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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线城市在全世界物色人才 <wbr> <wbr>| <wbr> <wbr>广东吸引外国专家最多

  2017年9月11日,全球化智库(CCG)与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在北京总部发布《中国区域国际人才竞争力报告(2017)》蓝皮书。报告称,中国区域国际人才竞争力呈三个梯队分布,整体水平亟待提高。广东成为引进外国专家最多的省份,并在国际人才创新方面表现最佳。不少一线城市已经开始把眼光放大至世界范围内选拔人才。

中国一线城市在全世界物色人才 <wbr> <wbr>| <wbr> <wbr>广东吸引外国专家最多

  报告称,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全球人才竞争并未停止,而是进入了由人才流动向人才回流的竞争新时期。报告分析发现,当前中国国际人才竞争力总体水平不高,得分第一的上海竞争力指数也仅刚过及格线,中国国际人才比例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人才流失情况严重;在国际人才规模上,最后一名山西与第一名上海差距悬殊;当前来华留学生主要集中在北京和上海,“马太效应”影响明显;广东成为引进外国专家最多的省份,并在国际人才创新方面表现最佳。同时,江苏、广东、上海等国际人才集聚区域的国际人才职业结构相对较好,而北京得分较低,排在第24位。但在政策方面,北京和江苏、浙江、上海、广东、福建等东部沿海地区的国际人才政策创新正在形成追赶之势,区域国际人才竞争正在取得新的发展和突破。

  蓝皮书还从不同角度对区域国际人才竞争力进行了分析,包括代表性区域分析(北京、上海、广东、四川),国际人才专类分析(来华留学生、来华工作境外专家),中关村人才管理改革试验区国际人才发展经验,以及围绕创新集聚区域国际人才集中突破、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发展和国际人才合作组织方面的政策建议。

  针对调研中发现的限制和问题,蓝皮书提出五点建议:一要进一步加强引进国际人才顶层设计的落实工作,设立专门的国际人才管理机构;二要加大操作层面的政策突破力度,国家创新区域应持续发挥创新引领与先行先试的示范带头作用;三要持续推动示范区国际人才政策在全国范围的推广,积极探索城市群国际高端人才的共享模式;四要进一步加强城市软实力建设,从自然环境、城市文明和生活配套方面提升区域国际人才竞争力水平;五要建立国际人才合作组织,打造国际人才协调服务专业平台。

  蓝皮书由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CCG主任王辉耀主编,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和CCG合作编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王辉耀博士、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在发布会致辞,CCG研究一部总监李庆对蓝皮书进行了发布。


文章选自中国青年网,2017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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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中国对外投资最新形势如何 这篇文章帮你全盘掌握]]>
    2017年以来我国对外投资出现什么迹象?影响当前投资趋势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哪些地方是对外投资的潜力之地?对美投资空间在哪里?企业对外投资要防范哪些风险?本文为你一一解读。

中国对外投资最新形势如何 <wbr>这篇文章帮你全盘掌握

本文根据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在国务院参事室主办,CCG承办的“中国企业走出去50人论坛”上的演讲实录整理: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曾连续多年大幅增长。继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实现历史性的突破之后,2016年继续大幅增长。2015年流量位列全球第二,仅在美国之后,并超过了同期吸引外资水平,同时与美国的双边投资关系发生逆转,对美投资首次超过了美国对华投资。2016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1832亿美元,连续第二年位列世界第二,其中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1701亿美元,同比大幅增长44.1%,投资覆盖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历史数据来看,2003年至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连续13年增长,年均增长速度高达35.9%。

    反观全球投资的大环境,2016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失去了增长动能,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数据,2016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入量较2015年下降2%。同期,美国的对外投资流量也出现下滑,下降1%至2990亿美元。发展中亚洲地区中国以外的其他次区域和主要对外投资经济体的流出量也大幅下降。在此形势下,中国的对外投资逆势上扬。贸发会议预计,由于主要地区经济增长预期向好、贸易复苏以及企业利润上升,2017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将增长5%,达到1.8万亿美元。

    2017年以来我国对外投资出现放缓迹象。从2017年前5个月情况来看,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345.9亿美元,同比下降53%,降幅较大。但是,全年来看,个别的大额投资可能推高2017年的对外投资总额。例如,2017年6月8日,中国化工集团宣布已完成对瑞士农业公司先正达高达430亿美元收购的交割,创下中企海外单笔收购金额最高纪录。

影响当前投资趋势的主要因素

    当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放缓,主要原因包括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其他国家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一些发达国家对中国投资的限制,以及我国相关部门加强了对非理性对外投资的监管,采取措施来降低境外投资风险、规范市场并鼓励对实体经济和新兴产业的投资。

    相关部门针对一些非理性对外投资加强监管。

    近年来,国家监管部门颁布了一系列与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相关的政策规定, 大幅度地简化了境外投资的政府审批程序和外汇操作流程。在这一系列规定及政策的鼓励下, 中国企业境外投资项目的数量和规模迅速扩大, 人民币购汇的需求量也不断上涨。但是,有些投资者以境外投资之名进行非法资金跨境转移、外汇套利, 对此,监管部门开始逐步收紧对境外投资的管控。

    2016年12月6日,国家发改委、商务部、人民银行、外汇局等四部门负责人,就当前对外投资形势下中国相关部门将加强对外投资监管答记者问。四部门表示,支持国内有能力、有条件的企业开展真实合规的对外投资活动,参与“一带一路”共同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促进国内经济转型升级。同时,监管部门也密切关注近期在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领域出现的一些非理性对外投资的倾向,以及大额非主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对外投资、“母小子大”、“快设快出”等类型对外投资中存在的风险隐患,建议有关企业审慎决策。

    2017年1月7日,国资委发布了《中央企业境外投资监督管理办法》,规定中央企业境外投资必须符合企业发展战略和国际化经营规划,坚持聚焦主业,原则上不得在境外从事非主业投资。确需开展非主业投资的,应报国资委同意后采取与具有相关主业优势的中央企业合作的方式开展。这一要求主要是为指导中央企业始终坚持立足主业发挥比较优势,提高走出去的核心竞争力,防止企业随意涉足非主业领域带来的境外投资经营风险。”

    2017年1月26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完善真实合规性审核的通知》,加强境外直接投资真实性、合规性审核。境内机构办理境外直接投资登记和资金汇出手续时,除应按规定提交相关审核材料外,还应向银行说明投资资金来源与资金用途(使用计划)情况,提供董事会决议(或合伙人决议)、合同或其他真实性证明材料。

    因此,虽然今年来中国对外投资放缓,但投资质量却会提高。

“一带一路”沿线是中国对外投资的潜力之地

    今年5月14-15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成功举办,达成了涵盖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5大类,共76大项、270多项具体成果。

    在论坛举办前夕,全球化智库发布了《“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共赢方案及实现路径》,我在报告中提出了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共赢的20条路径建议。包括:加快动员企业和资本力量参与,建立“一带一路”国际企业合作机制,打造国际资金池;考虑建立一个“一带一路”国际委员会,建立“一带一路”全球治理、区域治理的新秩序;把“一带一路”年会放到不同国家去举办;在联合国已经发文表示支持“一带一路”的情况下,在联合国设立“一带一路”工作委员会,同时还要加强和联合国现有机构的合作;大力发展“一带一路”跨境电商,建设“数字丝绸之路”;等等。

    政府层面的沟通十分重要,但“一带一路”建设成败决定性的因素其实是企业的参与度。要动员企业和资本投资“一带一路”,并为各方投资创造有利条件。“一带一路”沿线有巨大的投资需求和潜力,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的投资还将持续升温。在“一带一路”下,我们要努力打开国有企业跟民营企业联手进行海外投资新的局面。

当前是投资美国的机遇期

    目前中美投资呈现良好发展态势。美国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CUSCR) 的报告《双行道:中美双边直接投资趋势2017年更新》显示,2016年中美双边直接投资额超过60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中国在美投资较2015年增加了两倍,达到456亿美元;美国在华投资约为138亿美元,与2015年持平。中国在美直接投资和美国在华直接投资的差距大幅扩大。但从累计投资来看,中国在美投资依然远小于美国在华投资。自1990年至2016年,美国在华直接投资累计交易额超过2400亿美元,而中国在美投资为1090亿美元。房地产业是中美双边直接投资中的第一大行业,此外是消费产品和服务,信息通信技术,运输和基础设施,娱乐、媒体和教育行业。其中信息通信技术和娱乐业投资增长强劲。报告预计,与2016年相比,2017年中美双边直接投资量可能会有所下降。该报告更进一步地预测,美国在华投资会有适度增长,但中国在美投资会显著地放缓。

    我认为,未来中美能源合作和基建合作空间广阔。特朗普就任后,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念,将吸引资本回流、制造业回流,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以此来提升就业率。特朗普提出了总额1万亿美元的“美国基础设施优先”计划,拟重点加强交通路网、清洁水资源、能源、电网、远程通讯、国家安全等领域基础设施投资。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面临的首要难题就是资金缺口。

    中国工程建筑企业通过在本土建设大量的基础设施项目而拥有很大的竞争力。同时,中国近年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基建融资经验,用于境外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经验加上融资的便利让中国的基建公司在世界上显示出了其优势。2015 年美国《工程新闻纪录》(ENR)显示,共有65 家中国内地企业入围全球最大250 家国际承包商,其中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中国铁路建筑总公司、中国交通建设集团包揽了世界前四大工程承包商。中建、万科、上海绿地等企业已在美国市场开展桥梁建设、房地产开发、房屋修缮等领域的合作。

    过去,中国投资美国交通运输与基础设施建设几乎全以绿地投资的方式进入,而且投资主体大部分为国有企业。未来,民营企业进入美国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还有很多有待开发的空间。为此,可以委托民间机构,赴美开展投资促进活动,促进民营企业对美投资。

    中美也正在进行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自 2008 年启动谈判以来,双方迄今已举行了 34 轮谈判。BIT谈判的目标就是要通过达成高水平的投资保护和市场开放安排来促进双向投资,包括扩大中国企业对美投资。

    值得注意的是,美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审查更加复杂化,这一针对外资并购的国家安全审查对中国企业赴美投资构成了严重阻碍,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自 1975 年成立外国投资委员会以来,美国总统仅否决过三起并购案件,均来自中国投资者。第一起是 1989年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总公司收购美西雅图飞机零部件制造商 Mamco 项目。第二起是 2012 年三一集团关联公司收购美俄勒冈州风电场项目。第三起是 2016 年福建宏芯投资基金收购德国芯片设备制造商爱思强公司项目。近年来,接受美外资并购安全审查的案件数量快速增加,2012 年至 2014 年,中国连续三年位居美外国投资委员会审查数量国别榜首,累计审查 68 个投资项目。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因安全审查而导致并购受阻的中国企业投资项目金额已超过 500 亿美元。

中国企业“走出去”需关注的问题

    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逆转,中国对外投资依然处于高速增长期。

    2016年发生在自由贸易发源地英国和世界全球化推手美国的两次“黑天鹅”事件给全球化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一个是英国脱欧,另一个是重商民粹主义的代表唐纳德?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大选,以及在就职以后“逆全球化”的政策倾向。此外,在欧洲多国,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兴起。由此,不少观察人士悲观地认为这是全球化时代终结的开端。但是,我们不认为这是全球化的终结,而是步入了全球化发展的新阶段。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是全球化的新阶段,也是新型全球化的主要平台。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将引领全球化新的进程。

    未来中国全球化的发展取决于中国企业的全球化,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取决于中国企业成规模、高水平地“走出去”。只有“走出去”,参与到全球经济合作与竞争当中,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中国企业才能提升自身竞争力,从而推动中国全球化的发展。

    政府要继续支持企业的战略性对外投资,以获取成熟的技术,积极主动参与全球价值链重塑,为国内优化升级经济结构服务。智能制造、数字经济等将成为中国对外投资关注的核心领域。

    对外投资不能单纯追求数量,还应注重质量以及风险防范。

    企业“走出去”还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根据我们编写的《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2016)》蓝皮书的研究,近几年,随着我国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也遇到形形色色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我国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的水平还较低;企业人才国际化水平不高;企业与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工会沟通能力有待加强;企业品牌国际化战略受阻;以及应对法律风险和政治风险的能力不足。

    要进行理性投资和必要的风险防范。在企业方面,在进行对外投资时要尽量坚持投资领域与主业的相关性,将投资向有利于企业技术提升和产业链布局的领域倾斜;在海外经营发展时,要不断规范企业的经营行为,完善与当地工会的对话机制,主动履行当地社会责任;在投资前和投资后,都要增强防范风险的意识和能力,购买必要的法律服务,对项目和交易对象进行全面深入的尽职调查,还要健全安全管理制度,落实安全风险评估。

    另外,中国企业“走出去”存在一个适应当地管理制度、文化习俗的问题。如,前段时间福耀集团在美玻璃工厂遭遇当地工人抵制的报道。这就需要企业融入当地文化,遵守当地法规制度,同时,政府部门也需要为企业营造必要的环境,比如以发布相关国家投资指南的形式,为企业介绍投资目的地的环境,提示企业可能遇到的投资风险。

    部分企业对外投资的高杠杆率问题需要关注。

    最近有媒体报道称,“对外收购的中国企业出现大规模的杠杆过度问题,很多企业都已经成为一个规模不小的‘债王’。”例如,今年6月中国化工完成对瑞士农业化学和种子公司先正达的收购就是一个例子。中国化工以430亿美元收购先正达,创下中企海外单笔收购金额最高纪录。但其中的200亿美元是通过发售永久债券和可转换优先股进行的融资。这就面临一个金融风险的问题,需要引起企业和监管部门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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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王辉耀:让四川园区落户“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王辉耀:让四川园区落户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2017年9月15日,由四川省政府、中国侨商联合会主办,以“筑梦丝路·侨行天下·商通五洲”为主题的“2017一带一路华商峰会暨海外侨胞故乡行”活动在成都举行。作为“2017西博会进出口展暨国际投资大会”的专题活动,300余名来自50余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侨界商协会负责人、重点侨商、专家齐聚一堂,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华侨华人如何持续推动四川与驻在国开展多领域深入合作,带动越来越多的川企“走出去”等议题进行讨论。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博士在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专访时,频频点赞四川近年来在打造航空港、科技发展、制造产业升级方面取得的成绩,认为四川企业花开“一带一路”具有巨大的优势、蕴含着广阔的发展机遇。

点赞四川

  劳务输出向人才、先进制造业输出转变

  四川是人口大省,在改革开放初期,作为西部内陆省份,无论是到东部沿海城市,还是到东南亚、中亚等地,四川向外发展的重要特征是基础劳动力输出。王辉耀说,这些年来,四川狠抓人才培养、制造业升级、发展先进科技、着力提升服务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乃至全世界,随处可见来自四川的高精尖人才、先进的工业产品以及四川企业投资建厂的身影,甚至连海外城市的街头,都可看到地道的川菜馆。

  “四川与世界的接触,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王辉耀举例说,在东南亚、中亚等地的工业园区,川企投资的制造业工厂,技术非常先进,甚至与欧美的企业竞争都有巨大优势。而以川菜馆子为代表的服务业,也在海外市场迅速扩展,这也进一步说明了四川的服务业开始走向世界。


“一带一路”四川机遇

  园区建设经验丰富,落户、复制到沿线国家

  王辉耀说,在“一带一路”倡议受到世界关注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华商峰会”在成都召开,对四川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四川企业要走进一带一路国家,走向世界,需要依靠华商。华商作为走出去的先行者,是企业走出去的催化剂、是最好的联络员。

  四川作为“一带一路”版图的重要区域,是沟通中亚和南亚国家的陆上桥梁,四川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如何发挥作用,又具有哪些优势?王辉耀认为,四川在航空、教育、园区建设、川菜、旅游等几大方面具有巨大优势。他甚至提出了“让四川园区落户到每一个沿线国家”的口号。

  “四川经历过汶川地震,各省合作援建当地建设,建立了很多合作园区。这是四川的优势,是其他省份无法比拟的。”王辉耀说,中国企业、尤其是制造企业,走出国门很多选择了当地的工业园区。四川完全可以发挥这个优势,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园区。四川是一个综合性、多方面都很强的省份,有先进的制造业、有科技人才,同时还有川菜,园区所需的生产、生活各个要素都齐全了,园区的建设可以落地、复制。一方面为中国企业提供便利,另一方面,抱团发展也更加优势和竞争力。

  推广川菜和旅游 在沿线国家建上千家川菜馆

  提到四川,川菜和熊猫名誉全世界。王辉耀说,名声在外,这是四川的优势。通过政府、民间的力量,在沿线国家推广川菜,比如在沿线国家开1000家川菜馆,通过色香味俱全的川菜来吸引沿线国家关注四川、了解四川,加强与四川的交流。

  数据显示,世界到中国旅游的人数,不到中国出去旅游人数的三分之一。王辉耀说,以往出国都喜欢去欧洲、去美国,如今应该引导更多的人到中亚等沿线国家,可以通过推荐旅游线路、开设航空直航等方式,让更多的四川人到沿线国家去。四川作为旅游资源大省,通过宣传推广,让更多的沿线国家居民来四川旅游。四川与沿线国家进行旅游资源的互换,交往将会更加密切。

  王辉耀认为,四川是人口大省,本身具有人口优势。“可以鼓励更多的的人才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经商,成为新的华侨、新的华人。”王辉耀,前期调研发现,在中亚、东南亚这些国家的移民还是比较少,这些新的华商可以带动更多的四川企业到这些国家落地、发展。

川企走出去如何规避风险?

