止德国空军的大规模进攻,并击落了大量德国轰炸机,让英国避免了法国那样被征服、被占领的可怕局面。

如果当年不是保守党而是工党上台执政,包括空军在内的英国武装力量将被极大削弱。很多兵工厂将被关闭,战斗机等关键武器的数量将大为减少。如果事实真是那样,几乎可以断定,英国是不可能在1940年抵挡住德国空军的进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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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列颠空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的喷火式战斗机

在社会整体的和平主义思潮和强烈的反战意愿之下,面对咄咄逼人的德国纳粹,保守党政府已经没有机会追求更好了,他们能做的,只有避免更差。

这件事充分表明了政治事务的复杂性。在很多政治事务上,人们都不得不放弃最优,追求次优。有时,甚至连次优也保不住,只能去避免更差。

因此,一个优秀的政治家所需要的,不仅是知识和道德。优秀政治家更需要的,是丰富的实际经验和高超的执政手腕。良知必不可少,但仅凭良知,在政治事务上经常会事与愿违,以失败告终。

也因此,评论一项公共政策时,必须深入到决策者面对的具体环境和制约条件中,根据这些才能对公共政策作出正确、公正的评价。那种根据抽象原则、占据道德制高点、大而无当的“批评”,可说毫无价值。

有些公共问题,看似简单,似乎谁都能说几句,其实,并不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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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制造业为什么重要]]>
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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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造业重要吗

几年前,格力的董明珠曾经和小米的雷军打了个赌。董明珠说,如果五年以后小米的营业额超过格力,她就输给雷军10亿元。

董明珠打这个赌,显然是因为她对广受热捧的互联网新经济很不服气、不以为然。作为制造业大企业的董事长,董明珠认为制造业更基础更重要。随后,娃哈哈老板宗庆后也加入论战,说虚拟经济不能搞过头,否则会损害实体经济。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本、富民之本。

从产业划分来说,互联网相关行业基本都属于服务业。即使是手机制造商小米,也并不直接生产手机。他们只是设计和营销,生产都交由代工工厂。BAT都属于服务业。他们并不直接制造任何东西。

那么,制造业和服务业,到底有没有轻重之分呢?如果有的话,哪个更重要呢?

认为制造业更重要的理由包括:制造业雇用了更多的劳动力,解决就业问题;制造业实实在在地生产出了东西;制造业推动了技术进步;制造业能拉动上下游众多产业等等。

不过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上述理由都模棱两可。

服务业或者说虚拟经济同样雇用了大量劳动力。实际上,由于服务业往往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样的投资额之下,相比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等制造业,服务业雇用的劳动力更多。一个小饭馆包括厨子、跑堂、小工等等,要雇上好几个人,投资可能不过几万十几万元。可那些投资巨大、技术先进、自动化程度高的工厂,工人却不多。往往投资很多亿,几百上千人足矣。

全世界雇员最多的企业是沃尔玛,而沃尔玛就属于典型的服务业。他们不制造什么东西,他们只是把别人制造出来的东西卖来卖去。

制造业虽然实实在在地生产出了东西,但似乎并不能说微信、淘宝、快递提供的服务就是“虚”的。对于人的需求来说,到底是不是实实在在的物,其实并不重要。银行提供的金融服务并没有实实在在的东西,但银行一旦出问题,可是事关无数人的身家性命,一点也不“虚”。

在推动技术进步方面,互联网就更加突出了。由于发展快,现在中国在很多网络技术上都已经居于世界前列,甚至遥遥领先。制造业和世界一流水平相比,反倒差距还不小。说到推动技术进步,虚拟的互联网的作用同样一点也不“虚拟”。

说到拉动上下游众多产业,那么,淘宝如果说是第二的话,没人敢说第一。被淘宝直接间接拉动的产业和就业岗位,多到无法计量。不仅是数量上拉动,淘宝还深刻地改变了很多行业,甚至从无到有地创造出很多行业。把虚拟经济、服务业和制造业说成是对立的关系,是不正确的。它们是高度的互相促进的关系。

虽然上述为制造业辩护的理由都难成立,但似乎大家还是觉得制造业更加重要。这里要说的是,大家的这种感觉是正确的。对国家和社会来说,制造业确实更加重要。但对制造业重要性的分析,需要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展开。

我们从分析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区别入手。

 

二、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区别

 

一般把制造业称为实体经济,把互联网、金融业等服务业称为虚拟经济。确实,制造业涉及的“物”要比服务业多得多。和制造业相比,服务业都是“轻资产”的。

互联网公司虽然市值惊人,但固定资产却不重要,主要就是员工使用的PC计算机和一些网络设备、办公家具什么的——有的互联网甚至是员工自备电脑。

银行也差不多,有一些办公设备,但相比银行的资产总额,这些固定资产并不重要。储蓄银行还有一些遍布各地的房产,如果是投资银行,可能一座小楼足矣。

开个饭馆,要投资买厨具锅碗,但这和开个工厂买设备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投资。而且,服务业的资产往往通用性很强。饭馆倒闭,那些厨具锅碗、桌椅板凳,其他饭馆可以拿去接着用。

制造业的企业则不然。工业设备不但投资巨大,而且往往是专用的,一旦投资兴建,就很难改为他用,甚至很难移动。比如炼钢炉、化工管线、汽车生产线等等。

也就是说,制造业和服务业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实物资产”的轻重不同。制造业有很重的资产,服务业的实物资产则要轻得多。

除了资产结构不同以外,在日常的生产过程中,制造业也比服务业用到更多的“物”。一家工厂,要持续地运进原材料、各种配料;在工厂里,要用各种设备对原材料进行加工,将之变成各种产品;然后要持续地运出去,发往各地。制造业企业,每天就是在和各种“物”打交道。

而服务业的“物资流”则要少得多。互联网、金融业主要处理的实际上是各种信息。所以他们的办公地点又称为“写字楼”——他们的主要工作方式就是坐在那里写字或者敲键盘。饭馆、超市当然也要每天运进货品,但那个物资流的规模比工厂要小得多。

“实物资产”的轻重不同,这是制造业、服务业的表面区别,但正是这种表面区别,导致了两种行业更深层的区别。

由于需要以多种方式和实实在在的“物”打交道,制造业必然和本地、和周围实实在在的社会有更深的联系,或者说,对社会有更深入更强烈的依赖。社会方方面面的条件、环境因素,都会通过实实在在的“物”直接影响制造业企业。

比如,制造业企业对各种基础设施的依赖性更强。如果没有可以充分保障物流的港口、高速公路、机场、铁路,很多大型工业企业就不可能开办。没有平稳的电力、水资源供应,很多工厂也无法开工。甚至没有足够大的场地或废弃物排放空间,工厂都无法兴建。

相对来说,服务业对社会基础设施的依赖则要轻得多。落后国家里照样会有五星级酒店。尘土飞扬的劣质马路旁边,开个饭馆,毫无问题。事实上,落后国家的鉴别标志之一就是,在城市的一片破破烂烂之中,却有非常高级豪华的消费场所。但是,在这些落后国家中,你很难看到先进漂亮的工厂。

印度虽然在基础设施上很落后,但这并不妨碍他们通过互联网成为“世界办公室”。印度互联网服务企业需要的只是一小块封闭园区。“打开门,是第三世界。关上门,就是第一世界”。

没有电力供应都不要紧,他们可以自备发电机。没有光缆网,他们可以通过卫星通讯和客户联系。数据中心很重要,但数据中心往往在其他地方甚至在其他国家。他们并不依赖高速公路、铁路、港口、大型仓库、物流中心、发电厂、垃圾站这些基础设施。

对华尔街投资银行的精英来说,除了美国本部的安全、舒适以外,他们对外界的需求可能就只有连接纽约、伦敦、东京、香港、迪拜、法兰克福等几个超级大都市的空中航线和城市中的五星级酒店而已。有这些他们就能正常工作,并日进斗金。至于社会其他部分,好也罢歹也罢,对他们来说,都意义不大。

不仅是硬件的基础设施,对社会的软环境,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依赖程度也大不相同。海关的工作效率和廉洁程度,对制造业进出口企业的生存至关重要,对服务业的影响就小得多。过分严厉的环保法规,对某些服务业——比如烧烤业,也有影响,但显然对制造业的影响要大得多,直接事关生死存亡。

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挑选代工厂的企业,对本地的工业税收高低与否,就不太关心。而对那些无法轻易迁移的制造企业,本地的税收水平高低当然非常重要。劳动法虽然对所有企业都适用,但制造业企业受的影响更大。

对服务业来说,罢工等原因造成的停业只是收入损失而已,但制造业的高炉等设备是不能停止运转的。停工本身就会造成巨大的损失。

总之,由于实实在在的“物”的因素更多,相比服务业,制造业在社会中的“扎根”程度要深得多,因此,制造业对社会硬件软件环境的依赖程度要高得多。这种依赖程度的不同,才是制造业和服务业最主要的区别。

因为制造业和服务业在这方面的明显区别,所以,即使社会软硬件环境不理想,服务业也有可能继续发展,甚至发展得不错;但同样的不理想环境下,制造业却很难发展,至少不会大规模成功发展。

因此,制造业的重要性,不在于制造业本身。更多地雇用劳动力,更广泛地产业拉动效应,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推动技术更快进步……这些,服务业也能做到。制造业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社会环境、条件水平优劣的晴雨表、温度计、测量仪。

只有在一个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好的社会里,制造业才会高速发展。反过来可以这么说,制造业发达的社会,再差也差不到哪里去。服务业却没有这种作用。我们不能根据服务业的水平高低判断社会环境的好坏。

更进一步说,制造业所高度依赖的社会软硬件环境,是国家治理的产物。国家治理能力是一个综合指标,并不能用税收高低、军事实力强弱来简单衡量。国家治理能力强,会在方方面面表现出来——内外部安全条件更好、社会治安更好、基础设施更完善、政治制度更合理、国家内部同质性交流性更高、国内市场更发达、税收水平更适当等等。

这些好的条件当然有利于所有人,但尤其有利于本土制造业。所以,你不会找到一个国家治理能力很弱,但本土制造业却很发达的国家。几个制造业大国:中国、美国、德国、日本,都是国家能力强、各种基础设施水平高、软硬件环境都明显领先的国家。

也就是说,只要一个国家的制造业强大,这个国家的治理能力一定很强。而一个治理能力强大的国家,不仅制造业强大,他们的方方面面都会好。

反过来则是,如果一个治理能力下降,制造业一定会趋于衰落。同时,衰落的也不会仅仅是制造业,这个国家的方方面面都会趋于衰败。

当甲乙两个事情总是先后发生时,他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可能是甲为因乙为果,也可能乙为因甲为果,也可能甲乙同为第三方某个因的果。制造业兴衰和国家强盛与否这两个事情,就同为国家治理能力不同的结果。

 

三、制造业发达意味着什么

 

为制造业辩护的人,往往陷入一种误区,他们要争辩的,是某个具体的制造业的重要性。类似说法是禁不起追问的。任何一个具体行业都是可以替代的,不顾市场需求和经济规律,人为维持某个行业,并不可取,即使这个行业是制造业也不例外。

某个具体的制造业不景气,并不重要,但如果制造业整体陷入衰退,就值得警惕了。这也不是因为制造业本身,而是因为这种衰退表明了一个严重事实——这个国家的治理出了问题。

制造业的本土依赖性很强,难以迁移。这个事实的另一面是,只要条件还可以,制造业企业不会轻易迁移,能忍则忍;但制造业一旦出现大规模迁移,即使服务业能取而代之,即使整体GDP没有出现明显下滑,甚至还有所上升,这也是一个坏消息。因为这往往表明,这个国家治理问题已经非常严重甚至积重难返了。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当国家治理出现严重问题时,如果过去积累的家底比较厚,并且没有外部威胁,社会不会立刻全面崩溃,某些行业还会畸形发展,但制造业会衰落、社会的许多方面会恶化。人们的整体生活环境会恶化,生产生活的各项成本都会提升。一言以蔽之,生活会变得更艰难,人们的机会将变少。

一个原本制造业发达的社会,渐渐转向服务业。一般认为这是产业升级,是好事,但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这很可能并非好事,而是社会环境逐渐恶化的一种表现。原本有利于制造业发展的种种社会条件、基础设施逐渐恶化甚至丧失。企业家只好逃避到对环境条件不那么依赖的服务业中。

事实上,在英美这两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中都可以发现类似过程。

英国崛起于工业革命,是第一个“世界工场”。曾经,英国的工业品行销全世界,英国制造是优质产品的代名词。但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英国的各项社会条件逐渐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往往都是不利于制造业的,比如某些重要的政治原则被改变被放弃,民粹观念的日益兴盛,各种利益集团的做大做强。

随之发生的就是,英国的金融业开始做大,同时工业衰落。轻飘飘的金融业不怎么受到社会环境恶化的困扰。伦敦成了世界金融中心,这或许是好事,但并非巧合的是,大英帝国同时也不可挽回地走上了下坡路。

在英国人开始大玩金融的时候,美国人接过了制造业的接力棒,取代英国,成了世界超级工业强国。美国人干劲十足地修铁路、建钢厂、拉电网、制造汽车、打造商船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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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建西部铁路的时代

 

美国工业的强劲发展势头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这时,美国发生了类似英国当年的事情,各种不利于制造业的社会变化越来越多,结果也是类似的,美国金融开始大发展,而制造业却开始衰退。

从那时起,美国金融业高歌猛进,一直发展到今天呼风唤雨、财富惊人的华尔街。同时,“美国制造”却越来越远离人们的视野。曾经的世界超级工业国家,今天已经让出了第一工业国的位置。虽然经济总量上中国还不如美国,但中国工业产值已经超过了美国。这种超越是意义重大和意味深长的。

理清了相关思路以后,结论也就明确了。制造业整体上兴旺是否,是评估国家治理能力的观测工具。因此,想要重振制造业,恰恰不能直接对着制造业本身下功夫,而要从更高层次的提高国家治理水平上下功夫。

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家之间的争吵,意义不大,可以休矣。除了各自的企业发展以外,大家都要共同关心国家治理能力的高低,这才是所有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基所在。

国家治理水平提高了,各方面的软硬件条件改善了,制造业自然也就兴旺起来。不但本国的制造业企业快速发展,其他国家的制造业企业也会纷纷前来投资建厂。相反,如果国家治理水平没有提高,只是通过财政补贴、优惠政策等人为手段振兴制造业,这无异于拔苗助长,不但不会达到目的,反而只会推动寻租行业、利益集团的发展壮大,进一步恶化国家治理能力,继而釜底抽薪,从根本上恶化制造业的生存发展环境。

所以,制造业确实重要,但这是因为,制造业是观测那个更重要的国家治理能力的晴雨表、温度计、测量仪。对我们大家来说,国家治理能力及其相应形成的社会环境,才是最重要的。虽然这个因素并不总是直接可见的,但它直接决定了我的生活水平和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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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德国人为什么活得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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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共计4800字,建议阅读时间15分钟。

建立福利制度,目的是为了帮助穷人。按照设想,有效运行的福利制度将最终消灭贫困。有了福利制度,竞争中的获胜者、走运的人当然生活舒适惬意。而失败者、不走运的人也不会陷入绝望之中。福利制度将给他们提供足够的生活保障。大部分社会苦难和矛盾将不复存在。

可是,现实社会中真实的福利制度的运行结果是什么呢?福利制度下,穷人的处境到底怎样呢?

德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福利制度的国家。1880年代,德国著名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在严厉镇压社会民主运动的同时,为了缓解社会矛盾,安抚工人阶级,建立起了世界上最早的工人养老金、健康和医疗保险及社会保险制度。二战以后,欧美多个国家先后建立起福利社会。北欧的福利制度尤其广泛深入,号称“从摇篮到坟墓”,无所不包。德国的福利制度虽然不像北欧那样面面俱到,但也名目众多、耗资巨大。

福利制度在很多国家运行得并不好甚至很差。支持者认为,福利制度本身没问题,效果不好是因为执行有问题,比如经济发展水平低、福利投资不足或者官员腐败低效。如果能克服这些问题,福利制度是能够达到设想的目标的。

德国经济实力雄厚,在福利上花费巨大,并且政府廉洁高效。2014年,在全球174个国家的廉洁指数排行中,德国位列第12位,比美国英国法国都领先。这就有了一个近乎完美的实验。人们可以对德国社会进行观察,在一个尽量排除各种不正常干扰、按规划运行的社会福利制度下,穷人的生活是怎样的。是不是达到了当初设想的消灭贫困、人人安居乐业的目的。

根本不缺钱的穷人

说到德国的穷人,最奇怪也是最被视而不见的事实是:他们在经济上并不穷。说他们是穷人,完全是基于福利制度的人为定义。德国规定,个人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收入的60%的就是穷人。德国早已是经济发达国家,人均收入很高,于是水涨船高,在德国,人均月收入低于1035欧元,就是福利制度定义下的穷人。

由于经济发展,德国已成发达国家,早就消灭了真实意义上的贫穷。但是,按照福利制度的定义,除非德国人人收入差不多,否则,即使在理论上也永远不可能消灭贫困,因为总会有收入相对较低的人。即使这些人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属于高收入人群,在德国,他们仍然算是穷人。

19世纪末,由德国政府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是:一家之主的男人,每星期3马克;作为配偶的女性,每星期2.5马克。然后,最低生活保障的清单越来越长,内容越来越丰富。到1970年代,自行车、收音机、电视机都进了最低生活保障清单。到1985年,清单已成厚厚一大本。德国人果然精确严谨,清单中赫然可见下列内容:150克腌黄瓜(未经切片);100克家庭装冰淇淋,皮克勒侯爵风味;一张双程火车票,二等车厢,30公里。

德国福利制度规定,单身失业者领取住房救济金的最低标准是45平方米。结果,这些人的住房面积比德国人均住房面积还要多2平方米。在德国穷人的家庭里,微波炉、游戏机、智能电话、计算机、大屏幕液晶电视,应有尽有。令人印象深刻是:德国穷人是新潮电子产品的最早消费者。对最新型号的手机、硬盘摄像机、DVD播放机等最新科技产品,他们趋之若鹜。他们好像习惯于通过购买最新电子产品来缓解现实生活的挫败感。德国最大的家电连锁商城深谙此道,专门为这一人群设计了促销标语:“我可一点儿都不傻。”

实际上,在今天的德国,符合福利制度定义的穷人和中产阶级在物质上的差异已经基本消失。但是,穷人和中产阶级在其他方面有深刻且难以弥补的差异——称之为鸿沟更准确。

拒绝工作的人

在德国,夫妇二人失业在家,有两个孩子,那么,从政府那里得到的各种补贴加起来每个月有2000欧元,足够维持一家人的正常生活。如果父亲不想吃救济,想要出去工作自力更生,那么,至少每小时挣到10欧元才能达到原有吃救济的水平。果然,在德国下层阶级那里,不值得去工作已成广泛共识。多年失业者大有人在。长期失业而不是贫穷成为下层阶级的显著标志。

找工作是不是很难呢?正好相反,德国许多地方都严重缺乏劳动力。由于本国的失业者舒舒服服地在家吃福利,很多企业不得不转而从外国引入劳动力。德国政府正在着手取消外国人就业限制,并在西班牙和希腊派人招聘劳工。德语说不好,需要企业花大力气培训的外国人都能在德国轻松找到工作,那些德国本国的穷人,就更不存在找不到工作的问题。问题在于,既然失业比工作挣得更多,为什么要去工作呢?

和短期失业不同,长期失业,尤其是那种没有后顾之忧轻轻松松的失业,对人的影响非常深刻。对于劳动者来说,工作并不仅仅意味着获得收入。工作还意味着荣誉感、勤奋、成功、追求效率等工作伦理。脱离了工作,这些工作伦理就成为无源之水,逐渐消失。而正是这些工作伦理为人的生活创造出意义,让人保持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和外在形象。对那些长期失业吃福利的人来说,按时早起、学习、努力等生活习惯都已消失。虽然衣食无忧,但他们的生活已经不再有意义。

在马克思的时代,工人阶级和下层阶级是同义词。到了今天,对德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来说,工人阶级的收入大幅提高,早已不是下层阶级。努力工作的工人在生活方式、心理素质、生活水平等多方面,更接近传统意义上的中产阶级。至于下层阶级,则留给了那些拒绝工作、靠福利救济生活的人。他们更像以前所说的流氓无产阶级。

穷人的生活方式

近距离观察德国那些靠福利生活的穷人的生活方式,会发现,长期拒绝工作,并因此丧失了勤奋和上进之心,是形成这种生活方式的核心原因。一个长期脱离劳动的人,他的生活准则及价值观和劳动者迥然不同。由此造成的生活方式之间的差异也天差地别。具体来说,德国穷人的生活方式的特点包括:

(一) 缺乏自制能力

以往被视为富贵病之一的糖尿病已成为德国下层阶级的常见病,主要原因就是他们缺乏自制能力,放纵口舌之欲。他们喝下大量的高糖饮料、酗酒、吸烟、缺乏运动。这些都不是因为贫穷——真正的穷人可喝不起成打的高糖饮料。这些生活方式是缺乏自制能力的结果。

过去,穷人因为艰苦的劳动而健康受损。现在的德国几乎不存在危害健康的职业。穷人的居住条件和医疗条件也已经根本改善。今天穷人的健康受损是因为懒惰和放纵。不利于健康的有害的生活方式,在穷人中出现的比例比德国社会平均水平高2-3倍。

吃救济的穷人的懒散懈怠也传给了他们的孩子。有记者采访一家皮划艇俱乐部,发现在那里挥汗训练的都是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俱乐部的会费不是问题。俱乐部很愿意向穷人家的孩子提供免费待遇和补贴。问题在于,皮划艇运动对人的刻苦和遵守纪律要求很高。一个人缺席迟到,其他人就都要等着。一个人在训练中违反指令,可能导致船只倾覆和人员受伤。参加皮划艇训练,运动员必须全神贯注、严格执行指令。

靠福利生活的下层阶级家庭的孩子根本做不到这些。守纪律、值得信赖、勤奋、有责任感这些非金钱特质,往往能决定一个人在社会中最终成就。下层阶级的家庭并不缺钱——政府按月给他们送来足够的钱,但他们因为远离工作而极度缺乏这些非金钱特质,他们的孩子也因此与此无缘。一言以蔽之:能划皮划艇的人肯定不属于下层阶级——并且,这与钱无关。

不仅体育运动,音乐演奏、社区活动、教堂合唱团等类似组织中,都难以看到下层阶级的身影。按说,失业者有大量闲暇,参加这些社会活动也不需要什么钱,他们本来应该乐于参加这些活动以打发时间。但是,由于脱离工作,下层阶级的人对社会生活也就漠不关心,时间一长,他们干脆失去了参与社会的能力,主动与他人隔离。对政治,下层阶级同样冷漠。民主制度已经和他们无关。德国出现了一个和主流社会平行、但永不相交的下层阶级社会。人们互相能看得见,但彼此之间绝少有交往和互动。

(二) 用卡车表决

在德国城市中,很容易就能辨认出下层阶级聚居的社区。这些社区中,人们在路边无所事事地喝着啤酒,人行道上的垃圾久久无人清理。墙上满是涂鸦之作。人尿狗屎到处都是。下层阶级的人还特别喜欢宠物。这些社区的超市中,狗粮和酒占据了大量货架。新鲜食品和蔬菜却很少见。

这些社区原来并不专属下层阶级,但当吃福利、放弃工作的人越来越多时,带有他们生活方式特色的街区景象就会越来越多。同时,中产阶级会越来越快地逃离这里——用卡车表决。

同样,这些社区特色也和钱无关。体面规矩的生活并不一定要有钱才行。即使收入不高,也可以清理垃圾、保持墙面和路面清洁、不在小房子里养大型宠物、让家人吃健康饮食。做到这些需要的只是上进心、责任心,以及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信心。可这些正是福利社会中的穷人最缺乏的。

如果这些不良现象是由钱造成的,那么,当经济形势改善时,不良现象应该会有所缓解。但吊诡的是,每一次经济形势改善,对此类社区来说都是一场灾难。原因是:一旦经济形势改善,那些因为经济糟糕而丢掉工作、但还愿意找工作愿意自力更生的人就会找到工作。而一旦找到工作,他们就会迅速逃离这里。偏偏这些还保持着上进心的人正是社区共同生活最需要的人,他们可能是负责任的家长、有耐心的足球教练、纠纷调解者、热心人,是孩子们的好榜样,是社区仅存的支柱力量。随着他们的离开,社区将越来越糟糕越来越破败,以至于毫无希望。

(三) 破碎的家庭

很多下层阶级的家庭都不完整。女性独自抚养孩子已成常态——当然,能这样做是因为政府按时送来福利费。这些女性对于自己独自抚养孩子也习以为常。和他们睡觉的男人,一旦发现她们怀孕,第二天一早就会收拾东西离开。“他们知道政府会照顾我们”。好像并没有人觉得其中有什么荒唐和败德之处。

下层阶级不缺钱,他们缺的是父亲。父亲这个角色几乎从这些社区中消失了。这种破碎的家庭对儿童的影响比初看上去的要大得多。在这种家庭中成长的儿童,缺乏对正常家庭生活的切身感受,对夫妻之间那种在经济和命运上的一体关系完全无知。在他们看来,男女之间只有性的联系。孩子们对性知之甚多,因为家里常年开着的电视中经常可以看到色情片。但他们对正常的男女之爱却知之甚少。那对于他们来说太陌生了。孩子们往往很早就有了性经验,但却终其一生也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爱别人。

在破碎的家庭中,儿童极度缺乏来自父母的关爱——这种关爱并不必然需要钱。交谈、爱抚,甚至注视对这些孩子来说都是奢侈品。他们的语言能力往往都因此受到影响。当然还会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心理、生理问题。德国政府开办了大量免费的儿童纠正机构,其中有专业的物理治疗师、智能治疗师、语言矫正师、儿童心理医生等。可是,即使是免费,这些儿童的不负责任的母亲也没有耐心带孩子来治疗。即使来了,也很不耐烦。

困扰这些机构治疗师的一个困境是,当治疗结束之时,孩子们往往对治疗师形成深深的依赖。他们在这里才得到人们的关注和爱护。让孩子们离开治疗师回家,成了非常残忍的事情。很多治疗师都因此深感难过和挫折。

在下层阶级社区的学校,老师在开家长会时可能会面对空无一人的教室。下层阶级的家长不但没有辅导孩子学习的能力,也毫无兴趣了解孩子在学习什么。中产阶级家庭高度关注孩子的学习,精心设计和参与孩子课内外的教育。下层阶级父母则对此漠不关心。他们并不想要孩子日后出人头地。孩子能和他们一样,长大了也靠福利生活,就很不错嘛。

时至今日,德国政府和社会各界仍然顽固地认为,穷人之所以穷,只是因为他们缺钱。只要福利制度给他们足够的钱,就可以解决贫穷问题。可事实是,源源不断的救济金就像鸦片一样从根本上败坏了穷人的生活。他们形成了对福利救济的依赖,并因此拒绝工作,和社会脱节。他们成了游离于社会之外的、被遗忘的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丧失了做人起码的进取心和改变现实的勇气。也因此,除了寄希望于福利费的增加,他们完全没有提高生活水平的可能。他们成了地地道道的寄生虫和行尸走肉。

在中文中,贫和穷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贫指的是经济困窘、收入不高。而穷的原意是指无路可走、没有希望——穷途末路。德国社会的现实表明,按照规划运行良好的福利制度,不但没有消灭穷人,反而大量制造出真正意义上的穷人——彻底丧失未来和生活希望的人。

参考资料

瓦尔特·伍伦韦伯 (Walter Wüllenweber):《反社会的人》光明日报出版社,201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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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阳光下的溃烂:揭秘德国第一大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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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共计4868字,建议阅读时间18分钟。

对德国社会现实的考察表明,即使福利制度资金充裕、运行良好,结果也仍然事与愿违。福利制度在表面上救助穷人的同时,制造出了更大更棘手的社会问题——穷人形成了对福利救济的依赖,丧失了工作伦理,彻底沦为无用的废人。正常的社会协作关系被打乱,社会被撕裂。在和贫穷的斗争中,福利制度赢得了战役的胜利,却在战略上陷入了全面被动。

德国是经济发达国家,德国企业需要大量劳动力。也就是说,除了极少数健康问题严重的人,大多数人没有福利制度也照样可以凭工作生活得很好。如果目的是为了消除贫困,福利制度已经完全多余,至少应该大大压缩规模。节约出来的资金可用于投资生产,让社会整体蛋糕越来越大。

但压缩福利规模谈何容易啊!事实上,德国的福利已经成为一项庞大的产业。不但无法压缩,反而以极高的速度在扩张。在这其中,表现出了现代社会问题的高度复杂性和难解性。

德国第一大产业

可能很少有人会想到,按从业人员数量计算,德国最大的产业是社会救助产业,从业人员200万,相当于德国汽车业、建筑业、采矿业、钢铁业、渔业、飞机制造业及能源行业的从业人员数量总和。

从单个组织机构的人数来说,德国最大的企业不是大众或者奔驰,也不是西门子或者拜耳,而是一家名为明爱会(Caritas)的天主教救助组织,旗下雇员总数超过50万人。其主要竞争对手新教的社会福利会,雇员总数超过45万人。

按机构数量来说,救助产业也极为庞大。仅最大的几个慈善企业就拥有10万个“分支机构”——也就是设在各地的分公司。这相当于德国所有肉铺、面包店、药店和加油站数量的总和。

至于德国救助产业的总产值,这是个很难说清楚的数字。救助机构可不像上市公司那样对外披露详尽的财务报告。外界对他们的财务情况知之甚少。专家们只能大致估算一下。据估算,德国救助产业每年总产值为1100亿-1400亿欧元。这其中,德国个人和机构每年捐赠大约为100亿欧元,来自保险业的有200亿欧元。其余部分则来自政府财政拨款。德国政府税收的五分之一流向了救助产业。