  培养“先遣队”和牵手合作建立“联合舰队”

  四川企业要注意哪些事宜,规避哪些风险,才能更好走出去?王辉耀说,四川是一个教育大省,高校众多,吸引大量留学生来川留学,培养成为一带一路的人才。这些留学生既熟悉中国的企业、中国的文化,在本国法律知识、政策方针的掌握上也有优势,中国的企业要到这些国家去发展,留学生就可以作为先遣队,帮助四川的企业更好走出去。

  王辉耀说,当年的外资企业到中国来,靠合资企业、投资公司的形式走进中国,同样今天要出去,要紧紧依靠当地的企业以及跨国公司,牵手合作建立“联合舰队”。企业走出去,会遇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法律问题、政策问题、文化问题,这些问题交由合作伙伴解决,可以减少很多存在的风险。


文章选自华西新闻,2017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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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恢复高考40周年:为什么“新三届”精英辈出?]]>
恢复高考40周年:为什么新三届精英辈出?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刊登的一则“恢复高考”的消息,如一声春雷响彻天地,唤醒了许多人尘封已久的“大学梦”,570万考生从农村、工厂、部队走进考场,走进了另一种人生。四十年白云苍狗,当年的天之骄子,均已成为家国脊梁,人才的崛起奠定了中国高速发展的基础,唤起了人们对于知识的尊重与渴求,回望那年高考,听亲历者讲过去的故事。

  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兼主任王辉耀、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前司长王振耀、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人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中国画研究院院长马汉跃做客新浪财经《大V朋友圈》,把盏相聚,忆往昔峥嵘岁月,话今朝高考人生。

恢复高考40周年:为什么新三届精英辈出?



以下为节目实录:

本·期·导·视

  王辉耀:1977年的这个10月份的时候,突然我们那个公社喇叭里边说恢复高考了。
  王振耀:那时候正好我在南宁出差,当时军部的宣传处的处长说:小王高考了愿不愿意?那时候说:呦,我说很愿意!
  马汉跃:高中毕业回家当了个小学老师,高考的消息就来了嘛!要准备复习,但是复习什么?怎么复习?不知道。
  当希望被重新点燃,蛰居乡野的草根,惟有以努力搏击明天。
  王辉耀:考什么也闹不清幸好那是跟着英语广播讲座,四川农村冬天很冷嘛。就喝那个辣椒水取暖,一直在学。
  王振耀:你没书啊,七七级几乎都是读的一本书,一个非常珍贵的《汉语成语小词典》,没有系统的初中高中的那个知识训练。
  马汉跃:家里穷啊,那个验算都没有纸,就用那个大夫开药方的那个药方签,没黑没白的在那里学。
  四十年白云苍狗,当年的天之骄子均已成为家国脊梁;但延续至今的那场最重要的考试,却也幻化了模样。
  马汉跃:如果只是顾及到在上学时候这种高分和什么?他不一定成为我们社会的最尖端的人才,这个是很难的。
  王辉耀:这种特殊的中学,其实我觉得还是要多培养一种精神,培养一种精神气质。
  分数至上,答案唯一,如此标准下的考试,又会培育出怎样的学子?
  王振耀:我就是觉得现在的高考,其实是已经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在这个时候我觉得高考确实应该考虑到就是结构性调整了。
  王辉耀:如果说我们现在,为分数而分数,我觉得可能不是我们高考追求的目标,可能还是需要一个全方位的一种方式,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高考的意义所在。
  三位因教育改变命运的前辈把盏相聚,觥筹交错间,忆往昔峥嵘岁月,话今朝高考人生。
  王辉耀:因为我个人本身作为七七届的一员,作为恢复高考的一员,现在又是个入学季,我觉得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就是说家长学生都在关心这个事,而且这个也是牵动社会千家万户的一个话题。
   王振耀:第一届高考其实那个题目,你们现在回头看相当简单。我要参加现在的高考,我觉得能及格就不错了,差距太大了。
   马汉跃:整个的高考改变了我们一个农民家庭的命运。

正 片

  王辉耀:我是1976年高中毕业,7月份就下乡了,我在四川,那特苦,每天早上5点钟就起床,然后干到11点回来躲过中午那段太阳,下午三天又干到晚上10点,所以我在农村待了一年半,一直到这个高考,就是1977年的这个10月份的时候,突然我们那个公社喇叭里边说恢复高考了,当时我高考我觉得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比如说这个时间特别短,也没有什么复习也没有什么指导。
  一个多月,考什么也闹不清,幸好那是跟着英语广播讲座,一直在学,后来我报了英语专业。
  王振耀:你那是最高端的,能考英语。
  王辉耀:所以我觉得高考的我来讲,它实际上也是一次改变命运,就我们那会儿在中国的最底层,但是我们也也不太甘心就这么一辈子待在这个最底层。
  王振耀:你这都是城市人的语言。你们说农村很苦,其实我们已经苦习惯了,为什么苦习惯了呢,就是从来就没有电灯,我是1966年第一次到北京大串联才知道喝牛奶。
  所以这个农村的孩子呀,那灾荒年,我都饿得站不起来了,但是呢后来就说,因为我是去当兵了。
  1972年底,当时就觉得你一个穷孩子,别的没什么,应该是不断地读书。
  然后呢到了1976年,高考那时候正好我在南宁出差,当时军部的宣传处的处长说:小王,高考了愿不愿意?那时候说:呦,我说很愿意!就那时候让我在南宁考的试,其实很仓促。
  王振耀:你没书啊,七七级几乎都是读的一本书,一个非常珍贵的《汉语成语小词典》,然后有一本范文澜的《中国通史》。
  实际我们那些人没有读多少书,没读多少,没有系统的初中高中知识训练。你们现在回头看,那个知识可能是相当简单,但对我们那一代人来说是已经够难了。
  王振耀:其实理想是啥呢?你出身你就是农村的孩子嘛!你就想着,如果能上大学,能学很多知识,没有多高的理想,就想到能为国家为社会做点儿事。
  那时候其实不像现在,不会想到你收入多高,工资多高,当多大的官,其实都没有想到这个。
  马汉跃:我没有这么复杂的经历,1977年高中毕业,回家当了个小学老师,当语文老师。
  这时候就到了10月份,高考的消息就来了,得报名得参加高考,要准备复习,但是复习什么?怎么复习?不知道!
  那怎么办呢,正好我们那个公社卫生院,认识几个朋友,他们呢,也要复习高考,我们就一起,家里穷啊,那个验算都没有纸,怎么办呢,就用那个大夫开药方的那个药方签,就一页一页地写,我住在医院后边一个小储藏室,没黑没白地在那里学。
  所以当时这个高考我觉得很麻烦,但农村的孩子没有任何出路,想当个临时工都当不上。所以高考是改变你命运的唯一出路。

解 说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刊登的一则恢复高考的消息如一声春雷响彻天地,唤醒了许多人沉睡已久的高考梦。
  作为《那三届》主编的王辉耀则对这段历史有着更多的感悟。在他看来:高考的恢复不仅仅是成就了一批人。更是改变了整个国家。

  记忆中的画面虽然有些苦涩,但是他们承载于收音机里处方签上和军营中的梦想却从未放弃。
  王辉耀:我觉得那还是可能饥饿改变命运,那会儿在农村吃不饱,就我们劳动一年下来,还不够分我们的口粮,但是那时候我还是一直没有放弃梦想。
  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事儿可能不太正常,包括东欧,所有的国家都是把农村人口变成城市人口,怎么我们把城市人口变成农村人口呢?
  王振耀:你那时候有这种思想?
  王辉耀:我有这个想法,所以我就觉得鼓励我还是一直坚持学习,比如那时候我们的四川农村冬天很冷嘛,就喝那个辣椒水取暖,四川人爱吃辣,但是冷到喝辣椒水取暖,那个时候真是冻得我直跺脚。
  晚上听那个英语广播讲座都非常冷。所以我觉得还有股毅力支撑,支撑着学习,我很庆幸就是那个时候还没有放弃学习。
  其实要说当时有明确的目标?将来要做什么?那个真没有。可能就是改变农村吃不饱的境遇吧。
  马汉跃:就是要改变命运,改变生活,改变家庭的命运。至于说到那个梦想怎么实现?我觉得是一步步来的。
  王振耀:其实小的时候,一个人问我说,你想过没想过上大学?我说这怎么可能呢?他说咱们能不能通过自学,用多少年去达到大学水平?我心里就激动地那一天晚上就没睡好觉。人家都想这问题了,我该怎么办?
  第二个呢,是有一个老师,我的语文老师,高中的时候问过我:难道你们这些年轻人也不想将来当什么科学家、教育家、工程师?
  我说我们能想吗?
  所以说当时是没有明确,但是我基因里有那股冲劲。就是没有明确地想成为什么家,不像他们现在年轻人。
  王辉耀:现在都比较明确的,但是那个时候确实就是生活所迫,大家改变自己的命运是个很重要的动机吧。
  王振耀:很重要,这是时代的契机。

解说
  四十载白云苍狗,当年的青葱学子,如今已经成长为国家的脊梁。昔日的艰难困苦并没有磨灭掉他们心中对梦想的执着;反而化作了前进的方向与动力。但在生活学习条件都异常优渥的今天,我们却很少看到学子脸上洋溢的幸福与自信,麻木匆忙的表情下,似乎是做不完的试题和背不完的答案。

  本应是教书育人的学堂,仿佛正在逐渐演变成一所所学霸制造工厂,而只有考上名校的学子,才会在出厂时打上合格的标签。

  王振耀:我是不太赞成学霸工厂的。我听了一个故事,北师大有一个附属实验中学恰恰作业不重了,他的口号是要求所有的同学,而不是某些同学。上哪个名校,而是所有的同学能不能都一块进步。
  今年我听说哈佛的录取,全世界的名校的录取,就是他那套模式:不是从长期来看,就从现在北师大这些实验结果来看,学霸工厂这样的学校其实追溯下来不一定教给孩子们的是最有用的。
  像我这过六十了,还在天天背着书,天天看思考着问题,这与我过去是不是学霸没有关系,但这个精神就是特别重要的。
  王辉耀:我觉得这种素质的培养,特别重要!
  马汉跃:学霸恰恰是将来社会,如果只是顾及到在上学时候这种高分,他不一定成为我们社会最尖端的人才,这个是很难的。
  王辉耀:我倒觉得现在这个所谓的学霸工厂也好,这种特殊的中学,还是要多培养一种精神,培养一种精神气质,因为现在我们进入一个什么网上都有的时代,其实你说你记了多少东西,背了多少东西,会答多少个题,其实不是这个培养的核心所在,而是培养一种很好学的精神,自学的精神,独立自主的精神。
  王振耀:还有再一个对公众、对社会的责任感。
  王辉耀:所以我觉得这个培养导向可能出了问题,如果我们完全是为了应付高考,其他的精神忽略,得确实是一个不幸的道路。
  马汉跃:这些事情都不能走向极端,一极端就出问题。

解说
  在分数至上,答案标准化的今天,高考所真正扮演的角色,似乎已经鲜有人去考量,而通过高考被打上合格标签的学霸们,却逐渐在大学及以后的工作中销声匿迹。

  人们过去常说:高考就像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但随着各大高校的扩招,独木桥已经变为康庄大道,在升学率节节攀升的同时,我们是否该停下脚步反思一下高考于家庭、于社会、于国家的意义到底何在?

  王辉耀:
  我觉得高考实际对于中国来讲,还不失为一个非常好的人才选拔手段。
  当然,随着四十年的发展,高考也面临要改革,要进一步创新,比如说高考能不能一年多次,能不能更多地注重服务的精神。
  在中国这么一个社会,特别是阶层的流动,农村城市的这种流动,高考仍然不失为一个公平的手段。
  王振耀:我还关注着高考,我在民政部工作期间,我招了几十号年轻人,他们都通过高考到了工作岗位上。
  高考慢慢在中国已经变成了。上高中,基本上就能大学。   
  王辉耀:80%的录取。
  王振耀:绝大部分就能上大学了,所以高考不再像过去,一年才几十万人,百八十万人,在这个时候,我觉得高考确实应该结构性调整了。
  我去研究美国的、欧洲的,甚至德国,高中毕业生。男孩必须服役一年,再说上大学的事,就当他大学基本普及以后,他是采取这种方法。
  王辉耀:接触社会。
  王振耀:难道耽误了他们的学业?德国人回答很有意思,对!你们想得很对!我们开始也这样想,但是经过几十年过来了,我们德国技术落后了吗?我们的人才培养落后了吗?一下把我问住了,我后来一想可不是嘛!
  我们现在的高考,不能让年轻人天天去背标准答案,背来背去,是需要来做调整的时候了。
  王辉耀:特别需要,而且现在进入互联网的时代,知识经济时代,你现在各种知识都储存在网上,其实关键是培养你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说你死记硬背多少东西,测试记忆多少能力,你还能记过电脑?
  王振耀:美国那那个考试,分为几个部分,可以多次考,考完你把这一部分最好的算你成绩,所以这就避免了两天一考定终身,这对年轻人其实是很不好的。
  王辉耀:我们高考了四十年了,恢复高考四十年,我们更多的应该把它当成一个,要去怎么样更好地提升,而不是一考定终生。
  王辉耀:现在的考生。应该更多考试你的综合能力、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和团队精神,如果我们现在为分数而分数,我觉得可能不是我们高考追求的目标,也不是我们选拔人才的标准,需要一个全方位的一种方式,这个就是我们高考的意义所在。

解说
  高考的真正目的不是一纸分数,也不是答案背诵的熟练程度,在越来越多元化的今天,在四十年前于千军万马之中,抢过独木桥的老前辈们更期望看到的是每个学子综合能力的提升,和埋藏在心底梦想的实现。

  因为只有为了自己的梦想而努力的人,脸上的笑容才会愈发自信,脚下的步伐愈发坚定。

  马汉跃:其我很小的时候,我的父亲就不停地教育我,要有自己的理想,自己的计划,那学什么呢?说学文吧。
  学文呢,又想到一个梦想,能不能当作家?
  王辉耀:文学青年梦。
  马汉跃:是那样的,假如没有高考,不知道自己会做什么,可能还在农村,也可能经商,但是像自己年轻的时候想过的,要从事文学,要做文字的工作,也许就丢掉了,因为你没有机会。
  王振耀:没有条件。
  王辉耀:我想当时如果没有参加高考,可能当铁路工人了,这个可能就是我很多中学同学,他们最后的一个梦想。
  王振耀:要没有高考我比你们俩多一个选择,当兵,当排长,要是没有高考的话我估计……
  王辉耀:营长、军长、团长干起来了。
  王振耀:觉得没有高考我可能改变不了,我现在就是鲁山县的专业干部。
  王辉耀:可能没有高考都还在原地踏步,命运就是这样,细微的变化。
  王辉耀:我觉得确实是这样,大家真还是有奋斗的精神,有希望能够改变命运的精神。所以说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一种执着的精神,没有放弃,都有一种追求,都有一个梦想。
  王辉耀:你只要相信你自己,相信天道酬勤,相信人生就是一个奋斗的过程,终会有收获的。

解说
  四十年弹指一挥间,千千万万的学子通过高考走进大学,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追寻了自己的梦想。

  但当四十年后我们回望今天,我们有理由相信,会有更多的人才通过不断完善的高考制度步入社会,为自己的梦想而继续执着。


文章选自新浪财经,2017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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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全新竞争新指标 看看你的家乡排第几]]>
  如今国家间的竞争已经到了人才竞争的阶段,国际著名人才研究机构每年发布“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来衡量不同国家的全球人才竞争力,但你知道自己家乡的国际人才竞争力究竟如何吗?你知道哪里的外国留学生最多,哪里外籍专家最多,哪里的外国人对当地的贡献最大,而哪些地方的生活舒适度分分钟被甩出好几条街吗?下面这幅中国区域国际人才竞争力大比拼图告诉你!

  图中资料来源于全球化智库(CCG)、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日在京联合发布的《2017中国区域国际人才竞争力报告》蓝皮书。课题组基于权威数据,开创性地提出“国际人才评价指数”,建立了中国区域国际人才竞争力指标体系,从国际人才规模、结构、创新、政策、发展和生活等维度,多项指标对中国各区域国际人才竞争力进行了排名与分析。

全新竞争新指标 <wbr>看看你的家乡排第几

来源:《2017中国区域国际人才竞争力报告》蓝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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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王辉耀应邀参加在华盛顿举办的拉美年度高端国际会议]]>

  2017年9月6-7日,由拉丁美洲开发银行( CAF--Development Bank of Latin America)、美洲国家组织(The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和美洲国家对话组织(The Inter-American Dialogue)共同举办的第21届国际年会(The CAF Conference)在华盛顿召开。全球化智库(CCG)作为唯一受邀参加的中国智库与各国政要及智库学者展开对话与思想碰撞。逾20个国家的近千多人共襄盛会。

  本届年会聚焦拉美国家的全球化发展和重塑中的国际秩序,共设立六个分论坛,围绕“新的全球动态,新的全球秩序?拉美如何找准定位?”“特朗普对拉美的外交政策:对区域一体化的影响”“后商品繁荣时代的拉丁美洲:老挑战,新策略?“拉丁美洲面临腐败:加强问责,透明度和机制独立”“拉美选民周期:民主复兴还是政治衰退?”“美洲城市:如何更智慧、更安全、更适应气候变化”六大议题展开讨论。美洲国家对话组织主席Michael Shifter开幕致辞,拉丁美洲开发银行主席Luis Carranza与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Rick L. Waddell分别为为期两天的年会作主旨发言。

王辉耀应邀参加在华盛顿举办的拉美年度高端国际会议

  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作为唯一来自中国的智库代表,在年会开幕式论坛和各国政要及智库学者对话和研讨全球新动能和全球化新秩序等话题。王辉耀首先论述了经济全球化面临的巨大挑战和全球治理需求与供给的不平衡,介绍了中国维护和创新全球化体系和实践,着重阐述了新兴全球化的推动力--“一带一路”为拉美国家带来的发展前景,以及加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共赢的中国方案。当金砖国家合作已进入第二个十年,王辉耀先生还在会上分享了刚于中国厦门落幕的第九届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的经验,同时探讨了“金砖+”在推动“南南合作”和新的全球治理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他还阐述了民间外交对于推动国家间互信合作的重要意义,建议中拉加强商界、民间和智库间的多层次民间外交,进一步夯实拉美国家务实合作机制。

王辉耀应邀参加在华盛顿举办的拉美年度高端国际会议


  开幕式同台发言的嘉宾还有阿根廷前外交部长Susana Malcorra,加拿大前外交部长Pierre Pettigrew,贝宁前总理Lionel Zinsou,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G20协调人Gabriela Ramos,以及伦敦政治经济学院The Global South Unit主任Chris Alden等拉美国家前政要、国际组织官员和国际关系学者,由“经济学人”专栏作家Michael Reid主持。



  据悉,年度CAF会议成立于1996年,由CAF-拉丁美洲开发银行、美洲国家对话组织和美洲国家组织联合倡议,主要讨论美洲面临的最紧迫的发展事态,业已成为世界领导人辩论交流的首要高端国际论坛。


  会议期间,参会代表还参加了会议主办方之一美洲国家组织在总部华盛顿举办的交流活动。美洲国家组织是由拉丁美洲国家和美国组成的区域性国际组织,其前身是美洲共和国国际联盟,成立于1890年4月14日,目前有34个成员国,58个欧美及亚非国家和地区在该组织派有常驻观察员。同样致力于推动可持续发展和区域一体化的CAF拉丁美洲开发银行创建于1970年,总部设在委内瑞拉加拉加斯,由17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家,西班牙和葡萄牙,以及该地区的13个私人银行所有,为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客户及时提供高附加值的多种金融服务。会议的另一发起方--美洲国家对话组织是一个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智库,连续6年被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项目的全球智库报告评为美国和外交政策的顶级智库,拥有来自美国、加拿大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21个国家的100多名杰出的选定会员。



全球化智库(CCG)简介

  全球化智库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简称CCG,成立于2008年,总部位于北京,在国内外有近10个分支机构或海外代表处,目前拥有全职智库研究和专业人员近百人。秉承“以全球视野,为中国建言;以中国智慧,为全球献策”宗旨,CCG致力于中国的全球化战略、全球治理、人才国际化和企业国际化等领域的研究,是中国最大的社会智库,也是中国领先的国际化智库。

  CCG是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全国人才理论研究基地,中联部“一带一路”智库联盟理事单位,并被国家授予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资质。在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智库报告2016》中, CCG位列全球顶级智库综合排名第111位,位列上榜的中国智库第八位,并在多个单项榜单中位列中国智库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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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成都日报》理论版:成都为城市发展贡献新经验]]>
《成都日报》理论版:成都为城市发展贡献新经验

编者按

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是个全新课题,成都如何为新型城镇化建设、城市转型升级提供新的实践范本?大城市日益成为代表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支撑力量。成都作为国家批复的国家中心城市,既有与全球顶尖城市比肩、成为区域性国际城市乃至世界城市的抱负,又有代表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历史使命,如何走出一条中国特大城市代表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成都路径”?本篇邀请国务院参事、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王辉耀,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博士后陈涛,从全球城市发展趋势、中国特大城市代表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基础等方面进行分析,并对成都如何为城市建设实践、代表国家参与全球治理贡献新经验提出对策建议。

核心观点

成都需利用好地缘优势和国家开发开放战略的历史机遇,以全球治理的视角探索由“成都方案”向“中国方案”和“全球方案”的转化路径

从全球视野来看,成都作为国家中心城市,日益成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支撑力量

成都应将自身具备的各种优势通过路径设计,转化为参与全球治理的桥梁优势,提升中国乃至全球城市治理水平的样板优势,推动“一带一路”升级发展的支点优势,进而率先提出西部地区参与全球治理的“成都路径”

“成都路径”是国家中心城市借助国家级外向战略提升城市定位的系统战略,也是探索特大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载体和理论支撑


全球治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从理论走向具体的案例实践,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在全球治理中的“支点作用”,推动着全球治理主体进一步向基层下沉,由国家中心正在向城市中心进行“地理重构”。城市的发展越来越具有全球性,其影响力也远远超出了一国一地。成都作为“一带一路”枢纽城市和国家中心城市,其城市发展的影响力是区域性、全球性的,在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历史背景下,增强西部经济中心、科技中心、金融中心、文创中心、对外交往中心和综合交通通信枢纽功能的“成都实践”将转化为“全国范例”和“全球价值”,成都需利用好地缘优势和国家开发开放战略的历史机遇,以全球治理的视角探索由“成都方案”向“中国方案”和“全球方案”的转化路径。


成都实践

成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支撑力量

大城市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作用的空间越来越广阔,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作为经济中心的核心牵引。经济总量增长和经济质量提升伴随着经济活动的日益集聚,城市是经济集聚的结果。据《经济学家》统计显示,如果把城市和国家并列为经济体,2015年GDP世界排前70位的经济体中,32个是城市。麦肯锡2017年最新报告《中国在全球化下一阶段的角色》中指出,当前全球GDP的75%由大城市创造,预计到2030年,全球大城市创造的GDP增长将达到总经济成长份额的86%。从这一趋势来看,未来大城市对世界经济的核心牵引作用将会进一步提升,同时未来的区域经济发展对中心城市也将产生更大的依赖。2017年上半年,成都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111.4亿元,同比增长8.2%。成都选择了以人才驱动新动能、以产业承载新发展、以区域构建新格局的新路径——颁布了“人才新政12条”,让人力资本成为推进成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以召开“成都国家中心城市产业发展大会”为契机,着力构建现代产业体系,让产业发展成为立城兴城的基石;把握住“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先行先试政策,以成德绵为核心区域依托,让抱团发展成为繁荣区域经济格局的制胜法宝。

二是作为文化中心的融汇枢纽。全球治理体系的重构离不开文化的融合与创新,应对全球性危机,亟须治理主体观念的重构,进而带来文化与文明的复兴。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蕴含着内敛、和谐、平和的优秀特质,天府文化具有创新创造、优雅时尚、乐观包容、友善公益等文化气质和韵味,不仅与国家文化和民族文化相得益彰,而且还具有独特的城市文化气质。成都有美食、戏剧、诗歌等独特的天府文化艺术,有大熊猫等独一无二的生物种群和生态文明。据国际抽样调查(SSI)对英法美日韩澳6国的研究显示,外国人对中国文化整体认知程度较低,但对熊猫、绿茶、孔子、功夫等认知程度较高,其中就含有多个“成都元素”。成都自古就是移民城市,移民造就了成都文化的融合与包容。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成都不仅传承历史文脉,而且以开放创新的积极心态,广泛学习借鉴现代城市文明的优秀成果。显然,成都文化内涵中的融汇特征,与包容和谐的全球治理精神的内核高度一致。

三是作为议题中心的集成平台。当今世界,全球性问题主要是大城市问题,全球性危机主要源于大城市危机,拥有地缘优势的国家中心城市在发现问题、汇聚议题等方面承担着重要的全球治理责任。近年来,成都承办了世界航线发展大会、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等全球性组织、平台的国际会议,是世界城市和区域电子政府协议组织亚洲区总部。国际议题集聚成都,不仅体现成都国际化程度进一步提升,而且有效传播了成都城市魅力、发展能级和创新创造活力。未来,成都应依托“西部”“一带一路”“天府文化”“自然地理”等独特标签,进一步争取全球议题凝聚,争办影响力更大的全球治理高端活动,与更多活跃、有影响力的国际组织进行议题合作和资源置换,提升成都在全球治理版图的“话语权”。

四是作为全球化中心的关键节点。成都加快推进西部对外交往中心建设,国际化程度不断提升。截至目前,成都开辟了100条国际(地区)航线,驻有16个领事机构和31国签证中心,国际友城数量已达33个。近年来,成都积极主动运用国家的开放战略和政策,如:“一带一路”“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在此基础上,充分运用驻蓉机构、企业及国际“友好城市”资源,发挥其在西部地区的引领作用;搭建境外投资公共服务信息平台,吸引更多的企业汇聚成都进行高素质的创新创业;深入实施“蓉欧+”战略,依托“两港三网”资源,建设国际门户城市,构建通达全球、衔接高效、功能完善的国际性综合交通通信枢纽,成为“一带一路”的“供应链枢纽”和“内陆发动机”。

全国范例

成都全面提升参与“中国方案”的能力

  成都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应主动担当国家使命,围绕提升区域辐射力和全球支撑力服务国家战略,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事务,为促进全球治理变革的“中国方案”贡献成都力量。

  着力增强五种意识。

  一是责任担当意识。成都结合自身特点和优势对接国家全球战略,作为西部特大城市,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贡献力量。

  二是战略机遇意识。充分抓住“一带一路”建设和世界城市大发展的全球战略机遇,主动参与全球治理。

  三是站高谋远意识。进入21世纪,全球15个大城市陆续发布了战略规划,无不具有全球视野。成都以全球视野研究编制《成都2049远景发展战略规划》,推进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四是边界渗透意识。突破城市行政区划限制,既在参与全球治理中解决大城市问题,又通过参与全球治理助力国家应对全球性问题。

  五是规则共定意识。通过城市“镶嵌”国际制度,参与全球治理,传播中国价值,展示中国力量。

  成都作为新兴的“一带一路”核心节点和中国西部地区重点城市,应具备四种自信。

  一是实力自信。城市实力既包括硬实力(经济总量、财政收入、硬件设施等),也包括软实力(文化水平、人文环境、体制机制等)。综合2012年《经济学家》、2016年全球城市体系排名GaWC、2017年科尔尼公司发布的全球城市排行榜等关于城市竞争力的国际权威评价来看,成都已跻身全球最具竞争力城市前100位行列。

  二是开放自信。应把双向开放作为城市发展的动力,完善城市合作机制,搭建城市合作平台,使城市交往成为密切国与国关系的“火车头”。

  三是包容自信。包容自信彰显城市的“肚量”,只有包容的城市才能成为全球城市。成都应大力彰显包容的城市文化,在对外交往中展现中国人民热情好客、以和为贵的国家形象,为国家参与全球治理争取更多友好力量。

  四是文化自信。中国社会科学院2014年发布的《中国现代化报告:文化现代化研究》显示,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已经跃升至世界第7位。成都应充分发挥西部对外交往中心优势,把优秀的中国文化和本土文化源源不断传播出去。

  同时,成都应以“成都路径”贯通区域协同发展,破解治理难题。

  一是要积极发挥好国家中心城市作用。成都应充分发挥好首位城市的带头带动引领示范辐射作用,将习近平总书记“一尊重,五统筹”的城市工作思路转化为“成都路径”下的地方实践。要在城市设计规划层面包涵全球治理的精神;在实践层面加快转变特大城市发展治理方式,探索构建国家中心城市治理体系,努力建设高品质和谐宜居生活社区;在产业培育中,加快城市转型升级,推进成都平原经济区、成渝城市群协同发展和一体化建设,在全球产业分工、转移和协作体系中取得相对优势,并规划进一步升级发展的路径。这是成都成长为国家中心城市和全球治理核心节点的物质基础。

  二是发挥好“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作用。在“一带一路”的总体部署框架下,成都独具向西向南发展战略交汇点的区位便利性,应在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中全力融入好、服务好“一带一路”战略,借鉴国外内陆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的经验(如芝加哥、苏黎世等),探索打造“中国内陆对外开放第一城”。成都应将自身具备的各种优势通过路径设计,转化为参与全球治理的桥梁优势,提升中国乃至全球城市治理水平的样板优势,推动“一带一路”升级发展的支点优势,进而率先提出西部地区参与全球治理的“成都路径”。

全球价值

走出一条特大城市参与全球治理的“成都路径”

  成都在全国率先提出了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的目标定位,形成了从区域中心城市到国家中心城市,再到世界城市的“三步走”战略规划。当前和今后,应紧紧围绕服务国家全球战略这个大局,牢固树立“更全面、更深入、更务实”的新开放观,不断提升城市的开放发展能力,在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宏伟征程中,走出一条中国特大城市参与全球治理的“成都路径”。从这个意义来看,“成都路径”是国家中心城市借助国家级外向战略提升城市定位的系统战略,也是探索特大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载体和理论支撑。

  在经济治理中,成都加快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区域带动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大力发展以“蓉欧+”和自由贸易试验区为代表的开放型经济,使成都成为联通世界城市网络的经济节点。通过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创新链,提升、重构全球资源配置、产业分工和商品定价体系的话语权。作为国家中心城市,成都的经济增长之路恰恰折射出中国经济发展的理念与思路,且将它们付诸于实践。譬如:把握运用经济发展规律,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紧扣产业“集群化、融合化、垂直化、生态化”的重大特征,坚持以产业生态圈和创新生态链为中心组织经济工作等,这些都成为指导成都城市经济治理及其机制探索的重要方法论。

  在科技、文化环境营造中,成都积极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传承巴蜀文明,发展天府文化,将成都自然风貌、乡土情怀融入城市文化形象乃至国家文化符号,通过加快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区域创新创业中心增强可持续发展的创新动力,成都留给世界的“城市印象”不仅是悠久的“历史文化”,还有“绿色、开放、创新”的现代性色彩。一座城市的科技环境体现了其现代化程度,文化环境则彰显了其包容性空间,而科技和文化最终指向的是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人本导向、人文关怀、以文化人成为成都打造和谐社区、创业天地和人文城市的内涵式发展要素,从而增强成都对全球优质人力资源的吸引力,让成都更快融入国际社会。