有人会问,福利救助难道不是私人慈善或者政府职能吗?为什么说是一个产业呢?这是因为,一方面,既然得到福利救济是公民的宪法权利,那么就不能让救助仅仅是私人慈善,那样看起来太不稳定太缺乏保障了。应该由政府财政提供稳定可靠的资金来源。私人捐赠只是一种次要的补充。

另一方面,为了避免政府机构的官僚主义和低效率,德国政府把福利救助工作大量外包给私营机构去做,包括各类救助协会、慈善基金和私人救助企业,尽量避免政府机关直接去做。这样一来,救助业自然就是按照产业那样去发展了。

眼镜蛇效应

由于资金大部分来自政府税收,所以,虽然救助业被界定为公益性质,有免税待遇,条件是,盈余资金不能像一般企业企业那样分给投资者,而要继续投入到救助事业中去。

这个规定很合理很有必要。没有这个规定,救助业的经营者就难免克扣福利资金,据为己有。只有规定其为公益性,才能确保来自纳税人的资金始终用于救助业,不被贪占也不被挪用。

但是,现代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在这里就表现出来了。看上去很合理甚至必不可少的制度规定,却产生了预想不到的不良后果。

既然公民或者福利救助是宪法权利,那么,政府就不能为救助资金设定一个上限,而是只要有符合条件的福利需求,就应该尽量满足。可想而知,这样一来,救助机构增加收入的主要办法就是增加“顾客”,也就是找到尽可能符合救助条件的人,找到一个,就可以去找政府要一份钱。

于是,各种救助机构像下网捕鱼那样在各地搜寻。他们反复巡视社区,走遍每一条街道,耐心地寻找、发掘甚至培育下一个救助对象,把他们变成自己的顾客。一位德国市长抱怨说:很多不识字的人来提交教育方面的救助申请,申请书中却充满了教育专家才懂的专业词汇。统计表明,德国95%的人至少有一次成为救助机构的顾客。

两德统一初期,东德地区失业问题严重。德国政府成立了许多就业机构,帮助失业者找工作。多年以后,统一带来的失业问题早已不复存在,但众多就业机构却延续下来,并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失业经济”——靠帮助失业者找工作,甚至人为创造出只为解决失业的工作岗位,以获得来自政府的收入。

一位失业者,先是被就业公司指派了一个“工作”:观察一种受保护鸟类,四个人一组,只是观察,其他什么都不干。失业者觉得这比呆在家里还无聊,公司给他换了个“工作”:在图书馆里抄写一本关于腓特烈大帝的书。他拒绝了之后被安排到一间办公室里。八个月之内他的工作内容是:接了两个电话、取了几次邮件、把车开去加油两次。这样他还被称赞工作勤奋。

在一个属于红十字会的衣物申领点,28个妇女被就业公司分配到了这里,工作是清洗、缝补、归类人们捐赠来的衣物。但几乎没人来申领这些衣物。一个月后,卡车送来下一批捐赠衣物,同时把上一批整理好的衣物拉走,处理成碎布卖掉。28位妇女工作的唯一意义就是让红十字会因为解决了就业问题而从政府那里得到补贴。

很多失业者因为救济金足够生活而拒绝工作。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就业机构更需要失业者。失业者是他们的顾客。如果失业者大量消失,那不但不是就业机构的成功,反而是他们彻头彻尾的失败。他们将因为失去顾客而收入减少。所以,大量长期失业者的存在,其实满足了救助业的需要。

卫生专家惊讶地发现,按照统计数据,德国人的身体似乎正在整体退化。1994年-2010年,德国的残疾人数量增长了一倍。要知道,这个成倍增长是在二战中的致残者先后离世的背景下发生的。德国人的身体当然没有退化,只不过,符合残疾人定义的人大幅增加了。许许多多的健康人被救助机构鉴定为残疾人。目的当然人所共知。

针对儿童的救助机构的工作尤其惊人。他们主要和下层阶级家庭的孩子打交道。他们非常乐于在这些孩子中发现残疾和学习障碍者。这可是“优质客户”。儿童在学习中难免会遇到一些问题和困难。正常家庭的家长绝不会稍遇困难就允许别人把自家孩子划入残疾人或者学习障碍者之列。事实上,经过学校、家长、孩子的共同努力,绝大多数问题和困难都会消失或解决。但很多下层阶级家庭却会轻易放弃,允许救助机构从此把孩子归为残疾人或学习障碍者。

这样做的结果是,救助机构得到了一个长期客户,可孩子却被贴上了终身的标签。他们甚至还会得到残疾或者学习障碍的书面证明,并且从此真的以非正常人的身份度过一生。他们将很难进入正常学校教育——救助机构的特殊学校在等着他们,成年后,他们也很难进入正常劳动力市场。一个深受此害的人愤怒将这些救助机构斥为“慈善黑手党”。

除了尽可能搜罗、发现、培育救助对象以外,救助机构的另一个扩大收入的办法就是提高救助的档次、丰富救助手段。据说,对某些遭受过精神创伤的儿童来说,让他们和动物相处是很有效的疗法。于是,只有富人才能享受得起的马术成为儿童救助机构的一种服务项目。看着孩子们骑着马愉快地在马场奔驰,这当然令人欣慰,但欣慰之余,参观者也大多会狐疑地想:昂贵的马术真的是社会福利救助必须的吗?

在工作人员的努力开拓市场之下,救助机构的收入节节攀升。按规定,这些钱不能流入私人腰包,只能继续用于救助业,于是,面对着花不完的钱,救助机构年年都要兴建新大楼、购置新设备、招聘更多的人员。德国救助产业一片兴旺。按就业人数计算,救助产业在过去15年的发展速度是德国整体经济发展速度的7倍。更多的人加入救助业,努力工作,然后会发现、培育更多的救助对象,从政府那里得到更多的收入,然后兴建更多的大楼,招聘更多的人员……

一些德国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40%都交给了各种救助机构,以至于这些地方的公共设施和道路的维护资金严重匮乏。德国原本欧洲一流的公共设施正因为资金不足而逐渐败坏。政府失望地发现,通过救助机构所花费的资金,远高于政府直接向救助对象发放救济金所需的资金。

重要的是,虽然救助产业高速扩张,消耗了大量资金,制造出越来越多的社会难题,但这一切都是依法进行的,其间并无大规模违法乱纪之事。这个巨大产业完全符合德国的法律法规。所以,在世界清廉指数排行上,德国非常领先。在反腐倡廉上,德国有很多成功的经验,不过,这种清廉好像很有讽刺性。

印度人一度饱受眼镜蛇肆虐的痛苦,为此,英国总督颁布了一项法令:向当局提交一条死蛇可以获得一卢比的奖励。我们立刻就能想到印度人接下来会做什么。对,印度人开始大规模饲养眼镜蛇,换取英国政府的奖励,而蛇灾却完全没有得到缓解。经济学界将这一现象称为“眼镜蛇效应”。德国福利社会制度堪称“眼镜蛇效应”的典范。他们大力奖励那些原本想要消灭的事情。

在这个背景下看德国的难民问题,就会恍然大悟。表面上看起来,德国人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制约,愚蠢地发善心,鲁莽地接受了大量难民,给自己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但从德国救助机构的情况来看,情况很可能是,难民问题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好题材。难民则是救助机构的“优质客户”。各家救助机构争先恐后地紧紧抓住难民这个不容浪费的好题材,精耕细作,深入开发,实现道义和资金的双丰收。默克尔政府无力对抗、只能顺应这种强大的潮流。而且,别看难民按月从德国政府那里领取丰厚补贴,但真正的大头收入落到了谁手里,那还用问吗?在这方面,德国人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

无可遏止的成长

了解了德国救助产业的情况,就知道福利制度发展的真正动力在哪里了,也就知道福利制度为何一定会事与愿违了,更重要的是,还会知道,为什么即使大家都知道福利制度弊端严重,这个问题也不可能解决。

直接从业人员200万,加上家属和上下游产业,德国至少有数百万乃至上千万人直接间接靠福利制度谋生赚钱。他们可不是软弱涣散的救助对象,他们是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都有选票,有能力且有意愿影响政策。

投票制度下,这种人数上的优势,足以确保任何试图削减福利制度的政策都难以通过,任何想要和救助产业为难的政治家都会很快下台。来自救助产业的游说势力能够直接影响甚至参加政府预算和相关资源分配的决策。每当福利法规的改变让救助机构不满或者不安时,就会有说客来到议员的办公室。一位说客自豪地说,他还从来没有过无功而返的经历。

德国政府的官员也早就明白了“胳膊拗不过大腿”的道理。他们不但不会徒劳地对抗福利制度,反而会转而利用它,在庞大的救助产业中分一杯羹。内政部长卸任后,转而担任红十字会主席;议会党团主席下台后成为工人慈善联合会主席。一位资深议员,先是出任政府家庭委员会主席。之后离开议会,在福利机构中专门负责政治方面的工作。过了几年,机会合适,又回到议会重新成为议员。

直接在社会救助企业中兼任高层职位的议员,占议员总数的35%。比例比执政党还要高。实际上可以说,德国议会中的最大党是“救助党”。

在美国,政界和商界之间的人员互动被称为“旋转门”现象。那些人在政界获得了影响力和政府关系,下台或者退休以后转而到商界大把赚钱。“旋转门”现象在美国虽然广泛存在,但毕竟不太光彩。社会很警惕因此形成的政商勾结。结果是,那些人虽然个人挣到了不少钱,但并没有因此形成严重的政商勾结问题。

可是在德国,政客在政府和救助机构之间“旋转”,却名利双收。不但个人得到大笔收入,还得了个热心公益、关爱社会的美名。福利救助机构还会动用自己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帮助这些政客赢得选举、坐稳位子。相反,没有哪个政客敢于公开和福利机构闹翻。他那样做无异于自绝前程。

由于政客和救助机构之间的这种充分信任的互惠关系。政客在政府中理直气壮地为救助业争取更多的拨款和更有利的立法,同时还阻止一切关于社会福利改革的讨论。其他官员,面对自己昔日的同僚或者上司,也很难与之展开面对面的争论,无力阻止救助业的不断扩张。

救助业不但是德国规模最大的行业,还是政治和社会影响力最大的行业。德国上下根本没有能与之抗衡的力量。大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错误的公共政策如果是基于人们的愚蠢,虽然可能造成很大损失,但毕竟还有希望。人是会学习的动物。当他们不再愚蠢时,那些错误就会被调整和改正。可是,如果错误的公共政策建立在人们精明的基础上,那就真的是无计可施束手无策了。人们越善于学习,越精明、越能干,这些错误就越坚固越难以撼动。

历史上很多盛极一时文明的衰落,其实都源于此。

 

参考资料

瓦尔特·伍伦韦伯 (Walter Wüllenweber):《反社会的人》光明日报出版社,201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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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政治应该公开透明吗?]]>
政治

“玩深刻”

政府发个文件,要推行某项政策。一时舆论热议。人们纷纷发表不同的解读和意见。

这时,经常会听到一种“深刻”意见。这种“深刻”意见认为,政策对错不重要,重要的是,政府这么随意发政策,没有严格透明的程序。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啊。如此不透明的程序下,政府岂不是可以任意胡来吗?这不是大祸临头吗?

这种意见的“深刻”就在于,当大家争论政策本身是非对错的时候,独他高屋建瓴,跃然于众人之上,揭示出政策之外更深层更重要的问题。

不过,我对这种“玩深刻”的把戏实在已经厌倦。在我看来,这种把戏不但不深刻,反而十分可笑,只能表明论者缺乏就事论事的分析能力。热衷于玩弄此类把戏,原因只是想要像孙膑赛马那样“错位”竞争,躲开直接争论,浪费大家的时间,是一种智识上的投机取巧。

为什么说是智识上的投机取巧呢?

中国先后和澳大利亚、韩国等多国先后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自贸协定的谈判、起草、签订过程都是不透明的。谈判中,各方做出了哪些让步、得到了何种补偿、交换了什么利益,公众都不得而知。只是在谈判成功以后,政府对外发布协定文本而已。

喜爱发表“深刻”意见的人会不会“深刻”地指出,自贸协定本身是否有利于中国,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谈判、起草、签订的过程必须公开透明。两国官员谈判时,应该架上摄像机,像转播足球比赛那样现场直播。如此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事项,应该把一切都放在“阳光下”,而不允许有任何黑幕和暗中操作。

近年来政府致力于推动行政审批改革,简化和取消了大量行政审批事项。但这种简化和取消,没有一个事先经过公众透明、公开的讨论、审议,都是只经过政府内部商议就决定并实施的。

喜爱发表“深刻”意见的人会不会“深刻”地指出,简化和取消行政审批本身是不是对,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政府必须经过公开透明的程序来决定这件事。所有公民都应该有机会参与其中并发表意见。否则,他们今天能随意取消行政审批,明天,就能随意取消你的合法财产权……

如果真是关注政策发布程序,那么应该对所有政策一视同仁,不管好政策坏政策,只要不按公开透明的程序议政、发布,就要批评政府任意胡来。

但就以上的例子来说,我没有听到过任何类似的“深刻”意见。对这些公认是正确的政策,“深刻”者并不关心程序是否公开透明。可见,他们那些关于程序的“深刻”意见,无非是拐个弯儿批评政策而已。对不赞成的政策,他们“深刻”地强调程序问题。对赞成的政策,就无所谓了。

也就是说,“深刻”意见,从来都只用于他们不赞成的政策。实际上仍然是在表达对政策的批评,可这种批评又回避了对政策本身的讨论。这样一来,既能居高临下地批评,又不必做辛苦的思辨和讨论,这不是投机取巧是什么?

批评政府当然可以,但最好集中于政策本身,而不是随意地把讨论的范围无限扩大,让讨论变得不知所云。这是在浪费大家的时间。

有人会问,难道制定政策的程序不重要吗?不是说毒树只能结出恶果吗?

这就是我对“深刻”的意见感到厌倦的另一个原因。因为他们热衷于玩“深刻”,于是话题被随便转换,这让讨论无法深入,浮皮潦草。

不仅如此,在为了“玩深刻”而随意转换后的话题上,他们其实也是半吊子。他们对政治真实的运转并不了解,只是鹦鹉学舌般拙劣地模仿一些术语。把这种半吊子当作深刻,怎不叫人厌倦。

政治是一门艺术

现实中的政治体制是否应该做到“公开”“透明”?是否应该尽可能让政策制定过程“在阳光下”进行,接受人民的充分监督?

看起来这个问题根本不成为一个问题。政治当然应该尽可能公开、透明。躲避阳光的政治,那不黑箱操作、阴谋诡计吗?这样的政治必然充满了邪恶和欺骗,是政客危害社会、谋取私利的工具。而只要把政治暴露在阳光下,让一切公之于众,邪恶、欺骗自然没有了容身之地。好事儿不背人,背人没好事儿嘛。

可是,现实中的政治真是会如此简洁明快吗?

观察世界各国却会发现,事实上,在任何一种政治体制中,政策都不是经过所谓公开透明的程序讨论而成的。即使在民主宪政国家,议会的很多讨论也要闭门进行。

公开透明的程序,是对司法的要求。至于国家政治,无论是否民主政体,都不会像司法那样公开透明。政治有其运转的规律。理解这种规律,需要相当的实践阅历,并不容易。难点之一就在于理解政治中不透明状况的必要性。

这就是政治这个职业不能太年轻的原因。政治不像围棋、数学那样,青年人占尽优势。政治是高度经验化的领域。太年轻的人,缺乏足够的生活经验,对人性的洞察还不深入,也就难以全面准确地把握政治。

几乎所有的政策,都涉及取舍。某一方面的进展,往往是以其他方面的妥协让步或利益受损为代价的;确保整体和长期利益,往往要以牺牲局部和暂时利益为代价。只要最终的政策结果利大于弊,或者整体向好,政策就是可以接受的。

如果开门议政,在众目睽睽之下公开讨论,政客就成了演员,妥协就几乎成为不可能。议员在议会发言,将不是为了彼此沟通,达成一致,而是为了在公众面前表演“良知和正义”,表达对人民“深切的爱”。切实的计算和对话,将被横飞的大词取代。

美国参众两院中,有各种各样的委员会。选民们能看到国会中议员的投票和表决,看不到委员会在背后的种种工作。不少人甚至对这些委员会一无所知。其实,这些委员会是非常重要的政治工具。

按照公开透明的要求,这些委员会无异于政治的“黑箱”,可这些委员会构成美国政治重要的稳定器和平衡器。经过这些不透明机构的缓冲和制约,任何权力——包括来自人民的和来自政府的——都不可能横冲直撞。

当然,对于政治,也有程序性的要求,但之所以说政治是一门艺术,就是因为,对政治来说,最重要的是结果而不是过程。艺术家如何创作,不重要,重要的是作品的优劣。

不求甚解的人不知从哪个初级读物上学了个“程序透明”的概念,就到处乱用。如果政治按他们所说的那样透明化、公开化,现实中出现的,只会是糟糕透顶的政治。

政治的现实感

不理解政治运转规律的人,以为不公开的“黑箱操作”就意味着邪恶和欺诈,执政者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事实当然并非如此。除了极少数极权统治,绝大多数正常运转的政治体制都不是铁板一块。体制内部必然分成不同阵营。不同阵营之间,存在着持续而强烈的权力对抗。

而且,这种对抗来自彼此熟悉、都是政治专家的同行之间,远比来自选民、大众的业余、外行“监督”要严格、有效得多。

公众对政治的监督,必不可少,但主要体现在对最终结果的监督,也就是对政府治理国家的整体评估。如果把这种监督理解为对政治运转全过程事无巨细的了解,让政府在众目睽睽下工作,那么,国家政治将“广场化”。

冷静慎重的考虑,将被慷慨激昂、喝彩不断的嘶喊彻底压倒。官员会因为忌惮来自民众的压力而放弃很多对国家有利的政策主张。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将缺乏互相协调、妥协的机制。

美国国会议员的投票,过去只记录整体结果,不记录议员个人的投票选择。后来为了追求透明化,把议员的每一次投票都记录在案。结果是什么呢?是透明化监督之下议员对人民更负责了吗?正好相反。因为自己的每一次投票记录都被永久记录,谁都可以检索得知,现在美国的议员很少有敢得罪强大利益集团的。

那些有利于国家整体,但会开罪利益集团的议案,哪个议员敢于反对,他就成了利益集团政治攻击的对象,连任议员变得困难。于是,政治成了利益集团瓜分国家的工具。美国政治近几十年来的质量明显下降,和这种愚蠢的公开化、透明化有直接关系。

公众对政策最终结果的监督,以及舆论、媒体对政策的种种分析讨论,政治正常运转所需的监督和制衡已经足够,无需再画蛇添足,要求政府公开、透明地工作,政策必须公开讨论和制定,任何政治环节都应该“在阳光下”——只有不懂政治的人才会认为“广场化”是政治的良好状态。

中国的现实政治,虽然还有种种亟待改进之处,但内部的权力制衡和结果问责早已形成。实际上,由于种种原因,中国政府对政策结果的评估、关注比很多国家都要严格。对政策的直接间接结果,官员甚至要承担个人责任。所谓中国政府可以不顾民意任意胡来甚至随便掠夺社会的说法,是情绪化和罔顾事实的。

实际我们真正缺乏的,是对中国既有的权力制衡机制的深入研究。中国的政治现实,虽然表面上很多方面与理论概念不符,但在权力互相制约上其实并不违反政治理论的基本原则,否则无法解释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

无视或抛开这些早已出现、历久成形、行之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代之以所谓公开化、透明化的严格程序,权力受到的真实约束只会变得松弛、扭曲,而不是更有效。

中国的政治现实,并没有推翻“权力必须受限制、权力之间必须有制衡”这个基本的政治原则。实际上,中国的政治现实充分显示了政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现实政治的运转绝非那么简单和线性。和任何复杂体系一样,政治需要种种的控制、减速、周旋、冗余、协调,才能达到相对良好的结果。孤立地观察其中某个具体环节,会慨叹政治的肮脏和无聊;只有从整体的角度去看,才会理解现实政治何以如此。

因此,在政治领域永远都不会有简洁明快、到处适用的“一招鲜”式的解决方案,参与政治的人,永远要在复杂的利益格局、人际关系中整理、说服、盘算、谈判、威胁、拉拢……

即使是那些坚持原则的政治家,要想真正改善国家的治理,也必须通过种种政治手腕和朋党,把原则转化为具有现实性的操作方案。能否做到这种转化,是优秀政治家和无能之辈的区别。而这种转化过程本身,同样无法做到公开透明阳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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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政府为什么不支持土地全面私有化?]]>
卖地

本文共计2695字,建议阅读时间10分钟。

问:为什么各地政府不放开土地供应多盖些房子让房价降下来?这比限购限贷管用吧。香港楼市的今天会是我们的明天吗?多数香港人只能租住在很小的房子里是不是社会的失败?

 

答:土地供应和房价之间的关系,其实挺复杂。我有意深入研究这个问题,但需要搜集大量数据,有很多体力活儿要干。这里暂时说说基本的思路。

想象一下,北京市政府在改革初期,比如1980年吧,一次性把所有土地出售给私人,也就是所谓“休克疗法”“私有化”。

当时的地价很低,比现在低多了。我印象里当时城内胡同里的平房,也就几千元吧——可能更低。郊区的农地或者荒地,价格更低。现在寸土寸金的望京,当时还是农村,到处都是耕地河沟什么的。就算一揽子出售,也不值多少钱。

买房子可不是买四面墙加一个屋顶。买房子,除了住宅内部的种种舒适便利以外,更重要的在于购买住进某个环境的资格或者机会。即使两套房子内部完全一样,地段不一样,所属城市不一样,价格可能相差几十倍。

所谓地段,指的就是各种基础设施、商业设施和服务机构。当然,还包括高素质的邻居、朋友、工作单位距离等等。

可见,房价(地价)是随着所处环境的建设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提高的。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1980年,你在到处是耕地的望京盖一个楼,房价高不到哪里去。和今天在设施齐备的望京盖个楼,完全不能相比。

如果北京市政府在1980年就把土地一揽子出售了。以后地价的增值就和他们无关了。无关了,政府投资建设基础设施的愿望就差多了。三环路、四环路、地下光缆、水电煤气暖气、路灯、人行道、公共汽车,都留给私人业主去办吧。政府维持秩序就好了。

虽然地价不高,能在1980年掏出钱来买大片土地的,会是什么人呢?只能是外国人(包括港澳台人士)。中国老百姓顶多买下他自己居住的私房。那么,你认为外国人或私房业主,他们是会在北京投巨资修建现在我们看到的种种基础设施呢?还是等地价稍稍涨一些就转手获利呢?

只有在无政府主义者的空想中,外国的私人投资者才可能投巨资修建三环路四环路这样的大型基础设施。转轨国家现实发生的,都是外国人把土地炒买一番,拿钱走人。留下一大堆土地私有产权证和依旧破破烂烂、要什么没什么的城市。

或者也有人会想象,把城市整体割让给外国政府,让他们来经营管理。且不说这种想象在政治上的荒谬性,就算成真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也没什么不同。中国历史上有过租界。租界里的房子,贵得很。一般人根本不要想能买得起。天津租界里那些小洋楼,几十万大洋一个。折算为今天的价格,也是上亿了。

实际上需要的,是一个集土地出售权和建设投资责任为一身的主体。他要花钱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基建水平提高带来的地价提高,也归他。这样,他才有激励一边出售土地,一边投资发展基础设施。用出售土地得来的钱投资基建,基建建成以后,地价会升高,不但收回投资,还可以继续投资建设更好的基建,然后地价更高,收回更多的钱……、

在城市那么大的规模上,在中国的政治制度下,这个主体只能是政府。

换个角度想,你手里握着一大堆逐渐增值的资产,你会怎么出售呢?完全不卖,不对。那样的话,增值对于你只有账面价值,没有实际意义。一开始就一下子都出售呢?那不是大傻帽吗?以后的增值,何必放弃呢?

更重要的是,这以后的增值,正来自于你后续的投资。所以,你需要得到持续的资金收入。因此,你最佳的经营策略就是,一边投资一边出售。掌握节奏至关重要。在投资规模和出售速度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实现收益最大化。

上面所说的,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各地方政府转让土地的大致过程。因此,政府出售土地的最佳策略,正是我们在现实中看到的这种“一边卖、一边建,越卖越贵”的方式。

那么,这种方式是否成功呢?太成功了!简直没办法再成功了。

现在大家都赞叹中国大城市建设之现代化、之繁荣、之富丽堂皇,生活设施之齐全,各种服务之便利,不但迅速超越港澳台,就连美帝这样的老牌发达国家,城市建设在许多方面都被中国超越。一两代人的时间,中国城市变得完全认不出来了。

可是,大家是否想过,这一切都是免费的吗?建设这个花花世界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一波波卖地的收入,正是地方政府建设城市的主要资金来源。当然,城市建设的大部分是私人投资兴建的,但如果没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后续的商业性建设是无法展开的。

为此,我专门请教过一些房地产开发商。他们承认,政府拿走了卖地款以后,绝大部分都用来做三通一平甚至七通一平去了。其间官员吃吃喝喝,会有,贪污腐败,也有。但占得比例肯定不高,毕竟,那些建设成果都摆在那里。不投入巨款,仅靠贪污腐败,是弄不出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基建的。

可见,目前这种政府按节奏逐渐出让土地的方式,是非常有效的发展城市的融资方式。当然,把握其间节奏,很复杂,简直是门艺术。卖地过快,资金收入会低于最高点,导致城市建设投入不足。卖地过慢,城市建设会因为资金充裕而更加繁荣,但房价会因为土地供给不足而高涨。

看起来,前一种情况比较多地发生在中小城市;后一种情况比较多地发生在一线二线等超大城市。

当然,这只是非常粗线条的概述。这个过程,非常值得深入研究和分析。当然,正如我开头说的,细致深入的研究需要收集大量的数据,要去干很多“学术体力活儿”,需要一个研究团队。我一个人,胜任不了,只好慢慢来。

京沪的房价另有特殊之处,由于来自中央统一部署的削减超大城市人口战略,京沪政府是故意放慢土地出让速度的,他们因此得到了巨额土地转让收入。这个资金压力当然会传递到购房者那里。

因为资金充裕,北京上海的城市建设越发壮观,修建了大量的地铁、公路、机场、火车站、市政设施、学校……在此之上,私人投资者建造了更丰富的写字楼、商业中心、娱乐设施、各种店铺。而这些反过来更推动了房价上涨。人们被这空前的繁荣所吸引,非常渴望来到北京上海生活。无数的资金涌向楼市,为的就是争夺在这个优异环境中生活的机会。

京沪房价暴涨,是事实,但同样是事实的是,即使仅相隔几年,同一所房子周边的各项设施也大不相同。原来没地铁的,现在有了。原来买东西要走很远的,现在出了小区就有大型购物中心。优质学校纷纷开设分校。加油站、快递网点、快餐店、公共交通等方面,年年都在快速增加。

所以,你问题中所说的,政府一下子放开土地供应,恐怕不是正确的城市发展办法。世界上土地私有的国家很多,但能像中国这样让城市快速繁荣发达的,却不多。显然,中国的这个方法更有效。

至于香港。他们的问题在于,港府几乎不增加土地供应了,房价自然居高不下。内地不会出现香港那种被锁死的局面。因为内地的地产商虽然看上去财大气粗,但并没有形成能够制约政权的利益集团。在发展城市、掌握土地供给节奏上,内地政府握有主动权,还没有被房地产商绑架——今后看来也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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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水利之于中国古代王朝存亡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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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共计4017字,建议阅读时间16分钟。

水利对农业的重要性,不用多说,但水利到底在哪些方面对农业发挥作用,或者说,在中国漫长历史上的农业发展中,水利到底发挥了哪些具体作用,这些作用又对中国的社会、政治产生了什么影响,这倒是值得说一说的。

有一个问题其实需要解释。人类文明的几个早期发源地: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黄河流域,基本都是干旱半干旱地区,从今天的角度去看,发展农业的条件并不好。以中国来说,长江流域珠江流域水热条件很好,现在农业发达、物产丰富,远超黄河流域。那么,早期文明为什么会发源于那些条件并不好的地区呢?

想一想就会明白,长江流域这样的地方,虽然水热条件很好,但对早期人类来说,或者说在没有铁器、人口数量又不多的情况下,开发难度极大。茂密的森林,今天的人看起来很养眼很绿色,但对古人开垦耕地来说,实在是难以克服、望而生畏的障碍。石斧可砍不倒大树啊。

相反,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黄河流域这些地方,气候干旱,没有茂密的森林,用简单工具就可以开垦土地,只要有水源可用于灌溉即可发展农业。所以,早期文明发源地的基本条件是:干旱半干旱地区的大河附近。

庄稼生长需要水,这人人都知道。但水其实还有更多用处。黄河流域中上游的黄土富含碳酸钾、磷和石灰。而且,黄土吸水能力很强,具有多孔性和毛细管性,吸附水分以后,底层的矿物质就可以被提升到表层,成为农业生产所需的宝贵肥料。黄土也因此成为肥沃的土壤。

可见,在中国文明的发祥地黄土区域,灌溉对农业兼有水和肥料两方面的作用。除此以外,黄河及其支流的水还带来大量淤泥。这也成为对土壤肥力的有效补充。这个现象在尼罗河流域更加典型。尼罗河泛滥在古代不但不是坏事,还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河里的淤泥富含各种养料,在没有化肥的古代,这可是保持土壤肥力的好东西。

史料记载,黄河附近的农民曾经偷偷扒开河堤,人为制造洪水,以便让自己的土地覆盖上宝贵的淤泥。官府多次严令禁止,但也难以杜绝。

当然,除了洪水泛滥以外,人工修建的引水渠同样能把含有泥沙的河水带到田里。所以,在中国,从很早的古代开始,水利工程就非常重要。大大小小的河渠所到之处,既带来水,又带来肥。一个成功的水利工程,往往能让一大片地方的农业兴盛起来。秦国修建的郑国渠,让整个陕西中部都成为农业高产区,为秦的统一战争提供了坚实的物资基础。

读欧洲农业史,会看到“休耕”的概念。一块土地不能年年种,要种一年歇一年,甚至歇上好几年,为的就是蓄养土壤肥力,也称为“轮作”。可在中国农业发展史上,不能说完全没有,但很少见休耕的现象。古代没有化肥,农家肥也很有限,中国土地之所以能够持续耕作不休耕,靠得就是水利带来的淤泥补充土壤肥力。脏了吧唧的淤泥,太重要了。

汉朝农民曾经如此热烈地赞颂淤泥:

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恭。衣食京师,亿万之口!