  在对外交往中,成都以中国内陆对外开放为战略支点,坚持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争取全方位深度参与全球治理。成都在经济、安全、交通、科技、文化、生态、城市治理等多领域与国外城市开展深度合作,以拓展国际合作空间,增强国际影响力,服务国家总体外交战略。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成都正在加快建设成为西部对外交往的中心,成为面向国际社会的中国西部之窗。成都的开放观念和心态,不仅提升了城市的国际交往和交流合作水平,而且还加快了人才引进、招商引资以及输出成都制造和服务的发展步伐。

  在互联互通中,成都构建起以国际直飞航线、“148”高铁圈为基础的现代化、立体化的交通网络体系,增强与世界城市的互动和往来,成为串联中西部、联通欧亚、通达全球的国际区域性交通通信枢纽城市。只有建立互联互通的交通网络系统,成都的对外交往才能“走得出”“引得进”。随着成都的国内外“朋友圈”不断扩大,成都将成为与沿海城市协同开放的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和国家门户城市,这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输出中国智慧的新通道。

(作者:王辉耀,国务院参事、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陈涛,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博士后)


文章选自《成都日报》理论版,2017年9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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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2017中国区域国际人才竞争力报告》蓝皮书在京发布]]>


  2017年9月11日,全球化智库(CCG)、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北京发布《2017中国区域国际人才竞争力报告》蓝皮书。蓝皮书由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在发布会致辞,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CCG主任、本书主编王辉耀博士对蓝皮书进行了发布。发布会由CCG副主任兼秘书长苗绿博士主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皮书出版中心主任邓泳红、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编辑陈晴钰、CCG副秘书长  郑金连、CCG研究一部总监李庆等出席发布会。


  当今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全球人才竞争越来越激烈,近年來我国进入了由人才全球流动向人才回流的竞争新时期。全球人才竞争力排名的影响力越来越受国际社会重视,国际著名商学院等人才研究机构每年发布“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和“世界人才报告”。为及时把握我国区域人才竞争力的发展情况和特点,分析我国在提升国际人才竞争力中存在的问题,全球化智库(CCG)与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建立了中国区域国际人才竞争力指标体系,形成了中国区域国际人才竞争力的排名,从国际人才规模、结构、创新、政策、发展和生活六方面对中国区域国际人才竞争力进行了单位指标和省域指标描述,旨在为各区域从事人事人才工作的领导者、实践者和研究者等提供对比参考,为提升各区域和国家整体的国际人才竞争力水平,实现“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人才发展战略做出贡献。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在致辞中表示,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国际人才宏观政策和人才竞争力上还有很多不足,当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如何从消失的“人口红利”中寻求“人才红利”,以及如何解决人才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需要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在这个关键时刻,发布这部坚持原创和专业化的蓝皮书的价值巨大 ,不仅填补了蓝皮书系列研究领域的空白,也为实现“十九大”的战略目标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学术参考,同时旨在唤醒全社会对人才竞争问题的关注。他表示,希望这部蓝皮书能够发挥更大的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两个一百年”的中国梦,发挥智库和出版者应有的作用。


  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CCG主任、本书主编王辉耀表示,2013年CCG发布了《中国区域人才竞争力报告》,基于我国各区域人才竞争力发展的海量数据,建立了中国区域人才竞争力评价的方法,产生了广泛影响。此次CCG发布的《中国区域国际人才竞争力报告》,开创性地提出“国际人才评价指数”,并建立了中国区域国际人才竞争力指标体系,填补了国内区域国际人才评价的空白,为竞争力评价研究领域和人才发展研究领域提供了具有创新性和应用性的研究成果。报告不仅对于构建有利于提升我国国际人才竞争力的标准体系是有助益的尝试,对于中国各个区域全面了解国际人才各个维度情况,并找到针对性改进措施,提升国际人才竞争力,也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全球化智库(CCG)与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的《2017中国区域国际人才竞争力报告》蓝皮书,当前,中国国际人才竞争力总体水平不高,得分第一的上海竞争力指数也仅刚过及格线,中国国际人才比例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国际人才规模上,最后一名山西与第一名上海差距悬殊;当前来华留学生主要集中在北京和上海,“马太效应”影响明显;广东成为引进外国专家最多的省份,并在国际人才创新方面表现最佳。与此同时,江苏、广东、上海等国际人才集聚区域的国际人才职业结构相对较好。在政策方面,公安部出台了支持北京创新发展的20条出入境政策,支持上海科创中心的12项和10项出入境新措施,以及支持广东自贸区建设和福建自贸试验区的16项与10项出入境新政,极大地支持了海内外高层次人才来华创新创业,我国以东部沿海地区为先锋的国际人才政策创新正在形成追赶之势,区域国际人才竞争正在取得新的发展和突破。

  蓝皮书还从不同角度对区域国际人才竞争力进行了分析,包括代表性区域分析(北京、上海、广东、四川),国际人才专类分析(来华留学生、来华工作境外专家),中关村人才管理改革试验区国际人才发展经验,以及围绕创新集聚区域国际人才集中突破、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发展和国际人才合作组织方面的政策建议。全书由总报告、理论篇、区域篇、专题篇、政策篇和附录六部分组成。

  据了解,区域国际人才竞争力指标体系为全球化智库(CCG)与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充分吸收和借鉴国内外对于区域人才竞争力和国际人才竞争力等领域的研究经验,在可获得的权威数据的前提下建立。本指标体系共分为六个维度:国际人才规模指数、国际人才结构指数、国际人才创新指数、国际人才政策指数、国际人才发展指数和国际人才生活指数。六个一级指标下设有十三项二级指标,以及三十六项三级指标,各区域最终得分排名由综合分数决定。



以下为《区域人才蓝皮--2017中国区域国际人才竞争力报告》部分要点:
  
中国区域国际人才竞争力呈三个梯队分布,整体水平亟待提高

  全球化智库(CCG)与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课题组发现,总体来看,中国区域国际人才竞争力整体水平不高。上海竞争力指数为3.91分(六个维度,每个维度最大值为1,最大指数为6),成为本次评估国际人才竞争力最高的区域,按百分制来换算,仅以65.17分刚刚跨过及格线。北京、广东和江苏位列2-4位,与上海共同形成中国区域国际人才竞争力的第一梯队(综合得分为3分及以上)。这一梯队有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共性,其中,江苏和广东长期位列中国GDP省份排名前两位。

  东南沿海和中西部发展较快的省份构成第二梯队(综合得分为1.5-3分)。浙江以2.53的得分担任第二梯队的领头羊,但与第一梯队差距较大,若细化到各个分指标来看,两个梯队的差距并非归咎于个别因素。第二梯队还包括辽宁、山东、天津、福建、四川、云南、湖北、河北、安徽、陕西、广西、湖南、江西、黑龙江、重庆和河南,得分跨度为2.31-1.51分。

  第三梯队主要为中西部地区国际化发展较慢的省份(综合得分为0-1.5分),依次为新疆、吉林、内蒙古、海南、贵州、山西、西藏、宁夏、青海和甘肃,得分分布在1.49至1.15之间。虽然其中不乏与其他国家接壤的省份,但由于深处内陆,接壤国家的人才以流向欧美等发达国家为主,现阶段并未给接壤区域带来显著国际人才红利。

中国区域国际人才竞争力综合指数情况

  国际人才规模各省域差距如“落崖”,北京、上海最吸引留学生,江苏的境外来华专家数量超越北京跻身前三

  从中国区域国际人才竞争力的单类指标来看,“国际人才规模指数”是六个维度指数中最能够直观体现区域国际人才竞争力水平的指数。研究发现,各省市“国际人才规模指数”差距相对明显,第一名上海与最后一名山西的分差达0.8分(最大区间为1分)。北京紧随上海位居第二。广东和江苏分列第三、四位,但与上海、北京差距明显,其次为天津、浙江、辽宁、山东、福建等。这一差距也可以在均值(0.15)与中间值(0.06)的对比中看到,均值比中间值高出一倍多。

国际人才规模指数

  在其二级指标“来华留学生规模指数”中,当前来华留学生主要集中在北京(0.99)和上海(0.86),北京得分接近最大值1分。这与当前我国高校的分布情况,以及高校在吸引国际留学生的政策、措施和实施力度等方面有直接关系。天津在该指数以0.42分位居第三。可以看到,除北京和上海以外,其他省域来华留学规模普遍不大,反映出我国当前来华留学工作的推进仍然存在困难。

  “境外来华工作专家规模指数”作为其另一项二级指标反映了来中国境外专家的区域分布情况。研究显示,广东是引进外国专家最多的省份(0.82),上海(0.77)、江苏(0.64)、北京(0.63)分列2-4位。浙江虽以0.27位列第五,但与前四名评分差距显著。这与“来华留学生规模指数”中各区域差异情况相似,说明当前我国国际人才分布的均衡程度相对较差。

国际人才结构各省域差距不大,安徽、辽宁、河北胜出“北上广”,北京国际人才职业结构掉落“一线”

  “国际人才结构指数”在不考虑规模的情况下,仅对人才结构进行分析,是对一个区域人才结构特征的真实反映。研究显示,我国各省域引进的国际人才质量层次相近。安徽、辽宁、河北位居前三,其指数得分分别为0.71、0.64、0.61。而排除了国际人才数量等影响后,北京、上海、广东和江苏的国际人才结构排名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江苏国际人才结构受影响最小,仍以0.61分排在第四位。

国际人才结构指数

  此指数由两项二级指标组成(“国际人才学历结构指数”和“国际人才职业结构指数”,权重分别为0.258和0.742)。研究显示,安徽及西部地区人才学历结构相对偏高,该地区引进人才针对性相对较强,且主要以普遍有较高学历的科研类人才为主。北京、上海、广东和江苏的国际人才引进更趋市场化,具有多样性,其国际人才学历结构指数被相应稀释。

  “国际人才职业结构指数”数据显示,江苏(0.72)、广东(0.70)、上海(0.64)的国际人才职业结构相对较好,而同样作为国际人才集聚区域的北京(0.49)仅排在第24位。相对于其他区域,北京国际人才的工作周期更多地集中在中短期区间,故在聘请方式、签证类型和岗位情况在数据的反应上会有一定差距,如短期聘用过程中的引进方式、签证类型和岗位情况都会趋于便利化而从简。

国际人才创新广东居榜首,西部地区创新潜力高


  “国际人才创新指数”是对国际人才在创新发展和创新贡献方面的预期成效进行评估。广东(0.68)、江苏(0.59)、上海(0.56)和北京(0.56)表现相对较好,这体现出对国际人才集聚区域的创新能力预期相对较高。


国际人才创新指数

  在其二级指标“国际人才创新基础指数”中,陕西(0.69)、贵州(0.63)、西藏(0.63)等西部地区得分相对较高,即国际人才来源国和所涉及行业领域的创新能力相对较强,这与该地区引进国际人才具有明确导向性有重要关系。北京(0.60)、广东(0.53)和江苏(0.50)在市场化引进国际人才时,其国际人才创新基础仍然保持靠前。但上海此指标的得分不高,为0.39。课题组分析,这与上海所引进的国际人才主要集中在金融领域,与信息技术、高端制造等其他领域的创新潜力相比偏弱相关。

  “国际人才创新贡献指数”主要反映境外来华专家对于行业的贡献预期。数据显示,广东(0.75)、上海(0.65)、江苏(0.63)排名靠前,其中广东领居首位,北京国际人才创新贡献指数受长期工作人才的数量影响,以0.54得分居中。随着我国人才政策不断突破创新,国际人才在中国发展将成为新常态,区域引进国际人才的工作周期需要向中长期方向发展,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创新作用。

国际人才政策东、中、西部地区形成不同落差,江苏跃居榜首


  在“国际人才政策指数”维度,区域间差距较为明显,主要表现为东部沿海地区普遍较高,中西部地区相对较低。其中,江苏(0.81)得分最高,随后依次为北京(0.68)、浙江(0.58)、广东(0.48)、上海(0.46)、福建(0.40)和四川(0.40)等。

国际人才政策指数

  其二级指标“国际人才政策创新指数”是对于国际人才政策创新突破的情况反映(并不是对于国际人才政策的全面梳理比较),浙江(0.91)、江苏(0.83)、上海(0.77)、北京(0.62)得分相对较高,广东得分位居中上(0.49)。这与广东顶层政策中人才“十三五”发展规划和落实中央《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的具体政策未及时出台有关,但广东在国际人才出入境政策方面表现了良好的创新性和示范作用,尤其是针对广东出生或原户籍为广东的外籍华人推出了5年以内多次入出境有效签证,对华人回国发展做出了重要的政策突破。在“国际人才政策配套指数”二级指标中,各区域出现显著落差,并呈阶梯状分布。其中,江苏(0.80)、北京(0.74)、广东(0.48)分数相对较高。

国际人才发展环境内陆地区与沿海地区差距最大,上海得分“爆表”,北京仅为其半数

  “国际人才发展指数”是对国际人才来中国大陆开展工作的基础环境进行评估。数据显示,上海达到指数最高分值1,也是六个维度指标中唯一获得满分的区域,随后是北京(0.49)、广东(0.41)、天津(0.37)和江苏(0.33)。北京虽仅次于上海位居第二,但其得分与上海相差一半。上海依托港口经济和良好的国际化发展背景,是外资企业落地和国际贸易往来的最重要门户。

国际人才发展指数

  在“外资企业发展环境指数”二级指标中,东部及东南沿海区域的发展情况相对较好,而内陆区域则相对较差且差距显著。上海的指数达到1,北京0.44,天津0.34,广东0.31,江苏0.30。

  另观察“对外贸易发展环境指数”二级指标,对外贸易发展环境整体上比外资企业发展环境好,但中西部地区与东部、东南沿海区域的发展情况仍差距较大。其中,上海仍达到最大指数值1,北京0.57,广东0.55,天津0.41,江苏0.35。研究分析,我国多数区域在国际贸易的表现不足,致使其国际人才引进仍以项目引进为主,发挥国际人才市场动能的环境欠佳。

国际人才生活幸福感广东最有保障,中西部区域居住环境具有较好潜力


  第六个维度“国际人才生活指数”对国际人才在中国生活的实际需求进行比较,包括“国际人才社会保障指数”“国际人才居住环境指数”“国际人才旅行指数”三项二级指标。总体来看,广东(0.79)、北京(0.67)、江苏(0.53)、山东(0.53)和上海(0.52)的国际人才生活指数最高。

国际人才生活指数

  “国际人才社会保障指数”具体评估了区域对国际人才的医疗需求和子女教育需求的供给能力,广东、江苏、北京、山东和上海位居前五。研究分析,广东、江苏拥有丰富的医疗资源,2015年所拥有的三甲医院数量分别为132所和135所;而北京、上海拥有较多的国际学校,2015年拥有教育部认证的国际学校数量分别为20所和21所。

  课题组还通过“国际人才居住环境指数”对国际人才在区域居住的舒适度予以评价。宁夏、广东、内蒙古、海南、北京位居前五。广东、北京是城市化发展与生活舒适度结合程度相对较好的区域。值得一提的是,中西部区域在国际人才居住环境方面具有较好潜力,其空气质量和公园绿地面积等,对于更加注重生活品质的国际人才来说具有一定吸引力,需要进一步将这种自然吸引力转化为吸引国际人才入驻发展的能力。

  “国际人才旅行指数”反映了区域出行的便利情况和国际人才对区域文化的认可度。数据显示,广东(0.91)、上海(0.88)、北京(0.70)、云南(0.48)、浙江(0.33)位居前五。前三甲作为中国对外的重要门户窗口,在国际航班和国际游客接待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云南居于第四位的良好表现显示,吸引国际人才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各个区域需要将“长板”拉长,有助于在对综合能力要求高的区域国际人才竞争中占得一席之地。

蓝皮书建议——
顶层设计与软实力建设并进以吸引国际人才

  全球化智库(CCG)与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在北京总部发布《2017中国区域国际人才竞争力报告》蓝皮书还以省域为划分,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括港澳台)的国际人才竞争力绘制了指数雷达图,并进行了逐一分析。

  为了解决我国各区域在人才管理与服务、人才政策创新与突破、人才新政推广与实施、城市软实力提升、国际人才开发合作等方面发现的限制和问题,蓝皮书还基于全球化智库(CCG)和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多年来在国际人才领域的研究积累,针对性地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进一步加强引进国际人才顶层设计的落实工作,设立专门的国际人才管理机构;(二)加大操作层面的政策突破力度,国家创新区域应持续发挥创新引领与先行先试的示范带头作用;(三)持续推动示范区国际人才政策在全国范围的推广,积极探索城市群国际高端人才的共享模式;(四)进一步加强城市软实力建设,从自然环境、城市文明和生活配套方面提升区域国际人才竞争力水平;(五)建立国际人才合作组织,打造国际人才协调服务专业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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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Wang Huiyao: Summit paves way for new globalization]]>
Wang <wbr>Huiyao: <wbr>Summit <wbr>paves <wbr>way <wbr>for <wbr>new <wbr>globalization
As BRICS members move closer to the core of international issues, they also will be faced with more responsibilities

During the recently concluded BRICS Summit in Xiamen, Fujian province, the members of BRICS and five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witnessed the process of new globalization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equality and reciprocal and mutual benefit.