当然,凡事皆有代价,黄河及其支流长期输送泥沙的代价是,黄土高原被侵蚀得千沟万壑、面目全非。不过,想想收益,还是划算的。中国通过大量的水利设施解决了在欧洲很难解决的“持久农业”问题,也因此能够维持持久的文明。

虽然黄河流域在早期发展中优势很大,但随着铁器的出现,以及几次战乱让大量人口南迁,开发长江流域的条件渐渐具备了。而当长江流域一旦开发,其农业生产的潜力发挥出来之后,南方就不可逆转地超过了北方。

雪上加霜的是,唐宋以后的政府看到了南方农业的这种巨大优势,逐渐把注意力转向了南方,虽然由于历史传统和军事原因,国家还一直定都北方,但却把建设水利设施的重点转向了南方。黄土区的水利设施惨遭忽略,逐渐荒废。没有足够的灌溉带来的水和肥,黄土区的农业就更加不如南方。农业不景气,政府就更加忽视北方、依赖南方。恶性循环之下,黄土区就从国家原来的核心区沦落到今天的落后状态。

经济和农业的重心转到南方以后,水利的作用也发生了相应改变。哪里的庄稼需要水和肥,但南方的水很丰沛,丰沛得都有点太多了。在北方,水利工程的作用是把水从河里引到田里,到了南方,水利工程的作用则主要是把田里的水排出去。

不过,南方的田地也需要肥料,从哪里来呢?还是和水有关。南方地区,河湖众多,湖泥和河泥一样养分丰富。围湖垦田就成了获取农业高产的捷径。划出一块湖面,建个围挡,把围挡中的水抽出去,这不就是一块土壤肥沃的上好田地吗?

从宋朝开始,南方就开始了大规模围湖垦田。在南方,如果你看到某地的地名中含有“围”“圩”“垸”等字,那基本可以断定,这个地方过去是湖泊,后来被围填成了土地。

围湖垦田的另一个好处是,这是凭空多出来的新田,不在政府土地登记册以内,可以免纳钱粮。当然,小百姓别想免纳钱粮这种好事,这种免税理由是权贵专用。宋朝的权臣蔡京、秦桧等,都在江东有大片的围田。

北方的灌溉让黄土高原千沟万壑,南方的围田则让大量湖泊就此消失。虽然得到了大片大片肥沃的土地,但从此以后,暴雨之后无处排水造成的水患就成为长江流域许多地方挥之不去的梦魇。

今年南方又是降水集中。地势低洼的地方出现严重内涝。武汉的情况尤其严重。很多人指出这是因为房地产开放商围湖建小区惹得祸。其实,长江流域围湖造地可谓历史悠久,今天的房地产开发商或许在某些局部加剧了问题,但下大雨就内涝,这种情况在南方早已出现,并不是新生事物。太多本来可供排水的湖泊早就变成了耕地、道路、乡村甚至繁华的城市。

当然,指出这个事实并不是意在鼓吹回归自然。无论是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还是长江流域的排水不畅,所谓的回归自然并不能解决问题,正确的解决之道是精心的建设和维护,整合规划水土资源和排水空间。在生产生活和固土排水之间,并没有不可解决的矛盾。想让凌乱的房间变整齐,需要的是认真的打扫和整理,决不能靠着把人轰出去空置房屋来解决。实际上,房子没人住,反而坏得更快。

长江流域开发以后,中国就形成了政治中心在北方,经济中心在南方的局面,持续至今。这个局面在今天还问题不大,但在农业社会的古代,却造成了巨大的难题。在首都附近,居住着上百万需要吃公粮的皇室、官僚、军队及其附属家庭等人员。北方凋敝的农业根本不可能养活这么多脱产者,唯一的办法就是从南方运粮食到北方来。在没有铁路的古代,如此大规模的运输只能靠水运。

可中国偏偏没有南北方向的大河。黄河长江珠江都是东西向的大河。海运或许是个办法,但在没有机器动力的古代,海上的风浪和经常出现的海盗让常年持续的大规模航运无法依赖海路进行。可行之计就只有修运河了。

说到修运河,在中国也是历史悠久。古代中国的全国大范围交通,水运是骨干力量。以运粮食为例,如果走陆路,那么,大部分粮食还没运到目的地,就已经被脚夫们吃完了。只有水运才能满足运输大宗货物的需求。

不仅运输大宗货物,在运输军队及军用物资上,水运也有巨大价值,堪称战略价值。运河把各主要河流连为一体,这就让军队可以方便地到达各处,维系国家的统一和安定。刘邦建立汉朝时,讨论定都何处时,张良建议定都关中的长安,理由是:

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

一般认为是隋炀帝修了大运河。其实,和秦始皇建长城类似,大运河并不是隋朝一朝从无到有修建的。隋炀帝做的是打通了几个河流和不同时期修建的人工水道。隋朝大运河比后世的京杭大运河要长得多,西端要一直达到长安。后来,随着关中地区农业的渐行衰退,首都虽然还在北方,但从长安到洛阳到开封到北京一路向东迁。大运河也就成了京杭大运河。

通过运河运输粮食等重要物资,尤其是从南方运到北方的首都,这件事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有了一个专有名词“漕运”。现代人很难想象古代人心目中这件事的极端重要性。确保漕运安全,是和防范黄河决口、防止北方少数民族入侵并列的三件国家大事,也就是所谓“河、漕、边”。

实际上,在皇帝看来,因为事关首都皇室、官僚、军队的吃饭问题,漕运往往是最重要的头等大事。如果情况紧急,黄河决口和漕运受阻之间只能选择一个解决的话,哪怕黄河决口的整体损失更大,皇帝也一定会放着黄河不管,而去解决漕运问题。漕运直接关系政权的稳定安危,不容有失。

说起来,漕运其实也很费劲。南方那段还比较好,到了北方这一段,由于缺水,加之黄河带来大量泥沙,运河很容易淤积,经常要花大力气清理。而且,因为水位高度差异,北方运河段修建了大量船闸。山东台庄到临清一段,因为船闸太多,甚至被称为“闸河”。船只每到一处船闸,就要把货卸下来,用众多人力把船搬吊过船闸,装上货再接着走。

船闸众多,就耗时巨大。极端时候,有的船只在路上要走一年。返回南方就接着出发送下一趟。船夫连续几年回不了家。而且,别忘了,每个船闸都有负责的官员,也就是说有敲诈勒索的专业人士。运送皇粮是死命令,耽误不得,船闸官故意刁难,送粮船就只能花钱消灾,按时赶到首都。

看到漕运的成本如此高昂,早就有官员建议推动北方海河流域农业的发展,希望能够满足首都的粮食需求。在政府推动下,海河流域的农业确实有很大发展,也有大丰收的年景,但终究产量不足,没能达到代替南方运粮的目标。于是,在没有替代手段的情况下,漕运一直维持到清末。海运和铁路最终取代了大运河。

在传统农业时代,政治中心的首都、连接首都和主要产粮区的运河,以及主要产粮区(基本经济区),这三个要素共同构成了国家的基本结构。由于基本经济区对国内其他地方的压倒性优势,只要这个结构不动摇,国家就能保持对国内其他地方的有效控制,保持国家整体的稳定。而每一次朝代更迭,都可以从这三要素基本结构的变迁中找到原因。

到了近现代工业社会以后,这种农业社会的基本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长江下游的领导城市从南京变成了上海。衡量一个地区经济重要性时,粮食产量不再重要。交通运输的发展,让国家各部分更紧密地联接在一起。中央政府对基本经济区的依赖不再那么直接和强烈。国内外的经济联系更加重要。

但我们仍然有极大的兴趣用各种新的角度和知识去解释、去重新认识过往的历史,这不仅仅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更重要的是,对历史的深入解释一定会增进我们理解现实的能力。

2016/7/20

参考书目:

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

江太新、苏金玉:《漕运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

李根蟠:《中国古代农业》,商务印书馆,2010年。

游修龄:中华农耕文化漫谈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

李子暘为铅笔经济研究社主编,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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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美国应不应该禁枪?你们的理解都错了]]>
fangzi

本文共计2040字,建议阅读时间12分钟。

问:请完整谈谈您对美国拉斯维加斯枪案的观点。

答:首先要明确的是,对立双方的分歧是什么。

表面看上去,对立双方无非是禁枪派和持枪派。但这种划分完全是表面化的,实际上是一种话语圈套。如果以这种划分为基础去讨论,只能越说越糊涂。

对双方准确的描述应该是:一方主张根据现实情况作出有效调整,另一方主张固守原有的准则,无论现实发生什么,拒不改变。

也可以把这两方分别称之为“实事求是派”和“两个凡是派”。

首先,“两个凡是派”把对方的观点简化为“禁枪”,这就是一种歪曲。在美国,人们讨论的是Gun Control。遍翻各大词典,Control的含义中也没有“禁止”“禁绝”“消灭”等项。显然,准确的翻译应该是“控枪”,而不是“禁枪”。

把对方的主张描述为“禁枪”,就一下子有了一大堆辩论优势,对方的观点显得很荒谬。美国很多地方地广人稀,人们拥枪自卫,有其必要性,而且,社会上已经有了3亿支枪,怎么可能“禁枪”呢?看,这样一来,就可以轻松驳倒对方。

其次,“两个凡是派”的论点中,根本看不到对现实的观察和分析,只是反复念叨那几条教主语录而已:公民持枪才能对抗暴政、自由比安全更重要、宪法神圣、枪支让人平等……

看,全是空洞的言之无物的信念,即使已经和现实完全不符,也丝毫不妨碍信仰的坚定。实在不行,还有一招撒手锏:这是自由不可避免的代价。你们就安心去吧。你们为自由而死,死得重如泰山。

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步就是从思想上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事求是”,并从政治和组织上推翻了“两个凡是”的主张。但是,千万不要以为类似的荒谬主张会就此消失。那些有着“信徒气质”的人,不难找到新的皈依之所。表面上的左右不同之下,是一以贯之的迷信、愚昧和狂热。

如果把问题准确描述为“控枪”,就会意识到,在全面禁止枪支和维持现状之间,有无数种状态可以选择。到底选择哪一种,到底以什么为目标,应该根据现实情况而不是信条作出认真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和研究。再伟大、历史上再重要的信条,也不应妨碍今天的人去观察和分析现实,并据以得出自己的解决方案。

美国社会的广泛持枪,源于美国的历史。到今天,在现实中也有很大的合理性。比如,在那些零散分布的乡镇小城,住在美式大房子里,有一支枪确实很有必要。在这些地方,拥枪的弊端并不明显或并不重要。拥枪的好处倒是有一大堆。比如,在那种邻居都很远的地方,如果一旦有盗匪上门,指望着警察及时赶到,是不现实的。枪支确实是自卫的必备之物。

fangzi

住在郊外这样的大房子里 确实有必要拥枪自卫

 

请注意,这些对持枪的支持观点,都是基于对现实条件的分析,而不是什么“天赋人权”。那么,同样基于对现实的分析,在不同地方,就可以对持枪提出质疑。

今天,很多人居住在人口高度密集的大城市。在密集居住的环境下,警察随时可以赶到,强化警方执法显然比人们持枪自卫更有效也更节省。在这种地方,人们拥枪自卫的必要性还有多少呢?

而且,一个人口高度密集的社区内,如果家家都有枪支,光枪支走火误伤人,就是让人头疼的难题吧。可见,和人烟稀少的乡下不同,人口密集的城市中,持枪的弊端要远远大于持枪的好处。

拉斯维加斯枪案正是如此。如果不是在繁华的大都市,而是在乡下的农场或者小镇,杀人狂哪有机会居高临下地对着三万人扫射。

可见,如果不是故意对现实视而不见坚持背语录,而是尽量基于现实思考问题,就会发现,可研究、可探讨之处有很多,绝不是仅仅“禁”或“放”这两个简单选项。

在城市里应该如何管理枪支?如何协调不同州的不同枪支管理法律?如何防止有人把枪支带入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如何防止大火力自动武器流入民间?如何实施必要的检查和监督?对现有的枪支如何管理和控制?如何完善相关的数据库?如何管理和控制私人制造和非法改装枪支?枪支的进出口贸易如何处理?如何在枪案发生后快速做出反应……

换个角度说,公民有枪或者没枪,就意味着能或不能解决治安问题吗?分析社会治安,就只有这一个维度吗?警方的经费是否充足?反应是否及时?公共场所的防控措施是否足够?相关技术设备是否先进?相关信息的搜集处理是否有效?社区的基本秩序是否失控?危险煽动性的言论是否失控?最重要的,社会的治理机制是否灵活有效?

这些问题显然不应该被“公民是否应该有枪”这个圈套式的问题掩盖。“两个凡是派”每次都把问题引向大词,引向空洞的信念,把讨论变成背诵教主语录,就是为了回避对现实的观察和分析。因为,一旦停止背语录,开始深入的现实分析,“两个凡是派”就该给专家让路了。

就像历史上那个真正的“两个凡是派”一样,今天的“两个凡是派”本能地意识到,对他们来说,威胁就来自那些卷起袖子去真正解决问题的人。空洞的信念须臾离不开的土壤,就是各种失败者、抱怨者、嫉妒者、渴求别人拯救者。因此,毫不意外的就是,“两个凡是派”永远都会不遗余力地攻击斥责实干者。

但是,终究要有人去提出不完美但至少可行、可以多少改善现实的解决方案。他们必须硬着头皮,在“两个凡是派”居高临下、大词横飞的攻击斥责之下,坚持观察社会,理解现实,梳理人们的利益,找到切实可行的改善之道。

谁是社会的脊梁,谁是社会的蛀虫,其实很清楚。

李子暘为铅笔经济研究社主编,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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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对中日关系的展望]]>
riben

本文共计2040字,建议阅读时间12分钟。

我是个亲日派。不但有好几个日本朋友,还强烈希望中日友好。

说起来,中日关系真是令人蹉叹不已。我简单回顾一下啊。

虽然是英国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但真正把中国打痛,让中国朝野上下强烈震动的,是1984年的甲午战争。打个比方说,首富日进斗金,你不会嫉妒。但办公室你曾经的手下出去创业,发了大财,你就很难平静了。如果他进而来收购了你们的公司,成了你的老板,你就很有理由气急败坏了。

中国人一直都没把日本当回事。没想到甲午战争却被这个小国打得惨败。这太让人过不去了。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重要的转折点之一。救亡图存、彻底变革的意识从那以后真正深入中国社会。认识和承认自己的落后,也是从那时开始。

既然承认落后,接下来就是开始大学特学先进国家。首先学的目标,就是日本。所以,虽然甲午战争中两国为敌,但之后中日关系却比以前密切多了。大量中国青年到日本留学。

如果那个势头延续下去,中日两国本来可以成为关系非常好的两个国家,甚至成为英美那种有着特殊关系的国家。可惜,日本国内政治出了问题,下克上,狂妄无知的小青年夺了权,对中国这个又老又大、又穷又弱的国家,鄙视不已,妄动野心,发动了侵略。

从技术的层面看,日本完全有机会彻底征服中国。中国后来是依靠美国才打败了日本。但深入了解历史就会发现,日本在最鼎盛的时候,其实也没有能力完全吞并中国。硬吃下去,一定消化不良。要知道,中国在最衰弱的时候,列强加在一起也不曾彻底征服中国。中国人并不像印度人、阿拉伯人、非洲人、东南亚土著那样容易征服。日本一个国家,就更不必奢望了。

战后,中国社会没有平静下来。反观日本,则在美国的控制之下,有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空间,创造出经济奇迹,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日之间的差距再一次拉大,大到让人难堪。

有意思的是,这个时期,中日关系反而再一次空前友好。在政府层面,日本给中国提供了巨额发展援助,条件非常优惠,实实在在地促进了中国的发展。民间层面,日本的各种文化大量进入中国。电影电视剧、动画片、家用电器、企业管理、流行歌曲等等。这时候我正好处于少年青年时代,于是便成了坚定的亲日派。

实际上,我不仅是亲日派,我还认为中国应该大力学习日本这个身边的老师,从具体技术到企业管理,从讲究卫生的习惯到认真刻苦的工作态度,日本人都值得中国人学习。

后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其间从日本那里学到很多,但更多地是学美国。再后来,中日关系出现了倒退,目前陷入比较冷淡的状态。

到了今天,虽然我还是个亲日派,但主张学习日本的劲头,也没多少了。随着中国各方面的发展进步,从中国看过去,日本可学的方面,还有,但也越来越少了,同时,日本的缺点逐渐显露出来了。

日本这个国家,很精致,但格局毕竟远远不如中国这样的泱泱大国。日本人的生活,从物质层面看,质量很高,但个人的生活压力也很大。日本基本是个单一民族国家,人们彼此间的认同感很高。这有很多好处,比如社会矛盾不那么激化,人与人之间的斗争不那么残忍;但也有不好,那就是社会比较紧密,集体对个人的控制力度比较强,个人自主的空间比较小。

说到中日关系,表面上看,两国关系冷淡,主要原因在中国,但从深层次来看,其实主要要看日本的选择。中国再次崛起以后,势不可挡地重新占据了东亚领导国家的地位。但是,由于历史的惯性,也由于国际主流舆论对非民主国家的妖魔化,日本还是更愿意把自己看作美国的小兄弟,而不甘心成为中国为首的东亚体系的第二把手。

说起来,日本当年侵略时提出来、后来因此无人再提的“大东亚共荣圈”,其实是我对未来东亚秩序的期望。中国、日本、韩国,同属于一种文化传统,人种一致,文字上也有相通之处,完全有可能形成一种紧密的国家间共同体。日本曾经想要成为这个共同体的领导国家,现在看来,虽然还很强大、优秀,但日本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这个共同体如果能出现,领导国家一定是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日本、韩国能不能面对和接受这个现实。

这个共同体如果成真,不仅能够从根本上稳定东亚局势,发挥各国优势,在协作中促进各国发展,更重要的,这个共同体凭借其巨大的体量和软硬实力,将让世界认识到一个不同于西方的国家模式——基于有效治理而不是基于个人分立的国家模式。

至于个人对日本的心态,再出现很多像我这样的亲日派,看来不容易。毕竟新一代的人很难理解索尼、东芝、夏普、日立这些字眼在我们眼中曾经的高上大形象。新一代的人,可能更需要克制的,是对外交往中的自大狂妄,而不是我们这一辈人曾经的妄自菲薄。

新一代人的有利之处是他们有更多的机会直接接触日本和日本人,能够直接感受到日本社会的优秀所在,当然,也能感受到其不足之处。他们对日本的认识,将更加具体而饱满。毕竟,面对面的直接接触,比隔海相望,要真切多了。

我建议的心态是:从东亚领导国家的高度,对日本,抱着欣赏、合作的态度,重视远景,忽略小节,感受差异,但也洞察内在的一致。我们需要一种开放、豁达的大国心态。既然在现实和实力层面上中国已经取得了持久的压倒性优势,我们也没有理由在心理上还保持斤斤计较的弱者心态。

李子暘为铅笔经济研究社主编,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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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科斯对,还是周其仁对?]]>
kesi

本文共计2412字,建议阅读时间15分钟。

1959年,科斯提出了一个命题:“清楚的产权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中译见《生产的制度结构》,第73页)。

看上去,这个命题理所当然,无可质疑。交易的双方,当然要首先明确对各自物品的产权,然后才能谈得上交易。东西都说不清楚是谁的,如何交易呢,如何签订合约呢?

差不多50年后,2008年,周其仁应邀参加芝加哥大学“中国改革30年讨论会”。科斯特意嘱咐周其仁写一篇关于邓小平的文章。周其仁写了,但在文中,却对科斯的上述命题提出了质疑。

周其仁的观点,与其说是质疑,不如说是理论的发展。不过,毕竟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两人观点不一致,那么,到底是科斯对,还是周其仁对?

在文章中,周其仁讲述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包产到户的推行过程。这项至关重要的改革,改变了过去人民公社的土地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的制度,把土地承包给农民,农民承诺上缴一定产量,以此换取承包权。

这项改革当然是对人民公社制度的一种“破坏”,但是,虽然如此,“承包到户的土地,并没有改变‘集体所有制’的性质——它们还是公有的,只不过按照约定的条件交给农户使用而已。”

公有的土地,却由农户进行经营,并获取剩余。农户缴纳一定产量,换取承包权。这种制度,显然不符合科斯那条“清楚的产权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土地到底是谁的?土地上的产出,是谁的?承包权是所有权吗?没有所有权的各方,如果缔结合约呢?合约的价格,又是如何形成的?

这一连串的问题都难以得出清晰的答案。但这种模糊状态却并没有妨碍土地承包制的推行。而且,土地承包制确实在很短时间内解决了长期未能解决的吃饭问题,并让人民公社制度一去不复返。

写到这里,周其仁提出了对科斯命题的疑问:

中国的实践却提醒人们:恰恰是承包合约才界定出清楚的农民对土地的权利,因为在订立承包合约之前,作为集体成员的农户究竟对集体土地拥有何种权利,通常是模糊不清的。这是不是说,农户的产权反而是经由合约才得到界定的?

并给出了自己的结论:

合约缔结与产权界定根本就是不能分开的同一回事。合约可以经由再合约(re-contracted)得到调整,而经由合约不断界定的产权也就可以不断进一步明确其经济含义、并逐步提升产权的“强度”。

也就是说,在周其仁看来,原有的人民公社的集体土地制度下,土地产权是不清晰的。这种不清晰,确实导致了合约的难以达成,实践中就是农民无法确保自己的劳动成果归己,于是,大家都不干活,结果就是大家都贫穷。

土地承包制并没有改变土地公有的性质,但通过缔结合约,却让原来不清晰的产权清晰了一些。重要的是,两者是不能分开的一回事,意思是说,缔结合约就等于在清晰产权,同时,清晰产权的方法也正是缔结合约。

当然,土地承包制不是真正的土地私有制,在经济效率上也肯定不如土地私有制,虽然如此,我们不能否认土地承包制的改革意义。周其仁的贡献在于,他从产权理论的角度解释了土地承包制所以会发挥激励作用的制度原因:

随着承包私产和超越承包形成的私产不断由少增多、由弱变强,公有制成员不断扩大对外缔结合约的范围,循序渐进地积累起更多的私产,也进入更丰富多样的市场合约网络。这套经由合约界定出清晰产权的办法,从农业扩展到非农业、进而扩展到城市,奠定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基础。

显然,周其仁的理论更有说服力。可以说,周其仁深化了科斯的命题,加深了我们对产权理论的认识。

科斯的命题为市场交易规定了某种前提,其实市场交易并不需要这种前提。市场经济自身的发展可以提供这种前提。换句话说,这些前提是内生的,并不需要某种力量提前为市场经济做好准备。

市场经济这艘船,随时都可以启航,不管是否顺风。市场经济是顽强的野草,到处都会蔓生成长,没有温室照样存活。

市场经济这样的复杂自发秩序,其演变发育往往历经很长时间,很多过程难以察觉。观察者往往看不清楚起始的状况,于是就会把以后运转时的一些必备条件当作初始启动的必须,比如产权清晰。

中国改革开放所开启的市场化进程,发展异常迅速,在三十年的时间里完成了老牌市场经济国家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发展历程。这种迅疾的补课当然会带来一些问题,其中许多还很严重,但却有一个好处:让学者有机会对市场经济有更全面更深入的认识。

尤其是对于市场经济的前提,中国的发展实践告诉人们:要慎言市场经济必须某种前提。如果连清晰的产权都没有,人们都照样可以进行交易,缔结合约,并由此逐渐完善和清晰产权,那么,其他那些“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不是更禁不住推敲吗?

换句话说,深入研究中国改革的实践,很可能弥补其他国家学者的不足,看清以往难以察觉的盲区,让人们对市场经济的伟大和神奇有更深的认知。

周其仁也预料到了,类似土地承包制这种不彻底的改革,会遇到来自两方面的批评。一方面当然是来自左翼分子的,这很正常,不足为奇;但另一种批评却来自同样支持市场经济的人:

另一种批评认为,基于承包合约的产权改革远不如“全盘私有化”来得彻底和过瘾。这种批评则看轻了制度变迁所要付出的代价:只要过时的观念和既得利益缠住了相当多的人群,任何“激进和彻底的改革”都会寸步难行。

事实上,随着改革的推进和深化,后一种批评也许会越来越多。这种批评,其实是又一种“政治正确”。持这种意见的人,站在“全盘私有化”的制高点上,抨击实际中的局部、有限改进,但是,他们这种高调的结果却是,不但不能达到他们主张的“全盘私有化”,反而会让改革踟蹰不前,甚至停滞倒退。

社会的发展,从来都不是直线和简单的。人与人之间的分歧,也从来都不是正邪之争可以概括。更多的时候,是复杂的利益分歧和知识的不足。改革往往要借助妥协和过渡之计,但却绝不仅仅是妥协和过渡那么简单。对此,周其仁就说道:“非常实用主义的策略……包含着具有很高普适性的道理。”

那些拒绝深入研究现实问题,只一味追求理论纯粹性的人,经常用“虽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但我们的理论是正确的”来掩饰自己的懒惰和缺乏思维能力,但现在,周其仁的分析告诉他们,你们在现实中是无用的,在理论上却也是错误的。你们并不真正知道市场经济是怎么回事。

2011/6/7

李子暘为铅笔经济研究社主编,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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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如何看待“找关系”“走后门”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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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共计949字,建议阅读时间2分钟。

高英培有一段相声,其中的人物在买油条的时候,都要“找关系”。因为他认识炸油条的“徐姐”,“徐姐”特意给他炸了一个又大又好的油条,把同样买油条的其他人气得够呛,忍不住诅咒他得“噎膈”。

那个相声应该是1980年代的。到今天,你见过谁买油条还“拉关系”的吗?

不要说油条,现在绝大多数商品和服务,从汽车、家用电器,到服装、百货、食品,都是商家追着顾客推销。  过去,家里装个电话,要到处托人,要排队等待,还要看电信部门人员的脸色。现在,大街上到处都是手机店,拉门进去,电话电话卡带优惠套餐,随便你挑。商家千方百计地研究市场需求,琢磨消费心理,唯恐顾客不满意不掏钱。根本就不需要消费者再去“拉关系”“走后门”了。

所以,我不知道有些人为何说“找关系”普遍存在于全国。我的感觉是,“拉关系”只存在于少数行业和领域,在绝大多数市场,货币都已经取代了关系。你有钱,就够了,不必认识任何人。

以前春运火车票是“拉关系”的重灾区。我们提出的解决办法就是解除价格管制,让火车票涨价。为此和反对者争论了很多年。后来,铁路部门“曲线救国”,建设高铁,顺便把票价涨上去了。高铁车票价,比绿皮车高出不少。别以为这是成本造成的。这其实和成本无关。高铁建设的成本是沉没成本。运行中运载乘客的新增成本,没多少。

车票涨价的结果,大家都看到了。现在,某些热门线路的春运火车票可能还要设法拉关系才能买到,但绝大多数高铁车票都是只花钱就够了。

少数还需要消费者“拉关系”的行业,共同特点是存在价格管制。没有价格管制,任由价格自由涨落,人们就不必去拉关系。那时,只有买不起,没有买不到。买不到,可以拿着钱去求人拉关系,设法买到。买不起就没人管了。你拉关系,作揖说好话,商家也不会降价卖给你。当然,如果你家亲戚开的饭馆,免费让你吃一顿,那也是有的。但那是另一码事了。

可见,其他那些还需要拉关系、走后门的行业,比如医疗、教育,如果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也不会有别的办法,解除价格管制即可。当然,这个问题也并非那么简单。有时,为了照顾民意,或者避免其他不良政治后果,政府即使明知价格管制会造成各种问题,还是会维持价格管制。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价格管制之下,就会出现拉关系、走后门的现象。全世界都是如此,只不过具体情节各有不同而已。

李子暘为铅笔经济研究社主编,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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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俄罗斯人真的是“战斗民族”吗?]]>
zhandou

本文共计1996字,建议阅读时间8分钟。

中文网络上流传着一个说法:俄罗斯人彪悍勇猛,擅长打仗。大家半开玩笑半仰慕地把俄国人叫做“战斗民族”。

不知道其他国家是否也有这种说法,但至少那个写了著名的《战争论》的克劳塞维茨不会同意这个说法。对俄国军队中最凶悍的哥萨克骑兵,克劳塞维茨有的只是蔑视,认为他们根本就算不上“战士”。

克劳塞维茨是普鲁士职业军官,曾站在俄国一方参加反法战争。他对俄国士兵的蔑视,来自他参战的亲身经历。

拿破仑从莫斯科撤退的时候,哥萨克骑兵尾随追击,但他们只是在火枪射程以外远远跟着,并不紧追上前。等到有单个或少数法国兵掉了队,哥萨克骑兵就一拥而上,把掉队的士兵毫不留情地杀掉。屠杀场面之残忍,久经战阵的克劳塞维茨见了,都为之胆寒。

可是,如果撤退的法国军队不堪其扰,愤而停下来,回头和追上来的哥萨克人正经八百打一仗。哪怕法国军队的人数少得多,哥萨克骑兵也不敢上前,而是一哄而散。哥萨克人只是对弱者残忍,面对勇者,他们有的只是怯懦。