As President Xi Jinping expressed during his keynote speech at the ninth BRICS Summit, the emerging-market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should work together to build an open world economy and promote inclusive and beneficial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at's the new globalization that pioneers global governance and provides a new platform and approach for the growth of the world economy. It will renovate the old pattern, which is dominated by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only benefits the people there.

Both BRICS and the Belt and the Road Initiative are promoting economic, political, secure and cultural cooperation within larger areas around the world, seeking fairer positions and deserved rights for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hose from emerging markets and paving the way for free trade, new global governance and a new growth approach.

Using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system, China is on its way to creating a web against the de-globalization and anti-globalization trend, especially among developed economies.

Building up the African Regional Center of the New Development Bank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frica and launching the Contingent Reserve Arrangement for financial stability in the group are two crucial steps for the enhanc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BRICS.

On the basis of economic strategic cooperation, the BRICS Plus approach will improve the group's popularity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With regard to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order, BRICS countries want to build up more reasonable international order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United Nations, and hence the voice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emerging markets could be heard more often.

With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the cooperation on online business among the BRICS nations could be an effective and labor-saving approach to overcome the traditional trade barriers they have encountered. The internet could link the five members of a mega market with more than 3 billion people, since China now has the leading e-commerce companies and advanced market and the others also have built a comprehensive cybernetwork and have many internet users.

The Xiamen Summit also highlights the exchange of culture among the different regions. As the director of a Chinese think tank,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I totally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and difficulties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s between different peoples with diverse languages, habits and customs.

Education is the precondition of development, and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attract more overseas students from among the members of the group. Thus the students would play the role of a bridge for the peoples of the BRICS members and transfer practical experiences back to their homelands.

Besides education, the think tanks from different fields in the member countries should play a more important role in launching new systems or solutions, and establishment of a think tank league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advancement of BRICS.

Facing sluggish economic growth and security uncertainties, the world needs new solutions to offset the ebb. Instead of retreat choices like protectionism, China has chosen to be a beacon of multilateral trade and an open world economy.

It is in this way that the world should find growth impetus, and more people can become involved in and benefit from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BRICS sets a good example and also makes efforts to realize the above targets.

China undoubtedly is the linchpin of the trend, and it should continue to play that role in the future. We can see that a new era is on its way and the new principles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are taking shape, as the Xiamen Summit indicates.

One thing is for sure: BRICS will move closer to the core of the world and have more say on international issues. The next golden decade for this group not only means more measures for the world, but also more responsibilities for the group's members.


From China Daily,2017-9-8


Wang <wbr>Huiyao: <wbr>Summit <wbr>paves <wbr>way <wbr>for <wbr>new <wbr>glob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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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王辉耀:通过深化金砖伙伴关系为全球经济治理添砖加瓦]]>
王辉耀:通过深化金砖伙伴关系为全球经济治理添砖加瓦
王辉耀,全球化智库(CCG)主任、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

  2017年9月,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于厦门召开。在此之前,第七届金砖国家经贸部长会议于2017年8月1-2日在上海成功举办,各方根据会议议程探讨了建立金砖国家电子港网络、电子商务、投资和服务贸易便利化等议题,在推进金砖国家经贸合作的机制化、系统化和实心化建设上取得了积极进展,为厦门会晤做好了经贸方面的准备。

  金砖国家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中坚力量,金砖五国在过去的“金砖十年”中贡献了世界经济增长率的“半壁江山”。但是,金砖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的话语权尚不能“匹配”其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当前全球经济治理面临巨大挑战,治理变革的需求与动力存在错位,新的推动机制正在酝酿之中。作为金融危机以来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几个经济体,金砖国家理应深化合作,进一步推进全球经济治理变革。

一、贸易投资合作和便利化建设行稳致远

  根据《金砖国家第七届经贸部长会议声明及附件》,其中《金砖国家示范电子口岸建设职责纲要》、《投资便利化合作大纲》、《电子商务合作倡议》等文件涵盖了当前金砖国家在贸易投资便利化领域的主要合作议题。本次经贸部长会议通过推动专家组对话、推动最佳实践案例建设和推广、加强海关合作、提高投资监管透明度和监管效率、推动投资领域的监管方与被监管方交流合作、新建金砖国家电子商务工作组、加强对电子商务领域行业发展、现状、电商监管和法规框架、电商中小企业、跨境电商贸易壁垒、金砖国家电商政策协调等议题展开专项研究等具体成果。

  扩大金砖五国对外贸易总规模、促进五国相互间贸易提升,充分发挥金砖各国互补性和多样性以应对全球挑战是金砖国家经贸部长会议的重要使命。推进金砖五国贸易投资合作和便利化建设,深化金砖经济伙伴关系,是金砖国家合作共赢、做大全球经济蛋糕的关键一步。

二、通过维护增长稳固和推进全球经济治理变革

  稳固世界经济增长和促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是成立金砖国家体系的重要诉求,是“第二个金色十年”的核心任务之一。实现稳健的经济增长,建设新全球治理体系要求金砖国家在各领域加强合作,创造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金砖国家服务贸易合作路线图》、《金砖国家经济技术合作框架》等成果通过明确合作方向、厘定合作领域、促进能力建设,在旅游、教育、医疗等12个服务贸易重点领域促进便利化、开展经济技术合作和能力建设,在具备增长潜力的新兴领域树立“金砖标准”,以打造利益和命运共同体为目标,推进经贸合作机制化、系统化和实心化,加强战略互信和重大问题政策协调,构成了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金砖方案”。

三、以早期收获等成果“先行先试”是金砖国家引领全球经济治理的务实态度

  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上指出,务实合作是金砖合作的根基,没有金砖国家参与,就难以有效解决许多许多重大紧迫的全球性问题。金砖国家应该紧紧围绕经济务实合作这条主线,在贸易投资、货币金融、互联互通、可持续发展、创新和产业合作等领域拓展利益汇聚点。

  全球经济治理的话语权依托于制度,但赢取话语权仍然离不开突出的竞争力,离不开先进体系的引领和示范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探索非西方体系发展中大国的全球合作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历史事业,这一事业要求我们“常抓不懈、久久为功”,要求我们以自身的发展带动体系的发展,要求我们以务实的态度促进成果落地、保持耐心与定力,通过现有的机制化成果与发展方向将更多的力量,特别是新兴经济体的力量团结在以“金砖五国”为基础的平台上,形成“金砖+”的发展模式,在灵活的应对能力与稳固的合作机制之间保持平衡。在这些原则的指引下,金砖伙伴关系将能克服体系内外的种种困难,始终保持对全球经济治理“参与、维护、贡献”的态度,推动“金砖方案”不断转化为“世界方案”。


文章选自中国经济网,2017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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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中国如何重塑新一波全球化?]]>
中国如何重塑新一波全球化?

  2016年9月,G20峰会在杭州召开,杭州峰会为推进全球化制定了全面的战略蓝图和行动计划,提出了包括《二十国集团峰会公报》《二十国集团创新增长蓝图和行动计划》《全球贸易增长战略》《全球投资指南》《金融治理框架》等在内的支持与完善全球化的方案。中国充分认识到,全球化的可持续发展,不仅仅意味着发达国家与部分人群不成比例地获得发展红利,而是让发展中国家和所有人都共享包容性的发展成果。这意味着,中国未来的全球化方略需要更多考虑以下几方面:

  首先,维护自由贸易体系,与时俱进地完善并充实贸易规则。以WTO 多边贸易体制为中心,尽快完成《巴厘岛协议》的批准程序,将多哈回合剩余议程分类梳理,分清轻重缓急和难易程度,有区别地推进,争取不断获得小步前进的早期收获。积极推进WTO 框架下《信息技术协定》扩容谈判和取消农产品补贴等早期收获成果,继续积极推进环境产品谈判、服务贸易谈判和《政府采购协定》谈判。同时,包容以TPP、TTIP、RCEP 等为代表的各类区域自贸协定谈判。只要向WTO 通报,不违反WTO 的基本原则,应当鼓励和乐见其成。

  其次,将全球化战略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融合,推进包容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自由贸易投资规则和区域一体化,实现效率和公平的统一。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竞争优势不同,根据以往的经验看,毫无例外的高标准协定未必适合全球化的差异性要求,应当考虑差异化标准和个案待遇。区域经济一体化,无论决策机制、财政和货币政策,都应考虑不同成员经济体的不同情况和需要,实行有差别的政策。提倡“一带一路”倡议体现的包容性质,即共商、共建、共享。按照不同经济体的实际情况实施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贸易便利化、产业合作、金融合作。不一定强求高标准,但务必各方都能发展自己的生产力,才都能获益。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是今后15 年乃至更长时期推进全球化的基本路径。要把更多的资源、公共产品投入消除贫困、饥饿,加快低收入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发展的方向上来。把世界市场的拓展和技术的进步更多地投入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工业化上来。全球化的基础是效率,但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在上层建筑领域应推进公平,力求效率与公平的相对统一,确保全球化的稳步发展。

  再次,关注全球化和技术进步中的“以人为本”原则,缓和就业与技术进步、资本效益与贫富差距中的矛盾。在鼓励和推进科技创新的同时,要充分研究新技术应用的经济效果和社会效果,特别是对就业可能的冲击。技术进步的意义在于推动社会生产力提高、推动社会进步的科技创新,资本收益的提高不应以牺牲就业机会为代价。对那些虽然带来生产率的提高,但明显带来失业率增加,从而增大社会成本,部分抵消生产率提高效果的新技术,应制定审慎的政策。例如机器人、智能生产等,或要求采用这些新技术的同时,安排一定数量的其他领域就业。

  对于全球化进程中资本效率带来的收入差距拉大,中国政府与世界应一道制定合理的应对政策。对高收益的资本收入者实施高额累进税和必要的社会责任捐助,对以劳动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群体实行低所得税,并增大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社会保障。推动公平而合理的人才流动自由,将人才流动用作解决收入差距、就业不足与公共资源匮乏的“药方”。

  第四,全面、长期地治理国际金融体系,防范全球系统性金融风险。在G20 杭州峰会拟定的全球金融架构基础上,G20 国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应进一步研究制定管控国际投机资本的一系列规则。包括限制原油和其他大宗商品投机的交易规则、大幅提高外汇投机的成本、加强对冲基金和衍生品的管理、完善各类区域性国际收支应急安排等。只有有效防止全球系统性金融风险,全球化进程才能顺利推进。


引用本文相关内容请注明出处:《大转向:谁将推动新一波全球化》,作者:王辉耀、苗绿,东方出版社出版。

中国如何重塑新一波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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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金砖国家峰会】BRICS Summit: Stronger Partnership for a Brighter&]]>
【金砖国家峰会】BRICS <wbr>Summit: <wbr>Stronger <wbr>Partnership <wbr>for <wbr>a <wbr>Brigh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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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ay, the BRICS Summit began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entre in Xiame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enter in Xiamen, and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who received the leaders of Brazil, Russia and South Africa ahead of the restricted meeting of the grouping.

【金砖国家峰会】BRICS <wbr>Summit: <wbr>Stronger <wbr>Partnership <wbr>for <wbr>a <wbr>Brighter&

The World Today Studio inviting Charles Tang, President of Brazil-China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and Dr. Wang Huiyao, President of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CCG), to sharing their opinions about the relations between BRICS and global economy and the future of  e-commerce and e-payment within BRICS and around the world.



From CNTN, Sep.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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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At the Vanguard]]>
At <wbr>the <wbr>Vanguard

    Generation that took renewed university entrance exams has helped to push China's great changes

    One of the earliest signs of China's reforms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76) was the decision to reopen universities and to select students through a national exam, called the gaokao.

At <wbr>the <wbr>Vanguard
Statue of former Chinese leader Deng Xiaoping in Shenzhen, Guangdong province. Deng was in charge of science and education, the areas that he saw as the key to the future of the country. Sun Yuchen / Xinhua

    In 1977, Deng Xiaoping was not yet paramount leader of China, but was in charge, at his own request, of science and education, because he saw these areas as key to the future of the country.

At <wbr>the <wbr>Vanguard
A file photo shows candidates preparing for the gaokao in 1977. Provided to China Daily

    The re-establishment of the gaokao preceded the historic 3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December 1978, which formally endorsed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only 40 years, China has advanced from being one of the poore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o upper middle-income status. In terms of the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which the United Nations uses to measure population health and education in addition to GDP, the nation has moved from far below the world average to significantly above. Life expectancy has reached 77 years, only a few years below that of the most-developed countries. Plus, near-universal literacy and primary education have been achieved. The number of Chinese enrolled in universities has gone up tenfold since the late 1990s.

At <wbr>the <wbr>Vanguard
Students in Baokang, Hubei province, prepare for gaokao on June 4, only a few days before the exam. Photos Provided to China Daily

At <wbr>the <wbr>Vanguard
Candidates for gaokao in Beijing say hello to their parents after the examination in Beijing this June. Zhu Xingxin / China Daily

    The people who started university in 1977-79 are known as the "xinsanjie", the new three classes of students. Only about 4 percent of the test-takers were admitted to university (compared with 75 percent today, according to Xinhua), so they were a highly skilled and motivated group.

    They were also more diverse than current college students - many were older, some had very difficult experience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a high percentage were children of farmers. Many of the group reached prominent positions in all walks of life and are now approaching retirement age. They lived through, and contributed to, the astonishing growth of the last 40 years. The most prominent of the xinsanjie is Premier Li Keqiang, who took the gaokao in 1977 and studied law at Peking University from 1977 to 1982.

At <wbr>the <wbr>Vanguard
At <wbr>the <wbr>Vanguard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CCG)'s session on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the gaokao resumption on June

    In June,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CCG) in Beijing organized a conference at which many xinsanjie talked about their life experiences and about the future of China.


Four major themes were prominent in the statements at the CCG conference and in interviews with China Daily.

    First, no one predicted at the start of the reform process just how hugely fundamental the changes would be. They all praised the model of economic reform that achieved this.

    But, second, speakers agreed that it is now time to enact more reforms to encourag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hird, many speakers emphasized the "opening up" part of the reform - they believe that trade and interaction with other countries are crucial.

    Finally, many speakers stressed the need for educational reform designed to encourage the innovation needed for the new economy and to achieve fairness, especially for students from outside the major cities.

    The opportunity to take the gaokao was life-changing. Wang Huiyao, who was sent to work in the countryside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is now chairman of the CCG and counselor of the State Council, China's Cabinet, says: "Initially we were told to root ourselves in the countryside. We thought it was for our whole life." He said that life was very hard, "but the smart ones learned something in the countryside".

    He adds: "The merit system started with the gaokao. Credentialing systems and professional rating systems impacted the whole society. Everyone knew 'I have to work hard'." He also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international contacts: "(About) 600,000 students now go out each year. This keeps China open. You see lots of company founders and venture capitalists who returned."

    Peng Kaiping, chairman of the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at Tsinghua University, took the gaokao in 1979 and attended Peking University. He says: "The young generation was exposed to new ideas and new information. This was the beginning of Chinese reform. This was a great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Chen Yongjun, professor of management a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nd an expert 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graduated from high school in 1972 and worked at a power station for six years before the gaokao gave him the chance to go to Xiamen University. He says that academics who remained in China were once jealous of others with jobs in the West, but now those who remained in China are better off. He stressed that the past 40 years have changed the lives of individual people and admitted to being surprised that China has become the second-big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Education reforms

    Changing the education system to encourage innovative thought and to equalize opportunities throughout the nation is a key goal of many xinsanjie.