事实上,从沙俄时期开始,俄军就有逃兵众多的传统。一遇硬仗,俄国兵就会大批溜号儿。1854年俄国和英法的克里米亚战争中,两个哥萨克团对阵英国轻骑兵。哥萨克人被整齐有序冲来的英国骑兵吓坏了,不但不反击,反而转向对自己人开火,好夺路而逃。后来俄军大炮开火,打退了英军的进攻。到处逃窜的哥萨克人这时倒是反应奇快,立刻去抓捕阵亡英国骑兵留下来的马——拿去卖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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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这些事实以后,你可能就理解克劳塞维茨为什么对哥萨克人只有蔑视——可能你也同样蔑视了。不过且慢,虽然称俄国人为战斗民族有点滑稽,但实际上,俄国人的表现是自古以来人们在战斗、战争中的普遍表现,甚至动物也是类似的行为方式。克劳塞维茨推崇的那种战争才是特殊的打仗方式。

狮子猎捕野牛时,一定会冲向牛群中刚出生的小牛,跑不快的老牛,受过伤的弱牛。一定不会冲向其中最强壮的那一头。恃强凌弱、欺软怕硬,就算是齿尖爪利的狮子老虎,也是这么办的。

现代人印象里,原始社会的人都很凶残。是的,原始社会的人嗜血成性,惯于屠杀和劫掠,但也正因为如此,面对同样凶残的其他人,如何避开随时到来的伤害,如何保全自己,活下去,就成了原始人的头等大事。因此,原始人的习惯是,恃强凌弱,以多打少,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最重要的是活下去,明天接着再打。这才是自古以来的战斗方式。

所以,原始人之间,个体或者少数人之间的残杀,经常发生,但人数众多的大规模冲突却并不像后世的战争那么激烈。部落间的大规模冲突,是高度礼仪性的。大家往往先是大声叫骂,然后比赛舞蹈,然后,各方会派出一个人或几个人厮杀。一旦这几个人之间决出胜负,败的一方就一哄而散了。

那种双方大量人员之间的殊死拼杀,几乎不会发生。那种战斗可能带来的巨大损失,谁也承担不起。一个部落如果突然死掉大量男性,不管胜负,结局都只能是被其他部落无情吞并。

克劳塞维茨及其《战争论》推崇的战争方式,起源于古希腊。这种战争,主张“决战”,意为不惜牺牲也要达成战斗目标,或者是占领一个地方,或者是守住一个地方,或者是大量杀伤敌人。温泉关战役就是典型例子。那种视死如归、坚持到最后一人的作战方式很“现代”。

19世纪希腊开始民族独立战争时,诗人拜伦等西方人前往希腊支援。他们原以为会在希腊看到古希腊人的勇士精神,可是,他们看到的只是散漫随便、不守纪律、抢劫贿赂的希腊人。他们根本不会战斗到最后一人,最好一开战就逃跑。那些西方人回到欧洲时,带着深深的憎恨和厌恶。

古希腊真正的继承者是西欧人。这种战争方式强调纪律,在士兵遵守纪律的条件下运用各种复杂战术,把军人培养成和民众截然不同的另一种人——荣誉感强、愿意牺牲、服从命令、团队感强,等等。

严格的纪律带来严密的组织,让士兵对战友的行动有高度稳定的预期,或者说有高度的信任。这个高度的信任非常重要。他确定,自己冲锋时,战友会和他一起冲。不会出现他一个人冲上去了,回头一看,咦?其他人怎么没跟上来?哥萨克们之所以不敢和法军正面交锋,就是因为他们知道战友都是遇强就逃的。既然如此,只有傻子才会冲上去和大量敌人正面交锋。

所以军队要做枯燥的队列训练,要把被子叠得方方正正,要遵守各种看上去毫无必要的严格规定,目的不在这些事情本身,而在于树立士兵对指挥命令的绝对服从。这样才能把老百姓变成士兵。这种士兵组成的军队,和传统的军队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能完成特定的任务。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企业更接近现代军队。企业的存在,就是为了把人组织起来,搭建有效的人际协作体系,完成特定的任务。因此,管理企业面对的主要问题就是,怎样在员工之间建立起稳定的预期和高度的信任,让他们可以放心大胆地全身心投入。

明天新产品要上市。还有一些工作没有完成。某员工准备连夜加班,可别人都下班回家了,根本没人和他配合。他还会去熬夜加班么?这个公司还能“打硬仗”吗?

至于到底怎么在公司里成功搭建彼此高度信任的协同结构,那就有待各位企业家各显神通了。

李子暘为铅笔经济研究社主编,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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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我是怎么改变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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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共计1376字,建议阅读时间3分钟。

用经济学思维解释——不是解决——现实问题。这个认识并没有变。当然,其他方面确实有变化。这几年最大的转变,半开玩笑地说就是,我从右狗变成了五毛。

之所以变化,最大的原因就是认识到中国现实的经济和社会的长足发展。早些年,我写过很多文章,从自由市场经济的角度批评中国的多项政策。但批评来批评去,我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这个国家犯了那么多错误,可为什么经济一直在高速增长呢?没人否认中国有很多错误政策,但正如张五常所说:中国一定做对了什么。

对中国的经济成就,常见的有两种看法。

一是认为这种增长不过是落实自由市场经济的结果。没有什么特殊的中国模式。中国要做的,就是继续把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贯彻到底。

对这种看法,我看到的一位外国学者说得很好。他说,类似的说法对中国人说,还有人信。到国际上说,是没人信的。因为大家看到很多国家——比如俄罗斯,在贯彻落实自由市场经济上比中国人要坚决得多,但他们的发展和中国完全无法相比。政治剧变后,俄国人对西方人,简直就像小学生对老师那样言听计从。西方经济学家说什么,俄国人就怎么办,唯恐办得不到位不彻底。但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俄罗斯现在 GDP 相当于中国广东一个省。

另一种看法则认为中国三十多年的经济增长没什么了不起的。撞大运而已,纯属偶然,不必夸大。

有一次,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调节家庭纠纷类的节目。一个老头儿,儿子工作忙——好像也不太孝顺,不能照顾他。老头儿雇了一个保姆,多年伺候老头儿,有二十多年了吧。关系处得很好。老头儿写下遗嘱,死后把他的房子留给保姆而不是儿子。儿子当然大为不满,对父亲和其他人说,那保姆对老人好,都是假的,就是为了图老人那套房。

老头儿回答的话,精彩极了。老头儿说:就算是假的,就算保姆想要图点什么,伺候我二十多年了,尽心尽力,假的也成真的了。

是啊,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毕竟三十多年快四十年了。就算是撞大运,就算是蒙的,和真实的发展,又有什么区别呢?

再说,如果蒙能蒙出三四十年的发展,世界上那么多国家地区。联合国啊,世界银行啊,随便找个地方再蒙蒙试试呗,看看能不能再弄出一个三四十年的持续经济高速增长来。

所以,我认为上述两种看法都是不足取的。甚至可以说,这两种态度都不是科学的分析,而是意识形态的宣传和发泄。

对中国经济发展这个巨大的现实,需要严肃的、科学的解释。在这个领域,有大量的问题有待研究。而我现在学到的经济学知识,不足以解释这些问题。因此,我无法再继续抱持现有的理论去解释世界——除非自欺欺人。

更重要的是,总结归纳中国的发展经验,很可能给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全新的经济社会发展思路。曾经被隆重推荐的华盛顿共识,实际效果很差,差到令人尴尬。解决世界贫困问题,需要更有效的经济发展理论。在这方面,成就巨大的中国,不必妄自菲薄。

这一番思想变化,对我个人最大的影响是,帮助我找到了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我不是专业经济学研究者,研究力很不足,但我仍然愿意班门弄斧地尝试着去解释这种重大问题。外行当然有很大劣势,但外行也有一点点优势,那就是因为不是学术名利场中人,我不在乎打破现有的理论框架,不在乎因此失去的学术收益——本来也没有,所以机会成本很低。

更大的好消息是,赞同、支持我的人,比我想象的要多得多。毕竟,很多人都亲身感受到了中国巨大的现实变化。他们和我有着同样或类似的疑问和困惑。在这条知识的探索之路上,已经有不少同行者了。

李子暘为铅笔经济研究社主编,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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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中国为何成了支持全球化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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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共计1022字,建议阅读时间3分钟。

最近的世界经济格局很奇怪,英国脱欧、美国退出TPP,很多国家民间都爆发了反全球化运动。而像中国这种发展中国家反倒成了全球化的中坚力量,在中国,几乎看不到反全球化的主张。

按说,在全球化中,中国很多产业尚处于低端,赚的是小钱。大头儿都被其他国家的人赚走了,比如苹果手机虽然在中国生产,但中国人只得到很小的利润。大部分利润都被美国人拿走了。虽然如此,尽管一些无良文人在中国也竭力渲染全球化的可怕,希望挑起人们反全球化的情绪。但根本没用。中国人对全球化,很欢迎。

我认为,其中的原因在于,全球化虽然是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但人们是否支持全球化,和国家治理密切相关。

特朗普成了美国总统以后,美国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美国这个国家,再次有人治理了。奥巴马的八年,美国几乎处于无人治理的状态。在国家重大事务上,奥巴马束手无策,无所作为。可能有人喜欢这种状态。但从美国社会现实来说,无人治理导致的社会问题,可不少。特朗普的政策,我并不全支持,但我支持他积极治理国家的负责任的态度。这也是我看好美国下一步发展的主要原因。

全球化能深化分工,提高人们的协作水平,增进效率。这都没错。但人们往往忽略的是,全球化要发挥作用,恰恰要求各国在国内提供相应的有效治理。全球化不是各国政府放弃治理就会自然而然地发挥作用。有很多重大的社会问题,必须也只能在国家层面上处理。不能指望着全球化自动解决这些问题。比如国家内部的财政平衡、良好的社会秩序和安全环境、稳定的货币、有效的进出口政策、符合趋势的产业政策、对各种利益集团的制衡和控制、良好的投资环境、基础教育、基础科研等等。只有政府把这些事情做好了,国家才能以有利的状态投入到全球化之中,充分获取全球化的收益,避免全球化的副作用。

中国政府大致做到了上述要求。因此,中国的企业、劳工、消费者,是在比较有利的条件下参与全球化的,也就因此在全球化中获利丰厚。

相比之下,许多国家都没能达到上述要求。这时,全球化到来,会把他们国内的这些弊端放大,引发众多社会问题。问题的根源其实在本国治理上,但人们表面上看到的,却是全球化影响、破坏了他们的个人生活。他们当然就起而反对全球化了。

所以,虽然中国在很多全球产业分布上并非出于高端,赚取到的利润,暂时也很有限。但因为国家治理结构的完善,中国通过全球化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和好处。面对实实在在的收益,中国人当然不会反对全球化了,加之中国经济体量庞大,于是,中国就成了支持全球化的中坚力量。

李子暘为铅笔经济研究社主编,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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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中国人有理由对未来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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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共计1939字,建议阅读时间5分钟。

我是在1990年代上大学的。班里有日本留学生。毕业后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前两年我们聊天时曾经感叹道:上学的时候,谁能想到今天中国日本的实力对比呢?当时国际上最亲华、对中国最友好最乐观的人,也想象不到中国今日的成就。说中国会超过日本,是绝对不会有人相信的。倒是会有一大帮人嘲笑你。可事实是,到了今天,中国不但超过了日本,而且超过之远,距离之大,以至于日本已经完全不指望再反超中国了。进步之大,超出了全世界所有人最大胆的想象。

并且,中国的进步,绝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中国人的精神面貌、中国社会的文明程度、中国政府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能力,都比几十年前强得太多太多。

换个角度说,中国曾经经历过统一王朝崩溃以后的大混乱。汉朝之后的魏晋南北朝。安史之乱开启的唐末乱局一直到五代十国。都是在经过两三百年的大混乱大惨痛之后,国家才恢复了和平和统一。清末以来中国的局面,用李鸿章的话来说,是“两千年未有之变局”。但这个两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只用了150年左右就走出来了。我们比祖宗们能干得多。

前几年有人说“中华民族崛起指数”,给了个没完成的百分数,招致一片嘲笑。今天我想说的是,中华民族已经完成了重新崛起。就算从今天开始中国经济停止增长了,重新崛起的任务也已经完成了。今人的成就,足以告慰先人了。

从个人生活的微观层面来说,我出生在1970年代,家庭算是普通城市居民水平。当然算不上富裕,但好在没怎么被贫穷刺激过。我小时候,家里有私人汽车这事儿,连理想中都不曾有过。那时顶多想有个彩电冰箱什么的,彩电还就是平面直角21遥之类的货色。到了今天,家里有汽车,已经无法拿出来炫耀了。想要炫富,恐怕得有一线城市的别墅。

说到这里,想起二总的一件往事。我们刚进大学时,头一个月里,他老人家念念叨叨地反复说:过些日子我有笔大开销。过些日子我有笔大开销……看上去很上心的样子。什么事儿啊?一问,原来他女朋友“十一”要来北京看他。他要请女朋友去王府井麦当劳吃一顿。

前些日子我们聚会吃饭时。二总发话了,以后聚餐找地儿,人均三百元以下的,甭去。

我认为,这些巨大的、惊人的发展进步,才是我们这个国家在这个时代的“主旋律”。思考、讨论社会问题时,不必时时念叨这个主旋律,但不能无视或者忽略它。

中国现在当然还有很多问题,有很多缺陷和不足,有的还很严重,但对照这个主旋律,我们就会意识到,那些问题其实并不像表面上看的那么严重。这些问题要努力去解决,有的还很难解决,但为了这些问题而高度焦虑、愁眉不展,认为局面很危险,完全多余。

想象一下,我们返回到1973年石油危机的时候。打开报纸,看到报道说,石油价格暴涨数倍。西方各国陷入深深危机。美国人为了给汽车加油,不得不排大队,美国人民纷纷抱怨政府的无能和失败,说美国这个国家要完蛋了,云云。

 

看到这些消息的1973年的中国人会怎么想呢?如果是我,会感到很辛酸。看看人家美国人着的是什么急?!着的是汽车加不上油的急!看看我,着的是什么急?着的是买不到肥肉的急(现在年轻人可能都不知道,那时候人买肉,尽量要肥的),着的是一家老小挤在一间小屋里的急。着的是晚去一点儿豆腐就卖没了的急。汽车?我连个自行车都买不起。老天爷啊,什么时候让我也着着汽车的急吧。

时光穿梭。咔嚓一下,现在的中国人也开始着汽车的急了。摇不上号,大堵车,没地方停车,被修车的人骗钱,被警察罚钱,和别的司机在路上打起来了……真是心想事成啊。

今天困扰我们中国人的很多问题,雾霾啊,堵车啊,食品安全啊,转基因之争啊,地铁里有人打架啊,爱国愤青砸店啊,有人在街上随地吐痰在电影院大声说话看手机干扰他人啊,可能会让一些人对中国深感忧虑,认为这简直是国将不国,但在不少其他国家人看来,这算什么事儿啊。你们中国还有没有像样的新闻啊……

旧问题解决以后,一定会接着产生新问题。再快的进步,再美好的社会,也是如此。但是,旧问题新问题,说起来都是问题,可大不一样啊。堵车的焦虑,和没钱给孩子买鞋只好让孩子打赤脚的焦虑,都是焦虑;同事在办公室吸烟,你很气愤;同事们给你开批斗会,你被迫喷气式撅着,你很气愤。都是气愤。但那能一样吗?