    Tang Min, counselor of the State Council, says "educational reform should not be limited to the gaokao; the whole system needs reform. We need innovative students, and lifelong learning is very important."

    Shao Hong, a member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says he is "proud of how the gaokao can facilitate mobility in society, but a disadvantage is that it forces students to memorize from a textbook."

    He argues that "it is hard to make the system fair. Every student wants to go to a famous university. They don't want vocational education because it is not prestigious".

    Similarly, Tong Shijun, a philosophy professor a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ays: "Working as a worker before going to university taught me to work hard and love science. It is important to emphasize the spirit of the craftsman. We should not stigmatize labor work."

    And Zhu Yongxin, also a member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CPPCC, contrasts the situation in 1978 with now: "Teachers then were under pressure for the 11 year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o they had a strong desire to learn new things. Young professors now are so burdened and the atmosphere is not as good. Now it is like primary school the teacher talks and the students listen."

    Lu Mai,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China Development Research Foundation, says: "The true meaning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is to give people the freedom to make individual choices. When people quit education to be businesspeople, it proves they have choices."

    Zhao Shengchuan, dean of the School of Transportation and Logistics at the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ho took the gaokao in 1979, was from a small village in Hebei. He worries that people from the countryside now have fewer opportunities. "Of my 30 or 31 classmates at 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 more than half were from the countryside. Now, most university students are from rich, urban families."

    He also argues that China needs to adapt its educational system to the new economy: "We need to restructure the educational system using case studies and interactive learning. The whole education system needs reform - universities can do only so much. We need to teach students to capture knowledge, work in teams and deal with others - real skills that will be used after graduation."

    Similarly, Ning Bin, president of 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 questions whether his generation really did fulfill its obligations to the country. "The gaokao for the most part is good, but we have a burden of figuring out how to shape students to be more innovative," he says.

    Foreigners, too

    There were also some foreigners who went to university in China during those years and chose to build their lives in China. China Daily interviewed Jaime FlorCruz of the Philippines, who attended Peking University from 1977 to 1981 and later was CNN's longtime chief correspondent in China. Ashok Pandey, from Nepal, attended Tsinghua University in the same years and is now vice-president for Nvidia APAC Operations. Roberta Lipson, from the United States, did not attend university in China, but has been an entrepreneur in Beijing since 1979 and is the founder and president of United Family Hospitals.

    FlorCruz was an anti-Marcos activist in Manila who traveled to China in 1971 with a group of other Filipinos for an educational political tour. While FlorCruz was in China, Marcos declared martial law in the Philippines. Since they could not return home, the group of Filipinos volunteered to work on a farm in the countryside of Hubei province.

    He says that the serious debates about the future of China were a highlight of his life: "My time at Peking University was one of the best times of my 40-plus years in China. China was already beginning to change, so I saw the before and I saw the after. It was a very vibrant period - not just on campus, but outside the campus.

    "The best part was that I got to meet and study with this cohort from the classes of 1977, '78, and '79 - a very special group of people. Many of them had shared the same kind of social experiences of going down to the countryside for a few years or working in factories or serving in the army. They were very mature, very driven, very serious in their studies.

    "Also, they had a historic mission to change China. The best part was the debates about how to change. We were discussing not just our textbooks but, especially outside the classrooms, we were discussing the big-picture questions."

    Describing his experiences in China, Ashok Pandey says: "I came to China when I was very young. China is the country where I really grew up and started to learn about the world. At that time, there were not a lot of foreigners living in China. Wherever I went, people were very nice and sincere, and they were willing to offer their help. I love this country, and I love people here. Chinese culture has become my nature.

    "I appreciate what I've learned, what I've experienced, and the people I've got to know here. I feel like one of them. It is also about the opportunity in a place I think I can realize my full potential."

    As a senior executive in the tech industry, he sees the country's huge progress in innovation. "China is already a leader in innovation, especially in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rea. It is now the world's leading country in terms of papers published on AI and just behind US in respect to registering patents. This know-how and eagerness to embrace AI will propel China to the forefront of business and technology. They are also leading in super-computing. Combining AI with supercomputing will take them far ahead."

    Roberta Lipson says that after she first arrived in Beijing in 1979, she was required to live for years in a hotel for foreigners and saw few choices for goods or food in Beijing. "If you could go back in a time machine to 1979 and tell people what Beijing is like today, both from a material perspective and in terms of cultural richness, as well as the cosmopolitan nature of the city, nobody would believe you.

    "I could not have envisioned what Beijing would be like," she says. "I'm tremendously optimistic going forward. I'm very proud of the development that has happened in China. I'm so fortunate to have been a firsthand witness to it, and I'm proud to have had my small part to play on the healthcare side. Recently, I've been granted a green card (permanent residence status). I consider Beijing my home and an integral part of my identity, and I'm proud that has been recognized."

    Chen Aimin, an economist who is now president of Xi'an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took the gaokao in 1978 and attended Sichuan University. Describing the growth of the past 40 years, she says: "It was an unprecedented miracle. I had no imagination about what things would be like 10 to 20 years later. Not in my wildest dreams did I think Chinese people would be so rich. China's stable economic achievement over a long time is unprecedented. We have a stable society, low crime and a low unemployment rate."

    She poetically sums up the achievement and the challenges of the Chinese economy: "After spending 22 years studying and as an economics professor in the US, I came back to work in China because I saw a forest of vitality. Inside the forest, I saw that some trees were really ill, but we are working on those trees. I feel this forest is still quite healthy, and I'm confident the ill trees will be cured." (By David Blair)


From China Daily ,2017-8-11


At <wbr>the <wbr>Vangu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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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对话王辉耀:特朗普要查中美贸易 打的什么算盘]]>
对话王辉耀:特朗普要查中美贸易 <wbr>打的什么算盘

  文晶Talk:特朗普为何选择这个时候开展对中国贸易的调查?

  王辉耀:特朗普从参选开始就对中美贸易有很大不满,美国对中国有三千多亿的逆差,而且不可持续。今年六月习特会上中国提出通过一些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当时效果不错,关系得到缓和。中美百日谈放开了牛肉对华的出口,美国visa和master card也可以到中国使用。

  但特朗普是一个商人,在这个方面吃亏的话,一定想办法这个便宜占回来,而且特朗普不光针对中国市场,他也骂日本、德国,也在和加拿大、墨西哥这些贸易有顺差的国家谈。

  之前特朗普迟迟没有行动主要是因为在朝核问题上,美国还需要中国的帮助。但是朝核问题一直没有进展,而且越来越紧张,特朗普在美国国内面临着压力,他上台七个月了,必须拿出一些成绩。前两天中美最高领导人通电话确定特朗普将访华,在访华前,特朗普希望争取更多筹码。

  另外中国目前所处的国际环境并不好,中国跟印度、南海还处在紧张态势。特朗普看重现在这样一个时机,对中国进行一定程度施压。

对话王辉耀:特朗普要查中美贸易 <wbr>打的什么算盘

  文晶Talk:“301法案”允许美国总统以单边制裁的方法来保护美国免收外国不公平贸易伤害。有资料显示,这个法案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用过。特朗普此时启动这一法案,会对中美贸易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王辉耀:肯定会造成巨大的影响,中国是全球化最大的支持者和推动者,全球化主要是经济全球化,说白了就是贸易和投资。如果美国发出这样的信号,欧洲再发出信号,对中国发起反倾销和高额关税,中国经济马上会受到很大打击。中美之间的贸易战是两败俱伤的,虽然美国会有所损失,杀敌八百自伤一千,但是美国比中国财大气粗,底子要比中国厚的多。如果真正进入贸易战,美国承受能力比中国强。美国经历过金融危机,但中国没有。中美关系,实际上是整个全球化战略上最核心的关系,是不能出问题的。目前中美之间三千多亿美元的顺差,换算成人民币2万亿,这是个很大的数,而且直接影响就业,直接影响中国国民经济。并且,中美贸易作为中美关系压舱石,一旦不稳,也会引起其他矛盾,引发更大的负面效应。

  文晶Talk:特朗普这个时候对中国的施压,是否与这段时间朝核事态升级,比如金正恩扬言发射导弹到关岛有关?

  王辉耀:我觉得有,特朗普一直在等中国对朝核问题采取行动,但好像没有起太大作用,所以特朗普会在这个问题不断对中国施压。我这次去延吉中朝边境,中国已经在朝鲜问题做了很大让步,包括取消海产品、农产品进口,势必会对当地经济产生巨大影响。

  文晶Talk:那么在您看来,中美之间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当前的贸易问题?

  王辉耀:中美之间现在有很多值得合作的地方,第一,基础设施领域。中国的基础设施达到最好的水平,正好美国也缺乏资金。特朗普推出几万亿的基础设施计划还未得到落实。中国有资金和设备,在基础设施方面,可以跟美国很好地弥补。

  第二,能源。中国是世界上进口石油第一位的国家,也开始购买美国的石油。美国是一个产油大国,页岩气开发后,能源出口是富余的,中国可以更多进口美国的能源产品,包括天然气,这样可以减少一部分不平衡。

  第三,高科技产业。目前,硅谷的高科技公司进入中国比较困难,比如像谷歌、安卓系统、无人汽车,进入中国是受阻的,这也是美国不满意的方面。另外金融行业也可以适当开放,比如现在中国不用信用卡,而是用微信、支付宝来支付,银行业开始做适当开放,允许美国的信用卡进入。

  第四,制造业。曹德旺的福耀公司在美国投资了10亿美元,创造了三千个工作机会。类似大曹德旺、小曹德旺这样的企业很多,中国的企业正在经历升级换代,如果劳动力成本和人员成本在美国价格差不多的话,我更愿意到美国建厂,更接近于市场,服务于上下游的客户。

  我们找到中美贸易经济共赢的方向,就是说,在其它增量上多下功夫,在存量上减少赤字,还是可以做很多的事。


文章选自新浪网,2017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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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王辉耀:如何打造中国特色智库人才“旋转门”]]>

    在美国,智库与政府间存在一种特殊的人才交换通道——“旋转门”。思想者与行动者、学者与官员通过“旋转门”机制实现身份转换,在一定程度上沟通了学界与政界、思想与权力,实现了两者的相互渗透。一方面,智库人才进入政府任职,从政策研究者转变为政策制定者,增强了智库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力;另一方面,智库大量吸纳政府离任官员,成为高级人才的蓄水池和引力场,提升了智库政策研究的质量。

    中国智库同样面临人才流通问题。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指出,要“推动党政机关与智库之间人才有序流动,推荐智库专家到党政部门挂职任职”。据此,应逐步打造中国特色的“旋转门”机制,促进党政机关与智库之间的人才双向流动。

    今天,我国已有部分优秀研究人员由体制内智库进入政府工作,部分离任官员进入智库从事研究或顾问工作。但这种“旋转门”机制并不完善,政府和智库间尚无法实现真正的人才双向流转。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到智库工作的政界人士多为退休官员,且即使是退休官员,包括大使、参赞这类国际化人才,也大多进入各种协会机构,只有很少一部分选择进入智库。另一方面,由于现行公务员制度限制,由智库或学界进入政界的机会比较小,少量成功案例几乎都是党政智库人才到政府部门任职,社会智库等则极少有人才直接到政府部门任职的情况。

如何打造中国特色智库人才“旋转门”?特提出如下建议:

    试点探索,逐步建立政府官员与智库学者间的轮换、挂职机制。选取与智库研究关联度较大的相关政府部门作为智库学者挂职锻炼或借调工作的试点,把部分关键职位在一定时限内提供给智库学者。同时,选择符合一定条件的智库作为交流试点,选拔相关岗位的政府官员到智库担任访问学者等研究职务。这样可以极大增进智库与政府间的理解与沟通,有助于培养具有学术素养的政策制定者和熟悉政策制定过程、更加务实的智库学者。对于成功的试点经验,可探索将其制度化,并加以推广。

    建立健全政府和智库、学界、企业间的人才流转机制。改进公务员聘任政策,规范聘任人员的选拔方式、标准、程序和任期,完善保障措施,鼓励和吸纳社会优秀人才到政府部门任职,向政府输送新鲜血液。同时,逐步建立健全公务员等体制内人才向智库、学界、企业流转的制度和法律体系,完善相关保障措施。

    创新智库运营机制,避免智库建设行政化。党政干部,特别是退休的政府高官到智库任管理职务,在提升智库对政策把握水平的同时,也可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智库的公众影响力。智库应一方面吸纳符合条件的党政干部任职,一方面切实创新运营机制,避免智库建设的行政化色彩,同时明确边界,规范党政干部向智库管理者和研究者转型,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优势。

    打造国际人才“旋转门”。随着对全球治理的参与日渐深入与广泛,我国对国际化人才的需求愈加突出。应创造条件鼓励和支持政府机构、智库与国际组织间的人才流转,广泛邀请符合条件的海外华人华侨、港澳台人才、归国留学人员和外国专业人士加入智库。有条件的地区,可以从公共部门的个别专业岗位开始探索吸纳国际人才,提升公共治理的国际化水平。同时,还可以通过交流、实习、挂职、专家顾问等方式加强向各类国际组织输送人才,在国际规则制定过程中发出更多中国声音、注入更多中国元素,维护和拓展我国利益。

    充分发挥前外交官员的专业优势,推动智库“二轨外交”。西方国家通过“旋转门”进入智库的离任官员,其重要作用之一是推动了智库的“二轨外交”。中国也需要在更加广泛、更加深入的国际交流中与其他国家加深相互理解。应促进前外交官员、前商务参赞等富有经验的国际化人才向智库流转,充分发挥这一群体具有全球视野、熟悉海外情况、了解外交工作的专业优势。


选自光明日报《智库》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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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王辉耀:可与“一带一路”支点城市共同办学]]>
王辉耀:可与一带一路支点城市共同办学

    “装备制造业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近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理事长王辉耀在接受南方日报专访时表示,广东在区位、文化包容性以及城市开放度方面很有优势,可以重点引进华人华侨、55岁以上海外资深人才等五类人才,以助力本区域装备制造业发展。

    随着美的成功并购德国库卡,科达洁能到海外设厂,越来越多佛山装备制造企业正走出国门。而在“跨国经营”过程中,如何克服“文化坎”,向海外“借智”?在王辉耀看来,政府可以在政策上进行优化,并打造国际化人才社区,让海外人才居住更便利。

    同时,在装备制造企业积极参与“一带一路”的过程中,王辉耀建议,佛山企业可将人才培养作为突破口,尝试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与支点城市共同建设技工学校等各类人才培养学校,为佛山装备制造业输送“智力支撑”。

发挥区位优势

    重点引进华侨等五类人才

    华人华侨、港澳地区人才、归国留学生群体及外来留学生群体,应是佛山乃至整个广东重点关注的四类人才群体;聚焦至装备制造业发展上,可用柔性引才方式,吸引55岁以上的海外资深人才来助力装备制造企业发展。

    近日发布的《2017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底,我国海归人员总数达265.11万,其中仅2016年就有43.25万留学生毕业回国;与此同时,2017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预计达795万人,相比2016年增加30万人。可以看出,新增海归人数已经超过高校毕业生预计增量。

    大量海外人才回国,这一趋势在珠西装备制造业发展中也有所体现。近两年间,芬兰籍科学家杨云峰将自己研发的PFS精密喷射成形技术带到佛山,开启新的创业;佛山市安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多位团队成员拥有留学背景,其董事长陈贤帅是广东2014年“中国留学人员归国创业人才”……

    “华人华侨、归国留学生群体、港澳地区人才,以及外来留学生,应是佛山乃至整个广东重点关注的四类人才群体。”王辉耀表示。

    王辉耀认为,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海外侨胞熟悉各国产业及社会发展情况,是广东独具优势的重要发展资源,应该优化政策以吸引更多华侨回来;同时,面对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机遇,佛山更应先行一步,吸纳港澳地区的国际人才资源为己所用;此外外来留学生也是一个窗口,能帮助“佛山制造”更好地走向世界。

    聚焦至装备制造产业的发展上,王辉耀建议,“可以用柔性引才的方式,吸引55岁以上的海外资深人才来助力装备制造企业发展。”他认为,目前广东的人才政策主要关注的是55岁以下人才,但其实有大量55岁以上的海外人才,有丰富的经验且身体健康,愿意继续投身制造业。