除此以外,我想,怀疑中国是否进步的另一个原因是,你是通过什么理论视角看中国的?如果通过是否有一人一票的全国普选、是否可以用Google、Facebook,是否可以公开大骂国家领导人来看,中国好像确实没什么进步,反而有退步。但问题是:这些指标真的那么重要吗?真是是衡量国家进步与否的唯一标准吗?会不会存在另外一套标准,在那个标准下,中国各方面都很领先。因此,中国才取得了如此长足的进步。

不少朋友都说我很乐观——乐观得过头了。可能是吧。但是,生活在今天的中国,我实在找不到悲观的理由。无论是纵向和本国历史比,还是横向和其他国家比,我对自己生逢时代的运气之好,简直不敢相信。

李子暘为铅笔经济研究社主编,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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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如何提高写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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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共计1803字,建议阅读时间5分钟。

目前我对我自己的文章,也还远不满意。凝练、清晰是我想要努力达到的目标。现在还差得很远。

不过,和我以前写的文章相比,倒是距离这个目标近了一些。这其中需要注意的地方,可以跟大家聊一聊。

诗歌散文等抒情性的文字,我不大会,就别说了。说说普通的有内容的文章吧。总的原则就是尽量化繁为简,力避故弄玄虚、玩弄辞藻。

具体来说,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能用短句子的,绝不用长句子。我看过很多翻译书,受到欧式长句子的影响,以前写文章就爱写长句子,后来越来越觉得矫情可憎,遂主动纠正。意思太复杂,只能用长句子表达的,就拆成几个短句子。

不用长句子的另一个原因是,汉语的语法结构不太适合用长句子。很多欧洲语言都有那种联结介词,可以把句子说得很长,且结构清晰。听者并不会糊涂。但汉语不同。说得太长,不但听者容易糊涂,最糟糕的是,弄不好作者自己也糊涂了。结果,长句子成了掩盖作者思维混乱的工具。

二、时时刻刻注意句子的主语是什么。很多句子的主语都可以省略,但省略不等于没有。写文章时,对每一句话的主语都要心中有数。不清楚就停下来想想。想清楚了再继续写。如果可能引起读者的误会,就不要省略主语。

我作图书编辑审读书稿的时候,发现很多作者在这方面犯错误。比如下面这个常见的语法错误,就是因为主语被弄错了。

“由于情况变化,让他改变了观点”。

这句话的正确表达法应该是:“由于情况变化,他改变了观点”,或者,“情况变化让他改变了观点”。

前一个正确句子里,“他”是主语;后一个正确句子里,“情况变化”是主语。但在那个错误句子里,实际上不知道哪个是主语。

时时明确主语,在写关于社会问题的文章时,尤为重要。很多糊涂的观点,都是通过主语缺失的句子表达出来的。追问那句子的主语,其中谬论就不驳自倒了。

比如,有人写文章,呼吁“要给男性也提供产假”。这句话的主语是什么呢?谁应该给男性提供产假呢?企业还是政府?主语明确,他就要解释为什么企业和政府要做这件事,钱从哪里来,后果是否可承受等一系列棘手问题。主语缺失,他也就不必讨论这些棘手问题,只要大声呼吁就好了。

三、可用可不用的虚词,尽量删去。这是一个老编辑给我介绍的经验,诸如而且、但是、虽然、于是,那么等等虚词,写完了你可以读一下,如果去掉以后不影响句子的含义,就坚决去掉。这些虚词多了,文章就啰里啰嗦,矫揉造作,整体节奏被破坏。这个问题曾经长期困扰我。现在我也不敢说已经完全解决。你知道,我们北京人说话很啰嗦,如果录下来听,其中有很多不必要的零碎。写作时如果不能改变这种口语习惯,是很大的问题。

使用微博可能帮助我解决了一些这方面的问题。140字所限,写多了要删,就只好先把这些虚词删掉。删得多了,写作习惯也跟着变了。不过微博现在可以超过140字了……

四、直接简单地表达意思。写文章是为了表达某种含义,遣词造句就以尽量简单、清晰、直接地解释这个含义为目的,避免任何作态。要表达的,就是那些文字通常的含义。除了开玩笑,不必使用任何旁敲侧击、指桑骂槐、话里有话等花招。一言以蔽之,三十六计,一技都不要用。

有人写文章,是那种“当众写日记”的样子,目的不是为了表达含义,目的在于树立、彰显自己的某种形象。经常使用类似“兄弟我在英国的时候”这样的言辞。这种做法偶尔玩玩,还问题不大,但热衷于此乐此不疲,就很无聊了。并且,通过摆出某种姿态寻找优越感,也往往无效。这年头儿,大家都见多识广,能唬得住谁呢?不如老老实实地说你想说的话。

年纪大的人更容易做到文字简朴,很可能是因为年轻时也玩过这些小花招,玩过了,觉得没意思,也就不玩了。年轻人还没怎么玩过,一开始就想文字老成持重,也难。所以,和其他许多问题一样,允许年轻人犯错误。有些错误,年轻时犯犯,还更好。总比老了才想起玩不正经,要好。

五、学习一些古文。古文的特点是高度简洁。在文章中适当地——千万不要滥用——点缀一些古文的表达法,使用成语什么的,可以增加文章的节奏变化。同时,尽量不要使用刚刚出现的网络流行语——暂时让那些流行语留在口头上吧。文章写出来,以后也要看的。随便地使用流行新词,一个是显得很低级,再有,日后那些流行词很可能消失。那时再读你的文章,还要加注解。

最后要说的一点是,写文章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个熟练工种。写多了,反复修改研习,就越写越顺。相反,就算是作家,如果长时间不动笔,重新恢复写作时,也会感到生疏。所谓语感,就是要靠多读多写才能培养和强化。

李子暘为铅笔经济研究社主编,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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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生于中国,活在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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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共计1733字,建议阅读时间5分钟。

投胎到当代中国,我不敢说一定是最好的,但应该算是幸运的。首先,按概率来说,投胎投到那些不如中国的地方,可能性更大。其次,人这种动物,很难伺候,并不是投胎到比中国富裕的国家就满足了。经济学上有一条规律叫作“边际效应递减”,简单来说就是无论什么好东西,给你多了,你也烦。法拉利是豪车,让你天天开,你还能天天在车里狂笑么?别墅不错。可世界上住别墅的人很多,他们的生活就是童话里王子和公主幸福地在一起的故事吗?罗素说过:幸福的根源是参次不齐。我的理解就是,对人的生活来说,充实最重要。闲愁最苦。

北欧国家的静态生活水平指标一直很高,也不打仗,国内政治也很开放,但自杀率很高。有些人可能会不理解那种有车有房可以随便上网的生活,为什么不好好珍惜,而要自杀。但其实,一个人没有生活目标,没了值得追求的东西,就算他现有的生活水平再高,也无异于行尸走肉。情感愚钝的人也就算了,没心没肺过一生。偏偏北欧人文化又很发达,爱弄个诗歌戏剧什么的,对人生经常反思,老要追问人生的终极意义,很敏感,可又无力改变“没有追求目标”的生活,加之漫长的极夜,人口稀少,找不到人一起打麻将。无聊之下,一死了之,并不奇怪。

相比之下,中国虽然人均生活水平离发达国家还有相当距离,社会也有种种急需改进之处,但这是一个快速变化、令人眼花缭乱的国家。这种快速变化,一方面很容易让人焦虑,担心自己被时代落下,但同时也激发了很多人的梦想和干劲。大家没有认命,相信自己的生活还有各种可能性。换句话说,还有很多值得追求的目标,大家都急着要做许多事。

从能够提供充实人生的角度说,现在世界上比中国更好的地方,我认为,不多。

很多人出于对中国现状的不满,总幻想若能生于其他国家或者其他时代能享受更好的生活。但这种幻想隐含了一个条件,就是是他穿越过去之后,就会成为那个社会的上等阶层,于是就可以尽享他在书中看到的那个社会的种种好处。可这个概率其实并不大。

比如我觉得十九世纪的英国不错。但那个不错是假设我是当时英国的白种新教男性,受过良好教育,也就是个绅士吧。但更可能的是,我穿越过去之后发现自己不过是个工人,要在烟雾缭绕的工厂中辛苦地工作。同样是工人,十九世纪英国的工人,可比今天中国的工人艰辛多了。问题是,谁能保证我穿越过去,就是个绅士而不是个工人呢?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我只是个普通人。按这个概率,如果我选择穿越到其他社会,也应该按照普通人的处境去考虑。

从普通人的角度来看,今天的中国社会,挺好。论普通人的生活,比今天的中国,更充实、更宜居、更丰富的,肯定有,但也肯定不多。既然如此,我就不冒险选择其他社会了。就在这里吧。并且,虽然我都四十多了,但仍然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去干,我的生活还远远没有被固定。

我曾经想写一篇文章,主题就是说说我是一分子的七十年代人——后来拖延症发作,就没写。我觉得,虽然我们早就步入中年青春不再了,但这一代人其实是很“幸运”的一代人。

七十年代人体验过物资匮乏时代的生活,然后就是节节高的生活改善。当然,因人而异,有快有慢,但可以说所有人的生活水平都大大提高根本改善了,八十年代以后的人就基本没有体验过物资匮乏是什么滋味了。比如我小时候,对很多东西都盼望。但家里没有条件买给我。偶尔买一两件,我会非常高兴非常珍惜。现在我的孩子则是,给他们买礼物,很头疼。不是没有钱,而是不知道买什么。买什么都无法让他们特别高兴。当然,买个别墅或私人飞机可能效果不错。但不说这些离谱的,消费级的衣食玩具、图书礼品、电子产品,对他们来说,都毫不稀奇,更不值得珍惜了。

因为经历过物资匮乏时代,我就对后来的经济成就特别知足。我知道,生活原本完全可能不是这样的,可能远远不如现在。

幸福感、满足感往往要在相对比较中才能凸显出来。一个人通过奋斗,成为同龄人第一批购买汽车的人。另一个人生下来家里就有汽车。他们都拥有私人汽车。但前者因为汽车而带来的满足感、成就感要高得多。后者可能要确立更高的目标才能得到类似的满足感了,比如有能力购买私人游艇或者私人飞机。

所以我想,是不是七十年代这种略略经受过一些苦难,但也不太多,然后生活节节高的人生,才是最有意思的人生。因此,虽然脸上皱纹比人家多很多,但我也不怎么羡慕后来那些小年轻儿。

李子暘为铅笔经济研究社主编,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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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如何学习经济学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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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共计1705字,建议阅读时间5分钟。

对于如何学习经济学,我有一个坏消息,也有一个好消息。

坏消息是,没有什么学习经济学的快速入门法。或者说,即使有,我也不知道。学习经济学,实际上是一个思维方式大转换的过程。这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花费不少时间。

好消息是,虽然学科分类上经济学被划入社会科学,但实际上理工科的思维方式更容易接受经济学。文科生的思维方式,是离经济学是最远的。我的个人经验是,向理工科出身的人解释经济问题,他们接受起来很快。即使有分歧,大家也能很快明确分歧在哪里。而向文科出身的人解释,就很费劲,乃至完全说不通,并且,大家越说越糊涂,离题万里。遇上暴脾气,还会闹个不欢而散。

理工科的思维方式,讲究逻辑,重视证据,排斥个人主观感受对观点的影响,思维是环环相扣成链条的,不是随意飞跃的。经济学差不多也是这种思维方式。所以,理工科出身的人,学习经济学时,会比较容易。

说到学习方法,我有下列具体建议:

一、肯定是要下功夫精读一些书的。现在,很多人对经济学也有兴趣,但只是在媒体上看各种评论文章,甚至只看140字的微博。不肯花功夫去系统地读书。这是根本不够的。要知道,经济学家的观点,虽然底层高度一致,但在具体问题分析这个表面上可是分歧巨大。外行只去看这些表面,往往无所适从,越看越糊涂。

系统地读基础的书,能够让你理解经济学家底层的一致意见。在了解了这些一致以后,你才能理解经济学家具体分析的分歧何在,并能做出自己的判断。

在经济学方面,国外有很多高水平高质量的书,比如《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诡辩与真相》。不过,这些书好是好,但毕竟是谈外国的事,中国人读了,总有隔膜感。我总希望能看到用中国的事实系统讲述经济学道理的书,那样读起来会很亲切,印象深刻,并且容易举一反三,解释更多的现实。

除了书以外,薛兆丰老师在“得到”开设的专栏,我大力推荐。实际上,当初我就是读薛老师网上的文章,对经济学产生了兴趣,并打下了基础。虽然没交过学费,没行过拜师礼,但薛老师是我地地道道的老师。通过“得到”的这个专栏开始学经济学,是个很正宗、很扎实的开始,并且,对学习者的起点要求不高。

二、学而不思则罔。光读书,不思考,读了也不明白。读书的同时,要结合身边的现实问题,反复思考,把书中的道理和现实结合起来,多思考“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不是那样?”“他们为什么这么干?”“有没有更好的替代办法?”“替代办法的利弊是什么?”

如果你有机会从事实际的商业经营活动,那么,结合现实思考的机会会多得多。我有一些朋友,并没有读过太多经济学的书——他们忙于创业赚钱,没那么多时间读书。但因为勤于思考,读的不多的几本书,他们领会很深。对经济学的理解,相比那些空读书、死读书的人,要正确深刻得多。

生活在中国的好处之一就是,这里的经济现象很丰富,很复杂,非常值得观察和研究。相反,在那些地广人稀的地方,就算是发达国家,商业往来没那么频繁,可供观察的经济现象也就没那么丰富。张五常的《卖橘者说》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只有在香港那种密集的商业环境中,才能发现那种预想不同的价格现象。

三、要敢说敢写。习得了某个观点以后,能不能用自己的语言再表达出来,这是考验你是否真理解的重要指标。所以,在学习过程中,有了心得,不妨拿出键盘敲敲,记下来,贴出去。如果能有几个朋友一起学,最好不过。大家可以互相交流,互相批判。敲键盘和互相批判的过程,是重要的深化学习的过程。一个经济学观点,你学了,结合现实写出来了,和其他人反复讨论过了,那才是充分理解了。再往后,就是在现实中熟练运用了。用对了,钱就来了。

以上三个过程,要坚持相当长的时间。至少要三五年吧。前面说了,学习经济学的过程,是个思维方式大转换的过程。但这个思维方式大转换,不是像变魔术那样一下子就可以完成的,而正是通过对一个个观点的理解掌握而逐渐完成的。你理解了足够多的经济学观点,也就同时完成了这种思维大转换。

有强烈的学习热情,很好——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但要想学习成功,就要冷静下来,开始并坚持平凡的日常功课——为伊消得人憔悴。王国维说得一点也不错,如果你日后学有所成,回头去看,会觉得也没什么嘛,看上去好像很容易。

但这个“很容易”,其实也并不容易。

李子暘为铅笔经济研究社主编,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推荐作者的新书《经济学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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