    “例如日本、俄罗斯、乌克兰,这些国家都有许多高端制造领域的工程师,广东可以多渠道寻找并引进这些海外工程师。”王辉耀表示,广东在区位、文化包容性以及城市开放度方面要优于不少内陆城市,更应把握住这一优势,瞄准海外人才这一群体,解放思想,优化政策,吸引并留住更多人才,以助力本地产业发展。

优化人才政策

    打造佛山版国际人才城

    装备制造企业要更好进行“跨国经营”,需要吸纳大量熟悉国际文化的人才来消除“文化坎”。在此方面,政府可通过政策优化、打造国际化人才社区,为吸引海外人才创造更优的环境。

    美的集团成功收购德国机器人企业库卡股权,东方精工在三年内先后并购意大利佛斯伯、EDF、弗兰度等三家行业领先企业,科达洁能在非洲肯尼亚内罗毕投资设立特福陶瓷厂……佛山装备制造企业正通过“走出去”“买全球”,从“本土制造”升级为“跨国经营”。

    如何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进行管理,成为摆在每一个“跨国经营”企业面前的问题。“之所以会出现文化适应坎,关键在于人。”王辉耀表示,目前广东企业中熟悉国际文化的人才并不算多,多元化的国际氛围尚未形成。

    “要吸引更多海外人才集聚,首先可以在政策上进行优化,并打造国际化人才社区,让海外人才居住更便利。”王辉耀建议。

    从去年8月1日起,“广东公安机关实施促进广东自贸区建设和全省创新驱动发展的16项出入境政策措施”正式实施,其中规定,在广东出生或原户籍为广东的外籍华人,凭相应证明或担保,就可以获得签发5年以内多次入出境的有效签证;此外,外籍青年留学生到广东学习的,从高等院校毕业后将可直接申请居留许可,并进行创新创业活动。

    “广东推出5年签证很具有创新意义,佛山可以针对地区实际情况,对广东省政策进行进一步的细化和落实,如缩短审批期限、设立服务窗口。此外,佛山还可在岗位编制等方面借鉴上海、北京的经验,推出海外华人华裔卡、绿卡等,并建立与国际无缝衔接的外籍人才社会保障体系等。”王辉耀表示

    除了政策简化外,王辉耀还建议佛山建立外籍人才聚集区,“例如,佛山企业碧桂园在马来西亚打造了一个花园城市,那能否在佛山打造一个全球华人的退休家园或者国际人才城,吸引全球的人才来佛山工作及创新创业?”

    王辉耀认为,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作用,在企业“走出去”同时把人才“引进来”;另一方面,通过加大对医院、国际化学校的投入,并在城市中集聚更多国际化元素,吸引更多海外人才留在佛山,为装备制造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紧抓“一带一路”机遇

    与沿线地区共同培养产业工人

    佛山实体经济企业正积极“走出去”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要紧抓这一机遇,佛山企业可以重点寻找“一带一路”上的合作伙伴,并利用好国际资本;此外,佛山还可通过招收留学生或到当地办学的方式,培养国际化人才,推动各地区企业共商、共建、共赢。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全市境外直接投资企业和机构总计312家,协议投资总额85.69亿美元,中方协议投资总额82.59亿美元。佛山实体经济企业正“走出去”,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中国企业的全球化投资已经走上了快车道。”王辉耀表示,从2015年开始,中国已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来源国。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的调查,73%的受访企业已开始实施相关战略,无论民企还是国企,其“走出去”意愿都十分明显。

    那么,在这一轮“走出去”的浪潮中,佛山企业尤其是装备制造企业又该如何寻找突破口,紧抓这一机遇?

    “企业‘走出去’不宜单枪匹马,首先可以寻找‘一带一路’上的合作伙伴。”王辉耀建议,正如当年跨国公司到中国来一样,佛山企业也可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建立合资、合营企业。王辉耀表示,如何利用好国际资本,也是佛山企业需要考虑的新命题,“例如伦敦、新加坡、法兰克福等城市,均拥有巨大国际资本。在企业进行‘一带一路’建设时,要学会把全世界的资金都用起来。”王辉耀表示。

    此外,在王辉耀看来,要加强佛企在“一带一路”上的影响力,人才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合作过程中,佛山可以招收大量留学生到当地留学,让其参与佛山产业建设,加强双方地区沟通;另外,佛山还可以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办学,培养人才。”王辉耀建议。

    对于装备制造业紧缺的产业工人,王辉耀认为佛山可以尝试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与支点城市共同建设技工学校等各类人才培养学校。一方面,为当地培养人才,会受到当地国家的欢迎;另一方面,这也将为佛山培养更多“一带一路”国际化人才。

    “培养出来的这些人才,无论是商界人才,跨文化沟通人才,还是产业工人等技术人才,都将有助于推动佛山企业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深度合作,形成各地区企业共商、共建、共赢,达到共同发展的目的。”王辉耀表示。(南方日报记者 蓝志凌)


文章选《南方日报》,2017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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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图书推荐 | 21世纪中国留学人员状况蓝皮书]]>
图书推荐 <wbr>| <wbr>21世纪中国留学人员状况蓝皮书
《21世纪中国留学人员状况蓝皮书》,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编,主编: 王辉耀 张学军,副主编: 许睢宁 袁岳,华文出版社出版。

    近代中国人出国留学,若从1872年清政府选派官费留美幼童算起,至今已有143年历史了。百余年来,这个基于求学背景和生活经历相似而形成的群体,与近现代中国的发展相伴相行,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等各个重大历史变革和发展阶段都留下自身印记。该书最大特点就是通过扎实的调查研究,以客观的数据统计、分析为基础,描摹出新世纪中国留学人员的主要特征及变化发展趋势。本书是国内第一本对“中国留学生价值观及生活状况”层面展开研究的蓝皮书。全书核心内容主要包括三篇: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留学的价值嬗变、一个半世纪以来各个留学阶段的主要特征及21世纪中国留学生的价值观与生活状况。

序 言

    中国人出国留学,若从1872年清政府选派官费留美幼童算起,至今已有144年历史了。百余年来,这个基于求学背景和生活经历相似而形成的群体,与近现代中国的发展相伴相行,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等各个重大历史变革和发展阶段都留下自身印记。

    我们看到,从1872年30名幼童抵达美国旧金山,到2015年年度52.37万中国留学人员分赴世界各主要留学国家;从1881年第一批21名留美幼童被提前召回,到2015年年度40.91万中国留学人员学成归来,这之中的“去”与“回”已不可同日而论。而孙中山、詹天佑、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邓小平、李四光、严济慈、华罗庚、周培源、钱三强、钱学森、邓稼先等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名字,更是令百年留学史灿若星河。历史延续到今天,更有84%的中国科学院院士、75%的中国工程院院士、77%的教育部直属高校校长、62%的博士生导师和71%的国家级教学研究基地主任都曾拥有留学经历。可以这样说,留学人员的影响力已从个体走向群体,他们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在其中的地位与作用正日益显现并为社会高度关注和广泛认可。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全球孕育兴起,中国要站在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的制高点,需要大批各类人才。而随着“五位一体”总布局的确定,我国人才观的内涵和外延又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和拓展。留学人员作为我国人才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有生力量理应在这个大潮中有所作为。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在教育全球化的背景下,留学已成趋势;在我国良好发展态势和人才政策的感召下,回国渐成浪潮。新生代留学人员在快速形成,从数量规模到年龄构成,从留学方式到学科、职业选择,从留学理念到价值观念等都发生着深刻变化。因此,了解这个群体的现状,研究其发展规律,把握其发展态势,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是欧美同学会服务国家人才强国战略的应有之义。

    有鉴于此,2015年我会委托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启动了21世纪中国留学人员状况调研并形成调研报告,委托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参考调研成果,于2016年最终完成《21世纪中国留学人员状况蓝皮书》。该书最大特点就是通过扎实的调查研究,以客观的数据分析为基础,描摹出21世纪中国留学人员的主要特征及发展趋势,分析21世纪中国留学人员发展面临的挑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希望《21世纪中国留学人员状况蓝皮书》能为留学人员群体提高自我认知,为社会各界了解这个群体,为欧美同学会更好地开展新时期留学人员工作,为党和政府制定有关政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也希望本书呈现出的众多信息可以为更深层次的研究提供依据和素材。

    今后,欧美同学会将把编写和出版相关书籍作为一项常态化工作,通过加强对留学人员工作动态变化的观察梳理、系统分析,客观论证,当好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参谋和助手。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会长
陈  
2016年6月15日
图 书 目 录

    第一篇  中国留学发展历程及特点
    一、清末民国时期(1872-1911年):探索与奠基发展
    二、新中国时期(1949-1978年):曲折发展
    三、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1979-1999年):恢复发展
    四、21世纪以来中国海外留学的快速发展历史
    五、中国留学在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嬗变

    第二篇 21世纪中国留学人员发展现状
    一、留学人员规模不断扩大,自费留学占九成
    二、留学目标变化明显,就业导向和认知导向仍为主要动因
    三、留学目的国主要为发达国家,选择留学国家时注重学制和学费
    四、留学专业分布多元化,专业选择趋于理性
    五、留学人员的层次和方式多样化
    六、留学低龄化加剧,代际差异明显
    七、留学日趋成为具有明确目标的理性选择
    八、留学受家庭因素的影响明显
    九、不同文化对留学生的影响
    十、留学生在海外抱团现象明显

    第三篇 21世纪中国留学人员回国发展总体情况
    一、留学回国人员总体规模分析
    二、留学回国动因分析
    三、留学回国意向分析
    四、留学回国人员结构分析
    五、留学回国人员的双元文化分析
    六、留学回国人员对留学收获的看法

    第四篇  21世纪中国留学人员回国就业发展情况
    一、回国就业留学人员的具体情况
    二、回国就业留学人员的单位和岗位偏好相对明显
    三、留学回国人员就业优势与劣势
    四、留学回国就业的学生薪酬
    五、留学生就业的工作满意度
    六、留学回国就业的区域与行业趋势分析

    第五篇  21世纪留学人员回国创业现状和趋势
    一、留学人员回国创业的背景情况
    二、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分布情况
    三、留学人员回国创业要素获取情况
    四、留学人员回国创业企业规模和绩效情况
    五、留学回国创业人员对创业环境评价
    六、留学人员回国创业趋势分析

    第六篇  21世纪中国留学人员的主要贡献
    一、引领高科技创业大潮,塑造创业文化
    二、成为科教文卫栋梁,推动深化改革
    三、引领中国新兴产业发展,驱动创新发展
    四、推动中国传统制造业优化升级
    五、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及跨国公司本土化
    六、带回风险投资机制及现代管理新理念
    七、培养了一批国际化人才
    八、积极参政议政,推动民主建设

    第七篇 中国留学发展的政策演变及创新
    一、中国留学政策演变历程
    二、中国留学发展政策存在的问题

    第八篇  欧美同学会的发展现状及作用
    一、同学会等留学组织的发展情况
    二、欧美同学会百年历史及发展现状
    三、欧美同学会对留学发展的促进作用

    第九篇  21世纪中国留学人员面临的主要挑战
    一、低龄留学现象日渐明显,相关问题突出
    二、留学生的人身安全、心理健康、适应度等问题备受关注
    三、中国留学生诚信问题凸显
    四、海外留学生开始遭遇种族配额
    五、我国留学服务市场需加强监管
    六、“一带一路”建设对留学发展提出新的要求
    七、海外留学快速发展与我国高校优秀生源缺乏态势逐渐显现

    第十篇  促进中国留学健康发展的相关建议
    一、建立协调统一的留学人员工作机制
    二、完善针对留学人员的政策体系,让留学人员成为发展“战略资源库”
    三、规范留学市场,加强对留学生的教育和引导,提升中国留学生的整体形象
    四、充分发挥欧美同学会等留学组织的作用,促进留学人员为国服务
    五、推进高校国际化战略,鼓励高校面向全世界招生
    六、大力发展来华留学,挖掘国际“人才红利”

    后记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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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中国将更自信地参与全球治理]]>
中国的立场与方案

中国将更自信地参与全球治理

  2014年4月29日,世界银行公布了旗下世界银行国际比较计划(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gram) 的调查结果,该报告采取的“购买力平价”比较方式显示,中国当年的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这一结果的发表引发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金融时报》报道称,这意味着美国自1872年以来拥有的“世界最大经济体”头衔将让位给中国,这无疑是世界力量平衡的战略性转变。然而,中国国内对于这一结论却远不如外媒来得兴奋。2014年5月8日,《人民日报》刊登的《理性看待“中国经济规模世界第一”》评论文章认为,“无论是市场汇率法还是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都无法真实反映一国的经济规模。……世行关于‘中国经济规模世界第一’的判断在一定意义上是统计指标调整的结果。……国际社会也不应该因此对中国发展水平做出不切实际的评估。”

  事实上,中国官方一直在此前试图说明该报告所依靠的数据和方法站不住脚,内部人士披露,早在2013年,中国方面就不愿意接受这份报告。最终,报告中加入一行文字指出:“中国国家统计局对于报告所用研究方法的某些方面表示了保留意见,并不认可报告得出的结果属于官方统计数据。”中国政府一直以提升国家经济实力、带领成千上万家庭脱离贫困为使命,通常并不对外界关于发展成就的表扬表示反感。国际比较计划报告之所以引发争议,主要是因为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同时意味着随之而来的国际压力和额外的国际责任。

  对于其他国家抛来的“世界领袖”的帽子,中国领导层一直非常谨慎。早在2003年,国际上就有让中国加入全球治理重要机制的八国集团(G8)的呼声。2003年6月3日,《纽约时报》发表了题为《从冷漠中把中国带进来》的社论。2004年6月7日,新加坡《海峡时报》发表了美国耶鲁管理学院院长加腾的文章,题为《是让中国加入八国集团的时候了》。同年G8首脑会议期间,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透露,G8国家领导人正考虑邀请经济飞速发展的中、印两国加盟。2003年以来,虽然中国领导人多次出席了G8峰会,但是对于是否加入却一直没有定论。中国除了担心加入后会受其他集团内西方国家制约,以及弱化自身的发展中国家立场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作为新成员的中国必然会被要求承担和其他G8 国家一样多的国际义务,这对于已经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中国,似乎是一笔代价高昂的交易。

  中国始终没有加入G8,充满讽刺意味的是,因为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G20最终取代了G8,成为大国治理的机制,并在统一各国行动应对2008年金融海啸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中美联手力挽世界金融体系崩塌的狂澜之后,中美“G2”和“中美国(Chimerica)”的概念开始见诸报章。2008年7/8月号的《外交》杂志刊登了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伯格斯登(Fred Bergsten)的一篇文章:如果美国希望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担当更多的责任,就需要考虑与中国一同分享全球经济的领导地位,一个中美主导的全球经济合作“G2”模式,将克服现行国际体系中的很多困难。他认为,“G2”模式可以准确定位中国的新角色,能让中国准确地感受到自己是一个全球经济巨人,是国际秩序的合法建设者和维护者。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也表示,美中两国应建立一种“命运共同体”,把两国关系提升到“二战”后跨大西洋关系的高度。然而,对于“G2”构想,中国国内反应冷淡,甚至以批评的声音为主,持怀疑态度的观点主要有两类:第一种看法是,美国是否真心让中国共同发挥领导作用,这一点值得怀疑,美国几届政府的对华战略向来是合作加遏制,“G2”构想是想通过承担国际责任的借口“收编”中国,把中国变成美国主宰世界的一个支撑点;另一种看法认为,成为与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平起平坐的合作伙伴,并不符合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的地位和基本外交政策,甚至导致其他国家怀疑中国有追逐霸权的图谋,“G2”是一个美丽的陷阱。

  不论是对G8 邀请的“冷处理”,还是对“G2”概念的抵制,都体现了中国对改革开放以来外交政策的延续性。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国领导层逐渐放弃“三个世界”理论,转而重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以便为中国现代化发展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1990年12月,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在观察国际形势后,作出了“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表述,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指引。他说:“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都站在第三世界一边,永远不称霸,也永远不当头。但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作什么?我看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在原则立场上把握住。”这段话在2004年中央文献出版的《邓小平年谱》中被归纳为著名的20字箴言:“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此后的江泽民、胡锦涛两代国家领导人分别提出了“因势利导”和“和平崛起”都可以看作是对“韬光养晦”政策的延伸——中国善于在国际形势中发现历史机遇,来推动国家利益的提升。例如,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首先由俄方提出,中美战略伙伴关系则是克林顿总统在1996年11月访问澳大利亚时首先提议的,两段关系都因为中国方面迅速接纳对方建议而迅速发展。在多边领域,“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策略体现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投票中,为了平衡复杂的后冷战世界局势,维护与美国的双边关系,中国投票比较“稳健”,整个20世纪90年代中国共投出弃权票45次,是常任理事国中投弃权次数最多的国家。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体量不断上升,全国GDP在2010年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面临重新定义,无论承认与否,中国都成为了世界舞台上最重要的支柱之一。在这样的新形势下,新一届政府提出了“主动谋划,努力进取”的大国外交理念,在继续保持“韬光养晦”的同时,向“有所作为”倾斜。中国选择了若干个能找到支持者并具有综合效益的领域作为外交创新重点,例如:IMF投票权和特别提款权改革、发起新开发银行(NDB,也称作金砖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启动“一带一路”倡议、增加联合国维和任务的参与,以及举办杭州G20峰会等。

  2015年12月,美国国会终于批准了拖延5年的IMF改革方案,中国在IMF中的出资配额(即投票权)从3.8%上升至6%,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成员,改革后的配额将改善中国在IMF 中的发言权,并更好地反映国际经济的现实发展。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加入IMF 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意味着人民币将在IMF 有关交易中扮演核心角色,享有储备货币地位。“入篮”意味着人民币从此肩负新的国际责任,中国政府将对货币政策进行更明确的市场沟通,并且参与营造更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

  2001年,美国高盛公司首席经济师提出“金砖四国”概念,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被认为将改变世界经济格局。2008年以后,“金砖四国”开始启动国际合作,并在2009年举行了第一次峰会。2014年7月15日,在第六届金砖国家峰会上,包括南非在内的5国签署文件,创建1000亿美元资本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NDB),为成员国、新兴市场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和项目融资,并创造价值1000亿美元的“应急储备”,用于帮助成员国抵消金融震荡。2015年7月21日,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正式开业,总部位于上海。

  2014年10月24日,针对亚洲地区基础设施的巨大投资缺口,中国与孟加拉国等21国在北京正式签署《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备忘录》,经过长达半年的五次谈判会议后,50 个创始成员国于2015 年6 月29 日签署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该协定于同年12月25日正式生效,亚投行宣告成立。亚投行包括57个创始成员,拥有1000亿美元的法定资本,中国作为发起国和第一大股东,在初期拥有26.06%的投票权。亚投行是中国倡议设立的首个多边金融机构,尽管美国曾批评成立亚投行的决定,英国等国却纷纷申请成为该行创始成员,最终创始成员数甚至超过中方官员预料。亚投行成立的意义在于,作为非传统大国的中国发挥了全球治理的核心作用,并以“精益、清洁、绿色”的新理念开创多边开发融资的新路径,有助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平、合理、有效的方向发展。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和精简机构,亚投行在组织架构的一个重要创新是不设常驻董事会,这将成为亚投行相对世行、亚行等“前辈”的后发优势,这些机构的常驻董事会多年来被批评“过时”“延缓决策过程”。

  2016年9月4日至5日,20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在中国杭州召开,本次G20峰会涉及全球经济、金融、政治、安全与环境等议题,是中国继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后,又一次走上全球事务的世界舞台,体现了中国号召力与国际地位的提升。杭州G20峰会是中国迄今为止举办过的规格最高、最受全球瞩目的一次国际会议,创下了G20历史上的多个“第一次”:第一次将发展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围绕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订行动计划;第一次制定结构性改革优先领域、指导原则和指标体系;第一次把绿色金融议题引入G20议程。中国向国际社会表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组成的G20,不仅关注自身福祉,更心系全人类共同发展。

  最能体现“有所作为”的中国外交新方略是“一带一路”倡议。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期间,分别提出中外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两个概念后被合称为“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倡导通过陆路与海路连接亚太地区,发展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并加强沿线基础设施建设。“一带一路”倡议符合亚欧大陆经济整合战略,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2015年3月,中国政府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五通”合作重点。截至2016年9月,中国已经与七十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完成战略对接,达成联合声明、双边协议/ 合作协议、合作备忘录/ 谅解备忘录、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合作规划纲要等成果。为了给“一带一路”框架内的经贸合作和多边互联互通提供投资期限较长的融资支持,除了倡议发起亚投行外,中国专门成立了资金规模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按照市场化、国际化、专业化的原则开展以股权投资为主的投资业务。

  2017年5月,中国主办了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这是中国继2014年APEC峰会、2016年G20峰会之后最重要的一次国际峰会,不亚于G20和APEC量级的各国政要参与此次峰会,这也是中国第一次发起和主办如此高规格、大规模的国际峰会。可以预见,峰会将为“一带一路”提供一个和平的、包容的、相对松散的国际经济合作平台,支持国家层面的政策沟通、软硬机制的建设,并促进沿线参与各国与亚投行、亚开行、世界银行等多边银行之间的开发融资合作。

  此外,近年来中国在联合国中的作用和地位也在迅速提升。2000年以前,中国分摊联合国会费仅为0.995%,2000年之后中国分摊会费迅速上升,2013年至2015年,中国的联合国会费分摊比例为5.148% ;2016年至2018年,中国的会费分摊比例将达到7.921%,仅次于美国(22%)和日本(9.68%),位居第三。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中国累计派出维和人员三万余人次,目前有二千六百余名维和人员在11个任务区执行维和任务。2015年,中国应缴纳的维和预算比例为10.2%,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维和经费贡献国。2015年联合国维和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支持改进和加强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六项承诺,提出维和待命部队组建、直升机分队派遣、培训各国维和人员、帮助非洲加强维和能力建设等一系列新举措。

  2017年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赴瑞士出访并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主旨演讲,提出要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他表示,国际社会对中国政策走向有很多议论,但是中国有“四个不会变”的决心: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不会改变;促进共同发展的决心不会改变;打造伙伴关系的决心不会改变;支持多边主义的决心不会改变。这说明,中国在未来将更自信地参与全球治理,主动发挥自己在特定领域的优势与特长,为人类共同和长远利益提出中国方案,为现有全球治理机制中的不足与缺陷提供补充。

  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中国已改变了在联合国安理会投弃权票的习惯,中国驻联合国大使也不再被戏称作“弃权大使”,例如当美国在2014年空袭“伊斯兰国”时,中国第一天就表态“有限度支持”,反而不少西方国家显得踌躇。中国在国际场合越来越多提及“负责任大国”的国际理念,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上海合作组织、亚投行等国际机制中,中国具有实际主导力;在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G20、亚太经合组织(APEC)中,中国的影响力也在日益上升。因为中国的巨大经济规模和政治影响力,全球治理已经越来越离不开中国。

  亚投行首任行长金立群曾指出,由于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需求量大,实施周期长,收入流不确定等因素,私人部门大量投资于基础设施项目存在难度;亚洲地区并不缺乏资金,缺少的只是融资机制,因此需要搭建一个专门的基础设施投融资平台,以充分利用本地区充裕的储蓄。亚洲的区域性金融基础设施不完善,让亚洲多国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付出了巨大代价。亚洲国家间的货币错配、亚洲金融市场的债务期限错配,以及金融结构的错配至今仍然影响着亚洲经济发展——由于亚洲国家缺乏获得发展所需的长期资本的金融制度安排,尽管亚洲国家普遍储蓄率较高,但金融机构投资的方向往往会选择欧美市场,然后欧美投资者再拿这部分资本投入亚洲市场。亚投行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其巨大的开发融资能力,还在于其构建亚洲金融制度的潜力,以及打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本地区垄断地位的好处。

  “中国方案”的主要内涵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习近平主席曾表示,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同时也是受益者;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体系,不意味着另起炉灶,而是要推动它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2017年2月17日,习近平在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上表示,“要引导国际社会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以及“引导国际社会共同维护国际安全”。“两个引导”的提出意味着中国不仅要多参与国际事务,做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和建设者,而且还要做国际体系的贡献者和引领者。中国将逐步走出“韬光养晦”阶段,与时俱进地打造治国方略和外交大略,实现“世界大同”的理想。


引用本文相关内容请注明出处:《大转向:谁将推动新一波全球化》,作者:王辉耀、苗绿,东方出版社出版。


中国将更自信地参与全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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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中美还有战略机遇合作期吗?]]>
中美还有战略机遇合作期吗?

  2017年4月,“习特会”爆出惊喜并获得高分评价,一扫特朗普自参加总统选举以来,抨击中国是“汇率操纵国”、没在世界经济中公平行事、利用美国赚钱、抢了美国的生意等等言论造成的阴霾和对两国关系充满不确定性的预期。

  两国元首在首次会晤中展现出对大局的高超把控力:“我们有一千个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美中两国作为世界大国责任重大”“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双方应该就重要问题保持沟通和协调,可以共同办成一些大事”……这些共识为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定下基调。

  在当今世界各种不确定性不断增加的大背景下,中美关系作为世界形势“压舱石”的作用更加凸显,中美加强合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提升。2017年下半年十九大将召开,我国的国家高层领导将保持稳定。同时,特朗普刚开始其四年任期,并且存在着赢得连任的可能性,其内阁团队也进入稳定期。我们认为,可以预计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中美两国领导人会保持相对稳定的高层沟通,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营造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过去的一年,世界上爆出英国“脱欧”等重大的“黑天鹅”事件,全球化进入新的转折阶段。中国通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积极参与全球化并从中受益巨大,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在当前的大环境下,中国也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面对新的全球化形势,采取怎样的全球化战略定位成为关键。过去我们更多地谈“中国故事”、“中国模式”,今后则要更多地站在全球视角,用全球话语体系来讲全球化。我们认为,目前中国的国际化人才储备、企业竞争力、全球治理能力等,还不足以支撑中国对新一轮全球化的引领,不宜大张旗鼓地说中国要引领全球化,应该在坚定捍卫全球化的同时,明确并宣传“推动”、“共建”、“提升”全球化的战略。

  随着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愈发重要,世界各国在2008 年经济危机后陷入经济的长期持续低迷期,对中国也抱有巨大的期待。中国以往的发展经验、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新的探索实践,能为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提供诸多建设性的解决方案。

  曾经,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在观察国际形势后,做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表述,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指引。此后江泽民、胡锦涛两代国家领导人分别提出“因势利导”和“和平崛起”,都可以看作是对“韬光养晦”政策的延伸。当中国的GDP在2010 年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面临重新定义,不论承认与否,中国都成为了世界舞台上最重要的支柱之一。我国新一届政府提出“主动谋划,努力进取”的大国外交理念,在继续保持“韬光养晦”的同时,向“有所作为”倾斜。我们认为,应采取介于“韬光养晦”和“高调表现”之间的态度,积极参与全球治理,适时发声,更多地在经济领域凭借现有优势主动出击,在亚投行获得成功的基础上,加强沟通与合作,促进全球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肩负起更多的责任与担当。

  2017年初,习近平在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发表的主旨演讲《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获得前所未有的全球好评。我们应该努力提升全球治理能力,在全球治理的舞台上更加积极进取。这需要大力培养具有国际视野、能够驾驭国际事务的全球治理人才,积极加入各类国际组织,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和管理,创新国际机构,不断提升全球治理水平。我们应加快推进更加开放的国际人才政策,广泛吸纳国际人才,充分发挥华侨华人作用,并发起设立世界人才组织,对全球人才流动发挥更多协调作用。我们还应推动建立“一带一路”国际组织以及常设机构,就像马歇尔计划促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设立,“一带一路”倡议也可以带动新的国际机制的建立,从而发挥更大作用。

  2008 年夏,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伯格斯滕(C. Fred Bergsten)在《外交》(Foreign Affairs)杂志上发文首提“G2”(中美国)构想,倡导美国应寻求同中国发展一种真正的伙伴关系,以实现对全球经济体系的共同领导,而不是纠缠于双边关系中的众多问题和相互抱怨。他认为,中国已经是个名副其实的经济超级大国,美国应当成全中国,使其成为国际经济秩序的合法建筑师和管理者,使中国与其作为全球经济超级权力的新角色相匹配。

  这一前瞻性的视野值得钦佩。现在“习特会”开启了一个非常好的开端,我们要充分把握住未来相当长时间的战略机遇期,加强全方位、多层次的中美对话与合作,通过维护已有成果,继续深化双边投资与贸易合作,务实地解决问题;充分发挥美方跨国公司和商会等团体的作用;共同推进全球和地区经济治理体系的完善与升级;加强更广泛的全球治理合作,共同推出更加合理的公共产品;保持冷静、务实的态度,加强政治、安全领域的对话与合作,共同管控危机;拓展人文交流,加强双方在文化交流、高等教育、旅游等方面的合作;加强双方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推动双方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加强与美国地方各州的全面合作;充分发挥智库的“二轨外交”作用等诸多方面推动中美关系健康发展。正如CCG 主席、原外经贸部副部长、原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所说,“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和美国的关系搞好了一好百好,和美国的关系搞坏了一坏百坏”。

  但是,我们也需要认清,对于任何一个大国来讲,其外交和战略的影响力与竞争力的本质是国内力量 。因此,我们应把握此战略机遇期,把注意力和努力压倒性地放在中国国内,稳增长、调结构、深化改革,打造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在继续改革开放的基础上更好地跟美国深化合作,互利共赢,从而更好地参与全球治理,在世界舞台上发出中国好声音。

全球化智库(CCG)主任 王辉耀
全球化智库(CCG)秘书长 苗绿
2017年5月



引用本文相关内容请注明出处:《大转向:谁将推动新一波全球化》,作者:王辉耀、苗绿,东方出版社出版。

中美还有战略机遇合作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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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王辉耀:有效推进区域和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王辉耀:有效推进区域和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王辉耀,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国务院参事

    2017年5月14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高级别会议“推进贸易畅通”平行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推进“一带一路”贸易畅通合作倡议》(以下简称《倡议》),就大力提升经济全球化、深化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达成共识,并就促进贸易增长、振兴相互投资、促进包容可持续发展提出实施方案。

    当前,世界各国迫切需要解决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治理滞后、发展失衡的突出矛盾,“一带一路”倡议正是建设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新型全球化所迫切需要的有效推进方案。经过4年的发展,“一带一路”已经进入到构建国际共识、打造国际平台、建设国际治理体系实施的新阶段。此次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一带一路”提上全球议事日程,从中国的倡议变成全球的倡议,从中国项目变成世界项目,就“一带一路”倡议的循序发展形成更多建议与共识,提出相应的规划和机制。《倡议》正是其中针对贸易和投资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来看有以下值得关注的成果:

    首先,中方为推进贸易畅通合作提出了一系列具体举措,包括继续扩大市场开放、实施积极进口政策、举办国际进口博览会、商建自由贸易区、加大对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帮助沿线国家加强经贸及投资人才能力建设等。这些具体举措通过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切实保证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能够共享经济全球化的红利,充分展示了中国带动世界经济共同发展的责任担当。可以说,正是以“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标志,中国进入经济全球化的崭新阶段。我们通过实施更加积极主动、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更加深入地参与到全球经济治理中,成为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动力。

    同时,《倡议》强调,各方重申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基石的多边贸易体制,并将加强“一带一路”倡议与其他倡议和计划的对接与合作,这充分说明了“一带一路”并不是中国独自“另起炉灶”,而是要坚定维护现有多边机制,并协同各个国家、地区以及国际组织,共同推进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不断完善。而且,“一带一路”倡议与联合国的相关倡议和计划目标一致,有广泛的合作空间,加强对接有助于各个国家和地区更加充分地参与进来。

    此外,《倡议》还着重强调了发展新业态、促进服务贸易合作、探索创新投资合作模式、加大区域价值链投资等具体举措,这些都将极大地推动“一带一路”沿线的贸易与投资合作,加快产业链条的完善升级,重塑沿线商业格局,帮助沿线国家、地区和百姓真正从经济全球化中获益。

    《倡议》是为推动区域和全球贸易与投资发展作出的积极努力。我们相信,各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企业、专业人士等不同主体都能充分地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来,共享共建共赢,共同唱响这首全球化大融合大发展的大合唱。(原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王辉耀 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国务院参事)


来源:参考消息 2017-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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